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六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摘要2：第一章 基本规定 第二章 自然人 第一节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节 监 护 第三节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第四节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三章 法人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营利法人 第三节 非营利法人 第四节 特别法人 第四章 非法人组织 第五章 民事权利 第六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意思表示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第四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和附期限 第七章 代理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委托代理 第三节 代理终止 第八章 民事责任 第九章 诉讼时效 第十章 期间计算 第十一章 附 则
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六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摘要2：无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8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4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7月23日起施行） 法释〔2018〕12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8年7月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4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7月23日起施行。
摘要2：无
摘要1：为正确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促进建筑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51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值此司法解释公布之际，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解释》的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9号
【裁判要旨】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默示行为方式来表达认可竣工文件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建设工程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理。承包人请求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中通公司与汽车城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约定默示行为方式来表达认可竣工文件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
摘要2：
摘要1：——施工合同无效，能否直接参照合同约定工期计算相关损失
【法理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有四：一是返还财产。合同一方因签订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二是折价补偿，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三是损失赔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四是法律特别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可见，合同无效的后果更多是不当得利返还的问题，而非合同约定权利义务的履行。反对观点则认为，2005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二条已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可以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但究其起草背景，主要是为探求当事人真意，解决工程价款合理计算的问题，只不过在折价补偿标准上参考合同约定而已。并无将整个合同都有效对待的意思。故不能狭隘将其理解为这是合同无效被有效化对待的例证。更不能由此推出施工合同无效，当事人也可直接参照合同约定工期、工程质量等条款提出主张。事实上，合同无效不能有效对待的基本原则必须得到坚守。在合同无效且不能返还原物的情形下，仍应坚持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当事人在主张折价补偿、损失赔偿等时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只有在当事人举证不能时，才可参考合同约定提出主张，由人民法院综合过错、损失大小、损失与过错因果关系等因素酌情处理。
摘要2：【提示】施工合同无效，能否直接参照合同约定工期计算相关损失？
【摘要】河北工建是否应向河北盈驰赔偿合同无效的工期损失问题。原判决认为，虽然施工协议无效，但工期确有延误。故参照施工协议违约金条款约定，判令河北工建向河北盈驰赔偿165万元工期延误损失。对此，本院不予支持。首先，施工协议如无效，则其中关于工期约定的条款亦无效。案涉1、 2号住宅楼约定的竣工日期为2011年8月15日。但由于该工期约定条款因施工协议无效而无效，故不能直接适用该工期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延误的依据。在约定工期不可适用的情形下，可通过鉴定确定案涉工程的合理工期。对于承包人的实际工期已超过鉴定合理工期情形，发包人可以主张工期延误损失，但应由其提供因工期导致的实际损失的证据，而不能简单参照无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条款计算。具体到本案中，在施工协议无效情形下，原判决仍参照该协议中违约金条款约定计算损失，缺乏依据。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7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88-215页】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50号
【裁判要旨】部分房屋转让给案外人且已经办理过户手续或者办理网签的，针对该部分房屋的履行，已出现客观障碍的处理。
【裁判摘要】针对该三套房屋的履行，已经出现了客观障碍。经本院释明，江山重工公司称其不变更诉讼请求，但其确认的该项诉讼请求为“继续履行合同，在不能交付房屋的情况下，按实际的销售价格进行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第（七）项为“继续履行"，第（八）项为“赔偿损失"。江山重工公司在再审庭审中所明确的诉讼请求，即为在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请求赔偿损失。本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7号）第七条规定，“再审案件应当围绕申请人的再审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判。……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构成另案诉讼的应告知当事人可以提起新的诉讼。"本案再审中，江山重工公司提出了“赔偿损失"诉讼请求，超出了原审的诉讼请求，因江山重工公司不同意调解，本院无法予以审理。故驳回江山重工公司对2-1-24-1、2-1-24-2、2-2-24-2号房产的诉讼请求，其可就这3套房屋另行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07号
【裁判要旨】有关征收及拆迁行为是由政府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强制行为，符合不可预见性、不可避免性、不可克服性等不可抗力的基本特征，不能归责于双方当事人。
