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民再154号
【提示】合同解除但不支持恢复原状。
【裁判摘要】自案涉股权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至韩忠实际控制公司的期间，社会成本和社会影响已倾注其中，本案纠纷涉及到公司的稳定性和相关交易的稳定性，为避免公司内部新的不平衡、产生新的利益冲突和纠纷，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合法的交易安全，维护公司稳定，在涉案60%股权变更登记及交接手续已经履行的情况下，宜维持韩某的股东地位，不宜判决返还股权。对于2011年1月11日双方已经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的60%股权，龚某要求恢复原状，返还股权的诉讼请求，原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龚某关于原审法院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立法本意，驳回其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股东滥用权利与公司签订的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人，既享有资产收益的法定权利，也以出资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作为剩余索取权人，更是公司经营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股东与公司签订公司未按时投产应赔偿其损失的合同条款，不合理地降低了股东本应承受的经营风险，损害了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与股东的出资人地位相悖。同时也人为制造了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扭曲了激励机制和公司治理。相关合同条款之缔结系股东权利之滥用，应依法认定无效。
【案号】一审：(2013)嘉平商初字第604号；二审：(2014)浙嘉商终字第291号；再审：(2015)浙商提字第29号
摘要2：【解读】公司与股东约定公司未按时完成投产任务须向股东赔偿，该约定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00092号
【裁判要旨】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其对关联公司之间故意虚构债务抽逃出资的行为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实施了协助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摘要】龙湾港公司抽逃出资的方式，是通过虚构光彩宝龙公司与疏浚公司之间的工程款债务，将款项从光彩宝龙公司转入疏浚公司，再从疏浚公司转入瑞福星公司，用以偿还了龙湾港公司欠瑞福星公司的借款。在光彩宝龙公司为龙湾港公司抽逃出资而出具的《资金使用申请单》上，袁某某签字同意。虽然该行为发生在款项已经转出之后，但仍代表袁某某对龙湾港公司抽逃出资行为的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管人员等，只要实施了协助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即应承担连带责任，而与协助行为对抽逃出资所起作用的大小、是否为抽逃出资的必要条件等无关。故原审法院认定袁某某实施了协助抽逃出资的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
摘要2：【解读１】协助（帮助）抽逃出资的法定代表人对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２】作为拟制法人，一般情况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对外代表公司处理事务，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后果由公司承受。但是，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东或董事，与公司发生纠纷引发诉讼时，股东、董事的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为确保案件审理的正常进行，依法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法院可指定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东、董事提起的诉讼没有明显利害关系的其他股东作为公司诉讼代表人。本案中，袁某某虽是光彩宝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袁某某与光彩宝龙公司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故袁某某不应再担任光彩宝龙公司的诉讼代表人。
【解读３】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只要实施了协助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即应向公司承担返还出资本息的连带责任，而与协助行为对抽逃出资所起作用的大小、是否为抽逃出资的必要体条件等因素无关。
【解读４】基本案情：（１）龙湾港公司应向光彩宝龙公司出资２７１９.２万元，龙湾港公司通过瑞星公司借款１４３９万元交纳２７１９.２万元出资；（２）光彩宝龙公司以支付工程款名义将１４３９万元转出偿还瑞星公司借款，光彩宝龙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某某在该笔款项的资金使用申请单上签字；（３）光彩宝龙公司、另股东宝纳资源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龙湾港公司向光彩宝龙公司返还抽逃的出资，袁某某承担连带责任。一、二审法院均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一中民初字第13957号
