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01民辖终125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因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引起的管辖权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确定管辖。”本案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公司股权并要求变更公司登记，本案应按照上述公司专属管辖的规定由公司住所地（即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85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根据上述规定可知，认定合同履行地需要先确认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标的。争议标的是指双方发生纠纷的合同类型或性质所决定的主要或特征性义务。就本案而言，当事人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增资入股协议》《合作协议》及多份补充协议，通过收购股权、增资入股以及股权转让等方式使得百悦矿业公司取得堆龙东为公司共计76%的股权，并约定整合各方资源最终促成堆龙东为公司的成功上市。在实现该合同目的的过程中涉及公司债权债务分配、公司治理、财务管理、存货处理等多方面权利义务的履行，支付货币仅是交易对价，而非合同特征性义务。因此，本案的争议标的不属于给付货币，而是其他标的，应当根据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确定合同履行地。本案王某某起诉堆龙东为公司、百悦矿业公司连带支付货款4580.2511万元及利息主要依据的是《关于堆龙东为实业有限公司等公司并购合作事宜的补充协议二》中关于存货问题的约定：“……根据各方签字确认的盘点结果，丙方应在前述存货销售后向甲方支付款项4580.2511万元……。"根据上述约定可知，堆龙东为公司作为合同丙方，为履行义务的一方。因此，本案的合同履行地是堆龙东为公司所在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区，一审法院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
摘要2：【解读】原诉求被告支付货币须符合合同特征性义务，才能适用“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１８条规定，认定合同履行地需要先确认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标的。争议标的是指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的合同类型或性质所决定的主要义务或者特征性义务。所以，可能存在支付货币仅是交易对价，而非合同特征性义务的情况下。此时，原告向法院起诉主张被告支付货币的，则不属于“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从而适用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12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依该规定，股东会决议瑕疵包括内容瑕疵和程序瑕疵两种情形。决议内容瑕疵是指股东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如果是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而引起的，其法律后果是该决议自始无效，如果是因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引起的，其法律后果则为该决议可被撤销。程序瑕疵是指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一般适用于会议召集程序瑕疵、会议通知程序瑕疵、表决事项瑕疵、表决瑕疵、决议方法瑕疵等，其法律后果一律为可撤销。就本案而言，江南实业公司于2014年2月26日通过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为七位股东按原持股比例对公司进行增资，共增资1亿元，其中艾某某增资300万元，何某某增资100万元。公司增资及股东认缴的协议内容本身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决议无效的情形。艾某某、何某某主张江南实业公司未通知其参加股东会，其也未在决议上签字，实际上艾某某、何某某是对股东会的召集程序提出异议。关于股东会的召集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对于股东会召集程序上存在的瑕疵，可以采取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行使撤销权的救济方式。该六十日的性质为除斥期间，除斥期间届满以后，则权利本身消灭。艾某某、何某某没有在除斥期间内及时提起撤销之诉，撤销权消灭，二审判决认定《股东会决议》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股东主张公司未通知其参加股东会，其也未在决议上签字，实际上是对股东会的召集程序提出异议，可以采取自决议作出之日起６０日（性质未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２）股东没有在除斥期间内及时提起撤销之诉，撤销权消灭，该《股东会决议》有效。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苏执复字第0014号
【裁判摘要】公司股东虽已变更，原始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执行程序中可依法直接追加该原始股东为被执行人——本案应依法追加张某某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因张某某作为常辉公司设立及增资股东，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故本案应当追加张某某为被执行人，在其抽逃注册资金5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至于常辉公司股东已于2012年5月9日由张定军变更为张某某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相关规定，并不能免除张某某作为原始股东及增资股东对常辉公司补足出资的义务，张某某仍然应当承担公司资本充实的法定义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再152号
【裁判要点】同一诉讼程序中，原告分别基于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不同判断提出两个以上的诉讼请求，如果各项诉讼请求均符合受理条件，人民法院均应立案受理。
