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长春天地人公司账户中的50xxx10.97美元系由米×汇入，但该公司登记的投资人是徐××。因此，徐××确系用米×的资金设立了以自己为投资人的公司。徐××主张其仅为长春天地人公司的名义投资人、其与米×之间存在隐名投资的约定，则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判决认为米×应对其委托徐××的事项及徐××违反委托人的指示等负有证明责任，并以米×不能证明其委托徐××设立的公司名称不是长春天地人公司且其没有委托徐××作为名义投资人为由判令米×承担不利后果，实质系要求米×就消极事实举证，举证责任分配有误。
摘要2：【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再206号
【解读】一审诉讼请求：判令徐××、李××返还504000美元（按当期汇率合人民币4168080元），并按同期利率支付相应贷款利息合计人民币3445626元（截止到2011年1月24日），本案诉讼费由徐××、李××承担。
摘要1：问题：当事人在招标合同之前和中标合同之后签订“补充协议”“备忘录”等性质是否存在区别？
解读：（１）“补充协议”“备忘录”等如果签订在中标合同之后，可以认定为“阴合同”（“阴合同”并非无效见合同）；（２）“补充协议”“备忘录”等如果签订于招标投标过程前或过程中并在招标前，可以属于串标证据，将导致中标合同无效。
【注释１】司法解释并未直接认定“阴合同”无效——“阴合同”除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按照中标合同确定，除此之外的其他条款如果又被实际履行的，实践中很有可能认定为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注释２】中标无效后工程款结算按照《民法典》第７９３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２４条规定执行。
【注释３】（１）签订“阴合同”可能导致当事人承担《招标投标法》第５９条规定的行政责任；（２）串标导致招标无效可能导致《招标投标法》第５３条、《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６７条规定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摘要2：【注解１】非必须招投标工程项目，无证据证明承包方在签订标前合同时知晓涉案工程将履行招投标程序，在标前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又通过招标投标程序签订备案合同，因当事人并无实际履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备案合同是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标前合同是虚假意思表示所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为有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933号
【注解２】非必须招标项目当事人为办理相关施工首先而实施的招投标行为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227号
【注解３】必须招标项目在备案合同签订之前当事人已经签订施工合同并已经实际履行，之后为应付主管部门要求而签订备案合同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备案合同和备案前签订施工合同均为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24号
【总结】（１）必须招标项目——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备案合同无效，其他合同因违背备案合同也无效；（２）非必须招标项目——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备案合同无效，其他合同有效。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是新中环公司依据上诉人南方设计公司于2019年3月21日回函中所作出的承诺主张增项工程款是否应予支持。……关于案涉增项工程款数额如何确认，新中环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已将增项部分的结算书报送给南方设计公司，南方设计公司曾在2019年3月21日的回函中承诺案涉工程增项工程款结算审计于2019年4月28日前完成，如无法按期完成结算审计，视为认可其递交的结算金额。该回函对结算审计约定了相应条件和期限，作出了承诺，应视为双方对工程款付款条件和期限的重新约定。在此之后，虽然南方设计公司于2019年3月24日回函中提出问题若干，但新中环公司针对其所提问题已进行回复，南方设计公司虽于2019年4月28日将《大连冰山慧谷A9某空调车间改造工程(装饰工程)竣工结算审核稿》邮寄给新中环公司，但该审核稿中，增项工程审核价为296,923.46元，与新中环公司所报送的结算金额相差较大。该审核数额并非委托第三方造价咨询公司进行审核，而是其内部审核，这有悖于案涉合同中委托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进行结算审核的约定。因此，南方设计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所作出的内部审核结果不能视为其对2019年3月21日回函中所作出的案涉工程增项工程款结算审计在2019年4月28日前完成的承诺的履行。况且，自2019年3月21日作出承诺至2019年4月28日的截止时间，南方设计公司应有充足的时间委托第三方专业审计单位进行审核，其在对新中环公司报送的结算金额有异议的情况下，却未积极开展审计委托工作，而是于承诺期限的最后日期才向新中环公司发送内部审核结果，显然存在怠于履行义务的情形，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综上，新中环公司依照该回函中的承诺向上诉人主张案涉增项工程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要求对案涉增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辽民申645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应在本案中对张××主张的民事权益进行审查及裁判的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张××所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过程中，判断张××就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必然涉及到对张××所主张的实体权利进行实体审查，这属于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孙××、张××已于2018年1月24日经法院判决离婚，对案涉房屋所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份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张××既可以单独提起分割诉讼，也可以在本案中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亦可以就此一并作出裁判，民生小额贷公司主张张××仅能另案主张权利与上述法律规定明显不符，其据此提出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豫民终1763号
【解读１】异议请求撤销对该房产的查封，终止对该房产的拍卖程序。该院于2017年11月15日作出（2017）豫02执异27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涉案房产被登记在被执行人孙××名下，依法予以强制执行并无不当，张××所称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享有一半份额的权利属实体权利，应通过诉讼解决。裁定驳回案外人张××的异议申请。
【解读２】张××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坐落于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巷底路××号的房产（权证号xxx××xxx）的产权归张××以及孙××等xxx人与第三人孙××１家庭成员共有；xxx、依法终止对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巷底路xxx号房屋的拍卖程序；3、诉讼费用由民生小额贷公司承担。
【解读３】一审判决：一、确认坐落于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巷底路××号的房产（权证号02××31）的产权归原告张××与第三人孙××共同共有；二、驳回张××的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４】二审法院认为，张××在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一半财产权益范围内能够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判决不得执行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巷底路××号房屋3262940元房屋拆迁补偿款中属于张××的1631470元。
