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公安部治安局关于将“发票专用章”纳入公章类管理问题的批复（2004年1月17日 公治办[2004]40号）
【摘要】1999年10月31日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简称《规定》）将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其他专用印章纳入了该项《规定》的管理范畴。凡冠以单位名称的专用印章均属公章。“发票专用章”是单位专用印章，应纳入公章管理范围。用章单位刻制“发票专用章”等专用印章应依据《规定》及公安部三局1991年《关于企业单位刻制公章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办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498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某条规定董事会有权任免法定代表人，董事会召集通知中未直接载明议题，但载明将对该条事项作出决议，视为议题明确。股东以会议通知不明确为由主张撤销决议的，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会议通知中明确载明会议议题包括：对董事会行使章程第十六条第（九）、第（十一）项职权作出决议；制定公司印章、证照、银行印鉴管理基本制度；召集股东会临时会议事宜。兆民公司章程第十六条第（九）项规定董事会的职权包括召集股东会会议、决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第（十一）项规定董事会有权根据董事长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和公司财务负责人，再结合2013年8月4日董事会决议的实际内容，可以得出2013年8月4日董事会会议的召集者已就会议议题进进行完整明确告知的结论。
摘要2：【解读】利用公司章程“含蓄”表达董事会议题。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026号
【提示】公司与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配偶订立合同，未经股东会同意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黄某某的配偶叶某某作为被上诉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保管被上诉人的公司印章，应当在管理公司的期间，对公司尽到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叶某某未经同意，以被上诉人名义擅自与自己的配偶签订劳动合同，不仅非为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叶某某的行为违反了其对被上诉人所应负担的法定义务，上诉人作为叶某某的配偶，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上诉人所持有的劳动合同不应对被上诉人发生法律约束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733号
【提示】他人伪造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构成表见代理的，即使该伪造印章的行为后被认定为伪造印章罪，也不影响所签合同对公司的约束力。
【裁判摘要】未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董事长私刻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构成表见代理——《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上述规定，构成表见代理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代理人表现出了其具有代理权的外观；二是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且善意无过失。虽然2006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但从实践情况看，在公司设有董事长的情况下，由董事长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是普遍现象。并且，董事长虽不一定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其相较于公司其他管理人员显然享有更大的权力，故其对外实施的行为更能引起交易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同时，翁某某还是万翔公司的股东，且在签订涉案担保合同时持有万翔公司的公章，尽管刑事判决已经认定该公章为翁某某私刻，但结合翁某某在万翔公司所任特殊职务以及股东身份等权利外观，已经足以让交易相对人游某某产生合理信赖，让其负有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对于相对人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综上，本院认为，翁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万翔公司应对翁某某的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402号
【裁判摘要】湛江一建主张《租赁合同》上湛江一建及600mw项目部的印章均系梁某某私刻，不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应无效。但因梁某某与湛江一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足以使白某某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以及梁某某得到了湛江一建的授权，故梁某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湛江一建承担。
摘要2：
摘要1：【案号】(2014)民申字第1544号
【裁判摘要】陆某以加盖伪造印章的方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骗取润元公司贷款的行为，在刑法上，构成骗取贷款罪，应当据此承担刑事责任；但在合同法上，其行为构成单方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润元公司享有撤销权。因润元公司未按照该条规定主张撤销案涉借款合同，故二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闽民申字第309号
【裁判摘要】刘某作为周大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使用公章代表公司从事民事行为，行为的相对方没有义务和责任对其公章的真伪进行辨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刘某使用伪造的公司印章在2011年6月10日向邱某某借款700万元及2011年11月10日借款260.6万元的二张借条上盖章担保，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债权人邱某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刘某超越权限、或者邱某某与刘某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担保合同的效力就不应受到影响，周大生公司仍应承担保证责任。