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关停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1：解读：关停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2：【注解】（１）“关停行为”包括下发相关通知、批复、督查送阅件、供电局停电、水务局停水等一系列行政行为，以起诉不符合“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起诉条件为由驳回起诉存在不当；（２）“关停行为”本身完全可以表现为一种行政事实行为，不宜苛求当事人必须择出其中的某一个具体程序性环节才允许起诉。
（2014）京三中民初字11297号；（2017）京民终634号
摘要1：——未达成拆迁补偿协议起诉请求补偿款的应不予受理
【裁判要旨】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虽就地上物的拆除达成合意，但未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支付期限等合同必要之点协商一致的，双方的合同主要义务不能确定，所签订的协议书不能认定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当事人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案号】（2014）京三中民初字11297号；（2017）京民终634号
摘要2：
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甘71行终14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公房的承租人在其所租住的公房被征收时，可以要求获得补偿，故应当享有相应的诉权，应认定原告主体适格——《征补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被上诉人西固区征收办与被上诉人甘肃矿冶局分别作为房屋征收部门和被征收人，依据《征补条例》的规定，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上诉人刘××自2006年与甘肃矿冶局签订《河口住房租赁协议》，租住甘肃矿冶局的房屋。租期一年后，双方虽然未续签协议，但刘××一直租住该房屋至今且租费交至2015年9月，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不定期租赁关系。《兰州市征补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征收租赁国有直管房屋，房屋征收部门应先行与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再按承租人选择的补偿方式分别对被征收人和承租人进行补偿。”第四款规定：“征收租赁其他国有产权的房屋，参照上述款项规定进行补偿安置。”根据上述规定，刘××作为公房的承租人，在其所租住的公房被征收时，可以要求获得补偿，故应当享有相应的诉权。刘××所称“一审法院以主体不适格驳回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苏民申721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员工或雇员能否直接起诉雇主责任险保险公司要求赔偿？——雇主责任险属于责任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团膳公司与平安保险公司签订的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从事保险合同所载明的被保险人的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或患与工作有关的国家规定的职业性疾病所致伤、残或死亡……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表明该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是雇主团膳公司，平安保险公司所承保的是雇主团膳公司对雇员依法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而雇员并不是保险合同当事人。本案再审申请人王××１、于××、万××、王××２、王××３系雇员王４××的继承人，其作为第三者依据雇主责任保险直接向保险人主张赔偿保险金应当有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而团膳公司与平安保险公司签订的案涉雇主责任保险条款中未对此进行相应的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规定了雇员可直接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的情形：“……(一)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所负的赔偿责任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仲裁裁决确认；(二)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所负的赔偿责任经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协商一致；(三)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能够确定的其他情形。前款规定的情形下，保险人主张按照保险合同确定保险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团膳公司对王××１、于××、万××、王××２、王××３所负的赔偿责任未经生效裁判确认，双方也未就赔偿协商一致，不能确定团膳公司的责任，且亦无证据证明团膳公司怠于行使向平安保险公司索赔权利。二审法院据此认定王××１、于××、万××、王××２、王××３不具备主张某某安保险公司直接赔付保险金的诉讼主体资格，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 (2015)行监字第1731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德珑公司在已经丧失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构筑物和附属设施所有权的情形下，对储备中心与唐银公司签订《收地协议》先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收地协议》无效，经终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后，德珑公司再次以保税区管委会和保税区规划房屋局为被告，请求确认储备中心与唐银公司签订《收地协议》的行为违法，德珑公司没有原告主体资格，系重复起诉，一、二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１）经仲裁裁决或者民事判决解除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原土地使用权人与案涉土地不再具有利害关系，对行政机关涉案土地作出的相关行政行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２）原土地使用权不执行生效裁决继续占用土地不能以土地使用权人身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2003）大仲字第0178号仲裁裁决解除了大连保税区土地管理局与德珑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合同》，并判令德珑公司将涉案土地交还大连保税区土地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自仲裁裁决作出之日起已经转移给大连保税区土地管理局，德珑公司至此已经丧失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德珑公司主张保税区管委会未实施收回土地、注销土地登记行为，因此并没有丧失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其主张与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不相符。本院认为，收回土地仅仅是物权转移后的具体实施行为，注销土地登记起到的也只是物权转移的对外公示作用，仲裁裁决生效后，即使有权的国家机关没有及时履行收回涉案土地、注销相关土地登记的法定义务，也并不影响仲裁裁决生效导致涉案土地物权转移的法律效果。因此，德珑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2014）大民三终字第712号民事判决确认，德珑公司已将地上构筑物及附属设施一并转让给唐银公司且已实际履行完毕，据此德珑公司对涉案土地上的构筑物及附属设施亦不再享有权益。
