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人代位权和撤销权区别
摘要1：代位权和撤销权在性质上都是债的保全制度，均属于债的对外效力（债的效力扩张）、法院（不含仲裁机构）的专属形成权。
摘要2：
协议离婚登记后当事人能否反悔离婚？
摘要1：协议离婚登记后当事人能否反悔离婚：（１）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领取离婚证后，其婚姻关系即正式解除；（２）当事人对离婚的身份行为反悔向法院起诉，法院不予受理。
摘要2：【注解】（１）离婚登记一经完成，当事人之间的婚姻关系即告解除，婚姻解除情况即产生对外效力，具有社会公信力；（２）婚姻关系一经离婚登记予以解除便具有不可逆性，婚姻登记机关无权确认该离婚登记无效或者撤销该离婚登记。——参考案例：《梁某某诉徐州市云龙区民政局离婚登记行政确认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20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208号
【提示】法定代表人以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应当认定无效。
【裁判摘要】
1.关于房地产转让协议的性质。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机电公司向绣丰公司出让三套房产，机电公司应得价款用以折抵孙某某及其关联企业一得公司的债务，协议还约定了回购条款，如2008年8月底前孙某某还清债务则房产无需过户，故协议性质为以房抵债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和第一百条的规定，抵销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互负债务。从本案借款形成过程来看，原始借条是由孙某某以其个人名义出具的，款项未汇入机电公司，故绣丰公司和机电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绣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在接受慈溪市公安局调查时也明确认可款项是出借给孙某某的。绣丰公司主张机电公司为共同借款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机电公司和绣丰公司没有互负债务，不能产生债权债务抵销的后果，因此房地产转让协议约定折抵的实质是由机电公司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为孙某某及一得公司清偿债务，而非房产买卖。
2.关于孙某某以机电公司名义签订协议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法定代表人不得利用职权，以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偿还债务，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不论公司章程是否作出特别规定。本案孙某某私刻公章，以机电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一得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
关于孙某某无权代表行为的对外效力。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应当结合法律规定、交易的性质和金额以及具体交易情境予以综合判定。假定孙某某作为法定代表人以机电公司名义转让房产，绣丰公司向机电公司支付相应转让款，此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即使机电公司内部章程对孙某某代表权有限制性规定，也不具有对抗外部相对人的效力。然而本案所涉的协议条款使机电公司只承担巨额债务而不能获得任何对价，不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且孙某某同时代表公司和个人签约，行为后果是
摘要2：【续】将公司利益转移给个人，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说明公司法对关联担保这种无对价的特殊交易，对代表权做了限制性规定，必须经股东会同意。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清偿债务的性质较关联担保更为严重，公司直接对外承担债务而不能取得经营利益，如未经股东会同意，将构成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绣丰公司知晓机电公司由几名股东组成，并专门聘请律师草拟协议，在孙某某不能提供股东会同意证明的情形下，绣丰公司根据协议内容理应知道孙某某的行为不是为机电公司经营活动所从事的职务行为，而是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侵占公司财产行为。绣丰公司以协议和委托书加盖了机电公司公章为由主张善意信赖孙某某代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综合考虑本案的交易过程和事实，绣丰公司应当知道孙某某的签约超越代表权限，绣丰公司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浙江高院认定孙某某代表行为无效、房地产转让协议不能约束机电公司并无不当。机电公司对本案协议的签订并不知情，对孙某某私刻公章的行为也不具有管理上的失职，绣丰公司要求机电公司依据房地产转让协议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法定代表人以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应认定无效——法定代表人不得利用职权，以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偿还债务，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不论公司章程是否作出特别规定。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应当结合法律规定、交易的性质和金额以及具体交易情况予以综合判定。
【解读２】机电公司对本案协议的签订不知情，对孙某某私刻公章的行为也不具有管理上的失误，机电公司不承担责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民终字第1730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民终字第1730号
【提示1】
①《公司法》第16条对违反该规定出具的担保是否有效并未明确规定，目前也没有相应司法解释加以规范。审判实践中，一般认为对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越权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公司仍应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
②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违反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外提供担保无效的情形下，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
【裁判摘要】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该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但公司违反前述条款的规定，与他人订立担保合同的，不能简单认定合同无效。第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第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第四，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