【摘要】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是由而解除合同，装饰装修残值之外的其他损失也可适用公平原则由双方分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合同解除时，双方对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的处理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导致合同解除的，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由双方按照公平原则分担”，即在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而解除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公平原则分担损失，虽然该条款针对的是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但公平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装饰装修残值损失之外的其他损失，亦适用公平原则判令作为受益人的洪山村委会、三鸿公司予以补偿，符合上述法律原则和规定的精神。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24号
【裁判要旨】名义股东转让代持股权，实际出资人明知且收取股权转让款的，不应认定名义股东侵权。
【裁判规则】股东起诉要求支付奖励原始股权价款和应分红的利息，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本案中，从曹某等5人的二审上诉请求看，其请求的内容包括赔偿损失、支付奖励原始股权价款和应分红的利息，不属于确认物权、返还占有等物权请求权的内容，故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的类型。曹某等5人上诉主张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物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约束的观点不应适用于股权受到侵害时的情形。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33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根据该条规定，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当事人仅系与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非法人组织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虽然个人独资企业作为非法人组织，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诉讼活动；但在实体权利义务上，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在（2014）自民二初字第27号民事案件中，兴昌煤矿是债务人，而王某某作为其投资人也应为直接债务人，而不是该案的第三人，其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王某某如果认为（2014）自民二初字第27号民事调解书存在程序或实体上的错误，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而非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予以救济。
摘要2：【解读】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2年第6期（总第310期）第24-36页】
【裁判摘要】违反行政规章一般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违反行政规章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经鉴定机构鉴定存在严重结构隐患，或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应当尽快拆除的危房出租用于经营酒店，危及不特定公众人身及财产安全的，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应当依法认定租赁合同无效，按照合同双方的过错大小确定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裁判要旨】违反部门规章的合同如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应认定为无效。
【裁判】《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房屋不得出租。《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虽在效力等级上属部门规章，但是，该办法第六条规定体现的是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保护以及对公序良俗的维护。结合本案事实，在案涉房屋已被确定属于存在严重结构隐患、或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应当尽快拆除的D级危房的情形下，双方当事人仍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该房屋出租用于经营可能危及不特定公众人身及财产安全的商务酒店，明显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背了公序良俗。从维护公共安全及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的角度出发，对本案情形下合同效力的认定应从严把握，司法不应支持、鼓励这种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公共安全的有违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行为。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关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本院确认案涉《租赁合同》无效。原审判决关于《租赁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的认定，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民再344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寿宁县民政局举行捐赠仪式和颁发证书的行为，不属于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范围。若寿宁县民政局不履行捐赠仪式或颁发证书，南山学校可以向行政机关反映要求寿宁县民政局履行该职责，但不能撤销捐赠合同。
摘要2：【法条链接】《民法典》第二条【民法调整范围】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1民终14964号
【裁判摘要】胡某某在向广进公司购买案涉房屋时，签订了两份合同，一份是其与广进公司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下称买卖合同），一份是其与宏大公司签订的《装饰工程委托协议书》（下称装修合同），胡某某称《装修合同》签订后由广进公司保管，而后胡某某多次要求广进公司提供未果，直至一审判决后才取得。对此，广进公司并未明确否认。结合商品房买卖中的现实情况和审判实践中的经验判断，本院采信胡某某的主张，本案装修合同实质为广进公司主导所签。广进公司与胡某某签订的买卖合同除房屋交易价款外，其他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广进公司主导胡某某与宏大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并非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胡某某与广进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已经约定案涉房屋装修交付，可见，装修的义务主体应为广进公司，胡某某无需再行与他人就案涉房屋签订装修合同。广进公司主导胡某某与宏大公司签订装修合同，约定装修款为469935元，实为将案涉房屋交易价款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买卖合同价款1295845元，一部分为装修价款469935元，有规避地方政府房地产调控限价政策、逃避税收的嫌疑，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的规定，胡某某与宏大公司签订装修合同为虚假意思表示，并未真正履行，且有违法嫌疑，应为无效。但是，双方当事人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案涉房屋实际交易价款为1765780元。因此，胡某某要求以房屋交易价款1765780元作为计算逾期办证违约金的基数，依法有据，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613号