摘要2：【裁判摘要３】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土地储备中心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１３条规定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民事合同，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签订《收地协议》的行为，实质是储备中心与唐银公司进行土地和地上构筑物及附属设施转让的民事行为，储备中心并非行政机关，不行使行政职权，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交易行为，亦不存在受委托或者经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情形，与保税区管委会、保税区规划房屋局的行政职权没有关联性，不能视为两行政机关的行为。因此，德珑公司诉储备中心与唐银公司签订《收地协议》的行为并非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二审裁定驳回德珑公司起诉，并无不当。
本溪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辽0521行初2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一款（三）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作出的奖惩、任免等人事处理决定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条三款规定，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公务员权利义务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务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保险待遇。本案中，五原告主张的伤残抚恤金属于公务员应享受的保险待遇，该待遇系基于公务员权利义务而产生，由此产生的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09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职责限于内部监督检查，不履行查处职责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代表国家土地总督察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负责对其督察范围内地方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不改变、不取代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土地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管理职权。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履行监督检查职责，不直接查处案件，对发现的土地利用和管理中的违法违规问题，由国家土地总督察按照有关规定通报监察部等部门依法处理。可见，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职责限于监督检查，不直接查处案件，土地督察行为属于内部监督行为，具有内部性，并非原国土资源部对外履行公共管理职责行为。本案中，一审、二审法院在审查孟××等人的复议请求后，认定国家土地督察成都局不具有相应法定职责。本案属于向明显不具有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申请履责类的案件，因此原国土资源部不予受理复议申请、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于法有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5988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规定，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全过程中，房屋征收部门及其委托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乃至发展规划、国土资源以及住房城建等多个部门分别可能在征收与补偿的不同阶段实施多种内容不同、性质不同的行为，这些行为并不都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也并非全都需要通过独立的司法审查程序来评价相应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对于不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程序性行为的合法性，应当作为征收行为或补偿行为的要件进行审查，而不应独立成诉，分别进行。本案中，武陵区政府实施的砌墙围挡行为属于为了保障征收顺利实施的临时性、过程性、程序性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该过程性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征收行为完成后，相对人因该措施产生的损失会被征收补偿行为吸收。如李××认为征收补偿未对该损失进行处理，可在其提起的针对征收补偿的行政诉讼中一并主张。原审法院已经指引李××在另案中解决，处理并无不当。李××的该项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湘行终1506号
【摘要】关于围挡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之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驳回起诉。涉案的围挡行为是为了保障征收顺利进行而实施的临时性、过程性的行政强制措施，本身不在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或权利人之间直接设定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因而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征收行为完成后，围挡行为会被随后的征收补偿行为所吸收。如果李××认为围挡行为造成了停产停业损失，应当在被上诉人作出的征收补偿中予以解决。现李××已就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提起了行政诉讼。上诉人认为围挡造成的损失，可以在该案中一并申请解决。
以案释法：肖某行政处理纠纷案件——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8号第三条：“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
