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关于如何处理建设工程款债权与请求交付房产的债权冲突问题的复函
摘要1：【要旨】交付房产的债权是指消费者交付房产请求权之外的交房房产债权。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94条规定，折价赔偿需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双方不能就折价赔偿达成一致意见的，应终结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可另行起诉。
【注解】答复明确了请求支付工程款的权利与请求交付房产的权利均为债权请求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78号
【裁判要旨】第三人对物没有实体权利的，不能针对该物提起撤销之诉。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孙利在该案起诉之前，曾因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纠纷以开发公司和常洪利为被告向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公司与常洪利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金和赔偿金。该案经过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本民再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辽审民再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结果为：孙利与常洪利之间的购房协议有效，终止履行，常洪利返还孙利的购房款65万元，开发公司赔偿孙利经营损失25万元及看护费3740元等等。该判决已经生效。而孙利此次起诉针对的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本审民再字第19号民事案件对开发公司与董金安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作出了生效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确认了开发公司将涉案房屋给付董金安。从上述生效判决和调解可见，孙利仅是对开发公司与常洪利享有返还房款或赔偿损失的债权请求权，而对于涉案房屋并不享有任何实体权利，开发公司此后将涉案房屋给付董金安亦对孙利不产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辽审民再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生效的前提下，孙利并不具备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本审民再字第19号民事案件的第三人主体资格。作为开发公司或常洪利的债权人，孙利不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其此次起诉并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受理条件，一、二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
付××诉吕××、刘××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则上以登记完成为生效要件。夫妻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对不动产归属的约定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一方仅可基于债权请求权向对方主张履行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契约义务。在不动产产权人未依法变更的情况下，离婚协议中关于不动产归属的约定不具有对抗外部第三人债权的法律效力。
【裁判规则】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则上以登记完成为生效要件。夫妻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对不动产归属的约定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一方仅可基于债权请求权向对方主张履行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契约义务。在房屋产权人未依法变更的情况下，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的约定不具有对抗外界第三人债权的法律效力。
摘要2：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6民终1543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6民终1543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本案中，各方当事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担保民间借贷债权的实现，方方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请求在判决主文中明确借款人如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其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但上述法律条款并未明确赋予出借人优先受偿权，仅仅规定了借款人的一般清偿责任。出借人方方虽不能根据买卖合同对于案涉七套商品房主张债权请求权，但在本案判决生效后，陈门置业公司、陈国华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的情况下，当然有权申请对包括上述商品房在内的借款人的财产强制执行，就所得价款受偿。该项权利无需在判决主文中予以明确，在执行过程中可根据其他法律规定行使。且因案涉金钱债务仅是普通债权，在买卖合同标的物上同时附有其他优先权利时，其他优先债权依法应优先受偿。如在判决主文中明确表述出借人享有该项权利，将有可能妨碍其他权利的行使。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5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50号
【裁判要旨】不动产物权变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商品房网签登记是政府部门依托其建立的商品房网上签约备案平台，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中介公司等相关主体进行商品房预售管理的网上备案登记行为，商品房网签登记并不具有物权变动性质，而是行政机关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管理的一项措施，商品房网签登记并不直接产生不动产物权设立或变动的效力。已办理网签备案的房屋买受人向法院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要求排除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仅以房产已网签登记在其名下为由，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刘××、邓×为支持其诉讼请求而提供的主要证据为（2013）德中商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所确认涉案的房产由刘××、邓×自然人购买，并办理网签登记的事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看，物权公示原则为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对不动产而言，其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结合本案相关事实，案涉房屋并未登记在刘××、邓×名下，刘××、邓×仅进行了商品房网签登记，但商品房网签登记是政府部门依托其建立的商品房网上签约备案平台，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中介公司等相关主体进行商品房预售管理的网上备案登记行为，商品房网签登记并不具有物权变动性质，而是行政机关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管理的一项措施，商品房网签登记并不直接产生不动产物权设立或变动的效力。