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746号
【裁判摘要】《章程》第十八条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公司法》有规定的除外，按照本章程的规定执行；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百分百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此处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于上述情况下最低份额表决权的限定，该条款并未否定公司章程为上述情况设定更高份额的表决权，原审法院依据该四十三条的规定，宣告案涉章程第十八条第二款无效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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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提字第8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述条款明确赋予了公司股东对股东或公司高管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诉讼权利。现业成公司以付某某在作为业成公司的股东及公司高管期间，私自通过借款、出差、公用(未向公司报账)等理由从公司共借支资金l4190416.18元，既不归还，也不报账为由，请求付廷柽归还上述款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应当对业成公司的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颁布的《关于职工执行公务在单位借款长期挂账发生纠纷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与2013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具有特殊身份的股东及公司高管的规定不同，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原审裁定驳回业成公司的起诉不当，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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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10号
【裁判要旨】公司对外担保是否召开股东会以及是否形成决议是公司内部控制程序，不能约束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第三人。
【裁判摘要】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14年12月25日，姚某１、姚某１作为付款方，熊某某、杨某作为收款方以及金德源公司、明峰公司、姚某作为担保方签订《付款协议书》，约定担保方自愿为付款方向收款方履行合同义务承担担保责任，且担保方声明公司担保已依法获得公司股东同意。故金德源公司应按照上述约定对姚某１、姚某２欠付熊某某、杨某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依据《付款协议书》的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金德源公司、姚某１、明峰公司对股权转让款78781884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金德源公司提出其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违反公司章程和公司法规定，属无效担保的上诉理由，因其签订的《付款协议书》合法有效，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所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须经股东会决议是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并不涉及公司以外第三人的审查义务。公司是否召开股东会以及是否形成决议，是公司内部控制程序，不能约束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第三人。故金德源公司据此主张其担保行为无效不能成立，对其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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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闽民终字第581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上诉称：王某某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才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未经开庭直接按王某某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程序违法。二审法院认定：王某某在一审庭审后，根据五市政公司宁武高速公路（南平段）B1合同项目经理部2014年1月10日支付工程款60万元的事实，将原诉求的工程欠款数额由3934969元调减至3334969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未损害五市政公司合法权益，五市政公司关于原审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5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151号
【裁判摘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申请公司强制清算,其目的是通过解散公司收回其股东投资以及收益从而退出公司。本案中虽然公司经营期限届满，具备了公司章程约定的公司清算条件，但在本案诉讼中，公司其他股东愿意通过股权收购方式收购林时进股权以使公司存续，该公司自力救济的方式有利于打破公司僵局，保护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利益，林某某的股东权利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因此，林某某仅以公司经营期限届满为由申请公司强制清算，原审法院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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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5)浙杭刑终字第676号
【裁判摘要】原判认定：2008年以来，被告人徐某在担任建德市三都镇三江口村党总支书记期间，违反财务管理制度私设“小金库”。后被告人徐某以没有保留必要为由，于2010年4月将“小金库”相关会计凭证予以销毁，涉及金额为人民币324288.7元，后又于2013年12月再次将“小金库”相关会计凭证予以销毁，涉及金额为人民币2589035.34元，两次涉及金额合计为人民币2913324.04元。．．．．．．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某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本院认为，上诉人徐某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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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817号