摘要2：【解读】原告能否在同一个案件中提出相互矛盾的诉讼请求？——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公司股东决议无效及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应依法受理；同时，原告在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的同时，又请求确认该股东会决议增资对应的股东权益归其所有，两个诉讼请求虽然矛盾，但原告提起的两个诉，诉讼要素齐全，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当事人可以在前一个诉的请求不被支持时，退一步选择主张后一个诉的诉讼请求，对当事人的两个诉，人民法院均应立案受理。
【注解】相互矛盾的预备性诉请并不违反禁止反言规则。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469号
【裁判要点】小股东反对公司股东会增资扩股的决议，可在六十日内行使撤销权。以滥用大股东权利为由主张股东会决议不合理并请求返还股权，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55号
【裁判要点】对公司融资合同性质的认定应结合交易背景、目的、模式以及合同条款、履行情况综合判断。基金通过增资入股、逐年退出及回购机制等方式对目标公司进行投资，是其作为财务投资者的普遍交易模式，符合商业惯例。此种情况下的相关条款是股东之间就投资风险和收益所作的内部约定。在对合同效力认定上，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正确识别行业监管规定，对合同无效事由严格把握，不轻易否定合同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2民终8024号
【裁判摘要】修改股东出资期限涉及公司各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并非一般的修改公司章程事项，不能适用资本多数决规则——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修改公司章程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本案临时股东会决议第二项系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将股东出资时间从2037年7月1日修改为2018年12月1日，其实质系将公司股东的出资期限提前。而修改股东出资期限，涉及公司各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并非一般的修改公司章程事项，不能适用资本多数决规则。理由如下：首先，我国实行公司资本认缴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即法律赋予公司股东出资期限利益，允许公司各股东按照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缴纳出资。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是公司资本认缴制的核心要义，系公司各股东的法定权利，如允许公司股东会以多数决的方式决议修改出资期限，则占资本多数的股东可随时随意修改出资期限，从而剥夺其他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其次，修改股东出资期限直接影响各股东的根本权利，其性质不同于公司增资、减资、解散等事项。后者决议事项一般与公司直接相关，但并不直接影响公司股东之固有权利。如增资过程中，不同意增资的股东，其已认缴或已实缴部分的权益并未改变，仅可能因增资而被稀释股份比例。而修改股东出资期限直接关系到公司各股东的切身利益。如允许适用资本多数决，不同意提前出资的股东将可能因未提前出资而被剥夺或限制股东权益，直接影响股东根本利益。因此，修改股东出资期限不能简单等同于公司增资、减资、解散等事项，亦不能简单地适用资本多数决规则。再次，股东出资期限系公司设立或股东加入公司成为股东时，公司各股东之间形成的一致合意，股东按期出资虽系各股东对公司的义务，但本质上属于各股东之间的一致约定，而非公司经营管理事项。法律允许公司自治，但需以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公司经营过程中，如有法律规定的情形需要各股东提前出资或加速到期，系源于法律规定，而不能以资本多数决的方式，以多数股东意志变更各股东之间形成的一致意思表示。故此，本案修改股东出资期限不应适用资本多数决规则。
摘要2：【注解】公司股东滥用控股地位，以多数决方式通过修改出资期限决议，损害其他股东期限利益，其他股东请求确认该项决议无效应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24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可以以货币，也可以以非货币形式的财产出资。因此，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的是公司的原始股东。本案中，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兰波担保公司的原始股东为杨某、刘某某、毛某某，各认缴出资额4800万元、3000万元、4200万元。而经投公司是后续通过受让股权成为兰波担保公司股东，并非该公司的原始股东。经验资报告和转账凭证证明，杨某、刘某某、毛某某均向兰波担保公司缴纳了认缴的出资额，并不存在未实缴出资额的情形，经投公司在原股东已经履行出资义务且兰波担保公司也无增资扩股的情形下，不具有对兰波担保公司履行出资的义务，其负有的是向转让股权的股东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的义务。刘某某主张经投公司对原股东抽逃出资承担责任，但本案现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兰波担保公司的原始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即使存在该行为，亦无充分证据证明经投公司作为股权受让人对原始股东的抽逃出资行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故刘道孜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891号
【裁判摘要】股东享有的分红权属于股东自益权，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大会不能决定不按出资比例分红——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由于股东享有的分红权属于股东自益权，系股东为自己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因此，公司一般应按股东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红利。若公司决定不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则必须经过全体股东约定，不得采取多数决的方式决定，其目的在于防止占多数股份股东分配方式因违滥用股东权利和公司资本多数决的原则侵害小股东的合法利益，以大股东股权上的优势侵害小股东享有的分红权利。此外，国栋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第四项亦约定“股份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据此，当国栋公司股东会约定不按出资比例对公司利润进行分配时，需经公司全体股东同意。而刘某某、王某某并未在《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则该决议上载明的股东分配比例，并未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因此，该决议载明的利润分配比例并不符合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故对刘某某、王某某并不产生约束力。