《建设部关于经租房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建住房〔2005〕226号）“二、各地在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中，已经按当时规定予以处理的‘经租房’，应予维持，不再另行处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5649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刘××等人系基于其曾祖父刘××１于1938年购得的北流市大兴路×××号（原大兴街×××号）铺屋300平方米及1.55亩土地使用权主张对案涉房地产享有使用权，以案涉房地产不符合政府代管条件以及收归国有条件等为由，申请予以返还。根据上述规定，涉案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玉林市人民政府不予受理刘××等人就该纠纷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是否合法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闽民申5042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本案中，孙××原为饮服公司职工，饮服公司将讼争房产分配给其居住使用，并收取了相应购房款。饮服公司系商业总公司的辖下公司，其人员、财产均由商业总公司统一管理、统筹。商业总公司与孙××之间的纠纷属于上述规定中“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二审法院驳回商业总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2)最高法民再233号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2年第12期（总第316期）第31-34页】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规定的十五日期间系附不利后果的引导性规定，目的是督促异议人及时主张权利、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并非起诉期限、诉讼时效或除斥期间。该十五日期间届满后，破产程序按债权人会议核查并经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结果继续进行，由此给异议人行使表决权和财产分配等带来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但并不导致异议人实体权利或诉权消灭的法律后果。
摘要2：【注解】破产债权异议１５日并非起诉期限、诉讼时效或除斥期间，届满仍有实体权利或诉权。
【摘要】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八条规定的十五日期间，系附不利后果的引导性规定，目的是督促异议人尽快提起诉讼，以便尽快解决债权争议，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防止破产程序拖延。异议人未在该十五日内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视为其同意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果，破产程序按债权人会议核查并经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结果继续进行，给异议人财产分配和行使表决权等带来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但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八条规定的十五日期间并非诉讼时效、除斥期间或起诉期限，该十五日期间届满并不导致异议人实体权利或诉权消灭的法律后果。一二审法院以沙启××过十五日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701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韩××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审查原告主体资格时，应当审查起诉人是否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下列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的；（二）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政府信息不符合其在申请中要求的内容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适当形式的；（三）认为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或者依他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四）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要求该行政机关予以更正，该行政机关拒绝更正、逾期不予答复或者不予转送有权机关处理的；（五）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申请获取政府信息，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行政机关针对申请作出不予公开决定、部分公开决定或者逾期未作出任何决定，均影响了申请人信息获取权的行使或实现。而针对“利害关系”的审查系针对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并非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标的（政府信息的内容）。本案中，韩××申请公开海域使用权征收的相关信息，七顶山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4月19日作出告知书。人民法院审查原告主体资格时，应当审查韩××与七顶山街道办事处作出的告知书是否有利害关系，而非韩××与告知书中的具体内容是否有利害关系。韩××系告知书的相对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其对告知书不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为韩××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裁定驳回起诉，二审予以维持，确有不当。
摘要2：【注解】信息公开案件”利害关系“的判断并非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１）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申请获取政府信息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行政机关针对申请作出不予公开决定、部分公开决定或者逾期未作出任何决定，均影响了申请人信息获取权的行使或实现。而针对“利害关系”的审查系针对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并非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标的（政府信息的内容）；（２）人民法院审查原告主体资格时，应当审查原告与行政机关作出的告知书是否有利害关系，而非原告与告知书中的具体内容是否有利害关系，原告系告知书的相对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其对告知书不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赔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赔申644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对于这两种途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行选择，赔偿请求人先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表明其没有选择向行政机关直接提出赔偿请求的途径，而是选择由人民法院解决其行政赔偿问题。对于这种特殊请求如何处理，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赔偿请求人再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方可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实际上剥夺了赔偿请求人在赔偿程序上的选择权，增加了赔偿程序的复杂性，不利于畅通赔偿渠道。