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执复68号执行裁定书
【裁判要点】根据民事调解书和调解笔录，第三人以债务承担方式加入债权债务关系的，执行法院可以在该第三人债务承担范围内对其强制执行。债务人用商业承兑汇票来履行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虽然开具并向债权人交付了商业承兑汇票，但因汇票付款账户资金不足、被冻结等不能兑付的，不能认定实际履行了债务，债权人可以请求对债务人继续强制执行。
摘要2：【裁判摘要】涉及票据的法律关系，一般包括原因关系（系当事人间授受票据的原因）、资金关系（系指当事人间在资金供给或资金补偿方面的关系）、票据预约关系（系当事人间有了原因关系之后，在发出票据之前，就票据种类、金额、到期日、付款地等票据内容及票据授受行为订立的合同）和票据关系（系当事人间基于票据行为而直接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中，原因关系、资金关系、票据预约关系属于票据的基础关系，是一般民法上的法律关系。在分析具体案件时，要具体区分前述四种关系，不能混为一谈。
【摘要】于此还需指出的是，文峰公司既是案涉汇票的付款人，亦是出票人，当票据未获付款时，可能产生的票据法律关系后果是中建三局一公司作为持票人依法可向作为出票人的文峰公司行使追索权。但是，该追索权是否确定产生以及应如何行使，在未经诉讼等实体处理程序确认前，执行程序无权认定，当事人亦不得要求执行法院据此直接执行。因此，中建三局一公司以文峰公司未支付票据款项作为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注解１】（１）义务人履行票据签发义务仅为履行票据预约层面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票据原因层面的付款义务就此免除；（２）如果商业承兑汇票因票据付款账户余额不足、被冻结而不能兑付，持票人可要求义务人继续履行付款责任。
【注解２】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当事人接受票据作为支付合同款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其放弃基础法律关系中的债权，在票据到期未被承兑的情况下，其有权继续向直接前手主张合同款。
- 日期： 06-24 16:4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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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再2号
【裁判摘要】第一，本案系配偶一方依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请求排除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房产的执行，并非基于房屋买卖关系提出的排除执行请求，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进行审理。配偶依据离婚协议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综合审查认定配偶与被执行人之间就涉案标的所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判断配偶对涉案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合法权益，而非仅仅凭借涉案标的的权利外观判断是否应予执行。二审法院径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仅凭涉案房屋的物权登记认定孙莉对涉案房屋不享有排除执行的合法权益，认定事实不清且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第二，人民法院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产采取执行措施，被执行人的原配偶以双方已经离婚且案涉房屋已经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约定归其所有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如其提供证据能够证明其对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没有过错，且离婚财产分割行为早于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债务形成时间的，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46号
【裁判要旨】以转让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形式实现土地使用权或项目转让的目的并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裁判摘要】案涉《转让协议》的名称为“房地产项目暨股权转让”，具体内容包括华能公司全部股权转让和该公司武源小区开发项目转让的权利义务约定，因此，双方当事人签订《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以股权转让的方式进行房地产项目转让，但双方之间基于《转让协议》所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该《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转让方的合同义务不仅包括将华能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陈某某等三人，还包括与房地产项目转让相关的合同义务；受让人的合同义务则主要是分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据此，一审判决将《转让协议》定性为股权转让协议，并无不当，但该判决认为陈某某等三人受让了华能公司全部股权，即已实现了合同目的，则欠妥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长中民二终字第04698号
【案情】
（１）《（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中约定截止2010年12月15日公司所有负债（包括或有负债）不超过3150万元，超过部分由股权出让人承担，各方确认了截止2010年12月15日由公司承担的负债，并制定了《继蒙制药公司负债一览表（截止2010年12月15日）》作为补充协议的附件，其中未体现本案诉争的借款债务。
（２）上述股权（股份）转让系列协议中均约定：因协议引起的争议调解不成的，均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仲裁。
（３）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是较为复杂的股权转让纠纷，原告隐瞒仲裁协议而以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规避仲裁管辖，请求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裁判摘要】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蒙某某起诉请求被上诉人科兴继蒙公司偿还2007年至2009年的借款属于继蒙公司2010年12月15日之前的债务，系股权转让纠纷的内容之一，从属于股权转让合同，因此，本债务应受股权转让协议的约束。因《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借款协议书二》均约定纠纷解决方式为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总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仲裁，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作为《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补充，又未对纠纷解决方式作出特别规定，因此，涉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纠纷均应通过仲裁裁决，故本案纠纷亦应通过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摘要2：【解读】当事人起诉公司要求偿还的借款已经股权转让时各方对目标公司债务承担进行了约定，故本案诉争的借款债务纠纷系股权转让纠纷内容之一，从属于股权转让合同，应受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仲裁管辖约束。对于确应当由仲裁机构管辖的案件，法院不能直接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只能裁定驳回起诉（《仲裁法》第５条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44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与合作合同对利润分配与额外投资的返还均是通过不同条款单独列明，因此额外投资返还是与利润不同收益分配方式，相关纠纷不属于盈余分配纠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福德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判令黄黄公司向其支付应分未分的额外投资返还款项及利息，其诉请的依据是《章程》第48条对额外投资返还的约定。．．．．．．