摘要2：
摘要1：名股实债协议的性质与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5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当事人通过增资扩股取得目标公司股权，同时约定其他股东在一定期限届满后以固定收益回购股权，目标公司直接向投资人支付股权回购款项的，是否构成抽逃出资？
【法官会议意见】名股实债并无统一的交易模式，实践中，应根据当事人的投资目的、实际权利义务等因素综合认定其性质。投资人目的在于取得目标公司股权，且享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利的，应认定为股权投资，投资人是目标公司的股东，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构成抽逃出资。反之，投资人目的并非取得目标公司股权，而仅是为了获取固定收益，且不享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利的，应认定为债权投资，投资人是目标公司或有回购义务的股权的债权人。不论在哪种情形中，投资人取得的固定回报都来自于其先前的投入，故其退出公司亦非无偿退出，一般不存在抽逃出资问题。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2民终9823号
【裁判摘要】股权纠纷涉及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等应当由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本案中，马某某主张其与张某某于2013年12月1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其将北京东方上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以310万元价格转让予张某某，张某某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拖欠其余股权转让款，并以各种理由拒绝协助马某某将股权过户登记至张祝顺名下，据此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张某某继续履行合同、将马某某所持63.4%股权过户至张某某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确定管辖。根据起诉人所提诉讼请求，当事人纠纷的内容涉及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等，按照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依法应当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马某某所提交北京东方上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显示该公司登记住所为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前管营桃园路1号，故马某某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以起诉人未提供张某某在北京市大兴区居住一年以上的证明、合同履行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为由，裁定不予受理马某某的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矛盾诉讼请求的裁判规则
【裁判要旨】当事人提出的两个诉讼请求虽然是相互矛盾的，但只要诉讼要素齐全，均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当事人可以在前一个请求不被支持时，退一步选择主张后一个诉讼请求。对当事人的两个诉，人民法院均应立案受理。
【案号】一审：（2018）甘民终647号；再审：（2019）最高法民再152号
摘要2：【解读１】原告诉讼请求：1.确认金泥公司股东会于2014年10月22日作出的决议无效；2.确认八一农场享有金泥公司增资的2404.2922万元资产对应的股权；3.判令金泥公司限期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该增资变更登记；4.判令金泥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解读２】一审法院认为，八一农场既主张金泥公司2014年10月22日股东会决议无效，又请求确认其享有金泥公司增资的2404.2922万元的对应股权，其诉讼请求相互矛盾，经庭审释明后八一农场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35条规定，对八一农场的起诉应予驳回。裁定驳回八一农场的起诉。
【解读３】二审法院认为：八一农场向一审法院提出的第一项、第三项诉讼请求与第二项诉讼请求截然相反，导致人民法院无法确定八一农场的具体诉讼请求，八一农场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八一农场的起诉并无不当。．．．．．．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解读４】最高法院再审认为：．．．．．．八一农场在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的同时，又请求确认该股东会决议增资对应的股东权益归其所有，两个诉讼请求虽然是相互矛盾的，但八一农场提起的两个诉，诉讼要素齐全，均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当事人可以在前一个诉的请求不被支持时，退一步选择主张后一个诉的诉讼请求，对当事人的两个诉，人民法院均应立案受理。二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6号
