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纠纷
摘要1：【128、不当得利纠纷】1.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而获得利益并使他人利益遭受损失的事实。2.不当得利之债，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发生不当变动的法律事实（事件）而发生。3.不当得利纠纷，是指因不当得利这一事实引起的权利义务纠纷。
摘要2：【注解】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分配｜不仅请求权人需就其主张提供证据，被主张人亦需就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核认定双方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基础上作出认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9号
不当得利诉讼时效期间
摘要1：不当得利诉讼时效期间——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规定》第６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运城市分行广场分理处与中国建设银行太原市分行承兑汇票纠纷执行争议案的复函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运城市分行广场分理处与中国建设银行太原市分行承兑汇票纠纷执行争议案的复函（[2001]执监字第26号 2002年11月19日）
【提示】在生效判决确定各方当事人连环偿还义务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不受法律文书排列顺序的限制，对有履行能力的可分段执行而非全案通盘执行。
【要旨】判决明确判定了各方当事人具有返还义务的法律责任，且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确，各债权人可据此单独申请执行。
摘要2：
中国××银行运城市分行广场分理处与中国××银行太原市分行承兑汇票执行争议案
摘要1：【最高法院处理意见】
①山西省高级法院（1998）晋经监字第2号再审判决书为本案最终执行依据，该判决明确判定了建行太原分行、工行运城分行、宏宝公司、朔州物贸、金丰公司具有返还义务的法律责任，且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确，各债权人可据以单独申请执行。
②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7、216、21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9条之规定，你院（1998）晋经监字第2号再审判决生效后，债权人未向法院申请执行的，法院不应依职权进行执行。本案只有朔州物贸、工行运城分行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且朔州物贸申请执行宏宝公司后，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已于2000年11月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工行运城分行申请执行建行太原分行后，因后者申诉而至今尚未执行。其他债权人均未申请执行，且已过法定申请执行期限，放弃申请执行的后果只能由其自行承担。建行太原分行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不能因其债权未予实现而拒绝履行其应向工行运城分行返还款项的义务。
③山西省高级法院（1997）晋经终字第102号二审判决生效后，金丰公司于1997年12月14日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院于同年12月22日立案后将冻结在建行太原分行帐户上的贴现款486．4597万元全部执行给金丰公司。二审判决执行完毕后，山西省高级法院又以（1998）晋经终字第2号再审判决撤销了该院二审判决。本案由于判决的错误而造成执行的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9条之规定，应依职权对金丰公司依据二审判决获得的款项执行回转，并返还建行太原分行，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摘要2：
云南省宣威市人民法院（2005）宣民初字第430号；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曲中民终字第664号
摘要1：（不当得利)
【裁判要旨】未取得不当利益的支配权和实际控制权的侵权人，不负有不当得利返还的义务。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云南省宣威市人民法院（2005）宣民初字第430号；二审判决书：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曲中民终字第664号
摘要2：【案例来源】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6年民事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第566-570页。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终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划拨土地使用权增值部分的补偿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终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政府依法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后对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的补偿不是划拨土地使用权本身的对价。
【裁判要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有出让取得和划拨取得两种。当事人从政府手中划拨取得土地使用权无需按市场价格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相应的，政府从当事人手中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亦无需支付该土地使用权的对价。划拨土地的公益性决定了其本身没有市场价值，只有在变更为出让土地后才存在所谓的市场价格。进而，划拨土地使用权也不会随着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发生价值增减，只是在根据个案实际情况对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给予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的适当补偿。该补偿款既非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亦非所谓的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增值，更不是用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后的投资收益。