因此，本案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是围绕合作企业黄黄公司是否应依据《章程》给付额外投资款而产生。当事人有权选择不同的途径依据不同的基础法律关系向不同的主体主张权利，本案福德公司不是依据合作合同向交投公司主张权利，而是依据公司章程向合作公司主张权利。黄黄公司工商登记的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本案属于公司的股东与公司之间因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公司的独特属性有关，并主要由公司法调整的商事纠纷，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故交投公司关于本案系合同纠纷的主张不成立。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是指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依法享有的请求公司按照自己的持股比例向自己分配股利导致的纠纷。但本案福德公司要求黄黄公司履行的是“额外投资返还”义务，而非基于持股比例要求分配股利。无论是公司章程还是合作合同，对利润分配与额外投资的返还均是通过不同的条款单独列明的，也说明额外投资返还是与利润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一审判决将案由确定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依据不足，本案案由应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摘要2：
摘要1：【要旨】不能排除执行说。即便系另案查封，且另案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但只要是在查封状态中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之情形。且在查封状态下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执行异议申请人对不动产不能办理过户是有预期的，其对未办理过户存在过错，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四项规定的“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之情形。故不能排除执行。
摘要2：【解读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６条第３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支持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司法查封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保全和执行措施，普通民事诉讼无权对其合法性、正对性进行审查，所作出的裁判结论也不能与寄存的查封效力相违背。
【解读２】不动产被司法查封，意味着该不动产上包含他人权利的实现，不论该权利实现涉及的是本案查封中的申请执行人还是另案查封中的申请执行人，只要因买受人没有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忽略了不动产已被司法查封导致无法登记，均应认定为属于买受人自身原因。
【解读３】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在另案查封期间、本案查封之前，即使另案查封已解除，买受人也不能对抗在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之后查封的本案查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6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查封属于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的保全措施，查封措施一旦执行，法律效力客观上及于社会全体。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自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4月14日查封涉案门面，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8日裁定对涉案门面轮候查封。2014年9月17日，李某某与祥发公司签订涉案《门面转让协议》时，涉案门面处于人民法院查封状态。因此，李某某主张其就涉案门面享有能够排除执行的权利，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审法院以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查封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本案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为由，认定《门面转让协议》属于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的买卖合同，并进而认定李某某就涉案门面享有的权利能够排除执行，适用法律有误，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本案系因李某某提出执行异议而引发的诉讼。在其执行异议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对其为支持异议而请求确认《门面转让协议》有效的主张，已无评判必要。
摘要2：【解读】另案查封之后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即使另案查封已经解除，也不能排除在不动产买卖合同签订后查封的强制执行。
- 日期： 03-07 13:5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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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358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纠纷源于王某某、陈某某将其拥有的天津华汉公司和上海鹏盛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曾某、夏某某后，曾某、夏某某未能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因而，本案纠纷系王某某、陈某某与曾某、夏某某因股权转让行为而产生。王目某、陈某某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是：．．．．．．．（备注：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并返还股权、股权返还登记、赔偿经济损失），以上诉讼请求中包含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请求两个公司对股权进行登记变更两个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合同是基础法律关系，应以股权转让纠纷来确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属于对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争议标的为给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故应当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王某某、陈某某要求曾某、夏某某履行给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此时接收货币一方为王某某、陈某某，合同履行地应为王某某、陈某某住所地。
摘要2：
- 日期： 03-17 09: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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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107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和存续力，否定一个行政行为的效力，需有确凿的证据。书证是行政诉讼证据的一种，在各类证据中占有突出地位。一般来说，书证所证明的事实内容比较明确，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可以作为证明待证事实的直接证据。正因如此，书证的采用通常适用“最佳证据规则”或称“原始文书规则”，依此规则，证据的提供者应当提供原始材料，如果提出非原始材料，则必须提供充足理由。
