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落款日期应如何确定？
摘要1：【要旨】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精神，判决书的落款日期是指判决确定的日期，即判决具有法律效力的起始之日，应以院长、庭长或其他有权签发裁判文书的人员签发之日为准。
【提示】判决书落款日期以签发之日为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二终字第4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二终字第428号
【裁判摘要】
合同效力是对已经成立的合同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评价，依法成立的合同，始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关于“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的规定适用于已经成立的合同，“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应当符合法定的成立条件。
审查管辖权异议，注重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既要妥当保护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又要及时矫正、遏制当事人错用、滥用管辖异议权。确定管辖权应当以起诉时为标准，结合诉讼请求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形式要件审查以确定管辖。
从双方当事人在两案中的诉讼请求看，后诉的诉讼请求如果成立，存在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可能，如果后诉的诉讼请求不能完全涵盖于前诉的裁判结果之中，后诉和前诉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民事法律关系并不完全相同，前诉和后诉并非重复诉讼。
案件移送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在另案中通过反诉解决，超出了管辖异议的审查和处理的范围，应由受移送的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对诉权的处分等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等的有关规定依法处理。
摘要2：【裁判要旨】协议管辖条款在成立要件上存在重大瑕疵的，人民法院不能认定存在有效的管辖条款。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委托定向投资协议》中管辖条款的效力问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招行无锡分行）提起本案诉讼，向人民法院提交了落款日期均为2014年5月30日的《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同业存款协议》以及《投资指令》等材料。经吉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和无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上述《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和《投资指令》尾部加盖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某坤的名章均与送检的样本印文非同一印章盖印形成。招行无锡分行对该鉴定结论没有异议。招行无锡分行并未向人民法院提交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在其他场合使用了加盖在《委托定向投资协议》上的“公章”的证据，故不能认定《委托定性投资协议》上的“公章”是真实的。合同效力是对已经成立的合同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评价，依法成立的合同，始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成立之前不存在合同效力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关于“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的规定适用于已经成立的合同，“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亦应当真实存在，体现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达成合意。招行无锡分行应当提交具备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依据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符合法定的成立条件。上述鉴定结论证明《委托定向投资协议》上并没有加盖真实的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公章或法定代表人签章，故上述协议中管辖条款在成立要件上存在重大瑕疵，不能认定存在有效的管辖条款。招行无锡分行关于涉案管辖条款具有独立性，即便合同无效亦不影响无效合同中管辖条款的约束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16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164号
【裁判摘要】天策公司主张以信托方式委托伟杰公司代为持有君康人寿保险公司（原名“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4亿股，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信托已终止，伟杰公司将该4亿股过户至天策公司名下。天策公司提交签订日期为2011年11月3日的《信托持股协议》，欲证明曾委托伟杰公司代持原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贰亿股的股份；天策公司提交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24日，由伟杰公司向天策公司发出的催告函，欲证明伟杰公司曾收到芜湖徽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杭州展顺贸易有限公司转入的2亿元增资款，并为此与天策公司协商催告相关事宜。天策公司提交初步证据，从形式上证明双方发生争议的委托代持股数额为4亿股。人民法院在立案阶段仅进行形式审查，对于天策公司所提交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应待实体审理阶段由人民法院予以查明。本案诉讼标的额为4亿元，根据本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案件达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
摘要2：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陕01民辖终9号
摘要1：【案号】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陕01民辖终9号
【裁判摘要】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4月23日的《探矿权转让合同》，不仅在时间上晚于2012年5月17日签订的《探矿权转让合同》，而且2013年4月23日签订的《探矿权转让合同》备案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故2013年4月23日签订的《探矿权转让合同》效力高于2012年5月17日签订的《探矿权转让合同》，应作为确定本案管辖权的依据。因该合同中约定由合同签订地（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储备交易登记中心）人民法院管辖，该中心所在地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故原审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赛罕区人民法院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0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088号