故本案中刘××、邓×对涉案房产只是享有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刘××、邓×向法院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刘××、邓×以涉案房产已网签登记在其名下为由，主张对涉案房产享有所有权的再审事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交房、办证与诉讼时效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经讨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基本同意作者的观点，并形成如下倾向性意见：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出卖人交付房屋的期限届满，买受人根据合同约定可以请求出卖人交付房屋。其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在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上，应当区分具体情况：房屋具备法定交付条件，诉讼时效期间自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如果房屋尚不具备法定的交付条件，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房屋具备法定的交付条件之日起计算。
二、出卖人已经将房屋交付于买受人，买受人亦已实现对房屋的占有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移转房屋所有权、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属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2014）民二他字第16号答复解读
摘要1：债权人因公司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致损而享有的赔偿损失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 2014)民二他字第16号答复解读
【摘要】2014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作出( 2014)民二他字第16号《关于债权人主张公司股东承担清算赔偿责任诉讼时效问题请示的答复》（以下简称《清算赔偿责任诉讼时效问题答复》），该答复载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关于债权人主张公司股东承担清算赔偿责任诉讼时效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的规定，作为清算义务人的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债权人损失的，公司债权人有权请求公司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该赔偿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债权人行使该项权利，应受诉讼时效制度约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该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因公司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而致其债权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综上，同意你院审委会的多数意见。”“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债权人主张公司股东承担清算赔偿责任诉讼时效问题请示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债权人主张公司股东承担清算赔偿责任诉讼时效问题请示的答复》([2014]民二他字第16号）
【摘要】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的规定，作为清算义务人的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债权人损失的，公司债权人有权请求公司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该赔偿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债权人行使该项权利，应受诉讼时效制度约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该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因公司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而致其债权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注释】（１）公司债权人请求公司清算义务人进行清算的权利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２）公司债权人请求不履行清算义务的清算义务人赔偿损失的权利适用诉讼时效规定；（３）公司债权人对公司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注解】公司债权人对清算义务人享有的赔偿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规定——（１）该赔偿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制度约束；（２）该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因公司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而致其债权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16.【诉讼时效期间】公司债权人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东以公司债权人对公司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抗辩，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公司债权人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为依据，请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公司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无法进行清算之日起计算。
【理解与适用】《关于债权人主张公司股东承担清算赔偿责任诉讼时效问题请示的答复》（2014年12月11日 [2014]民二他字第16号）不再作为处理这类案件的依据
由于该答复意见“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因公司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而致其债权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与本纪要的规定不一致，且该答复意见写明“仅供参考”，故今后不再作为处理这类案件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第176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桂民四终字第7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桂民四终字第7号