【裁判摘要２】诚然，无法与原件核对无误的书证也不是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我国法律之所以采用“原始文书规则”，初衷在于确保书证本身的真实性及其与案件的关联性。诉讼过程中，如果一方出示的书证并非原件，但各方对该书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或是该复制件的形成年代久远，又或该证据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则并非一概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３】所谓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是指民事争议为解决行政争议的基础，解决了基础民事争议，行政法律关系能够迎刃而解，或者才具备了解决的前提。在行政诉讼中存在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或者就相关民事争议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基础法律关系不解决，又缺乏令人信服的原始文书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效力概难推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926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有权提起诉讼，这是因为，对于不利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而言，侵权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而其原告资格总是显而易见。但对于“非相对人”而言，该款则特别规定，他必须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这里所说的“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自然包括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证明。具体来讲，作为“非相对人”的起诉人，不仅必须要证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权利，而且还要表明，该权利受到了那个并非针对他的行政行为的可能侵害。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曹某某请求撤销的是再审被申请人长治市政府为原审第三人牛某某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再审申请人对此主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系其购买，并由其一直使用至今，故认为其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长治市政府为牛某某颁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众所周知，房屋所有权是一种典型的不动产物权。．．．．．．据此，在行政诉讼中主张其不动产物权受到侵害，就应当出具不动产权属证书以为权利证明。不能提供相关权属证书，也就不能证明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二审法院认为曹某某与涉案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其房屋均有利害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３】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专门增加了在行政诉讼中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规定。即，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但是，如果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则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裁定中止行政诉讼，待基础民事争议先行解决后再恢复行政案件的审理。裁定中止行政诉讼，适用于行政案件和相关民事案件都在审理且都尚未审结的情形，而本案的情况则不同。根据生效的晋民再终字第44号民事判决的认定
摘要2：（续），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所有权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一基础民事法律关系事关行政诉讼的原告是否具有诉权，关乎行政案件能不能受理，必须在立案前先行解决。因此，二审法院认为曹某某应当在涉诉国有土地使用证上房屋所有权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确定之后，再对本案涉诉的土地行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提起行政诉讼，并据此维持一审驳回起诉裁定，并非如再审申请人所称是对诉讼条件的限制。
【裁判摘要４】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这一规定既是案卷主义的要求，也是中立原则的要求。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行为合法性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受“先取证，后裁决”规则的约束，被告提供的旨在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只能限于其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同样受案卷主义的约束，既不能接受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也不能为了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如果被诉行政行为是在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该行政行为就已经构成违法。但是，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证据也绝不仅仅限于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那些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就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包括起诉条件在内的那些诉讼程序事实，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调取。
【注解】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证据也不仅仅限于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那些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就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包括起诉条件在内的那些诉讼程序事实，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调取。
- 日期： 03-22 11:1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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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6553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规定：“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因本案郝某某在一审继续审理后申请撤销第一项“确认协议无效”的诉求，并变更诉讼请求为由渭滨区政府等连带赔偿因房屋被拆造成的损失。其对诉讼请求的变更已改变被诉行政行为基础法律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该变更申请不符合法定变更条件，对其变更诉求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6-20 10:2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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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91号
