摘要1：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度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之九、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发布2012-2022年金融审判十大案例之十：甲医疗保障管理中心与乙医院追偿权纠纷一案——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医疗费后可向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机构追偿
【裁判要旨】医保患者在接受诊疗中发生医疗损害事故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就已经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有权按照责任比例向医疗机构进行追偿，医疗机构的责任不能因医疗保险报销医疗费用而得以减免。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注意审查原告的追偿权是否存在、可追偿的医疗费金额、因迟延履行而造成的资金损失时间起算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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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保险法解释（二）》第１６条第２款规定“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其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起算。”（２）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人取得求偿权之日起算，而非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时间。
【解析】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时效期间属于新的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故诉讼时效从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起算。
摘要2：【注解】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点”海陆有别“（海上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适用不同规则）——（１）因《海商法》第１３章请求权引发的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日的批复》，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日应当按照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中被保险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日予以确定；《保险法解释（二》第１６条第２款规定不适用于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２）其他商业保险等则适用《保险法解释二》第１６条第２款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应自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起算。
摘要1：【裁判摘要１】依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行政机关已经明示不履职的，一般起诉期限无法重新计算，适用通常起诉期限——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以启动是否需要当事人申请为标准，可分为依申请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依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两种。依申请不履职可以分为拒绝履行和不予答复两种，依职权不履职亦可分为明示不履行及默示不履行两种。前者指行政机关以明示的方式拒绝履行法定职责，后者是指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申请不予理睬、不作出明确答复或者行政机关不作出是否将作出行政行为的表示等。当事人知晓两种行为内容的时间不同，因此两种行为起诉期限起算点也应当有所不同，如果行政机关已经明确告知或通过其行为已经能够明确知道行政机关将不作出相应行政行为的，此时原告就已经知道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存在，即应开始计算起诉期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一审起诉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对依申请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规定六个月起诉期限主要考虑到在起诉期限届满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再次提出履责申请，行政机关有义务继续履行，否则仍然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此为行政机关新的不履责行为，与已超过起诉期限的前一个不履责行为不是同一个行政行为，当事人可以再次向行政机关提出履职申请，起诉期限仍可延续。但依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行政机关已经明示不履职的，一般起诉期限无法重新计算，因此，此种情况应当与提起撤销诉讼一样，适用通常起诉期限。
【裁判摘要２】本案，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及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是行政机关依职权应主动履行的职责。《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没有对征收补偿决定的作出期限进行明确规定。本案2015年6月3日，包河区房屋征迁证照确认小组在《合肥晚报》对被安置人员名单进行了公示,卫××未在公示名单中。卫××在其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说明中承认，此时卫××已经知道其未被安置，即其知道了被诉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存在。2015年8月10日、2015年9月2日，淝河镇政府、包河区政府分别在信访答复意见、信访复查意见中又再次明确对卫××良的安置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卫××于2018年1月24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包河区政府、淝河镇政府履行征收补偿职责，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裁判摘要３】卫××主张2017年1月29日其突然发病，发病期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该条规定的“被耽误的时间”主要包括由于不可抗力确实不能行使诉权的情形、当事人在起诉期限内通过法定途径主张相关权利，等待处理结果的情形或者基于信赖而等待相应处理结果的情形等。卫××虽然提供住院病历等证据，证明其患脑梗死等疾病于2017年1月29日至2017年2月16日入院治疗，但《出院小结》中记载，出院后应“注意休息，避免劳累，适当锻炼，生活规律，注意康复锻炼”。说明卫××患病修养期间并不耽误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其亦可委托他人起诉，故卫××住院期间可以扣除在起诉期限外，但其他时间不应扣除，卫××仍超过起诉期限。卫××主张其未超过最长起诉期限，本院认为，最长起诉期限是针对当事人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情况下的规定，本案卫××已经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不适用最长起诉期限的规定。
