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69号
【裁判要旨】投资人虽与持股90%大股东签订增资协议并实际投资，但未经股东会决议通过，投资人不能取得股东资格。
【裁判摘要】原某某与张某某签订《入股合资经营协议》的目的系通过亚朋公司增资扩股方式成为亚朋公司股东，但是该协议未经亚朋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未确定原某某投资数额及股权份额，且在协议之后亚朋公司的多次变更过程中均未涉及原某某，原某某也从未行使过股东经营管理公司的义务、享有过公司股东的权利，现张某某已不是亚朋公司股东，故原某某再以其与张新营签订的协议为据主张亚朋公司增资扩股吸收其为公司股东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和可能。
摘要2：
摘要1：【案号】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苏中商终字第0077号
【提示】隐名股东享有在增资时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
【裁判摘要】孙某某与施某某于2001年1月协议约定，施惠元投入孙晓玉名下在城建公司的出资金额为25万元，风险共担。2005年2月，双方通过授权书进一步明确，当时孙某某在城建公司的股本金70万元中有25万元系施某某实际出资，该出资挂在孙某某名下，但授权施某某直接与财务结算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城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占城建公司过半数股份的股东沈某某在该授权书上签字予以认可，至此，施某某的实际出资情况已为城建公司知晓，城建公司也认可施某某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承担相应义务，仅工商登记未作相应的变更。2005年9月，城建公司的注册资本从2088万元增加至5088万元，孙某某的登记股份也由65万元增加至593.963万元，之后，城建公司的注册资本又经历了增加与减少，现为5088万元，孙某某的登记股份也经历了转让、增加与减少，现为420万元。现城建公司注册资本已从2005年2月的2088万元增加至现在的5088万元，施某某理应同比享有增资扩股权，而施某某的登记股份仅为25万元，该权利实际被孙某某享有并实现，施某某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因此在施某某支付孙晓玉相应增资出资款后，城建公司应将相应股份变更登记至施某某名下，孙某某应积极加以配合，以恢复施某某的增资扩股权利。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514号
【裁判摘要】徐某某、徐某持有牧羊集团39.79%的股权，其作为投资成立牧羊有限责任公司的牧羊集团股东，主张以李某某、范某某、刘某某、刘某某、奚某某等牧羊集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恶意串通华茂公司、国富公司、禄源公司，由华茂公司、国富公司、禄源公司对牧羊公司增资入股，损害了牧羊集团的利益，因而提起本案诉讼。在牧羊集团怠于行使诉权的前提下，向人民法院起诉认为申请人等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符合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法定条件，应当赋予其相应诉权。申请人认为徐某某、徐某不能请求否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法律效力，更不能请求牧羊公司的增资股东华茂公司、国富公司和禄源公司退回增资，在本案中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关于徐某某、徐某起诉本案被告中的奚某某及牧羊有限公司是否履行了《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有关履行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问题。被申请人徐某、徐某某起诉时提供了2013年7月9日向牧羊集团监事会发出的《要求监事会起诉的函》，该函内容主要为徐某、徐某某要求牧羊集团监事会就包括本案增资行为在内的一系列损害牧羊集团利益的行为对相关董事及第三人提起诉讼，应当认定徐某、徐某某履行了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34号
【裁判要旨】在公司对外融资增资扩股时对公司原有股东优先认购权的保护是有限度的——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有自己独立之利益，若绝对地强调股东之优先认购权，在一定情况下将可能损害公司的利益。在公司对外融资增资扩股时，对公司原有股东优先认购权的保护是有限度的，而不是绝对的，从维护诚信的角度，更应该保护新进股东的出资权利。
【裁判规则】股东虽未明确表示放弃新股认购优先权，但同意股东以外的人对公司出资的，应视为同意对该新增资本不按原出资比例进行认购。
【摘要】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除非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新股认购优先权属于股东的一项权利，此种权利的放弃，应该有权利人明确的意思表示。投资公司依据《特许经营合同》9.1.3条款以及上述股东会决议，请求确认其对453万元的出资，需要考虑是否损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认购权。依据《特许经营合同》9.1.3条款和股东会决议，可以得出所有股东一致同意由荆门市政府指定一家国有企业作为讼争国债资金的出资人代表，虽然没有放弃优先认购权的明确表述，但是作为法人股东，中节能公司对新增资本的进入必然稀释原先的股份比例应当是明知的。京环公司全体股东对于政府注入资金所对应的出资份额由其他民事主体享有或代为持有的事实予以认可，亦说明京环公司全体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内容实际同意了对该新增资本不按原出资比例进行认购。如果考虑自身股份比例性利益，即公司控制权的问题，京环公司股东会完全可以做出同时增资扩股的决定，或者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撤销股东会决议。从实际情况看，经过多年，中节能公司和宇新公司并未提出该问题。
摘要2：
摘要1：——资本公积金属于公司资产，无正当理由转出后，应认定属于抽逃出资，理应予以返还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93号
【裁判观点】银基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丽港公司是一家普通民营企业。双方签订《增资合同》，丽港公司据此可以引入银基公司的资金扩大生产、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银基公司则期望从丽港公司的业务发展中获得可观的利润分配。双方虽签订《增资合同》就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但实际履行过程中银基公司处于种种原因考虑，并未将其应支付的1. 5亿元资本公积金交由丽港公司实际控制利用，而是通过《资金往来框架协议》的方式将转给丽港公司的1.5亿元款项又回转至银基公司控制之下。该行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的行为。不论从公司法还是合同法角度分析，涉案被转出的1.5亿元资本公积金均应返还丽港公司。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05号