【裁判摘要】关于迪普物业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否超出合理期限的问题．．．．．．其次，解除权属于可以单方行使的形成权，为了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该权利之行使应当有一定的行使期限。为此，《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该条规定了合同解除权应当受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期限的限制，除此之外，在对方催告后应在合理期限行使。虽然，若对方没有催告，解除权是否仍应有合理期限，该条未作明确。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针对商品房买卖合同之解除权的行使，就未催告时的期限明确规定：“……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根据类推适用的民法基本原理，本案是股权转让合同，尽管与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同，但股权转让合同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在性质上均属于价值较大的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具有一定的参照性。股权一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权属的转移，如果放任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过长，不仅将使股权的归属处于长期不确定状态，影响股权的正常交易和公司的经营，也将使新股东无法安心对公司进行投入经营使公司资产不断增值，违背商事交易倡导的效率价值。因此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即便对方不催告，亦应有合理期限。此外，针对同样是形成权的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该规定对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也具有参照性。本案中，迪普物业公司于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及股权变更登记后经过7年才向博诚物业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此时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在股权、经营以及资产上发生了诸多变化。经一、二审法院查明，博诚物业公司受让案涉股权后，2013年8月27日，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5000万元增加至2亿元，同日，博诚物业公司拥有的4000万元占股比例变更为20%，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其后博诚物业公司在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额及股权比例多次变更。陕西迪普投资集团公司现有股权结构包括除博诚物业公司以
摘要2：（续）外的陕西亿泽投资有限公司（占股49%）、陕西融尚投资有限公司（占股25%）等5个股东。若允许迪普物业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超出了交易主体的合理预期，将严重影响陕西迪普投资集团公司治理结构及正常经营，损害受让股权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其行使解除权的主张应认为超过合理期限，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491民初2547号
【裁判摘要1】
流量，是指网络用户基于对某网络产品、网络服务、网络平台的使用需求或喜好，通过点击、链接、浏览等使用平台产品或平台服务的物理动作，经多次或多人积累叠加而形成的网络数据集合，是用来描述访问一个网站用户数量以及用户所浏览页面数量等相关的数据指标。常见的数据统计指标包括UV、PV、IP等。
真实的流量能体现用户对网络产品的真实使用情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网络产品的用户数量和受欢迎程度。正因其客观、可量化的属性，随着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流量逐步成为衡量网络产品市场反应程度的一项可量化的指标，成为判断该产品的市场价值、市场影响力乃至市场潜能等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流量往往附随着经济价值，甚至在一定层面上被认为是一种虚拟财产，成为网络产品财产价值的重要数据依据。
互联网的产业繁荣使流量在多种应用场景中呈现并发挥作用。比如：流量高的网站容易吸引投资融资、广告投入；流量高的作品可以带来更多的著作权相关收益和广告收益；流量高的游戏软件容易获得更高的应用商店排名，更容易吸引用户访问和使用；流量高的电商店铺因被认为具有高信用度，更容易吸引用户访店购买；流量高的演职人员更容易受到影视剧市场的青睐,等等。
真实的流量商业转化过程应为，用户——流量——利益。该过程可激发产业创新、鼓励诚实劳动、增强投资信心、繁荣网络市场、惠及网络用户。然而，虚假流量会阻碍创新价值的实现，降低诚实劳动者的信心，扭曲决策过程，干扰投资者对网络产品价值及市场前景的判断，影响网络用户的真实选择，扰乱公平有序的网络营商环境。
摘要2：【裁判摘要２】通过本案的审查，互联网上“暗刷流量”产业链暴露在公众视野中。通常“暗刷流量”有“JS暗刷”、雇佣点击和“机刷”等方式，无论是通过“JS暗刷”实现点击或者进行雇佣点击、诱导点击，还是通过“机刷”模拟用户点击，均不属于真实的、基于用户对网络产品的喜好而自愿产生的点击行为，均属于欺诈性点击。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进行具有明显欺诈性质的“暗刷流量”的磋商交易时，均表示不关注或不必要知晓流量对应的被访问网站或产品，仅关注与已相关的利益获取，双方的交易行为置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和网络用户利益于不顾，牟取不当利益，违反商业道德底线，违背公序良俗。同时，双方“暗刷流量”的行为，一方面使得同业竞争者的诚实劳动价值被减损，破坏正当的市场竞争秩序，侵害了不特定市场竞争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会欺骗、误导网络用户选择与其预期不相符的网络产品，长此以往，会造成网络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最终减损广大网络用户的福祉，属于侵害广大不特定网络用户利益的行为。上述不特定主体的利益均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因此，本案原被告之间“暗刷流量”的交易最终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综上，双方订立合同进行“暗刷流量”交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应属绝对无效。……另行制作决定书，对原被告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获利，予以收缴。