【裁判摘要４】卫××主张其一直通过信访渠道主张权利，相关期间应予扣除。本院认为，当事人申诉信访所耽误的时间没有可以保护的信赖利益，属于当事人自身放弃通过法定诉讼途径解决争议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不属于应予扣除的期间。
摘要1：【裁判摘要】违约行为结束才能确定违约责任，违约金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从违约结束之时开始——关于上诉人硚口区土地中心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本案诉讼因硚口区土地中心主张武汉轻工大学履行《收储补偿协议》违约，进而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而形成，硚口区土地中心关于违约金的主张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按照双方达成的关于“如武汉工业学院违反本协议约定，造成腾退与交付迟延的，每迟延一日，武汉轻工大学应按硚口区土地中心已付款的万分之三向硚口区土地中心支付违约金，如超过30日，则自第31日起，每日按硚口区土地中心已付款的万分之六向硚口区土地中心支付违约金”的约定，双方应按照一定的比例按日累计计算违约金，违约的持续时间直接影响违约金的计算比例及最终数额。从查明的事实看，本案的违约及结束的时间待定，违约时间状态固定的，封闭而非持续开放，在违约期间过后，双方因违约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明确，当事人之间产生了包括确定数额在内的特定的关于违约金的权利义务关系，违约期间作为涉案债务形成的事实基础及计算依据，已成为一个时间整体，不能分割，故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从违约结束之时开始。在武汉轻工大学直至2013年8月15日就涉案土地资产交付完毕前，代表硚口区土地中心的六角亭指挥部就该土地收储的具体事由与武汉轻工大之间一直有往来函件。目的是督促武汉轻工大学履行合同义务，该主张权利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情形进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因此，硚口区土地中心于2015年8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尚未经过诉讼时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378号
【摘要】轻工大学未及时搬迁腾退的违约行为是持续行为，因此诉讼时效应当从违约结束之日开始，原判决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是妥当的。
摘要1：解读：起诉期限制度中起诉人对行政行为的“知道”并不包括对行政行为违法性的认识，起诉期限起算不以违法性认识为必要条件——（１）起诉人自知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起诉期限便开始计算；（２）不以起诉人认识到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作为起诉期限的计算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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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杨临萍:《社会法理念下的工伤保险行政案件司法审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28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45-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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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基于持续习性侵权行为产生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从第一次锁机时知道该侵害行为的时间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百事成公司与林××因车款问题一直有纠纷，百事成公司的两次锁机以及中间的租车还贷行为实质上是一个整体，都是基于林××拖欠贷款而引发的，故诉讼时效应从第一次锁机时林××知道该侵害行为的时间起算。百事成公司第一次锁机是在2007年8月1日，林××挖掘机被锁后无法工作，其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时效从2007年8月1日开始计算。然而，2008年2月28日林××写给百事成公司一份《请求书》，请求百事成公司不要锁机，该份《请求书》上面虽然只有林××的签字，但是百事成公司一审期间作为林××拖欠其贷款的证据提交的，可以认定百事成公司收到了该份《请求书》。2008年6月6日林××给邓××出具了一份《承诺》，要求邓××在林××还清贷款后将挖掘机返还，《承诺》上面有邓××的签字。2010年4月20日林××曾向一审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撤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二条的规定，中途双方就贷款偿还、停止锁机的事项进行协商以及林××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事实，已经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故林××2010年11月16日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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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基础关系当事人通过出票日期留白的支票进行欠款清偿，其效果使原先确定的基础债务到期日转化为概括性的不确定到期日，并在持票人填写完整出票日期并为提示付款时再行确定，基础债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也应依此判定；（２）空白支票因出票日期补充记载而确定定，诉讼时效应当从支票退票时起算，而非以结算协议约定的付款之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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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三条“持票人应当按照下列期限提示付款：……(二)定日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或者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自到期日起十日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的规定，因海纳科技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于2020年5月11日向承兑人力帆财务公司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视其于2020年5月11日向力帆财务公司提示付款，该日期已超过了自到期日十日内的提示付款期限，故应认定海纳科技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力帆财务公司提示付款。．．．．．．参照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支付结算办法》第三十六条“商业汇票的持票人超过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持票人在作出说明后，仍可以向承兑人请求付款”的规定，因海纳科技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承兑人力帆财务公司提示付款，其已经丧失对除承兑人力帆财务公司和出票人力帆乘用车公司之外的前手，即伯坦科技公司、伯高科技公司、腾利欣科技公司的票据追索权。
