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规则摘要】
1.磋商性、谈判性意向书，不应认定本约或预约合同—— 磋商性、谈判性的投资意向书因不具备合同基本要素，未为双方设定民事权利义务，故能否解除，失去讨论前提。
2.政府会议纪要为实际履行行为认可的，应视为合同—— 破产财产别除权经政府会议纪要变更为转贷，嗣后为当事人实际履行行为认可的，应视为新的借款法律关系成立。
3.实际履行情况，可作为确定合同权利义务主体情形—— 当事人之间签订多份协议包含多种法律关系的，对权利义务主体的认定应从合同签订、实际履行等情况综合判定。
4.单方变更通知设定默示行为效力，合同变更应无效—— 单方变更合同通知设定“如不办理更改，以此通知为准”默示行为效力，且未经当事人本人签收的，变更应无效。
5.一方书写并签名后给对方，对方认可的，协议有效—— 一方当事人书写协议并签名后交给对方当事人，对方虽未签名，但诉讼中依该协议主张权利的，应认定协议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六民一再终字第00001号
【裁判要点】单方变更通知设定默示行为效力，合同变更应无效—— 单方变更合同通知设定“如不办理更改，以此通知为准”默示行为效力，且未经当事人本人签收的，变更应无效。
【裁判要旨】单方变更合同通知设定“如不办理更改，以此通知为准”默示行为效力，且未经当事人本人签收的，变更行为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42号
【问题】当事人能否通过协议方式或者通过不提管辖异议、放弃管辖异议等默示方式选择管辖从而使得本无执行管辖权的法院获得执行管辖权权？（不可以）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对仲裁案件执行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作出的明确规定，具有强制约束力。关于仲裁裁决的执行，其确定管辖的连接点只有两个，一是被执行人住所地，二是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民事诉讼法属于公法性质的法律规范，法律没有赋予权利即属禁止。虽然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禁止当事人协商执行管辖法院，但对当事人就执行案件管辖权的选择限定于上述两个连接点之间，当事人只能依法选择向其中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执行申请。民事诉讼法有关应诉管辖的规定适用于诉讼程序，不适用于执行程序。因此，当事人通过协议方式选择，或通过不提管辖异议、放弃管辖异议等默认方式自行确定向无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的，不予支持。
【裁判规则】
一、《中华热门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对仲裁案件执行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做出的明确规定，具有强制约束力。
二、关于仲裁裁决的执行，其确定管辖的连接点只有两个，一个是被执行人住所地，二是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
三、民事诉讼属于公法性质的法律规范，法律没有赋予权利即属禁止。虽然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禁止当事人协商执行管辖法院，但对当事人就执行案件管辖权的选择现定于上述两个连接点之间，当事人只能依法选择向其中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执行申请。
四、民事诉讼法有关应诉管辖的规定适用于诉讼程序，不适用于执行程序。因此，当事人通过协议方式选择，或通过不提管辖异议、放弃管辖异议等默认方式自行确定向无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的，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规则1】对于无管辖权的法院所作出的非财产控制措施的裁判，上级法院予以撤销；财产控制措施的裁定仍有效。
【裁判规则2】仲裁裁决执行不适用应诉管辖规则，当事人只能在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被执行人财产所地法院中选择申请执行。
【参考资料】《无执行管辖权的法院能否因当事人约定或默认获得仲裁裁决的执行管辖权——大庆筑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大庆筑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曲阜分公司执行申诉案例分析》，载《执行工作指导》2016年第2辑（总第58辑），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119页。
【解读】当事人通过协议方式选择，或通过不提管辖异议、放弃管辖异议等默认方式自行确定向无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的，均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212号
【裁判要旨】发起人所签合同责任并不当然由设立后公司承担——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只有在设立后的公司通过明示方式或以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承担合同义务的默示方式同意成为合同当事人时，才会产生设立后的公司代替发起人成为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后果。此时，合同相对人享有选择以订约的发起人或设立后的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的请求权。同理，如发起人以自己名义为设立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公司因故未成立的，只有全体发起人共同明示或默示认可合同，才由全体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裁判规则】《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仅调整公司因故未成立，且费用和债务系以设立中公司名义产生并且数额合理的情形，该款并不调整公司已经成立但注册资本未到位的情形。
【解读1】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如公司成立后未对该合同予以确认亦未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则公司不承担合同责任，公司的其他发起人也不承担合同责任。
【解读2】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约，除设立后公司同意或已实际成为合同主体，否则公司不承担合同责任。
摘要1：1.和解协议认定事实，另案诉讼中可作证据使用情形——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而认可的全部事实，并未完全排除在另案诉讼中作为认定事实依据使用的可能。
2.约定第三人作为新债务人承担债务的，系债务移转——债权人、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达成协议，将债务转移给第三人承担的，债务承担人取代原债务人成为新的债务人。
