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10-25 14: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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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一体原则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4)行监字第356号
【裁判摘要】本案再审被申请人韩某某基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文水县政府核发的文国用（2006）字第G0112130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再审申请人张某某依有关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在争议土地修建房屋并取得文水县政府颁发的（文）房权证凤城字第010900143号房屋所有权证。上述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的颁发，违背房地一致原则。吕梁市政府根据张某某申请对文水县政府核发的文国用（2006）字第G0112130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进行复议时，查明该颁证行为所依据的权属来源资料有涂改，所盖印章也与当时使用的不符且颁证程序违法，据此复议决定撤销该颁证行为，并责令文水县政府在3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一审判决驳回韩某某的诉讼请求，亦符合法律规定。二审判决以韩某某与张某某的争议实质上是土地权属争议，吕梁市政府应利用行政复议中止手段，先行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性纠纷为由，撤销一审行政判决及吕梁市政府吕府复决字（2012）5号行政复议决定，要求吕梁市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本案当事人如果存在土地权属争议，文水县政府可以在综合考虑相关事实证据的基础上，依照《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等规定对土地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
摘要2：【解读】行政机关的颁证行为导致土地使用权人与房屋所有权人不一致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违法的颁证行为。
【基本案情】
（１）韩某某基于与通信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县政府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２）张某某依据有关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在上述土地范围内修建房屋并取得县政府办法的房屋所有权证，导致房地登记不一致；
（３）２０１２年７月，张某某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国有土地使用证》，责令县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４）韩某某向中院起诉请求撤销行政复议决定，中院驳回韩某某诉讼请求；山西高院撤销行政复议决定，要求市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政复议决定；
（５）张某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山西高院再审；山西高院再审判决：维持中院一审判决。
- 日期： 11-12 10: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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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577号
【裁判摘要】行政诉讼后不能申请复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依照本条规定，在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复议前置的情况下，对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实行自由选择主义。所谓自由选择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不经复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可以同时选择复议和诉讼，因为复议和诉讼这两种救济机制不能同时进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提起诉讼又申请行政复议的，由先立案的机关管辖；同时立案的，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选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申请行政复议，在法定复议期间内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自由选择也不能违背司法最终处理原则，在已经选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不能转而申请行政复议。所谓已经选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包括提起诉讼之后的任何阶段，既包括人民法院已经作出裁判，也包括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尚未作出裁判。只要案件已经系属于人民法院，就不允许再就同一争议申请行政复议。
摘要2：【摘要】《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虽然确立了“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原则，但同时也允许有“不能出庭”的例外。据此可知，法律并非要求每一起案件都要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除上列情形之外，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的，不构成违反法定程序。即使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而不出庭应诉，人民法院所应采取的处理方式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的“记录在案和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作出处理”。如果案件裁判结果正确，不能仅以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发回重审或者提起再审。此外，再审申请人提出“被申请人的出庭人员均未持有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委托手续”，是对法律制度的误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这里的“委托”，属于诉讼代理范畴，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是被诉行政机关，而非行政机关负责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行政机关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加盖行政机关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已经清楚地说明问题。据此，质疑出庭人员未持有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委托手续，没有法律依据。另外，在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时，受行政机关委托出庭应诉的人员，无论是《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均规定为“相应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要求必须是“职能部门负责人”，因此，质疑“出庭人员没有能够证明其是职能部门负责人的相关证明，不符合出庭应诉的法定条件”，亦没有法律依据。
