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加盖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如何认定效力？
摘要1：问题：加盖项目部资料专用章效力如何认定？
解读：（１）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并非公司行政印章和合同专用章，加盖项目部资料专用章通常不能代表公司对外进行商业交易，不能约束公司；（２）另外情形为，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或者加盖项目部资料专用章的人有代理权或者代表权，或者有证据证明该项目资料专用章实际用于资料专用章以外的用途等除外。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8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87号
【裁判摘要】公司起诉后股东会出具撤诉申请无公司盖章、无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不具有撤回起诉的效力——本案中林贸易、中林物业以中林实业的名义向法院递交的撤诉申请不符合撤诉条件——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的核心理念，法人的意思是通过其意思机关来表达的。公司由股东会形成意思，董事会执行意思，法定代表人对外表达意思。因此，独立意思的存在或完整与否，是衡量公司独立人格的重要标准。公司之意思独立是公司法律制度赋予公司人格独立并以自己名义独立参与经济活动，独立进行民事法律行为之基本假设与制度前提，没有公司的意思独立，公司之民事权利能力即公司独立人格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不复存在。多数情况下，公司意思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传递，法定代表人的意思传递行为在法律上一般即可视为公司的行为。因此，只要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与公司经营业务有关的法律行为，公司就应当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效果。本案中，辽工大提出的中林实业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中林实业股东会已经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撤诉申请应予准许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公司法》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对于诉状所表现出的公司意思的审查原则上应当只是形式审查。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首要条件是主体资格适格，公司作为企业法人，是适格民事主体。本案中林实业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主体适格。公司印章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均是公司意思表示的初步证据，在起诉材料中只要有公司印章或者法定代表人签字，对人民法院而言，均可以推定为公司做出了发起诉讼的意思表示。中林实业的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不具有以其名义行使中林实业诉讼权利的主体资格，其决议是公司内部文件，是否能得到执行是公司内部事务。其撤诉申请没有中林实业盖章，也没有中林实业法定代表人签字，不能对外当然发生法律效力，不能认定为以中林实业名义提出。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中林贸易、中林物业以中林实业的名义向法院递交的撤诉申请，不具有中林实业撤回起诉的法律效力，本案不符合撤诉条件，对于其该项诉讼主张不予支持，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要旨】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其他当事人。债权债务概括转让须以相对人同意为生效要件，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注解】债权债务概括转让，必须经合同对方当事人同意。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73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735号
【裁判摘要】项目部在借条上盖章的行为应结合出具人的职务及其日常管理行为、出借款项的流向等因素综合认定——项目部公章的使用范围一般限于工程报告、计量、变更及决算资料方面，不包括对外借款用途。但从建筑行业现实情况来看，部分建设施工单位不规范，使用项目部公章确认原材料供货、工人劳动报酬数额等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形也不鲜见，故对在借条上加盖项目部印章的行为，应结合出具人的职务及其日常管理行为、出借款项的流向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2014年7月28日，海博建设公司《海博建司〔2014〕010号文件》任命康某某１为文帝西路项目部现场负责人；随后，海博建设公司同意文帝西路项目部启用“安徽海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文帝西路（汤王大道－希夷大道）道排工程项目部”印章，虽然海博建设公司与康某某签订《项目部印章使用合同》对项目部印章使用范围进行了专门的约定，但该约定对第三方不具有直接约束力。就康某某以海博建设公司名义向康某某２借款，并在有关协议、欠条上加盖“安徽海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文帝西路（汤王大道-希夷大道）道排工程项目部”印章（事后补盖）的行为，对其中与工程建设相关的垫付款项2937505元部分，鉴于海博建设公司在未与康某某１结算工程量就接管案涉工程，系上述垫资借款的受益人，原审判决判令海博建设公司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符合本案实际情况。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3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314号
【裁判摘要1】本院认为，虽然上述针对同一案涉工程的两起诉讼就机械、外架增补费用问题均有涉及，但因讼争工程并未完工，当事人之间没有明确的交接手续，相关事实并未明晰。且本院注意到，（2015）闽民终字第402号案件的一、二审程序均未就工程损失进行鉴定。因此，本案原审法院在鉴定结论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对垂直运输机械、外架增补费用作出认定符合客观事实。
【裁判摘要2】40份签证单在其他案件中经鉴定存在形成时间倒签（即伪造笔迹形成时间），在本案中发包人以此主张40份签证单系伪造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法院认定工程量、支付工程款的重要证据40份“工程签证单”的真实性。……根据上述鉴定意见和生效判决（指福建高院（2015）闽民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认定，可以说明另案生效判决仅对该40份签证单的形成时间进行了鉴定，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未进行鉴定，（2015）闽民终第402号民事判决关于该40份签证单“不真实”的认定，系根据惠建发公司（即本案被申请人）提交该40份签证单的证明对象即“合理顺延工期”是否真实所作，并未涉及该签证单其他内容的真实性，故平和嘉泰公司主张该40份签证单系伪造，依据不足。
摘要2：【解读】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民再363号摘要：平和嘉泰公司主张本案作为检材的40份签证单在另案生效判决中已被认定是中科城建公司伪造，而该另案系平和嘉泰公司诉中科城建公司诉要求解除双方的建设施工合同并由惠建发公司（本案中变更为中科城建公司）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一审案号：（2013）漳民初字第138号，二审案号：（2015）闽民终第402号】，惠建发公司为证明其未逾期，提供了该40份签证单以证明其系合理顺延工期，该案一审根据平和嘉泰公司的申请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该40份签证单上手写字迹和“监理单位”处所盖印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手写字迹和印章的形成时间分别为“2012年5月后”和“2012年9月或近其左右形成”，平和嘉泰公司同意该鉴定结论，（2015）闽民终第402号根据该鉴定结论作出“上述40份签证单惠建发公司事后制作，惠建发公司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在其所主张的顺延事由发生后14天内向监理或建设单位书面报告，因此该40份签证单不能作为认定工期顺延的证据”和“经原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证实惠建发公司提供的上述40份签证单系事后制作，由于惠建发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真实，故为鉴定上述证据真实性而产生的费用依法应由惠建发公司承担”的认定，根据上述鉴定意见和生效判决认定，可以说明另案生效判决仅对该40份签证单上的形成时间进行了鉴定，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未进行鉴定，（2015）闽民终第402号关于该40份签证单“不真实”的认定系根据惠建发公司提交该40份签证单的证明对象即“合理顺延工期”是否真实所作，并未涉及该签证单其他内容的真实性，故平和嘉泰公司主张该40份签证单系伪造，依据不足。