【裁判摘要】煤电集团、焦煤集团与德威煤业公司等为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资源而签订的系列合同中均约定了有效的仲裁条款，因这些合同发生的争议均应“提交太原仲裁委员会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煤电集团、焦煤集团与德威煤业公司等主体之间在设立德顺公司、晟聚公司、晋邦德公司、亚辰公司、德威管理公司并管理德顺公司、晟聚公司、晋邦德公司、亚辰公司过程中产生的与该系列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均不享有管辖权。．．．．．．本案就贷款合同纠纷与数个担保合同纠纷一并审理，属于诉的合并。华润公司作为原告，在本案中变更诉讼请求，实质上是要求将其与德威煤业公司之间《应收账款质押合同》项下的纠纷一并审理，在一审法院对此部分纠纷享有管辖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此与本案主合同纠纷以及其他数个担保合同纠纷合并审理并无不当。借贷法律关系与煤炭资源整合关系确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本案并非是将该两法律关系合并审理，而是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项下的纠纷与《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纠纷及相关担保合同纠纷一并审理。上诉人德顺公司、晟聚公司、晋邦德公司、亚辰公司、德威管理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违反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剥夺其在基础法律关系项下的实体救济权利的观点不能成立。当然，一审法院在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审理范围，资源整合各方就“提前介入过渡期间”四公司实现的收益是否存在、存在多少、归哪方所有等问题均应当通过仲裁解决，法院不能行使管辖权。
摘要2：
- 日期： 08-08 19: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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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债务人能否向保理商主张基础交易合同中对债权人的抗辩事由（最高法院民二庭第9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保理商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权利时，债务人能否向保理商行使其基于基础法律关系享有的抗辩权？
【法官会议意见】保理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保理交易涉及基础合同和保理合同两个法律管辖。基础合同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系应收账款债权债务关系，保理商与债权人之间系以应收账款转让为主要内容的保理合同关系。《合同法》第82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据此，基础关系中债务人对债权人享有的抗辩权，可以向保理商主张。
摘要2：
- 日期： 08-12 11: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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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350号
【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对登记在案外人名下财产采取执行措施，该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中应对该执行财产来源和流转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实质审查和认定。就本案而言，被执行人为新疆福宁公司，实际扣划的是郭某某个人账户中的资金，该资金是博乐市福宁公司支付给郭某某的款项，即执行标的所有权主体发生了两次变化。金钱系种类物，原则上占有即所有，郭某某以其个人账户接收博乐市福宁公司偿还温某某的借款，温某某对此并无异议，故郭某某账户中的资金应系其个人合法财产，又因其并非本案被执行人，故如要否定郭某某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应当查明以下四个方面的事实：一、温某某对新疆福宁公司的债权是否真实；二、新疆福宁公司与博乐市福宁公司的债权债务转让行为是否有效；三、新疆福宁公司和博乐市福宁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四、博乐市福宁公司将400万元支付给郭某某是否属于恶意规避执行的行为。（本案发回重审）
摘要2：
- 日期： 09-18 15:1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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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727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如何行使诉权以及固定诉讼请求，均属当事人的权利而非义务，并无法律规定“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时禁止当事人选择以“不当得利纠纷”作为案由提起诉讼；故梁某某关于在双方存在居间法律关系，珠海洲际公司却以不当得利作为案由，本身即自相矛盾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１）原审法院认为国年公司是受梁××委托收取案涉4560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２）此外，是否实际经办、收取案涉款项与是否取得该款项相应的经济利益，分属不同法律概念、事实范畴，两者间并无直接法律因果关系，故梁××关于其既未经手亦从未占有案涉款项，根本不能称为受益者，不符合不当得利“一方获有利益”的前提性构成要件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３）经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证据，珠海洲际公司股东会决议并不涉及委托贷款之外支付利息和其他综合费用的问题；且梁××于本案中对4560万元款项的性质和用途说法不一，而利明泰公司在另案及公安机关调查阶段所作陈述并未提及该费用的存在，本案也没有利明泰公司收款的证据能与梁旭龙所称相互印证，故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的规定，并综合全部案件情况后认为，梁××委托国年公司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缺乏合法依据，并判令梁××向珠海洲际公司返还该不当得利款项4560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终895号
【解读１】（１）本案应认定国年公司是受梁××委托收取案涉4560万元。（２）关于梁××是否有权收取案涉款项和应否返还该款项问题。梁××主张其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的主要依据是加盖了珠海洲际公司公章的《委托函》，其中载明委托梁××代为向利明泰公司偿还附加费用、罚息和其他费用。．．．．．．即出具《委托函》期间珠海洲际公司的印章处于梁××保管之下，单凭公章真实尚不足以证明该《委托函》系珠海洲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梁××委托国年公司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缺乏合法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的规定，梁××应向珠海洲际公司返还该4560万元款项。（３）关于国年公司是否应向珠海洲际公司承担返还款项责任问题。．．．．．．国年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合理说明其收取的4560万元款项的流向，应视为国年公司仍占有涉案款项，在梁××收取涉案款项缺乏合法根据的基础上，国年公司占有该款项亦无依据，应共同向珠海洲际公司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
【解读２】2011年12月14日，从378账户转账给国年公司4560万元，国年公司收款账户为00×××71（以下简称071账户），开户银行为上海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应珠海洲际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向宝生银行调取了从珠海洲际公司378账户转账给国年公司4560万元的转账支票、预留印鉴卡、开户资料，宝生银行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情况说明。据此查明：珠海洲际公司在宝生银行预留的印鉴为“珠海洲际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杨××印”，预留印鉴卡显示珠海洲际公司会计负责人为杨××、出纳为余××，案涉4560万元支票上所盖的印鉴与该公司在宝生银行预留的印鉴相同。另外，珠海洲际公司确认案涉4560万元转账期间其财务专用章是由左××保管。