【注解】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的，不构成违反法定程序。如果案件裁判结果正确，不能仅以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发回重审或者提起再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22号
【裁判摘要】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与主债务具有主从关系，而第三人加入债务与原债务并无主从关系——《特别声明》中新泰分公司的真实意思是债务加入还是连带责任保证？．．．．．．所谓债务加入，是指原债务人并不脱离债的关系，而由第三人加入到债的关系中来与原债务人一起承担债务，我国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连带责任保证是第三人为了确保债权人之债权的实现而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所提供人的担保。二者均具有为债权人实现债权提供保障的性质和功能，但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与主债务具有主从关系，而第三人加入债务与原债务则并无主从关系。《特别声明》就新泰分公司对案涉借款债务所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作出了明确承诺，但并未区分新泰分公司所负担债务与案涉借款债务之间的主从关系，王某某在一审庭审中所作表述亦对此未予明确。因此，《特别声明》的内容更符合债务加入的特征，二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三、关于《特别声明》的效力问题。如前所述，我国法律就债务加入未作明确规定，与债务加入在法律性质上最为接近并且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应为连带责任保证法律关系，可参照适用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本案所涉及的新泰分公司加入债务的效力问题，本质上属于分公司的权利能力问题，担保法上与之近似的是分公司的担保权限问题。就此，基于分公司属于不完全民事主体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依法享有追偿权等权利，其保证责任相较于债务加入的责任较轻。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对外提供责任较轻的保证尚须企业法人授权，否则无效，根据举轻以明重的逻辑，则其对外加入债务更须得到企业法人授权，否则更应认定为无效。本案中，《特别声明》上虽加盖了新泰分公司印章，但王某某没有证据证明新泰分公司出具该声明时得到了新华友公司授权，故应认定为无效。二审判决虽就《特别声明》认定法律关系性质正确，但认定其有效显属错误。四、关于新泰分公司及新华友公司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王某某在明知新华友公司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接受新泰分公司出具的《特别声明》，新华友公司对此并无过错。此外，2012年10月13日订立的案涉借款合同和徐某于同
摘要2：（续）日出具的《借款说明》均载明借款主体为徐某、赵某某本人，《借款说明》并明确徐某与新华友公司之间系承包关系，而且《特别声明》系在全部借款实际发生后由新泰分公司出具，因此王某某并非基于《特别声明》对新华友公司产生信赖而出借款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四款关于“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提供的保证无效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由分支机构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企业法人有过错的，按照担保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的规定，新泰分公司应当以其经营管理的财产赔偿因《特别声明》无效给王某某造成的损失，新华友公司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62号
【裁判要旨】附约定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解除权人的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无须相对方作出明确意思表示。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合作协议》第18条约定：“非因通产公司原因导致取得竣工备案表从而影响本协议书第三部分所附租赁合同生效的，每逾期一天，泰来公司应向日坛公司支付16348元违约金，且泰来公司应每三个月结清一次违约金，违约金逾期超过180日……的，通产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书并要求泰来公司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但双方另行协商一致的除外。"《租赁合同》第4.2条约定：“泰来公司逾期支付押金的，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五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60日，通产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但双方另行协商一致的除外。"第11.4条约定：“泰来公司不按约定支付租金，应按欠交数交付滞纳金，滞纳金按每天万分之二点五计算。逾期超过180天的，通产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但双方另行协商一致的除外。"截至2015年10月15日，泰来公司未支付押金、租金以及违约金均超过180天，已经构成根本违约，通产公司通知解除案涉《合作协议》及《租赁合同》，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具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判令上述《合作协议》及《租赁合同》于2015年10月17日解除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本案中，双方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也不存在泰来公司催告通产公司行使解除权而通产公司在合理期限内未予行使的情形，故泰来公司关于通产公司解除权因长达四年未行使故已经消灭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通过反诉或者抗辩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日坛俱乐部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系通产公司所有，泰来公司以通产公司名义建设施工形成的建筑物及设施应当归通产公司所有，一审判决判令投资建设和租赁期间投资形成的资产归通产公司所有，符合不动产及其附属物财产归属原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但一审判决仅调低合同约定的解除违约金，遗漏认定通产公司没收泰来公司施工建设费用构成违约金且属于违约金过高的情形，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合考虑本案所涉合同的预期利益、履行情况、违约实际损失以及通产公司亦存在怠于加盖《租赁合同》印章的违约行为等因素，结合本案已经支持通产公司逾期竣工违约金、租金滞纳金、逾期支付押金违约金、逾期腾退赔偿金诉请的事实，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酌定《合作协议》《租赁合同》解除违约金总计2200万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即对泰来公司垫资施工投入的建设费用，通产公司无权予以没收。由于泰来公司本案中未提出返还工程建设投资费用的反诉请求，本案对投资款项的返还问题不予处理，对泰来公司、通产公司二审阶段提交的日坛俱乐部项目评估报告等有关费用结算方面的证据相应亦不予评价，双方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号