况且，（2012）庐刑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的刘某犯伪造公章罪，该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的犯罪，而非判决刘某利用伪造公章进行诈骗等其他经济犯罪，故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故周大生公司称已生效的（2012）庐刑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鲁民申字第715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内容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从该规定来看，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法院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二是有经济犯罪嫌疑。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应属于经济纠纷，吴某某有关私刻印章的行为可以另案处理，不影响本案民事法律关系的审理和认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鲁商终字第145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法人的意思表示机关，对外有权以公司的名义从事法律行为，对内有权主持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公司证照印章等作为公司财产和公司经营活动中进行意思表示的手段，在股东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公司法定代表人有权进行管理，并可代表公司要求他人返还证照印章。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高民(商)申字第168号
【裁判要旨】公司证照返还纠纷的诉讼主体是公司而不是个人。
【裁判摘要】北京盛华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法对其印章、证照拥有所有权并可行使对其印章、证照的返还请求权，而本案申请人系以其个人名义提起诉讼，其无权要求被申请人向其个人返还北京盛华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印章、证照，故申请人张某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
摘要2：【解读】证照返还纠纷的诉讼主体是公司而不是个人。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803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由此可知，有朋公司作为独立民事权利主体，对公司的公章、发票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社保登记证副本、财务账簿及财务原始凭证依法享有保管、使用的权利，并且在上述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请求返还相关证照。本案中，有朋公司登记在案的法定代表人为冯某，故冯某代表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在公司公章缺位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可以代表公司意志。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于某某认可其作为有朋公司股东及监事，自2015年7月开始实际控制和使用有朋公司公章、发票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社保登记证副本、2010年4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财务账簿及财务凭证，现有朋公司起诉要求于某某返还相关印章、证照及财务账簿、财务凭证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处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3民终6878号
【裁判要旨】公司可以通过董事会制定印章证照管理制度，其对公司、股东均具有约束力。
【裁判摘要】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公章、证照等物是公司的合法财产，公司的公章、证照为他人无权占有和控制时，公司依法有权要求其返还。
2015年7月22日，兴旺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兴旺投资有限公司印章管理办法》。郭春X基于2012年5月29日的“股东协议”获得管理涉案的兴旺公司公章、证照，但是该约定的有限期限是公司成立早期，虽然对于早期双方存在争议。但是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兴旺公司制定了公司章程，并成立了董事会依法行使管理公司之责。而公司章程明确赋予了董事会“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该公司章程对全体股东、董事会均具有约束力，兴旺公司董事会随后审议并通过了《兴旺投资有限公司印章管理办法》，因此，在《兴旺投资有限公司印章管理办法》和公司成立前的“股东协议”内容相冲突的情形下，公司章程和《兴旺投资有限公司印章管理办法》的效力明显优于“股东协议”的授权，故郭春X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难以采纳。且从兴旺公司的日常用章情况来看，兴旺公司在用章过程中，程序较为繁琐，无法行使自主权，丧失了企业法人的独立人格，难以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损害了兴旺公司的利益。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1民终1669号
【裁判要旨】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确定印章证照的掌管者。
【裁判摘要】上诉人许某某在担任江源公司经理期间，公司印章、证照等均系由其控制使用，至于印章、证照等由其指定的何人具体负责保管，并不改变上诉人许某某系返还印章、证照的义务主体。并且，《福建江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明确要求许某某将公司印章印鉴、公司证照、资料等返还给公司，该决议亦经生效判决确认效力，对时任江源公司经理的许某某具有拘束力，其应当依照决议履行返还义务。再者，上诉人许某某在另案相关诉讼中亦自认印章、证照等仍由其管理控制，上诉人即便离职，亦应将印章、证照等予以返还。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许某某返还公司印章及证照等是正确的，上诉人认为其不负有返还义务的相关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民终字第00606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债权人应当知道其代表越权，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善意第三人，进而认定担保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王某在2850万元的借条担保人处加盖钢材公司印章并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名，虽然工商登记材料显示王某系钢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王某的上述代表行为应属越权担保，且蒋某应当知道王某已超越代表权限，故该代表行为对钢材公司不生效力，其法律后果应由行为人王某自行承担。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0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根据该条规定，从《证据》的形式上看，没有制作人员或单位负责人的签名或者盖章，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同时，根据山东高院对枣庄市中分局的调查取证情况看，该分局没能提供普超公司2008年1月到10月份期间领取炸药的相关记录。故枣庄市中分局渴口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001号