- 日期： 09-29 17:0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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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295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利率、付息方式以及逾期付息的滞纳金等即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当事人约定将借款用于证券投资不影响借款合同性质为借款合同，不属于场外配资合同。
摘要2：【摘要】场外配资的基础法律关系亦是借贷关系，其本质上也是借贷关系的一种。只是由于场外配资存在于金融证券市场，因此须纳入金融法律法规监管的范畴。场外配资业务主要是指一些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来，配资公司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为确保融出资金安全，配资公司亦设置平仓线和预警线，当客户资金达到预警线，配资公司通知客户减仓或补保证金，一旦触及平仓线，配资公司有权平仓。可见场外配资合同因规避相关部门的行政监管而具有违法性，其主体、手段和权利义务具有与一般借贷关系所不同的特殊性，即其主体为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且以融资配资为业；手段上利用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二级分仓功能搭建融资平台。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科特公司出借20000万元资金给亿舟公司进行证券投资，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利率、付息方式以及逾期付息的滞纳金等，以上形式和主要合同内容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但《借款合同》中亦详细约定了出借资金以及亿舟公司保证金如何汇入万某某、涂某某、袁某某证券账户、如何购买股票，并设置了警戒线、平仓线等内容，这些约定与场外融资合同有类似之处，但与场外配资合同有本质差别。首先，科特公司不具有场外配资业务的主体特征。科特公司并非从事融资配资业务的专门公司或融资平台，其借款给亿舟公司进行证券投资的行为具有临时性和偶发性，与融资公司的专门性与经常性有本质性的区别，故科特公司不符合场外配资的主体特征。其次，虽案涉借款用于证券投资，但科特公司并未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二级分仓功能搭建融资平台，而是运用传统手段，将借贷资金打入合同指定的证券账户进行股票操作。故资金流入股市的方式亦不符合场外配资的操作流程。通过以上分析，案涉《借款合同》的法律性质为借贷法律关系，而非场外配资关系。
- 日期： 09-30 10:2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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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沪民辖终49号
【裁判摘要】《企业破产法》第３２条规定了管理人行使破产撤销权的路径为请求人民法院对个别清偿行为予以撤销，并未规定仲裁机构可以处理此类争议——破产撤销权是破产程序中《企业破产法》赋予破产管理人为保障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而对法定临界期内的清偿行为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的特殊权利，是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基于职责而以自己名义独立行使的职权。对于此类案件主要审查该法定临界期内的清偿行为本身是否减少了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否造成个别债权人偏颇性受偿、是否对公司有益。就本案而言，从争议性质看，本案处理的争议系欢兽公司对北京盈科律所的清偿行为本身是否符合破产撤销权行使条件而应予撤销，并非该清偿行为形成的原因关系或基础法律关系，案涉《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针对的是该清偿行为形成的原因关系或基础法律关系所产生的争议。从主体看，本案系欢兽公司管理人依职责以自己名义而非以欢兽公司诉讼代表人身份提起的诉讼。欢兽公司管理人并非案涉《委托代理协议》的当事人，北京盈科律所现以欢兽公司与其系权利义务的实际承担者为上诉理由要求适用仲裁条款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法律规定看，《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亦规定了管理人行使破产撤销权的路径为请求人民法院对个别清偿行为予以撤销，并未规定仲裁机构可以处理此类争议，故《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并不适用于本案，本案应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审理。北京盈科律所认为《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未禁止仲裁机构管辖破产撤销权纠纷的主张属理解法律有误，其该项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11-10 17:1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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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73号
【裁判摘要】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7年12月22日，市政公司与中赢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市政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中赢公司。2018年5月5日，中赢公司和向荣公司签订《四方中学内部承包协议》，约定：中赢公司将案涉工程承包给向荣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四方中学内部承包协议》均约定有仲裁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通常情况下，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然而，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市政公司与中赢公司及中赢公司与向荣公司均约定有仲裁条款，排除了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市政公司与中赢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中赢公司与向荣公司签订了《四方中学内部承包协议》，故向荣公司应当受到仲裁条款的约束。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需以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工程价款结算为前提，而前述事实的认定业经仲裁条款排除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向荣公司起诉及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向荣公司上诉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1-09 15:2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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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民再122号
【裁判摘要】在执行过程中，如建设工程承包人为被执行人，执行法院对案涉工程款债权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案外人以其系实际施工人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排除执行的，对于案外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相关解释中实际施工人身份、案外人提供的证据能够支持其所主张的债权数额，且主张的债权数额覆盖案涉债权的，对案外人的主张应予以支持。因此，在本案审理中，杨××是否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判断其是否能够排除对案涉工程款债权执行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依法予以审查。被申请人主张本案作为执行异议之诉不应直接审理确定杨佳伟是否具有实际施工人身份，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杨××为案涉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对案涉工程款债权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