【裁判摘要】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未履行催缴义务的公司董事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上述规定并没有列举董事勤勉义务的具体情形，但是董事负有向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这是由董事的职能定位和公司资本的重要作用决定的。根据董事会的职能定位，董事会负责公司业务经营和事务管理，董事会由董事组成，董事是公司的业务执行者和事务管理者。股东全面履行出资是公司正常经营的基础，董事监督股东履行出资是保障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上述规定的目的是赋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股东增资的监管、督促义务，从而保证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保障公司资本充实。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公司设立时认缴出资的股东负有的出资义务与公司增资时是相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的督促股东出资的义务也不应有所差别。本案深圳斯曼特公司是外商独资企业，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向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胡某某等六名董事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股东出资期限届满即2006年3月16日之后向股东履行催缴出资的义务，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构成了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违反。．．．．．．综上，胡某某等六名董事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深圳斯曼特公司遭受的股东出资未到位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摘要2：【注解】董事、高管负有向出资未到位股东的催缴义务，未履行催缴义务的董事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涉案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其股东未缴清出资的行为实际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其董事消极不作为放任了实际损害的持续，股东欠缴的出资即为所在公司遭受的损失，股东欠缴出资的行为与董事消极不作为共同造成损害的发生、持续，董事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义务的行为与所在公司所遭受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公司董事对所在公司遭受的股东出资未到位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摘要1：解读：董事、高管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违反了《公司法》第１４７条第１款规定勤勉义务，应当对公司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对债权人因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摘要2：【注解１】（１）公司设立出资未到位，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３款之规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的发起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２）增资出资未到位，未尽勤勉义务董事、高管承担相应责任——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３款之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未尽勤勉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注解２】《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４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规定董事承担“相应"责任，应有证据加以证明，并依据过错程度确定责任范围，权责相应，而不能仅因其具有董事身份推定其违反法定义务。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鄂民二终字第00043号
【裁判摘要】股东的股权比例应当根据股东出资额与公司总股本之间比例予以确认——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享有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表决权等权益。股权比例与利润分配比例并非同一概念，不应以利润分配比例认定股权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上述规定为利润分配请求权的规定，而非股权确认的规定。利润分配请求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除非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外，应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而本案为股权确认纠纷而非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股权比例不应以利润分配比例确认。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比例应当根据股东出资额与公司总股本之间的比例予以确定。故原审判决根据王某某实缴的出资总额和天门泵业公司实收资本总额1012.1692万元来计算其股权比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260号
【裁判摘要】债权形成于增资之前，不能追加新股东为被执行人——2014年3月6日，森茂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吸收朱某某等为公司股东，将公司注册资本从40476190元增至122917838元，但森茂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增资各股东认缴的资本金并未实际缴纳。本案黄某某、冯某对森茂公司的债权形成于森茂公司上述增资注册之前。二审法院考虑黄某某、冯谋作为债权人对森茂公司责任能力的判断应以案涉债权形成时该公司的注册资金以及当时的股东出资情况为依据，判令不得追加朱某某为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通中民初字第00088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鄂0112民初2656号