【裁判摘要】陈某某提出未经法博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授权，法博洋公司无权提起诉讼。对此，本院认为，法博洋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案由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属于公司内部纠纷。本案中，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公章分离，表明公司内部意志并不一致，在此情况下，法定代表人还是持章人代表公司应当依据公司意思自治原则进行认定。法博洋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董事会年会和临时会议应当有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方能举行，必须包括中外两方董事。每名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该公司章程并未明确规定在外方董事、法定代表人陈某某作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主体时公司董事会应当如何召开、如何进行表决。法博洋公司并未设监事一职，监事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具有可行性。由于陈某某具备法博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可能损害公司利益责任主体的双重身份，存有利益冲突，加之法博洋公司的表决方式是每名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公司另两名董事刘某某、张某某系夫妻关系，且刘某某本人作为法博洋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显然，该两名董事的利益一致且与陈某某的利益相对抗，他们能够通过董事会决议代表公司。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陈某某本人诉法博洋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法博洋公司参与该案诉讼亦未有陈某某本人的授权，但是陈某某本人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因此，本院认定持有法博洋公司公章的人能够代表公司意志，在法定代表人陈某某作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主体时，持有法博洋公司公章的人有权代表法博洋公司起诉损害公司利益的法定代表人。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二中民终字第03819号
【一审裁判摘要】晏某某与冯某某共同出资设立宏韵公司，合作协议及宏韵公司章程是2人设立、解散宏韵公司的基础，而合作协议更真实地反映了2人的意思表示，且合作协议也约定公司章程与合作协议不一致的，以合作协议为准，所以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宏韵公司成立后两年内如无盈利，合作协议自行终止，也是2人对宏韵公司应解散情形的约定。在宏韵公司成立后两年内确无盈利，合作协议约定的自行终止的条件成就，晏某某已向冯某某提出终止合作协议，故应认定合作协议已终止，在此情况下，如晏某某无法通过转让股权的形式退出宏韵公司，晏某某有权要求解散宏韵公司。判决：北京宏韵伟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解散。
【二审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本案中，晏某某与冯某某共同出资设立了宏韵公司，宏韵公司的股东为晏某某与冯某某2人。宏韵公司的正常运行是需要通过股东晏某某与冯某某行使权利和公司管理机构行使职权实现的。宏韵公司自2006年2月至今，未进行任何经营活动。因晏某某与冯某某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宏韵公司的运行已经出现障碍，宏韵公司的权力机构无法对宏韵公司的任何事项作出任何决议，包括不能就公司解散一事形成决议，公司的运行已限于僵局。且晏某某亦无法通过转让股权的形式退出宏韵公司，即无法通过使个别股东退出公司的方式维持宏韵公司人格的存在，故晏某某要求解散宏韵公司的请求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四终字第54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不能正常行使职权，可基于股东身份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裁判摘要】尽管一般而言，如果股东本身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应舍近求远提起股东代位诉讼，但本案中李某并不掌握公司公章，难以证明自身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故其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在实践中确有因难。且其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其曾以中兴公司名义起诉而未能为法院受理。如不允许其选择股东代位诉讼，将使其丧失救济自身权利的合理途径。综合以上情况，并且原审已经就本案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审理，再要求李某履行前置程序后另行起诉，显然不利于及时维护公司权利，也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讼累故李某关于其有权提起股东代位诉讼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客观上，中兴公司监事以及除李某之外的其他董事会成员皆为被告，与案涉纠纷皆有利害关系。从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来看，起诉董事需向监事会或监事而非董事会提出书面请求，起诉监事则需向董事会或执行董事而非监事会或监事本人提出书面请求，此规定意在通过公司内部机关的相互制衡，实现利害关系人的回避，避免利益冲突。在本案的特殊情况下，已无途径达成该目的。中兴公司被告董事会成员和监事在同一案件中，无法既代表公司又代表被告。为及时维护公司利益，在本案的特殊情况下，应予免除李某履行前置程序的义务。
摘要2：【解读１】董事、监事均给公司造成损失且均为被告，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可免除前置程序义务——《公司法》第151条设定了股东代位诉讼的前置程序。但公司董事、监事均存在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且作为案件被告时应免除股东代位诉讼时的前置程序义务。
【解读２】在公司董事与监事为同一人的特定性下，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没有必要履行前置程序。
【注解】本案被告董事会成员和监事在同一案件中无法既代表公司又代表被告，在此特殊情况下应予免除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履行前置程序的义务。
摘要1：【摘要】问题所涉案件中， A公司和B公司合同地位和诉讼地位均一致的情况下，通常两公司在诉讼中不会产生利益冲突，因而由王某一人分别代表和代理诉讼，当无问题。
摘要2：
摘要1：——合同解释方法的适用标准与裁判规则
【裁判要旨】受预见能力、语言表达、利益维护等因素影响，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具体条款和用语产生争议，需要法官通过合同解释予以明确。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基础上，应对各类解释方法进行分析，了解其不同功能和价值，确定相互之间的逻辑运用关系。对争议条款的合同解释，应以合同所使用词句所表达的文义解释为基础，结合合同文本的相关条款，通过整体解释明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借助合同目的解释进行判断印证，同时还要以交易习惯、诚实信用、公平原则等确定争议条款的真实含义，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确保公平合理地认定合同内容。