【裁判摘要２】（１）票据追索权纠纷中算法院仅支持１倍ＬＰＲ计算的利息；（２）持票人逾期提示付款利息起算点为提付付款日而非票据到期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如前所述，因海纳科技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向力帆财务公司提示付款，一审法院以2020年5月11日作为利息的起算时间，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所称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一审法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于法有据。海纳科技公司主张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2倍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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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持票人被拒付后又数次向承兑人提付付款且均被拒付，追索权利时效期间起算点以第一次被拒付之日为准；（２）后续重复提付付款构成持票人向承兑人行使票据追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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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定：关于本案票据时效的问题，根据《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本案中时效问题的争议点有三：一是再追索权时效的起算点。一审法院认为，票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并未明确界定清偿日的概念。司法实践中，清偿日一般被理解为“前手向持票人进行清偿”，并不会考虑清偿的自愿性问题。“清偿日”或“被诉之日”在时效起算点的计算上确实是选择关系，但这种选择是基于一个日期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将另一个日期作为备选。本案中，蓝星公司于2019年11月30日向无锡康兴公司履行了清偿责任，那么“清偿日”即为2019年11月30日。二是在清偿方式为承兑汇票的情况下，再追索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应从转让汇票的时间起算还是从汇票到期日起算。票据法中的清偿日应做广义理解，即具有清偿义务的债务人实施了清偿这一行为的时间点就可以被认为是“清偿日”，不必以承兑汇票到期日作为时效起算点，否则不利于保护其前手的票据权利。因此，对蓝星公司提出的汇票到期日即2020年2月28日应为“实际清偿日”的主张不予采纳。蓝星公司再追索权的时效起算点为2019年11月30日，其应当在2020年3月1日前向其前手神马公司行使再追索权。三是关于蓝星公司主张的票据权利时效因不可抗力是否可发生中止中断并顺延的问题。庭审中，蓝星公司主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抗力影响而无法行使票据权利期间，申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四项中的“三个月”应当为除斥期间，为法定的诉讼期限，不应适用民事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定：关于再追索权利时效的起算点问题。根据《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本案中，蓝星公司于2019年5月7日被无锡康兴公司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民事判决，蓝星公司为履行上述判决中的金钱给付义务，于2019年11月30日以背书转让给无锡康兴公司承兑汇票形式进行了清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
摘要2：（续）（三）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第七十一条规定：“被追索人依照前条规定清偿后，可以向其他汇票债务人行使再追索权，请求其他汇票债务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已清偿的全部金额…”根据上述规定，再追索权的权利主体应为票据持票人。本案中，蓝星公司于2019年11月30日向其后手无锡康兴公司清偿票据债务后，取得涉案票据及其他清偿相关证明，此时其作为涉案票据持票人取得向其前手神马公司的再追索权。虽然蓝星公司于2019年5月7日被提起诉讼，但2019年9月11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才作出民事判决，在判决之前无锡康兴公司的追索权尚未得到支持，蓝星公司是否承担清偿义务尚未确定，且在没有履行偿还义务之前，蓝星公司无法收回票据及其他相关证明向神马公司展开再追索，故一审认为蓝星公司清偿后成为票据持票人进行再追索，从2019年11月30日即“清偿日”开始起算再追索权利时效符合本案实际。故神马公司上诉认为一审以“清偿日”起算蓝星公司再追索权利时效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注解】票据权利时效系除斥期间，属于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但可以适用票据权利时效中断的规定。
摘要1：【裁判摘要】（１）被追索人主动清偿的，票据再追索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为清偿日；（２）被追索人未主动清偿被提起诉讼，票据再追索权行使期限起算点为被提起诉讼之日——《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四)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本案中，品众公司于2020年1月即被最后持票人森豪公司以诉讼方式追索，同年4月与森豪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同年6月被人民法院通过强制执行的方式清偿案涉票据款项。前述法律规定为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行使期限设置了两个并列的起算时间，包括清偿日和被提起诉讼之日。品众公司认为“清偿”包括主动清偿和被动清偿。就此本院认为，“被提起诉讼”意味着持票人并非主动清偿而系被动清偿，既然“被提起诉讼”与“清偿”系作为两种并列情形在同一条款中加以规定，前述“清偿”即应理解为与“被提起诉讼”之被动清偿相对的“主动清偿”。如将前述“清偿”解读为包括被动清偿的情形，而被动清偿的时间节点可以发生于任何时间，由此产生的再追索权行使期限事实上也将不受任何时间限制，违背了《票据法》对于票据权利较短时效的立法精神，甚至导致票据权利人怠于行使其票据权利。本案中，品众公司并未向最后持票人主动清偿，而是于2020年1月被通过诉讼方式追索。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即使以品众公司收到对方诉讼材料之日起计算，至其于2020年9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向其前手明龙公司行使再追索权，亦已远远超过前述规定的三个月行使期限，相应的再追索权业已消灭，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其相关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追索人主动清偿的）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被追索人未主动清偿被提起诉讼）起３个月。
【注释】（１）被追索人主动清偿的——票据再追索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为清偿日；（２）被追索人未主动清偿被提起诉讼——票据再追索权行使期限起算点为被提起诉讼之日。