摘要1：【裁判摘要】不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认定和著作权行使——涉案作品《世界首富××××成功的24字诀》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文字作品。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文字作品的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据，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吕××署名为涉案作品《世界首富××××成功的24字诀》的主编，苟××、罗××等17人署名为涉案作品《世界首富××××成功的24字诀》的编委会成员，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编委会成员均为涉案作品的作者，即编委会成员中的各个作者共同撰写了涉案作品。虽然涉案作品每一章节下的每个关键词部分均可独立使用，但是涉案作品可独立使用的部分并无独立署名，单凭现有证据无法清楚地判断哪一章节为哪一位作者所创作，故涉案作品属不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即涉案作品《世界首富××××成功的24字诀》应当被认定为不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本院认为，根据涉案作品的署名及作品的表现形式，应当认定涉案作品为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本案原告并未处分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利归属，其作为该书作者之一，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提起诉讼。根据涉案书籍图书在版编目(CIP)、作品的署名情况、声明和授权情况，该作品权利来源的证据链条完整，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燧人氏公司经合法授权，取得了涉案文字作品的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维权权利，有权在授权期限内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提起诉讼。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花儿影视公司将王××署名为总编剧的行为是否侵害了蒋××的署名权．．．．．．“原创编剧”与“总编剧”是从不同的层面与角度反映不同编剧在创作中的工作性质和分工侧重，均肯定二位编剧对剧本的贡献以及与前后剧本的关联关系。在剧本创作领域，总编剧并不直接等同于贡献最大的编剧，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总编剧必然比其他编剧对作品的贡献更高、地位更显著的标准或者惯例。因此，总编剧与原创编剧并不存在明显的优劣之分。“原创”一词更强调作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本源性、开创性、启发性的作用。随着创新观念深入人心，原创的重要性愈加受到普遍重视和认可。而“总编剧”更强调其在编剧工作中起到了全局性、指导性的作用，旨在协调各方、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原创编剧”称谓在艺术领域具有很强的褒奖意义，而“总编剧”称谓也并未贬损“原创编剧"的身份和对剧本所作出的贡献。本案中，蒋××创造性地提出故事大纲，创设人物角色，定位结构框架等，并将这些思想表达出来，是一个使剧本实现从无到有的人。王××则全程参与剧本创作的各个阶段，特别是拍摄期间的创作修改和统筹指导。花儿影视公司为二位编剧署名时冠以总编剧、原创编剧称谓，体现了二位编剧与剧本之间不同的密切关系以及各自对作品作出的特殊贡献。在正式放映的电视剧中，花儿影视公司在片头部分以分页形式将蒋××作为原创编剧的署名先于王××的署名呈现，也彰显了蒋××在该剧创作过程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原审判决认为花儿影视公司将王××署名为总编剧的行为未侵害蒋××的署名权，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花儿影视公司在部分海报及片花上未为蒋××署名及未标注“根据蒋×同名小说改编”是否侵害了蒋××的署名权。．．．．．．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署名权的行使应以作品为载体。电视剧海报和片花系制片方为宣传电视剧需要而制作，既不是电视剧作品本身，其目的和功能也非表明作者身份。其中，片花主要通过浓缩影片精华，在最短时间内吸引观众；海报的内容选择则根据电视剧拍摄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主要服从于广告效果，通过新颖、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设计在最大程度上达到吸引潜在观众注意力、提升人气和票房的目的。并且，花儿影视公司已在部分海报及电视剧正片的片头等处载明了蒋××的“原创编剧”身份，并有“本剧根据蒋××同名小说改编”等标注，已充分表明了蒋××的编剧和小说作者身份，足以保障蒋××的署名权。
摘要2：（续）此外，花儿影视公司在片花、部分海报上是同时未为蒋××和王××署名，对两者并未作区别对待。原审判决认定花儿影视公司在《芈月传》电视剧部分海报、片花上未载明蒋××的原创编剧身份或未标注“本剧根据蒋××同名小说改编”，并未侵害蒋××的署名权，并无不当。
【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351号
——制片方根据编剧实际创作贡献确定其具体署名形式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裁判要旨】
1．在涉案合作剧本中，各作者创作对作品要素影响复杂，不能简单通过对不同版本在人物、关系、情节等方面的数据比对，计算不同作者对定稿作品的贡献比例。在二位作者的创作劳动无悬殊差异的情况下，仅通过简单的数据比对不能得出哪位作者贡献度更高的准确结论。
2．在未约定具体署名形式时，制片方在影视作品上为编剧署名时冠以“总编剧”“原创编剧”等特定称谓以体现各编剧不同的工作性质和分工侧重，这种做法本身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且“总编剧”“原创编剧”称谓并无明显优劣之分，在文学创作领域也不存在“总编剧”当然比其他编剧对作品的贡献更高、地位更显著的标准或惯例。故“总编剧”署名并不必然对其他编剧的贡献造成贬损。
3．署名权的行使以作品为载体。海报、片花系制片方为宣传影视作品的需要而制作，并非影视作品本身。故制片方未在影视作品海报、片花上为编剧署名，并不侵害编剧的署名权。
【案件索引】一审：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5）温鹿知初字第74号（2016年10月24日）；二审：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终351号（2017年12月12日）
摘要1：【裁判摘要】（１）计算机软件的复制品经合法发行后，复制品的所有人可以再次转让发行，著作权人无权予以制止（合法发行的软件复制品而言著作权人发行权的权利已经用尽）；（２）著作权人发行权权利用尽原则对计算机软件这一特殊作品而言，由于软件开发商营销方式的多样性，并非所有的软件合法复制品均存在发行权用尽——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八条规定，软件著作权人享有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等权利。大族公司向柳××等以出售的方式提供1.0版软件复制件，就是一种发行行为。嘉泰公司向正泰终端公司出售安装有2000版软件的激光打标机，也属于发行软件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软件发行者只有在不能证明其发行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时承担法律责任，换句话说计算机软件的复制品经合法发行后，复制品的所有人可以再次转让发行，著作权人无权予以制止，也就是说，就合法发行的软件复制品而言著作权人发行权的权利已经用尽。著作权人发行权权利用尽原则就一般作品来说，人们比较容易理解，但对计算机软件这一特殊作品而言，由于软件开发商营销方式的多样性，并非所有的软件合法复制品均存在发行权用尽--如软件开发商对特定客户以使用许可协议方式约定使用主体和使用范围的条件下提供的合法复制品就不存在发行权用尽。本案中，大族公司向柳××销售1.0版软件复制品时没有书面约定该软件复制品不得转让，软件安装过程中的出现软件许可证协议中也没有规定软件使用的禁止事项，相反大族公司对其出售的每套软件复制品均配备一枚软件狗，能有效地控制了软件的使用范围，应当解释为大族公司仅对每套软件复制品的使用范围作出限制--即一套软件复制品只能在一台激光打标机中安装使用。另外，正如大族公司所举的三份发票证明，其所销售的这三套软件均单独开具销售发票，且每套售价高达80000元，具有高而独立的财产价值。综合上述大族公司销售软件的情况，即使如大族公司所称其软件产品均与其激光打标机一起捆绑销售（姑且不论这种捆绑销售是否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而没有在市场上单独销售，但是如果同样要求每套软件复制品的使用权利与被捆绑销售的激光打标机的报废一起“捆绑”消亡，尚缺乏合法理由，故大族公司销售的这些软件复制品适用权利用尽原则，合法复制品的所有人可以转让这些复制品。