【裁判摘要】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增资合同》系银基公司与丽港公司原股东李某某、李某、狄某某签订，丽港公司是增资的目标公司。《增资合同》明确约定，丽港公司经审计评估，净资产为4.248524亿元，经银基公司与丽港公司原股东协商，以3亿元作为丽港公司基准价进行增资，即银基公司向丽港公司增资2亿元，持有丽港公司40%股权，其中2000万元进入丽港公司注册资本，1.8亿元进入资本公积金。对银基公司而言，其负有依约足额增加出资的合同义务。原审经审理查明，银基公司确有出资行为，但随后1.5亿元的出资未及用于《增资合同》约定的丽港公司生产线技术改造或增加丽港公司流动资金，便于当日或3日内转回了银基公司方。银基公司主张该1.5亿元的控制权在丽港公司，主张丽港公司系自愿，与丽港公司起诉行为相悖。该1.5亿元资本公积金本应属于丽港公司资产，无正当理由转出到银基公司实际控制之下，银基公司应予以返还。因此，原审认定银基公司关于丽港公司自行转出款项与己无关、不存在擅自取回出资的主张不能成立、认定银基公司无合法正当理由转出其支付给丽港公司的1.5亿元资本公积金、判决其应予返还相关款项及利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解读】股东无合法正当理由转出其支付给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属于抽逃出资。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71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与公司发生交易行为在前，会计师事务所因重大过失出具不实增资报告在后，与债权人的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因过失出具不实报告，并给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其过失大小确定其赔偿责任。本案中，贵和会计师事务所于2011年10月25日出具邹贵会验报字（2011）522号验资报告，验资事项说明载明本次新增实收资本3000万元，陈某、侯某某、薛某某以多晶组件实物出资，实物出资的依据是赛维光伏公司给邹城赛维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虽然邹城赛维公司出具证明该3000万元系出资人购买，但贵和会计师事务所未审查实际支付凭证。该院认为，贵和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存在重大瑕疵。但由于本案买卖合同发生于2010年9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增资验资报告在后，对双方交易判断并未产生影响，故贵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不实报告与邹城赛维公司损失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对赛维光伏公司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２０１３年修正的《公司法》取消了验资程序，此后设立的公司不再有验资机构的验资问题。关于非货币资产的评估问题，２０１３年修正的《公司法》未作修正，仍然存在评估机构参与评估的问题。相关问题可以按照《公司法》第２０７条第３款规定处理，即承担资产评估的机关因其出具的评估证明不实，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的，除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外，其评估不实的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28号
【裁判要旨】确认是否建立新增资本认购合同关系，须首先确认当事人是否具有建立新增资本认购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和订立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
【摘要】．．．．．．无法证明筹建工作小组与东海二号达成新增资本认购合同的合意。东海二号在无证据证明其与筹建工作小组进行有关新增资本认购方面磋商和洽谈的情况下，主张双方构成新增资本认购法律关系，没有事实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09号
【裁判要旨】股东在增资持股期间获取固定红利的约定不符合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管理性规定，但不影响增资扩股协议的效力。
【裁判摘要】案涉《委托信托合同》、《增资扩股协议》、《股权收购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中航公司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将委托人中国建行的信托资金1.2亿元以增资扩股方式向被投资公司菊隆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约定增资持股期限为二年,自2010年6月30日起至2012年6月30日止,并约定了股权质押、派驻人员、资金监控、股权回购等风险控制及退出安排。其中特别约定，当发生被投资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破产等可能导致标的股权变更或灭失的事宜时，谢某某、孙某某或菊隆公司仍应对中航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进行回购。如谢某某、孙某某到期不履行义务，由赣县世瑞新材料有限公司履行全部收购义务，不提出任何抗辩。从上述协议内容及履行方式看，中航公司不参与菊隆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派驻一名董事的目的主要是对公司对外借款、担保等重大事项的监督、把关，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只是按固定利率收取约定的红利，持股期满收回资金后未再收取菊隆公司的红利等，可见，中航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实质是以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固定投资回报，而非参与或控制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中航公司虽然通过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菊隆公司的股东身份，但其股东权利义务与普通股东有所不同。尽管中航公司占有菊隆公司54.55%的股份，但中航公司实际上并不是该公司的控股股东，亦没有证据表明中航公司滥用大股东身份获取了投资回购款和红利。中航公司在两年增资持股期间获取固定红利的约定不符合公司法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管理性规定，但不影响案涉《增资扩股协议》、《股权收购协议》的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61号