摘要2：【摘要】利息作为法定孳息，一般不属于违约责任的范畴。既然《协议书》已经被认定为无效，那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具体到本案中，省总工会已通过无效的《协议书》取得了华丽公司给付的3200万元。这笔款项因《协议书》无效应返还给华丽公司。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之规定，既然双方当事人已在《遗留协议》中约定省总工会收到政府土地补偿金之后，返还华丽公司3200万元补偿金及相当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那么一审法院关于返还义务不仅包括华丽公司的投资款本金也包括相应的利息的认定则并无不当。
【来源：《人民政府依法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后对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的补偿不是划拨土地使用权本身的对价，不包括对划拨土地使用权增值部分的补偿——上诉人山东省总工会、上诉人山东省青岛工人疗养院与 被上诉人山东省青岛华丽房地产有限公司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4年第3辑（总第59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187页】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1民终1669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1民终1669号
【裁判要旨】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确定印章证照的掌管者。
【裁判摘要】上诉人许某某在担任江源公司经理期间，公司印章、证照等均系由其控制使用，至于印章、证照等由其指定的何人具体负责保管，并不改变上诉人许某某系返还印章、证照的义务主体。并且，《福建江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明确要求许某某将公司印章印鉴、公司证照、资料等返还给公司，该决议亦经生效判决确认效力，对时任江源公司经理的许某某具有拘束力，其应当依照决议履行返还义务。再者，上诉人许某某在另案相关诉讼中亦自认印章、证照等仍由其管理控制，上诉人即便离职，亦应将印章、证照等予以返还。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许某某返还公司印章及证照等是正确的，上诉人认为其不负有返还义务的相关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指导案例118号：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等执行复议案
摘要1：【裁判要点】
1. 债权人撤销权诉讼的生效判决撤销了债务人与受让人的财产转让合同，并判令受让人向债务人返还财产，受让人未履行返还义务的，债权人可以债务人、受让人为被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
2.受让人未通知债权人，自行向债务人返还财产，债务人将返还的财产立即转移，致使债权人丧失申请法院采取查封、冻结等措施的机会，撤销权诉讼目的无法实现的，不能认定生效判决已经得到有效履行。债权人申请对受让人执行生效判决确定的财产返还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87号
摘要1：——不当得利的善意受领人无现存利益的，不负返还责任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87号
【裁判观点】不当得利法律制度的适用，应进一步精细化地区分责任构成和责任范围。就责任构成而言，应符合以下条件：民事主体一方取得利益；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取得利益致使民事主体他方受到损失。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系属难点，除直接因果关系外，如在民事主体一方无法律根据取得利益，另一方收到损失之间，基于公平理念和社会一般观念足以认定存在牵连关系的，亦应认定因果关系成立，构成不当得利。就责任范围而言，我国现行民法未就原物毁损、灭失时不当得利受益人的返还义务范围作出规定，构成法律漏洞。从法律适用的方法论角度，可以类推适用物权法中有关占有关系中占有人和权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规则，加以填补。即在确定不当得利返还义务范围时，对现存利益和受领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加以考量。区分受领人善意或者恶意，如受领人主观上是善意的，其返还义务的范围应以现存利益为限，没有现存利益的，不再负有不当得利的返还义务；如受领人主观上为恶意，即使没有现存利益，也不能免除其返还所受不当利益的义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5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5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钱某某向创益能源公司转让案涉股权，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对外即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故江苏高院依据中能源公司基于（2012）苏商初字第0008号民事调解书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查封冻结登记在被执行人创益能源公司名下的案涉股权，并无不当。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3号民事判决不能直接产生股权变动的效力，钱桂新基于该民事判决只是享有要求创益能源公司返还案涉股权的权利，该判决并未否定工商登记显示的案涉股权权利人的信息。因此，钱桂新凭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3号民事判决主张创益能源公司名下彩虹晶体公司70%股权中的19%归其所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钱某某依据上述判决拥有的只是股权返还请求权，故其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退一步讲，假如钱某某依据上述判决拥有了股权，依据《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其诉讼请求亦不能获得支持。本案中，江苏高院于2013年4月7日作出（2013）苏执字第0004号民事裁定，于同年5月8日向河南省内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2013）苏执字第000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冻结创益能源公司持有的彩虹晶体公司70%股权。而钱桂新据以主张权利的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3号民事判决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依据上述规定，钱某某的民事权益亦不能排除江苏高院对案涉股权的强制执行。