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川01民终15672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川01民终15672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东方廊桥公司印章并未遗失，且确认遗失补办公司印章，系公司内部决策事宜，公司股东之间拒不配合确认遗失补办公司印章产生纠纷，属于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应通过公司内部管理机制解决，该纠纷属于公司内部自治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本院认为：公司本身是独立的自治主体，司法救济介入公司自治有一定限度。公司公章是否需要补办、怎样补办，应通过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并按照有关规定解决，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东方廊桥公司请求判决股东配合到公安机关签字确认遗失补办公司印章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02民终10543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02民终10543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按照“公司自治”原则，分公司负责人选任、变更应依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通过股东会决议等公司内部决议程序确定，之后再完成相应的工商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类似情况，“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也明确规定了变更分公司负责人的工商登记需要提交公司的任免文件，“分公司变更登记事项的，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申请变更登记，应当提交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变更名称、经营范围的，应当提交加盖公司印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分公司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还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变更营业场所的，应当提交新的营业场所使用证明。变更负责人的，应当提交公司的任免文件以及其身份证明。公司登记机关准予变更登记的，换发《营业执照》”；现东方扬帆广告公司对于侯某某的分公司负责人变更并未进行任何公司内部程序，侯某某主张判令原审被告变更工商登记信息中的负责人，撤销工商档案登记中侯某某负责人的身份，此事项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侯中义的起诉。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提起的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本案中，经一审法院审查，侯某某所提判令原审被告变更工商登记信息中的负责人、撤销工商档案登记中侯某某负责人身份的请求事项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畴事项，故侯某某所提本案争议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一审法院驳回侯中义的起诉并无不当，所作裁定应予维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86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862号
【裁判摘要1】发包方项目部发出《通知》明确工程价款以审计单位审计的结果为准有效——2015年12月5日，五一公司贵州独山项目经理部向黄某某发出的《通知》主要载明两项内容：一是“根据审计工作需要，建设单位要求尽快提交给审计单位审计资料的《通知单》已发给你方，请及时将资料提交。"二是“你方承包的已完工程，在2014年6月提交给独山项目经理部的师院一期场平土石方及附属工程、医专一期场平土石方及附属工程、山塘安置区一期场平土石方及附属工程，按照《建设独山大学城BT框架协议》及与建设单位签证的人工费、材料费和相关配套文件编制的《结算书》总价款的确认，以审计单位审计的结果为准。"前述第一项内容与2015年12月3日《通知单》相互印证。第二项内容明确了黄某某已完成的案涉工程及总价款的确认方式。该通知的发出者系五一公司，加盖五一公司贵州独山项目经理部印章，接收者是黄某某，应当认定是五一公司关于工程结算总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黄某某实际履行了配合审计等工作，认可《通知单》载明的工程总价款结算方式。
【裁判摘要2】2014年11月27日黄某某出具的《欠条》记载：“今欠到刘某人民币692万元正，该借款按月利率2.5%计算，按月支付利息。"“此欠款在今后独山大学城工程款拨付时还未归还，在拨付的工程款中先期扣付该欠款本息。” 本院认为，该《欠条》记载的是黄某某与刘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五一公司在该欠条中既不享有权利也不承担还款义务。当事人均认可刘某系五一公司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但不能据此推定黄某某向刘某作出的意思表示对五一公司产生法律效力。黄某某在《欠条》中允诺：“此欠款在今后独山大学城工程款拨付时还未归还，在拨付的工程款中先期扣付该欠款本息”，是黄某某对还款资金来源的意思表示，五一公司主张该语句系黄某某向五一公司作出的委托付款意思表示，超出其可能的文义范围，黄某某在本案诉讼中对该主张也不予认可。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终1119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87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872号
【裁判摘要】担保人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能对抗善意债权人｜法人独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公司法定代表人具有双重身份，无论公司章程是否规定其享有相当于董事职权，因章程的规定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执行董事的签字具有相当于董事会决议的效力——《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七条规定：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0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第十八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人提供非关联担保，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公司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决议机关有明确约定的除外。案涉《担保函》的出具日期为2016年7月1日，落款处有李××的签名并加盖了光谷公司的公章，各方当事人对签名及印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经查，光谷公司系公司法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7月15日之前李××系光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李××具有双重身份，其签字行为本身也具有双重身份。无论公司章程是否规定执行董事享有相当于董事会职权，因章程的相关规定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执行董事的签字具有相当于董事会决议的效力。光谷公司以案涉《担保函》未经公司机关决议为由主张案涉《担保函》无效，依据不足。光谷公司虽主张案涉《担保函》系李××在卸任光谷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倒签，但未举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原判决认定光谷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0103民初7601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0103民初7601号