【提示2】第三人对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公司主张第三恶意应负举证责任。
【摘要】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不具有对世效力，其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它的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强加给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对三人对公司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第三人无须证明自己善意；如果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应对此负举证责任。因此，不能仅凭公司章程的记载和备案就认定第三人应当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第三人恶意。
【裁判要旨】公司名称变更后，公司前后名称系公司名称变更的关系，两个名称所指向的为同一公司，变更前公司的签章应得视为变更后公司的签章。
摘要2：【裁判规则】公司章程不具有对外效力：
①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不具有对外效力，其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相对人无审查义务，强加给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
②不论公司章程是否规定对外提供担保需经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议，该规定仅属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相对人无注意义务，是否经过决议原则上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
【裁判意见】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签署的担保合同的效力：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承诺担保视为公司行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上签字，系以公司名义所为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对公司法人具有约束力。
【解读】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的应当举证——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第三人无须举证自己善意；如果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应对此负举证责任。因此，不能仅凭公司章程的记载和备案就认定第三人应当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第三人恶意。故在上诉人银大公司不能举证证明中建材公司存在恶意的情形下，应当认定中建材公司为善意第三人，中建材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
【注解】该案终审法院将《公司法》第１６条界定为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影响。
夫妻共同出资购买的房屋，产权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离婚时应如何处理
摘要1：【要旨】双方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房屋，子女尚未成年，如果产权登记在该子女名下，夫妻离婚时不能简单地完全按照登记情况将房屋认定为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因不动产无权的登记分为对外效力和对内效力，对外效力是指根据无权公示公信原则，不动产物权经过登记后，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与登记权利人发生的不动产交易行为应受到法律保护；对内效力是指应审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真正的权利人。实际生活中个，夫妻双方共同出资购买的房屋后，可能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而将房屋产权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房屋的真实产权人即为未成年子女，人民法院应注意审查夫妻双方在购买房屋时的真实意义表示。如果真实意思确实是将购买的房屋赠与未成年子女，离婚时应将该房屋认定为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由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暂时管理；如果真实意思并不是将房屋赠与未成年子女，离婚时将该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理比较适宜。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27号
摘要1：——保证人在债权人催收通知书上盖章的行为的法律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27号
【裁判要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派出机构根据法人授权向债务人催收行为，应视为履行职责的民事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及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
【裁判规则】在明确记载保证内容的催收单上签字构成新保证——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通知书中记载的保证债务、保证责任方式及保证期间等内容清楚、明确，符合我国《合同法》和《担保法》有关担保合同成立的规定，应认定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成立了新的保证合同，保证人应按照新的保证合同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意见】债权人或债务人内部核销债务不具有对外效力——债权人内部是否核销债权并不影响其对外向债务人和保证人主张权利，亦不属于保证人免除其保证责任的理由。债务人自行核销债务的内部行为，不具有对抗债权人的效力。
摘要2：
公司章程不具有对外效力
摘要1：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诉北京大地恒通经贸有限公司、北京天元盛唐投资有限公司、天宝盛世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江苏银大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宜宾俄欧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民终字第1730号
【裁判规则】公司章程不具有对外效力：
①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不具有对外效力，其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相对人无审查义务，强加给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