【裁判要旨】规范出资的股东追究出资瑕疵股东的违约责任应受诉讼时效规制。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不属于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缴付出资请求权是基于股东的法定出资义务而由公司享有的法定债权请求权，不同于基于当事人合意产生的意定债权请求权，可以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处置，故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本案中并非亿能公司向其出资股东请求补足出资，而是已足额缴付出资的股东向其它未依约履行合同约定出资的股东按照合同约定追究违约责任，该股东的债权请求权不能适用该条文，所以，本案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经本院查明，精盈公司于2006年提起的诉讼为（2006）梧市民初字第84号案件，该案的裁定书明确载明，精盈公司的诉请为要求确认其拥有三个电站的股份，并未涉及开设亿能公司的注册资本不足的违约问题。本院认为，该案与本案处理的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为两个独立的诉，该案诉讼的提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不足以认定精盈公司向粤林公司主张了本案争议的权利，对本案的诉讼并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因此，从合同约定的出资期限届满之日起（营业执照颁发之日2005年3月31日起一年，即2006年3月31日），到精盈公司就本案起诉的2011年2月21日，该期间已经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故上诉人粤林公司上诉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精盈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律支持。
摘要2：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泰中商外初字第0005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泰中商外初字第0005号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若干规定（三）》第十二条的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本案中，道格拉斯公司在股东陆某、吴某2011年7月6日完成出资款验资后，于同年7月14日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500万元转入上海欧折贸易有限公司账户。而陆某当时系道格拉斯公司执行董事，兼任经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某与陆某系夫妻关系，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欧折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陆某与江某、上海欧折贸易有限公司之间具有关联关系。根据《公司法若干规定（三）》第二十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原告泰州东方小镇公司已提供证明陆某存在抽逃出资的初步证据后，被告陆某、吴某、江某并未依法提供证据证明道格拉斯公司基于合法目的且已履行正当程序将500万元转入上海欧折贸易有限公司，故应当认定陆某滥用职权，利用关联关系抽逃了出资。综上，因被告陆某、吴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各自已在抽逃出资或未足额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依据《公司法若干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陆某应当在抽逃出资475万元的本息范围内、被告吴某应当在未补足出资25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道格拉斯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摘要】被告吴某作为公司股东、监事，应当知道陆强抽逃了股东出资，即应根据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的规定补足其本人应缴纳的出资，但其并未提供已足额缴纳25万元出资的证据，故应依法承担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法律责任。对被告吴某所持应参照有关司法解释关于被冒名股东不承担补足出资或者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应当认定吴某不承担责任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被冒名股东本身并无出资设立公司的内心真意，其与实际出资人之间亦无出资设立公司的约定，被冒名股东被登记于股东名册是实际出资人侵害其民事权利的结果，而吴某并非被冒名股东。其发起设立道格拉斯公司的意思与表示即便不一致，但作为道格拉斯公司设立时在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东，该登记行为的公示公信效力使公司债权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公司真实股东。根据《公司法若干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泰州东方小镇公司基于该信赖而对吴某行使的涉案债权请求权应受法律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5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5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钱某某向创益能源公司转让案涉股权，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对外即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故江苏高院依据中能源公司基于（2012）苏商初字第0008号民事调解书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查封冻结登记在被执行人创益能源公司名下的案涉股权，并无不当。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3号民事判决不能直接产生股权变动的效力，钱桂新基于该民事判决只是享有要求创益能源公司返还案涉股权的权利，该判决并未否定工商登记显示的案涉股权权利人的信息。因此，钱桂新凭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3号民事判决主张创益能源公司名下彩虹晶体公司70%股权中的19%归其所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钱某某依据上述判决拥有的只是股权返还请求权，故其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退一步讲，假如钱某某依据上述判决拥有了股权，依据《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其诉讼请求亦不能获得支持。本案中，江苏高院于2013年4月7日作出（2013）苏执字第0004号民事裁定，于同年5月8日向河南省内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2013）苏执字第000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冻结创益能源公司持有的彩虹晶体公司70%股权。而钱桂新据以主张权利的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3号民事判决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依据上述规定，钱某某的民事权益亦不能排除江苏高院对案涉股权的强制执行。
摘要2：《九民纪要》124.【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并未涉及执行标的物，只是执行中为实现金钱债权对特定标的物采取了执行措施。对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规定了解决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规则，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时可以参考适用。依据该条规定，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可以排除执行；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未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而是基于不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有效合同（如租赁、借用、保管合同），判令向案外人返还执行标的物的，其性质属于物权请求权，亦可以排除执行；基于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有效合同（如买卖合同），判令向案外人交付标的物的，其性质属于债权请求权，不能排除执行。