【裁判摘要】关于一审中吴某某代理同丰公司有无程序错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第五十九条规定，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本案一审中，同丰公司作为被告一方应诉，法院通过送达已明确告知其相关诉讼权利义务，其向法院提交加盖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吴某某以公司法务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并记明可以出庭发表意见等委托事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其他当事人也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据此准许吴某某作为同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程序并无不当。吴某某出庭发表意见，履行诉讼代理人有关职责，应当视为是同丰公司的意思表示。因此，同丰公司关于吴某某不是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存在审判程序错误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公司可否委托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自然人以公司法务身份担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公司委托非单位工作人员以公司法务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其他当事人也未提出异议，公司事后否认该自然人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不予支持。
- 日期： 12-31 20:5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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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13号
【裁判摘要】一般而言，公文书证系具有公共信用的公共管理机关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在其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或方式做成，通常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易某某在再审审理中提交的1994年离婚证，应当首先推定为真实有效，如对方对该离婚证真实性有异议，应当由异议方承担举证责任。但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易某某应当对1994年离婚证的真实性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首先，易某某在再审申请阶段提交的1993年离婚证已经鉴定证明加盖的公章与同期使用的印章不相符，且生效的行政判决亦撤销了2017年向易某某补发的离婚证，娄底市娄星区民政局也否认其在1993年8月20日向易某某发放过离婚证，娄星区石井镇民政室还出具了卢某某、易某某在该镇民政室无离婚档案的《情况说明》。在1993年的离婚登记未经证实的情况下，基于1993年的离婚登记所补领的1994年离婚证自难以确认。有鉴于此，卢某某１对1994年离婚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具有合理性，易某某应负有进一步承担证明该书证真实性的义务。其次，从娄底市娄星区石井镇民政室两次就卢某某、易某某离婚登记事宜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在1994年离婚证的发证部门亦不能证实卢某某、易某某有离婚登记档案的情形下，该1994年离婚证亦不宜认定为具有公文书证的性质。再次，易某某在另案诉讼中从未主张其与卢某某已经离婚，反而一直承认其与卢某某系夫妻关系。．．．．．．最后，易某某主张其本人所持有的1993年离婚证遗失后补办了1994年离婚证，同时又提出2015年5月3日其家中被盗时存放在保险柜中的离婚证（1993年）丢失。并且，在本案再审审查阶段之前以及另案行政诉讼当中，易某某一直未提供1994年离婚证，而在卢某某提供给易某某的1993年离婚证被证伪之后，易某某随即在本案再审庭审中提交1994年离婚证。易某某未能对1993年离婚证先后两次遗失作出合理解释，且1993年离婚证和1994年离婚证交替出现亦不合常理。综合考虑易某某在本案中存在不诚信诉讼的行为，有关民政部门未有其离婚登记档案，加之其在另案诉讼中对法院认定或证据显示其与卢某某仍为夫妻关系不持异议，以及离婚证件的办理及出示存在诸多不合常理等情况，易某某在本案中仅以1994年离婚证尚不足以证明其与卢某某于1993年离婚。在易某某未能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与卢某某的婚姻关系已经
摘要2：（续）解除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其再审请求不予支持。
- 日期： 01-11 11: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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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公司登记
摘要1：【案号】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0921行审11号
【裁判摘要】昌贸公司为达到转让股东盘恒公司、股东李某的股权、变更股东的目的，在营业执照和公章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扣押的情况下，通过登报申明遗失的办法，于2017年8月25日向市管局提交申请材料并补领营业执照正副本和信息公示联络员备案，2017年9月7日向霞浦县公安局申请并取得公司新印章审批。此后两次制作《福建省昌贸重工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福建省昌贸重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福建省昌贸重工有限公司章程》等材料，未征得盘恒公司、股东李某、受让股东池某某的同意，伪造股东盘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股东李某、受让股东池某某的签名和使用盘恒公司的公章，使用在《福建省昌贸重工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等材料上，将伪造签名的《福建省昌贸重工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等材料作为向市管局申请投资人(股权)等变更登记和董事监事经理备案的材料，分别于2017年9月14日和2017年11月27日向市管局提交，并于2017年9月22日和2017年11月29日取得市管局核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对昌贸公司作出如下处罚：责令昌贸公司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改正违法行为，逾期不改正的市管局将予以撤销登记，并对昌贸公司罚款28万元。
摘要2：
- 日期： 02-22 10: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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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证明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38号
【裁判摘要】民诉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叮咚公司的证明仅加盖单位印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未在证明上签名或者盖章，叮咚公司的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原判决未采信该证明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3-18 15: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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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信息查询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118号