【裁判摘要】伪造股东签名增资行为损害股东权益应属无效——被告走马岭建工公司自2001年9月3日至2015年2月3日期间，对公司注册资本进行了变更登记，并将公司营业期限自2015年1月14日延至2035年1月14日。审理中，原告朱某某及第三人张某某陈述，历次工商变更登记股东会决议并非本人所签，也未授权他人代签，被告走马岭建工公司虽辩称股东会决议均系授权委托人代签，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而根据走马岭建工公司的章程，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由此可以认定历次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均未通过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走马岭建工公司由宗某某、朱某某等四股东设立，公司设立时朱某某持有22.22%股权，在朱某某没有对其股权依公司章程及法律规定作出处分的前提下，除非走马岭建工公司进行了合法增资，否则朱某某的股权比例不应降低。但走马岭建工公司历次增资的股东会均不能证实朱某某知晓，其作出的决议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在走马岭建工公司、宗某某不能举证证明朱某某知晓并在股东会上签名同意公司增资的情况下，对走马岭建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内部而言，该增资行为损害了原有股东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对朱某某没有法律约束力，不应以工商变更登记后的注册资本金额来降低朱某某的持股比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538号
【裁判摘要】增资决议未经登记公示不能作为要求股东担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办理登记，亦是将公司的信息予以公示，以便交易对手了解该公司的情况，以利于在交易过程中作出决策和判断。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在案涉借款形成之前，天瑞公司就增资问题已作出股东会决议，并修改了公司章程。但是，在案涉借款形成时，天瑞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2500万元。虽然敖××称其在向天瑞公司出借款项时了解到天瑞公司股东会已决议增资，并修改了公司章程，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即便是其确实了解到此情况，但因天瑞公司尚未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变更为2亿元不是既成事实，不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在天瑞公司尚未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的情况下，敖××对于天瑞公司偿还能力的预期和评估仍然基于天瑞公司变更登记前的注册资本情况，并无不当。《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旨在保护公司债权人基于对公司注册资本所体现的公司履约能力的信赖，与该公司进行交易时，所产生的商业风险的一种保护。虽然该条并未对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形成时间与股东出资义务的形成时间的先后进行区分规定，但对公司履约能力的信赖还是应当基于该公司登记的、对外公示的信息，基于对公司未经登记、未披露的信息所作交易产生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更符合公平原则。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对于敖××向天瑞公司出借款项之后，天瑞公司的股东存在增资瑕疵的情形，敖××不能以此为由要求股东对公司欠付其的债务承担责任，并由此驳回敖××要求天瑞公司股东承担相应责任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沪01执异289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人违法减资，申请执行人可否在执行程序中，以被执行人的股东抽逃出资为由，向执行法院申请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执行人原上海华能联合贸易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本案的第三人向农业银行借款后，于1997年10月将注册资本金减为人民币2000万元，违反法定程序未通知债权人，导致申请执行人长城公司受让了农业银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无法清偿，与股东抽逃出资在本质上并无不同。申请执行人以抽逃出资为由，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依法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广安公司关于诉讼时效抗辩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执行人增资时股东的虚假出资责任与违法减资股东的抽逃出资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责任，债权人农业银行对债务人原上海华能联合贸易开发有限责任公司3000万注册资本金有信赖利益。否则，也会导致本院（1999）沪一中经执字第302号追加裁定无效。申能公司主张已履行了出资未足额到位的责任，不应重复承担抽逃出资责任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广安公司、久事公司、申能公司、陆家嘴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股东或受让股东，对被执行人广能公司违法减资均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申请执行人长城公司在执行程序中请求追加被执行人广能公司的股东广安公司、久事公司、申能公司、陆家嘴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在违法减资、抽逃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申请，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商终字第00034号
【裁判摘要１】因保旺达公司未就减资事项通知债权人，使得债权人丧失了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而公司减资系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结果，减资的受益人是公司股东，该情形与股东抽逃出资对于债权人的侵害有着本质上的相同，因此，对于公司减资未通知已知债权人的责任，比照股东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进行认定，于法有据。