【裁判要旨】股东恶意转让全部股权不再具有股东资格，与增资入股方合作基础不复存在，增资合同主要目的无法实现，增资方有权解除合同。
【摘要】本案中，《框架协议书》及《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三）》是当事人为在债务重组基础上合作开发案涉地块订立的合同，以发起设立项目公司为重要合同内容，并就此强调了人合性要求。．．．．．．由于庄胜公司通过《框架协议书》及《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三）》获得的主要合同对价包括相应合同价款及信达置业20%的股权两个方面，因此前述合同目的应为《框架协议书》及《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三）》的主要合同目的。信达投资的恶意违约行为不仅使其不再具有信达置业股东资格，双方合作的股权基础不复存在，亦破坏了双方合作的信赖基础，导致该合同主要目的无法实现。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庄胜公司对《框架协议书》及《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三）》享有法定解除权。一审判决未全面把握庄胜公司的合同目的及其人合性利益，以信达投资转让股权后信达置业及其股东均愿意履行《框架协议书》及《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三）》，配合庄胜公司增资入股为由，认定信达投资对外转让股权没有影响庄胜公司实现合同目的不妥，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22号
【裁判要旨】公司减资时未依法履行通知已知或应知债权人的义务，减资后不能偿付减资前债务的，股东应就该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减资导致债权实现受损已经发生，公司减资后又增资，不免除不当减资股东应当承担的责任。
【裁判摘要】对于中储国际控股公司上诉提出上海昊阁公司在减资后又将注册资本增至37000万元，未影响上海昊阁公司偿债能力的问题。在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制的情况下，公司减资后又增资，确实没有导致公司清偿能力和责任财产的减损。但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的情况下，交易相对人对公司清偿能力和注册资本的信赖只能基于对股东的信赖，公司减资后又增资，导致公司股东发生了变化，对股东的信赖也就丧失了基础。本案系债权人以债务人违反法定程序减资导致债权实现受损为由主张的侵权赔偿之诉，根据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2016）沪0230执1124号执行裁定和该院向一审法院发来的（2016）沪0230执1124号函，可以认定，上海昊阁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且案涉多项担保均未得到实际履行，曲阳煤炭物流公司的债权未因上海昊阁公司的增资和多个担保人提供担保而得到清偿，上海昊阁公司的增资行为未对曲阳煤炭物流公司的债权实现产生影响，债权不能实现的损害结果已实际发生。故中储国际控股公司提出上海昊阁公司已将注册资本增至37000万元，未影响公司偿债能力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作为减资股东，中储国际控股公司的不当减资行为违反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导致上海昊阁公司不能全面清偿其减资前所负债务，损害了债权人曲阳煤炭物流公司的利益。中储国际控股公司主张其减资行为与曲阳煤炭物流公司债权受损没有因果关系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答：作出增资或者减资决议属于股东会职权，股东是否认缴、认缴多少新增资本以及新增资本是否由某一股东认缴不属于股东会职权而属于股东之间协议。因此，申请撤销股东会决议中关于新增资本由某一股东认缴的内容，行使的是合同撤销权而非股东会决议撤销权。
摘要2：【解读】如何区分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之间协议？——公司《股东会决议》上载明的内容并非都属于股东会决议，只有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的内容才属于股东会决议范围（适用《公司法》规定）；其他不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的内容应认定为股东之间协议（适用《合同法》规定）而非股东会决议。
【注解】股东申请撤销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属于股东间的协议，应当适用合同撤销权相关规定而不适用股东会决议撤销权规定。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851号
【裁判摘要】只要股东间的协议体现了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法律、法规以及与公司章程相冲突，即应当与公司章程具备同样的法律效力。基于本案系争增资扩股协议中关于曾某的创始股东特别权利是当时各股东达成的合意，约定亦不违法，且公司章程中亦未对此特权予以否定，故曾奕的特别权利应属合法有效，并当然适用于股东会职权。故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因违反上述股东间的协议而应当予以撤销。
摘要2：【解读】本案全体股东签订《增资扩股协议》, 约定产联电气创始人曾某、李某某对报批股东会决定或批准的事项拥有否决权。上海二中院认为, 即便章程中缺少“股东另有协议约定的, 按照股东协议的约定行使表决权及否决权”的条款内容, 也不能据此否定曾某的特别权利。本案系争增资扩股协议中关于曾某的创始股东特别权利是当时各股东达成的合意, 约定亦不违法, 且公司章程中亦未对此特权予以否定, 故曾某的特别权利应属合法有效。
摘要1：【实务要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第10条规定，在企业股份制合作制改造的过程中，不管是职工买断企业产权，还是企业内部增资扩股，在任何一种方式下债务都是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二终字第81号《公司改制后，原公司的债务承担问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建筑工程公司、内蒙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内蒙古××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应否向佳安公司实缴新增注册资本1604.565万元。佳安公司认为，***用以增资的土地使用权未交付佳安公司亦未办理权利变更手续，属出资不到位，应当以货币方式补足出资。