【裁判摘要】对邮件信息查询的有效期仅为一年，吴某某于2017年6月份查询时已超过了该期限，该快递单投递局联上的部分内容与吴某某在二审时提供的寄件人联存在不一致，且该复印件未经有关部门核对无异后并加盖印章，不符合提供书证的法定要求，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摘要2：
- 日期： 04-25 14:5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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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公司违规为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无效
【裁判要旨】公司实际出资人向第三人借款，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决议加盖公司印章为实际出资人的借款提供担保，属于越权担保；因法律已规定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决议，故第三人理应知晓并遵守该规定；第三人没有审查公司章程、没有要求提供股东会决议，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不构成对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行为的善意，不属于受法律所保护的善意相对人。第三人要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不予支持。
【案号】一审：（2018）苏0281民初14453号；二审：（2019）苏02民终297号
摘要2：
- 日期： 04-25 17:5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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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06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对股东会决议加盖的股东印章的真实性没有进一步审查的义务，不能因此否定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雷士照明公司与南粤银行沙坪坝支行签订保证合同时，提供了雷士照明公司同意为恩纬西实业公司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南粤银行沙坪坝支行对股东会决议上加盖的雷士照明公司的股东印章的真实性没有进一步审查的义务。雷士照明公司虽举示其股东会决议上加盖的股东香港雷士照明公司印章，与雷士照明公司章程和雷士照明公司工商备案中的股东香港雷士照明公司印章制式不一，但仅凭此，不能认定南粤银行沙坪坝支行明知雷士照明公司股东会决议上加盖的香港雷士照明公司印章为虚假。股东会决议以及吴某某是否超越权限均为雷士照明公司的公司内部行为，并无证据表明南粤银行沙坪坝支行与之恶意串通，故不能因此而否定雷士照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之效力。
摘要2：
摘要1：（法公布（２０００）５０号）
【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0年第6期(总６８期)】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１９９９）行终字第２１号
【摘要】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相抵触的行政行为属于超越职权——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之间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在丰都县林业局、高家镇人民政府、高家镇林业站、罗边槽村村民委员会调解下，达成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协议”。虽然该调解协议书未加盖林权争议处理机构的印章，与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八条关于“林权争议经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在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并由调解人员署名，加盖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印章，报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规定不尽一致，但丰都县林业局以丰都林发（１９９７）４６号文向丰都县人民政府呈报的《关于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林地林木权属争议的调解情况的报告》中盖有林业局的印章，附有调解协议书，可视为林业局对该调解协议书的认可；而且该调解协议书被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１９９８）渝三中级人民法院（１９９８）渝三中民终字第２７５号民事判决认定为具有法律效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关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政府有权处理丰都县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之间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但是，在罗边槽村一、四社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并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政府又作出丰都府发（１９９８）１５７号《关于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否定该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相抵触，属于超越职权。
摘要2：【注解】行政机关作出否定生效判决的处理决定属超越职权——已经达到调解协议并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又作出决定否定该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相抵触，属于超越职权。
- 日期： 05-06 21:1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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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267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彭某某作为鹏跃公司法定代表人，向中行宣威支行提供了鹏跃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公司股东身份证、公司股东签字及公司公章印文样本、登记于公司名下的房地产权属证书。本院认为，中行宣威支行尽到了审慎的审查义务，属于善意相对人。第一，鹏跃公司虽然不是专门提供担保业务的机构，但是法律并不禁止公司以自有资产对外提供担保。鹏跃公司主张提供担保超出其经营范围，缺乏法律依据。第二，鹏跃公司股东会决议上四位股东的签字，肉眼无法确认是同一人笔迹，且股东会决议上加盖的鹏跃公司印章，经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确认，与彭庆跃提供的公司公章印文样本一致。鹏跃公司主张该股东会决议明显虚假，缺乏事实依据。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股东会就该事项的表决，且该事项要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由于饲料公司并非鹏跃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彭庆跃在鹏跃公司股东会为饲料公司提供担保事宜中的表决权并不在上述法条明确禁止之列。即使因彭某某同时担任两公司法定代表人而排除他在案涉担保事宜上的表决权，其他投赞成票股东所持表决权亦超过了参会股东表决权的半数。鹏跃公司以彭某某参加表决违反法律规定为由主张股东会决议无效，不能成立。第四，案涉抵押物登记在鹏跃公司名下，中行宣威支行有理由相信鹏跃公司有权对其名下的房地产设定抵押。鹏跃公司主张其不是抵押物的真实权利人，不影响案涉抵押权的效力。
摘要2：