3.债务人与关联公司调解协议偿债的，债权人难撤销——债权人无证据证明债务人与关联公司之间清偿债务的调解协议系虚构债权的，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难予支持。
4.约定固定单价，未完工的，可按完结率计算工程款——约定固定单价结算方式，在未完工状态，可按完结工程在全部工程中所占权重比例乘以固定单价方式确定工程款。
5.双方确认部分工程造价的，不再适用默示承认规则——发包人未在约定时间对承包人的竣工结算文件提出异议，但双方对部分工程造价确认的，不再适用默示承认规则。
6.团购协议欠缺购房合同主要内容的，应为预约合同——团购协议仅从整体上确定楼房基本类型、套数，不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具备的主要内容的，应认定为预约合同。
7.执行异议之诉的购房人期待权阻却执行的成立要件——执行异议之诉的购房第三人已付全款、实际占有使用且对未办过户手续没有过错，才能产生阻却执行措施的结果。
8.案外人依另案判决或调解书，提出执行异议的处理——案外人以另案生效判决、调解书为据，要求停止执行的，应视案外人在另案生效法律文书中所享有权利性质而定。
9.就执行标的，案外人另提确权或给付之诉时的处理——案外人以被执行人为被告，就执行标的物另提确权之诉的，应不予受理；提给付之诉的，应变更为损害赔偿诉请。
10.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二审裁定，不能申请再审——当事人因未交纳上诉费，二审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当事人可对一审生效判决而不能对二审裁定申请再审。
摘要2：
摘要1：【要旨】执行管辖属于强制性规定，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只能选择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之一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无权通过执行管辖协议方式方式或者放弃执行管辖权异议等默示方式向无执行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注释】当事人可否约定执行管辖法院？——执行管辖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强制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排除或者任意选择执行管辖法院。
摘要2：【注解】无执行管辖权的法院不能因当事人约定或者默认获得仲裁裁决的执行管辖权。
摘要1：【裁判摘要】开发商与小区业主对开发商在小区内建造的房屋发生权属争议时，应由开发商承担举证责任。如开发商无充分证据证明该房屋系其所有，且其已将该房屋建设成本分摊到出售给业主的商品房中，则该房屋应当属于小区全体业主所有。开发商在没有明确取得业主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占有使用该房屋，不能视为业主默示同意由开发商无偿使用，应认定开发商构成侵权。业主参照自该房屋应当移交时起的使用费向开发商主张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隐蔽用工背景下劳动关系建立合意的甄别
【裁判要旨】隐蔽用工背景下劳动关系的确认，除常规审查从属性标准外，还须判断双方有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合意可以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明示方式达成，也可通过实际履行的默示方式呈现，亦可经由法律特别规定的拟制方式反映。明示合意与默示合意内容不一致时，通常应当以默示合意为准。
【案号】一审：（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22912号
摘要2：
摘要1：解答：根据２０１９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拟制自认的主体仅限于当事人而不包括诉讼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的自认必须以明示方式作出，诉讼代理人不能作出默示自认。因此，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对于对方当事人陈述的对己不利事实保持沉默，不构成拟制自认。
摘要2：【解读】诉讼代理人不适用拟制自认制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74号
【裁判要旨】双方当事人的实际履行行为可以表明双方对合同生效条件进行了变更——公司资产转让合同未按约定完成批准手续，但实际履行的，表明当事人通过默示方式变更了合同生效条件，应当认为合同已经生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894号
摘要1：解答：（１）借款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不要求出借人在借款合同出借人处签字，或者借款人按照出借人的要求与出借人签订出借人为空白的借款合同，应视为借款人默示同意出借人向第三人转让债权；（２）第三人受让债权后，在借款合同出借人处填写自己的姓名或者名称，并以债权人身份向借款人主张偿还借款，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３）出借人以诉讼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并在诉讼中向借款人发出债权转让的通知，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仍然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324号
【裁判摘要】行政复议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该条规定了行政复议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因为复议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是为了撤销对己不利的行政行为。如果行政复议机关在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或适当的过程中，作出对复议申请人较原裁决更为不利的决定，那么就会违背复议申请人提起行政救济的本意。行政复议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体现了“申辩不加重"的本意，即要求行政复议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但是行政复议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适用也存在例外情形。在行政处罚案件中，排除禁止不利变更原则适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一是被侵害人及被处罚人同为复议申请人。此类情形中被侵害人、被处罚人会明示请求撤销处罚决定；二是被侵害人或被处罚人申请了行政复议，另一方作为第三人在复议程序中存在有意识的默示申请撤销处罚决定的行为。本案中，肖某某因不服宏伟分局对王虹所作的处罚决定而申请复议，被处罚人王某系复议程序中的第三人。王某虽然并非复议申请人，但其在复议程序中明确主张未殴打肖某某、肖某某存在作伪证等情形，因此可以认定王某并不认可宏伟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且已提出申辩，符合默示申请撤销处罚决定的要件。在此情形下，辽阳市政府经审理后，决定撤销处罚决定，并未违反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95号