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依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2004年9月，***作为佳安公司持股90%股东兼公司法定代表人，其通过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委托新疆德旺房地产估价事务所对案涉土地价值进行评估并委托新疆宝中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新增注册资本进行验资，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递交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申请，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并完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其次，案涉土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中用地单位均为佳安公司，且依据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证明记载，该土地出让金已付清，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拆迁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单位的拆迁补偿事宜正在进行。再次，依据2006年5月15日上海家饰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约定，第三条债务处理，佳安公司股权转让以前的债务和或有负债，除与佳安大厦项目拆迁和办理前期手续有关的费用外，其余全部由乙方（***）承担。2006年7月3日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上海家饰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可，由股权变更后新佳安公司承担的发生在2006年6月30日之前的债务，包括与佳安大厦项目拆迁和办理前期手续有关费用，如拆迁补偿费等。上述协议约定可以看出，股权转让后的佳安公司对案涉项目土地正在进行拆迁的事实是明知的，并愿意承担2006年6月30日前的相关涉及项目拆迁的费用，直至2014年，案涉土地拆迁仍在进行，并就房屋拆迁补偿引起行政诉讼。故佳安公司关于***用以增资的土地使用权未交付佳安公司亦未办理权利变更手续，属出资不到位，应当以货币方式补足出资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公司原股东以土地使用权增资公司，未获得土地权属证明，但已缴纳土地出让金，获得土地建设审批，完成增资工商登记，股权受让人明知该情况的，受让后无权以公司名义主张该土地使用权出资不到位，继而请求该股东以货币方式补足出资。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99号
【裁判摘要】首先，从当事人的诉请内容看，作为原审原告的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起诉时的主要诉请为知情权及其它合法权益被侵害。其所依据的主要事实为衡阳国资委原持有振兴生化公司609万股股份，在没有按约定解决职工遗留问题且没有告知振兴生化公司及湖南唯康公司的情形下，将上述股份转让至天津红翰公司。即当事人诉请与公司股份转让导致其合法权益受损相关。其次，从关于管辖的相关法律规定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应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案涉公司股权的转让会对振兴生化公司的股权架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振兴生化公司利益，属于上述规定的与公司相关纠纷范围，可以适用上述规定。至于上诉人衡阳国资委、天津红翰公司上诉称，宁某某不是适格的被告且其经常居住地应在湖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影响本案管辖权的确定。故本案纠纷由振兴生化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应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案涉公司股权的转让会对公司的股权架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公司利益，属于上述规定的与公司相关纠纷范围，可以适用上述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32号
【裁判摘要】《增资扩股协议》第三条对新旧唐华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了约定（备注：在新唐华成立后，如发现有其他债权和债务，其涉及的权利和义务由唐华公司的原股东承担）。……（一）在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前，唐华公司账户自2008年10月7日至2009年12月25日分别向．．．．．．共计转款7915900元，上述转款均发生在《增资扩股协议》签订之前。上述转款期间，唐华公司的股东除李某某外，其余股东杨某某１、杨某某２并未提出异议，不能证明损害了当时唐华公司的利益。．．．．．．（二）在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后，唐华公司自2010年1月4日至2010年1月25日向．．．．．．共计转款487万元。唐华公司以2010年1月8日唐华公司向延安骏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300万元转款已经通过另案解决为由，放弃了对此300万元及相应损失的主张，故对此300万元本案中不作认定。对于其余转款共计187万元因发生在《增资扩股协议》之后，需提供证据证明转款有合法事由。…… 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李某某作为唐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其在代表公司履行职务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按照公司的意志行为。在上述转款期间唐华公司并非一人公司。现无证据证明上述1870000元转款经过唐华公司股东会授权或认可，也无证据证明上述转款的合法事由，李某某在任职期间从唐华公司账户向案外人转款1870000元，侵害了唐华公司的财产权益，李某某应对该转款及对应的利息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解读】《增资扩股协议》约定新公司成立之前的权利义务由原股东承担：（１）在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前，原法定代表人对外转款不能证明不损害公司的利益；（２）在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后，原法定代表人对外转款需提供证据证明转款有合法事由，否则应承担转款本息赔偿责任。
摘要1：【问题１】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增资之前权利义务归原股东，公司对外转款是否损害公司利益？
解读１：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增资之前权利义务归原股东，公司在增资之前对外转款并不损害公司利益。
