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871号
【裁判摘要】关于原审判决未按合作协议关于权益责任分配的约定，依职权改为按实际投资比例分享利润，是否属适用法律错误问题。本院认为，诉争合作协议虽然约定了双方各半投资，各半享受盈利分配，各半承担风险，但原审已查明的事实证明，双方实际上均未将约定的投资打入双方单独开立的银行帐户封闭运行，而是采取以双方各自为项目垫付资金的形式进行出资。根据审计报告以及原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实际为项目垫付资金的款项数额并不相同，且在开发过程中均已经退回，而诉争项目对外又是以海新公司名义开发的，也是以海新公司名义进行的贷款，在项目部退场以后，海新公司接手并完成了遗留的后续事务，基于海新公司为诉争项目履行了大部分义务，原审酌情按双方对项目的实际投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合作开发房地产当事人未足额出资，对方当事人未同意按照原约定分配比例分配利润，认定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利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一终字第20号
【裁判摘要】关于方某某应享有的投资收益比例问题。双方虽在《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中约定开发所得净利润，宏发公司和方某某分别按照40％和60％比例分成，但该利润分成系以双方按约投资到位，项目全部开发完成为预期。本案中，根据合同第一条约定，宏发公司对相应的合同义务已基本履行完毕，而方某某仅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即支付前期的1920万元，项目开发的所有后续资金均未及投入。故方明通主张按照60％比例计算其投资增值收益，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约定，6：4为原约定股份及利润分成比例，而非投资比例，原判决以6：4作为投资比例并计算方某某应实际投资480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案涉合同因非归责于双方当事人自身原因终止，在方明通未全部出资到位的情况下，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以各方实际出资比例确定各自应享有的项目权益符合本案实际情况。《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第一条约定，该项目至宏发公司办理变更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止，总价为3200万元。本案中，案涉土地性质已经变更为商住用地，故认定宏发公司出资额为3200万元符合当事人的本意。由上，宏发公司和方明通对“绿源小区”项目的投资分别为3200万元和1920万元，方某某在“绿源小区”项目中的实际投资比例为37.5％（即1920万元／（1920万元＋3200万元）），其对“绿源小区”项目的权益为5481.45万元（即14617.2万元×37.5％）。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房地产建设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请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本案中，案涉项目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方某某无权主张项目利益。本院认为，该条规定系针对已经实际建成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章建筑而言。本案中案涉项目尚未进行开工建设，故无该条规定的适用余地。综上，原判决认定方某某有权享有“绿源小区”项目投资收益，并以案涉地块评估价14617.2万元作为计算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218号
【基本案情】（１）方某某与宏发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备忘录》，约定宏发公司投入土地，方某某投入资金合作开发“绿源小区”项目；（２）后因城市建设规划调整，福州市政府决定收回“绿源小区”项目建设用地，以其他土地予以置换补差价给宏发公司，“绿源小区”项目被依法吊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２）方某某起诉请求确认《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备忘录》终止；宏发公司以“绿源小区”地块评估价为计算依据支付方某某投资增值收益及利息，返还垫付建设费用及利息；（３）一审法院判决终止《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备忘录》，宏发公司支付方某某投资收益及利息，返还代垫款及利息；二审改判投资收益金额及利息，其他维持。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系针对已经实际建成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章建筑而言，尚未进行开工建设的合作开发项目不适用该条规定。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辽民终234号
【裁判摘要】关于确认涉案土地使用权份额，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上述法律，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土地权属不清，而本案土地使用权明确登记在辽宁中兴防爆名下，不属于权属不清的情形，沈阳中兴防爆要求按照出资比例，确定土地使用权份额，属于财产权益纠纷，应由人民法院按照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故对辽宁中兴防爆提出关于沈阳中兴防爆违反土地争议行政处理前置程序的规定，属程序违法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本案对此争议依法进行审理。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990号
摘要1：【要旨】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有效说。撤回公司对外投资不属于必须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的事项。本案中，即使就案涉退股事宜召开股东会，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法定代表人的意见也将因其持股比例而成为股东会多数意见。因此，作为法定代表人、绝对控股股东亲自签订案涉合同，可以认定案涉交易属于公司有效意思表示。
摘要2：【解读】（１）撤股行为不是必须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的事项；（２）作为法定代表人、绝对控股股东亲自签订合同，可以认定属于公司有效意思表示。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渝执复71号