据此，如果行政行为已经行政诉讼确认违法，赔偿请求人无需再要求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进行确认，可直接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这也体现了司法最终原则。本案中，涧西区政府强制拆除梁××居住房屋的行为已经另案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梁××可直接以涧西区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无需再先行向涧西区政府提出赔偿请求。一、二审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01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一个诉讼请求中，被诉的行政行为，一般仅指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一个行政行为，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作出的一个行政行为，而不包括同一行政机关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的两个以上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这是因为，诉讼请求是原告提起诉讼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在诉讼中应当被实现的实体权利主张，它构成诉讼的标的和对象，决定了人民法院审理和判决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这一规定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诉讼是由原告发起，因此在起诉时必须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第二，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既有要求其明确的职责，又有帮助其明确的释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等等。可见，通常情况下，具体的诉讼请求往往会指向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结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在一个诉讼请求中，被诉的行政行为，一般仅指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一个行政行为，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作出的一个行政行为，而不包括同一行政机关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的两个以上行政行为。就本案而言，再审申请人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荥阳市人民政府在执行荥阳市2010年度第四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中涉及征收原告冯庄三组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这个诉讼请求因包涵的内容量过多，难以让人民法院确定具体指向哪一个“执行荥阳市2010年度第四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中涉及征收冯庄三组的行政行为”。在人民法院释明之后，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仍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提出一个符合法律规定的明确具体的诉讼请求，终究是原告的义务，再审申请人认为“一审法院错误行使释明权，致缩减了原诉讼请求所包涵的内容量”，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马××与固原市人民政府等房屋拆迁补偿纠纷案——行政诉讼中“一行为一诉”规则的证成与适用
摘要1：【结语】基于单一程序标的表明说，“一行为一诉”规则是法定起诉条件“具体的诉讼请求”的内在要求，公报案例“马案”是法院“通过个案解释和发展法律”的又一例证。当原告权益受同一机关多个行政行为侵害时，宜起诉终局性对夕卜发生法律效力的单一行政行为，必要时求助专业人士，避免提出分散型或笼统型诉讼请求。司法审查时，笔者建议法院首先对原告的起诉是否指向多个被诉行政行为进行识别。除法定例外情形或裁量决定对部分符合起诉条件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之外，原告起诉多个行政行为，且经释明不予变更的，法院可直接裁定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法院行使审判权既应充分履行释明义务，协助当事人固定诉讼请求，避免“一行为一诉”沦为限制诉权行使的非法定条件；又要充分尊重诉权的相对独立性，避免代替当事人选择程序标的。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3971号
摘要1：——起诉期限起算不以违法性认识为必要条件
【裁判摘要】起诉期限制度中起诉人对行政行为的“知道”并不包括对行政行为违法性的认识，也即起诉人自知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起诉期限便开始计算，而并不以起诉人认识到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作为起诉期限的计算起点——法律设定起诉期限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督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时依法主张权利，同时依法维护行政效率和公法秩序。起诉人只要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即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方面，法律并不要求起诉人在认识到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后方能提起行政诉讼，起诉人在起诉时即使不能判断该行政行为违法与否，也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另一方面，法律在计算起诉期限时亦不以起诉人认识到违法性为必要条件，因为行政行为是否违法属于有权机关的专业判断范畴，而即使是有权机关亦未必总能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是故如果将对违法性的认识作为起诉期限的必要条件之一，则可能因起诉人对违法性的判断困难导致起诉期限的起点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进而产生起诉期限制度被架空的风险，影响行政效率和公法秩序。因此，起诉期限制度中起诉人对行政行为的“知道”并不包括对行政行为违法性的认识，也即起诉人自知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起诉期限便开始计算，而并不以起诉人认识到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作为起诉期限的计算起点。本案中，李××至迟在2012年3月已经知道涉案征收行为，但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而是在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认识到涉案征收行为存在违法可能后，于2015年5月5日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以上分析，本案的起诉期限应自2012年3月李兴行知道涉案征收行为时起算，因此李××于2015年5月5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其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二审裁定驳回起诉，在结果上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225号