②不论公司章程是否规定对外提供担保需经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议，该规定仅属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相对人无注意义务，是否经过决议原则上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5号
【提示】工程项目部负责人责任由承包人承担（内部协议不能对抗第三人）。
【裁判要旨】
①建设工程承包人设立项目部具体负责承建项目相关事宜，项目部的负责人由承包人任命，项目部负责人受承包人委托从事有关民事行为，项目部负责人因此对外签订合同应视为履行职务行为，承包人应为合同主体。
②建设工程承包人设立的项目部负责人身份具有代表承包人的“表象”，该负责人对外为法律行为，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系代表承包人。
③建设工程承包人与设立的项目部的负责人签订的有关内部协议，不具有对外效力，不能约束合同之外第三人。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0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032号
【裁判摘要】案涉保证合同系鼎邦公司与江苏银行亭湖支行所签订，该合同上盖有鼎邦公司的公章，其法定代表人郑志华还代表公司在合同上签了字。上述事实足以证明，签订案涉保证合同为宏铭达公司的案涉借款提供担保是鼎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郑志华是鼎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担。公司法并未规定公司不能对外提供担保，也未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必须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研究决定，即便公司章程对此有规定，郑志华的行为确实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也不影响该行为的对外效力，不能因此否定案涉保证合同的效力。除非鼎邦公司能够证明江苏银行亭湖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郑志华个人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提供担保，在其不能证明江苏银行亭湖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郑志华个人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江苏银行亭湖支行属于合同法中的善意相对人，郑志华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提供担保的行为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至于鼎邦公司主张的债务人宏铭达公司与江苏银行亭湖支行恶意串通，以欺诈、胁迫手段骗取鼎邦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担保，案涉保证合同应当被认定无效或可撤销问题，该问题鼎邦公司在二审上诉时已经提出过，二审法院经审理已作出认定和处理。现在鼎邦公司再次提出该主张，但其仍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不能成立。综上，鼎邦公司关于案涉保证合同应当被认定无效或可撤销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0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01号
【裁判要旨】认缴期限未届满的股东转让股权后，无需再对公司承担出资责任。
【裁判摘要】孙某某主张二审判决免除安徽控股的出资责任不当。安徽控股是安投资本的大股东，认缴出资9900万元，到2015年2月1日缴付完毕。2013年5月28日，安徽控股与中能控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安投资本99%的股权转让给中能控股，并将股东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故安徽控股在出资义务尚未到期的情况下转让股权，不属于出资期限届满而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安徽控股不应再对公司承担出资责任。
【裁判规则】未经股东会决议程序即为股东提供担保有违《公司法》规定，但内部程序的欠缺不影响公司对外行为的效力。
【摘要】《保证合同》上有绿能集团的前身河南绿能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的签字，并加盖了河南绿能的公章，该行为对外代表了河南绿能的真实意思表示。股东会决议程序属于公司内部程序，河南绿能未经股东会决议程序即为其股东提供担保，有违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但内部程序的欠缺不影响公司对外行为的效力。因此，绿能集团关于《保证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孙某某于2011年3月15日已向保证人河南绿能出具《催收贷款担保单位通知书》，2011年3月18日又向河南绿能的财务经理李某当面送达《催收贷款担保单位通知书》，该通知书的名称中已包含了向贷款担保单位催收之意，故对绿能集团主张孙某某未向保证人催收、诉讼时效不中断、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解读】原股东在出资义务尚未到期的情况下转让股权，不属于出资期限届满而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不应再对公司承担出资责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参考意见
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参考意见（2016年）
【目录】1【婚姻无效的审理】2【婚姻登记被撤销的财产、子女问题处理】3【协议登记离婚瑕疵的主管】4【亲子关系确认之诉问题】5【受欺诈抚养的赔偿】6【抚养问题处理】7【离婚诉讼中的收养关系问题】8【离婚后探望权的确定与中止】9【探望权特殊范围】10【抚养费的范围与计算】11【赡养案件当事人范围】12【婚前财产形态变化不影响性质】13【“孳息”、“自然增值”范围的界定】14【因伤获得的保险金、残疾赔偿金性质】15【买断工龄款的性质与分割】16【财产约定的特殊形式】17【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能否提起财产约定之诉】18【夫妻财产约定对外效力】19【离婚案件中的股权分割处理】20【股权价值的确定】21【具特殊人身性股权的分割】22【股东为夫妻二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夫妻二人及其他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割】23【一人独资公司的分割】24【股东为夫妻中一人及其他人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割 】25【《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与《公司法》条文冲突问题】26【上市公司股票价值确定】27【婚后父母部分出资购房的认定】28【婚前借款买房婚后共同偿还的处理】29【有婚意的婚前购房】30【一套住房处理】31【成本价购买公房的分割】32【经济适用房、两限房的分割】33【标准价购买公房的分割】34【约定服务条件房产的分割】35【小产权房分割】36【公房承租权的分割】37【优惠购房权性质与折算】38【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区分标准】39【因侵权产生债务的性质】40【大额债务凭据的认定】41【生效判决书所确定债务的认定】42【债权确定时间与性质认定】43【彩礼问题】44【同居关系解除后财产分割原则】45【离婚协议约定赠与之撤销权限制】46【婚内人身损害赔偿】47【离婚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损害赔偿】48【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人的处理】49【在中国有经常居住地的外国人间离婚案件管辖】50【涉外婚姻案件准据法问题】51【离婚案件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处理】52【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离婚案件的代理问题】53【缺席审理离婚案件的处理】54【非法音像证据的排除】55【审判与执行衔接问题】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9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98号