摘要2：《九民纪要》124.【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并未涉及执行标的物，只是执行中为实现金钱债权对特定标的物采取了执行措施。对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规定了解决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规则，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时可以参考适用。依据该条规定，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可以排除执行；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未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而是基于不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有效合同（如租赁、借用、保管合同），判令向案外人返还执行标的物的，其性质属于物权请求权，亦可以排除执行；基于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有效合同（如买卖合同），判令向案外人交付标的物的，其性质属于债权请求权，不能排除执行。
应予注意的是，在金钱债权执行中，如果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生效裁判认定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如买卖合同）无效或应当解除，进而判令向案外人返还执行标的物的，此时案外人享有的是物权性质的返还请求权，本可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但在双务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双方互负返还义务，在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其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将会使申请执行人既执行不到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又执行不到本应返还给被执行人的价款，显然有失公允。为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只有在案外人已经返还价款的情况下，才能排除普通债权人的执行。反之，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不能排除执行。
【解读】本案处理结果与九民纪要规定不符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02011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02011号
【裁判要旨】夫妻一方无权处分房屋导致房屋买卖合同解除，另一方应就返还已付购房款承担连带责任，而因合同解除导致的其他违约责任则由无处分权一方自行承担。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因涉案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池×系在与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买卖合同，在合同发生效力后，池×收取的75万元购房款系涉案房屋的对价，应为夫妻共同财产，池×负有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闫赛名下的义务。现买卖合同解除，尚未履行的合同义务归于消灭，池×与张×对于涉案房屋的权利恢复到原有状态，对于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恢复原状，故闫赛有权主张返还已经支付的75万元房款，张×及池×作为涉案房屋及售房款的共有权人，对闫赛负有连带返还义务。......关于闫赛所主张的其他违约责任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婚姻法之相关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现池×与闫赛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系池×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个人行为，该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系由于池×违反法律规定，以及张×保护自身权利的正当行为所致，张×对于买卖合同的签订不知情，对于违约责任的产生亦不存在过错。故因合同不能履行而产生的其他违约责任之债务，为池×的个人债务，由池×个人负责清偿。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39号（1）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39号
【裁判要旨】在合伙企业尚未解散且未完成清算的情况下合伙人无权直接要求合伙企业返还出资。
【裁判摘要】关于吾思基金、吾思十八期和丰华鸿业公司是否需要共同向金元百利公司返还出资并承担相应的损失的问题——首先，吾思基金不负有向金元百利公司返还出资款及利息的义务。合伙人的出资对象是合伙而非其他合伙人，因此金元百利公司的出资对象是合伙企业吾思十八期而非另一合伙人吾思基金。．．．．．．其次，丰华鸿业公司也没有向金元百利公司返还出资款及利息的义务。从法律关系上看，丰华鸿业公司是合伙企业吾思十八期的债务人，而非合伙人金元百利公司的债务人。尽管丰华鸿业公司从吾思十八期取得的贷款在事实上来源于金元百利公司的出资，但从法律关系上看，其取得贷款资金的依据是其与吾思十八期之间的借款合同而非金元百利公司签订的《合伙协议》，因此金元百利公司与丰华鸿业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而且，丰华鸿业公司与吾思十八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由金元百利公司代表吾思十八期在另案中提起诉讼，生效民事判决已经判令丰华鸿业公司向吾思十八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故金元百利公司要求丰华鸿业公司向其承担出资款及利息的返还义务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吾思十八期作为金元百利公司的出资对象，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金元百利公司可以要求吾思十八期向其返还出资款。但本案中，金元百利公司关于《合伙协议》系另外一名合伙人吾思基金以欺诈的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主张并不成立。