【裁判摘要】生旺煤炭公司通过XX年XX月XX日的股东会决议，已经明确将公司对红林煤业公司及周某某享有的债权转归股东孙某、阳中元共同所有（按出资比例分配），该债权系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予以确认，且涉及债权的执行案件尚在执行中，并未执行完毕，故生旺煤炭公司于其后XX年XX月XX日的股东会决议和清算报告中对公司已经分配处理完毕的债权，均未再重复提及，符合常理。市二中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裁定将孙某、阳中元变更为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果应当依法维持，复议申请人红林煤业公司、周某某的复议请求于法无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有限公司注销前对外享有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确认的债权尚未终结执行的，注销后作为承受公司权利义务的原股东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甘民申597号
【裁判摘要】联合体牵头人履行中标合同过程中产生的债务，应由联合体组成成员各方共同承担——南京龙源公司是否应当对联合体牵头人南京利郎公司施工中欠付被申请人江苏源汇公司的工程款承担赔偿责任。南京龙源公司与南京利郎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后，南京利郎公司作为联合体“利郎龙源”牵头人进行具体施工，南京龙源公司负责工程项目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为了完成施工工程，南京利郎公司与江苏源汇公司签订《工程合同》，由江苏源汇公司为工程所需供应并安装水处理设备，并约定江苏源汇公司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工程合同》签订后，江苏源汇公司依据双方约定供应设备，并进行了工程施工，但其部分工程款，南京利郎公司未予支付。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工程合同》约束的是合同的双方，即南京利郎公司与江苏源汇公司。但是，虽然南京龙源公司与南京利郎公司在其他民事活动中，主体地位独立，而在其共同组成的联合体工程施工行为中，主体难以绝对独立。南京利郎公司系“利郎龙源”联合体的牵头人、具体施工人，南京利郎公司因中标施工工程产生的债务承担主体为“利郎龙源”联合体，但“利郎龙源”联合体并不具备法人的主体身份，其没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由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并参照南京龙源公司与南京利郎公司签订《联合体协议书》中对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南京龙源公司与南京利郎公司对其组成联合体后中标并具体施工工程中产生的债务，应当由联合体“利郎龙源”组成成员各方共同承担。也就是说，虽然涉案《工程合同》的当事人双方为南京利郎公司与江苏源汇公司，但由于南京利郎公司系联合体“利郎龙源”的牵头人，《工程合同》的实际权利义务主体为“利郎龙源”联合体及江苏源汇公司。由于“利郎龙源”联合体成员为南京龙源公司与南京利郎公司，故对江苏源汇公司主张的工程款，应当由南京龙源公司与南京利郎公司共同偿付。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891号
【裁判摘要】股东享有的分红权属于股东自益权，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大会不能决定不按出资比例分红——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由于股东享有的分红权属于股东自益权，系股东为自己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因此，公司一般应按股东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红利。若公司决定不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则必须经过全体股东约定，不得采取多数决的方式决定，其目的在于防止占多数股份股东分配方式因违滥用股东权利和公司资本多数决的原则侵害小股东的合法利益，以大股东股权上的优势侵害小股东享有的分红权利。此外，国栋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第四项亦约定“股份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据此，当国栋公司股东会约定不按出资比例对公司利润进行分配时，需经公司全体股东同意。而刘某某、王某某并未在《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则该决议上载明的股东分配比例，并未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因此，该决议载明的利润分配比例并不符合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故对刘某某、王某某并不产生约束力。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１８条第１款“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４）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之规定，没有给付内容的确认判决不符合法院受理执行案件的条件，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注释１】确认判决是指法院依当事人请求宣告某种实体法上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存在（积极确认判决）或不存在（消极确认判决）。
【注释２】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确认之诉与确认判决，确认之诉体现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
摘要2：【注解１】确认判决应由执行部门审查后作出判断决定是否立案执行——（１）对于债权诉请虽然仅为确认一项，但真实意图包含确认与给付的，应予以立案执行（如“确认某房产归属于原告”等，但真实意图包含确认与变更两项，基于我国现实情况，应当对传统理论有所发展和变通，对该类确认判决予以立案执行后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52号）；（２）具有给付内容的确认判决符合执行案件受理条件（生效判决确认公司股东之间的出资比例发生增减变更，这一确认必须以一方给付并登记为前提和基础。故这一确认判决具有给付内容，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的条件。参考案例：（2011）云中法执异字第1号、（2011）粤高法执复字第82号）；（３）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确认之后的变更、给付尚需具备其他法定构成要件的，不予立案执行（如“确认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但由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２１条还规定实际出资人实际取得股权权属即变更登记尚需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法院对该确认判决不能立案执行进而向公司以及公司登记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注解２】没有给付内容的确认之诉不符合申请执行条件，法院据此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应予撤销。——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507号