【裁判摘要】殷某某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是众成公司出具的证明，该证明仅有众成公司的印章，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该证明不符合前述关于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规定。众成公司与国瑞公司的另案诉讼中，众成公司明确陈述与殷某某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合同关系，也没有任何给付款关系，众成公司出具的证明陈述的内容与其在前陈述的内容相互矛盾，众成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足以推翻其此前关于其与殷某某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合同关系，也没有任何给付款关系的陈述，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
摘要2：
摘要1：【案号】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苏0508行初25号
【裁判摘要】经审查，现有证据表明，涉案公司变更登记材料中作为股权受让方的蓝色光标公司印章与原告经公安部门核准刻制并留存的印鉴明显不一致，且无其他证据表明原告刻制或使用过该印章，故申请材料存在虚假，由此导致涉案公司变更登记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登记机关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第二款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现涉案公司变更登记申请材料中蓝色光标公司印章虚假，又无证据表明原告知晓该公司变更登记且有从事过第三人锦岳公司的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故原告要求撤销涉案公司变更登记应予支持。另，《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本案中，申请材料虽存在虚假但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被告已尽公司登记审核职责，受理并核准涉案公司变更登记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挂靠经营者无权以挂靠单位名义为他人担保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09号
【裁判观点】由于挂靠经营者并非挂靠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也超出了挂靠经营的范围，因此该行为的性质属于无权代理，在事后未取得挂靠单位追认的情况下，其提供担保的效果是否归属于挂靠单位取决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认定无权代理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意味着本人必须承受其意思以外的他人决定的约束，有违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民法基本原则，故法律将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限定在其善意无过失的场合。关于善意无过失的认定需要从行为人是否具有表征代理权存在的外观、本人对该权利外观的存在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及其程度、第三人信赖合理性的程度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权衡。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判断第三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时点应当是行为发生时，第三人不能以事后收集的材料证明当时有理由相信代理权的存在；第二，代理权外观应当是与行为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有关的权利外观，行为人对于其他事项有代理权限，不能当然推定行为人对所实施的行为有代理权限；第三，在个人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下，由于公司法规定有权机关的决议是公司提供担保的前置程序，因此该决议的有无及形式合法性应当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的因素。
摘要2：【裁判要旨】《公司法》第16条规定了公司机关决议前置程序以限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在公司内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法定代表人无权单独决定，其决定权限由公司章程自治，或由公司股东会决定，或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仅凭公司印章不构成公司对外担保表见代理的合理信赖。
【解读１】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从行为人是否具有表征代理权存在的外观、相对人对相关权利外观的信赖是否合理、被代理人对该权利外观的存在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及其程度进行综合考量。
【解读２】挂靠人具有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与房地产开发有关的通常经营业务的代理权外观，并不能当然延展至为他人提供担保这一特别事项。
【解读３】
（１）判断第三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时点应当是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不能以事后搜集的材料证明当时有理由相信代理权的存在）；
（２）代理权的外观应当是与行为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有关的权利外观，行为人对于其他事项有代理权限不能当然推定行为人对所实施的行为有代理权限；
（３）在个人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下，由于公司法规定有权机关的决议是公司提供的担保的前置程序，因此该决议有无及形式合法性应当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的因素。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一中民终字第14669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和解释，清算组成员从事清算事务时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有权根据《公司法》第152条第3款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的关键是郭某的起诉是否符合上述规定。本案中，金道宏平公司已经进入清算阶段，经一审法院核实，风格与林苑201、202室不是本案公司的办公地点，亦无其他新的办公地点，因此，付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清算组成员将公司所有的公司凭证、会计报表、会计帐簿、公司营业执照、印章、税务登记证等存放他处，并非据为己有，亦没有给公司造成损失，郭某要求付某将公司凭证等交还公司，但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付某占有上述物品给公司造成了损失。郭某的起诉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郭某要求付某向公司返还公司公章、证照、会计资料等，属于清算程序应当解决的问题。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鲁民四终字第103号