【裁判摘要】关于减资股东和其他未减资股东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尽管公司法规定公司减资时的通知义务人是公司，但公司减资系股东会决议的结果，是否减资以及如何进行减资完全取决于股东的意志。本案中，东方物产公司的减资股东在明知公司对外所负巨额债务而未清偿的情形下仍旧通过股东会决议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并向工商登记部门出具虚假的情况说明，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损害了东方物产公司的偿债能力，故减资股东的行为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程序瑕疵的减资，对已知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则本质上造成同抽逃出资一样的后果，故在立法未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原审法院比照抽逃出资的责任认定五名减资股东在各自减资范围内对东方物产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两上诉人主张不应承担责任以及即便承担责任也应在收到退资款的范围内承担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而其他未减资股东虽未减少出资额，但在明知公司负债的情形下仍同意减资股东的减资请求，导致公司现无法以自身的财产偿还所欠宝联鑫公司全部债务的结果，也应当对减资股东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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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吉中民三终字第158号
【裁判摘要】张某某受让谢某转让的股权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为确认本案合同效力的焦点问题。对此，原审法院认为，第一，贾某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张某某受让谢颖股权行为非善意；第二，谢某陈述交易价格为7万元，等于入股时原价，明显不合理，应由张某某举证证明其系以合理价格受让股权，现张某某提举了谢某收取“股金款”37万元的收据，证明双方的交易真实价格为37万元，此价格与入股时原价溢价比为500%，张某某已尽举证责任。现贾某某仍认为价格不合理，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贾某某举证证明，贾某某提请对光大公司资产进行评估，以此确认股权的实际价值，本院认为，公司资产是影响股权价值的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公司股权价值还受公司的经营状况、获利能力、发展前景、品牌效应、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贾某某的要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认定张某某系以合理价格受让股权。第三，张某某受让股权后，依照法律规定，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综上，依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张某某受让谢某股权行为属于法律上的善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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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商终字第00419号
【裁判摘要】从在案的《出资证明》及双方往来函件的内容来看，由于国美公司其他股东均认可施某某的股东身份，故无需再履行公司法司法解释所规定的需其他股东决议同意的显名程序，原审法院径行判决国美公司为施恩初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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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四终字第30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据此请求判令向审批机关办理报批等手续没有依据。
【裁判摘要】本案中，郑某某与陈某某于2006年1月4日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某某将其持有的龙岩恒发公司的全数股权转让给郑某某，交易价格为龙岩恒发公司固定资产账面净值核算作价11000万元（此为100%股权价），郑某某应在2006年2月28日前支付现金2000万元到陈某某指定账户，从2006年1月1日起龙岩恒发公司的所有经营收益归郑某某所有，郑某某同时承担龙岩恒发公司经营风险等。从上述内容看，陈某某意欲转让龙岩恒发公司的股权，郑某某意欲受让龙岩恒发公司的股权。由于陈某某并非龙岩恒发公司的股东，陈某某仅仅是龙岩恒发公司的股东之一香港恒发公司的股东之一，其无权与郑某某直接签署转让龙岩恒发公司股权的协议。因此，应当认为，虽然该《股权转让协议》具备一般合同要素，构成一份合同，且该合同成立，但其并不构成转让龙岩恒发公司股权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并非正式的转让龙岩恒发公司股权协议，但却是郑某某与陈某某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由于《股权转让协议》并非直接导致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的合同，因此即使未经审批机关批准，也不因此影响该合同的效力。此外，由于陈某某是占香港恒发公司70%股份的股东、香港恒发公司是占龙岩恒发公司90%股份的股东，陈某某是龙岩恒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某某有理由相信如果陈某某信守承诺积极配合，能够最终实现龙岩恒发公司100%股权转让给郑某某的意愿。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并非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该《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原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正确，但其认定该协议系意向书并非合同且不能成立欠妥，应予纠正。由于该《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正式的转让龙岩恒发公司股权的合同，因此，郑某某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请求判令香港恒发公司、龙岩恒发公司共同向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办理报批手续、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没有依据，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原审法院没有支持郑某某该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然而，《股权转让协议》是一份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拘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否则即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综观本案，郑某某与陈某某签订合同后，
摘要2：【裁判摘要（续）】陈某某通过龙岩恒发公司董事会聘任郑某某担任龙岩恒发公司的总经理，郑某某实际对龙岩恒发公司进行了将近两年的经营管理，龙岩恒发公司的经营状况得到了改善。郑某某积极履约，陈某某亦应积极推进龙岩恒发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如果陈某某坚持不继续推动将龙岩恒发公司股权转让给郑某某的进程，且对其不积极作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则合同对其拘束力无法得到体现。虽然郑某某关于办理股权转让报批、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但其通过该请求已经表达了希望陈某某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如果合同确实无法继续履行，郑某某可以通过另案起诉，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从而获得相应的司法救济。
【解读】基本案情：（１）陈某某是占香港恒发公司70%股份的股东、香港恒发公司是占龙岩恒发公司90%股份的股东，陈某某是龙岩恒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２）郑某某与陈某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某某将其持有的龙岩恒发公司的全数股权转让给郑某某（由于陈某某并非龙岩恒发公司的股东，陈某某仅仅是龙岩恒发公司的股东之一香港恒发公司的股东之一，其无权与郑某某直接签署转让龙岩恒发公司股权的协议。因此，应当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成立并生效但其并不构成转让龙岩恒发公司股权的协议）。（３）《股权转让协议》是一份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拘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否则即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果合同确实无法继续履行，郑某某可以通过另案起诉，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从而获得相应的司法救济。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四终字第11号