【裁判摘要】公司对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行为的追认也可以在诉讼中不提出异议而默示认可——本案讼争发生后，鑫盛源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付某某在《担保合同》上签名捺印并加盖鑫盛源公司印章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且一审判令鑫盛源公司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鑫盛源公司没有上诉，故应视为鑫盛源公司自认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邓某某明知或应当知晓付某某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即以公司为其自身债务提供担保，不应再主张某某的行为可得构成表见代理。鑫盛源公司自认承担担保责任，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好思嘉公司抗辩担保未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而不应承担担保责任，邓某某确又对此明知或应当知晓，故二审改判好思嘉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正确。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２７条第２款之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的，应视为双方对约定管辖进行了变更，除违反级别关系和专属管辖规定外，视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受诉法院视为具有管辖权后，不得再以不具有管辖权为由移送管辖，除非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２）《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５条规定：“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人民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的，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才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已经应诉答辩的，法院不能以不属于本院管辖为由移送管辖。
摘要2：【注解１】《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５条规定，法院应当依职权移送管辖条件——（１）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２）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
【注解２】专属管辖不因应诉管辖取得管辖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77号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二：顾明、汪有恒、江苏瑞豪置业有限公司与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政府、盐城市大丰区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合同解除权的默示放弃应设定严格的认定标准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一：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省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保理合同纠纷案——次债务人不得以债权瑕疵为由对抗善意保理商【案号】（2017）最高法民再164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二：顾某、汪某某、江苏瑞豪置业有限公司与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政府、盐城市大丰区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合同解除权的默示放弃应设定严格的认定标准【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822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三：林某交通肇事案——行为人在驾照被暂扣期间驾驶车辆应认定为无证驾驶【案号】（2017）最高法刑申54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四：内蒙古生力资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伊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审判实践中应区别不同情况处理民刑交叉关系【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17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五：陈某某与陈某、胡某某、淮安市浩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张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应参照诉讼时效的规定【案号】（2017）最高法民再178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六：袁某某与江苏省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以法定形式向专门机构提出【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17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七：上海磬天实业有限公司与无锡市广益汽配城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当事人诉请实质上否定已生效判决认定的构成重复起诉【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210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八：被告王某某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案——行政机关职权改变的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担任【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137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九：邵阳市宇圣石业有限公司与福建南电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范围【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1090号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十：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与连云港市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结算协议应当作为建设工程价款的认定依据【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510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就案件实体内容进行答辩、陈述或者反诉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应诉答辩”。