【裁判摘要】二、本案一审调解是否违反自愿原则及法律规定？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新井煤业公司至今工商登记记载的法定代表人仍然是陈某某，陈某某代表新井煤业公司所为之诉讼行为，直接对新井煤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无需公司另行授权。本案一审中，陈某某代表新井煤业公司参加诉讼，并未对其与金力泰公司签订《出资协议书》的事实提出异议，且经对账确认，截止2013年10月19日，新井煤业公司欠金力泰公司出资款及分红款共计人民币8075万元整。双方共同请求法院进行调解并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上述诉讼行为对新井煤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并未违反自愿原则。其次，新井煤业公司称新股东加入公司以及向股东分红等事项，应为股东会决议事项，陈某某无权作出决定和承诺。本院认为，《出资协议书》不但有新井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签字，还有双方加盖公章。并且，陈某某不仅为新井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持有新井煤业公司80%股权，其有权对公司增资扩股事宜作出决定。新井煤业公司以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否认协议效力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再次，新井煤业公司称陈某某和陈勇某已将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韩某某和路某某等人，陈某某一审中的诉讼调解行为侵害了韩某某、路某某等人的利益。本院认为，由于陈某某为新井煤业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金力泰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其有权代表新井煤业公司进行相关民事行为及诉讼行为。新井煤业公司在未提供证据证明金力泰公司存在恶意的情况下，以其公司内部股权转让纠纷，否定法定代表人行为的对外效力，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4号
【裁判要旨】企业兼并协议中关于兼并改制总成本最高限额的约定不具有对外效力，不能作为免除兼并方对被兼并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
【裁判摘要】合同具有相对性，其对外效力应当区别不同的内容。对外部债权人不利的内容只能约束合同当事人，不能对抗外部债权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企业吸收合并后，被兼并企业的债务应当由兼并方承担。”本案《兼并协议》约定了才子公司承担羽毛厂全部合法债务，并予以清偿的义务。该约定并不损害债权人利益，也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一致，可以为外部债权人所援引。但协议书中关于羽毛厂改制总成本最高限额的约定，不具有对外效力，不能作为免除兼并方才子公司对羽毛厂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兼并协议》已经得到实际履行，才子公司已经收缴了羽毛厂的印章，接受了羽毛厂的资产，完成了对案涉土地的开发销售，获得了实际商业利益。虽然5318万元和50万元的支付早于《兼并协议》的签订时间，但因才子公司从竞买人转为兼并方，上述款项也相应的由土地款转为兼并改制费用，应视为对《兼并协议》的履行，其支付时间不影响对该款项属性的认定。经国企改革办确认，才子公司已对羽毛厂整体兼并，原国有企业改制已完成。因此，才子公司认为兼并协议书未实际履行、羽毛厂改制未完成的主张，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吸收合并或新设合并后，被兼并企业应当办理而未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债权人起诉被兼并企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企业兼并后的具体情况，告知债权人追加责任主体，并判令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才子公司已完成对羽毛厂的兼并，且根据《兼并协议》约定，羽毛厂应当及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故羽毛厂尚未注销的事实，不能成为才子公司免除其连带责任的依据。
摘要2：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冀民申1262号
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冀民申1262号
【裁判摘要】受让人知道隐名合伙人但有理由相信显名合伙人有权代理隐名合伙人出让合伙份额构成善意取得合伙份额——本案争议焦点为杨×是否与吴××对杨××的退股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第十七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本案中铁选厂一直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虽然杨××与吴××在2007年3月8日签订入伙协议，但该铁选厂一直未变更登记为合伙企业，工商登记未显示杨××15%的股份。2009年4月29日，铁选厂仍然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变更投资人为吴××，工商登记仍然未显示杨××的股份。由此可以看出，杨××在铁选厂15%的股份应认定为隐名股份或由吴××代持。2008年9月28日，吴××与杨×签署协议书约定杨×占铁选厂55%股份，吴××占铁选厂45%股份（包括杨××15%股份）。2009年5月8日，铁选厂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其投资人更名为刘××（代杨×持股）。2011年7月27日，吴××与杨×签订协议书将45%股份转让给杨×。虽然，从上述杨×与吴××签署的协议书来看，杨×一直知道吴××45%股份中包括杨××15%的股份，但是从工商登记来看，该杨××15%的股份从来没有体现出来，反而显示了吴××对个人独资企业铁选厂的投资人身份，因此，从法律规定的工商变更形式要求的角度来看，形式上吴××完全可以不经杨××的同意转让铁选厂100%股份并变更铁选厂的投资人。而杨××与吴××签署入伙协议后知道其没有将其股份进行工商登记，无论原因为何，杨××应该知道吴××有不经其同意将其15%股份从工商登记上转让给他人的风险，故虽然杨×知道杨××15%股份的存在，但是从工商登记信息来看，杨×有理由相信吴××可以代替杨××对外行使权利，有理由相信杨××持有的铁选厂15%股份是杨××与吴××之间的合伙关系，并不具有对外效力。本案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杨×与吴××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综上，杨××认为杨×受让吴××45%股份并非善意且恶意串通的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