摘要1：【裁判摘要】房屋征收被安置户主撤诉的，其家庭成员无正当理由再次起诉驳回起诉——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象山县政府于2008年7月15日所作的象房拆裁（2008）2号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争议裁决。被裁决土地房屋在1997年登记发证时，登记户主为蔡××，家庭成员包括蔡××（系再审申请人蔡××１、蔡××２夫妇之子）及其妻子、儿子和再审申请人等5人。因此，被诉裁决将蔡××与再审申请人蔡××１、蔡××２等人认定为一户，并以蔡××作为该户代表予以安置补偿，符合象山县政府象政发（2007）101号《关于同意的批复》的规定。被安置户户主蔡××因不服该裁决，曾于2008年11月22日提起过行政诉讼，后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蔡××撤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以户为单位进行，蔡××作为被拆迁房屋土地证上记载的户主和拆迁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认定的户主，对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事项具有代表权，其不服裁决提起诉讼是代表家庭户并非仅针对个人权益，因此，其撤诉的效力应当及于作为安置补偿对象的其他家庭成员。现再审申请人以自己的名义对该裁决提起行政诉讼，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七)项规定的“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情形，一审法院据此驳回起诉，二审法院维持一审裁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96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针对不予告知送达这类程序行为本身不能单独提起诉讼——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是要求判令襄阳市政府依法向其送达襄政行复决字〔201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院在（2017）最高法行申5817号行政裁定中曾经指出，行政行为作成后的“告知送达”，是一种重要的行政程序。一方面，是为了使当事人知悉行政行为的内容；另一方面，亦为行政行为的生效要件，书面的行政行为自送达相对人及已知的利害关系人时才对其发生效力。未予告知送达的行政行为属于无效的行政行为，但是，针对不予告知送达这类程序行为本身，却不能单独提起诉讼。这是因为，法律尚无针对程序行为设置单独的法律保护，针对程序行为的法律救济手段，只能在针对最终的实体决定提起诉讼时同时采用，除非这个程序行为再也不能纳入实体决定的整体之中一并得到解决。就本案而言，再审申请人在逾期没有收到复议决定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提起要求判令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的诉讼，而不是单独针对送达程序提起履责诉讼。事实上，再审申请人在本案之前，已经以襄阳市政府“违反法定程序，未向其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为由提起确认违法之诉，并已获得了案涉行政复议决定。在此情况下，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
【裁判摘要２】起诉条件审查不仅限于立案阶段，在立案之后甚至开庭审理后仍然会涉及起诉条件的审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于起诉条件的审查，一般应当在立案阶段进行。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裁定不予立案。但是，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相对复杂，有些起诉条件在短时间内难以查清，有些起诉条件可能需要通过言词审理才能查清，所以，起诉条件的审查不仅限于立案阶段，在立案之后，甚至在开庭审理之后，仍然会涉及起诉条件的审查问题。正因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才规定：“已经立案的"，如果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120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退一步来说，即使申××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从本案的法律关系分析。申××借用大地公司施工资质承揽案涉工程，而在挂靠施工情形中，存在两个不同性质、不同内容的法律关系，一为建设工程法律关系，二为挂靠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根据相关合同分别处理。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德正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即便认定申××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亦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德正公司主张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德正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因申××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德正公司主张权利，本案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
【裁判摘要２】一审被告对驳回起诉裁定不服而提出的上诉不具有上诉利益——上诉利益是指当事人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作出的对自己不利的裁判结果予以救济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具体而言，只有上诉人通过上诉有可能得到比一审裁判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上诉人才具有上诉利益。上诉利益作为当事人上诉请求与理由的基本要素，是人民法院判断是否支持上诉请求的必要条件。首先，本案中，一审法院确定该案的争议焦点为：申××是否构成该案的适格原告。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为申××与该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条件，故裁定驳回原告申××的起诉。该裁判结果并未对德正公司的利益造成任何减损，德正公司作为一审被告对该裁定提起上诉不能取得比一审裁定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德正公司在上诉中亦未对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的处理结果提出异议，故德正公司在本案中不具有上诉利益，本院对德正公司上诉请求本院发回重审，由一审法院作出新的认定，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6846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不同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作出的程序存在差别，人民法院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范围、内容、强度等亦不完全一致。若在一个行政案件中同时对多个行政行为进行审理，往往对人民法院聚焦被诉行政行为，归纳争议焦点，组织举证质证，认定案件事实，安排法庭辩论，准确适用法律，作出清晰明确的裁判等诉讼活动的有序开展产生阻碍，进而影响到行政案件的公正及时审理。