【案号】一审：(2014)深中法涉外初字第111号；二审：(2016)粤民终1553号；再审审查：(2017)最高法民申1408号；再审：(2017)最高法民再370号
摘要2：
摘要1：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裁判指引（桂高法民二〔2020〕19号）
摘要2：【目录】一、公司资本制的效力 1.【公司资本制原则及其地位】2.【股东退股中的资本维持】3.【股权转让中的资本维持】4.【公司受损与股东受损的区辨】5.【追索抽逃出资的请求权基础的区别】
二、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 6.【分层次效力】7.【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合同效力：双务合同关系】8.【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合同效力：共同法律行为】9.【侵权责任意义上的请求权基础】10.【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界限】
三、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则 11.【股东会决议与司法介入的界限】12.【股东与高管身份重叠时的责任认定】13.【股东知情权的性质】14.【股东知情权与公司利益冲突时实质性竞争关系的判定方法】15.【股东协议与股权登记存在冲突的情形】16.【在公司解散纠纷中如何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四、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17.【股权转让合同与股权变动的区别】18.【股权变动时间点的判断】19.【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股权变动时间点的情形】20.【股权变动的对抗效力】21.【外部转让时其他股东是否同意的效力影响】22.【其他股东表示同意的方式】23.【外部转让时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效力影响】24.【附生效条件视为成就的例外情形】
五、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 25.【完成增资的必备前提】26.【完成增资的判断方法】27.【完成增资的通常方式】28.【向公司投资行为的实质性判断】
六、隐名出资（代持股）的适用规则 29.【隐名出资关系的定性及其理由】30.【隐名出资的一般性规则】31.【隐转显的要件辨析】32.【内部公开型隐名出资规则】33.【实质股东型隐名出资】
七、董事高管违反勤勉义务的责任34.【责任主体的范围及实质判断标准】35.【合谋主体的排除】36.【侵害行为的特定性】37.【勤勉义务的基本依据】38.【交接中的勤勉义务】39.【因果关系规则】40.【利益损失的已然性】
八、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41.【构成要件】42.【法人人格否认的既判力范围】43.【公司人格否认之诉与破产程序的衔接】
九、对赌协议的效力审查 44.【对赌协议的基本认识】45.【回购条款的性质】46.【名为对赌实为借贷的认定】
摘要1：解读：（１）根据《行政诉讼法》第７４条第１款之规定，“情况判决”适用于“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１条第３款之规定，房屋登记案件“情况判决”还适用于“房屋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的”的情形。
摘要2：【解析１】情况判决制度是指法官在案件中存在多种利益冲突的情况下，采用利益衡量等方法作出判决，以使判决结果既能维护公共利益又能平衡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行政诉讼法》第７４条第１款第１项规定）：（１）目前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１条第３款规定“被诉房屋登记行为违法，但判决撤销将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房屋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判决确认被诉行为违法，不撤销登记行为。”即房屋登记案件“情况判决”适用于“房屋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的”的情形，土地登记案件参照适用；（２）其他行政行为的“情况判决”仅限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情形，而不包括第三人善意取得利益的保护。
【解析２】《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关于行政审判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24.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将会损害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是否可以判决确认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１）保护善意第三人制度是对社会交易秩序稳定性、可期待性的保护，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２）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将损害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属于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形，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确认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
摘要1：解读：《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３４条第１款规定：“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１）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不得参加投标，否则投标无效；（２）与招标人虽然“存在利害关系”，但该利害关系并不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可以参加投标，该投标不因利害关系而无效。
问题：国有企业下属参股子公司能否参与该国有企业组织的招标？——即使投标人与招标人存在某种“利害关系”，但如果招投标活动依法进行、程序规范，该“利害关系”并不影响其公正性的，就可以参加投标。
摘要2：【注解１】构成《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３４条第１款投标无效的，应同时满足“存在利害关系”和“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两个条件。