应予注意的是，在金钱债权执行中，如果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生效裁判认定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如买卖合同）无效或应当解除，进而判令向案外人返还执行标的物的，此时案外人享有的是物权性质的返还请求权，本可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但在双务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双方互负返还义务，在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其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将会使申请执行人既执行不到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又执行不到本应返还给被执行人的价款，显然有失公允。为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只有在案外人已经返还价款的情况下，才能排除普通债权人的执行。反之，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不能排除执行。
【解读】本案处理结果与九民纪要规定不符合。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13民终256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13民终256号
【裁判摘要】杨某某要求广源公司协助办理房产登记相关手续的诉讼请求是物权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可知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债权请求权，并不适用于物权请求权。故广源公司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的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协助办理不动产权证登记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简法｜股权受到侵害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摘要1：解答：当股权受到他人侵害时，请求法律保护应当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物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约束的观点不应适用于股权受到侵害时的情形。
摘要2：【解读】股权受到侵害，基于债权请求权受诉讼时效限制，基于物权请求权则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3号
【裁判要旨】意思表示不明确或有争议时，应当考察内容是否包含合同成立的要素，是否确定到无须另行订立本约即可强制履行等因素加以确定是否属于预约合同。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预约合同未作明文规定，但在一些复杂交易的商业实践中，当事人之间契约缔结过程客观上存在着从不具有拘束力的磋商行为、缔结具有拘束力的预约、最终订立本约这三个不同阶段。与缔约磋商阶段仅受诚实信用原则约束不同，预约和本约在当事人之间均成立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基本原理和司法实践中的一贯认识，预约和本约的区分标准，应当根据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加以确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明确或有争议时，应当通过考察合同内容是否包含合同成立的要素，以及合同内容是否确定到无需另行订立本约即可强制履行等因素加以确定。因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对于项目公司A、B的股权转让的交易完成是否需要另行订立合同并未明确约定，而是使用了“按照本协议约定事宜开展实际操作”“以书面形式确认继续履行本协议”等容易滋生歧义的语言，需要综合考虑交易的合同标的及合同内容所体现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加以判断。首先，从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以项目公司股权为转让标的，在合同签订之时，项目公司A、B均尚未设立，拟转让股权的项目公司是以案涉项目地块HD49-1、HD49-2为主要财产，而项目地块HD49-1、HD49-2尚属诺德公司与天朗公司相关转让协议书的标的，诺德公司为解除项目地块HD49-1、HD49-2转让协议与天朗公司形成诉讼，正处于一审阶段。此时，诉讼结果如何，将持续多长时间，诺德公司能否解除与天朗公司相关转让协议且收回讼争的项目地块，均非诺德公司或恒大公司所能掌控。由此可以认定，在当事人缔结合同之时，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交易是否能够实际完成，双方均无非常确定的把握，这也是双方当事人约定先决条件的原因所在。其次，从合同中关于交易操作程序的约定来看，即便诺德公司完成了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交易是否能够完成也存在不确定性，而是取决于恒大公司在尽职调查完成后是否以书面形式确认继续履行。由此可见，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并未为双方创设可强制履行的合同义务，若恒大公司决定不再继续履行，诺德公司并无要求恒大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约定权利。
摘要2：【裁判摘要（续）】第三，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虽然约定了恒大公司单方决定是否继续履行的权利，且不论这一单方决定的权利是否有违权利义务平等原则，这一单方决定的权利亦仅能归结为系债权请求权的约定，并不能设定有选择权契约中的形成权。根据民法基本原理，有选择权契约是指由当事人一方行使选择权，通过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契约。有选择权契约对合同内容的确定性要求更高，要求要约内容明确，相对人只需要作出单纯肯定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合同。按照这一规格衡量，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因价款等并未确定，即便恒大公司在尽职调查完成后同意继续交易，双方对价款仍然存在继续磋商的空间。最后，从商业交易的实践来看，即便双方的交易最终能够完成，就项目公司A、B的股权转让，双方仍然存在另行签订合同的实际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应当认定为预约合同。诺德公司关于系争合同系附本约主要条款的预约合同的诉讼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恒大公司关于系争合同系完整的本约合同的诉讼理由，并无相应的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9民终1344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9民终1344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李某某已提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其通过承包村集体土地已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浙洋村委会为村集体发展公益事业在涉案土地上开垦竹山便道，收回涉案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李某某产生纠纷，本案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审对本纠纷案性质的定性正确。浙洋村委会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农户成员为多人的，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农户代表人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上记载的人确定。