因此，“一行为一诉”应当作为行政诉讼立案受理的基本原则。同时，行政诉讼法并未完全限制同一案件中对多个行为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也规定了合并审理制度。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独诉讼，若有共同的诉讼标的或者法律关系,或基本事实之间具有相同性质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多个案件在同一个诉讼中进行审理。合并审理的价值在于将若干个高度关联案件通过一个诉讼程序完成全部审理工作，以提高司法效率，减少当事人诉累。因此，行政诉讼原告同时提出多个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既不能简单的认为只要不符合“一行为一诉"的原则即对案件不予受理，也不能认为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要都要对被诉的多个行政行为逐一进行合法性审查并裁判，而要审查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合并审理的条件，并根据审查结果决定案件处理方式。一般而言，合并审理应当符合如下条件：第一，当事人的不同诉讼请求，必须是在行政法律关系上有联系的，不能把不相关的案件合并在一起审理；第二，对这些诉讼请求，受诉人民法院必须均拥有管辖权，不符合这一条件，就会违背行政诉讼法有关管辖的规定；第三，必须向同一人民法院提出，并适用同一诉讼程序，不属于同一人民法院管辖或者不适用同一种诉讼程序，就不能对案件合并审理；第四，必须能够达到合并审理的目的，如果使案件复杂化、给审理或判决造成困难、降低审判效益的，不应合并审理。符合合并审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对多个被诉行政行为逐一进行审查。不符合合并审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由其分别起诉，当事人拒不分别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本案姬××１、姬××２对沁阳市人民政府、沁阳市房产管理中心（原沁阳市房产管理局）作出的拆迁许可、拆迁裁决、拆迁公告、强制拆除等行为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被诉行政行为事实基础不同、依照的行政法律规范不同、涉及的行政法律关系不同，人民法院管辖层级不同。
摘要2：（续）如果对姬××１、姬××２提出的相关诉讼合并审理，将会造成级别管辖的混乱，还会增加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难度，造成案件审理的复杂化，影响案件审理的公正与效率，给当事人造成诉累；还有可能针对姬××１、姬××２不同的诉讼请求产生多个裁判方式和结果，不宜统一到一个裁判文书中。因此，本案不符合合并审理的条件。一审法院在向其释明后，姬××１、姬××２仍坚持并案诉讼，原审法院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注解１】（１）“一行为一诉”应当作为行政诉讼立案受理的基本原则；（２）同时，行政诉讼法并未完全限制同一案件中对多个行为进行审查，行政诉讼原告同时提出多个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既不能简单的认为只要不符合“一行为一诉"的原则即对案件不予受理，也不能认为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要都要对被诉的多个行政行为逐一进行合法性审查并裁判，而要审查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合并审理的条件，并根据审查结果决定案件处理方式。
【注解２】一般而言，合并审理应当符合如下条件：（１）当事人的不同诉讼请求必须是在行政法律关系上有联系；（２）受诉人民法院必须均拥有管辖权；（３）必须向同一人民法院提出并适用同一诉讼程序；（４）必须能够达到合并审理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245号
摘要1：【裁判摘要】发回重审案件不能裁定驳回起诉｜（１）全面审查的内容，应当包括审查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２）二审法院经审查后，以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发回重审的，即表明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案符合起诉条件。原审法院重审时，应当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并重点针对二审法院指出的事实问题进行审查，而不能再以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全面审查的内容，应当包括审查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对于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的案件，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在裁定撤销一审判决的同时，迳行驳回起诉。一般来说，二审法院经审查后，以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发回重审的，即表明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案符合起诉条件。原审法院重审时，应当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并重点针对二审法院指出的事实问题进行审查，而不能再以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衡阳中院原一审判决确认衡阳市政府及松木管委会对胡××32.76平方米房屋的拆除行为违法并判决予以赔偿，驳回其他诉讼请求。湖南高院认为原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对赔偿请求的处理明显不当，裁定发回衡阳中院重审，并指出了原一审判决存在的具体问题。但衡阳中院重审时未对相应事实问题进行审查，而是以胡××等4人诉讼请求不明确且拒不变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该裁定理由与湖南高院作出的发回重审裁定相矛盾。同时，起诉时被诉行政行为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予以指导和释明。虽然胡××等4人的诉讼请求中所谓“征收拆迁违法”指向的行政行为并不明确，但根据其起诉状内容，以及湖南高院原二审裁定查明的事实看，对胡××等4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更直接影响的实际上是强制拆除行为。在原一、二审裁判已经初步查明事实的情况下，衡阳中院重审时应当结合当事人的实质诉求等情况，引导原告正确选择被诉行政行为、适格被告以及有利于实质化解争议的诉讼请求，而非直接以诉讼请求不明确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原审裁定驳回胡××等4人的起诉和上诉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
【笔记】公安机关以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撤销刑事案件，当事人能否重新起诉民事案件？
摘要1：解读：公安机关以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撤销刑事案件或者不予刑事立案的，当事人有权就民事案件重新提起诉讼。
摘要2：【注解】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４８条规定“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公安部门以“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撤销案件，应当认为该案在原审裁定生效后发生了新的事实，再次提起诉讼应当依法受理。——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再286号