【裁判摘要１】邵某某在与关某某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自己名义购买案涉房屋并登记在自己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该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关某某与邵某某所签《离婚协议书》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4日，并经民政部门备案，该《离婚协议书》真实可信。关某某与邵某某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案涉房屋归关某某所有，属于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合法处分，真实有效，关某某可根据约定向不动产登记机关请求变更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共有人关于共有财产归属的约定并不必然导致不动产所有权的变动。关某某请求确认不动产物权已发生变动，最终取决于是否在不动产登记机关办理了合法有效的权属变更。关某某直接通过本案诉讼的方式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的条件并不完备。因此，原审法院对关某某请求确认其对案涉房产享有所有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分析异议人所主张的权益内容及影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查范围。首先，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关某某与邵某某于2011年8月4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并登记离婚，该《离婚协议书》备案于婚姻登记部门，具有法定效力。王谋和与邵某某债权债务发生于2014年9月29日，即关某某与邵某某离婚3年后。关某某再审审查中提及邵某某在与关某某离婚后、债务发生前已与郑某某结婚。王某和对关某某前述主张并未提出异议，该情形可以合理排除关某某与邵某某具有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虽然王某和提出关某某与邵某某协议离婚涉嫌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但未举示相应证据，不能予以认定。其次，根据《离婚协议书》，关某某取得了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过户登记的权利，但因双方离婚时约定案涉房产在双方子女邵某某18周岁后归邵某某所有，而《离婚协议书》未约定子女抚养费负担。从家庭伦理及善良风俗的常理判断，关某某关于由男方负责出租房屋，租金用于邵某某生活学习使用，以及邵某某因出国留学及未满18周岁，因而未过户的陈述，较为符合情理，不能就此径行认定关某某存在严重主观过错。因此，原审法院仅以关某某未办理产权登记、不涉及其生活保障以及未占有案涉房屋为由，驳回关某某诉请，依据不足。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172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1727号
【裁判要旨】法院在审查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时，不能仅仅以被诉决定落款日期作为计算起诉期限的依据，而是应当从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法律规定提起诉讼的期限、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的时点、超过起诉期限是否存在正当理由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裁判摘要】一般而言，认定当事人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需要考虑以下四个因素：即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法律规定提起诉讼的期限、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的时点、超过起诉期限是否存在正当理由。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1991年制定的《贯彻意见》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当事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年。根据上述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正确交待诉权和起诉期限的，当事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而非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1年零3个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才能认定为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此，确定是否超过起诉期限，首先要确定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即行政行为送达相对人的日期或者行政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日期。本案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确定本案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时，既未查明被诉决定作出后是否送达以及何时送达给马某某，也未查明马某某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决定的日期；在计算马某某提起本案诉讼的起诉期限时，既未查明是否存在因法院立案原因造成延迟立案情形，也未查明是否存在当事人提交起诉状日期与法院立案日期不一致的情形，而仅以被诉决定落款的日期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认定马某某自1998年8月20日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并以此认定再审申请人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驳回其起诉，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构成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法定事由。