摘要2：（续）因此，嘉泰公司在合法取得1.0版软件复制品及代表软件复制品合法使用权利的软件狗之后，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有权根据使用的需要把该1.0版软件装入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内，也有权再次予以销售。
摘要1：解读：当事人可以针对“本院认为”部分申请再审，再审法院应当对“本院认为”部分存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
【注释】“本院认为”部分不能作为执行依据。——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以判决主文或判决理由作为执行依据的请示的复函》
摘要2：【注解１】（１）“本院认为“部分不是最终判项，不具有既判力；（２）“本院认为”部分如在其他诉讼中被作为证据使用可能损害当事人利益，可以通过申请再审纠正。——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再24号；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鄂10民再30号
【注解２】另外裁判观点：当事人原则上不得针对裁判文书判决理由部分申请再审。——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231号；其他参考案例：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2021)湘10民申281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闽民申5305号
【注解３】（１）生效裁判具有既判力仅限于生效裁判的判项；（２）对于“本院认为”部分的认定，如有证据可以推翻的，在后裁判不受在先裁判的影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举证情况做出独立认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8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院认为”部分虽然不是最终判项，但若存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当事人可以以此为由申请再审，法院应当在维持原判的基础上对“本院认为”部分的错误予以纠正——根据民法的基本法理，连带责任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对共同产生的不履行民事义务的民事责任承担全部责任，并因此引起内部债务关系的一种民事责任。连带责任对责任人苛以较为严格的共同责任，使得责任人处于较为不利地位，因此必须以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作为适用连带责任的前提基础，不能通过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任意将多人责任关系认定为连带责任。本案中，如前所述，置业公司对于节余面积及其相应权益所可能享有的权利的条件尚未成就，故东晨公司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尚处于不确定状态，在此情形下，二审判决径行审查认定旭城公司应对东晨公司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显属不妥。综上，二审判决实体处理虽驳回了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但在论述中认定旭城公司在涉案地块项目的回迁安置补偿最终完成后有节余面积且确定节余面积数额时应对东晨公司支付给置业公司拆迁节余面积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该认定存在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置业公司的相关诉求可在合同约定的条件成就后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二审判决除审查认定旭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存在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外，其余部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当事人同时提交执行异议和第三人撤销之诉，在法院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之前已收到执行异议裁定，第三人撤销之诉予以驳回；（２）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的立案标准与普通民事案件不同，需进行一定程度的实质性审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申请再审须以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执行异议为前提，也即案外人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执行异议之后，可视为启动了案外人申请再审的前置程序，如果其对驳回执行异议的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错误的，即可通过申请再审保护其权益。本案中，从熊××提交的加盖有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材料专用章的《材料接收单》内容看，其于2017年8月15日向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的同时亦向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相关起诉材料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由于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的立案标准与普通民事案件不同，需进行一定程度的实质性审查。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驳回执行异议请求的裁定于2017年8月24日送达给熊××，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6日决定受理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由于两个程序分别由不同法院受理，在具体操作中存在时间差，导致出现一定的矛盾冲突。熊××为最大限度利用各种程序保护其自身利益虽无可厚非，但亦导致各程序间出现交叉重叠和一定程度的混乱。熊××虽于2017年8月15日向相关法院提交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材料，但在法院决定受理案件之前，其已经收到驳回执行异议的裁定，其完全可通过案外人申请再审途径保护其合法权益。实际上，根据其再审陈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亦已受理其再审申请。现有程序已经可以充分保护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其再审请求已无再审利益。对其再审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先提出执行异议后又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当事人先收到第三人撤销之诉不予立案的裁定书并提起上诉，且在收到执行异议裁定后并未申请再审，不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０２条第２款关于只能申请再审、第三人撤销之诉不予受理的规定，而应当继续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张××于2014年9月24日向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于2014年10月21日向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7日作出（2014）白民告字第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该案不予立案，并邮寄送达张××该裁定书，2014年12月4日张××对裁定不服提出上诉。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3日作出（2014）白执字第119-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张××异议的请求，2014年12月11日张××收到该裁定书。从时间上看，张××虽先提起执行异议，但是其先收到第三人撤销之诉不予立案的裁定，并经上诉由本院于2015年4月22日指定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2014年12月11日张××收到驳回执行异议裁定书后，其也没有申请再审，表明张××选择执行异议之诉来解决案涉纠纷。