【注解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７条第２款规定：“生效法律文书仅确认股权属于当事人所有，当事人可以持该生效法律文书自行向股权所在公司、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不予受理。”——明确股权确认之诉（股权确认判决）申请强制执行不予受理。
【注解４】权属比例确认判决不具有可执行性｜法院判决仅确定当事人对房产享有相应比例的产权，并未直接判令当事人可对房产哪些房屋主张产权并办理过户，该判项属于确认权属的判项，没有可执行的具体内容，当事人申请执行不予受理。——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411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民再124号
【裁判摘要】（１）股东会决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法律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股东会决议不成立；（２）公司会决议不成立，当事人诉请无效不予支持；（３）公司决议不成立，当事人诉请撤销相应变更登记备案内容应予支持——判断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的前提是股东会决议已经成立或存在，如果股东会决议本身不成立或不存在，当然无法对其内容作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判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议，应当由符合法律规定的召集人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召集全体股东出席，并由符合法律规定的主持人主持会议。股东会议需要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时，应由股东依照法律、公司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表决程序进行决议，达到法律、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权比例时方可形成股东会决议。本院认为，案涉《股东会决议》因下列情形，应当确认为不成立。其一，本案中，马某某、蒋某某认为《股东会决议》上两人的签名系伪造，公司就决议的作出事实上并未召开过股东会。峰缘公司虽对此予以否认，但不能提供就案涉决议曾通知、召开过公司股东会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案涉决议的作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即股东以书面形式对表决事项一致表示同意的。故案涉《股东会决议》因公司未召开会议应认定为不成立。其二，退一步说，即使如峰缘公司主张就案涉《股东会决议》的作出确召开过股东会，案涉《股东会决议》第一、二项表决事项，系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及董事人员变更，依照公司章程规定，需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案涉《股东会决议》第三项表决事项为同意修改公司章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会决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由于峰缘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是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马某某、蒋某某的出资比例合计为51%，故两人在股东会所占表决权为51%，马某某、蒋某某认为其并未参与表决通过案涉《股东会决议》，峰缘公司虽主张《股东会决议》上该两人的签名系其委托他人代签，但马仁勇、蒋平美对此不予认可，峰缘公司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代签行为得到了马某某、蒋某某的授权，故《股东会决议》的表决结果因该两人未同意通过而不能达到法律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在此情况下，仍应认定《股东会决议》不
摘要2：（续）成立。综上，因《股东会决议》尚未成立，故马某某、蒋某某关于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诉请的前提条件尚未成就，本院不予支持。……峰缘公司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的依据是案涉《股东会决议》，因《股东会决议》不成立，马某某、蒋某某要求撤销相应变更登记备案内容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鄂民二终字第00043号
【裁判摘要】股东的股权比例应当根据股东出资额与公司总股本之间比例予以确认——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享有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表决权等权益。股权比例与利润分配比例并非同一概念，不应以利润分配比例认定股权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上述规定为利润分配请求权的规定，而非股权确认的规定。利润分配请求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除非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外，应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而本案为股权确认纠纷而非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股权比例不应以利润分配比例确认。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比例应当根据股东出资额与公司总股本之间的比例予以确定。故原审判决根据王某某实缴的出资总额和天门泵业公司实收资本总额1012.1692万元来计算其股权比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2民终4090号