【裁判摘要２】钟某某系保旺达公司减资行为的直接受益人，已取得公司减资财产，该行为亦导致保旺达公司对于杰之能公司偿债能力的下降，故钟某某应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责任。……依据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而钟某某系为公司减资行为所作承诺，故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应以减资数额为限较为恰当。2013年4月8日，保旺达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至330万元，其中钟某某认缴出资额由400万元减少至230万元，因此，钟某某东应在减资额170万元范围内对保旺达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３】债权人因公司违法减资行为导致其债权实现受损，损害结果在减资行为作出时即已实际发生；如果债权人的债权并未因公司增资而得到相应的清偿，减资股东仍应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钟某某不能因保旺达公司2014年5月4日的增资而免责。二审中，钟某某主张即使2013年4月8日的减资导致公司实收资本减少，使得公司对外偿债能力降低，但其在2014年5月4日以价值195万元的“数据防火墙专有技术”对公司增资，也使得公司注册资本恢复至500万元，公司偿债能力因此恢复，其即不应承担偿还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人因债务人减资行为导致其债权实现受损而主张的侵权赔偿之诉，损害结果在减资行为作出时即已实际发生。鼓楼法院2014年8月11日（2013）鼓执字第2355号执行裁定认定，因未发现被执行人保旺达公司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终结该执行程序。故保旺达公司的专有技术增资仅证明其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完善了公司注册资本登记，但对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并无影响，杰之能公司的债权亦未因2014年5月4日增资得到相应清偿。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22号
【裁判摘要】对于中储国际控股公司上诉提出上海昊阁公司在减资后又将注册资本增至37000万元，未影响上海昊阁公司偿债能力的问题。在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制的情况下，公司减资后又增资，确实没有导致公司清偿能力和责任财产的减损。但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的情况下，交易相对人对公司清偿能力和注册资本的信赖只能基于对股东的信赖，公司减资后又增资，导致公司股东发生了变化，对股东的信赖也就丧失了基础。本案系债权人以债务人违反法定程序减资导致债权实现受损为由主张的侵权赔偿之诉，根据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2016）沪0230执1124号执行裁定和该院向一审法院发来的（2016）沪0230执1124号函，可以认定，上海昊阁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且案涉多项担保均未得到实际履行，曲阳煤炭物流公司的债权未因上海昊阁公司的增资和多个担保人提供担保而得到清偿，上海昊阁公司的增资行为未对曲阳煤炭物流公司的债权实现产生影响，债权不能实现的损害结果已实际发生。故中储国际控股公司提出上海昊阁公司已将注册资本增至37000万元，未影响公司偿债能力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作为减资股东，中储国际控股公司的不当减资行为违反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导致上海昊阁公司不能全面清偿其减资前所负债务，损害了债权人曲阳煤炭物流公司的利益。中储国际控股公司主张其减资行为与曲阳煤炭物流公司债权受损没有因果关系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922号
【裁判要旨】双方当事人通过《差额补足协议》最终投资的股票为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股票，而非已经在二级市场上自由流通的股票。该定向增发的股票具有较长的交易锁定期，且锁定期满后上市交易还需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一般不会造成股价的大幅波动从而危害金融秩序。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系合同各方对股票未来价值做出商业判断后进行的风险以及收益的预先分配，《差额补足协议》中既有对投资人投资风险的保障承诺，也有超额分成的约定，该协议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也不违反证券交易风险自负的原则。该《差额补足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协议约定控股股东对投资人未能实现的收益或者产生的亏损承担担保责任，但该担保责任系控股股东一方的主要合同义务，并非合同法或者担保法所规定的具有从属性质的担保责任。
摘要2：【入选理由】
保底定增，是指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对参与定向增发的投资者提供保本保收益承诺的交易安排。一直以来司法审判实践基本上还是以“保定定增协议不足以构成操纵、扰乱市场秩序全为由，从而认定了保底定增协议的有效性。2020年2月14日，中国证监会颁布并施行了《再融资新规》，在原有《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基础上增加一条，该条规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得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不得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该条规定的增加，市场普遍解读为监管层对保底定增效力持否定性态度。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本案为《再融资新规》出台后裁决的案件，本案仍是延续此前司法审判实践对于“保定定增协议”认定效力的一贯思路，判断《差额补足协议》是否有效的，仍是基于协议约定的内容是否违反《证券法》的禁止性规定，构成了操纵、影响或者扰乱证券交易市场的情形。本案裁决的认定思路，再次明确了司法审判实践对于“保底增资协议” 效力的认定标准。