【裁判摘要】合同法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原告明知被告陈××并非一建公司员工，也没有一建公司的授权书，合同上加盖的项目部公章并非在项目部现场当面加盖，且项目部负责人也无签字确认；现租赁合同书中一建公司项目部的印章经鉴定不是该公司依法备案的印章，故租赁合同中加盖所谓的“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萍乡市南正街棚户区改造项目部”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一建公司和被告胡××华支付租金、维修赔偿费及滞纳金的诉请，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21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218号
【裁判摘要】在审计结论正式出具之前当事人已经对工程款进行结算的，应以双方结算工程款为准，审计结论不再当然成为结算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可以请求参照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在涉案工程竣工后，临泉县审计局进行了工程结算审计，但临泉县审计局的审计是其对工程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行为，与涉案工程款的结算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范畴，审计结论不能当然成为当事人之间结算的依据，案涉工程款的确定应按照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和履行情况加以确定。在上述审计报告正式出具之前，肖××即在审定结算造价为92529283.65元的《竣工结算审定签署表》上签字，并注明“同意"，还加盖盐城二建公司印章，表明双方当事人对工程结算达成一致意见，可以作为确定涉案工程价款的依据。肖××称其签字行为是受于胁迫而不是基于真实意思表示，但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使肖××主张的情况属实，也因肖××或盐城二建公司在事后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业已消灭，原判将《竣工结算审定表》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笔记】起诉状上加盖公章并非备案公章能否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问题：起诉状上加盖非备案公章应否裁定驳回起诉？
解读：（１）起诉状上加盖公章并非备案公章，如经核实系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公司作为原告诉讼主体资格；（２）如起诉并非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公司作为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民终1634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民终1634号
【裁判摘要】金思康公司主张报恩堂公司一审起诉状加盖的公司印章与其在公安机关备案公章不一致，一审起诉状、授权委托书中的印章为非法使用，报恩堂公司在本诉讼中主体不适格。本院认为，根据报恩堂公司二审提交的情况说明，可以认定报恩堂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司印章与其一审起诉状上加盖的公司印章确属不同印章，但经核实，该两枚印章均在正常使用，报恩堂公司对上述印章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予以认可，本案诉讼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报恩堂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主体适格。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11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118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行为在未被撤销或未被有权机关认定为无效之前应作为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依据，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评估报告不属于民事案件审查范围——该评估结果已被东坡区征补办采纳并用于与甘××、荣××签订《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故该评估内容是否有效涉及到《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这也是审查本案申请再审事由的关键，征收补偿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在未被撤销或未被有权机关认定为无效之前，不仅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拘束力，对世也具有合法效力，应作为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依据。至于永达事务所评估程序、评估材料是否存在问题，亦非本案审查范围。因此，王×、刘×关于二审法院不应采信永达事务所的《土地估价报告》作为认定案涉土地价格依据的申请再审事由，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对外委托案件应当以出具鉴定报告、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清算报告等报告形式结案，或者以拍卖成交、流拍、变卖、终止委托或不予委托的方式结案。”一审法院在对外委托鉴定后，对对外委托案件在形式上未结案即作出判决不当，但一审判决也写明“土地用途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在无证据证明2012年政府委托的第一次评估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不必再另行评估”，一审法院系认为没有鉴定的必要而未继续鉴定，事实上终结了鉴定程序，而不是在鉴定程序中剥夺王×、刘×的举证权。
摘要2：【裁判摘要３】在本案中，王×、刘×与甘××、荣××之间就诉争土地的用途存有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一审法院依职权就诉争土地的用途询问眉山市国土局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４】国有土地的管理，包括土地规划、土地用途和性质的确定，均属于政府的行政职权范围，并非属于人民法院司法权力的调整范围。眉山市国土局的回函，确认诉争土地系学校附属设施用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５】东坡区征补办出具的《关于的复函》〔眉东征补办函(2016)21号〕以及《国土局回函》均为公文，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的规定，而不属于该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情形。对于王×、刘×以该函件上无制作人员签名而否定其真实性为由并要求两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二审法院未予准许并不违法。
上海一公司企图利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逃避查封？判决亮了！
摘要1：【摘要】宁乡法院经审查认为，上海某建筑公司是否承担责任应由生效裁判文书认定，在案件一审开庭前，上海某建筑公司以其不应承担责任为由请求解除财产保全措施，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此外，《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根据分包单位编制的工资支付表，通过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直接将工资支付到农民工本人的银行账户，并向分包单位提供代发工资凭证。本案所涉被冻结账户没有特殊专用标识，在形式上不属于限制查封冻结的账户范围；在内容上，申请人提交的入账回单注明款项性质为“劳务费”，工资表也未加盖印章，汇入款项是否系农民工工资并不明确。如汇入款项确属农民工工资，为确保农民工工资安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内资金应直接支付给对应项目农民工本人，如有通过专用账户委托非专用账户发放农民工工资行为，亦属违规，不应受到关于限制查封、冻结、划拨的特殊法律保护。据此，宁乡法院驳回了上海某建筑公司的复议请求。
摘要2：
【笔记】破产债务人有关人员包括哪些人员？负有哪些义务？
摘要1：解读：破产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经法院决定的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包括经理、监事等管理人员）。