解读２：另外裁判观点——即使被提起诉讼之日到再追索权人行权之日超过３个月，但只要实际清偿之日到再追索权人行权之日未超过３个月，持票人仍然享有再追索权。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票据法》第７０条第１款第２项、第７１条第１款第２项规定，票据追索权纠纷中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法院仅支持１倍ＬＰＲ计算的利息。
【注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２条规定：“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所称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应解释为“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参考案例：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渝民终13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辽民终973号
摘要2：【注解１】（１）持票人逾期提示付款利息起算点为提示付款日而非票据到期日（持票人请求前手支付票据到期日至提付付款日之间利息不予支持）。——参考案例：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渝民终13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川01民终1913号；（２）逾期提示付款以以汇票到期日为利息起算点。——参考案例：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111民初13408号
【注解２】持票人于票据到期日前提示付款被拒付后有权向前手主张自提示付款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利息。——参考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0103民初3038号
【注解３】（１）持票人未于法定期间内向直接前手书面通知拒付事由丧失向直接前手主张逾期通知期间内利息的权利（利息自立案之日起算至清偿之日止）。——参考案例：山东省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鲁0191民初524号；（２）持票人未将拒付事由书面通知前手并不丧失追索利息的权利。——参考案例：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津03民终6号；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云0112民初5515号
【注解４】（１）票据法第７１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持票人与出票人就票据兑付约定逾期付款利息依法有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88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1民终5767号；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05民初603号；（２）持票人与出票人约定逾期利息高于LPR4倍的部分不予支持.——参考案例：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黔03民终3129号
摘要1：【裁判摘要】以汇票到期日为利息起算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七十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故磊鑫公司主张星华公司、中岩公司连带支付汇票金额318833.69元及自到期日起的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解读】本案持票人提示付款日为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２日，汇票到期日为２０２１年７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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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给付物业费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确定｜物业服务费债权是典型的继续性合同项下定期给付债权，给付每一期物业费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从每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关于丽园物业公司主张的部分物业管理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本院认为，因广发行开平支行未缴纳物业管理费，丽园物业公司分别于2004年3月－2007年9月期间，逐月或不间断的通过邮政特快专递方式向广发行开平支行送达《催款通知书》，要求该行缴纳拖欠的物业管理费，其对债权的主张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依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丽园物业公司自2007年9月催款至2008年1月提起诉讼，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广发行开平支行虽称2004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26日的物业管理费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但并未提供证据推翻丽园物业公司在上述期间向其送达的《催款通知书》，对此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判决认定丽园物业公司要求广发行开平支行支付2004至2007年期间的物业管理费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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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当事人约定对分期履行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从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保证期间。
摘要2：【注解】不同担保人对分期履行债务的不同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何认定保证期间起算点？——倾向认为保证期间的起算应从其担保的每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而不应从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起算。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请求不履行清算义务的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确定——二审判决认定金泉公司、泉发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是否错误。《公司法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债权人基于该款规定对于清算义务人享有的请求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由于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债权人因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产生财产损失之日起算。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05年5月26日，金泉公司、泉发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再字第5号判决书。