本案中，林某某、丹樵公司在一审法院受理案件后，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并在案件审理中对案件实体内容进行了答辩，据上述规定，应视为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林某某、丹樵公司仅就本案管辖问题申请再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其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复88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案涉《和解协议书》的性质问题｜虽然案涉《和解协议书》并非在执行过程中达成，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关于“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根据当事人自行达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和解协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五）和解协议不成立、未生效或者无效的，裁定驳回异议"的规定，追日电气公司有权以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书》已履行完毕为由提出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执行异议程序中对《和解协议书》的效力以及是否履行完毕等情况进行审查，进而确定是否终结执行。滁州建安公司关于青海高院对本案执行异议的审查没有法律依据、追日电气公司应当通过申请再审或另案起诉实现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关于案涉《和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虽然滁州建安公司主张代表其在案涉《和解协议书》上签字的王××未经其授权，其亦未在《和解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和解协议书》对其不发生效力，但是《和解协议书》签订后，滁州建安公司根据约定向青海高院申请解除了对追日电气公司财产的保全查封，并就《和解协议书》项下款项的支付及开具收据发票等事宜与追日电气公司进行多次协商，接收《和解协议书》项下款项、开具收据、发票。青海高院据此认定滁州建安公司以实际履行行为表明其对王××的代理权及《和解协议书》的效力是完全认可的，并无不当。故青海高院认定追日电气公司与滁州建安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书》有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裁判摘要３】关于案涉《和解协议书》是否已履行完毕问题｜追日电气公司依据《和解协议书》的约定以及滁州建安公司的要求，分别向滁州建安公司和王兴刚等支付了412.880667万元、50万元款项，虽然与《和解协议书》约定的463.3万元尚差4000余元，但是滁州建安公司予以接受并为追日电气公司分别开具了413万元的收据及50万元的发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关于“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的规定，结合滁州建安公司在接受付款后较长时间未对付款金额提出异议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以行为对《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付款金额进行了变更，构成合同的默示变更，故案涉《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青海高院据此撤销（2017）青执108号执行裁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关于付款期限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瑕疵履行遭受损害的，可以向执行法院另行提起诉讼"的规定，若滁州建安公司认为追日电气公司延期付款对其造成损害，可另行提起诉讼解决，而不能仅以此为由申请执行一审判决。
摘要1：解读：（１）股东是否构成抽逃出资系以股东是否损害了公司的财产权益为认定标准，而与其他股东对抽逃出资行为是否知晓、同意无关；（２）其他股东知晓并协助抽逃出资的，将产生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后果。
摘要2：【注解】（１）其他股东知晓或者同意抽逃出资不构成股东抽逃出资的免责事由；（２）但其他股东股东明确知晓但未提出异议也未要求补齐出资，对抽逃出资行为各方具有默示的一致意思表示，抽逃出资在实质上并未违反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并不构成违约，亦无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实基础，抽逃出资股东不承担抽逃出资的违约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07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945号《伟升（香港）有限公司、福建亚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55号
【裁判摘要】破产管理人未在法定期限内通知合同相对人丧失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的选择权但不能直接推定解除合同，合同是否解除仍需视具体情况而定——《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本案破产申请受理时间为2016年11月29日，此后二个月管理人虽未通知欧阳××等人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合同，但根据法律规定和本案具体情况不能认定案涉合同已经解除。首先，《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意在保护合同相对方的正当权利，避免管理人长期不对合同是否继续履行作出决定，使合同处于不确定状态，损害合同相对方利益。故该条规定限制的是管理人的合同履行选择权，即管理人未在法定期限内通知或答复合同相对方，管理人便丧失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的选择权，但不能直接推定解除合同，合同是否解除仍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其次，本案破产受理后，欧阳××等人仍在对煤矿进行建设、维护，而管理人在明确通知解除合同前从未对此表示异议,即管理人以默示的方式作出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最后，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主张合同于2016年11月29日后的二个月即2017年1月29日解除，相反双方当事人对2017年3月22日合同解除时间均予认可。管理人于2017年3月22日发出解除通知的行为进一步印证了双方在通知解除前并未解除合同的事实。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07号