解析：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承担下列义务——（１）保管义务（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２）工作和回答询问义务（根据人民法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３）列席会议义务（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４）不得离开住所地义务（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５）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从业限制（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摘要2：【注解】（１）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１８条第２款之规定，清算义务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有权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３款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３）《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１８条第２款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3款的规定，判定债务人相关人员承担责任时，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相关主体的义务内容和责任范围，不得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来判定相关主体的责任。”
【笔记】破产债务人有关人员违反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导致无法清算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问题：破产债务人有关人员违反妥善保管财产和资料义务导致无法清算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３款之规定，破产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妥善保管财产和资料义务导致财产不明或者资料灭失，管理人无法执行清算职务，给债权人造成损害的——（１）管理人有权请求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并将因此获得的赔偿归入债务人财产；（２）管理人未主张赔偿，个别债权人可以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诉讼。
摘要2：【注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３款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１）“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系指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配合清算的行为导致债务人财产状况不明，或者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未依照《企业破产法》第7条第3款的规定及时履行破产申请义务，导致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清算职务，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
（２）“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系指管理人请求上述主体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并将因此获得的赔偿归入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未主张上述赔偿，个别债权人可以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上述诉讼。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复议决定书（2020）闽司惩复1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复议决定书（2020）闽司惩复1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是管理人的工作职责。债务人的有关人员应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并根据人民法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本案中，．．．．．．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1日发出通知要求王××在收到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按照管理人提出的移交方案进行移交，但王××仍拒绝履行移交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王××推诿履行移交义务，妨碍破产案件正常审理为由，对其作出罚款、拘留决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13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1334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股东享有提起代表诉讼的权利，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和勤勉义务，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害，而公司又不追究其责任时，股东可以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股东代表诉讼所行使的实体请求权在性质上并非股东个人的请求权，而仍属于公司对损害公司利益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的赔偿请求权，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则上仍应依法从权利人即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如果公司法定代表人等高级管理人员曾经损害公司利益，公司当时虽然知道权利受损害，但公司法定代表人等高级管理人员长期管理公司形成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而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构成诉讼时效中止情形，应当适用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律规定。本案中，神界风云软件在2009年12月至2014年10月21日期间的著作权人为若来公司。张××等依据《承诺书》主张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2012年9月起算。《承诺书》虽系杨××提交，但是张××等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承诺书》存在印章方面的瑕疵而未予采信并无不当。在《承诺书》的真实性不能认定的情况下，亦不能依据该份证据的内容来认定杨××于2012年已经知道被诉侵权行为。在案证据表明，杨××于2013年12月25日申请公证处对通过互联网搜索到的真封神网站中的“游戏公告”、充值过程、游戏下载过程进行了公证保全，且此次公证查询得知×××.ｃｏｍ备案信息主办单位为“姜某”，且查询得知域名ｚｆｓ.ｃｏｍ.ｃｎ的注册者为陆拾分钟公司。杨××当时作为若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张××、王××自2013年以来与若来公司、杨××进行股东知情权纠纷等多起诉讼，在案证据可以证明若来公司自2013年12月25日进行公证保全之时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朱××、张××、王××、宝矶公司、陆拾分钟公司运营真封神2游戏软件的事实，若来公司对该五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3年12月25日起计算。若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4年10月27日由杨敏捷变更为张××，之后若来公司实际由张××等控制，若来公司针对张××、王××、朱××、宝矶公司、陆拾分钟公司提起侵权诉讼存在现实障碍。
摘要2：（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据此，本案具有诉讼时效中止的情形，该中止的情形持续至若来公司不再受张××、朱××、王××控制之时，即上海三中院于2019年12月23日裁定若来公司强制清算并指定清算组之时。在杨××于2018年10月12日提起本案股东代表诉讼时，有关诉讼时效中止情形尚未消除，本案起诉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印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工作规范指引（试行）》的通知