摘要2：
- 日期： 01-11 19:5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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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诉
摘要1：解读：（１）不具有关联性的不同法律关系不能合并审理；（２）具有关联性（具有事实和法律上的牵连）的不同法律关系可以合并审理。
摘要2：【注解１】（１）法律和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不同法律关系能否合并审理；（２）可以参考《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３３条第２款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即不同法律关系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不同法律关系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可以合并审理。
【注解２】（１）“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规则的效力并不及于民事案件审理的所有领域；（２）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与确权之诉应当合并审理。
【注解３】本诉为合同纠纷，反诉为侵权纠纷，因反诉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和案件事实与本诉不同，不符合反诉的条件。
- 日期： 01-12 11:0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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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湘民申754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依据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无需查明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可直接依据该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加以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由此可知，当事人依据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无需查明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可直接依据该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加以裁判。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此前虽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了《借条》承诺偿还债务，该借条属于当事人通过清算，对各自的权利义务达成一致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故原判决认为案涉《借条》系双方通过清算达成一致的债权债务协议，无论双方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为何，被申请人可直接依据该协议向申请人主张债权，并据此支持申请人部分诉请于法有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3-03 16: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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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29号
【裁判摘要】恒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反诉状中列明的请求是确认云铜公司与万宝公司签订的《阴极铜买卖合同》及云铜公司、万宝公司与恒宸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无效，其目的在于抵消、排斥或者吞并云铜公司要求恒宸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但恒宸公司关于确认《阴极铜买卖合同》、《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无效的请求，因云铜公司的诉讼请求中已涉及到该合同效力问题，人民法院必须审理，故恒宸公司该项请求不构成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受理恒宸公司的反诉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本诉为合同纠纷，反诉为侵权纠纷，因反诉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和案件事实与本诉不同，不符合反诉的条件。
- 日期： 03-03 16: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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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一终字第164号
【裁判摘要】王××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反诉状中列明的请求是确认《合作开采协议》合法有效、要求判令雷××、冯××赔偿因合作开采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非法阻挠、干扰王××矿区生产经营损失及继续支付合作开采费用，目的在于抵消、排斥或者吞并雷××、冯××起诉的请求。但王××关于确认《合作开采协议》有效的请求，因雷××、冯××的诉讼请求中已涉及到该合同效力问题，人民法院必须审理，故王××该项请求不构成反诉请求。王××提出的第二项请求是针对雷××、冯××干扰其采矿区正常生产的侵权行为提出的，而雷××、冯××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履行《合作开采协议》提出的，二人所提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和案件事实不同，故王××的该项请求亦不符合反诉的条件。一审法院不予受理王××的反诉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１本诉请求：一、王××１、王××２共同返还雷××、冯××煤矿转让费2000万元；二、王××１、王××２共同赔偿雷××、冯××开采投入损失1900万元；三、本案诉讼费由王××１、王××２承担。
【解读２】反诉请求：一、确认王××与雷××、冯××签订的《合作开采协议》合法有效；二、判令雷××、冯××赔偿因其非法阻挠、干扰王××１矿区正常生产、工作秩序给王××１造成的经济损失2500万元；三、由雷××、冯××承担本诉及反诉的全部诉讼费用。
- 日期： 05-18 09: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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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冀0102民初638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应依据基础法律关系确定管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债权转让基础法律关系所依据的合同系被告联通公司与运通公司签订的《2013中国联通宽带接入网PONFTTH终端采购框架合同》，该合同第13.1约定：“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由双方当事人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协商一致的，均应向买方住所地（即被告联通公司）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法人的住所地是指法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原告提供的被告联通公司的办公机构照片可以证明其住所地为石家庄市，该地址属于石家庄市长安辖区。综上，本院对该案有管辖权。
摘要2：【解读】被告联通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是石家庄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江大道89号