【解读】双方订立合同进行“暗刷流量”交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应属绝对无效，获利予以收缴。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渝01民终10429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何某某与周某系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本案中，周某共向罗某转款265500元，显然超出了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罗某与何某某既非亲戚，也非朋友、同事；罗某和周某之间仅是普通同事。罗某与何某某之间无正常的经济往来情形，罗某接受周某转款的行为也非善意。周某向罗某转款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协商作出决定，周某未经何某某同意擅自转款，违反了法律规定。因此，周某向罗某转款的行为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案涉款项的返还后，因案涉款项属夫妻共同财产，可基于夫妻之间的身份关系，由何某某、周某二人自行处理。
摘要2：【解读】配偶一方私自将大额财产赠与情人，另一方配偶有权要求返还财产（观点1|无权处分；观点2|违背公序良俗的赠与无效无效）。
摘要1：【案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03民终7575号
【裁判摘要１】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吴某某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吴某某于2017年9月提起公司盈余分配诉讼，其请求权的基础是吴秋丽依然是坂田公司的股东。即其是对之前的退股行为提出异议，认为坂田公司于2005年安排其退股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其诉讼时效应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犯之日起开始计算。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江苏公司与江苏省信息产业厅等股权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2002年11月15日[2001]民二他字第19号）的意见：“当股权受到他人侵害时，请求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以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本案吴某某请求保护股东分红款属于股权受到侵害的情形之一，诉讼时效应确定为二年，而吴某某起诉时已经超过了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吴某某在2005年已经知道了其已经退股，且在丧失股东资格后的十几年未对退股行为提出异议，吴某某于2017年起诉要求股东分红款已经超过了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而引发的纠纷。上诉人吴某某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上诉人坂田公司向其支付2015、2016年度股息分红，其前提条件是上诉人吴某某具备被上诉人坂田公司的股东资格，这涉及到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而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属行政部门的职责范围，因此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审理范围。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处理不当，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吴某某的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6号
【裁判要旨】董事会决议由各股东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但该决议仅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不能认定客观上已外化，不能证明担保关系成立。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商投石化公司《董事会决议》载明：由商投集团公司、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按股比分三次共同向重庆商贸公司担保1.5亿元，并出具保证文件。该记载仅表明商投石化公司曾为本案债务设定担保形成了《董事会决议》，但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并未与重庆商贸公司实际订立担保合同，并未形成担保法律关系。虽然商投石化公司向重庆商贸公司出具了该《董事会决议》，但该行为主体是商投石化公司，不构成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向重庆商贸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重庆商贸公司依据商投石化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请求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其中，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追求效果意思的动机，客观上存在一般相对方可理解与接受的外化行为，同时该行为方式应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本案中，如何认定《董事会决议》中由商投石化公司股东方商投集团公司、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按股比分三次共同向重庆商贸公司担保（共计人民币1.5亿元），并出具保证文件等内容所设立的民事法律关系是本案的关键。首先，从字面含义可解读为，三股东有为公司债务1.5亿元人民币向债权人重庆商贸公司提供担保所形成的意思表示，但没有三股东与商投石化公司共同向债权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重庆商贸公司主张三股东所作出的承诺应为债务加入，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相符。同时，重庆商贸公司认为，因承诺担保的债务已到期，第三人所作出的担保承诺便应视为债务加入，亦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其次，因《董事会决议》系公司内部文件，其中意思表示的效力并不能当然及于公司之外的任何第三方。本案中，即便可以认定金某某、李某某在决议上的签名真实且取得了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相应授权，亦仅能说明二公司具有向债权人就案涉债务提供担保的效果意思，该意思以《董事会决议》为载体，仅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不能认定客观上已外化。重庆商贸公司认为其知晓《董事会决议》内容即表示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与其建立了保证法律关系，理据并不充分。因设定保证法律关系是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法律行为，该种行为要求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而达成一致的过程应是两个意思表示双向交流的过程。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之规定，保证法律关系的成立还要求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董事会决议》中有关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对商投石化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决议内容，并不能证明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与重庆商贸公司建立了民事法律关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50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规定对外担保须经公司股东会同意，但公司章程系公司内部规范，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经董事会决议应视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