【裁判摘要】股东抽逃出资其他股东明确知晓但未提出异议也未要求补齐出资，对抽逃出资行为各方具有默示的一致意思表示，抽逃出资在实质上并未违反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并不构成违约，亦无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实基础，抽逃出资股东不承担抽逃出资的违约责任——亚通公司虽然在本案目标公司澳通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但是其对该抽逃出资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理由如下：首先，亚通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获得伟升公司的默示同意。本案中，在澳通公司成立时，伟升公司、亚通公司在澳通公司内各委派代表，其中，伟升公司委派代表陈××为澳通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根据澳通公司章程，总经理负责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组织实施公司年度计划和投资方案，并直接领导公司负责财务工作的总会计师、审计师，而澳通公司对外转款凭证亦盖有陈××名章。因此，案涉1042万元澳通公司对外转款，伟升公司应明确知晓，且自2007年至2017年起诉的较长时间内，伟升公司均未提出异议，也未要求亚通公司补齐出资。上述事实表明，对亚通公司抽逃出资行为，伟升公司与亚通公司具有默示的一致意思表示。因此，亚通公司抽逃出资在实质上并未违反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并不构成违约，亦无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实基础。其次，伟升公司主张亚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缺乏合同依据。案涉《中外合资佳木斯澳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仅约定合资一方未按合同约定出资，按月支付逾期10%的违约金，守约方有权终止合同，要求赔偿损失，但并未约定一方抽逃出资的法律后果，故伟升公司请求亚通公司就抽逃出资承担违约责任，缺乏合同基础。并且，在案涉澳通公司运营过程中直至本案诉讼期间，伟升公司并未要求亚通公司补充其所抽逃部分的出资，此节事实足以说明，亚通公司所实施的抽逃资金的行为并未对澳通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更谈不上产生损失，在此情况下，也不存在损失赔偿的问题。再次，伟升公司请求亚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有违公平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由于亚通公司的投资额约定是在扣除其所抽逃的出资后，以其实际出资额认定，在涉及澳通公司的权益分配上，亚通公司也只能以其实际出资额为基础享有权益，对于抽逃出资的部分不能享受任何利益。在此情况下，如果要求亚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续）亦不符合公平原则。因此，亚通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判决亚通公司支付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亚通公司承担抽逃资金1042万元的违约金，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
《伟升（香港）有限公司、福建亚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股东出资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945号
摘要1：【目录】1.另案中抗辩的内容与本案的诉请一致，且另案已经对是否构成违约作出认定的，构成重复诉讼；2.不满足具有同一性的要求则不构成重复起诉；3.约定管辖虽不能确定具体管辖法院，但可以排除内地法院管辖的，内地法院无管辖权；4.被告提出民事级别管辖异议，认为原告故意虚高诉讼标的额、抬高案件级别管辖，人民法院经初步审查属实的，应依法予以支持；5.普通共同诉讼中在答辩期内未提起管辖权异议的被告，对驳回其他被告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无上诉权；6.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不宜在管辖权异议阶段予以审查；7.对当事人隐瞒证据恶意提起民事诉讼的虚假诉讼行为应进行民事制；8.在双务合同中，一方以对方未履行相应义务为由不履行合同，该抗辩构成对其合同相应权利诉讼时效的中断；9.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应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相悖；10.银行法定代表人以银行名义并加盖其私刻银行印章从事的民事行为应当由银行担责；11.挂靠经营者无权以挂靠单位名义为他人担保；12.监护人为获取银行贷款，利用未成年人子女名下房产进行抵押，代未成年子女订立抵押合同，并承诺抵押合同不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在获得银行贷款后，监护人又以抵押合同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为由，主张抵押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13.不当得利的善意受领人无现存利益的，不负返还责任；14.债权人明知夫妻一方的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15.夫妻一方作为债务加入人而承担的个人债务是否能作为夫妻共同债务；16.质押监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监管义务造成质权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7.在建工程抵押权的范围应当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依据；18.数人连带保证中一人虚假签名不影响其他保证人的保证责任；19.债权人直接通过公告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时不能产生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20.