- 日期： 05-18 10:5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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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琼民辖终3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不是保理合同签订主体，保理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对其无法律效力，应当依据基础合同确定案件管辖——中边公司依据其与汇金公司签订的《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编号：xxx-CBL001）将其基于《产品购销合同》对中丝海南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汇金公司，并将该应收账款转让事宜以书面方式通知中丝海南公司。汇金公司基于其受让中边公司对中丝海南公司享有的债权提起本案诉讼，向中丝海南公司主张权利，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中边公司与中丝海南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中边公司将涉案应收账款转让给汇金公司后，中边公司基于持有该应收账款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的一切权利均转让给汇金公司，当然也包括《产品购销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在内。中边公司与中丝海南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地点在海南省海口市，争议管辖法院为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该约定管辖条款是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条款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双方的约定管辖合法有效，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 日期： 05-18 11: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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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民辖终509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对基础合同的债务人提起诉讼，但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保理合同关系，应当依据基础合同之买卖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案件管辖法院——谨诚保理公司基于该公司与京东方公司之间保理合同而对京东方公司与乐视移动智能公司之间签订的《采购框架协议》享有相应的债权。现谨诚保理公司依据《采购框架协议》等合同向乐视移动智能公司、乐视控股公司、贾跃亭提起诉讼。故在本案确定管辖权时应当查明双方是否约定了相应的管辖条款。经查在《采购框架协议》中就管辖问题明确约定为：“如果争议未能因此解决，任何一方可以将争议提交乐视移动智能公司所在地法院解决”。因合同中管辖款明确约定由乐视移动智能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故乐视移动智能公司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摘要2：
- 日期： 05-28 14: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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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371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东澳公司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是基于胡××、吉×的投资行为，而胡××、吉×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是基于司法拍卖。而案涉房屋之所以被司法拍卖是因为当时的房屋登记所有权人郑××将房屋抵押给银行无力还贷所致。至于郑××与鹏欢公司之间的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均不影响随后的司法拍卖效力。换言之，基于司法拍卖的权威性、公信力，被执行人是否为案涉房屋真实所有权人，一般不影响通过司法拍卖取得的涉案房屋所有权。案涉房屋所有权因司法拍卖从郑××名下转到竞买人时起，即便鹏欢公司向郑××主张返还案涉房屋，也会因事实上或法律上无法履行，而不能得到支持。进而，东澳公司接受投资入股，从司法拍卖买受人胡××、吉×处最终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故原判决以鹏欢公司与郑××的买卖合同无效为由，认定东澳公司取得涉案房屋的基础法律关系灭失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 日期： 09-03 07:5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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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341号
【裁判摘要】案涉13张商业承兑汇票不应视为已付工程款，理由如下：其一，宏信公司向山河集团支付13张商业承兑汇票，目的在于支付工程款，属于清偿债务方式中的一种。在案证据显示，案涉13张商业承兑汇票系因余额不足而被银行拒绝承兑，山河集团对此不存在过错。该13张商业承兑汇票并未实际产生偿付9500万元工程款的效力，山河集团有权要求宏信公司继续履行支付该9500万元工程款的义务。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票据追索权是“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是使得持票人享有向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的权利，而非限制持票人只能通过票据追索权主张权利，该条规定并不排斥持票人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或原因行为主张权利。本案中，山河集团提起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山河集团与宏信公司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方，宏信公司负有向山河集团支付工程款的给付义务。汇票只是支付工程款的一种手段，山河集团已经提交证据证明案涉13张商业承兑汇票无法承兑，且明确要求在本案中向宏信公司继续主张被拒绝承兑汇票对应数额的工程款给付义务，此种情形下，应当尊重债权人根据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权利的选择，一审判决认定山河集团应通过行使票据追索权主张权利，将另行诉讼的不利益分配给了债权人，属认定不当。其三，山河集团二审新提交的《情况说明》显示，宏信公司知晓案涉13张商业承兑汇票无法承兑的事实，并认可该13张商业承兑汇票共计9500万元不予抵减欠付工程款。此种情形下，宏信公司主张已经通过商业承兑汇票方式向山河集团支付9500万元工程款，山河集团应通过票据追索权另行主张该9500万元工程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票据丧失是指持票人并非出于本人的意愿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１）票据的绝对丧失（票据的灭失）：是指票据本身不存在；（２）票据的相对丧失（票据丧失占有）：是指持票人将票据丢失或者因为被盗窃而丧失了票据的占有。
【注释】丧失超过票据时效的票据应当可以采取公示催告的方式进行救济——根据《票据法》第１８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丧失票据权利但仍享有利益返还请求权（属于《票据法》上非票据权利），失票人可以申请公示催告。
【目录】票据丧失三种救济途径（《票据法》第１５条）；空白支票可申请公示催告程序（《票据法规定》第２４条）；适格公示催告申请人（《票据法规定》第２５条）；出票人已经签章但未记载代理付款人银行的汇票丧失后可申请公示催告（《票据法规定》第２６条）；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票据丧失申请公示催告（《票据法规定》第２７条）；公示催告中申请书应当载明内容（《票据法规定》第２８条）；法院受理公示催告程序（《票据法规定》第２９条－３３条）；失票人请求出票人补发票据或者请求债务人付款之诉（《票据法规定》第３４条、第３５条）；失票人提起返还票据之诉（《票据法规定》第３６条）；失票人说明义务和担保义务（《票据法规定》第３７条）；伪报票据丧失当事人法律责任（《票据法规定》第３８条）；九民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