【裁判摘要】出资具有瑕疵其股东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公司可以对股东权利进行相应的限制——李某某是否履行了向中量宝公司出资的义务及是否实际获得了中量宝公司的股东资格；．．．．．．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同时考察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并区分公司内部的对内原则和公司外部的对世原则。从形式要件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李某某系中量宝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股东，公司章程中亦确定了李某某的股东资格，李某某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对外能够依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从实质要件上看，一方面，2013年1月7日签订的《股权变更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尽管李某某以客户资源和资源渠道入股的形式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出资形式，但这是各方当事人对各自掌握的经营资源、投入成本及预期收入进行综合判断的结果，在中量宝公司的注册资本符合法定要求的前提下，各股东的实际出资数额和持有股权比例属于公司股东意思自治的范畴，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内部可以约定不按实际出资比例持有股权，该约定不影响公司资本对公司债权担保等对外基本功能实现，股东按照约定持有的股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公司法也确立了股东出资形式的原则，即财产属性和可转让性。而涉案《股权变更协议》中约定“李某某以客户资源及渠道资源入股，其对于未来目标公司的销售业绩担负部门业绩增长职责”，这种出资并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出资形式。李某某在与史某的聊天记录中也谈到“我啥也没出”，即认可了其没有实际货币出资。因此，李某某的出资具有一定瑕疵。股权的本质是股东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既包括股东对公司享有的权利，也包括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股东享有权利的前提是股东承担义务，这亦是民法中权利与义务统一、利益与风险一致原则的具体体现。本案中，李某某的出资具有瑕疵，故其股东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应根据具体的股东权利的性质确定，即中量宝公司可以根据李某某对公司“销售业绩增长”的贡献对李某某的股东权利进行相应的限制。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民申1491号
【裁判摘要】公司确有减资的必要，无法取得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同比减资时，公司保留反对股东出资额而形成定向减资决议遵循多数决原则——虽然公司设立时对注册资本的确定以及各股东对具体出资额的认缴需要各股东进行合意，公司设立时股东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合同关系；但在公司成立后，股东缴纳的出资额已经转化为公司的注册资本，所有权属于公司，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根据具体经营情况需要对注册资本进行增减时，需要遵守公司权力机构股东会作出的决议。公司法之所以规定对注册资本进行增减的股东会决议需要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正是遵循了对公司重要事项的资本多数决原则。注册资本的增减必然涉及具体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的变化，若强求达成一致意见才能对注册资本进行增减，显然有违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初衷。本案中，在吕某反对2015年9月7日同比例减资的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2016年7月22日股东会决议仅减少了霍某的出资额，保留了吕某琦的出资额，程序正当，内容合法，且已经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各股东理应按照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履行。由于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因此该保留吕某出资额的股东会决议对其权利并未造成损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82号
【裁判摘要】（一）关于六十日除斥期间……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六十日为除斥期间，计算不得中断、中止。经过六十日，撤销权人不行使权利的，撤销权消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虽然齐某某于2007年3月29日提起股东撤销之诉时存在遗漏，未将副食品公司列为被告，但该诉讼行为表明齐某某已在法定期限内积极行使其作为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法定撤销权，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六十日除斥期间，故对副食品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2007年3月6日股东会的召集与通知……公司法第四十二条及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通知全体股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实际参加股东会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是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因此股东会的召开，不仅要在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内通知全体股东，且应以一定的方式有效地通知股东。公司未依法通知全部股东参加股东会而作出决议，剥夺了包括齐某某在内的未受通知的股东就公司重大事项表达意见、参与决策等重大权利，故2007年3月6日股东会的召集程序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三）关于2007年3月6日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权计算——首先，对于总表决权数额，齐某某主张应以公司注册资本82.5万元以及载于股东名册上的职务配股31万元，共计113.5万元计算总表决权数额。副食品公司则主张31万元的职务配股未经验资、工商登记，不应予以认定，只应以公司注册资本82.5万元计算总表决权数额。……虽然公司将该笔资金作为流动资金挂在其他应付款帐中，未按照规定报验资机构审核检验，但股东之间已就该笔职务配股的资金达成合意并形成有效文件、进行实际出资。即使部分股东尚未履行出资义务，公司也未进行验资登记，公司可以根据部分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的实际情况对其财产方面的权益作出合理限制，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补缴与违约责任，不影响股东依据其出资比例在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主张并行使基于出资而享有的表决权。故应以113.5万元计算表决权，对齐某某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实质上的权利人因自身过错未完成股