以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的股权转让，其性质为股权让与担保。债务人未能清偿到期债权的，债权人不得径行取得股权、而应清算；21.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性质应当据实判定；22.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不能仅依据合同的表现形式进行判断，还应注意审查合同中权利义务的设置、合同的实际履行状况、合同的真实目的等综合判断；23.存在牵连关系的合同应当综合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24.在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中，合同债权并不发生转移，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而非向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续）25.双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适用合同关于单方违约情形下违约责任承担的约定判令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应支持；26.合同解除权的默示放弃应设定严格的认定标准；27.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其解除的发生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自行失效；28.涉及公共政策的金融监管规定是审查合同效力的考量因素；29.民营企业投资参与政府融资平台土地一级开发，约定以土地挂牌出让溢价收入分成的方式获取投资回报的，应为合法有效；30.地方政府向企业提供集体土地用于开发建设，双方为此签订的民事合同无效，地方政府对该合同无效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31.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结算协议应当作为建设工程价款的认定依据；32.当事人对工程款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欠付工程款利息应从当事人起诉之日计付；33.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应早于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工程价款支付期限
摘要1：——解除权有效行使的司法认定
【要点提示】合同法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但对通知的理由是否正确及通知方式等均未规定。解除权的有效行使拟制为：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通知，并无其他条件的介入，故解除合同通知的理由正确与否，说与不说无异，通知方式明示、默示皆可，且即便有过错亦不当然排除当事人的解除权，故无以立法方式明确之需求。不设置，不属于立法疏漏。
【案号】一审：（2008）宿城民二初字第00204号；二审：（2008）宿中民二终字第339号
摘要2：
摘要1：解读：可以提供默示合意管辖制度来解决，只要被告不进行抗辩并参加诉讼辩论即视为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所在地法院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依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行政机关已经明示不履职的，一般起诉期限无法重新计算，适用通常起诉期限——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以启动是否需要当事人申请为标准，可分为依申请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依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两种。依申请不履职可以分为拒绝履行和不予答复两种，依职权不履职亦可分为明示不履行及默示不履行两种。前者指行政机关以明示的方式拒绝履行法定职责，后者是指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申请不予理睬、不作出明确答复或者行政机关不作出是否将作出行政行为的表示等。当事人知晓两种行为内容的时间不同，因此两种行为起诉期限起算点也应当有所不同，如果行政机关已经明确告知或通过其行为已经能够明确知道行政机关将不作出相应行政行为的，此时原告就已经知道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存在，即应开始计算起诉期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一审起诉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对依申请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规定六个月起诉期限主要考虑到在起诉期限届满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再次提出履责申请，行政机关有义务继续履行，否则仍然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此为行政机关新的不履责行为，与已超过起诉期限的前一个不履责行为不是同一个行政行为，当事人可以再次向行政机关提出履职申请，起诉期限仍可延续。但依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行政机关已经明示不履职的，一般起诉期限无法重新计算，因此，此种情况应当与提起撤销诉讼一样，适用通常起诉期限。
【裁判摘要２】本案，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及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是行政机关依职权应主动履行的职责。《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没有对征收补偿决定的作出期限进行明确规定。本案2015年6月3日，包河区房屋征迁证照确认小组在《合肥晚报》对被安置人员名单进行了公示,卫××未在公示名单中。卫××在其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说明中承认，此时卫××已经知道其未被安置，即其知道了被诉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存在。2015年8月10日、2015年9月2日，淝河镇政府、包河区政府分别在信访答复意见、信访复查意见中又再次明确对卫××良的安置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卫××于2018年1月24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包河区政府、淝河镇政府履行征收补偿职责，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裁判摘要３】卫××主张2017年1月29日其突然发病，发病期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该条规定的“被耽误的时间”主要包括由于不可抗力确实不能行使诉权的情形、当事人在起诉期限内通过法定途径主张相关权利，等待处理结果的情形或者基于信赖而等待相应处理结果的情形等。卫××虽然提供住院病历等证据，证明其患脑梗死等疾病于2017年1月29日至2017年2月16日入院治疗，但《出院小结》中记载，出院后应“注意休息，避免劳累，适当锻炼，生活规律，注意康复锻炼”。说明卫××患病修养期间并不耽误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其亦可委托他人起诉，故卫××住院期间可以扣除在起诉期限外，但其他时间不应扣除，卫××仍超过起诉期限。卫××主张其未超过最长起诉期限，本院认为，最长起诉期限是针对当事人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情况下的规定，本案卫××已经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不适用最长起诉期限的规定。