摘要2：【注解１】恶意申请公示催告除权判决作出后、付款人尚未付款的情况下，最后合法持票人可以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撤销除权判决，待票据恢复效力后再依法行使票据权利：
（１）除权判决是应失票人申请，在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一定期间内，根据公示催告申请人的申请而由法院作出宣告票据无效的判决（除权判决是宣告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使票据失去效力的判决；除权判决生效后，原来结合于票据中的权利从票据中分离出来）。
Ａ．除权判决的积极效力——失票人可凭除权判决向票据付款人请求付款；
Ｂ．除权判决的消极效力——被除权的票据丧失效力，任何持票人无法再依据被除权的票据行使票据权利，但可以行使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
（２）撤销除权判决之诉是指丧失票据的利害关系人根据正当理由请求法院撤销除权判决的诉讼。
【注解２】恶意申请人伪报票据丢失，不属于法定申请公示催告情形，申请人在公示催告期间未申报权利属于有正当理由。——参考案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再115号《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恒丰支行诉徐州华众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票据纠纷再审案》
【注解３】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的合法持票人是指公示催告前受让票据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公示催告后受让票据的持票人只能向其前手退票，同时依据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民事权利，而不能对抗除权判决的申请人）。
【注解４】除权判决后持票人权利救济途径——（１）提起撤销之诉；（２）提起返还票据利益之诉；（３）提起票据侵权损害赔偿之诉（恶意申请公示催告，除权判决作出后，付款人已经付款的情况下，最后合法持票人有权根据《票据法》第１０６条的规定请求申请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注解５】申请公示催告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并列关系，不是前置关系，失票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设置前置程序）。——参考案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辽民申532号
【注解6】以民间贴现方式出卖票据的申请人其丧失票据是基于其本意（出卖票据）将票据交付给他人，不是适格的公示催告申请人。——参考案例：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2）市商初字第229号
摘要1：追索权是指在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或者在汇票到期日之前有法定情况出现，持票人在依法行使或保全票据权利后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请求偿还汇票金额、利息以及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的权利。
【目录】追索权类型；追索权行使；追索权丧失；拒绝事由通知；追索权效力；追索权限制；追索权客体（追索权金额）；再追索；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效力
【注解１】票据追索权纠纷申请追加未被追索的汇票债务人为第三人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95号《吉林集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里国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注解２】放弃追索权的约定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有效——（１）票据后手承诺对直接前手及其指定的前手放弃追索权，持票人仍享有对其前手的起诉权，前手也可依据双方约定免追索的合同关系进行抗辩，法院应依据双方的合同关系作出裁判；（２）持票人与前手达成免追索协议，不影响持票人基于基础合同关系向其相对人主张其他民事责任，法院依据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作出裁判。
【注解３】法院支持票据利息按照《商业汇票贴现协议》的约定的利息计算之案例。——参考案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鲁民终189号
【注解４】仅有持票人出具的清偿票据款证明而未提供银行付款凭证即足以证明被追索人已经向持票人支付了票据款本息，被追索人可据此行使再追索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18号
【注解５】（１）直接前手依基础法律关系向持票人清偿债务后享有票据再追索权。——参考案例：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豫04民终3109号；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皖0181民初6642号；（２）持票人依基础法律关系向后手清偿债务并取回票据后享有票据再追索权。——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11273号
【注解６】持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如何确定追索对象？｜持票人在行使汇票追索权时可以追索的对象包括（其中数人或全体行使追索权）（１）出票人、（２）背书人、（３）承兑人、（４）保证人。——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民申1847号
摘要2：【注解７】（１）行使票据请求权时持票人对于被告人选、数量具有选择，可以选择就一个或者多个票据债务人行使追索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49号；（２）被追索人付款之后取得票据权利，可以继续对其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可以选择将票据的背书人、出票人、保证人等汇票债务人中一人或数人列为被告.）——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1民终3643号
【注解８】（１）追索权人向背书人行使追索权，被告要求追加出票人（非必要共同诉讼人）为第三人不予准许。——参考案例：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渝0109民初11062号；（２）原告未将出票人列为被告的票据追索权之诉中被告申请追加出票人为第三人不予支持。——参考案例：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109民初5024号；（３）原则上出票人系最终票据义务承担者，案件处理结果与出票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应当追加出票人为第三人。——参考案例：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0105民初10474号之一
【注解９】票据前手是分公司，持票人将票据前手的分公司和不是票据当事人的母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两者承担付款义务，仅支持持票人对母公司的诉讼请求。——参考案例：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4民终3462号；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鲁02民终824号
【注解１０】前手系一人公司，持票人有权将该前手股东列为共同被告；如该股东不能证明一人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其应当与该一人公司连带承担票据责任。——参考案例：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黔01民终12530号
【注解１１】电子商业汇票操作固定证据方式｜（１）公证操作过程——参考案例：河南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1民终11897号；（２）使用可信时间戳记录全过程——参考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1421民初1863号、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豫16民终1420号；（３）申请法院向上海票据交易所股份有效公司调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后台数据——参考案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新01民终116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