摘要1：《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工作规范指引（试行）》一、基本要求1.依法受理2.规范审理3.发挥管理人作用4.维护债权人利益5.坚持新发展理念6.坚持市场化导向；二、破产申请的立案与受理（一）案件管辖1.地域管辖的认定2.破产申请涉地域管辖的处理3.级别管辖4.强制清算转破产的级别管辖5.集中管辖试点6.执行转破产案件的管辖7.关联企业破产案件的管辖（二）破产能力8.金融机构9. 上市公司10.外商投资企业11.合伙企业12.个人独资企业13.民办学校14.“三无”企业（三）破产原因15.破产原因的构成16.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认定17．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认定18.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认定19.重整原因（四）申请主体20.债务人21.债权人22.负有清算责任的人23.有关国家机关24.职工债权人（五）审查流程25.破产申请材料26.破产申请的立案27.受理审查要件28.债务人异议的审查29.债务人无法通知的处理30.受理审查监督31.受理审查期限32.适用简化程序的破产案件33.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申请的审查34.强制清算转破产35.执行转破产36.破产申请的撤回（六）案号管理37.破产案件的案号38.受理裁定的案号39.不予受理裁定的案号（七）破产受理的法律效力４0.上级法院指令下级法院受理破产的裁定41.查封措施的解除及财产移送42.执行程序的中止与终结43.有关债务人民事诉讼的中止与恢复44.有关债务人民事诉讼的管辖45.仲裁协议效力不受影响46.破产衍生诉讼集中管辖与专属管辖冲突的处理47.破产衍生诉讼集中管辖与级别管辖冲突的处理48.破产受理后债务人个案给付请求的处理；三、管理人1.管理人名册评定2.管理人管理3.指定管理人的一般规则4.区分情况指定管理人5.实质合并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6.管理人负责人的确定7.管理人的更换8.管理人印章9.管理人职责10.管理人报酬11.区分情况确定管理人报酬12.聘用中介机构协助履职13.追加分配时管理人的确定；四、债务人财产1.认定债务人财产的法律依据2.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3.对外投资4.执行财产与破产财产的界定5.撤销权诉讼6.无偿转让财产的认定7.放弃债权的认定8.以明显不合理价格进行交易的认定9.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认定10.债务人的出资人未缴出资和抽逃出资的处理
摘要2：（续）11.债务人占有他人财产被违法转让的处理12．债务人占有他人财产毁损灭失时代偿取回权的行使13.破产抵销权的行使14.破产抵销权的禁止15.危机期内抵销的认定16.破产抵销无效诉讼；五、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1.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2.破产案件申请费3.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4.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5.管理人聘请其他中介机构或人员的费用6.破产前的清算费用7.资不抵费的处理8.共益债务的认定9.处置特定财产的费用10.破产成本控制11.破产费用保障；六、债权申报1.申报通知与公告2.申报登记3.未到期债权4.附期限、附条件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债权5.劳动债权6.社会保险费、税收债权等的申报7.债务人保证人或其他连带债务人的申报。8.债权审查。9.债权异议10.债权确认诉讼的主体11.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债权１2．补充申报的处理；七、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1.临时债权额的赋予2.职工和工会的代表3.列席人员4.债权人会议主席5.债权人会议６.债权人会议议事规则7.债权人会议表决规则8.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表决限制9.债权人会议未通过的处理10.债权人会议决议的效力11．债权人会议决议的撤销12.债权人委员会的组成和职权13.债权人委员会议事规则14．管理人实施财产处分行为的报告；八、重整、和解1.重整制度的适用价值2.重整价值的判断3.重整申请人4.申请上市公司重整5.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6.招募重整投资人7.重整计划的沟通协调８.重整计划的审查与批准9.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10.重整计划的效力11.重整计划的执行12.重整计划执行中的变更13.和解程序的启动14.和解协议草案15.自行和解的认可16.程序转换与限制；九、破产清算1.破产债权的主要类型2.不属于破产债权的情形3. 破产债权的清偿顺序4.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5.第三方垫付劳动债权6.人身损害赔偿金7.不当利用关联关系形成的关联债权8.担保权人权利的行使与限制9.破产财产处置10.特殊情况下破产程序的终结；十、法律责任1.债务人有关负责人的责任2.不列席会议及履行相关义务的责任3.不提交相关资料与物品的责任4.债务人有关人员擅自离开住所地的责任5.管理人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的责任6.管理人未依法行使破产撤销权。7.管理人或相关人员造成债务人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7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盖章后扫描形成电子扫描件不属于原件和电子签章，对扫描件中盖章是否真实无法鉴定——本案中，瑞斯特公司提交了其通过电子邮箱接收的与中燃上海公司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和《声明》，其中加盖有中燃上海公司的公章，用以证明其与中燃上海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本院认为，电子签章是电子签名的一种表型形式，利用图像处理技术将电子签名操作转化为与纸质文件盖章操作相同的可视效果，同时利用电子签名技术保障电子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以及签名人的不可否认性。本案中，崔××通过××@szeland.com邮箱向××@126.com邮箱发送的《煤炭供需合同》和指示交货《声明》，均为纸质文件加盖中燃上海公司公章后扫描形成的电子文档，中燃上海公司的签章不属于上述所称电子签章。瑞斯特公司通过公证方式保存的电子数据证据，仅为证据保全的一种形式，不足以反映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审理过程中，瑞斯特公司未能提供《煤炭供需合同》和《声明》的纸质原件，用以对中燃上海公司所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进行判断比较或鉴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合同中燃上海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中燃上海公司对上述文件中的签章亦不予认可，故涉案《煤炭供需合同》和《声明》不足以体现中燃上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裁判摘要２】第三人提供经理名片但未提供盖章授权委托书不足以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瑞斯特公司主张崔××以中燃上海公司名义签订煤炭买卖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中燃公司或中燃上海公司并不认可崔××系其工作人员，亦未对其行为予以追认，故崔××无权代表中燃上海公司与瑞斯特公司签订涉案买卖合同。虽然崔××向瑞斯特公司提供了载有其身份是中燃上海公司海外事业部总经理的名片，但未提供加盖公司公章或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且瑞斯特公司主张与中燃上海公司签订煤炭供需合同之前都是在中燃上海公司办公场所与崔××进行业务洽谈，但瑞斯特公司对此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案中并无证据足以证明崔××具有代表中燃上海公司签署案涉合同和声明的权利表象。．．．．．．而瑞斯特公司既没有要求崔××提供授权委托书或向中燃上海公司核实其身份，也没有慎重确认收到的电子邮件扫描合同公章的真实性，故不能认定瑞斯特公司在行为时系善意无过失。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0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023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是否因鉴定机构未回避而导致鉴定程序违法。从慕俄格公司原审提交的工程进度款审核报告看，鉴定机构贵州正合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合公司）在对案涉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前就已接受慕俄格公司委托，对案涉项目提出过意见。根据《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第3.3.4条关于“鉴定机构担任过鉴定项目咨询人的，应当自行回避”的规定，正合公司应主动申请回避。但《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第3.5.2条同时规定：“鉴定机构有本规范第3.3.4条情形之一未自行回避的，且当事人向委托人申请鉴定机构回避的，由委托人决定其是否回避，鉴定机构应执行委托人的决定。”据此，在鉴定机构担任过鉴定项目咨询人的情形下，如当事人未申请鉴定机构回避，人民法院作为委托人有权决定鉴定机构是否回避，也意味着此种回避事由并不足以对鉴定意见的可采性造成实质影响。