【约定２】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增资扩股前的债权债务归原股东是否有效？
解读２：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增资之前权利义务归原股东依法有效，公司在增资之前对外转款并不损害公司利益。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对公司履约能力的信赖应当基于公司登记的、对外公示的信息，基于对公司未经登记、未披露的信息所作交易产生的风险应当自行承担；（２）债权人无权根据未经工商登记公示的公司增资决议要求股东承担增值不实责任。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公司违法减资，债权人有权要求减资股东在违法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２）公司违法减资后又增资的，如果债权人的债权并未因公司增资而得到相应清偿，减资股东仍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14642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徐×、林××、杨××是否应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出资不实承担责任问题。该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997年6月5日，国丰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从1500万元增加到4000万元时，徐×在国丰投资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林××、杨××在国丰投资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其三人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即徐×、林××、杨××应尽到合理的谨慎义务。在国丰投资公司增资到4000万元期间，杨××同时作为登喜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法定代表人的权限和职责，认定杨××明知登喜富公司增资不实，其也有能力监督登喜富公司缴纳出资，但杨××未催缴股东登喜富公司出资，明显违反了董事的勤勉义务，使公司未能在资本充实的情况下经营。．．．．．．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杨××应对涉案债务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本案情况，该院认定杨××的责任范围为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时出资不实的本金800万元及利息。另，公司的经营活动存在风险，不能把所有的经营不利后果都归结于董事未尽勤勉义务，且公司法未对董事的勤勉义务作出明确规定；故在验资报告书、公司财务报表均显示资金到位的情况下，林××、徐×对监督各股东出资已经尽到了合理的谨慎义务，杨××对监督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的出资亦已经尽到了合理的谨慎义务；华融资产主张林××、徐×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增资不足部分，杨××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增资不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董事的连带清偿责任问题。对于徐×、林××的连带清偿责任问题，一审已作充分详尽的论述，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做重复。关于杨××的连带清偿责任，一审以其同时具有登喜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而认定其应对涉案债务在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时出资不实的本金800万元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董事承担“相应”责任，应有证据加以证明，并依据过错程度确定责任范围，权责相应，而不能仅因其同时具有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推定其违反法定义务。本案国丰投资公司债务的产生，是在（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案件中，就深圳天大实业有限公司对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南山支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进一步追究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不实的责任，其承担主体是其股东即登喜富公司，再进一步，因董事杨××具有登喜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而追究监管责任并无法律依据。本案债权人华融资产仅提供了初步证据，登喜富公司因无法完成举证责任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其增资不实乃是法律上推定的事实，而该证据已经时隔二十多年，远远超过会计法规定的财务凭证最长保存时间，此种情况下，因公司无法举证而要求董事承担未尽忠实勤勉义务的责任，对董事而言过于苛责。杨××对登喜富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该项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注解】《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４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规定董事承担“相应”责任，应有证据加以证明，并依据过错程度确定责任范围，权责相应，而不能仅因其具有董事身份或者股东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推定其违反法定义务。