【注解２】实务中为避免前期服务单位参与项目后续投标“可能影响投标公正性”的情况(例如获得额外的项目信息等)，招标人通常需在招标时充分公开该前期服务单位已完成的咨询成果，并保证各投标人拥有充分足够的时间编制投标文件。
【释义】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释义》对于《条例》第34条第1款，其在92页做如下描述“（一）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考虑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各行业、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以及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本条没有一概禁止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参与投标，构成本条第1款规定情形需要同时满足‘存在利害关系’和‘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两个条件。即使投标人与招标人存在某种‘利害关系’，但如果招投标活动依法进行、程序规范,该‘利害关系’并不影响其公正性的,就可以参加投标。”——即便招标人与投标人具有利害关系（比如关联关系），也可以在保障公正性的情况下，参与投标。
【注解３】对于工程项目的货物招标，虽然《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27号令）中没有规定，但是在九部门联合发布的《标准设备采购招标文件》《标准材料采购招标文件》中，投标人的资格条件都要求不得“为本招标项目提供过设计、编制技术规范和其他文件的咨询服务”。标准招标文件属于规范性文件，也是强制性规定。
【注解４】对于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监理招标，《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2号令）以及九部门联合发布的《标准勘察招标文件》《标准设计招标文件》《标准监理招标文件》中均没有“干了前期不能再干后期”的限制性规定。
摘要1：【案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鄂01民终15号
【裁判摘要】关于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查阅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十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股东知情权专家辅助人制度，有助于股东更好的行使知情权，更好的发挥股东知情权的制度价值，解决股东行使知情权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保障股东知情权的落实。专家辅助人在查阅、复制资料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与查阅的公司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因此，如果公司能够证明该专业人员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有权要求该股东另行选定专家辅助人。一审将刘某某请求派遣的专业人员限定在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的范围内于法有据。
摘要2：【解读】一审判决原告可在本人在场的情况下委托1至2名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查阅。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904号
【裁判摘要】被他人冒用身份注册一人公司是否应第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焦作永益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上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是谢某某，并且该公司为一人股东有限公司，谢某某是唯一的股东，谢某某再审称申请工商登记表上的签字并非本人所为，经查二审卷宗中有一份谢某某于2016年4月29日书写的《说明》，内容为：“我叫谢某某，王XX借用我的身份证注册了焦作市永益公司，将我本人定为董事长，将他（王XX）定为监事，对此情况，我一概不知情，关于焦作永益公司的一切事宜与我无关"。但谢某某并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请求撤销该工商登记，或报警处理他人冒用其身份证注册公司之事，工商机关的登记信息对外具有合法公示效力，二审判决依据工商登记信息认定谢某某为焦作永益公司的一人股东，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在谢某某举证不力的情况下，二审判决谢晓云对焦作永益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另外，河南XX律师事务所刘XX律师代理的是焦作永益公司、焦作金程公司以及谢某某，该三方同为一审被告，不属于利益冲突的双方，刘XX律师的代理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情形，因此，二审程序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执行法院向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限制不动产交易的公示行为具有法定的公示效力，张贴封条或者公告与否并不影响不动产查封登记的公示效力；（２）当事人主张本案查封没有张贴封条或者公告不具有公示效力，是其对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曲解，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执行机关只要办理了查封登记，即使未张贴封条或公告，亦当然产生查封的效力；（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７条虽将张贴封条或公告也作为查封的必要条件，但该规定的目的是解决和防止被执行人将房屋等对外出租等不需登记产生的利益冲突等问题，而非查封不生效力的法定根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4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81号