【裁判摘要】关于保证未经瓮福公司股东会同意，是否为该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虽瓮福公司章程规定对外担保须经公司股东会同意，但公司章程仅系公司内部规范，对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效力并不能产生约束力；且瓮福公司签订案涉《保证合同》系经董事会决议，应视为其签订合同的行为属其真实意思表示。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十五条规定：“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作出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营利法人的出资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议，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根据上述规定，即使瓮福公司董事会作出上述决议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瓮福公司据此与农行河西堡支行形成的担保法律关系亦不受影响。故瓮福公司提出签订《保证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00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64号
【裁判要旨】信用社整体改制成立商业银行，未及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导致其主体在形式上仍存续的事实，不表明该信用社在改制过后海继续享有原有的权利。
【裁判摘要１】案涉编号为xxx的《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借款合同》及相同编号的《吉林省农村信用社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债权人及抵押权人为延河信用社。本案原由延河信用社提起诉讼，一审审理中原告由延河信用社变更为龙井农商银行。根据一审及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延河信用社经吉林银监局批准、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整体改制为龙井农商银行的事实，龙井农商银行已于2016年12月7日依法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在本案起诉前即已具备企业法人主体资格。银监会延边监管分局出具的《证明函》亦证明银行监管部门已对原延河信用社的债权债务作出了处理，即由龙井农商银行承继延河信用社所有的债权债务。据此，应认定龙井农商银行为延河信用社改制后的承继主体，延河信用社基于案涉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所享有的债权和抵押权应由龙井农商银行承继。延河信用社未及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导致其主体在形式上仍存续的事实，不表明该信用社在整体改制为龙井农商银行后还继续享有原有的民事权利义务。因此，龙井农商银行作为延河信用社债权债务的承继主体，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关于“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龙井农商银行替代延河信用社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主体适格，该行依法享有诉权。至于龙井农商银行的案涉借款债权能否基于吉林高院（2014）吉民二初字第13号民事调解书获得清偿从而消灭主债权、抵押权随之消灭的问题，属于抵押权实现的顺位问题，系案件实体审理问题，不属于起诉受理条件，新合作公司以此否定龙井农商银行的诉权缺乏法律依据。因此，新合作公司关于龙井农商银行没有本案诉权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主债务未过诉讼时效期间，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应予支持——关于龙井农商银行行使抵押权是否超过法定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案涉借款期限于2012年7月28日届满，后经债权人与债务人、五个抵押人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将案涉借款展期至2013年6月27日，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借款展期届满之日起算。鉴于本案一审审理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开始施行，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延河信用社于2014年10月21日向吉林高院提起（2014）吉民二初字第13号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系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015年5月15日延河信用社向新合作公司发出编号为xxx的《吉林省农村信用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要求新合作公司继续承担本金2亿元整及利息的借款债权的抵押担保责任，无条件履行担保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该行为亦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2015年11月23日该信用社向债务人延边国贸大厦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案涉债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主债权诉讼时效再次中断。2016年12月24日延河信用社提起本案诉讼，距主债权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时间2015年11月23日仅一年左右，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据此，原审判决认定延河信用社行使抵押权尚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并无不当，新合作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不成立。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浙03民终1533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通知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反对意见的，执行法院依异议人的意见对分配方案审查修正后进行分配；提出反对意见的，应当通知异议人。异议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以提出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被执行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异议人逾期未提起诉讼的，执行法院按照原分配方案进行分配。”据此，能够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及异议之诉的仅为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而能够针对债权人、被执行人的异议提出反对意见并继而成为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被告的也仅为债权人或被执行人。本案中，金钥匙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林某某的债权人，以苍南县税务局作为原审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受案范围。具体分析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因此，债权属于一种民事权利，其请求权属于私法，由私法进行调整。而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则属于法定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不同于约束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其请求权的性质是公权，由公法来调整。我国法律规定国家税款的征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以及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体现了公权优先的原则。因此，税务机关并非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债权人”，不能成为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诉讼主体。故金钥匙公司以苍南县税务局为原审被告提起的本案诉讼，不属于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受案范围，其起诉应予驳回。