- 日期： 05-07 06:4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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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92号
【裁判摘要】根据上述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王某某作为浙商公司总经理，对于涉案《担保函》及《关于的补充约定》中中通公司印章系伪造、提供担保并非中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是十分清楚的。而且《担保函》、《关于的补充约定》、《合同展期协议》等主要涉案材料均是按照王某某的意志所形成，王某某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其行为目的难谓善意。因此，在浙商公司总经理王某某明知李某某无权代表中通公司提供担保，甚至王某某主导设计中通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浙商公司不属于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中的善意相对人，李某某的越权担保行为对中通公司而言不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163号
- 日期： 05-07 19: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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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95号
【裁判摘要】公司对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行为的追认也可以在诉讼中不提出异议而默示认可——本案讼争发生后，鑫盛源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付某某在《担保合同》上签名捺印并加盖鑫盛源公司印章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且一审判令鑫盛源公司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鑫盛源公司没有上诉，故应视为鑫盛源公司自认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邓某某明知或应当知晓付某某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即以公司为其自身债务提供担保，不应再主张某某的行为可得构成表见代理。鑫盛源公司自认承担担保责任，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好思嘉公司抗辩担保未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而不应承担担保责任，邓某某确又对此明知或应当知晓，故二审改判好思嘉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正确。
摘要2：
- 日期： 05-12 08:1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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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苏民申3393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建邺再生资源公司作为印章、证照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徐某某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因此，诉讼时效抗辩只适用于债权请求权。本案中，建邺再生资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行使物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535号
【裁判要点】
1.合同是否成立，应当根据订立合同的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或者交易相对人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签约人有权代表公司或代理公司进行相关民事行为来确定，不应仅以加盖的印章印文是否真实作为判断合同是否成立的标准。
2.法人分支机构未经法人授权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其应当根据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
3.公司股东如未在公司任职亦无公司授权，仅以公司股东身份签订合同，不足以成为相对人相信其在合同中签字盖章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或有权代理的合理理由。
摘要2：
- 日期： 05-27 16:5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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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浙01行初3号
【裁判摘要】联合体成员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的，其他车管员亦连带承担责任——组成联合体投标意味着成员单位可以同一投标主体的身份参与招投标。该组合形式的动因在于，各成员之间可通过共享优势资源，弥补各自技术力量的相对不足，以达到增强投标竞争能力等目的。各成员既通过组成联合体之方式享有相关权益，就应承担成员的相应义务，互相督促依法依规参加招投标活动。联合体的牵头人更是负有审慎行为之义务。具体到本案，武汉大禹公司通过与武汉亚美公司组成联合体的方式，弥补了自身在常规蝶阀及其附属设备制造领域的相对不足。而作为联合体牵头人，武汉大禹公司将武汉亚美公司的虚假业绩证明材料予以了递交，并在材料上加盖了本公司印章。该业绩证明又是联合体投标人提交的证明具有公称直径≥2.4米的蝶阀制造业绩的唯一材料。故对于案涉违法行为的发生，武汉大禹公司至少在客观上发挥了助推作用。作为未尽审慎职责的联合体牵头人，其辩称自己不应承担行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省发改委经调查，对作为牵头人的武汉大禹公司和直接实施违法行为的武汉亚美公司并处以行政处罚，并无不当之处。处罚金额方面，因案涉中标项目金额为23880000元，省发改委决定对武汉大禹公司与武汉亚美公司处119400元罚款，在法定的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范围内。省政府经复议，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实体结论亦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6-04 09:5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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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94号
【裁判摘要】保理合同是一种兼有债权转让性质和商业惯例特定的合同，既有债权转让的法律特征，又有商业运作惯例的行业特征。保理合同法律关系是基于多个合同关系形成一个新的法律关系，不能将一般合同相对性原则简单理解和套用在保理合同纠纷中——｜一般认为，保理合同是一种有着突出商业惯例特点的债权转让性质的合同，从保理业务的运作和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来看，供应商将债权转让给保理商，保理商支付融资款作为对价，并明确告知债务人将应收账款支付给保理商，保理商对债务承担信用风险责任，有债权转让的法律特征，又有商业运作惯例的特征，保理商在未受偿的情况下，以债务人和供应商为被告，行使追索权。保理合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基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合同形成一个新的符合商业运作惯例的法律关系，不能将一般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简单地理解和套用在保理合同的纠纷中。本案中，西北公司自认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余额确认书》上加盖印章并出具债权确认书，在与建机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基础上，确立了向工行迎宾路支行融资的权利义务关系。工行迎宾路支行以西北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西北公司在一、二审中均应诉，且并未因此提出异议。二审判决西北公司承担全部的偿还责任，建机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基于西北公司为案涉款项的实际受益人、资金使用人的考量，公平合理，既符合保理合同运作惯例，也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