因此，本案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案外人对人民法院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申请再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规定的不予受理条件。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鉴定机构出具新的相反的鉴定意见，应当发回重审——本案在原审期间，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曾于2009年9月8日出具鉴定意见，即“依据现有送检材料，刘××患急性偏瘫病因尚不清楚，现缺乏足够的医学依据确定患儿刘××急性偏瘫的发生与盛×医院的诊疗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其于2009年11月9日出具《关于鉴定异议的说明函》，即“支原体感染致患儿右侧大脑中动脉起始端闭塞、左侧肢体偏瘫的因果关系尚缺乏医学依据认定”。原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之后，该鉴定中心于2014年7月24日又出具了《关于刘××案件相关问题说明函》，主要意见为“通过现有临床医学研究发表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肺炎支原体感染与大脑血管，尤其是大脑中动脉病变产生的血流中断、脑梗塞病情发生的因果关系，就现有医学研究结果表明存在可能性”。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据此提出抗诉。鉴于该鉴定中心就诉争问题出具了新的鉴定意见，且与其之前出具的鉴定意见相悖，若采信该证据则有可能导致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发生变化。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基本事实及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审级利益，依据《民法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综合全案考虑，故将本案发回原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为宜。重审时应围绕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进行审查，并对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的《说明函》等证据质证后，再行作出判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约定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之日起生效”，仅有双方公司加盖的公章，没有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不符合当事人约定的生效条件，且并未付诸实际履行，应当认定该协议尚未生效；（２）解除合同的对象，应当是已经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尚未生效的合同不属于可以依法解除的对象；（３）原审认定未生效合同能否解除对当事人债权债务关系未产生实质影响再审法院驳回再审申请——关于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效力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双方2014年3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十二条约定，“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了协议的生效条件是须经双方公司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该协议上仅有双方公司加盖的公章，没有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协议的签署不符合当事人约定的生效条件。而且在该协议盖章后，并未付诸实际履行。本院认为，在双方当事人没有依约履行协议签订程序，协议尚未达到当事人约定的发生法律效力条件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协议尚未生效。解除合同的对象，应当是已经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尚未生效的合同对各方当事人未产生法律效力，不具有相应拘束力，因而不属于可以依法解除的对象。二审判决认为解除合同不以合同生效为前提，系对法律规定的错误适用。在合同缔约程序尚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该合同内容无论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均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广鹏物资公司申请再审所持上述协议违法无效的理由虽不能成立，但二审判决解除未生效协议的做法确有不当。在双方当事人关于还款安排的协议未生效的情况下，广鹏物资公司与广鹏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应当仍按照原基础法律关系认定和解决。本案一审、二审判决虽然对上述未生效协议予以解除的做法存在错误，但是认定该协议未生效和解除该协议，对广鹏物资公司与广鹏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产生实质影响。换言之，无论是按照二审判决解除该未生效的合同，还是按照合同未生效来认定诉争协议的效力，都将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回归到二审判决判令广鹏物资公司偿还广鹏房地产公司欠款及利息的结果上来。而且，二审判决并未按照诉争协议的内容认定广鹏物资公司应当偿还的欠款数额，而是根据双方之间款项的实际支付、偿还时间，最高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欠款利息，
摘要2：（续）支持了广鹏房地产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因此，对本案进行再审不会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实质内容产生影响。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本院对广鹏物资公司的再审申请予以驳回。
摘要1：【裁判摘要】“本院查明”部分未对争议事实予以认定，径行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认定，属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再审事由——黄××是否已经支付全部价款的事实，是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和本案裁判的重要依据,但通观一审判决和原判决查明的事实部分，未看到载明任何有关付款事实的内容。一审判决第10页至第15页的“经审理查明”的所有内容,没有体现黄××付款的事实；原判决第24页至第25页“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部分，除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虽然在“本院另查明”中通过载明“黄××在原审时提供了如下证据：1、……”的方式，描述了黄××一审时提交了《财务凭证》《确认书》及《说明》等有关付款证据的名称及其拟证明的事项，但并未从“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的角度对上述当事人提交证据的采信情况作出认定。原判决在未查明黄××付款事实的情况下，径行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黄××已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并以此下判，明显不当。另，原判决在“另查明”中列举的有关付款的《财务凭证》《确认书》及《说明》等证据能否充分证明黄××已经支付全部价款的事实，有待进一步查证。……上述转账凭证如何证明相关款项系支付的案涉合同项下转让款，亦需审查认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审查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行政诉讼法设定起诉期限的目的在于督促原告及时行使诉讼权利，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稳定性，提高行政效率。起诉期限是人民法院受理原告起诉的法定条件，属于事关起诉人的起诉能否进入实体审理的程序性事项，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审查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本案中，被上诉人于2011年5月24日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诉人于2019年9月19日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中规定的法定起诉期限。