摘要2：（续）东名册上的股东名义变更，不能对抗公司。故不应以转让后的股份数额计算表决权，对齐某某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最后，对于表决权的计票方式，……对于公司股东的身份认定，应当遵循内外有别的标准，如果属于公司外部法律关系，应当贯彻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以公司进行工商登记注册的内容为准；如果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则应当坚持实质要件优先于形式要件。本案中，虽然副食品公司主张在公司注册登记时选出了5名持股代表进行工商登记，但在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名册》中列明了全部103名股东的信息，并且在公司成立后制备了由103名股东组成的股东名册，向103名股东出具了《海拉尔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转制股东身份确认书》。由于本案为公司决议纠纷，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不涉及第三人，故首先应当认定副食品公司股东人数为103人。在此基础上，因副食品公司5名出资代表与其他98名股东签订了股东代表委托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因该代表委托书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应认定该代表委托书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应当由5名出资代表代其余98名股东行使表决权。同时，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即委托人拥有随时解除权。因此，当被代表的普通股东参加股东会并自行行使表决权时，应视为对原委托的撤销，故对于本案中参加股东会会议并在会议决议上签字的普通股东，其表决权应当予以计算。
摘要1：解读：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７条之规定，（１）股东对未届履行期限的未缴纳部分的认缴出资享有表决权，即股东应按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２）例外情形有二：一是公司章程规定按实际出资比例或者其他标准行使表决权；二是股东（大）会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修改章程决议不按认缴出资比例而按实际出资比例或者其他标准确定表决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110民初8163号
【裁判摘要】关于第三项决议，庭审中，沈某某、华纳公司、金某某均认可案涉股东会会议召开前公司章程中的“出资比例”指的是“认缴出资比例”，故案涉股东会决议将“出资比例”解释为“实缴出资比例”实际是对公司章程的修改，根据前述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对公司章程的变更需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而案涉股东会决议第三项决议仅经代表51%表决权股东通过，表决方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纳公司章程规定，应予以撤销。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国法律目前并未对瑕疵出资股东的表决权行使应否受限作出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此也存在争议；（２）《九民会议纪要》第７条规定按照认缴出资行使表决权的前提是认缴出资未届履行期限；（３）逾期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依法不应不享有该出资部分股权和相应表决权，而应当按照实际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黑10民终1055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源安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其它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原告与被告、第三人虽然对“二分之一以上"是否包含本数产生分岐。但是，《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决议采取的是“资本多数决"原则，则必然要体现出多数的效果。就一个整体而言，二分之一不是多数。股东会议的表决环节中，极容易出现二分之一对二分之一的僵局。因此，既然公司章程规定是代表二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则就应当理解为超过二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这样才是“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体现。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五条规定：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界满"，包含本数；所称的“不满"、“以外"，不包含本数。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是普通法，《公司法》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而言是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精神，在《公司法》已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因此，源安公司章程中规定“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应不包含本数。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源安公司仅有被上诉人李某2和原审第三人黄某两名股东，两人各占50%的股份。源安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其它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该“二分之一以上"是否包含本数，根据《公司法》股东会决议采取的是“资本多数决"原则的规定，必然要体现出多数的效果。就本案而言只要两名股东的意见存有分歧、互不配合，极易出现二分之一对二分之一的僵局，就无法形成有效表决，从而“资本多数决"的原则也就无法体现，势必会影响公司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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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7)闽民再315号