摘要2：
- 日期： 06-18 16:5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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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粤03行终566号
【裁判摘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08修订)第四十四条规定：“制发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实施：(一)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二)听取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违法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三)制作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并通知当事人在十五日内接受处理；(四)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应当由违法行为人签名、交通警察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当事人拒绝签名的，交通警察应当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上注明；(五)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拒收的，由交通警察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上注明，即为送达。交通警察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报所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第四十五条规定：“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车辆牌号、车辆类型、违法事实、接受处理的具体地点和时限、通知机关名称等内容。”据此，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及其送达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电子监控机动车违法行为查询记录和发送给预留手机短信的告知记录不能作为依法送达违法行为通知书后拒不接受处理的证据。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08修订)第二十条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后三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并可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通过发送手机短信通知，是一种告知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的方式，并不是依法送达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的方式。因此，本案不符合依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七条扣留机动车及行驶证的条件。
摘要2：
- 日期： 07-07 15:1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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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332号
【裁判摘要】合同加盖公司印章虽然与备案印章不符，但在其他场合中使用过，应认定该合同系该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山东衡信司法鉴定中心接受一审法院委托作出（2010）技鉴字第28号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否定了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邯郸华大公司印章与该公司工商年检报告书中的印章系同一枚，但该鉴定中心作出的（2010）技鉴字第60号鉴定意见书认定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邯郸华大公司印章印文与2005年8月23日《同意协议》中邯郸华大公司的印章印文同一，证明邯郸华大公司除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备案的公司印章外，还有其它的公司印章在实际使用。而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显示，代表邯郸华大公司签章的系王某某，当时办理最高额担保所提供的邯郸华大公司营业执照中法定代表人亦为王某某。据此，烟台银行有理由相信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系邯郸华大公司的真实意愿。另外，李某某在二审庭审中所陈述的证言可以认定，王某某电话询问时任邯郸华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李某某为烟台华大公司贷款担保一事时，李某某表示同意担保并指示由王某某具体办理；且李某某并没有明确否认案涉《同意协议》上邯郸华大公司公章及签字的真实性。因此，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二审判决认定该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邯郸华大公司应当受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束，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摘要2：
- 日期： 07-08 11:5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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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确实具有代理权或足以使交易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的空白合同持有人在空白合同书上添加的合同条款效力及于公司；（２）空白合同持有人不具有代理权、不具有足以使交易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的，应按无权代理规则处理。
摘要2：【注解】谨慎与仅持有空白合同书、空白介绍信或仅持有印章的人签订合同（必须将持有人为有权签约人的证据留存）。
- 日期： 07-11 07:5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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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245号