摘要2：（续）综上，杨××认为杨×受让吴××45%股份并非善意且恶意串通的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综上，杨××与吴××的入伙协议在二人之间合法有效，杨××要求吴××返还270元退伙资金应该得到支持，但要求杨×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足，不应得到支持。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桂执复36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桂执复36号
【裁判摘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复议申请人融通豪升中心、锦城达中心和畅通远中心是否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三复议申请人主张其是有限合伙企业广西嘉良中心的有限合伙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六十七条“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第六十八条“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的规定，本案中，广西嘉良中心是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执行合伙事务，三复议申请人只是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因此广西嘉良中心于与金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代表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执行合伙事务，尽管三复议申请人称合伙协议约定，转让或处分合伙企业债权需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表决通过，但该合伙协议只能约束有限合伙企业内部各方，而不能对外约束他人，更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即对债权转让的金商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若三复议申请人认为广西嘉良中心对外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可以另行主张权利，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广西嘉良中心对外执行合伙事务，三复议申请人同意与否，不影响其对外效力，因此三复议申请人就本执行案件提出异议主体不适格。广西嘉良中心将防城港中院（2015）防市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金商公司，对金商公司而言，无需得到三复议申请人的同意，三复议申请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范围，因此，不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执行异议。三复议申请人主张撤销防城港中院（2016）桂06执16号之七和（2017）桂06执恢15号之一执行裁定以及停止对涉案房产的执行，因主体不适格，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8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813号
【裁判摘要１】虽然王××与刘××于2014年12月1日协议离婚时约定五小房屋归刘××所有，但当时五小房屋已处于人民法院查封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关于“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二）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的规定，王××不能对已查封的五小房屋进行处分。离婚协议关于五小房屋归属的约定不具有对外效力，亦不能对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原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认定刘××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刘××虽主张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但因本案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王××与郭××之间的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9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904号
【裁判摘要】不动产权利登记证书仅具有权利推定效力，在实际投资建造一方实际投资、实际控制项目建设并实际占有土地后，实际投资建设一方对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建设项目享有无权，有权排除执行——第一，．．．．．．故从《合作开发协议书》《备忘录》约定的内容看，功德公司办理完项目开发所需手续后，项目虽然名义上登记在功德公司名下，但熙园公司实际为项目权利人。上述两份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可以成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陕民一终字第00127号民事判决、本院（2014）民申字第719号民事裁定均认定：虽然案涉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功德公司名下，但在功德公司与熙园公司之间，该不动产权利登记证书作为物权凭证，仅具有权利推定效力，不能当然作为功德公司是该土地唯一权利人的认定依据。在《合作开发协议书》《备忘录》履行过程中，熙园公司实际支付了兼并费用、土地出让金，实际投资、实际控制项目建设，并实际占有案涉土地，故熙园公司对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案涉项目享有物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可认定熙园公司系项目实际权利人。第三，关于卓富公司称双方合同约定不具有对外效力的问题。本院认为，熙园公司是依据其相关物权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并非利用合同条款约束卓富公司，故不涉及合同相对性问题。
摘要2：【注解】土地使用权实际权利人有权要求排除名义权利人的债权人对土地使用权的强制执行——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中双方协议约定项目所有收益归实际出资一方所有，但土地使用权仍登记在另一方名下，实际出资一方为土地使用权的实际权利人，未出资一方仅为名义权利人，实际权利人有权要求排除名义权利人债权人对土地使用权强制执行。
【笔记】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约定是否有效？