【裁判要旨】以间接持股方式投资并控制公司权益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而非隐名投资者。
【裁判摘要】徐某某、吴某某原系置乐集团的股东。置乐集团在我国内地设立了全资子公司置乐公司，并在讼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已经从海工处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因此，徐某某、吴某某是以间接持股的方式投资并控制置乐公司权益，系置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非置乐公司的隐名投资者。这种间接持股的方式，不是委托投资，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的委托他人代持股情形，更不存在隐名投资者显名成为股东的问题。徐某某、吴某某请求确认其系置乐公司实际投资人，从而显名成为置乐公司股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亦无需进一步查明徐某某、吴某某在置乐公司土地购买及开发过程中投入资金的情况。原审法院未准许徐某某、吴某某的调查取证申请，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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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四终字第19号
【裁判要旨】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予以撤销。
【解读】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１年，以其财产为原先没有提供财产担保的债务新增抵押担保的行为导致本可用于向普通债权人清偿的整体财产数额减少，损害了破产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在此情况下，管理人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
摘要2：【摘要】关于成都太子奶公司的抵押担保责任问题。成都太子奶公司没有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以反诉方式主张撤销权诉请，而是由其管理人向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撤销权纠纷诉讼，并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该撤销权纠纷案的管辖权争议已于2010年3月4日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作为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由于该案处理的是成都太子奶公司与苏格兰银行之间的抵押合同是否具有可撤销情形的问题，本案中成都太子奶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须以该撤销权纠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原审法院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中止审理本案不当。目前该撤销权纠纷案已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本案现已具备继续进行实体审理的条件。从该撤销权纠纷案终审判决查明认定情况看，成都太子奶公司确系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以其财产为原先没有提供担保的债务新增抵押担保。成都太子奶公司的上述行为导致本可用于向普通债权人清偿的整体财产数额减少，损害了破产债权人的整体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成都太子奶公司与苏格兰银行的《机器设备抵押合同》以及双方办理抵押登记的行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本案原审判决关于成都太子奶公司以抵押物对北京太子奶公司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判项应予撤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510号
【裁判要旨】破产企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属于破产财产，企业破产后划拨土地使用权可由政府无偿收回，破产企业无权处分该划拨土地使用权。
【裁判摘要】毛纺织厂原系本案争议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人。因毛纺织厂破产，其占用的涉案划拨土地根据有关政策由人民政府无偿收回，并非毛纺织厂的破产财产。再审申请人彭某某认为其系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并提交了商水县劳动局的用地申请、其与商水县纺织印染总厂签订的用地转让协议、缴款凭证、《商水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收回土地使用权的申请》等作为主张依据。首先，因毛纺织厂破产后，涉案土地由人民政府无偿收回，毛纺织厂占用的土地不是破产财产，故毛纺织厂无权处分涉案土地。彭某某亦未提供证据证实人民政府将涉案土地划拨或出让给商水县纺织印染总厂使用，故彭某某与商水县纺织印染总厂签订的用地转让协议不足以证实其系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其次，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取得划拨土地使用权须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并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而彭某某提供的商水县劳动局的用地申请、《商水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收回土地使用权的申请》、缴款凭证等均无法证实其已按照法律规定完成了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审批程序。再审申请人彭某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系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商水县政府作出的28号批复未侵害彭某某的实体权益。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彭某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解答】破产企业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属于破产财产。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909号
【裁判摘要】诉讼时效制度的基本价值不仅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更在于平衡权利人和义务人的利益关系。由于双方转让的是划拨性质的土地使用权及其上的房产，需要办理出让手续并取得房产证后才能进行转让过户，因此双方签订协议之时案涉房地产尚不具备转让过户的条件；直至2007年美田公司办妥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取得房产证时转让条件才得以具备，但美田公司此时并未通知正田公司，正田公司对此亦不知情。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正田公司主张房地产过户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当从美田公司办妥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取得房产证并通知正田公司后才开始计算，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取向，并无不当。美田公司申请再审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土地受让方的过户登记请求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二终字第164号