这是因为，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的一种，是否具有证据资格，以及证明力大小最终要由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进行判断。本案中，原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选定正合公司作为鉴定机构，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慕俄格公司在原审中将正合公司所作工程进度款审核报告作为证据提交时，金海公司就已知悉正合公司具有回避事由，但金海公司并未申请回避。金海公司在原审中不仅未对鉴定意见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在原审法院就鉴定意见定稿征询双方意见时，金海公司还明确表示没有意见。金海公司的以上诉讼行为表明，金海公司在原审中对鉴定意见的客观公正性是认可的。基于此种判断，原审法院将正合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金海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鉴定意见是否因无鉴定人员签字而不应被采信。经审查，鉴定机构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鉴定意见书》（定稿）上没有鉴定人签章。在鉴定意见定稿作出前，鉴定机构曾先后出具了五稿《鉴定意见书》，其中征求意见稿之后的第一稿，即2018年6月19日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二稿）上加盖了两名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印章，该鉴定意见系有资质的鉴定人作出。从《鉴定意见书》（定稿）的作出过程及其内容看，《鉴定意见书》（定稿）是鉴定机构在2018年6月19日《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二稿）基础上，结合金海公司与慕俄格公司历次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正后作出的。而且，原审法院曾在庭前质证和庭审中均通知鉴定人出庭，金海公司并未对鉴定人资质或者身份提出过异议。据此，《鉴定意见书》（定稿）上虽没有鉴定人签章，形式上存在瑕疵，但这并不足以影响鉴定意见的可采性。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9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97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股东在行使知情权过程中，查阅公司会计账薄是否包含摘抄。第一，摘抄是股东行使知情权、查阅会计账簿的辅助手段。股东知情权是公司股东了解公司信息、知晓公司事务的权利，是股东的法定权利、固有权利。查阅会计账簿是股东知情权实现的方式。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公司会计账簿一般包括大量、专业的数据信息，在股东不能充分理解专业数据信息的情况下，不能认为仅股东自行查阅会计账簿就实现了知情权。对此，《公司法解释（四）》第十条规定，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该规定明确了股东行使知情权可以由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进行辅助，其目的就是帮助股东了解公司信息。同理，进行摘抄也是辅助股东查阅公司文件材料、了解公司信息的方法。不管是聘请专业人员，还是进行摘抄，都是辅助股东实现其知情权的手段。第二，一般情况下，摘抄不等同于复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摘录有关单位制作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文件、材料，应当注明出处，并加盖制作单位或保管单位的印章。参照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证据的有关规定精神，摘录和复制具有不同的法律含义。从词意上理解，“摘抄”与“摘录”意思相近，均可理解为“选取一部分内容抄录下来”，“复制”可理解为“依照原件制作成同样的”。可见，摘录、摘抄与复制的含义不同，不能产生“制作成同样的”效果，不能认为摘抄本质上属于复制。股东对会计账簿进行摘抄，不违反公司法规定，倍爱康公司关于“摘抄”本质上属于“复制”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一条规定，股东行使知情权后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
摘要2：（续），辅助股东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会计师、律师等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公司请求赔偿相关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股东负有保守公司秘密的义务，以及公司因此利益受损时的救济途径。如倍爱康公司认为东峰公司在行使股东知情权过程中泄露了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可依法进行救济。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渝05民终4983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渝05民终4983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第十一条规定，晟熠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晟熠公司有关人员（法定代表人况××）应当根据法院或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向管理人移交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帐簿、文书等资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况××未履行向管理人移交债务人印章和帐簿、文书等资料法定义务，龙煜公司作为晟熠公司的债权人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晟熠公司终结破产清算程序，应当注销登记，实质解散；因客观原因未能及时完成注销登记，应视同晟熠公司解散。况××作为晟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理，应当履行相应职责，属于执行或者决策机构成员，为晟熠公司的法律规定的清算义务人之一。破产清算是法定的一种清算方式，况××未履行向管理人移交债务人印章和帐簿、文书等资料法定义务，导致无法清算、终结破产清算程序，应视为况××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由此造成债权人龙煜公司受偿不能的损失，况××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921民初2877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921民初2877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内容应当具体明确。合同中类似“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另一方均有权解除合同”的约定，泛化了作为合同约定解除条件的违约行为，将所有违约行为不加区分同质化，将造成解除合同过于随意，增加合同被解除的风险，不利于交易安全和稳定。因此，此类约定虽然在形式上约定了合同解除条件，但实属对解除条件约定不明，不能当然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合同，而应当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违约程度等因素，从合理平衡双方利益出发，慎重判断合同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本案中，双方约定的“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单方解除权”，属于对合同的解除条件约定不明，而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取得公司的股权以及单独经营公司名下的3家网店并获取收益，林××已将网店交给陈×经营，陈×也已收持公司的印章、营业执照、银行账户等，上述合同目的已基本实现，陈×主张的林××未配合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未结算paypal账户，未支付应承担的运费、订单费用等事实，即使成立也不影响陈×对公司的股权持有和经营，陈×以此主张其有权解除合同，本院不予认可。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民辖终334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民辖终334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仓储服务协议》协议管辖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案中，合同的相对方中远公司在一审、上诉答辩多次强调《仓储服务协议》系宋××、金×等人伪造印章，《仓储服务协议》关于管辖的约定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广东高院二审生效判决已经查明：宋××指使他人私刻“中远公司合同专用章”和“中远公司乐从钢材项目部业务专用章”交给金某，并指使他人为金某印制“中远速贷仓仓库主管”的假名片。《仓储服务协议》的协议管辖条款，无法确定为中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本案另一被告乾晋公司并未在协议上签字，故该协议管辖条款亦无法约束乾晋公司。上诉人信达公司主张的表见代理问题属于实体审查范围，不属于管辖权异议阶段中审查的事项，故不予审查。综上《仓储服务协议》管辖条款不能作为确定本案管辖的依据。本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的规定确定案件管辖。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4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47号