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条件，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后未进行变更登记能否对抗强制执行？｜（１）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仅发生对抗交易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股权取得的法定要件；（２）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股权作为股东对公司享有各种权利的集合，主要权利为基于股东资格而对公司享有的财产利益和管理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权转让是股权继受取得的方式之一，作为一种法律行为，通过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法有效的转让协议后履行即可取得相应股权。股权转让导致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变化并非法律规定的工商登记事项。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仅发生对抗交易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股权取得的法定要件。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昆明中院(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认定云南能投公司已全额支付转让款，并实际管理、经营石新公司。本案一审亦查明，2014年5月10日，石新公司已修改公司章程，注册资本5亿元，云南能投公司作为公司唯一股东以货币方式全额出资。石新公司虽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云南能投公司自该公司章程修改之日起，实际已经成为石新公司唯一股东，享有包括涉案24%股权在内的石新公司全部股权。云南能投公司虽然在(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案件起诉时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提出了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协助办理股权登记等其他两项诉讼请求，但其在提出确认股东身份的诉讼请求时，已经实际取得并享有、行使着相应股权。(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主文对“山路集团持有的石新公司24%的股权归云南能投公司所有”的确认，
摘要2：（续）不宜理解为基于云南能投公司与山路集团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这一债权关系所作出，而理解为基于云南能投公司已成为涉案股权实际权利归属人这一事实作出，更符合事实实际情况。即云南能投公司并非仅基于(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确权取得涉案股权，而是在(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作出前已经实际取得并享有涉案股权。
摘要1：——快递业特许经营中，特许人对被特许人未尽到管理监督风险防控义务的，应对受害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被特许的小公司雇佣的工作人员在运送快递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他人损害的，作为特许人的大型快递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应承担何种责任？——韵×公司将快递业务授权给辉辉公司特许经营，并通过《特许经营（加盟）合同》将经营风险予以规避，韵×公司在合同订立、履行、结算等过程中均处于强势地位，且根据合同韵×公司对辉辉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有管理监督的义务。实践中，快递车辆须长期在路上行驶，快递行业是交通事故风险隐患较大的一个行业，应特别注意风险控制及建立应对风险的赔偿机制。辉辉公司仅为涉案车辆投保了3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投保金额明显不足，对受害人的保障不力。韵×公司作为特许人，系全国性的较大型专门从事快递货运企业，应明知快递经营中的风险点，其未尽到合同义务，应当对饶××的损害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本案饶××的侵权损害应由辉辉公司承担赔偿，韵×公司在辉辉公司不能履行部分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合同并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内容，合同其他条款亦未专门约定违约金，钢材加价条款可以解读为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关于案涉合同所约定的加价条款的性质问题。从文义解释上来看，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第11条约定：“……如现款现货，则款到发货；若延期付款，则按本合同第9条价格基础上按3元/天/吨加价，从送货当天开始加价截止甲方付款且款到乙方账户为止，加价上不封顶。”《补充合同》第一条约定：“第11条付款期限及方式变更为：a.现款现货，款到发货；b.延期付款在30天内的按2013年3月7日签订合同第9条价格基础上按3元/天/吨加价(从送货第2天开始计算)。c.延期付款超过30天的，从送货第32天起，按2013年3月7日签订合同第9条价格基础上按5元/天/吨加价，截止至甲方付款到乙方账户为止。”即合同约定了先付款再发货，否则为逾期付款。从体系解释上来看，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第13条关于违约责任并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内容，合同其他条款亦未专门约定违约金，第11条关于逾期付款的约定可以解读为逾期付款违约责任。中天广丰公司所举案例中的合同另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条款，与本案案情不同。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加价条款约定新力建设公司在迟延履行付款义务情况下应承担的责任，即钢材加价款随着迟延付款时间不断增加，实际是迟延付款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有事实依据。．．．．．．关于违约金的调减问题。二审判决将一审判决的违约金由年利率24%调整为同期货款利率的1.5倍，未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无明显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对账单能否认定为双方当事人已就案涉钢材款加价进行对账结算的问题。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第8条约定：“甲方指定程××、徐××作为货物签收人，以签收人签字单据结算，如有变动，需立即通知乙方。”第10条约定：“双方约定每月25号为对账日(如遇节假日则顺延)核对所送货数量、单价及金额及加价金额等，如核对无误甲方需在乙方出具的对账单上签字盖章确认。”中天广丰公司申请再审提供的九张进度对账单上新力建设公司虽然有签字盖章，但手写文字未对加价金额进行确认，仅系对供货日期或进场时间、材料型号、品牌、规格、产地、吨位数或重量核对相符的确认，而七张总对账单则未予盖章确认，不能视为双方对加价款达成一致意见。中天广丰公司申请再审所举相似案例则注明“付款都为延期加价款”，与本案案情不同。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供应商因其分公司重大违法记录而无投标资格——１.关于对分公司的行政处罚结果能否及于总公司的问题｜东北亚客运公司主张，对东北亚客运公司下设分公司的处罚不能视为东北亚客运公司有“重大违法记录”，也不能等同于对东北亚客运公司的处罚，否则处罚决定中就没有必要写明被处罚对象是东北亚客运总站。本院认为，1.关于分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分公司的法律地位等问题。有关行政法律、法规对此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在此情况下，可依照“行政参照民事”这一法律适用规则。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一规则是在《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确立的，但鉴于司法程序较之于行政程序更加严谨规范，有关行政诉讼程序中法律适用的相关理念、规则及原则，当然可以适用于行政执法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分公司是指公司在其住所以外设立的从事经营活动的机构。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第四十六条规定，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得超出公司的经营范围。依照以上规定，分公司自身不具备法人资格，经工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公司可以在工商核准的营业范围内对外从事经营活动。分公司作为总公司的分支机构，是总公司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总公司基于财税和经营便利等原因，根据总公司的意志所设立的对外从事总公司部分经营业务的机构，且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得超出总公司的经营范围。既然分公司经营的业务只是总公司经营业务的一部分，那么对总公司经营业务的总体评判，必然要包含对分公司经营业务的部分。就本案而言，上诉人东北亚客运公司自认“东北亚客运公司是拥有10个分公司、9个子公司的集团企业，仅具有单独营业执照的客运站就有11个，运输分公司6家”。由此可见，上诉人东北亚客运公司的总体经营也是由各分公司和子公司来具体完成的。倘若法律允许总公司以自身名义获得行政许可，此后又将许可事项交由分公司来具体经营，一旦分公司在实施行政许可事项中因存在违规而被认定为存在“重大违法记录”，而这种不利影响又不及于总公司，那么《政府采购法》及其他有关行政许可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对行政相对人获取行政许可所设置的条件，必将流于形式。