此外，金元百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合伙企业吾思十八期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解散事由。在合伙企业尚未解散且未完成清算的情况下，金元百利公司无权直接要求吾思十八期返还出资。因此，金元百利公司要求吾思十八期返还出资款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4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44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与合作合同对利润分配与额外投资的返还均是通过不同条款单独列明，因此额外投资返还是与利润不同收益分配方式，相关纠纷不属于盈余分配纠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福德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判令黄黄公司向其支付应分未分的额外投资返还款项及利息，其诉请的依据是《章程》第48条对额外投资返还的约定。．．．．．．因此，本案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是围绕合作企业黄黄公司是否应依据《章程》给付额外投资款而产生。当事人有权选择不同的途径依据不同的基础法律关系向不同的主体主张权利，本案福德公司不是依据合作合同向交投公司主张权利，而是依据公司章程向合作公司主张权利。黄黄公司工商登记的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本案属于公司的股东与公司之间因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公司的独特属性有关，并主要由公司法调整的商事纠纷，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故交投公司关于本案系合同纠纷的主张不成立。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是指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依法享有的请求公司按照自己的持股比例向自己分配股利导致的纠纷。但本案福德公司要求黄黄公司履行的是“额外投资返还”义务，而非基于持股比例要求分配股利。无论是公司章程还是合作合同，对利润分配与额外投资的返还均是通过不同的条款单独列明的，也说明额外投资返还是与利润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一审判决将案由确定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依据不足，本案案由应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摘要2：
中国2019“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之三：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鄂0506民初834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鄂0506民初834号
【裁判摘要】原告代缴后，律信公司事实上构成不当得利，原告与律信公司之间形成不当得利之债，律信公司负有返还义务。在破产程序中，应当依法认定系原告王某某对律信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三、该债权是普通债权还是按税款债权顺序受偿。判断债权受偿顺序，关键在于考察债权的取得方式。本案中，原告王某某源于代律信公司缴纳税款而取得之债权，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36号《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对职工债权的处理方式，不宜认定为普通债权，而应按税款债权受偿，如此认定，亦符合民事活动的公平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破产债权”，根据前述规定，原告王某某享有的该税款债权，并非基于担保权而享有的优先权，而是享有按税款债权顺序依法受偿的权利。综上所述，原告王某某要求确认其垫缴的5219809.52元系其对律信公司享有的税款债权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要求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法调整为按税款债权顺序受偿；被告律信公司破产管理人辩称原告王某某垫付的税款应由其自负的辩解意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王某某垫缴的税款5219809.52元系其对宜昌律信投资有限公司享有的税款债权，由王某某在破产程序中按税款债权的顺序受偿。
摘要2：【解读】代缴税款在破产程序中是否具有税收优先权？——法院认为律信公司因原告王某某的代缴行为不当得利，并参照最高院对职工债权的处理方式，基于公平原则，认为王某某的债权应按税收债权的顺序受偿。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4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45号
【裁判摘要】因出卖人（开发商）未按照约定期限交付房屋致使《商品房预售合同》解除，《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亦被解除，应由出卖人将收取的购房贷款本息返还担保权人（贷款银行）和买受人，而买受人不负有返还义务——《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取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本案中，因越州公司未按照约定期限交付房屋，致使案涉《商品房预售合同》解除，《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亦被解除。根据前述规定，应由出卖人越州公司将收取的购房贷款本金及利息返还建行青海分行，王某某等三人不负有返还义务。第二，关于案涉《借款合同》中相关格式条款的适用问题。案涉《借款合同》第十九条载明：“贷款人与借款人的借贷关系解除的，借款人应当立即返还其所欠贷款的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或委托售房人直接将上述款项归还贷款人。”该条款系建行青海分行为重复使用而提前拟定的格式条款。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解除后，出卖人将收取的购房贷款的本金及利息直接返还给贷款人而非购房人（借款人）的情况下，建行青海分行拟定该条内容，意味着要求王某某等三人在既未取得所购房屋亦未实际占有购房贷款的情况下归还贷款，明显不合理地加重了王忠诚等三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之规定，该条款对王某某等三人不具有拘束力。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45号（２）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45号