【裁判摘要】非本人签字但单位盖章真实，不能推定单位盖章非真实意思——本案中，中天公司提交《豪都华庭工程二期竣工决算书》上下册，其中上册首页为《基本建设结算审核定案单》，定案单落款处加盖施工单位中天公司、发包人豪都华庭公司印章，签章日期为2015年10月13日。该决算书形成于案涉工程竣工验收移交使用且工程量结算书亦全部移交豪都华庭公司之后，定案单载明中天公司报审金额为269028603.90元，豪都华庭公司经审核核减31226538.61元，最终审定金额237477195.80元，符合工程款结算的一般流程及模式。虽然经鉴定豪都华庭公司签章处“王××”的签字非本人所签，但豪都华庭公司印章真实。豪都华庭公司在定案单中加盖公司印章，即表明其对定案单中的工程造价金额予以认可。豪都华庭公司否认双方进行了决算并形成决算书和定案单，但没有证据推翻定案单中豪都华庭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亦无证据证明在定案单中加盖印章并非出于豪都华庭公司真实意愿。因此，一审法院采信该定案单作为认定案涉工程造价的依据，未予支持豪都华庭公司关于应通过鉴定确定案涉工程造价的主张，并无不当。豪都华庭公司申请鉴定定案单中其公司印章与定案单文字形成时序等事项，均不能推翻印章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摘要2：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7)苏04行终6号
摘要1：江苏常州中院判决悦达公司诉常州市国税稽查局等税务行政处理案——以地沟油为原料生产的生物重油应征收消费税
【案号】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7)苏04行终6号
【裁判要旨】消费税有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行为、促进节能环保等功能。对以地沟油为原料生产的达不到纯生物柴油国家标准的生物重油征收消费税，符合国家现行税收政策及消费税的立法目的。
【裁判摘要】《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经法定的审批机关批准减税、免税的纳税人，应当持有关文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税、免税手续。”悦达卡特公司认为涉案生物重油符合免征消费税的条件，但其未持有关文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免税手续。市国税稽查局对悦达卡特公司销售的涉案生物重油按燃料油的税率征收消费税，适用法律正确。
【法条链接】《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经法定的审批机关批准减税、免税的纳税人，应当持有关文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税、免税手续。减税、免税期满，应当自期满次日起恢复纳税。／享受减税、免税优惠的纳税人，减税、免税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向税务机关报告；不再符合减税、免税条件的，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依法纳税的，税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16）三十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修改为：“享受减税、免税优惠的纳税人，减税、免税期满，应当自期满次日起恢复纳税；减税、免税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在纳税申报时向税务机关报告；不再符合减税、免税条件的，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依法纳税的，税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
【注解】修改后，法律规定减免税的纳税人不需要先办理减免税手续才能享受减免税。
摘要2：江苏悦达卡特新能源有限公司与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再审行政裁定书
【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苏行申1743号
【摘要１】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稽查局应当按照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相关文书，加盖稽查局印章后送达执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对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审理委员会所在税务机关为被申请人。本案中，申请人对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作出的80号税务处理决定不服，应以审理委员会所在的原常州市国税局为被申请人向其上一级税务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80号税务处理决定却告知申请人向原常州市国税局申请行政复议，原常州市国税局亦受理申请人的复议申请并作出了3号复议决定，显然违反上述规章的规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苏行再7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苏行再7号
【摘要２】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稽查局应当按照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相关文书，加盖稽查局印章后送达执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2009年12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第2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2010年2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1号公布，自2010年4月4日起施行）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税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上级税务机关批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批准机关为被申请人。第二款规定，申请人对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审理委员会所在税务机关为被申请人。本案中，原常州市国税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对原常州市国税局稽查局提交的悦达卡特公司一案，作出常国税重审决字[2015]09号《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意见书》，要求其依据审理委员会意见制作相应的法律文书并送达执行。后原常州市国税局稽查局依照上述意见书的意见对申请人作出80号税务处理决定。依据上述规定，申请人悦达卡特公司对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作出的80号税务处理决定不服，本应以案件审理委员会所在的原常州市国税局为被申请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向原常州市国税局上一级税务机关原江苏省国家税务局（现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以下简称江苏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因原常州市国税局并非符合上述规章规定的涉案80号税务处理决定适格的复议机关，故原常州市国税局稽查局在80号税务处理决定中告知申请人向原常州市国税局申请行政复议错误，原常州市国税局受理申请人的复议申请并作出3号复议决定，显然违反上述规章的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四）项的规定，超越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摘要2：（续）据此，原常州市国税局在无复议职权的情形下对80号税务处理决定作出的3号复议决定，应当予以撤销。