李某某系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户主，根据前述规定，李某某作为户主可以代表李某某户提起诉讼。一审未通知李某某户的其他家庭成员参加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浙洋村委会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浙洋村委会于2012年8月19日会召开有村民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7.5公里长的竹山便道建设问题，并于2013年开工建设，作为村里的一项公益大事，且由李某某胞弟承包建设，在村务农的被上诉人李某某应当知道竹山便道占用其部分承包地的事实，但李某某至2016年6月才提起诉讼，且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有向浙洋村委会或相关部门主张权利，其要求浙洋村委会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李某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浙洋村委会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答辩状，对李自兵的诉讼请求作出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判决后，浙洋村委会仍坚持以李某某的诉讼请求时效已过为由提出上诉。因此，李某某主张其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浙洋村委会在一审中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中主张诉讼时效抗辩权不应予支持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浙洋村委会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采纳。综上所述，李某某请求浙洋村委会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该权利不予保护。
摘要2：【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1775号
【摘要】本案的焦点在于李某某提起诉讼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李某某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为判令浙洋村委会支付李自兵被其征用的承包地的补偿费，由此可以看出，李某某的诉讼请求是债权请求权，依法适用诉讼时效抗辩。浙洋村委会在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已经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且在一审庭审答辩中也援引《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请求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因此，可以认定浙洋村委会一审时已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中李某某也确认占用李某某部分承包地的竹山便道于2013年开工。至2016年6月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二审以李某某请求浙洋村委会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该权利不予保护，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终211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终211号
【裁判摘要】首先，关于徐某某与曾某某就案涉房屋存在真实的“借名买房"关系，徐某某是实际购买人并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事实，业经上述阐述，不再赘述。徐某某虽然以曾某某名义购买案涉房屋，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在曾某某名下，但不动产登记行为并非是行政赋权行为，行政登记行为只能产生权利推定效力，登记行为本身并不产生物权。当不动产登记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时，仍然要依据权利的实际归属情况来确定物权权利人。《物权法解释一》第二条也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该条规定说明物权登记与实际权利状况不符时，要以实际权利状况为依据认定事实。“借名买房"系“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一种情形。本案中徐某某与曾某某就本案的诉争房屋存在借名买房关系，而且徐某某已经证明其是案涉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和占有人，因此，当徐某某主张该房屋的物权应当归属于自己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需要，应当对真实的权利主体予以审理认定。其次，案涉房屋的代持行为，不能导致物权丧失。借名买房在合同形式上，属于债的关系，而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借名买房的外在形式，将真实的物权登记于出借名人的名下，是双方当事人对物权的一种安排或处分方式，借名人实际上享有真实的物权。因此，当借名买房双方当事人如果因为借名买房的物权归属发生争议时，真实权利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物权的归属，而不是仅仅可以请求出借名人变更登记，行使的不是债权请求权。另外，物权的消灭必须有法定事由，即使购买案涉房屋的行为违反了有关地方政府关于商品房限购文件的规定，由于上述文件并非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也不因此而无效，而应当认定有效。我国法律也没有违反限购政策将导致物权消灭的法律规定，且案涉房屋的代持行为亦无证据证明存在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形，认定徐某某不享有案涉房屋的物权，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一审判决认定徐某某以案涉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而非物权，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认定徐某某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裁判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
摘要2：【摘要】商事外观主义是指在商事交易活动中，以商事主体的行为外观认定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相对人如果对商事主体对外公示的外观事实产生合理依赖，并依此从事相应的行为，即使外观事实与真实事实不一致，仍然依照外观事实进行认定。．．．．．．中集哈深公司申请人民法院的查封行为，不是基于商事交易行为，非基于信赖房屋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而使自己作出相应的商事交易行为、付出相应的对价，亦无信赖利益可言。故中集哈深公司主张其对案涉房屋享有信赖利益应依法执行的上诉请求，理由欠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借名购房违反限购政策但不因此无效（”限购令“属于调控市场的管理性规定，违反不导致合同无效；”借用“他人购房资格不影响调控的市场总量，不损害公共利益）；（２）借名人享有物权并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注解】该案裁判观点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28号改变：（１）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２）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也不能当然成为房屋所有权人。