【裁判要点】
1.在商品房按揭贷款商业模式下，应充分考虑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问题，避免因强调单个合同的相对性而造成出卖人、购房人（借款人）、贷款人三方权利义务的失衡。
2.商品房买卖合同被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亦被解除的，由商品房出卖人将收取的购房贷款本息返还贷款人，购房人（借款人）不承担返还义务。
3.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中关于合同解除后由购房人（借款人）返还剩余贷款的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加重了购房人（借款人）责任，对购房人（借款人）不具有拘束力。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3民终1758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3民终1758号
【裁判摘要】投标保证金金额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限额，超出部分应予退还——关于中冶公司主张返还投标保证金一节，因中冶公司在中标后拒绝签订施工合同且自行撤场，存在违约行为，建业公司不予退还中冶公司投标保证金并不违反招标文件及法律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管理条例》规定，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建业公司收取的投标保证金显然违反该强制性规定，超出规定收取保证金，故建业公司多收取的投标保证金应当予以返还。中冶公司上诉请求返还投标保证金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返还投标保证金的主体，建业公司是招标单位，合生公司是收款单位，但根据现有证据难于认定合生公司已经将投标保证金转给建业公司，故本案投标保证金的返还义务应当由合生公司及建业公司共同承担。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45号（１）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45号
【裁判摘要１】因开发商未按期交房致使《商品房预售合同》解除，房贷由出卖人承担，购房者无需还款——《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取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因出卖人（开发商）未按照约定期限交付房屋，致使案涉《商品房预售合同》解除，《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亦被解除。根据前述规定，应由出卖人将收取的购房贷款本金及利息返还担保权人（贷款银行）和买受人（购房者），而买受人不负有返还义务。
【裁判要旨２】本案涉及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双重法律关系，因开发商违约不能交付房屋而致使合同解除，但却实际占有使用购房者支付的首付款及银行的按揭贷款；银行依据合同约定既享有抵押权，又同时享有对开发商、购房者的债权；购房者未取得房屋，却既支付了首付款，又需偿还按揭贷款。若按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处理，则在购房者对合同解除无过错的情况下，仍要求其对剩余贷款承担还款责任，明显不合理地加重了其负担，各方权利义务失衡，有违公平原则。
摘要2：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豫民申1021号
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豫民申1021号
【裁判摘要】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房屋出卖人只有在返还价款的情况下才能排除对房屋的执行——本案中，乔某某与正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通过支付首付款和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了购房款，办理了商品房预告登记，虽然尚未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但对涉案房屋享有取得物权的期待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十五条规定，执行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乔某某购买的涉案房屋采取预查封措施，预查封的效力等同于正式查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豫0711民初1061号民事判决，解除正商公司与乔某某于2015年6月1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判决作出时间在法院预查封涉案房屋之后，正商公司不能仅依据该判决对抗对涉案房屋在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双方互负返还义务，在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其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将会使申请执行人既执行不到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又执行不到本应返还给被执行人的价款，显然有失公允。为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只有在案外人已经返还价款的情况下，才能排除普通债权人的执行。反之，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不能排除执行。本案中，作为双务合同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双方互负返还义务，正商公司未将乔某某已经支付的首付款以及偿还的银行按揭款等部分交付执行法院，在此情况下，原二审法院认为正商公司对涉案房屋不能排除执行，并无不当。
摘要2：
【笔记】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能否排除强制执行？
摘要1：解读：案外人以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金钱债权强制执行的——（１）执行异议不予支持；（２）执行异议之诉则根据案外人是否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或者驳回诉讼请求。