摘要1：解读：（１）《保险法》将受益人明确限定于人身保险合同中，财产保险合同中并不存在保险法意义上的“受益人”——财产保险中约定受益人并不是保险法意义上的受益人，也不享有受益人的法定权利；（２）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约定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但不具有对抗其他不特定权利人的对外效力。
摘要2：【注解】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性质主要存在预先约定的债权转让或者实质上是被保险人以保险金请求权为标的设定的权利质押两种观点。
梁某某诉徐州市云龙区民政局离婚登记行政确认案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2年第1期（总第305期）第37-43页】
【裁判摘要】离婚登记是婚姻登记机关依当事人的申请，对当事人之间就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及对于子女抚养、财产分配等问题所达成的协议予以认可，并以颁发离婚证的形式确认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解除的行政行为。离婚登记一经完成，当事人之间的婚姻关系即告解除，婚姻解除情况即产生对外效力，具有社会公信力。
摘要2：【要旨】婚姻关系一经离婚登记予以解除便具有不可逆性，婚姻登记机关无权确认该离婚登记无效或者撤销该离婚登记——不具有级别管辖权的婚姻登记机关为符合离婚实质要件的涉外婚姻当事人进行离婚登记，其后又以无管辖权为由、自行纠正方式确认离婚登记行为无效的，对于该自行纠正的行政行为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16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公司对外担保善意人认定——首先，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中兴天恒公司《公司章程》(2016年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均规定“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华融江西分公司虽主张，据中兴天恒公司2017年4月20日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含审计报告)》，其净资产达4017403024.36元，其10%为401740302.44元，该金额足以覆盖案涉担保金额。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载明：“本规则下列用语含义如下：(十三)净资产：指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产，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金额。”故前述“净资产”概念为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在内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华融江西分公司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兴天恒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含审计报告)》显示，案涉担保发生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为2313251896.91元，案涉3亿元担保金额已经超过上述10%的比例，故应当进一步由中兴天恒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其次，由于案涉《保证协议》未经适格机关即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应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中兴天恒公司主张，案涉担保数额由于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而中兴天恒公司并未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华融江西分公司仅审查董事会决议，未采取正确的审查方式，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本院认为，在案涉担保为非关联担保的情况下，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此时由公司章程规定是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关于“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
摘要2：（续）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本案中，债权人华融江西分公司在订立《保证协议》时，对中兴天恒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且中兴天恒公司对该《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董事会决议》不仅同意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并声明担保金额和相关事项完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虽然中兴天恒公司公开披露的《公司章程》(2016年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16年年度报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显示，案涉担保数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应进一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上述《公司章程》和内部制度对相关担保的决议机关规定属于约定限制，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并非基于其对外效力，故应以形式审查为限；且对外担保数额和公司资产的关系并不能从相关公开文件中直接获取，需要债权人进一步计算得出，故不能以上述文件对外公开披露就认定本案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案涉担保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且要求债权人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对公司担保数额和公司资产的关系比例进行实质审查，或者对债务人董事会相关声明的真伪予以确认，亦增加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和交易成本。综上，本案中，华融江西分公司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属于善意相对人，原审认定案涉《保证协议》有效，并判令中兴天恒公司对案涉武汉绿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法院能否将原告庭后补交证据邮寄给被告进行质证？｜可以——对于华融江西分公司庭后提交的律师费转款凭证，原审法院亦邮寄给中兴天恒公司等当事人进行质证，在中兴天恒公司等当事人未提交质证意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转帐凭证和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等相互印证的证据，对律师费予以认定，程序上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