【裁判摘要】根据《担保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根据该规定以及房地产交易当中房随地走，地随房走，即房、地产主体一致的原则，本案双方当事人仅对厂房和办公楼办理了抵押登记，而未对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土地一并抵押的情形，并不必然导致厂房和土地使用权抵押部分无效的结果。《担保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以城市房地产或者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办理抵押登记的机关“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山东省人民政府于1996年4月23日以鲁政字（1996)68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以企业厂房等建筑物签订抵押合同进行登记管理的批复》，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以企业厂房等建筑物签订抵押合同进行登记管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7月31日以鲁法经(1996)67号通知转发了该批复，认可企业厂房等建筑物设定抵押，在工商机关办理抵押登记即生效。因此，本案所涉厂房等房产抵押在枣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赛工商（98)抵登记‘第8037号抵押登记，符合《担保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的关于抵押登记的规定。原审法院以未经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为由，确认上述抵押部分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案涉及抵押房产占用范围内的土地系属国有划拨土地，双方当事人在办理（98)枣中银信业字第WDT-01号抵押合同项下企业房产和办公楼登记时，该房产抵押登记书中并未显示土地的内容。故虽应认定厂房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并抵押，在抵押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抵押权，但因该土地部分抵押未进行登记，因此不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被上诉人地毯公司仅以土地未经主管部门办理抵押登记进而认为房屋抵押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地毯公司在明知《条例》规定房地应一并抵押、且划拨土地抵押须经批准的情况下，仍无视法规规定，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房产进行抵押登记。在其违约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导致纠纷发生后，却以此不符合《担保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认定抵押条款无效为由提出抗辩，有违诚信。因此，本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上诉人信达公司关于对合同项下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上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2266号
【裁判摘要】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土地为行政划拨土地，横岭塘公司出租划拨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未取得主管部门的批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有关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出租、抵押的规定，根据该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主管部门有权没收其非法收入并处以罚款。由此可见，该条例有关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出租、抵押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横岭塘公司与坪山志生厂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为无效合同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873号
【裁判摘要】关于超建部分的利润分配问题。依据妇儿医院与五洲公司所签订合同的性质，妇儿医院作为合作开发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分享合作利益。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为共享合同利益。妇儿医院以土地使用权为出资，理应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五洲公司作为合作方已经享受到政府对涉案项目给予的各项优惠。虽然双方当事人在1999年4月26日签订的合同中对超建面积的分配未作约定，原审法院结合涉案合同性质及实际履行情况，已经考虑到双方对土地预期利益的期待及建设资金的投入情况，酌定按照5：5的比例对于超建部分进行分配，并无不当，亦未损害五洲公司的预期利益。
摘要2：
摘要1：——违法建筑所涉房地产项目利益分配及有关诉权问题
【裁判要旨】房地产项目利益是一个集合概念，一般包括房屋所涉物权、对应的土地使用权、项目利润等权益。未经依法批准、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擅自变更工程规划而建造的建筑，属于违法建筑。违法建筑所涉房地产项目利益本质上属于非法利益，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不宜列为民事诉讼标的，相关利益方也不享有合法诉权。对违法建筑所涉房地产项目利益纠纷，应以行政权处置为先，司法权处置为后，以防通过司法程序将非法利益“洗白”。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抗字第14-1号
【裁判摘要】根据本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适用该条文需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符合该司法解释条文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二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提出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涉案房地产未经有批准权的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亦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无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效力如何，只要当事人请求分配该合同项下的房地产项目的利益，则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条文的规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在涉案合同被一审法院释明为无效的情况下，羽舜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沈志坚返还被占用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由于涉案房地产项目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已经通过合作开发转化为合同项下的房地产利益，不因合建合同的效力而受影响，故原审法院对当事人诉请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检察机关认为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确定的返还原则，支持羽舜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意见忽略了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已经通过合作开发合二为一转变成房地产项目的现实，故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皖民四终字第00121号