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121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121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赵某某、添成公司系为了达青公司的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向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某某提出返还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的主张。赵某某、添成公司该请求并非基于债的关系而产生，不属债权请求权，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的“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范畴。据此，原审法院认定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某某关于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并无不妥。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某某有关赵武豪、添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达青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与铭可达集团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1元价格将所持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转让给铭可达集团公司。达青公司转让涉案股权时，郑某某系达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及大股东；同时又是铭可达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还是铭可达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涉案股权转让价格具体如何确定，达青公司、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某某、铭可达物流公司均不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合理解释说明。事实上，对该转让股权的价值，亦未经过评估、审计确定或有相应财务报表相印证。而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铭可达物流公司的注册资本已达16000万元。郑某某作为达青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从事将涉案股权无偿转让（无证据显示1元对价已支付）给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铭可达集团公司的关联交易时，并未告知或征得达青公司股东赵某某、添成公司的同意，违反了其作为达青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应当遵守的忠实勤勉义务；郑某某与铭可达集团公司恶意串通，损害达青公司利益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铭可达集团公司依该无效行为所获取的原达青公司名下的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依法应予返还。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某某有关达青公司未因涉案股权转让受损、股权无法返还等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03民终542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03民终542号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对除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等之外的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即当事人可以对上述债权请求权之外的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诉讼时效的客体为债权请求权，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相对应的诉为给付之诉，本案胡某请求确认其为中南公司股东，在实体法上对应的诉为确认之诉，其请求权的实质是形成权，因此，胡某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01）民二他字第19号答复的意见中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的情形，上诉人中南公司认为胡晖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9民终640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9民终640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我国物权法采纳区分原则。所谓区分原则，即在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时，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作为两个法律事实，它们的成立生效依据不同的法律根据的原则。物权法第十五条是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进行区分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关于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必须以登记为必要条件，而不能认为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生效就必然发生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合同的生效能够发生债权法上的效果，但是不一定能够发生物权法上的效果。要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果，必须进行不动产物权的公示即登记。如果合同生效而未进行不动产登记，则权利人就只享有请求交付的权利，即债权法上的权利，而没有取得对不动产的支配权。就本案《退房协议》而言，其系金城公司与林吉坤之间以“退房”为目的的合同，合同成立生效的直接法律后果是给双方确定给付义务，从而在双方之间建立起债权法律关系，此种合同约束力即债权法上的约束力。由于债权法上的权利只是一种相对权、对人权，不具有排他的效力，故而物权的变动必须依赖物权变动中的公示行为，“退房”的过程涉及诉争车位所有权转让，属于物权的变动，故“退房”只能在车位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金城公司名下后才能生效。现车位所有权未进行上述登记，金城公司只能依合同主张债权，而不享有对车位的所有权。
基于合同自由原则，《退房协议》实质是金城公司与林吉坤合意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依解除的法律效力，给付物的所有权应当回归于给付人，此种回归仍然是一种物权变动。物权法上的物权变动有两类：一类是因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另一类是非因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后者规定于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一条，因合同解除发生的物权变动并未见诸以上条文。合意解除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相应的物权变动系因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同样需要经过交付或者登记手续，最终方能实现物权的回归。因此，《退房协议》的达成不能直接令车位的所有权立即复归于金城公司。