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深中法涉外终字第36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丘××、黄××是否应当对***的相关出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具体涉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规定：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所谓董事的忠实义务，是指董事管理公司、经营业务，履行职责时，必须代表全体股东为公司最大利益努力工作，当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以公司利益为重，不得将自身利益置于公司利益至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列举了七种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具体包括：挪用公司资金；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违反公司章程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交易；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擅自披露公司秘密；第（八）项采用了概括性的规定，将其他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纳入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规定也是对公司董事忠实义务的要求。所谓董事的勤勉义务，这是各国公司法普遍规定的董事必须履行的一项积极义务，要求董事负有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来处理公司事务的义务。勤勉义务要求公司董事在行使职权时应当以一定的标准尽职尽责管理公司的业务，违反该义务的董事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现在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难以判断董事在经营决策时是否尽到了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同时董事的勤勉义务具有主观性，所谓“合理”、“勤勉”的界定并不明确。经营活动具有风险性，决定了不能把所有的经营不利后果，都归结于董事未尽勤勉义务，对于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未作具体规定，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
摘要2：（续）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规定是对勤勉义务的具体要求。以上分析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未对董事的勤勉义务作为明确规定，因此无法判断未催缴股东出资是否属于违反了董事勤勉义务的法律要求。原审判决认为丘××、黄××未催缴股东出资，违反了董事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应对股东没有出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
【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粤高法民二申字第1274号
【裁判摘要】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但对于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未作具体规定，本案中，联动深圳公司决定增资的行为发生在2002年9月10日，而丘××、黄××被天亿公司委派为联动深圳公司董事的时间发生在2004年11月3日，在此情况下，二审法院支持了丘××、黄××有关其不应对***的未出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主张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61号
【裁判摘要】佳资公司就案涉股权提起确权之诉，请求“确认佳资公司通过增资已经增持飞天大酒店17％的股权”，而该诉争的飞天工贸公司持有的飞天大酒店40％比例的股权已于2001年被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法发〔2018〕9号第8条规定：“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原裁定依据该规定，裁定驳回佳资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38号
【裁判摘要】公司未依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投资方因此主张解除增资协议并返还增资款不涉及抽逃出资或者不按法定程序减资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问题——邬招远、宝威企业认为真金公司的出资款已转为占空比公司的法人财产，二审判决解除投资协议、返还投资款，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再审审查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真金公司增资占空比公司的2000万元尚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增资变更登记。公司法规定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以及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并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案涉2000万元增资款尚未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该增资款对公司债权人尚未产生公示效力，公司债权人尚无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真金公司依约定条件解除案涉《增资协议》并请求返还投资款，并不涉及因抽逃出资或不按法定程序减资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问题。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11265号
【裁判摘要】已经工商变更登记的增资款不能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恢复原状”规定——其次，《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本案中上诉人虽主张恢复原状、返还钱款，但仍须基于系争合同的性质、钱款的性质，依照法律的具体规定处理解除后果。其三，从增资协议书的约定来看，上诉人投入的3,250万元是其作为目标公司新股东所需缴纳的出资，并非是对被上诉人西北工业公司、北方能源公司享有的普通债权。在经过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后，其股东身份、认缴数额、股权比例及公司注册资本均已对外公示，该3,250万元转化为公司资本性质，已形成公司资产。其四，上诉人所谓因增资协议书解除而要求返还出资，从本质上说，系基于其股东身份的退出。但正如上述认缴、出资、登记等均需由各方当事人按照《公司法》关于公司增资的程序完成，股东退出公司，包括采取何种退出方式、资本、股权的处分等等，亦应当适用《公司法》作为特别法的相关规定。其五，上诉人要求将其出资直接返还以“恢复原状”，实质上等同于股东未经法定程序任意抽回出资，将造成公司资产的不当减少，显然有违公司资本的确定、维持和不变原则，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债权人利益保护。