摘要2：（续）不仅损害了其他行政许可申请人的公平竞争权，也必将使得行政执法无所适从，且有违立法本意。2.至于上诉人东北亚客运公司提出的分公司可以单独成为被处罚的行政主体的问题。诚然，《行政处罚法》赋予分公司在行政执法程序中行政相对人的资格，分公司可以被列为被处罚人,《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也赋予分公司以其他组织的身份参加诉讼的资格。但是法律这种设定本身仅是从分公司具备一定的承担法定义务特别是财产给付能力，将其作为行政相对人或诉讼当事人，有利于纠纷的解决等角度考量。并不因此而使行政机关对分公司经营行政许可事项的行政处罚事实结果，完全独立于对总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记录”的评审之外。因此，对东北亚客运公司提出的其下设分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不能视为总公司有“重大违法记录”、也不能等同于对总公司处罚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１）离职原因并非《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２４条规定的离职证明法定内容；（２）根据《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第１５条第２款至规定，除非劳动者要求，离职证明不得添注离职原因等信息。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招标文件可以设置电子投标文件解密失败补救方案——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各方当事人关于被诉投诉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的争议主要在于：在投标文件中已经明确规定组成联合体投标未提供联合体各方共同投标协议作废标处理的情况下，组成联合体投标的南通勘察公司存在未能在评标系统中显示“联合体协议"情形，是否应作废标处理，是否应当取消南通勘察公司的投标资格并进而取消其中标资格。《电子招标投标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招标人可以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投标文件解密失败的补救方案，投标文件应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作出响应。招标人高铁新城公司发布的招标文件《投标须知前附表》第24项特别提醒条款中规定：（2）本项目资格审查材料、商务标以投标人通过网上招投标平台递交的电子投标文件为评标依据，投标人需使用工具制作电子投标文件时生成二个文件，一是加密投标文件，用于上传到网上；另一个即为不加密NJSTF格式文件，用于刻录到空白光盘上作为是备用投标文件，因投标人自身原因投标文件现场解密失败，视为投标人撤销其投标文件；因网上投标平台发生故障的系统原因，无法完成投标文件解密的，可以使用备用电子光盘进行现场导入评标系统，如投标人备用光盘未提供或无法导入上传时，视为投标人撤销其投标文件。《投标须知》评标项下第22条规定，投标文件有下述情形之一的，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后按废标处理：22.7、组成联合体投标未提供联合体各方共同投标协议的；22.17、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电子投标文件，或者投标文件未能解密且按照招标文件明确的投标文件解密失败的补救方案补救不成功的。根据上述规章及招标文件的规定和本案的实际情况，应当认定本次招投标活动中，启动备用电子光盘导入评标系统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南通勘察公司及上海新建设公司已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及上传了所有必备文件。评标委员会在该两家公司作出资格审查不合格之后，按照本案的实际情况，重新取消了原所作的资格审查不通过的决定并无不当。具体理由如下：一、招标人有权制定投标文件解密失败的补救方案，按本案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需准备不加密的备用电子光盘，在发生非投标人原因即网上投标平台发生系统故障无法完成投标文件解密的情况时，允许使用备用电子光盘进行现场导入评标系统。
摘要2：（续）二、被上诉人提供的现场录像资料、招标代理、监管部门及负责本次招投标网络设计和维护的工作人员证言、评标委员会的证明等证据，均证实在当日开标过程中，评标系统中无法显示“联合体协议"节点，包含上诉人在内的所有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虽显示解密成功，但发送至该节点的“联合体协议"均未能显示。完成解密，应当理解为所有文件的解密成功，特定节点因系统原因不能显示，应视为未能完全解密成功。上述情形的发生，显然属于网上投标平台系统发生故障，而并非投标人自身的原因。在此情况下允许启动备用电子光盘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三、招标文件本身即对投标人需在网上上传加密文件的同时一并准备不加密的备用电子光盘作出明确规定。开标当日南通勘察公司及上海新建设公司的备用电子光盘和系统修复后评标委员会的评标系统中，均能显示该两家公司提交的投标文件中确实存在“联合体协议"。上述事实表明南通勘察公司及上海新建设公司确实已经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了“联合体协议"。四、上诉人等投标人之所以在初次资格审查中被审核通过，是因为上诉人尽管在上述“联合体协议"节点提交的“联合体协议"也未能显示，但其在其他材料中又提交有“联合体协议"，故而被评标委员会认可其文件齐全。但招标文件并未规定，投标人在“联合体协议"节点提交“联合体协议"之外，还需在其他材料中提交，故不能据此认定南通勘察公司及上海新建设公司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材料。此外，备案光盘中资格审查文件与商务标文件分别存在不同的文件夹内，被上诉人提供的现场录像及现场工作人员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均能证实，在资格审查阶段评标委员会成员并不能查看除“联合体协议"之外的文件。上诉人所主张的在资格审查阶段评标委员会即查看了其他技术标、商务标文件的事实不成立。．．．．．．综上，上诉人提出的应对南通勘察公司作废标处理、取消其投标资格及取消其中标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根据2023年9月1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五次修正）
摘要2：
摘要1：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投标管理规定（2007年10月16日交通部发布 根据2015年6月24日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13号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投标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有利于查清事实”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法定事由——本案系海天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向发包人智弘公司请求支付工程款引发的争议。王某作为海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或项目负责人，其代理行为或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由海天公司承担。王某作为智弘公司的总经理履行职务的行为依法由智弘公司承担。海天公司广西分公司是海天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其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法律后果由海天公司承担。