【笔记】当事人起诉撤销行政行为，法院能否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当事人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法院能否判决撤销行政行为？
摘要1：解读１：当事人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法院无须进行释明）。
解读２：当事人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法院不能直接判决撤销行政行为——（１）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２）经释明，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773号
摘要1：【裁判摘要】提起确认无效之诉不能成为规避程序之诉起诉期限的手段——由于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与撤销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样，都是基于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因此的确存在一种可转换的关系。．．．．．．在行政行为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违法但并未达到“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也不是一概会转而作出撤销判决或者确认违法判决，其前提必须是在其提起确认无效之诉时尚没有超过撤销之诉的法定起诉期限。否则，提起确认无效之诉就会成为规避撤销之诉起诉期限的“武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27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对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的请示的答复规定，行政诉讼的标的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所羁束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徐××的诉请是确认庐江县住建局作出的庐建拆裁字（2013）10号房屋拆迁裁决违法，一、二审裁定以其起诉的诉讼标的受已生效的准予强制执行裁定的内容所羁束为由，对徐××的起诉不予立案。因准予强制执行裁定的审查内容、审查标准以及审查期限等均不同于进入诉讼程序的行政裁定，因此，准予强制执行裁定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生效裁定书的范围，故一、二审裁定以此为由，驳回徐××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皖行再3号
【解读】（１）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庐江县住建局作出的庐建拆裁字（2013）10号房屋拆迁裁决违法；（２）一审法院认为，庐江县人民法院作出强制执行裁定的前提是被执行人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没有对作为执行标的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即庐江县住建局作出的庐建拆裁字（2013）10号房屋拆迁裁决已经生效。现庐江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庐江行非审字第00033号执行裁定经送达被执行人业已发生法律效力，裁定对起诉不予立案；（２）二审法院认为，现原告就同一拆迁裁决提起诉讼，因该拆迁裁决已为生效裁定的效力所羁束,故一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３）再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准予强制执行裁定的审查内容、审查标准以及审查期限等均不同于进入诉讼程序的行政裁定，因此，准予强制执行裁定不属于上述规定中生效裁定书的范围指令立案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4080号
摘要1：【裁判摘要】房屋登记争议可能因房屋被拆除而缺乏诉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也就是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合法权益遭受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侵害，需要通过提起行政诉讼使他们受损害的权益得到救济和恢复，即具有诉的利益。具体而言，一是原告要有可能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合法权利或利益，二是该权利或利益具有通过所提诉讼予以救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案中，杨××、严××起诉要求撤销常德市政府作出的常政复决字〔2014〕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61号复议决定），其目的在于撤销王××的房屋登记，将案涉房屋恢复登记至杨××、严××名下。但是，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涉两套房屋已被征收并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因此，案涉房屋在被拆除时物权即已消灭，针对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亦失去了载体。在此情况下，常德市政府作出的61号复议决定是否撤销，以及案涉房屋登记是否恢复、恢复至何人名下等，均因房屋灭失而失去了执行的基础。因此，杨××、严××针对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及相应行政复议行为提起诉讼，均无法实现其权益救济的目的。同时，不动产登记仅是行政机关对不动产权属予以确认和记载的行为，本身并不直接创设物权，当事人对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有争议的，应当直接解决基础民事争议。案涉两套房屋已被拆除，征收补偿款已经冻结，尚未支付，本案当事人就案涉房屋登记的争议，实质是杨××、严××与王××之间就房屋及补偿款权属产生的争议，对此，争议双方可直接通过民事确权途径解决。杨××、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二审在裁定驳回起诉的同时，释明争议双方可通过民事确权解决补偿款分配问题，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行申168号