摘要2：【裁判摘要（续）】本案中金城公司系依债权主张物权，该债权依据独立于被上诉人之间转移车位所有权的行为，因金城公司非车位原所有权人，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在此无适用之余地，故车位所有权转移的原因行为之效力对判定金城公司诉请能否成立无实质意义，转移是否出自恶意、交易是否支付对价等事实在本案中无审查的必要。金城公司请求吴某将车位权属转移登记到其名下并腾退交还车位，系以所有权人身份行使物权请求权中的返还请求权；其请求林某某、罗某某赔偿租金损失，虽为行使归属债权请求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其出发点为物权受到侵害，目的还是恢复物权的完满状态。由此，金城公司的后三项诉请应与第一项诉请一并驳回。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川民申1012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川民申1012号
【裁判摘要】科技公司请求中升种业公司协助办理案涉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讼主张与一般的债权请求权不同，该项请求权具有物权性质，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中升种业公司关于中正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摘要2：【解读】土地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简法｜受让方请求出让方协助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
摘要1：解答：受让方请求出让方协助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属于物权变动请求权，一般情形下应适用诉讼时效规定；但也有个别判令认为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摘要2：【解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物权民事纠纷办案要件指南》规定“一般情形下，物权变动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仍适用二年的时效，因为在物权变动结果发生前，物权未发生转移或设定，请求人只能基于债权请求权要求对方交付或协助登记。”
【精要】实践中，请求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属于物权请求权范畴，不适用诉讼时效。请求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的请求权，具有物权属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土地使用权为物权性质的权利，其被侵犯产生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杜万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精要》第１０９页。
【笔记】债权人代位权本身不存在诉讼时效
摘要1：解答：从《诉讼时效解释》第１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之规定可见，诉讼时效制度适用的客体是债权请求权。代位权在性质上不是债权请求权，而是“债权人为保全债权而代位债务人行使其权利，是基于债权的保全权能而产生的一项从权利”，是债权的一项法定权能。债权人对此债务人并不享有债权，也就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因此，在代位权纠纷中应审查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诉讼时效以及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诉讼时效，而不存在代位权本身的诉讼时效问题。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66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669号
【裁判要旨】买卖双方就案涉房屋签订买卖合同，买受人在合同签订后支付了全部价款且房屋也已交付买受人实际占有的，虽然买受人请求出卖人配合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权利属债权请求权，但具有物权属性，出卖人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拒绝办理的，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需要说明的是，因房屋已经实际转移占有，高某某请求荆某某配合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具有物权属性，原审认为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依法有据。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苏民申3393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苏民申3393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建邺再生资源公司作为印章、证照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徐某某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因此，诉讼时效抗辩只适用于债权请求权。本案中，建邺再生资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行使物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摘要2：
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2016）浙1024民初4393号；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10民终825号
摘要1：——预查封措施是否影响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认定
【裁判要旨】被执行人所购的预售商品房被法院预查封，该预查封措施不等于正式查封，其效力为“限制房屋所有权转移至被执行人以外的第三人”，其执行对象并非房屋权属本身，而是被执行人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享有的期待性财产权利。当被执行人发生违约情形，开发商以其已与被执行人达成解除合同合意，房屋产权归其所有为由要求解除预查封措施的请求，在排除双方恶意串通、规避执行的前提下法院应予支持，但申请执行人可就合同解除后出卖人返还的购房款、应支付的违约金以及应赔偿的损失等财产权利申请执行。
【案件索引】一审：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2016）浙1024民初4393号（2017年3月23日）；二审：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10民终825号（2018年8月22日）
摘要2：【解读】房屋出卖人依法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被执行人的相应债权请求权丧失，可以排除对房屋的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54号
【裁判摘要１】以房抵债协议不能阻却有其他合法权利的第三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强制执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是通过诉讼阻却、排除人民法院对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订立系基于魏某某与中海盛明置业之间的工程款抵账行为，案涉合同性质实质上是以物抵债协议，该协议的目的在于消灭魏某某对中海盛明置业的债权而非单纯的房屋买卖。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以物抵债协议，不能体现双方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不必然地引起房屋权属的变动。且讼争房屋并未完成权属登记的变更手续，债权人只有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本案中魏某某寻求救济途径不当，以物抵债协议约定的交付房产，是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的债的履行方式，在完成房屋变更登记之前，以房抵债协议并不形成优于其他债权的利益，且破坏了债权平等受偿的原则，损害了其他与中海盛明置业之间存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救济途径，故不能认定依据以房抵债协议而产生的物权期待权及物权本身，该合同的订立并不能阻却有其他合法权利的第三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强制执行。