智弘公司主张王某、海天公司广西分公司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于法无据，且智弘公司主张的“有利于查清事实”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法定事由，不应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２】将诉讼代理人转为证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王某原为海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后海天公司撤销了该委托。王某于2019年10月23日作为知道案件情况的个人向一审法院出具《关于北海智弘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它公司和个人汇入王某个人卡的款项说明》，就智弘公司、张××等向其支付的款项用途及退还问题作出陈述，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证人证言还是当事人陈述均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智弘公司据此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３】发包人反诉请求承包人承担保修义务责任与承包人本诉请求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及相关利息不是基于同一事实，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反诉不予受理——智弘公司在一审期间对海天公司提起反诉。一审法院认为，智弘公司在案涉工程竣工后未经验收擅自使用，自其实际使用之日起即应认定工程已经验收合格，智弘公司反诉请求海天公司承担保修义务责任，与本诉请求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及相关利息不是基于同一事实，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故对智弘公司的反诉不予受理。一审法院的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且智弘公司已经就案涉工程主体结构质量问题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权利未受影响。智弘公司关于一审法院不受理其反诉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４】无效合同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违法性。本案审理时，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已不再将民营投资的商品住宅列入必须强制招标的范围，即相关法律法规发生了符合当事人合同预期的变化，案涉合同不再具有违法性，一审法院据此认定《6.24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既符合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又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对案涉合同的评价，具有法律适用的正当性、妥当性。智弘公司、张××、智海公司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借用或租用施工资质导致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形，且其主张前后矛盾，一审法院认定《6.24补充协议》有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本案中，案涉系列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时间均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10月份期间，案涉工程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进行施工作业，纠纷的发生亦是在2015年。因此，本案应当适用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和2000年4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对案涉工程是否属于必须招投标项目进行认定。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规定：“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的范围包括：……（五）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具体到本案，根据双方2012年12月5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一条关于工程概况及承包范围的约定，案涉工程项目规划用途为生产车间和专用市场，工程施工范围除工业厂房和交易市场外还包含两栋24层商住楼。因此根据上述规定，案涉工程属于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而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一审判决据此认定东森公司与国基公司2012年12月5日在招投标之前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并无不当。东森公司与国基公司2013年3月18日签订的《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经过招投标程序，但是该合同的签订仅是为备案所用而不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和工程款结算依据，双方在此之前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表明，双方在招投标之前已经进行实质性磋商，根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该《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属无效。至于东森公司与国基公司于2013年3月21日、6月18日、9月6日和10月24日签订的四份《华中电动车CBD一期一标专业市场土建工程补充协议》，均是为履行2012年12月5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该合同为框架和基础形成的补充协议，同样属于未经招投标程序而签订的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东森公司关于案涉工程不属于必须招标工程，
摘要2：（续）一审判决对案涉系列合同及补充协议效力认定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如何确定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判断，即：“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案涉工程是陆续完成，陆续交付，虽然2015年3月27日系东森公司与国基公司就案涉工程维修事项进行商议的时间节点，但是从此后国基公司已完全撤场，并由东森公司自行组织维修的事实来看，一审判决认定该时间节点为案涉工程最终交付之日，符合本案事实，并无不当。自2015年3月28日至一审查明的国基公司向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的立案受理时间2015年8月3日止，并未超过6个月的法定期限，因此国基公司在东森公司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案涉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人民法院在涉外司法活动中开立外汇帐户及办理外汇收支有关问题的函》的通知（2003年6月11日 法[2003]73号）
摘要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人民法院在涉外司法活动中开立外汇帐户及办理外汇收支有关问题的函（2003年5月27日 汇函[2003]24号）
摘要1：——判项不明确的情况下继续履行合同的执行
【裁判要旨】继续履行合同类判决的执行过程中，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判决判项不明确、不具体，而双方当事人又不能就继续履行合同的内容达成一致的，可以要求裁判机构释明；确不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的，法院执行部门应严格遵循审执分离原则，不得将该判决作为执行依据，当事人可以另行提起新的诉讼，确定双方因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所产生的民事责任。