【裁判摘要１】平辉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根据原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法人，以企业全部资产承担民事责任，主要由本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有限责任公司与合伙企业的部分特征，当股东之间发生纠纷，若企业内部对股东之间的资产纠纷处理没有具体约定，可以参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原审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纠纷，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根据查明的事实，刘××１和刘××２各占平辉厂44%的股份，该厂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从2009年起至今，刘××１与刘××２之间发生多起诉讼，二者之间的矛盾呈难以协调之态势，两名股东的意见存有分歧、互不配合，难以形成有效表决，导致经营活动已无法达成一致、内部机制已无法正常运行。另外，从2009年之后，平辉厂长期处于停产状态，企业内部运营机制已失灵，原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判决平辉厂解散，依据充分。平辉厂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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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豫01民终4524号
【裁判摘要】公司持续经营的状态不影响公司僵局的认定，符合条件的公司可以被解散——被上诉人智众公司两股东为李××和党林中××，其出资比例分别为52%和48%，法定代表人是党××。现李××以党××侵占智众公司财产等为由提起诉讼，请求解散智众公司。而另一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6）豫0102民初3335号民事案件中，智众公司起诉其股东李××请求返还财产40万元及利息的纠纷，目前仍在诉讼过程中。根据智众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会定期会议每年举行2次，而自2015年4月17日以来，无证据显示智众公司连续两年内召开过股东会。2017年2月28日，李××通过河南信永律师事务所向智众公司邮寄律师函，就公司经营管理等存在的问题提出律师建议，智众公司收到该函后亦未回复或采取相应改进措施。综合以上案情，足以认定智众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且智众公司及其股东尚有两起民事诉讼正在进行，公司已陷入僵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上诉人请求解散智众公司，应予支持。一审法院不支持上诉人解散智众公司的诉讼请求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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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合伙利润分配和损失分担规则——（１）按照合伙合同的约定办理；（２）合伙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Ａ．由合伙人协商决定；Ｂ．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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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申6576号
【裁判摘要】（１）不定期个人合伙的合伙人享有任意解除权；（２）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可以无条件退伙并取回全部投资条款无效，仍要进行合伙清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合伙财产不属于个别合伙人所有，而属于全体合伙人共有。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合伙人对合伙财产中属于自己的一份无处分权。案涉《合伙投资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廖××有权在过程中向周××退出股权并退回出资款或向第三方转让股权及收回出资款。如果该条款系对退伙约定为无条件，则与第二条规定的共同投资人按其所占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亏损的约定相互矛盾。且如果约定无条件退伙，合伙当事人则可随时根据合伙事务状况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始终处于有利的位置，该情形与合伙的法律特征不符。因此,《合伙投资协议书》第三条应与第二条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即廖××退伙时，应对合伙事务期间的财产进行清算，对产生的利润进行分配及对债务进行分担，并在此基础上退回其出资款或向第三方进行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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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364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对于千叶酒店清算组作出的债权核定结果，宏通公司是否具有请求人民法院不予确认的诉讼主体资格。公司强制清算程序应当以维护公司各方主体利益平衡为原则，实现公司退出环节中的公平公正。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时，既要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也要兼顾公司股东等其他各方的利益。本案千叶酒店的清算程序系佛山中院受理宏通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而启动，并由佛山中院指定清算组。宏通公司作为千叶酒店的中小股东，其合法利益在清算程序中应得到充分保障。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清理债权、债务以及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等职权。《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清算组应当制定清算方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由此可见，在清算程序分配公司剩余财产的顺序中，公司股东处于末位，清算组对公司债权人申报债权的确认结果直接影响公司股东尚能分配的剩余财产余额，故可以认定公司股东对于清算组作出的有关公司债权、债务核定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二条只赋予债权人对清算组核定的债权提出异议并以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债权的权利，但并未否认公司股东、债务人对清算组作出的债权、债务核定结果提出异议并提起诉讼的权利。