【裁判摘要】 青岛化学公司为瀛海公司的股东，且本案符合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况，青岛化学公司有权就于某某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其关于判令于长春将公章等物品归还瀛海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摘要2：【解读】在公司印章、证照等资料被侵占的案件中，股东提起代表诉讼一般不必经过前置程序。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皖民终437号
【裁判摘要】经审查，新大陆公司2014年4月1日出具《担保承诺书》时，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质押财产、借款等事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某称上述《担保承诺书》系李某报向其提供，李某报亦称出具该承诺书未经股东会决议，系其自行加盖公司印章，新大陆公司也称该承诺书系李某报私自出具，李某某又无证据证明新大陆公司出具上述《担保承诺书》已经该公司股东会同意，故上述担保行为系时任新大陆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报超越权限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依据上述规定，李某报出具案涉《担保承诺书》的代表行为是否有效，取决于李某某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限。对此，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其次，李某某、李某报同为新大陆公司股东，并且作为前后任法定代表人，李某某对李某报的身份、新大陆公司的股权结构、股东成员以及章程明确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须经股东会同意均是知晓。故李某某在接受李某报向其提供的《担保承诺书》时应当负有超出一般人更为审慎的注意义务，应进一步审查该担保行为是否经过新大陆公司股东会同意，在李某报未能向其提供新大陆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就认为该担保行为系新大陆公司意思表示，不应认定为善意无过失。因此，《担保承诺书》对于新大陆公司不具有拘束力，李某某据此主张新大陆公司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224号
【裁判摘要】担保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以此造成的损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债权人不知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因此造成的损失，可以参照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客户一部"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分支机构河南省分行营业部的内设机构，为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职能部门。一、二审判决关于农发行营业部承担责任认定不一致，是因对于某某在签订《借款合同》时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农发行营业部“客户一部"为农发行营业部职能部门的认定不同。借款合同担保人处印章是“客户一部"的印章并非农发行营业部公章，普通人也应能够分辨客户一部为部门，且申请人于某某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全权委托代理人系专业律师，应当能够明确区分分支机构与职能部门。因此，二审判决关于于某某及代理人知道且应当知道“客户一部"仅是农发行营业部的职能部门的认定并无错误。二审判决依据担保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认为于某某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农发行营业部对本案借款不承担担保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提字第207号
【裁判摘要】就再审申请人杜某某向本院提交的2008年1月23日新疆宝塔山公司向其出具《承诺书》这一证据，虽然该证据的出具主体并非是股权受让方陕西宝塔山公司，但因陕西宝塔山公司与新疆宝塔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李某某，且前者系后者的控制股东。因陕西宝塔山公司公司主张该份证据是杜某某之前占有了盖有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然后套印形成的，并申请就印文和文字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因该《承诺书》的内容是否真实，不仅能够直接证明本案中案涉股权转让的价款是否应为200万元这一基本事实，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案处理的杜某某、张某某夫妻与新疆宝塔山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2013）乌中民二终字第79号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否正确也存在着影响。因本案与该案系基于同一原因事实，故本院对被申请人陕西宝塔山公司的鉴定申请，予以准许。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本案宜由一审法院在重审程序中对该份证据是否真实进行鉴定，在此基础上认定本案事实。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成民终字第5589号
【裁判摘要】首先，六建公司对2010年9月13日的《保温工程合同》上加盖的“成都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马电花园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在六建公司对外进行分包资格报审、对内进行项目管理中均使用该印章开展业务工作，该印章的使用范围及效力并非如六建公司所陈述的仅作为技术资料交接之用。其次，六建公司认可案涉外墙外保温工程由四美公司实际施工完成，现六建公司既无证据证明王某某与六建公司之间存在分包合同关系，也无证据证明王某某与四美公司形成了分包合同关系。故《保温工程合同》中四美公司的合同相对方是六建公司而非王某某，四美公司与六建公司于2009年9月13日签订的《保温工程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全面履行义务。六建公司关于其不是合同相对方、应当追加王某某作为诉讼当事人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公司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非仅作为技术资料交接之用，在无证据证明加盖其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的合同主体为第三人的情况下，公司应承担合同主体责任。