【裁判摘要４】卫××主张其一直通过信访渠道主张权利，相关期间应予扣除。本院认为，当事人申诉信访所耽误的时间没有可以保护的信赖利益，属于当事人自身放弃通过法定诉讼途径解决争议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不属于应予扣除的期间。
摘要1：【裁判摘要】重复处理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四）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后，若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经上述程序未获支持的，该行为原则上不能随意改变，行政机关亦无需就同一事项再次作出行政行为。在此之后，当事人仍可能向行政机关提出要求重新处理或自行纠正等的申诉请求。对于此类申诉，行政机关可能予以驳回或不予答复，或作出与之前相同的行为，或告知其已处理等，即可视为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行政机关以已经存在相关行政行为不得随意变更或者撤销为理由，明示或者默示拒绝申请，以及在拒绝的同时增加拒绝理由的，不发生法律效果，未创设新的权利义务，故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如果允许当事人对以上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则意味着行政诉讼法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失去了实际意义；那么当事人可就同一事项不断进行申诉，再通过复议、诉讼重新进入法定救济程序循环往复地要求相关机关予以处理，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产生权利滥用。就本案而言，王××就同一争议事项多次向灞桥区政府提出申请，后又起诉请求灞桥区政府履行法定职责。在第一次王××提出申请、灞桥区政府作出７号决定后，王××再次向灞桥区政府提出申请在本质上属于申诉行为。王××虽并未就灞桥区政府之后的两次回复行为单独提起撤销之诉，而是以其申请被拒绝为由，向法院提起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但其实质仍属于在其申诉被驳回后要求灞桥区政府再次处理同一争议，并以较隐蔽方式规避复议和起诉期限等法律规定。据此，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王××此次申请仍沿袭之前主张，系对同一事项重复提出的申请，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认定王××的本次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票据未到期之前持票人可否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直接前手主张债权？——持票人能够举证证明汇票到期后将无法兑付，持票人有权在汇票未到期之前以预期违约为由向直接前手主张合同权利。
【裁判摘要】本案二审期间，华山公司也提交了2019年9月16日对所持案涉票据的现状打印件，并书面说明是按照票据结算要求，在提示付款期内发出提示付款指令，楚光公司认可其真实性，该票据现状显示是“提示付款待签收"。但是，承兑人宝塔石化财务公司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收到提示付款请求当日足额付款，案涉电子商业汇票所涉及的直接接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金融机构也未按照《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条规定代承兑人作出付款或拒付应答，由此可见，案涉汇票事实上已经被拒付，能够证实楚光公司以汇票形式支付的150万元货款最终华山公司没有实际收到，该部分债权债务并未消灭，原判据此判令楚光公司向华山公司支付该150万元货款并无不当。
【案号】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陕01民终11042号
【摘要】票据支付作为合法的支付方式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票据支付方式毕竟不同于实际支付。票据支付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债权，而不是义务的全面真实的履行。所有的债权都存在最终无法履行的可能性，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票据就出现了兑付困难，也就是票据债权无法实现的问题，尽管华山公司提起诉讼的时候，该争议票据部分尚未到期，但华山公司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楚光公司存在预期违约的风险，事实上截止二审判决做出之前，该票据票面记载兑付时间已经截止，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债权人依法行使预期违约的救济权利，合法有据。．．．．．．首先，票据作为一种支付工具，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债权，楚光公司在一审和二审中也多次使用了票据债权的概念，而票据债权作为一种支付工具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基础债权消灭的法律后果，票据的交付只是一种基础合同义务履行的可能性，基础合同的权利最终能否实现仍然依赖于票据权利的实现。因此，楚光公司向华山公司交付了票据，并不意味着华山公司真实的收到了对应的货款。楚光公司反复强调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独立性以及票据权利实现的顺序，却无视楚光公司向华山公司交付的票据在一审提起诉讼时存在无法兑付的风险以及二审期间客观上无法兑付的现实，一味的强调拒绝付款证明的形式要件，