摘要1：解读：当事人解除增资协议——（１）如果公司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投资方有权主张返还增资款；（２）已经工商变更登记的增资款不能适用合同解除“恢复原状”的规定，当事人不能直接要求返还增资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01民终12367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基于各方当事人订立的增资合同而产生的诉讼。楚天公司股东资格的取得、公司章程和股权的变更均来源于《增资协议》，现楚天公司依据《增资协议》约定提出返还增资款、赔偿损失以及变更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并无法律上的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三方在《增资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合同的解除条件，楚天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解除与上诉人的《增资协议》符合合同的约定，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楚天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之间的《增资协议》在楚天公司向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之日即2017年8月10日已经解除并无不妥。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在因上诉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判决郎利维公司承担返还增资款、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并判决郎利维公司变更工商登记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１】楚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向楚天公司返还增资款7500000元；2、判令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向楚天公司支付增资款利息损失2503561元（按照年利率24%的利息标准，自付款之日暂计算至2018年6月6日，从2018年6月7日起至增资款全部返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另行计算）；3、判令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将楚天公司移出朗利维公司的股东名录；4、由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解读２】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朗利维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楚天公司增资款7500000元；二、朗利维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楚天公司损失495781.25及后段损失（已计算至2018年6月6日，后段损失以实际未返还的增资款为基数，按年利率4.75％继续计算至增资款实际返还之日）；三、朗利维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将楚天公司移除股东名录的工商变更登记；四、驳回楚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298号
【裁判摘要】按照其认缴的出资享有并行使表决权的前提是出资未届履行期限——二审法院认为：一方面，股权源于出资，在潍坊古韵公司未如期履行增资义务且经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多次催缴仍不履行的情况下，其不应享有该增资部分对应的股权，自然也不享有相应的表决权。．．．．．．另一方面，因解除潍坊古韵公司认缴增资股东资格，与潍坊古韵公司存在利害冲突，故完全按照半岛书院公司章程约定的“应由股东一致表决通过”履行，将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一款的立法意图形同虚设。故一审法院认定“山东大众报业与潍坊古韵公司实际出资分别为5100万元、490万元，实际出资比例为91.23%：8.77%，对诉争股东会决议实际上已经半岛书院公司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股东会决议解除股东增资资格——再审法院认为：参照《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为半岛书院有权以股东会决议解除古韵公司的增资资格，不属于法律适用确有错误。．．．．．．《纪要》第7条针对的是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届履行期限的表决权问题，而本案增资期限已经届满，故该条精神不适用于本案。最后，我国法律目前并未对瑕疵出资股东的表决权行使应否受限作出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此也存在争议，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按照实际缴纳出资比例认定7.3决议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为合法有效，适用法律并不属于确有错误。
摘要2：【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终2966号
【解读１】山东大众报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山东大众报业对半岛书院公司追加实缴的4410万元出资具有股东资格，并按照山东大众报业实缴出资比例确认山东大众报业持有半岛书院公司的股权比例为95.1%；2.判令半岛书院公司就山东大众报业追加支付的出资款签发出资证明，并将该出资额及对应股权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3.判令半岛书院公司、潍坊古韵公司根据股权及股东变更情况修改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4.判令半岛书院公司、潍坊古韵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青岛半岛书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按山东大众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5.1%、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9%的比例修改公司章程，并向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二、青岛半岛书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按山东大众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5.1%签发出资证明，并将该出资额及对应股权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案件受理费262300元，由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解读３】2019年7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有两项：1、同意解除古韵公司认缴增资4410万元的股东资格；2、同意由山东报业公司向公司追加出资4410万元。