摘要2：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5民终7584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5民终7584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我国劳动法原理，退休年龄不能认为是被推定为劳动行为能力完全丧失的年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虽然赋予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已达法定退休年龄时享有劳动关系终止权，但终止权的行使并不意味着双方劳动关系到劳动者已达法定退休年龄时自动终止，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一方年龄不得高于法定退休年龄，只要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有劳动能力人员，均能成为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否则不符合法律规定精神。因此，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并未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劳动合同并未终止，双方之间符合劳动关系基本特征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性质仍为劳动关系，只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否则用人单位可以随时终止用工关系，这些人权益无法保障，纳入劳动关系处理，才符合劳动法立法宗旨和客观事实。本案中，李某某在新虹利公司工作多年，已跨越其法定退休年龄，李某某提供劳务、新虹利公司用工符合劳动关系基本特征，未有证据表明李某某已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故李某某与新虹利公司之间仍存在劳动关系。据一审查明事实，李某某以新虹利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保为由，向新虹利公司递交书面报告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相关报告落款日期为2019年12月20日，但鉴于一审庭审时李某某表示是12月24日将报告交车间主任而一直未有回复，但其辞职权行使属形成权，书面通知到达用人单位即应生效，其诉请确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于2019年12月24日解除，依法应予支持。故一审法院相关裁判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2：【裁判摘要２】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支付经济补偿，则应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相关规定的立法目的。对此本院认为，相关规定是为促使用人单位诚信履行劳动合同法的基本义务，对用人单位存在有悖诚实信用并由此导致劳动者被迫辞职的行为，予以有针对性的立法规制。因此，因用人单位主观恶意未为劳动者办理社保手续、未履行社保费缴纳义务的，劳动者以此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主张经济补偿的，应予支持；其他非因用人单位原因导致相关情形发生的，则不应支持经济补偿。因为，一方面，从民事义务和社会义务角度看，因社会保险系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保障，缴纳社保也是用人单位强制性义务，故无论劳动者是否声明放弃该社会保障，用人单位义务均不能得到豁免，劳动者也享有随时要求用人单位缴纳社保费的权利。另一方面，从民事责任角度看，未缴纳社保属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应支付经济补偿金情形，即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费等情形，均以用人单位负有过错为基本特征，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经济补偿的请求权基础，实际是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中的过错。劳动者主要依个人意志未参加社保，随即又以此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索要经济补偿的，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李某某同其他部分员工一道，不愿缴纳社保，新虹利公司也以填表方式予以固定，并提交了相关证据证实。现李某某又以新虹利公司未缴社保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索要经济补偿，依法不应支持，故一审法院相关认定与处理并无不妥。社保追缴事宜李某某可向有关部门反映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2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258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第31、32层《认购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湘商·鑫贸大楼主体建安工程施工合同书》第十八条约定，闽南公司同意用工程款购买本工程写字楼两层，购买价格为开源公司的开盘价。闽南公司与叶某某签订的《认购协议书》虽无原件，但落款日期并无涂改痕迹，且内容符合《湘商·鑫贸大楼主体建安工程施工合同书》的约定，叶某某亦拥有以公司名义全权监督、处理案涉项目一切事宜的权限，因此二审判决认定《认购协议书》有效、能够产生以房抵扣工程款的效力，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二审法院认为：该31、32层《认购协议书》签订日期无涂改痕迹，从证据表面形式上看无瑕疵。闽南公司辩称该31、32层《认购协议书》系倒签并提出对签订日期进行鉴定的申请，虽然因开源公司、叶某某拒不提供原件导致无法鉴定，但该份证据不具有明显瑕疵，且主要内容与闽南公司认可的施工合同约定的两层楼抵扣工程款相对应，故本院对其辩称该份协议系虚假的理由不予采信。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苏01行终746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苏01行终746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认定行政协议的标准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二是协议的内容涉及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三是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本案中，案涉协议的甲方为禄口街道办，显然属于行政机关；协议约定的对建筑物进行拆迁、交付土地、支付拆迁补偿款等内容，均属于行政职权的范畴；协议的目的是为S340道路建设工程，明显也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因此，本案诉争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被上诉人提出的要求上诉人继续履行协议的诉讼请求，也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诉人称其并未启动征地拆迁程序，故在签订协议时也没有行使行政权力。上诉人的这一解释只能说明其在签订协议之前的相关行政手续是否完备，并不能否定案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