摘要2：（续）却无视华山公司一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本案争议票据的承兑人以涉嫌票据犯罪已被公安机关调查，导致票据客观上无法兑付的事实。其次，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相互独立性并不排除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相互关联性。票据关系在法律上确是与基础关系存在一定的独立性，但票据关系始终应当服务于基础关系，从基础关系的角度而言，票据始终只是一个基础关系中义务主体履行义务的一种工具。而票据拒绝兑付凭证的证据并不限于承兑人出具的标准格式的拒绝兑付文件，法律上可以认定的拒绝履行义务的证据从理论上而言至少包括明示和默示两种，现实中拒绝履行义务的表现形式更加多种多样。楚光公司不能以华山公司客观上无法拿到承兑人出具的格式化的拒绝兑付文书就认为华山公司没有行使付款请求权，法律不应当强人所难，楚光公司同样不能强人所难。法律的首要价值是通过保护合法的利益，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不能因为文字表达的局限性而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工具。最后，至于票据的兑付出现兑付风险，在未到期之前能否提前行使付款请求权。票据法没有明确规定，按照票据法与合同法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理论，票据法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在这种情况下，华山公司可以行使合同法规定的预期违约救济请求权。华山公司在票据未到期之前即提起诉讼并无不妥。
摘要1：【裁判摘要】空白票据授权补充方式法律既未明文规定也未进行限制，书面方式、口头方式、默认授权均无不可——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依据该条规定、结合相关票据原理，支票金额事项虽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但支票金额事项允许空白，若没有补记，则金额空白支票因缺少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而无效；若经过补记，则金额空白支票和一般有效支票无异，为有效支票。至于出票人授权方式，我国法律既未明确规定，也未进行限制，书面方式、口头方式、默示授权均无不可。实践中，一般认为，空白支票的交付即可推定为附带有补充记载权的授予。本案中，涉案支票签发时未记载金额，为空白支票，且附带有补记金额权利的授予，现梁××所持涉案支票金额已经补记，无论金额为何人记载均不影响出票时金额空白的涉案支票为有效支票。第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出票日期为支票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之一，出票人出票时未填写出票日期的，一般应当认定支票无效，但在持票人正当、善意持有支票的前提下，已经填写出票日期的，应当适用票据文义性原则，以票面记载内容为准，认定支票有效，不考虑出票人是否填写出票日期以及不填写出票日期的原因。本案中，涉案支票签发时虽未记载出票日期，但现梁××正当、善意持有涉案支票，且已填写出票日期，故涉案支票不因中建光耀公司出票时未填写出票日期而无效。基于以上论述，涉案支票签发时虽为空白支票，但现已记载完全，为有效支票，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有关基础法律关系举证情况、中建光耀公司开具支票长期不收回却未采取限制持票人权利等明显违反财务制度的情形，判令中建光耀公司应当支付票面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申诉人以被胁迫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是否成立；二是申诉人以被执行人延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是否成立；三是执行法院以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为由，对执行案件作结案处理是否符合规定。一、关于申诉人以被胁迫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胁迫是指以带有威胁性的行为要求被胁迫人答应自己非意愿的要求，亦或者签订损害自己权利的不平等合约。《执行规定》第86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申诉人张××与被执行人高××、杨×在榆林中院主持下，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共同签订了书面的《和解执行协议》，该协议有双方当事人和担保人签名和捺印。申诉人主张其被迫签订《和解执行协议》，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申诉人以被胁迫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陕西高院对此的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二、关于申诉人以被执行人延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民诉法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根据此规定，只有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即一方当事人自始至终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或者是履行了部分后不再履行，致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对方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从被执行人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整体情况看，虽然被执行人有两期款项的交付时间晚于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时间，但迟延的时间并不长，且其早于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履行完毕。可见，被执行人并不存在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形，其中两期迟延付款的行为，
摘要2：（续）只能说明其履行有瑕疵，但并未影响到执行和解协议目的的实现。因此，申诉人以被执行人延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恢复执行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陕西高院对张文国未就被执行人迟延履行提出异议和申请恢复执行，可视为申诉人默示许可的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但该认定错误并未影响到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陕西高院对此的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三、关于榆林中院以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为由，对执行案件作结案处理是否符合规定的问题。《执行规定》第87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被执行人虽然有两期款项延期，但已在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履行完毕，榆林中院对执行案件作结案处理并无不当。陕西高院就被执行人瑕疵履行的问题，已向申诉人释明可以根据《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寻求救济。因此，陕西高院对此的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