摘要1：解读：在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情况下部分股东同意放弃资本公积金转增权利，资本公积可以定向转增注册资本。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增加注册资本及吸收股东的民事行为无效，应依据案涉质权所担保的主债权金额确定诉讼标的额并据此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本案系股东侵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债权人及质权人为利明泰公司，债务人及出质人为九策公司，担保的主债权为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九策公司应向利明泰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52亿元及利息，出质权利为九策公司持有的隆侨公司股权。因九策公司在以其持有的隆侨公司股权设定质押担保后，未经利明泰公司同意，增加隆侨公司注册资本并吸收盛康达公司和惠泽津龙公司作为隆侨公司股东，导致九策公司在隆侨公司的股权比例由100%降至29.98%。利明泰公司认为该增资扩股行为损害其质权，进而妨害其债权实现而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增加注册资本及吸收股东的民事行为无效。利明泰公司提起的本案确认之诉虽没有直接的财产给付内容，但其诉讼目的和诉讼结果与其诉讼请求之间存在财产利益关系，因此，应依据案涉质权所担保的主债权金额确定本案的诉讼标的额，并据此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
摘要2：【解读】（2016）津民初84号民事判决书：（1）一审诉讼请求为“确认隆侨公司、九策公司及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增资扩股行为无效"。（2）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九策公司与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就隆侨公司增资扩股的行为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九策公司、隆侨公司共同负担。
摘要1：【裁判摘要1】股权质权人对质押股权增资扩股具有利害关系，请求确认增资扩股行为无效具有原告资格——关于利明泰公司作为一审原告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中，利明泰公司因出让隆侨公司股权而对九策公司享有债权，依据案涉2012年3月7日《股权质押合同》，九策公司将拥有的隆侨公司100%股权出质给利明泰公司用以担保上述债务，利明泰公司就此成为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100%股权的质押权人，有权以该部分股权在其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股权对应的是公司的相应资产价值，实质上利明泰公司系对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股权所对应的价值在其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九策公司、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对隆侨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导致隆侨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九策公司所持股权比例由100%缩减为29.98%，在新增股东盛康达公司和惠泽津龙公司认缴出资不到位的情况下，该29.98%部分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资产价值会发生变化，由此影响利明泰公司质押权的实现，侵害利明泰公司的债权。因此，利明泰公司对隆侨公司的股权具有法律上的利益，案涉增资扩股行为与利明泰公司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利明泰公司就该增资扩股行为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即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盛康达公司、隆侨公司、九策公司上诉主张利明泰公司非本案适格原告，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2】（１）如果新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实际交付，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并未改变，则原股东持股比例的减少，必然导致所对应资产价值的减少，以增资扩股前所持原比例股份设定的质押权，在股份比例减少后通过优先受偿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亦会减少;（２）恶意串通增资扩股行为无效——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之下，公司经过增资扩股，如果新股东加入导致原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则新股东认缴的出资是否到位，直接影响到原股东所持股份对应的公司资产价值是否发生改变。如果新股东认缴出资实际到位，因有新的出资注入公司，虽然原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但其对应的公司资产价值并未变化，进而，以增资扩股前所持股份设定的质押权通过优先受偿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亦未发生变化。如果新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实际交付，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并未改变，则原股东持股比例的减少，必然导致所对应资产价值的减少，以增资扩股前所持原比例股份设定的质押权，在股份比例减少后通过优先受偿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亦会减少。
摘要2：（续）本案中，隆侨公司增资扩股后，新股东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未将认缴的出资实际注入隆侨公司，隆侨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并未增加，原股东九策公司持股比例从100%降为29.98%，其所持股权对应的实际资产价值亦实际降低。……利明泰公司就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29.98%股权通过优先受偿能够获得的实际利益，相比增资扩股前就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100%股权通过优先受偿能够获得的实际利益，明显减少。盛康达公司和惠泽津龙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两公司具有将认缴出资实际交付的能力，利明泰公司债权可以得到清偿。同时，九策公司因持股比例降低而失去对隆侨公司的经营决策和控制权，存在致使九策公司所持股份原有的控制权溢价利益受损、实际市场价值降低的可能，进而影响利明泰公司质权的实现。因此，案涉增资扩股行为损害了利明泰公司的利益。……可见，隆侨公司的实际价值并未因增资扩股而增加，增资扩股并无合理的商业目的和经营目的，新增资本的认缴期限对于增强隆侨公司的资信度、竞争力和经营能力并无实际意义，而与九策公司关联的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在没有实际投入的情况下取得了隆侨公司的控制权。综合以上因素和整体案情，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九策公司、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对隆侨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存在恶意串通。