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因申请人悦达卡特公司向原常州市国税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系原常州市国税局稽查局在80号税务处理决定中错误告知复议机关所致，原常州市国家税务局亦未依法作出处理告知悦达卡特公司向有权复议机关提出申请，而是在无复议职权的情况下作出复议决定，故3号复议决定被撤销所致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被耽误的不利后果，不应当由悦达卡特公司承担，应由受理悦达卡特公司行政复议申请的常州市税务局参照行政复议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将悦达卡特公司的复议申请移送有复议权的江苏省税务局处理。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0年4月4日施行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二十九第二款的规定与上述规定并不冲突，且根据2015年12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的决定》修正后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亦未对该规章的第二十九条规定作出修改，故常州市税务局认为其作出3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的主张于法无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冀01民终8772号
摘要1：【案号】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冀01民终8772号
【裁判摘要】约定不得转让债权的基础合同不得用于保理融资，否则对基础合同债务人不发生债权转让的效力——中兴公司、运通设备公司与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签订的《2013年中国联通宽带接入网PONFTTH终端采购框架合同》明确约定，“卖方不得单方向第三方转让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者部分买方应付账款，否则该转让行为无效，对于卖方确需转让本合同项下买方应付账款的，双方应就该转让事项签署书面补充协议，书面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冠中商业保理公司对于上述合同约定系明知，其如欲合法受让运通设备公司对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享有的案涉债权应就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并取得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的同意。冠中商业保理公司为证明债权转让的相关事实提交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否认收到运通设备公司和冠中商业保理公司送达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同时对《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加盖的其公司内设部门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2008年启用部门印章的通知、印模以及运通设备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出具的《确认与承诺书》，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加盖的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内设部门印章不具有真实性，且《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中没有签收人的签字，因此，冠中商业保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受让运通设备公司对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享有的案涉债权通知了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并取得了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的同意。因运通设备公司与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在合同中约定运通设备公司不得单方转让合同项下的买方应付账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冠中商业保理公司与运通设备公司之间案涉债权转让对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不发生效力。一审判决驳回冠中商业保理公司要求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清偿案涉应收账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商)初字第15703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商)初字第15703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伪造债权转让通知保理商可向其行使追索权——保理合同是指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签订的，约定将现在或者将来的、基于债权人与债务人订立的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出租资产等基础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向债权人提供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合同；是以债权转让为基础的一种综合性金融服务方式。……本案系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诉争《保理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在甲方受让的应收账款因任何原因不能收回时，甲方有权向乙方进行追索，乙方应当无条件向甲方支付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等全部应付款项。本案中，基于恒丰电力公司向中汇信通公司转让其对兖州煤业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中汇信通公司与恒丰电力公司之间签定诉争《保理合同》，现中汇信通公司已经按照约定支付了保理融资款项100000000元，履行了其应当发放保理融资款的合同义务。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截至目前，《保理合同》中约定的兖州煤业公司应支付的应收账款尚未支付，且依据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文书》，涉案《保理合同》项下约定的应收账款对应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加盖的“兖州煤业公司煤炭合同章（四）”和“王××”签字与样本均不一致，兖州煤业公司亦不认可其欠付恒丰电力公司货款。故中汇信通公司依据《保理合同》及《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受让的兖州煤业公司应收账款实际并不能收回。中汇信通公司有权依据诉争《保理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向恒丰电力公司主张追索权。依据上述约定，恒丰电力公司应支付的款项包括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等全部款项。
摘要2：【摘要】关于恒丰电力公司辩称，中汇信通公司并非金融机构，本案应当按照民间借贷进行认定，中汇信通公司主张的利息、手续费、罚息总额应当不超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当中年利率24%的法定标准一节，本院认为，首先，如前文所述，本案系中汇信通公司基于其与恒丰电力公司之间签订的《保理合同》提起的合同纠纷案件，而汇信通公司系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开展保理业务的商业保理公司，故其有权从事相关保理业务；保理业务是以债权转让为基础的一种综合性金融服务方式，其存在基础合同及保理合同两个合同关系,一般涉及债权人(供应商)、债务人(购买方)和保理商三方主体；故所涉法律关系与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具有显著区别。恒丰电力公司辩称本案应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本案中，依据中汇信通公司所主张的保理融资费、罚息和违约金相加之总额并未违反国家相关规定，且即便按照恒丰电力公司之辩解意见，上述相加之总额亦未超过法定利率标准，故恒丰电力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注解】（１）债权转让通知的回执单的印章是虚假；（２）北京三中院认为，保理合同的追索条款明确约定在保理商因任何原因无法获得清偿时，有权向债权人行使保理追索权。本案中，保理商因回执单上印章虚假无法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再向债权人主张保理融资款的追索权有合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