【注释】（１）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６条规定，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在执行异议程序中（形式审查）不能排除执行；（２）《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２３条、第１２４条规定了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后作出的另按生效法律文字在执行异议之诉中能够排除执行的具体裁判规则——Ａ．将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的确权判决；Ｂ．案外人受让标的物的拍卖、变卖成交裁定或者以物抵债裁定等形成裁定；Ｃ．基于不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有效合同（如租赁、借用、保管合同）判令向案外人返还标的物的给付判决；Ｄ．基于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如买卖合同）无效或者解除仅判令向案外人返还给标的物的给付判决（如判令合同双方互负返还义务案外人一方未返还合同借款不能排除执行）。
摘要2：【注解１】案外人不依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的规定主张权利而是以被执行人为被告就执行标的物｜（１）另行提起确认之诉，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其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的规定主张权利；（２）另行提起给付之诉要求转移标的所有权，该标的物已处于强制执行状态的，法院应当向案外人释明告知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主张损害赔偿，经释明其仍坚持不变更的，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在判决理由中写明案外人可待执行标的物解除强制状态后再行主张。（３）对于审判中未发现并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调解书应当依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撤销。——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87.执行异议之诉中，案外人另行主张权利如何处理
【注解２】（１）在执行程序中案外人以被执行人为被告就执行标的物另行提起确权之诉，人民法院不应当不予受理并告知案外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７条规定主张权利，这种做法限制了当事人的诉权。这种情况属于案外人另行提起的新的普通诉讼而非执行异议之诉，如果其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可再以该案中的生效法律文书为证据向原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或者申请执行回转。（２）案外人在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后、一审判决作出前又向执行法院就相同执行标的提起确权之诉应当合并审理。——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88.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和另行起诉的关系
【笔记】受让人履行债权人撤销权生效判决向债务人返还财产是否应通知债权人？
摘要1：解读：（１）受让人履行债权人撤销权生效判决向债务人返还财产，应当通知债权人；（２）受让人返还债务人财产未通知债权人致使撤销权诉讼目的无法实现的，不能认定债权人撤销权生效判决已经得到有效履行，债权人有权申请对受让人执行债权人撤销权生效判决确定的财产返还义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65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655号
【裁判摘要１】如原判决与西安正大所形成共识，因安康正大的特定主体身份以及法律的特别规定，前述合同和董事会决议于彼时尚不生效，有待安康正大履行报批手续并经审批机构审批后方能发生法律效力。在此情形下，前述合同和董事会决议固然不能产生合同相对方以及安康正大及其股东要求西安正大履行交付3000万元的请求权依据，但也并不能说明西安正大交付3000万元不具有合理性乃至合法性。
【裁判摘要２】向对方履行尚未生效合同是否享有要求返还权利？——未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同于自始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因此法律虽不允许相对人强制履行，但亦不禁止行为人自动履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或解除后均明确规定当事人享有主张相对方返还的权利，但并未规定合同未生效时相对方有当然且即时的返还义务。
摘要2：
【笔记】履行未生效合同能否以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返还？
摘要1：问题：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能否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返还？
解读：（１）合同未生效法律虽不允许相对人强制履行但亦不禁止行为人自动履行，且并未规定合同未生效时相对方有当然且即时的返还义务；（２）向对方履行尚未生效合同不构成不当得利和不享有要求返还权利。
【注释】（１）《民法典》第１５７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民法典》第１５７条在《民法通则》第６１条、《合同法》第５８条基础上，增加了民事法律行为确定不发生效力的情形；（２）向对方履行尚未生效合同如果确定不发生效力则有权要求返还不当得利。
摘要2：【注解１】合同未生效不等于合同无效，未生效合同要求恢复原状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5号
【注解２】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能否要求返还原物、恢复原状？——（１）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不构成不当得利，也不适用无效合同返还原物和恢复原状；（２）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应当适用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原物和恢复原状。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湘民终412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湘民终412号