【裁判摘要】在处理无资质的企业或个人挂靠有资质的建筑企业承揽工程时，应区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的协议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而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应根据合同相对人是否善意、在签订协议时是否知道挂靠事实来作出认定。如果相对人不知道挂靠事实，有理由相信承包人就是被挂靠人，则应优先保护善意相对人，双方所签订协议直接约束善意相对人和被挂靠人，该协议并不属于无效协议。如果相对人在签订协议知道挂靠事实，即相对人与挂靠人、被挂靠人通谋作出虚假意思表示，则当事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本案中，信诺公司与林九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林九公司为承包方，该合同上加盖了林九公司公章和林九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某的私人印章。该合同及附属合同亦未将牛某某列为当事人。林九公司与牛某某之间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只能证明林九公司与牛某某之间的借用资质或者转包关系。信诺公司明确表示，其与林九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附属合同，在签订合同时不知道林九公司与牛某某之间的关系。本案无证据证明信诺公司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附属合同时知道系牛某某借用林九公司的名义与其签订合同，故信诺公司在签订上述合同时有理由相信承包人为林九公司，是善意的。本案应优先保护作为善意相对人的信诺公司的利益。信诺主张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附属合同有效，有法律依据。该协议直接约束信诺公司和林九公司。一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附属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 日期： 08-08 16: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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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10号
【裁判要旨】（１）名义股东通过让与担保的方式获得标的公司90%的股权，其目的在于保证自身的借款安全，如果允许另一股东不经其同意即以公司资产对外提供担保，可能损及担保财产的价值，从而导致该担保目的不能实现。（２）本案另一股东私刻印章、以公司名义为其父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该行为超出了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特定目的范围，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该担保行为系越权行为，亦系故意损害名义股东利益的侵权行为。相对债权人在接受标的公司提供的担保时，对另一股东实施的侵权行为至少存在应知而未知的重大过失，故标的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原审判决以印章真伪、法定代表人身份等形式要素来判断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另一股东代表权的有无和第三人信赖利益的范围，对法律的理解并不准确。
摘要2：
- 日期： 08-09 10:3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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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801号
【裁判摘要】加盖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但无法定代表人签字合同效力如何认定？——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虽加盖了安桐物业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陈某某个人印章，但无陈某某签字，且上饶银行吉安分行自认未与安桐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面签。签订案涉抵押合同时，上饶银行吉安分行在明知安桐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持股50%的股东陈某某不在公司，肖某某仅为安桐物业公司监事及持股50%的股东，肖某某与陈某某已解除婚姻关系等事实的情况下，未要求肖某某出具相关授权材料。上饶银行吉安分行主张其在放贷过程中已审核安桐物业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有公司全体股东签字，但其该项主张缺乏证据证实，且与上饶银行吉安分行2020年12月10日出具的《关于吉瑞公司抵押贷款有关情况说明》中关于该行目前无抵押人安桐物业公司出具的股东会决议的陈述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吉安监管分局出具的《吉安银保监分局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答复意见书》中关于“银行留存的股东会决议无陈××签字字样”的记载不一致。综合以上情况，二审判决认定上饶银行吉安分行在签订案涉抵押合同过程中未尽到必要的注意和审查义务，案涉抵押合同无效，并无不当。．．．．．．鉴于安桐物业公司认可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上所盖的该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的真实性，二审判决认定其在公章管理上存在不当，对案涉抵押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并判令其对吉瑞公司案涉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笔迹形成时间鉴定也称为“书写形成时间鉴定”，属于司法鉴定中物证鉴定一种，也属于文书类司法鉴定一种，笔迹形成时间鉴定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目前从技术上无法精确。（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之规定，文件制成时间鉴定，目前只有少数鉴定机构用多次测定法能鉴定３个月以内的制成文件，极个别公安部门的鉴定机构能鉴定６个月以内的制成文件，落款时间和怀疑时间超过６个月必须提供比对的样本。
摘要2：【解读１】（１）是否同一支笔书写可以鉴定——通过对不同笔迹墨水成分的鉴定，可以判断其是否为同一支笔书写，或者是否同人同笔一次性书写完成；（２）如果笔迹和印章或指纹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从仪器设备和显微镜就可以看出是先印捺还是先写字，可以做朱墨时序鉴定 ；（３）根据提供的检材具体情况来判断，可以鉴定文件不同部位的形成先后顺序，比如有些是先在空白纸签了个名字，后来却被人补上了一些内容。
【解读２】笔迹的形成时间可能无法准确鉴定，但印章的形成时间鉴定却能够被认可——对于印章印文的盖印时间检验，分为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１）物理方法是指根据印章印文的阶段性表现特征来推断印文的实际盖印时间。主要可以根据这些特征：印章的坏损，磨损，磕碰，修补，人为记号等。这些特征在某一个特定时间开始出现，可以作为我们判断盖印时间的重要依据，也是最可靠的检验方法。比较不易掌握的还有印章上粘有的疵点、杂物的阶段性变化情况。这种方法也是一种相对检验法，需要提供足够的作为比对样本的印章印文．（２）化学方法也同样需要同时间段的比对样本印文。只是切取一部分(通常0.5-1cm边框)印文，利用薄层扫描来分析检材与哪个时间的样本接近。两种方式的鉴定难度都很大，比较复杂，需要对每一个样本都去比对，时间也会比较长。
- 日期： 08-18 08: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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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证
摘要1：【案号】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6民终1367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国裕公司提交的《通知函》是该公司发给公司工会组织的函件，本案中作为证明解除劳动合同程序合法的证据，不是该公司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明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规定：“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私文书证上有删除、涂改、增添或者其他形式瑕疵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证明力。”《通知函》中有国裕公司和该公司工会委员会的盖章，王某某主张《通知函》要有出具证明的当事人签字，该主张是对证据性质的错误理解且无法律依据，其主张该证据没有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