【裁判摘要１】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隐名股东作为涉案股权的实际权利人能够对抗享有一般金钱债权的申请执行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股权的强制执行——关于公司股权实际权利人能否对抗该股权名义持有人的债权人对该股权申请司法强制执行问题｜在本案所涉及的执行案件中，中行南郊支行是申请执行人，成城公司是被执行人，华冠公司是提出执行异议的案外人，执行标的是成城公司名下登记的渭南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银行）1000万股份。根据陕西高院（2009）陕民二终字第00053号生效民事判决，成城公司为该股权的名义持有人，华冠公司才是该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中行南郊支行在原审及申请再审时均主张，案涉执标的长安银行xxx0万股份登记在成城公司名下，中行南郊支行已经信赖该登记并申请将涉案股权采取执行措施，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上述股权应执行过户给中行南郊支行。商事外观主义作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实际上是一项在特定场合下权衡实际权利人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所应遵循的法律选择适用准则，通常不能直接作为案件处理依据。外观主义原则的目的在于降低成本，维护交易安全，但其适用也可能会损害实际权利人的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主体仅限于与名义股东存在股权交易的第三人。据此，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案涉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中行南郊支行并非针对成城公司名下的股权从事交易，仅仅因为债务纠纷而寻查成城公司的财产还债，并无信赖利益保护的需要。若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将实质权利属于华冠公司的股权用以清偿成城公司的债务，将严重侵犯华冠公司的合法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中行南郊支行无权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取得案涉执行标的长安银行xxx0万股份。因此，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中行南郊支行基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要求强制执行取得案涉长安银行xxx0万股份的再审申请主张，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能否适用于本案问题｜2015年5月5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第四款规定：“申请执行人或者案外人不服人民法院依照本条第一、二款规定作出的裁定，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本案为执行之诉，而上述规定仅适用于执行程序中的执行异议案件。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不能适用于本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9)最高法执复65、90号
【问题】在人民法院受理对被执行人的破产清算申请情况下，经拍卖已经取得但尚未发放给申请执行人的拍卖款项，是否属于被执行人的破产财产？
【裁判摘要】已经扣划到执行法院账户的银行存款等执行款，但未完成向申请执行人转账、汇款、现金交付的，财产权利归属未发生变动，仍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法院收到受移送法院受理裁定后，不应再支付给申请执行人，应当将其移交给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或管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根据该规定，如果执行程序尚未终结，对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尚未清偿的不得进行清偿。在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全部债权的情况下，上述规定旨在通过破产程序实现债权的公平受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6条进一步明确规定，执行法院收到受移送法院受理裁定后，应当于七日内将已经扣划到账的银行存款、实际扣押的动产、有价证券等被执行人财产移交给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或管理人。第17条规定，执行法院收到受移送法院受理裁定时，已通过拍卖程序处置且成交裁定已送达买受人的拍卖财产，通过以物抵债偿还债务且抵债裁定已送达债权人的抵债财产，已完成转账、汇款、现金交付的执行款，因财产所有权已经发生变动，不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不再移交。从第16条和第17条规定内容看，对已完成向申请执行人转账、汇款、现金交付的执行款，因财产权利归属已经发生变动，不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已经扣划到执行法院账户的银行存款等执行款，但未完成向申请执行人转账、汇款、现金交付的，财产权利归属未发生变动，仍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法院收到受移送法院受理裁定后，不应再支付给申请执行人，应当将其移交给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或管理人。……实践中，在个案处理上，本院（2017）最高法民他72号复函中也再次明确，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时已经扣划到执行法院账户但尚未支付给申请执行人的款项，仍属于债务人财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执行法院应当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而对已经执行到法院账户的款项是拍卖所得款还是其他款项并无区分必要，申请执行人因评估拍卖所承担的成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因此，已经进入执行法院账户，尚未发放和分配给
摘要2：（续）给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款项，仍应属于未执行完毕、可以用于清偿被执行人债务的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受理破产申请后，应当中止执行并移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8条还规定，执行法院作出移送决定后，应当书面通知所有已知执行法院，执行法院均应中止对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该条规定实际上是将中止执行时点前移至执行法院作出移送决定时。那么，结合前述规定条文可以清晰的理解，在被执行人的财产已经明显不能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有必要对所有债权人进行公平保护，实现公平受偿，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关于中止执行的立法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从价值衡量角度看，个别债权人和全体债权人利益冲突的衡量，应该要向全体债权人倾斜，以有利于矛盾纠纷的化解。