【裁判摘要１】（１）破产属于合同法定解除情形；（２）破产合同解除权属于法定解除权——虽然合同法对合同的解除明确规定必须满足一定条件，但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应当履行，但是，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管理人不提供担保的，视为解除合同。该条赋予了破产管理人单方解除合同的特别权利，即无论承租方是否违约，是否有过错，是否具备可以解除的条件，管理人均可以决定解除合同，这也是破产法作为特别法的特殊性。本案中，阿里公司破产管理人于2015年2月26日向杨××下发关于变更《商铺租赁合同》的通知书，将双方《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变更为不定期租赁直至收到管理人解除或终止合同的通知。2015年3月6日，阿里公司明确通知杨××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故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在阿里公司管理人通知杨××解除后，已经被解除。因阿里公司破产管理人对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可以选择解除或者继续履行，杨××以阿里公司破产管理人没有解除其他租赁人的合同为由主张本案合同不能解除，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１）破产租赁合同解除后预付租金属于不当得利；（２）债务人不当得利属于共益债务——因阿里公司破产管理人单方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后，杨××与阿里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归于消灭，对于杨××预付的房屋租金，阿里公司丧失了原来占有的合法依据并因此获益，杨××作为给付方遭受相应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之规定，阿里公司在合同解除后继续占有杨××的预付租金符合民法通则关于不当得利的相关法律特征，属于不当得利。本案中，阿里公司破产管理人为便于拍卖租赁物，推进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解除与杨××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
摘要2：（续）虽然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本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但是该法条针对的是普通债权。本案预付租金的返还不同于解除合同产生的损害赔偿义务，不在该条的规定范围之内。本案所涉不当得利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一)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二)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三)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四)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五)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六)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阿里公司在合同解除后继续占有杨××预付的租金属于不当得利，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法可以认定为共益债务。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或者共益债务的，先行清偿破产费用的规定，本案租赁合同解除后，阿里公司对杨××预付租金的返还义务应作为共益债务，由该公司的财产随时清偿，杨××享有从阿里公司破产财产中优先于普通债权受偿的权利。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宁民终字第1246号
摘要1：【案号】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宁民终字第1246号
【裁判摘要】关于上诉人阮××是否负有返还被上诉人龙威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正副本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公章、营业执照的支配管理人与实际保管人存在实质区别，在章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常系公章、营业执照的实质掌管者，有权控制和支配公章、证照，其可以自行保管，亦可指定公司一般职员或他人进行保管。同时，在卸任法定代表人职位后，出于其对公章、证照的管理、支配地位，其亦负有移交公章、证照的义务。即使如阮××所主张，公章、证照已移交给了阮××１保管。但从其被免除龙威公司法定代表人后仍能够从阮××１处取得公章以参加诉讼，以及在其代表龙威公司起诉阮××１时，仍能够在对阮××１不利的民事诉状中获得盖章、取得营业执照复印件，其对公章、证照获得与使用的自由程度，足见其对公章及营业执照的控制及支配权力。故阮××关于其不管理公章、证照为由而不承担返还义务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68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683号
【裁判摘要】通过中介公司垫资完成增资登记属于抽逃出资——2011年9月13日信诺公司向水体公司银行账户转账完成增资，深圳思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后，次日出资款以往来款的形式被转入南昌晨源贸易有限公司账户，用途摘要载明“往来”。该转出行为未经任何法定程序，亦非基于正常的交易关系。信诺公司在原审庭审中确认其知晓并许可增资以及通过中介公司垫资完成增资登记等事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信诺公司以获取验资为目的，短暂的将资金转入并转出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应当承担返还义务。
摘要2：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苏0506民初1522号
摘要1：【案号】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苏0506民初1522号