【裁判摘要２】经查，案涉协议系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充分协商后签订，上诉人在签订过程中曾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并就如何计算被上诉人的停产停业损失形成了内容详细的会议纪要。即便该计算方法与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一致，亦属于上诉人自愿选择的结果，且上诉人作为曾多次处理拆迁补偿事宜的行政机关，应当对于如此约定的相应后果有清楚的认识。被上诉人在拆迁过程中与行政机关签订协议，其基于该协议产生的信赖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协议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其内容应当得到履行，上诉人存在未完全履行该协议的情形，且其不履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３】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签订于2017年4月9日错误。经查，2017年4月9日是案涉协议打印的落款日期，上诉人三名签字人员中有一人名下签署有2017年6月2日，被上诉人未签署日期，但称其盖章和签字之日就是2017年4月9日。在协议文本已经打印完毕，并且被上诉人已经签字盖章的情况下，如上诉人所言其迟至一个多月后才签字盖章，不具有合理性。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并未签署日期，目前也无法判断三人签名的时间是否一致，故不能根据其他工作人员的签署日期来确定上诉人的签署日期。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协议的签署日期为2017年4月9日，双方应当自该日起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上诉人未按期履行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02民终8129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02民终8129号
【裁判摘要】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是否有利息约定。顾××主张，20万元的《借条》实际是对双方借款利息的约定，且王××交付顾师萍的支票金额可以佐证双方实际约定了利息。王××辩称，双方并未约定利息，《还款承诺书》中的50，000元罚金是应顾××要求所写。本院认为，若20万元的借条为100万元借款的利息，双方完全可以在100万元的借条上明确，而无需以借条形式出具，且20万元的借条落款日期也与顾××所述相悖。因此，对于顾××主张20万元作为借款利息，本院不予支持。顾××关于《还款承诺书》中双方约定的罚金是作为利息或违约金及其他费用的主张。本院认为，罚金与利息不仅属于不同的法律范畴，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法律含义。顾××作为有过从商、投资经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经济用词具有比普通人更高的认识。且违约金与其他费用都属于民事范畴，而罚金却隶属刑法概念，不能由民事主体作出约定，顾××主张将罚金类推为违约金与其他费用，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顾师萍未举证证明双方对利息有过约定，本院对其主张的借款利息，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再审维持一审本金４６万元部分，一二审判决其余部分均予以撤销，并且判决王××按年利率６％支付资金占有期间利息及按年利率２４％支付违约金（累计金额２００余万元），朱×继承人在继承朱×遗产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义务。
【注解２】再审法院对于《还款承诺书》中每月付５万元罚金的性质显然是对不能按照还款而承担的责任，应当认定为双方对违约责任所作的约定，因约定过高按照年２４％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3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双方均为再审申请人，法院依据一方当事人再审申请启动再审程序后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提出不超出原诉讼请求的再审请求；（２）申请再审人超出申请再审期限提出再审请求不属再审审理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经查，信达广东分公司的再审请求并未超出其原审诉讼请求，中远公司以本案提审系依中远公司的申请为由，认为信达广东分公司的再审请求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经查，中远公司再审申请书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12月1日，《中远公司的补充意见》的落款日期为2021年11月4日。显然，中远公司在其书面补充意见中请求本院驳回信达广东分公司对中远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出申请再审期限，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394号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吉民申41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一审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电话通知达通公司，并确定开庭日期为2020年7月8日，为达通公司留足了十四天期限。达通公司称一审时其诉讼代理人因与另案开庭时间冲突，故无法到庭系有合理事由，并提供了另案《听证会通知书》予以证实。经查，该份《听证会通知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且本案一审法院2020年6月23日即已通知达通公司开庭，而另案《听证会通知书》的落款日期为2020年7月3日。达通公司虽称其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证据、延长答辩期，且一审法院拒绝接收达通公司一审代理人提交的委托手续，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经审查，一审期间达通公司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是在2020年7月14日，此时一审庭审早已结束。虽然达通公司称2020年7月14日前还有另一份《授权委托书》，但原审及本次审查期间均未能提供。综上，达通公司提出的“一审未保障达通公司陈述意见的权利”、“违反民事诉讼法答辩期规定”等主张，均无法律依据或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6号
摘要1：【裁判摘要】“以租抵债”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从本案证据材料来看，张××、党×于2012年2月8日前借给李×2038万元。由于李×没有能力偿还借款，由购买李×所有的嘉年华项目的易恒贞公司负责偿还张××、党×的借款。后由于易恒贞公司运营资金紧张，与张××签订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易恒贞公司以20年的租赁权抵偿张××的欠款。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本案中，易恒贞公司以涉案房屋抵偿张××欠款的合同之债，不同于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故不适用合同法规定的“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另外，涉案房屋抵押登记时间为2013年3月29日。张××称其在涉案房屋抵押登记前已经与易恒贞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但从其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来看，该合同有两个落款日期，分别为2012年4月5日和2013年8月1日，张××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合同的签订日期存疑。同时，结合焦作农商行提交的《家具订购合同》《补充协议》《提款申请》《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收据、照片等证据来看，涉案房屋于2013年3月26日进行抵押贷款评估时系毛坯房，且张××亦未提交其交纳水电费的相关证据，并不能证明张国政在2013年3月29日之前已经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原审法院认定张××对涉案房屋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