2006年5月22日，因东信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执行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28日作出(2007)裕指执字第2-2号民事被申请人河北东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提交清算所需的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债务清册、债权清册、财务账册等说明财务状况的材料，经向被申请人的股东（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贸易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新华区××建设开发公司、河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及董事会释明，被申请人的股东及董事均未提交清算所需的上述材料，致使该案无法清算。该院遂于2016年1月15日作出(2011)新民清（算）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因此，金泉公司、泉发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由于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致使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产生财产损失之日为上述两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裁定书生效之日。故金泉公司、泉发公司于2016年8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请求权超出诉讼时效期间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管理人请求给付必要管理费用、损害赔偿费用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确定——对于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陈×主张陈××、徐××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但根据陈露在（2013）永法民初字第01751号民事案件中的答辩意见，即陈×于2011年2月22日向陈××出具了金额为30000元的欠条，出具欠条的原因系陈××在农转非时为其垫支了几千元费用，陈××要求其出具，其实际认可了陈××已向其主张权利，故其该项辩解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陈××向陈×主张权利后，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开始计算。因此，陈××、徐××的诉讼请求尚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虽然询证函载明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但可推定为其认可案涉债务的存在并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关于本案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2012年至2017年8月期间，嘉德公司与鞋帽公司之间多次通过询证函互相征询复核案涉欠款数额，虽然询证函载明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但不论是嘉德公司主动向鞋帽公司声明尚存债务还是针对鞋帽公司的询证确认欠款金额的行为，均可推定为其认可案涉债务的存在并有归还的意思表示。现有证据表明，嘉德公司至迟于2017年8月6日再次向鞋帽公司询证欠款事宜，鞋帽公司亦予以反馈，故鞋帽公司主张债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当自2017年8月重新计算，本案之诉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嘉德公司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 摘要——承包人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优先于一般抵押权和普通债权的清偿顺位，对承包人意义重大。因此，如何确定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也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结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22条的规定，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日进行了类型化分析，并对承包人采取多种行使方式时如何确定行使日进行了探讨。裁判机构在确定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日时，不应机械地套用“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而应综合考量该行使期限的性质及承包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主观因素，并根据具体个案的不同情形作出认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先有印文后有打印字迹不能证明系伪造——《司法鉴定意见书》并不能证明《采矿权解除抵押备案申请书》和2014年11月11日出具的《证明》（即贷款未发放证明）系伪造。中国银行赤峰分行提出抵押权解除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有人蓄意伪造了解押申请，导致其抵押权被非法解押。经审查，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采矿权解除抵押备案申请书》和2014年11月11日出具的《证明》上“中国银行赤峰分行”的印章印文与打印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均为先有印文后有打印字迹。但《司法鉴定意见书》仅能证明案涉《采矿权解除抵押备案申请书》与《证明》的印章印文与打印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并不能直接证明两份文件系伪造。相反，《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两份文件上加盖的“中国银行赤峰分行"印章系同一印章盖印形成，系其真章。．．．．．．因此，中国银行赤峰分行提供的新的证据材料并不足以推翻其抵押权已消灭的基本事实。
【裁判摘要２】（１）再审事由“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之“法律”指实体法而不包括程序法；（２）中止审理是否合法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再审事由——原审不中止审理是否合法不属于法定再审事由。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主张的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再审事由进行再审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了十三项再审事由，其中第六项为原审“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七至十三项为程序类事由。可见，尽管程序问题在某些情形下也可被认为属于法律适用问题，但在上述法律明确将“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与七项程序类事由并列的情形下，该处的“法律”显然指向实体法，不应包括程序性法律问题。再审事由法定化、明晰化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应有之义，也是近年来民事诉讼法修改相关内容所追求的立法价值。面对原审诉讼中可能存在的远多于上述七类事由的程序问题，法律并未一概将其作为再审事由，而是只将其中的严重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程序问题明确为再审事由。如果将原审“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解为其后七项程序类事由的兜底条款，将导致对程序类事由的具体列举失去再审事由法定化、明晰化的意义。因此，作为再审事由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的“法律”应指向实体法，而不应包括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对该再审事由的解释也印证了这一点。故本案中国银行赤峰分行关于原审应当中止审理而未中止，故应予以再审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同。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95号