摘要1：【案号】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亳民一终字第00062号
【提示】由法定代表人签字但未加盖公司印章的合同，如何认定签约主体？
【裁判要旨】签订合同未加盖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以其公司名义签字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合同权利义务由公司承担。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信中法民终字第623号
【裁判要旨】发包人未对承包人提供的虚假公司印章及资格等级证书进行审查，导致错列的被告为应诉而遭受经济损失，发包人应予赔偿。
【裁判摘要】原告作为发包方，有责任和义务对被告提供的公司、印章及资格等级证书进行审查，由于原告未尽审查职责，导致无钢结构建造资格的朱某某、陈某某利用虚假的宁波金鼎公司进行承包工程，致使合同无效、工程质量不合格。原告本身亦存在过错，故原告对自己遭受的损失，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宁波金鼎公司被原告错误地列为被告，无端地被牵址到诉讼中来，致使该公司为应诉而遭受经济损失人民币15654.60元（宁波金鼎公司因参与诉讼而花费15654.60元，其中，差旅费3654.60元，反诉律师代理费12000元）。故对该损失原告应予赔偿。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川民终字第27号
【裁判要旨】未经当事人同意以其名义刊刻、使用项目部印章签订合同，该合同对其不具有约束力。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18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03号
【裁判要旨】发承包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严格按照《项目部印签使用责任书》限制项目章的使用，结合承包人的授权委托书上载明项目负责人代表该公司处理现场工程施工一切事务的事实，发包人有理由项下该项目负责人有权代表承包人为施工需要对外借款以及委托还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75号
【裁判摘要】关于监理加盖印章并签字，建设单位未予确认的工程签证能否采信问题。《BT协议》当事人未约定工程签证必须加盖建设单位印章才能作为计算工程量的依据。监理单位具有确认工程中发生的停窝工损失、增加的施工项目等职能，其在兴润淄博分公司提交的工程签证加盖印章并签字，即认可工程签证记载事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其主张监理确认的签证不应采信，依据不足。......原判决将争议签证造价计入工程总造价，并无不当。
【提示】分公司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摘要】关于兴润淄博分公司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BT协议》首部虽然列兴润公司为项目承办人，但合同尾部项目承办人加盖兴润淄博分公司印章，兴润淄博分公司应为《BT协议》当事人。......兴润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兴润淄博分公司办理日照市热力管网的合同签订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具体事宜，能够证明兴润公司允许兴润淄博分公司承揽案涉项目，并不足以认定兴润淄博分公司签订案涉《BT协议》系代理兴润公司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兴润淄博分公司系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具有民事诉讼当事人资格，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并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原判决认定兴润淄博分公司系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47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42号
【裁判摘要】关于仙谷山公司是否有权以楚峰公司未足额开具已付工程款增值税专用发票为由拒付剩余工程欠款的问题——本院认为，仙谷山公司与楚峰公司之间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仙谷山公司作为发包人的主要合同义务就是支付工程款，楚峰公司作为承包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是交付建设成果，而开具发票仅是楚峰公司的附随义务。在涉案工程经竣工验收后，仙谷山公司即负有按《工程结算确认表》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在工程款的支付过程中，仙谷山公司从未以对方未开具发票为由主张先履行抗辩权，楚峰公司也未曾作出拒绝履行开具增值税发票义务的意思表示，仅抗辩仙谷山公司应先支付工程欠款。仙谷山公司迟延支付剩余1948万元工程款，楚峰公司为避免垫付税款造成的损失，未开具全部工程款（包括部分已付款）增值税发票，也是合理行使抗辩权。故红旅集团以楚峰公司尚未足额开具已付工程款的发票为由拒付剩余工程欠款，理由不成立。
摘要2：【解读】合同虽约定开具发票是支付工程款的前提条件，但收款方为避免垫付税款造成的损失，未开具全部工程款（包括部分已付款）发票，属于合理抗辩。付款方拒付工程款理由不成立——《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在甲方向乙方付款之前，乙方需向甲方提供相应金额的正规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支付，并不视为甲方违约”．．．．．．仙谷山公司迟延支付剩余1948万元工程款，楚峰公司为避免垫付税款造成的损失，未开具全部工程款（包括部分已付款）增值税发票，也是合理行使抗辩权。故红旅集团以楚峰公司尚未足额开具已付工程款的发票为由拒付剩余工程欠款，理由不成立。
【摘要】债权转为出资未履行法定程序不予认定：首先，红旅集团将对仙谷山公司的债权转化为股权投资，与其承诺的出资方式（《增资扩股协议》约定“以现金”认购１.２亿元）不符．．．．．．其次，红旅集团与仙谷山公司之间是否存在1309万元债权也缺乏有效证据支持。红旅集团举示的《审计报告》是其单方委托的，审计的依据是红旅集团提供的财务资料，该《审计报告》系红旅集团单方财务审计，楚峰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红旅集团也未能提供其与仙谷山公司之间完整的资金往来凭证予以佐证，故《审计报告》不能作为红旅集团对仙谷山公司享有1309万元债权的有效证据采信。红旅集团为证明其足额出资的事实，还举示了仙谷山公司于2016年9月7日出具的《出资证明》。从证据形式上看，《出资证明》属于单位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该证据仅有仙谷山公司印章，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在形式上不符合上述规定。．．．．．．《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交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本案中，红旅集团并未按照《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及法律规定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红旅集团主张其对仙谷山公司的债权转化为股权投资，但其所举示的《审计报告》、《出资证明》也不能作为双方之间存在1309万元债权的有效证据采信。因此，原审判决认定红旅集团作为仙谷山公司股东尚有1309万元出资未到位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