由于债权人、债务人和公司股东与清算组作出的债权、债务核定结果均存在直接的利益关联，法律上应平等的赋予利益关联方相同的救济权利，才能公平的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宏通公司作为千叶酒店的中小股东，其对清算组确认的债权人申报的债权有异议，并以申报债权的主体千叶房地产公司和被清算的千叶酒店为被告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应认定其具有一审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审以宏通公司没有提起诉讼的民事权利为由，裁定驳回宏通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此外，虽然《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了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该赔偿责任属于事后的救济措施。
摘要2：【注解】对于清算组作出的债权核定结果公司股东是否具有请求法院不予确认的诉讼主体资格？——公司股东对于清算组作出的有关公司债权、债务核定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公司股东对清算组确认的债权人申报的债权有异议，并以申报债权的主体和被清算的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应认定其具有一审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摘要1：【案号】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3民终3899号
【裁判摘要】股东未实缴出资不能主张分红——本案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上诉人王××的诉求系要求被上诉人淄博巽福升贸易有限公司、魏×支付公司分红款50万元，故本案应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股东分取红利的计算依据是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而不是认缴的出资比例，且股东分红亦应经过股东会同意方可。本案中，上诉人王××并未实缴出资，且案涉还款凭证只是公司法定代表人魏×个人书写签字，故上诉人以此主张分红50万元不符合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对其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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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民申986号
【裁判摘要】申请人林氏兄弟公司与被申请人聂××签订的《合作设立茶叶经营项目的协议》系自愿签订的，不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属有效合同。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应当根据合同内容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所设立的权利义务来进行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聘任聂××为茶叶经营项目经理，“聘任”一词一般表明当事人有雇佣劳动者为其提供劳动之意；协议第三条约定了聂××的取酬方式，无论在双方设定的目标公司成立之前还是之后，聂××均可获得“基本工资”、“业绩”等报酬，与合作经营中的收益分配明显不符。“合作经营”合同的典型特征是共同出资，共担风险，本案合同中即未约定聂××出资比例，也未约定共担风险，与合作经营合同不符。从本案相关证据上看，聂××接受林氏兄弟公司的管理，按月汇报员工的考勤、款项分配、开支、销售、工作计划、备用金的申请等情况，且所发工资与出勤天数密切相关。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符合劳动合同中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的双重特征。故原判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还可视为书面劳动合同，虽缺少一些必备条款，但并不影响已约定的条款及效力，仍可起到固定双方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的作用，二审法院据此依法改判是正确的。林氏兄弟公司于2017年5月6日向聂××出具了《终止合作协议通知》，告知聂××终止双方的合作，具有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林氏兄弟公司未能提供解除劳动关系原因的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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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新审一民提字第80号
【裁判摘要１】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双方具备共同出资、经营且共享经济利益的合伙实质条件的，合伙关系成立——本案首先应当确定申请再审人刘×与申请再审人范××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刘×称双方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向法庭提交了柳××与范××等人在场的谈话录音、刘××出具收到卖地款收条、刘×对诉争农场投入了资金用于土地改良、聘用场长、支付农场雇佣人员生活费、工资等证据，结合双方对诉争农场产生的利润进行分配的事实，可以证明双方共同出资、经营且共享经济利益，已具备构成合伙的实质条件，故刘×与范××二人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从刘×所举证据，可以证明刘×与范××之间的合伙关系成立。
【裁判摘要２】（１）口头合伙关系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当允许一方退伙；（２）退伙分割财产仅限于合伙财产即合伙期间所得财产（合伙财产应当是客观存在的现金、设备及实物等财产），应当排除具有可期待但不确定且尚未实现的利益——关于退伙请求是否应当准许及合伙财产如何处理的问题。刘×与范××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亦未对退伙或解除合伙条件进行约定，而合伙关系是人合关系经济组织，由于刘×与范××已发生矛盾，刘×未再参与农场经营活动，双方之间已不再相互信任，合伙的基础已经丧失，对刘×提出的退出合伙关系的诉讼请求，应予以准许。一方退出合伙关系后，既可以对合伙财产按出资比例进行分割，亦可采取一方退伙，另一方向退出方支付其应得合伙财产合理对价后继续经营的方式。合伙财产应当是客观存在的现金、设备及实物等财产，应当排除具有可期待但不确定且尚未实现的利益。．．．．．．故该两份鉴定所称财产利益，虽可期待但不客观真实，本院不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合伙财产，故刘×再审主张对其分割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二审法院计算刘×退出合伙后，范××应向刘×退还合伙期间所得财产共计534909.55元（150000元＋87362.8元＋297546.75元），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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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湘民申2104号