【案件索引】一审：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2）丽民初字第2811号（2012年9月24日）；二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民四终字第737号（2012年11月29日）；执行异议：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5）丽执异字第1号（2015年1月20日）；执行复议：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执复字第20号（2015年5月13日）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本案中，岩×在绵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因与徐××发生纠纷，被徐××伤害后住院医治，出院后岩×离开四川绵阳返回其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在此期间，岩×有权委托代理人代其进行诉讼和申请执行等活动。陆××系岩川在绵阳银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工作及以受伤住院期间的同事，岩×为进行本案诉讼和执行活动，委托陆××以个人身份作为其诉讼代理人，陆××参加诉讼和执行，前有绵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推荐信、后有西盟佤族自治县XXXXX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推荐函，其代理行为、包括代理岩×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涪城法院在此情况下立案受理执行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不构成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下恢复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履行的最后一笔款项，是否构成迟延履行。本案中，被执行人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按照其与申请执行人迟××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前面五笔均在约定期限内履行，合计1300万元。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乙方在约定的给付日前将相应的款项存入大连中院执行代管账户，即视为履行完该次给付义务。”但是，在双方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杨树房街道办事处依照执行和解协议，按期支付的前五笔执行款，第一笔和第二笔执行款是以支票的方式付款，支付到大连中院，大连中院向其出具了《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执行款是在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大连中院主持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将支票交给迟××，迟××在支票存根上签字并出具收条。可见，双方在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通过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执行款的实际履行方式实际变更了《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的履行方式。因此，申诉人迟××所主张的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的最后一笔执行款未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向法院账户付款的方式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在最后一笔执行款还款期限2016年12月31日前，于2016年12月20日开出了用途为迟××法院执行款，金额为28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一张。且2016年12月中旬，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向大连中院工作人员反映，该单位向迟××履行和解协议约定应归还的欠款，但联系不到迟××。此后，大连中院工作人员多次拨打迟××的手机电话，均没有接通。可见，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积极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和《补充和解协议》履行最后一笔款项。虽然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最终在2017年2月24日，才将280万元汇入大连中院账户。但是，杨树房街道办事处不存在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本案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金额合计1580万元，
摘要2：（续）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在约定期限内已经履行了五笔，合计1300万元。大连中院（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载明大连中院已恢复对（2010）大民二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责令杨树房街道办事处自该通知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向迟××支付欠款1700万元。显然没有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扣除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并且在最后一笔执行款履行，并不构成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下，大连中院（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辽宁高院裁定撤销大连中院（2018）辽02执异11号执行裁定、（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2017）辽02执恢202号报告财产令，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案外人有权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执行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根据前述规定，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该异议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但是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本案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中行海珠支行提出异议的性质认定的问题。中行海珠支行在异议程序中提出的异议请求是退还从海粤公司名下中行科技园支行69×××74号银行账户划扣的款项人民币808453.24元给案外人。因此，中行海珠支行基于对涉案账户内款项的质押权提出排除执行异议，沙头中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执行标的异议进行审查，并无不当。其次，中行海珠支行提出的案外人异议是否超期的问题。虽然汕头中院已于2018年8月6日作出裁定冻结中行科技园支行69×××74号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并于同年11月19日将该笔款项划拨至该院执行款专用账户，随后于2018年11月26日在扣除案件相关费用后将包含该笔款项的余款付还给申请执行人，但是该笔款项是由申请执行人受让的，故中行海珠支行在本案执行程序终结前可以提出案外人异议。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现处于终结本次执行状态，执行程序并未终结，中行海珠支行提出案外人异议并未超期。再次，驳回中行海珠支行提出的异议申请是否合法的问题。如前所述，中行海珠支行于2019年2月22日所提出的异议属于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提出的执行标的异议，应当为依照民事诉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执行标的异议程序处理的执行异议，汕头中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认定中行海珠支行在执行标的执行终结后提出异议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驳回中行海珠支行的异议申请，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最后，本院(2019)粤执复599号裁定要求汕头中院查明复议申请人是否对涉案款项享有质押权以及(2017)粤01民初82号《民事调解书》生效时间等问题。因汕头中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