摘要2：【解读】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则属于法定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不同于约束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其请求权的性质是公权，由公法来调整。税务机关不能成为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诉讼主体。故以税务机关为被告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应予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鄂0506民初834号
【裁判摘要】原告代缴后，律信公司事实上构成不当得利，原告与律信公司之间形成不当得利之债，律信公司负有返还义务。在破产程序中，应当依法认定系原告王某某对律信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三、该债权是普通债权还是按税款债权顺序受偿。判断债权受偿顺序，关键在于考察债权的取得方式。本案中，原告王某某源于代律信公司缴纳税款而取得之债权，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36号《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对职工债权的处理方式，不宜认定为普通债权，而应按税款债权受偿，如此认定，亦符合民事活动的公平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破产债权”，根据前述规定，原告王某某享有的该税款债权，并非基于担保权而享有的优先权，而是享有按税款债权顺序依法受偿的权利。综上所述，原告王某某要求确认其垫缴的5219809.52元系其对律信公司享有的税款债权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要求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法调整为按税款债权顺序受偿；被告律信公司破产管理人辩称原告王某某垫付的税款应由其自负的辩解意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王某某垫缴的税款5219809.52元系其对宜昌律信投资有限公司享有的税款债权，由王某某在破产程序中按税款债权的顺序受偿。
摘要2：【解读】代缴税款在破产程序中是否具有税收优先权？——法院认为律信公司因原告王某某的代缴行为不当得利，并参照最高院对职工债权的处理方式，基于公平原则，认为王某某的债权应按税收债权的顺序受偿。
摘要1：【案号】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31民终82号
【一审诉讼请求】周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两被告与两第三人于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因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及公司的合法权益而依法无效；2.判决原告在同等条件下（被告熊某某与被告蔡某在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中约定的零对价）有权优先购买被告熊某某在第三人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持有80%的股份；3.判令诉讼费由两被告和两第三人承担。
【二审判决】一、确认原告周某某对被告熊某某持有并对外转让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持有80%的股份，在同等条件下（具体以2019年6月18日《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中约定的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具有优先购买权。"；二、撤销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2019）湘3101民初23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熊某某与蔡某以及祥和置业公司、本草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无效。"；三、驳回被上诉人周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案涉《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的合同主体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无证据证明案涉合同主体作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案涉合同主体的缔约行为及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违背公序良俗。虽然，周某某以该合同存在处分其股权及损害其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但是，股权转让合同仅为股权转让行为的依据，而股权转让行为的实施才导致股权变动的结果，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必然导致股权变动的结果，周某某提出的诉讼理由不足以否定该合同的效力，据此，案涉《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应认定为有效合同。．．．．．．本案中，熊某某在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的情形下，与股东以外的主体签订股权转让性质的协议转让股权，已造成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后果，故对于被上诉人周某某于原审中提出按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案涉股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115民初2186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航天东方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按时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当庭答辩和质证的诉讼权利。原告乐天包装公司与被告航天东方公司之间签订的《加工定作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原告乐天包装公司按照被告航天东方公司的要求，将被告航天东方公司提供的包装材料加工成包装产品并交付了上述包装产品，被告航天东方公司理应向原告乐天包装公司支付承揽报酬。被告航天东方公司辩称已付清全部加工货款，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其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应当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超出诉讼时效的，义务人依法取得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被告航天东方公司在答辩状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对此，本院认为，因被告航天东方公司侵害原告乐天包装公司债权的行为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两年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乐天包装公司与被告航天东方公司在《加工定作合同》中约定“货到定作方验收合格后30天内付清加工货款”，被告航天东方公司的付款义务应截至2014年5月18日，据此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4年5月19日起计算，该日期距原告乐天包装公司起诉之日已超过两年。此外，原告乐天包装公司未能提交证据以证明在诉讼时效期间存在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情形。据此，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对于被告航天东方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综上，原告乐天包装公司要求被告航天东方公司支付承揽报酬和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被告缺席判决，但被告在答辩状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03民终933号