综上所述，本案系争增资协议书的解除虽然适用《合同法》规定，但协议解除的后果，实际系处理上诉人作为原增资股东的退出问题。在上诉人出资已转化为公司资本的情况下，应按照《公司法》的特别规定适用执行。现本案各方当事人虽均确认协议解除，但未予明确上诉人退出的具体方式，如通过股权转让、股权回购、公司减资、公司解散等，更未经相应的法定程序，上诉人仅就返还出资一节单独提出主张，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1民终3495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孟×在2012年11月24日、2013年2月28日及2013年10月10日签字确认的三份股东会决议及债务表，均系包括孟×在内的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以外的个人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此种自愿承担公司债务的行为并未损害公司利益。现有证据显示，自杭鼎公司成立至2012年11月24日期间，杭鼎公司共亏损2359万元，虽孟×在上述期间内确实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任经理一职，也即杭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杭鼎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亏损系孟×在履职过程中违反法定义务所造成。综上，杭鼎公司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要求孟×承担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孟×先后在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及债务表中确认其应承担的债务金额，并出具声明承诺归还杭鼎公司欠款，且于2014年1月30日归还100万元。故孟×承诺归还公司欠款的意思表示明确，其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孟×虽抗辩称其系受到欺诈而签订上述文件，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孟×的欠款金额，杭鼎公司依据孟×签订的最后一份确认文书——债务表，在扣除其已付款后主张欠款为430631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该款项的逾期利息，杭鼎公司主张自2013年11月1日起算符合债务表中的相关承诺，但其要求按照日利率万分之2.1计算利息，缺乏依据，本院将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
摘要2：【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申1646号
【摘要】孟×先后在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及债务表中签字确认其应承担的公司债务份额，并出具《声明》，承诺以其名下两套房产作抵押，担保归还公司的欠款，且于2014年1月30日已归还100万元。虽然案涉公司欠款系因各股东自愿承担公司亏损所形成，但均系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孟×对本人签名的真实性亦未提出异议，其主张股东会决议系用于公司增资，未实际执行，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亦与其声明及还款行为相悖，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认定孟×应当履行承诺，归还其对公司的欠款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豫民终1034号
【裁判摘要】股东应当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中介机构的行为与债权人未收回债权的损失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依法不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新郑农商行、正通事务所承担责任需基于中原小额贷款公司在追加泰元公司作为担保人时，使用了正通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新郑农商银行出具的《银行询证函回函》。本案中，泰元公司主张在中原小额贷款公司接受其担保时，其向中原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了泰元公司2016、2017年的年报，2018年3、5、6、7月的报表，中原小额贷款公司并未提交直接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接受泰元公司的担保，系基于泰元公司的增资行为，或使用了正通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新郑农商银行出具的《银行询证函回函》。原审认定中原小额贷款公司主张其贷款未收回的损失与新郑农商银行、正通事务所的验资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驳回中原小额贷款公司对新郑农商银行、正通事务所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注解】（１）只有在金融机构等为公司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的行为与公司债权人的损害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时，侵权责任才能成立。（２）债权人应证明其损害与金融机构等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才能依法请求出资不实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吉民辖终4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据此，本案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及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均具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增资扩股协议书》和《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均未约定合同履行地，原审原告赵××诉讼请求之一为请求原审被告孙××给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故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为原审原告赵××，其住所地即为合同履行地。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