- 日期： 09-06 11:1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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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案检索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55号
【裁判摘要１】博能小贷公司提交的《证明函》作为单位证明仅有单位加盖印章，并无单位负责人或经办人签名，不符合单位证明的形式要件，且该函所载明的内容也无其他证据加以辅证，以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明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以特快专递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但缺乏保证人对邮件签收或拒收的证据能否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请示的复函》系最高人民法院就个案请示所做的答复意见，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关于类案检索的规定，系就相类似案件作统一裁判尺度的参考，并非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范。
摘要2：【解读】能否主张判决未按照类案检索规定裁判属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２０年７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并非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范。
- 日期： 09-18 15:1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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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727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如何行使诉权以及固定诉讼请求，均属当事人的权利而非义务，并无法律规定“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时禁止当事人选择以“不当得利纠纷”作为案由提起诉讼；故梁某某关于在双方存在居间法律关系，珠海洲际公司却以不当得利作为案由，本身即自相矛盾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１）原审法院认为国年公司是受梁××委托收取案涉4560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２）此外，是否实际经办、收取案涉款项与是否取得该款项相应的经济利益，分属不同法律概念、事实范畴，两者间并无直接法律因果关系，故梁××关于其既未经手亦从未占有案涉款项，根本不能称为受益者，不符合不当得利“一方获有利益”的前提性构成要件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３）经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证据，珠海洲际公司股东会决议并不涉及委托贷款之外支付利息和其他综合费用的问题；且梁××于本案中对4560万元款项的性质和用途说法不一，而利明泰公司在另案及公安机关调查阶段所作陈述并未提及该费用的存在，本案也没有利明泰公司收款的证据能与梁旭龙所称相互印证，故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的规定，并综合全部案件情况后认为，梁××委托国年公司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缺乏合法依据，并判令梁××向珠海洲际公司返还该不当得利款项4560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终895号
【解读１】（１）本案应认定国年公司是受梁××委托收取案涉4560万元。（２）关于梁××是否有权收取案涉款项和应否返还该款项问题。梁××主张其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的主要依据是加盖了珠海洲际公司公章的《委托函》，其中载明委托梁××代为向利明泰公司偿还附加费用、罚息和其他费用。．．．．．．即出具《委托函》期间珠海洲际公司的印章处于梁××保管之下，单凭公章真实尚不足以证明该《委托函》系珠海洲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梁××委托国年公司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缺乏合法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的规定，梁××应向珠海洲际公司返还该4560万元款项。（３）关于国年公司是否应向珠海洲际公司承担返还款项责任问题。．．．．．．国年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合理说明其收取的4560万元款项的流向，应视为国年公司仍占有涉案款项，在梁××收取涉案款项缺乏合法根据的基础上，国年公司占有该款项亦无依据，应共同向珠海洲际公司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
【解读２】2011年12月14日，从378账户转账给国年公司4560万元，国年公司收款账户为00×××71（以下简称071账户），开户银行为上海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应珠海洲际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向宝生银行调取了从珠海洲际公司378账户转账给国年公司4560万元的转账支票、预留印鉴卡、开户资料，宝生银行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情况说明。据此查明：珠海洲际公司在宝生银行预留的印鉴为“珠海洲际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杨××印”，预留印鉴卡显示珠海洲际公司会计负责人为杨××、出纳为余××，案涉4560万元支票上所盖的印鉴与该公司在宝生银行预留的印鉴相同。另外，珠海洲际公司确认案涉4560万元转账期间其财务专用章是由左××保管。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01民终1181号
【裁判摘要】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并非公司行政印章和合同专用章，该印章不能代表公司对外进行商业交易，加盖该印章的结算单及欠条不能约束公司——本案中，存宝公司主张其与照宇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其应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其诉讼中提供了结算单及欠条为证，结算单和欠条上加盖了照宇公司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并由刘某某１或其聘请的人员刘某某２的签字。对此，本院认为，照宇公司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并非照宇公司行政印章和合同专用章，该印章不能代表公司对外进行商业交易，存宝公司对此应负有谨慎注意义务，加盖该印章的结算单及欠条不能约束照宇公司。刘某某１或刘某某２并非照宇公司工作人员，两人在结算单和欠条上的签名的法律后果，不能由照宇公司负担。存宝公司未和照宇公司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在供货时也未要求刘某某１提供其能代理照宇公司的书面材料，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照宇公司没有参与，未确认刘某某１的行为。存宝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善意无过失地相信刘某某１或刘某某２具有代理照宇公司的权利，故存宝公司主张其与照宇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照宇公司应支付货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