【裁判摘要】本案富控公司因怠于行使自身权利，造成其对荣博公司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富控公司要求荣博公司股东王某某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
（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庭审后，谢某、王某某向一审法院邮寄提交代理词，代理词内容包括：本案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富控公司诉讼请求。
（２）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谢某、王某某在代理词中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谢某、王某某不正当履行清算义务，损害了债权人富控公司的合法权益，据此富控公司享有要求谢某、王某某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富控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谢某、王某某以虚假《清算报告》骗取公司注销登记时起算。因谢某、王某某作为清算组成员，在办理荣博公司注销手续时未正当履行其向债权人的通知、公告义务，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可推定富控公司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为乐清市公安局乐成派出所向富控公司出具谢某、王某某的户籍信息及乐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富控公司出具荣博公司的公司登记基本情况、章程、《清算报告》、《股东会决议》、登报公告的2018年9月12日。因此富控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起诉，系其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1：【案号】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18民终2936号
【裁判摘要】宜家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并未主张诉讼时效问题。宜家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签署的《代理词》记载：“……原告诉求被告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均已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宜家公司在答辩状及庭审阶段均明确表示同意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向何某某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且未曾提出诉讼时效的问题，其仅在庭后提交的代理词中提出诉讼时效问题。宜家公司的答辩状的签署时间为2019年6月17日，一审庭审时间为2019年6月18日，宜家公司提交代理词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根据时间顺序可知，宜家公司先同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后提出诉讼时效届满的抗辩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宜家公司在答辩状及庭审中作出同意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的意思表示后，又在代理词中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本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宜家公司应向何某某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
摘要2：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云民终859号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锦隆公司依法可以提出诉讼时效届满的抗辩。经审查，一审中，锦隆公司作为被告，其在答辩、举证质证以及法庭辩论阶段均未提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抗辩主张。虽然在一审卷宗里收录的锦隆公司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的“代理意见”中有“原告恒兴公司直至2019年11月18日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的意思表示，但该意见在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中没有任何的记载。锦隆公司的代理人应当知道诉讼时效与本案诉讼主张的利益相关，如果其当庭陈述诉讼时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间，一审法院定会予以重视并审查。虽然该“代理意见”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1月16日也即开庭之日，但并非开庭之时提交，而是庭后提交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因此，锦隆公司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之后才提出此抗辩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的情形除外。”的规定，锦隆公司在上诉中才明确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其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理由仍然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计算，合同约定并非新的证据，因其无新的证据证明恒兴公司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对于锦隆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一审判决锦隆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庭后提交的代理意见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66号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抚养费的案件，是否适用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从抚养费的性质来看，其属于具有财产利益内容的身份权请求权，且事关公序良俗和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事关未成年人和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在抚养法律关系存续期间，给付抚养费的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亦不应适用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在执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或者其他相关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当适用基本法的原则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一百九十六条明确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本案中，淮南中院（2019）皖04执恢2号案件系对该院（2012）淮执字第00025号案件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的恢复执行程序，故本案应当审查（2012）淮执字第00025号案件中，程某于2012年5月9日就2002年11月至2012年5月的抚养费申请执行时，是否适用申请执行时效。