【裁判摘要】曹某某、刘某与程某某、陈某某，刘某某签订的《地基转让协议》中，不仅包含地基转让内容，还包含土地平整、房屋建设及售房款分配等内容，故该协议虽名为地基转让协议，实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且建设基本完成。因案涉各方合作开发的土地为集体土地，且该地块至今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亦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财产性质不能确定。据此，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驳回曹某某、刘某的起诉及程某某、陈某某、刘某某的反诉，符合法律规定。曹某某称其请求返还款项为投资款，与案涉房地产项目利益无关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一审法院认为：由于案涉地块属集体所有，开发过程中既未取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亦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导致已开发的金碧商住小区未能如期全部售出。为此，曹某某、刘某以合同无效为由主张返还预付款并计付利息，程某某、陈某某、刘某某以合同无效为由要求按其已完成工程的工程款计算损失，其实质都是以收回投资的方式请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依法需经批准的房地产建设项目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请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曹某某、刘某的起诉；驳回程某某、陈某某、刘某某的反诉。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辽民一终字第00262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类型：（一）土地转让；（二）利用土地与地方合作建房；……”、第十二条“转让军用土地使用权，不论数量多少，一律报总后勤部审批。……”、第二十二条“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实行许可制度。解放军土地管理局根据军委、总部的批复文件，收取土地转让费后，核发《许可证》。不按要求缴纳土地转让费的，不发给《许可证》，没有《许可证》的转让项目禁止转让”之规定，军用土地转让、与地方合作建房必须报总后勤部审批，取得《许可证》。93176部队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新型公司合作建房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93176部队、新型公司亦均认可该项目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案中，93176部队依据其与新型公司签订的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提起诉讼，要求分配案涉项目利益。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依法需经批准的房地产建设项目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建设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擅自变更建设工程规划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起诉请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之规定，驳回93176部队的起诉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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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民终字第00128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房地产建设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请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本案中，当事人签订了《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但未办理相关房地产开发手续，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因此，当事人要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虽然高某某、陈某某在原审中变更了诉讼请求，仅要求返还两人的出资款，但是否应当返还出资款必须对涉案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清算，核定收入、成本等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因此，原审法院认为高某某、陈某某的诉讼请求实质上仍属于请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并据此驳回高某某、陈某某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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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04民终2768号
【裁判摘要】虽然上诉人诉请确认案涉商铺的所有权并要求返还商铺，但两方纠纷的起因是合作建房，故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实质是请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并无不当。对于变更建设工程规划建设合资楼的事实，有各方签订的《〈旧屋改造合作建房合同书〉的补充协议书》可以证明，上诉人对此也未持异议，且案涉的合资楼至今未取得新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故原审法院作出当事人擅自变更建设工程规划的认定并无不当。因此，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提出其诉请与合作建房合同无关、两项诉讼请求可分开处理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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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200号
【裁判摘要】关于《六二三路十八甫南地块（F幢）商用楼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当事人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从广州道扩办与鸿璟公司签订的《六二三路十八甫南（F幢）地块商用楼合作协议》的内容来看，鸿璟公司作为协议的乙方，根据该协议中乙方权利和义务的约定，乙方承担的不仅仅是出资的义务，还负责选定有相应施工资质的公司承担项目的施工，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并确保在限期内建成投入使用。合作项目建成后，鸿璟公司才享有对合作项目经营的权利，现合作项目至今未建成，这正是鸿璟公司所应承担的风险。鸿璟公司以其与广州道扩办的合作协议其不承担风险，双方为租赁合同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定。原审法院认定广州道扩办与鸿璟公司签订的《六二三路十八甫南（F幢）地块商用楼合作协议》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鸿璟公司、黄章雄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01民申490号
【摘要】关于涉案合作协议的性质效力问题，一、二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认定该协议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因合同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该合同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鲁民申62号