【裁判摘要】股东以“过桥借款”出资应认定为抽逃出资——波杰公司于2011年9月21日作出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但该公司于2011年9月22日收到增资款250万元后，又于同日被转出，从增资款的流转过程及均由案外人程××一人操作的事实看，该250万元增资款应系向他人的“过桥借款”，股东以“过桥借款”出资应认定为抽逃出资。沈××１、沈××２辩解公司增资完全由吴××一人操作，其事后才知增资事宜，但二人作为波杰公司股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同时又在波杰公司任职，对所签署的增资文件应有明确认知，在明知波杰公司增资的前提下，未向波杰公司履行各自的增资义务，反而交由吴××办理增资事宜，沈××１、沈××２对实际控制人吴××以“过桥借款”出资的行为采取放任、默许的主观态度，与吴××构成抽逃出资的共谋，故沈××１、沈××２应各自向波杰公司返还抽逃的增资款并对其他股东的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豫民终548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郑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记载，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在元龙公司名下，被执行人张××作为预告登记权利人要进一步取得所有权，办理本登记，尚需符合更严格的条件。张××购房后因银行按揭断供违约，导致贷款银行起诉要求偿还银行贷款，元龙公司起诉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之后，张一铎已无法取得房屋所有权，导致预告登记失效，对房屋不能办理本登记具有过错。张××能够合法取得案涉房屋的基础已经丧失，张××不再享有相应的物权期待权利，元龙公司作为原出卖人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是物权性质的返还请求权。九民会议纪要第124条规定，在双务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双方互负返还义务，在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其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将会使申请执行人既执行不到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又执行不到本应返还给被执行人的价款，显然有失公允。为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只有在案外人已经返还价款的情况下，才能排除普通债权人的执行。反之，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不能排除执行。本案中，作为双务合同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双方互负返还义务，元龙公司已经将被执行人张××交纳的首付款和银行按揭款交纳到执行法院，在此情况下，元龙公司作为案涉房屋的开发企业有权申请解除查封、排除执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监83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双方互负义务的判决负有金钱返还给付义务的一方不能履行而强制执行时可以基于其对对方的返还请求权将其应从对方取得的返还财产作为执行标的——本案生效判决确定了双方相互返还的两项内容，一项是大金仓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向刘××、栾××返还资产转让款1900万元；另一项是刘××、栾××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将《交接单》上所列明的财产返还给大金仓公司。对于判决确定双方互负返还义务的案件，执行过程中，在双方均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确实应遵循双方义务同时履行的原则，并使权利人各自实际取得所返还的财产。但在负有金钱返还给付义务的一方不能履行而强制执行时，可以基于其对对方的返还请求权，将其应从对方取得的返还财产作为执行标的，此与同时履行原则并不冲突，实际上是同时履行结果的体现。本案在返还价款的义务主体大金仓公司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返还价款案最终查封拍卖返还房地产案的执行标的物，即刘××、栾××依照生效判决应返还给大金仓公司的房产，并无不当。申诉人大金仓公司另主张，房产已经过户给刘××和栾××，并非登记在大金仓公司名下，不能将其作为大金仓公司的财产查封拍卖。对此，首先，根据吉林高院复议裁定已经查明的事实，房地产部门证明案涉房产权属仍登记在大金仓公司名下。其次，在法律层面，即使案涉房产尚未实际返还给大金仓公司占有，甚或如大金仓公司所称，原已经过户给刘××和栾××，而在执行中并未重新登记在大金仓公司名下，也并不影响本案基于大金仓公司对刘××和栾××的返还（过户登记和实际交付）请求权，而直接将案涉房产作为大金仓公司的财产强制执行，并不需要首先实际返还占有及办理返还过户手续之后，再将已返还给大金仓公司的财产予以查封和拍卖。因此，无论刘××和栾××是否已经将该房产返还，都可以执行案涉房产，是否已经完成返还，对本案执行没有实质影响。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50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回转负有财产返还义务主体２个要件：（１）是原执行案件中的申请执行人；（２）由原执行程序取得了财产——(一)电白二建是否是原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申诉人主张电白二建是原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执行工作规定》第65条(原第109条)第1款规定，“在执行中或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人民法院或其他有关机关撤销或变更的，原执行机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按照新的生效法律文书，作出执行回转的裁定，责令原申请执行人返还已取得的财产及其孳息。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该条第2款规定“执行回转应重新立案，适用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在执行回转案件中，特定民事主体必须满足两个要件才负有财产返还义务。第一个要件是，该主体是原执行案件中的申请执行人；第二个要件是，该主体经由原执行程序取得了财产。．．．．．．(二)电白二建是否通过原执行程序取得财产｜申诉人主张广州海事法院将案款汇到坤龙公司账户，应视为电白二建和坤龙公司均取得了财产。原执行案件系因电白二建和坤龙公司共同申请执行而产生，执行依据并未明确电白二建和坤龙公司之间的债权份额。如前所述，电白二建是原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广州海事法院系根据电白二建和坤龙公司提交的付款申请，将应当发给电白二建和坤龙公司的案款，汇入双方指定的坤龙公司账户。电白二建和坤龙公司作为原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均在执行程序中取得了财产。广东高院仅凭《情况说明》和法院汇款入账账户就认定电白二建已经转让债权、并未取得财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纠正。综上，电白二建既是原执行程序的申请执行人，也是执行财产的实际取得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执行工作规定》第65条，本案中，电白二建负有与坤龙公司共同向粤垦公司返还款项的义务，属于(2020)粤72执159号执行案件的适格被执行人,在电白二建和坤龙公司未自觉履行返还款项义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对电白二建银行账户采取冻结措施，并不违法。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