本院认为，程某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时，冯小x尚未成年，其与冯某的抚养法律关系尚在存续期间，且案件尚未执行完毕，执行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进行审查认定。申诉人主张程某在本案中的执行申请超过申请执行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从抚养费的性质来看，其属于具有财产利益内容的身份权请求权，且事关公序良俗和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事关未成年人和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在抚养法律关系存续期间，给付抚养费的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亦不应适用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鲁民申6923号
【裁判要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属于该法的调整范围，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
【裁判摘要】根据原审在卷证据和已查明事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双方于1998年6月1日至2008年5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属于该法的调整范围，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申请人于1998年5月办理退休手续时即已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直至2018年8月提起劳动争议仲裁时已超过二十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已超二十年的诉讼时效，且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不适用中止、中断情形，原审对其诉请不予支持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81号
【裁判摘要】担保协议因签约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无效，限制行为能力人不具有过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上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充分考虑了保护欠缺行为能力人的利益和保护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两种法益之间的平衡。意思自治是贯穿民法始终的价值理念，只有行为人对其行为性质及后果具有识别能力，行为人才能对其行为承担责任。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二条做了相同的规定。即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在制度构造上优先保护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利益，仅在法定情形下例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从事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或从事的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态不相适应之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等情形，才保护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这一制度为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免遭损害筑起安全保障之堤，体现了同情、关爱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弱者权益这一人类的基本情感。首先，由于李××于2016年6月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其认知能力受到损害，对担保2.5亿元本金及利息之巨额债务这一重大复杂的民事行为并无相应的认知能力，其从事的签署案涉担保协议的民事行为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且法定代理人拒绝追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李××上述担保行为无效。相应地，林×实际控制的中科联合公司将其所管理的李××房产，基于李××签署的《房地产抵押合同》而办理抵押登记的行为也归于无效。一审法院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认定李××签署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不可撤销)》、《房地产抵押合同》及《承诺函》均为无效，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其次，中诚信托公司上诉主张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对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由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然而，案涉担保协议因签约人李××系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无效，
摘要2：（续）故李××对担保协议的无效并不具有过错。上述第七条并未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和担保人均无过错的情形。退一步说，即使认为上述第七条涵盖了债权人和担保人均无过错的情形，该条亦仅是针对担保人责任的一般规定。而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二条是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利益的特别规定，强调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对其从事的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之民事法律行为不承担责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的除外。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不应适用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一般规定。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时“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关于“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合同被认定无效时的赔偿责任系缔约过失赔偿责任，赔偿须以过错为前提，如担保人对担保合同无效无过错的，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认为李××不应承担本案《借款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