【裁判摘要】对于租赁协议的效力，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集体财产的，需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的规定，只是为了对村委会行为进行规范管理，村委会与他人签订租赁合同并不为法律所禁止，该条规定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该协议书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原审的认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王某某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租赁（或承包）本村集体荒山经营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不属于村民会议讨论的范畴。沙埠居委会再审申请书中提到的《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原审判决并未涉及到，不存在据此认定协议效力问题。因此，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２４条第１款第８项“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集体财产的，需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该协议书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70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核心争议是再审申请人吴某某１、吴某某２与再审被申请人东营市政府为西郊公司颁发297号证的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经原审法院查明，山东省人民政府于2005年12月作出鲁政土字〔2005〕1412号《关于东营市2005年第六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征收东营区史口镇土地393524平方米。再审被申请人于2007年6月作出东政土批字〔2007〕51号《关于向东营市西郊铁路货场有限责任公司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同意将其中的208329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给西郊公司。在山东省人民政府所作上述批复生效后，涉案土地即被征收为国有，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其使用该地的合法权益亦因征收行为的作出而终止。在再审被申请人于2008年6月为西郊公司颁发297号证时，再审申请人与该颁证行为的利害关系便因土地征收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而阻断。且再审申请人亦未向本院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故一、二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土地被征收后原土地使用权人与后续土地出让行为无利害关系，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1：【案号】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粤05行终8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本案中，广州坚持公司认为南澳国土局于2014年8月20日作出南国土资[2014]99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位于南澳县钱澳国公山地段10.03亩国有土地使用权，于2014年12月26日向南澳国土局邮寄《异议函》，提出异议，在南澳国土局未予答复的情况下，迳直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广州坚持公司起诉请求的“撤销汕头市南澳县国土资源局关于收回南府国用[2000]字第特261号的土地使用权、注销土地使用权决定”事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的情形。广州坚持公司虽曾就汕头市南澳县国土资源局作出的南国土资[2014]99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向南澳国土局提出异议，但并未先申请行政复议，迳直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对于广州坚持公司提起的行政诉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
摘要2：【解读】收回闲置土地决定属于复议前置的具体行政行为。
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黑行申30号
【裁判摘要】耐火材料厂自1996年始进行了股份合作制企业改造，将该企业性质由原来的集体企业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至么某某提起本案诉讼时，该企业性质仍然为股份合作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股份制企业的股东是企业的内部权利人。股东的权益在股份制企业中被完全吸收，企业的利益就是股东的利益。在股东认为行政行为侵犯企业合法权益时，若允许股东以自己名义提起行政诉讼，诉讼的后果却由企业承担，必将涉及诉讼成本和正当程序问题。保护诉权的原则不是无限制的。在考虑保护诉权的同时，还应当保护诉讼程序和其他当事人（企业、其他股东、行政机关）的合法权益。据此，在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不主张权利时，该企业的股东大会可以决定推选诉讼代表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关，有权决定企业的重大事宜。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亦有权以该企业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么某某虽为耐火材料厂股东，但其以个人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正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583号
【裁判摘要】在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情况下，当事人不可以同时起诉原行政行为和复议机关不作为——在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情况下，当事人有两种法律救济手段可以选择：一种是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因为可能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实质上仍是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复议机关尽管没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但在法律没有规定行政复议必须是前置程序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当事人直接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且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还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争议。另一种是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如果当事人坚持认为复议机关应当受理其复议申请，也可以以复议机关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虽然法律规定了上述两种救济手段，但却不可以同时进行，而应当选择其一。这是因为，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目的是要求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和处理；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直接的诉求虽然是要求人民法院撤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决定，但撤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的效果，则必然导致复议机关同样要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和处理。