摘要1：解读：（１）以增资扩股前所持原比例股权设定质押权，增资扩股后股权比例减少，通过优先受偿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亦会减少；且因持股比例降低而失去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和控制权，存在致使所持股权原有的控制权溢价利益受损、实际市场价值降低的可能，进而影响股权质权的实现。（２）股权质权人对质押股权的增资扩股具有利害关系，有权请求确认恶意串通的增资扩股行为无效。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转让部分国有资产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未经批准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２）合同未生效不等于合同无效，未生效合同要求恢复原状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转让全部国有资产的，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资产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由此可见，转让部分国有资产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未经批准的，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本案中，2014年12月25日，发电公司与捷报公司签订《合资协议》《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发电公司将其拥有的发电厂60%股权转让给捷报公司，发电公司与捷报公司对发电厂进行增资扩股。《合资协议》《增资扩股协议》内容涉及转让发电厂股权及国家对该企业控股地位的改变，应当经人民政府批准方能生效，未经批准应当认定未生效。合同无效与合同未生效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其法律后果和处理方式也不相同。无效合同从本质上来说是欠缺合同的有效要件，或者具有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未生效合同已具备合同的有效要求，对双方具有一定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撤回、解除、变更。本案中，案涉合同未生效，并不等于案涉合同无效。发电公司主张案涉合同无效，或主张未生效合同按照无效合同处理，并以此为由要求恢复原状，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民终108号
【解读１】发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发电公司与捷报公司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合资协议》、《增资扩股协议》无效，恢复原状，即将发电公司持有的发电厂的股权恢复到100%；2.案件受理费由捷报公司承担。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确认发电公司与捷报公司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合资协议》《增资扩股协议》无效；二、驳回发电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判决：一、撤销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97民初2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海南东方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摘要1：【裁判摘要１】根据《民法典》第５８０条第２款规定解除合同不适用解除期间１年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本案所涉亚瑟公司增资及股权变更登记事项，均需以亚瑟公司实际存续为前提，在亚瑟公司已注销的情况下，张×要求实现《增资协议》项下权利，已属于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在此情况下，张×要求解除《增资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上述规定。另，因《增资协议》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已无法继续履行，故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关于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解除权该权利消灭的相关规定。综合上述情形，一审法院依据张×申请和向陈××送达应诉材料时间，确认《增资协议》于2021年8月26日陈××收到本案起诉状时解除，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法人终止并非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法定事由，股东作为公司权利义务承受人，应承担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关于亚瑟公司注销是否导致《增资协议》权利义务关系终止问题。本院认为，亚瑟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被注销，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规定：“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中止诉讼。”“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依据上述实体法及程序法的规定，法人终止并非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法定事由，股东作为公司权利义务承受人，应承担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故亚瑟公司注销事实，不直接产生《增资协议》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法律后果。
摘要1：公司股权被冻结后，能否进行增资扩股？（作者：尚淑平）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