【摘要】关于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光大投资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间的问题。中国银行赤峰分行上诉主张，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应当依据原审法院的保全裁定书以及中国银行赤峰分行的中止执行申请书，获悉正在进行的(2016)内民初15号诉讼与其有利害关系，起诉期间应从中国银行赤峰分行申请中止执行和保全时起算，已超过六个月。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撤销对象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起诉期间应从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民事权益之日开始起算。本案中，中国银行赤峰分行未提交保全裁定书及中止执行申请书相关证据，也未提交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全裁定及终止执行申请等相关事实，本院难以认定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未参加相关诉讼有明显过错；况且中国银行赤峰分行主张申请中止执行和裁定保全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5月30日和6月6日，彼时(2016)内民初15号判决书尚未作出，更未生效，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无法知道该判决损害其民事权益，故不应以该两时间为起诉期间的起算点。因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并非(2016)内民初15号诉讼当事人，其在原审中提交证据证明了(2016)内民初15号判决书于2016年12月27日发布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其主张以该时间作为行使诉权的起算点，具有合理性，故本案起诉期间应从2016年12月27日起算，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于2017年6月5日起诉未超过六个月法定期间。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未通知当事人协商确定评估机构是否违法——2004年施行的拍卖变卖规定第五条确曾规定：“评估机构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后经人民法院审查确定；协商不成的，从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或者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确定的评估机构名册中，采取随机的方式确定。"但于2011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评估拍卖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采用随机方式确定评估、拍卖机构"，据此，人民法院确定评估机构这一环节的关键在于须采用随机方式，而当事人协商已并非确定评估机构的前置环节，本案评估行为系发生在2017年，应当依照评估拍卖规定第三条来确定评估机构，故甘肃高院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采用网络摇号方式随机选定评估机构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拍卖公告期瑕疵不足以实际影响公告的有效性，不符合网拍规定第３１一条规定，不应以此为由撤销涉案司法拍卖——关于华屹公司主张的拍卖公告期不足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网拍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网络司法拍卖竞价期间无人出价的，本次拍卖流拍。拍卖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的应当在拍卖十五日前公告。甘肃高院确定的拍卖日为2017年12月31日，因此该院应在2017年12月31日的十五日之前发布拍卖公告。因2017年12月31日不得计算在期间内，故从该日开始向前的第十五日为2017年12月16日，“十五日前"即指2017年12月16日之前，因此甘肃高院最迟应于2017年12月16日0时前发布拍卖公告，才符合“在拍卖十五日前公告"之要求。但甘肃高院实际于2017年12月16日10时发布拍卖公告，比2017年12月16日0时晚10个小时，存在程序瑕疵。但是结合本案具体情况，考虑到拍卖公告期不足时间毕竟只有10个小时，且一日0时至10时之间通常并非有意竞拍人查询、浏览公告的热点时间，不至于实质影响公告的受众范围，故该程序瑕疵不足以实际影响公告的有效性，并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因此，不应以此为由撤销涉案司法拍卖。至于华屹公司关于甘肃高院确定的拍卖日为节假日，应当顺延的主张，因“拍卖十五日前公告"须先确定拍卖日，再往前倒算拍卖公告应予何日之前发布，系以拍卖日为起算点的期间逆算，而非以拍卖公告之日为起算点的期间顺算，
摘要2：（续）故不应将拍卖日视为自拍卖公告之日开始的期间届满的最后一天，其并不存在节假日顺延的问题。
【裁判摘要３】优先受偿权人可以就拍卖款项优先受偿，但不得以其担保物权或优先受偿权对抗司法拍卖——根据拍卖、变卖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拍卖财产上原有的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因拍卖而消灭，拍卖所得价款，应当优先清偿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受偿权人的债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之规定，司法拍卖对拍卖标的物上的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采取涤除原则，担保物权或优先受偿权因司法拍卖而归于消灭，因此，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受偿权人虽然可以就拍卖款项优先受偿，但不得以其担保物权或优先受偿权对抗司法拍卖。故，即使华屹公司是案涉建筑工程的承包人，其优先受偿权也因司法拍卖而消灭，其不得以优先受偿权对抗司法拍卖，也不得主张合法的司法拍卖损害其优先受偿权。
摘要1：【裁判摘要】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工程移转占有日为竣工验收日，质保期从移转占有日开始计算——关于质保期起算点与付款节点｜广厦公司上诉称，质保期限起算点应为工程验收合格之日，案涉工程未全部验收，故未及质保期起算点。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本案中，除13号楼和幼儿园外，其余工程均未验收，但已全部交付使用，最后交付日为2016年6月13日，一审法院以2016年6月13日为质保期起算点，具有法律依据。广厦公司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