【裁判摘要】虽然约定最低利润但也约定了按出资共担风险属于合伙协议——从上述协议、承诺、收条来看，虽然协议约定了保证陈×年投资利润不低于8%，但同时也约定了双方按出资比例共担风险，结合在经营期间五月天公司其他股东也均是按年利润6%到8%分配投资利润的实际情况，原审认定双方系合伙关系并无不当，刘××申请称本案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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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69号
【裁判摘要】未订立书面合伙协议应以各合伙人实际出资比例确定合伙份额——既然敖劳不拉煤矿为刘某某和吕某某合伙购买，在没有订立书面合伙协议的情况下，应当以双方各自实际出资数额占双方共同出资总额的比例来确定各自的合伙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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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再135号
【裁判摘要】各合伙人的合伙份额应如何确定。本案的四位合伙人仅为承包涉案工程而临时组合，在合伙事务结束后，彭××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按照投资比例确认合伙份额并依此分割马青公路马家湾段工程的利润，其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的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可确定四位合伙人的现金投资数额分别为：彭××20万元、任××10万元、刘××（１）１6万元、刘××（２）31554元，共391554元。本案各合伙人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且对合伙的权利义务内容包括投资份额、盈余分配等无法协商一致，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划分合伙份额及利润时原则上应当按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的意见处理，但是同时也应当照顾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故本案处理时不能仅仅依据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数量确定和划分合伙份额和利润，应当综合考虑出资和参与共同经营、共同劳动的整体情况。原审仅按照现金出资简单划分合伙份额，应予适当调整。本案四位合伙人均有现金出资、且又都参与了合伙事务的经营和管理，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划分合伙份额时，酌情认定将80%的份额按照现金出资比例确定，20%的份额按照劳动付出大小进行分配。申诉人中刘××（２）现金出资最少，但是付出劳力最多，故此，酌情调整彭××、任××、刘××（１）、刘（２）四人在马青公路马家湾段硬化工程中的合伙份额分别为：46%、22%、14.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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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抚中民三终字第00397号
【裁判摘要１】合伙人之间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协议有效——《合伙企业法》中没有出现类似“合伙人不得承包经营”的条款，即法律没有禁止合伙企业的内部承包这种经营形式。法无禁止即自由，合伙人是可以内部承包合伙企业的。张×、孙××、杨×三人在合伙企业成立后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关于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三人签订转包协议，是对自己在合伙企业中各自财产权利的处分，该协议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对该条款的理解适用有误。根据《合同法》第8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尽管《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但由于合伙企业本身的协议并不违反该规定，而承包合同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因此承包合同的约定并不与该规定抵触。其次，承包合同虽有效，但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同时《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因此，虽然转包协议约定了合伙人之间就转包期间对外债务的承担，但是该约定也仅在合伙人之间有约束力，对债权人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裁判摘要２】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当事人均未主张解除合伙关系，张×、孙××是依据三人签订的转包经营协议主张杨福在承包合伙企业期间的承包费，并不是对合伙企业利润进行分配，故无需对铁岭鸿福铁厂进行清算。
摘要2：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青执复43号
【裁判摘要】公司经依法清算并注销后清算中未处理的债权属于全体股权共同财产，全体股东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股比例分配。”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股东对公司在清算中的剩余财产享有索取权。公司经依法清算并注销后，虽然公司的民事主体资格消灭，但清算中未处理的债权并不必然因此消灭，其应属于全体股东的共同财产，股东对该债权可以依法主张权利。本案中，在宝盟公司经依法注销后，股东王××、李××是(2019)青民终212号民事判决项下债权的承受人，王××、李××申请将其变更为(2019)青民终212号民事判决的申请执行人，符合《变更、追加规定》)第四条“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终止，因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终止依法承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权利的主体，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