如果同时起诉原行政行为和复议机关不作为，就会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造成人民法院和复议机关的重复劳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还违反了司法最终原则。司法最终原则是指，行政复议活动虽然是行政争议的重要救济方式，但却不是最终裁决，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才是最终决定。据此，行政复议法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除外。”司法最终原则也决定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当是一种先后关系，而不能针对同一个争议同时进行这两种法律程序。因此行政复议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又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请行政复议。”就本案而言，人民法院的正确处理方式应当是告知原告只能择一而诉，要么起诉原行政行为，要么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刘某某在本案中的诉求为“确认遂宁市水务局存在行政不作为；确认四川省水利厅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违法并予以撤销，由四川省水利厅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既直接起诉了原行政行为，又起诉了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在刘某某经法院释明后拒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虽然原审法院以刘某某对遂宁市水务局
摘要2：（续）行政不作为提起的诉讼不属于该院管辖为由驳回起诉理由欠妥，但裁定驳回起诉的结果亦无不妥。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645号
【裁判摘要】起诉期限不同于诉讼时效不能中断或者中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政诉讼实行的是起诉期限制度。所谓起诉期限，是指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不服某项行政行为时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行使行政撤销权的时间限制。它是比照民法上的除斥期间和诉讼上的上诉期间进行设计和变造，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法上的法定期间，不能中断或者中止，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设置起诉期限制度的目的和功能，在于维护行政行为的效力，以确保行政法律关系的尽早安定。而民法通则对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有所不同。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而且，诉讼时效期间为可变期间。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但这是基于行政协议的履行之诉与民法上的合同履行之诉有诸多相同点而做出的特别规定，起诉行政机关作出的单方行政行为，仍然要适用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的规定。本案中，陈某某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五河县政府征收其土地的行为违法，就是针对行政机关单方作出的一个征收土地行为提起的诉讼。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陈某某于2012年9月底便已知道被诉土地征收行为的内容，其于2015年7月21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二年起诉期限。二审法院裁定驳回陈永利上诉，维持一审驳回起诉的裁定，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陈某某还主张，五河县政府并未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应当视为放弃时效抗辩权利，故二审法院不得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驳回起诉裁定。本院认为，固然，民法上的时效不是权利消灭的原因，它只给予义务人一个抗辩权。如果义务人不作为，即不行使他的抗辩权，则请求权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执行。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也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但在行政诉讼中，通常并不适用时效制度，而是适用起诉期限，已如前述。
摘要2：（续）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是否遵守起诉期限属于起诉条件的一种，对于起诉条件的审查，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不用等待当事人的申请，也不用基于当事人的抗辩。对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71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该条规定耽误起诉期限的“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是指除不可抗力以外不能归责于起诉人自身的正当事由。比如，当作为被诉行政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诉讼尚处于持续状态，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对起诉人的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结果为前提时，起诉人不可能在当时就对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此时，等待民事诉讼生效裁判结果，就可以构成该条规定的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也正是基于上述法理作出规定，即“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因前述事由耽误起诉期限，起诉人在民事裁判生效前提起行政诉讼的，如果经审查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而不能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本案中，肖某某与陶某某因《联建新住房协议书》引发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民事诉讼，肖某某于2015年6月8日在该民事诉讼庭审质证过程中得知预××号国土证。肖某某与陶某某签订的《联建新住房协议书》，是陶楚兰申请办理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行政登记的权属来源依据，被诉的预××号国土证颁证行为是否对肖云英的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需以该民事诉讼的裁判结果为前提。基于行政法上的信赖原则及司法最终确定原则，该民事诉讼一直处于持续状态且至今尚未审结，预××号国土证将陶楚兰登记为涉案土地使用权权利人之一，是否对肖某某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也处于待定状态，肖某某不可能在该民事诉讼庭审时即提起对预××号国土证登记行为的行政诉讼。只有在该民事诉讼裁判生效后，肖某某才能确定预××号国土证登记行为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肖某某于2017年1月1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显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虽然其没有等待该民事诉讼裁判生效即提起行政诉讼，但其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一审法院予以受理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