【裁判摘要２】买受人对于房屋限购措施而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明知，应当自行承担不能办理过户登记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山东省青岛市于2011年1月31日出台限购措施，案涉《青岛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于2011年12月26日。魏某二审主张因中海盛明置业无故拖延导致未办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虽然魏某本人名下并未有商品房登记信息，但根据魏琳在前述执行异议案件中提供的情况说明，其对于房屋限购政策内容是明知的，对于案涉房屋因限购措施而无法办理过户登记也是明知的，因此应当自行承担不能办理房屋过户登记而产生的不利后果。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74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742号
【裁判摘要】错误货款人对错误汇款资金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如若华海公司主张的存在误汇款的事实成立，其基于涉案存款与金港公司形成的法律关系应为不当得利之债，华海公司享有请求金港公司返还不当利益的债权请求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案外人据以提出执行异议主张的实体权利应为物权及特殊情况下的债权，而本案华海公司享有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属普通债权，不属于足以阻却执行的特殊债权。
摘要2：【注解】案外人不能以错误汇款为由阻却另按债权人对账户资金执行。
【笔记】债权人能否向法院申请执行债权人撤销权判决？
摘要1：解读：受让人未履行债权人撤销权生效判决返还债务人财产义务的，债权人可以债务人、受让人为被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
解析：《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４６条第３款规定“债权人依据其与债务人的诉讼、撤销权诉讼产生的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就债务人对相对人享有的权利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债权人可以依据债权人撤销权法律文书对次债务实现债权。
【注释１】能否将债务人和债务人的被撤销债权受让人列为被执行人？——被撤销债权的受让人未履行债权人撤销权生效判决返还债务人财产义务的，债权人可以债务人、受让人为被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
【注解１】债权人可以行使代位权代位债务人追回被撤销的财产。——指导案例１１８号。
【注解２】另案债权人撤销权判决能否排除登记于被执行人名下财产执行？——（１）另案债权人撤销权判决能够排除已登记于被执行人名下未返还债务人财产的强制执行；（２）撤销权人可以代位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
摘要2：【注释２】（1）撤销权成立，债权转让行为自始无效，该债权仍属于被执行人（被执行人负有向债权受让人返还债权转让款的义务），被执行人对受让人产生债权请求权；（2）债权人可以债务人、受让人为被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该债权（受让人提出异议按照到期债权执行相关规定处理）。
【注释３】撤销权胜诉判决能否回复物权以及撤销是否具有返还财产效力存在不同认识——（１）认为撤销权是形成权，撤销判决自动回复物权效力，被转移财产属于执行责任财产，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财产；（２）认为撤销权判决产生的是债权请求权，只有相对人履行或被强制执行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
【注解３】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财产被债权人撤销权撤销后可以直接作为被执行人的财产予以执行。——参考案例：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赣11执复50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6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604号
【裁判要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7条规定的“除外”内容包括第29条，但不包括第28条——
（１）《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条和第29条在适用上产生竞合时，案外人可以选择适用该两条款，人民法院应予审查。如果法院未采纳案外人关于适用第28条（或第29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的主张而径行适用第29条（或第28条）的规定，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２）《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条和第29条分别规定了案外人的“物权期待权”和“消费者生存权”成立的条件，但对第27条“除外”具体指向，需要比较执行标的物上存在的不同类型权利的效力顺位，此为执行异议之诉的本质所在。就实体权利优先顺位而言，“消费者生存权”最优，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次之，“物权期待权”被赋予“物权”名义，但其毕竟不是既得的物权，本质上仍属于债权请求权，故虽优先于普通债权，但应劣后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及担保物权等。也就是说，《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7条规定的“除外”内容包括第29条，但不包括第28条。
（３）《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规定是基于对“消费者生存权”优先保护所作的例外规定，故对该条第2项关于“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情形中的“买受人名下”应当做宽泛的理解，将买受人、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配偶一方以及未成年子女作一并考虑。只要三者之一名下有房屋，即可视为已有居住用房。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81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818号
【裁判摘要】基于物权公示原则，设立或转让物权，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才能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在借名买房的情况下，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的借名登记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的申请执行人。本案中，案涉房屋依法登记的物权权利人是康１，康１应是案涉房屋的真实物权权利人。康２主张其借康１名义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即使属实，其与康１因此签订的《委托购买房屋协议书》也仅具有债权性质，并非法律规定可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定事由，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康２对案涉房屋仅享有依据该委托协议，要求康１将案涉房屋办理过户登记至其名下的债权请求权，依法不享有物权。因此，原审认定康２并非案涉房屋物权的真实权利人，其以借康１名义购买案涉房屋为由，请求排除对该房屋的强制执行，不予支持，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