摘要1：【裁判摘要】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债权人是否具有对该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上述法条中规定的“利害关系"之重要标准。据此，影响原告主体资格是否成立的因素就可分为以下两种，一是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类型，二是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规定。只有当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恰好落入行政机关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保护范围时，起诉人起诉该行政行为的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被承认。反之，如果起诉人虽有某种权益，但并非行政机关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的，或者起诉人并不具有行政机关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的权益，人民法院均不宜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就债权人原告资格所作之规定，亦是遵循了上述原则。根据该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这主要是由于，债权是一种相对权，即债权的实现主要依靠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相对一方债务人履行义务；这种特点就决定了债权人如果要主张债权，一般情况下只能对债务人提出要求，而不能向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提出，这里的第三人也包括行政机关。故而，债权人通常不因其债权而与第三人形成法律关系，据此，债权人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通常亦不产生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换言之，虽然债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一项权利，而且行政行为不利于债权行使的情况亦可能在事实结果层面出现，但行政机关在进行特定领域的行政管理活动时，法律不会要求其因相对人的负债情况而异；除非，有相关的行政规范明确，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关于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债权人是否具有对该转移登记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了四种承认
摘要2：（续）债权人原告资格的例外情况：（一）以房屋为标的物的债权已办理预告登记的；（二）债权人为抵押权人且房屋转让未经其同意的；（三）人民法院依债权人申请对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已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的；（四）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可见，通常情况下，债权人并不具有基于其享有的债权而对债务人的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除非债权人对该房屋本身已经享有区别于其他普通债权人的需要保护的特别权益，且该特别的权利和利益于行政机关作出转移登记行为时已经知晓并应当予以考虑。．．．．．．之后，卓锦公司以其作为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受损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永安市房产管理局向原审第三人长城公司颁发的永房权证字第××号、第××号、第××号、第××号、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上述《房屋所有权证》均由长城公司于2016年9月12日登记取得。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其所包含的法律直接规定的债权实现上的优先效力，通常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建设工程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2.建设工程已竣工或超过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3.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4.承包人在合理期限内对发包人进行催告，5.不属于“不宜折价、拍卖”的建设工程。因此，于房屋上是否可能存在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相关的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定之前，显然不属于房屋登记行政机关在审查第三人就该房屋申请转移登记时应当予以考虑并保护的范围。具体到本案，永安市房产管理局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被诉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显然无法考虑本院于2017年10月12日在后作出的（2017）闽民终312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卓锦公司所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之情形，并予特别的权利保护。综上，卓锦公司作为债权人提起的本案行政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情形。原审法院认定卓锦公司不具有原告资格并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26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土地登记与房屋登记的法律后果相同，土地登记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进行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0]15号）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未就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虽为土地登记案件，但因土地与房屋均属于不动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均以登记作为发生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土地登记与房屋登记的法律后果相同，故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审理。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作为原利害关系人，其仅对后续变更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一、二审法院以丽水市政府向施××、周××颁发的丽国用（2007）字第45××号和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系由丽水市粮食局持有的原丽国用（2007）字第3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变更登记而来，被诉颁证行为属于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并未对吴××等109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吴××等109人未就对其产生实际影响的在先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是直接对后续变更登记行为提起诉讼，不具有诉的正当利益，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进而裁定驳回起诉和上诉，并无不当。
摘要2：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闽09民终26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因不存在劳动关系被驳回起诉后又以雇佣关系起诉赔偿损失构成重复起诉——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从前诉生效判决及省院再审审查裁定否认陈××与海岛乡政府存在劳动关系的理由看，实质是否认陈××与海岛乡政府存在法律关系；本案陈××１又以海岛乡政府系陈××雇主为由主张相应侵权责任，实质系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构成重复起诉。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