【注解】财产处置已取得拍卖款项尚未发放给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破产清算的，执行应停止给付，属被执行人的破产财产。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3民终28510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应当对基础交易及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包括对基础交易主体是否关联企业、基础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负有注意、审查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该案查明的事实结合当事人当庭陈述，可以认定该案保理业务并无真实基础交易，且穗银保理公司对此应当明知。首先，该案基础交易仅为一份框架采购合同，并未明确具体的采购产品名称、数量、价格、金额及交货等条件。根据该采购合同约定，完整的合同应当包括索菱实业公司发出的有效采购订单。在无采购订单、发票、送货单据等相关可佐证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存在的情况下，仅凭一份采购框架协议无法认定案涉基础交易关系真实存在。其次，案涉基础交易的双方为关联公司，肖×亦作为索菱科技公司的独资股东和索菱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代表两公司签署案涉保理合同为有利益冲突的利害关系人，穗银保理公司对此应当明知。此种情况下，穗银保理公司作为专业的保理公司应当对案涉基础交易是否真实尽到更为严格审慎的审查注意义务。第三，穗银保理公司对案涉基础交易是否真实存在并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应当认定其对案涉交易并非真实交易具有明确认知。穗银保理公司在索菱科技公司仅提供一份关联公司之间的采购框架性协议的情况下同意审批保理业务，且无证据显示穗银保理公司有催促其补充相关基础交易的证明材料。因此，穗银保理公司对案涉基础交易并未尽到一般合理审查义务，如前所述，穗银保理公司在负有更为严格审慎审查义务的情况，应当其对案涉交易并非真实具有明知。因案涉保理合同约定转让的应收账款并非真实存在，且穗银保理公司对此明知，此种情况下，应认定穗银保理公司与索菱科技公司之间系以保理合同之名行借贷之实，二者之间系借贷法律关系。因索菱实业公司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收讫函”部分盖章，确认收到穗银保理公司与索菱科技公司共同发出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知悉并同意函件中所述的全部内容，并承诺按照上述函件的要求支付款项。穗银保理公司因索菱科技公司与索菱实业公司共同对应收账款的确认，最终发放了案涉融资款，因此，索菱实业公司应当对索菱科技公司之间的债务共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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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民申8568号
【裁判摘要】隐名合伙人能够排除强制执行——在周××能够举证证明其系诉争财产的实际权利人的情况下，原审认为周××对诉争财产的权利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03民终11326号
【摘要】江苏银行深圳分行认为周××主张之代持事未经工商登记变更，对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不具有公示效力。本院认为，在商行为的外观主义法理中，外观主义是在特定场合权衡实际权利人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所遵循的原则，其要求对于外部人依据对于交易对方权利外观之信赖而为之民事行为的效力予以认可，对于外部人因此取得的民事权利予以保护，以维护交易的安全。本案中，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并非针对陈××名下之合伙企业出资份额进行交易，仅仅因为其他债务纠纷而冻结陈××名下的财产以清偿债务，因此不存在因信赖工商登记公示的内容进行从事一定交易行为的情形。在周××已举证证明其系诉争财产实际权利人的情况下，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关于依照工商登记信息确定诉争财产权利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机关只要办理了查封登记，即使未张贴封条或公告，亦当然产生查封的效力——本案审查的主要问题是案涉查封的效力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陈××与瑞麟公司所签购房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2月1日，而涉案房屋查封的时间为2015年1月27日。陈××再审申请称其签订购房合同时，执行机关并未张贴查封封条、瑞麟公司亦未告知其房屋已被查封等事实，其属于善意购房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也即执行机关只要办理了查封登记，即使未张贴封条或公告，亦当然产生查封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九条虽将张贴封条或公告也作为查封的必要条件，但该规定的目的是解决和防止被执行人将房屋等对外出租等不需登记产生的利益冲突等问题，而非查封不生效力的法定根据。据此，陈××主张查封未发生法律效力，无法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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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一审程序中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系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的问题。《律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但并未对同一律师事务所不同律师的代理权限作出限制，故该代理行为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并且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已不存在该问题，该事由亦非为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法定情形，故对凯兴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