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5号
【裁判要旨】母公司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不应就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偿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而未办理登记，并不能否定股东已经实际出资的事实。
【裁判摘要】股东以债转股形式完成增资或实缴出资的，未变更工商登记不影响债转股效力和股东实缴出资认定——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五条“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之规定，债权人单方作出放弃部分或全部债权的意思表示，即可产生债务部分或全部消灭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太西煤集团将对金阿铁路公司享有的4亿元债权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对其进行增资，即包含向金阿铁路公司作出免除4亿元债务的意思表示。且太西煤集团于《承诺函》中保证该债务的真实性，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以债权人身份向金阿铁路公司主张，其单方法律行为已经产生了金阿铁路公司4亿元债务消灭的效果。第二，太西煤集团的董事会决议与金阿铁路公司股东会决议，均同意将太西煤集团对金阿铁路公司享有的4亿元债权通过债转股的方式转增注册资本4亿元，且《承诺函》中承诺前述股东会决议及债转股事宜真实有效。第三，2015年11月23日，金阿铁路公司作出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后公司章程载明公司股东太西煤集团出资额为人民币8亿元，占注册资本的100%，证明太西煤集团增资4亿元情况属实，亦符合金阿铁路公司设立时公司章程中“最终注册资本金为项目批准概算总投资的100%”的规定。第四，金阿铁路公司股权因办理出质登记而被冻结，暂无法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并非为损害债权人中铁十五局的权利而恶意拖延。且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而未办理登记，不能否定太西煤集团已经实际出资8亿元的事实。综合以上，太西煤集团已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不应就金阿铁路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
- 日期： 02-28 20:1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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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7933号
【裁判要旨】在部分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直接作出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对增资不知情的股东可以起诉要求确认其持股比例维持在增资前的股权比例。
【裁判摘要】《增资扩股投资协议书》约定：在协议生效后，工商登记变更前另有增资扩股安排并影响到高某前款的股份比例时，需经高某书面同意。现在高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天歌置业公司增资到1.20亿元。对天歌置业公司内部股东而言，该增资行为无效，不应以工商变更登记后的1.20亿元来降低高某在天歌置业公司的持股比例，而仍就应当依照1/17的股权比例在股东内部进行股权分配。
摘要2：【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民再10号
- 日期： 02-29 09:5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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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再307号
【裁判要旨】将股东向公司的汇款定性为投资款，公司需要提供合法有效的增资决议。公司会计账册中将出资和借款分别建账，并将股东汇款登记为“其他应付款”的，不宜认定为投资款。在股东提供汇款凭证、公司出具借款收据的情形下，可将股东汇款认定为借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310号
【裁判要旨】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前提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订立有效合同，明确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该条规定，为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除非有相应证据足以推翻登记机关所登记内容，对于公司股东身份的确认，原则上应以登记公示的内容为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前提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订立有效合同，明确约定了股权代持关系，即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本案中，陈某某与郑某某之间并无相关合同明确股权代持关系，即使股权转让款以及增资款实际是由陈某某代郑某某支付，也并不能据此得出该25%股权归陈某某所有而由郑某某代持的结论。
【裁判规则】股权转让合同双方串通故意逃避债务，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股权，债权人有权请求撤销合同。
摘要2：【摘要】关于郑某某以2500万元向陈某某和李某某转让荣鼎公司25%股权的行为应否被撤销的问题——第一，根据已查明事实．．．．．．故郑某某将25%股权以2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某某和李某某，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行为。第二,受让人陈某某和李某某不属于善意不知情。根据已查明事实．．．．．．以上事实均可认定协议双方相互串通，明显故意逃避债务。综上，本案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债权人陈某某１的请求，判令撤销郑某某以2500万元向陈某某和李某某转让荣鼎公司25%股权的行为并无不当。
【解读】债务人将所持第三方公司的股权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受让人与债务人存在亲属关系且系第三方公司的股东和实际经营管理者，不属于善意不知情，债权人有权申请撤销股权转让。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22号
【裁判摘要1】预约合同签订后达成阶段性措施结果签订的合同仍为预约合同——首先，根据各方在《框架协议》《增资扩股框架协议》的约定内容，结合交易背景、磋商经过和往来文件资料，可以认定案涉《框架协议书》及《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均为预约合同，目的都是约定在未来一定期限内订立正式的交易文件。在交易实践中，预约合同通常表现为意向书、框架书、议定书、认购书、备忘录等一系列文件。当事人订立预约合同，唯一目的是订立本约合同，除此之外，不能形成其他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预约合同作为独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缔约请求权，违反预约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017年5月3日，中铁二局公司、中铁锦华公司、中粮置地公司三方签订《增资扩股框架协议》，约定三方同意，拟在2017年5月12日前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就增资金额、增资的缴付方式、审核批准、工商批准登记、公司治理结构、项目管理、资产、债务和权益的处置、陈述保证、违约责任及其他事项做进一步约定，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约定如果未能于2017年5月12日前签订增资协议，本协议自动作废，除非三方同意继续履行本框架协议的除外。从上述合同约定分析，此时当事人签订正式交易文件的条件依然未成就，该《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实为自《框架协议书》订立以来，各方对进一步磋商成果的文本固化，性质上仍为预约合同，目的是继续锁定交易机会，于将来缔结正式的增资扩股协议。
摘要2：【裁判摘要2】《框架协议书》第6条第4款明确约定：“乙方支付诚意保证金人民币10000万元存入乙方名义开立的甲、乙方共管的监管账户内，作为乙方进行本交易的保证”。......双方当事人在《框架协议书》第6条第4款中同时明确约定：“若因甲方原因导致交易的先决条件未能在签约期内全部达成的，或虽交易的先决条件已在签约期内全部达成，但甲方无正当理由未能与乙方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则甲方除应配合解除监管并在3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诚意保证金外，还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00万元”“若交易的先决条件已在签约期内全部达成，若乙方无正当理由未能与甲方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则诚意保证金全部归甲方所有”。从上可知，双方当事人除在合同中设立保证金外，还针对违反合同义务的具体情形设定了违约金条款，明确了违约时各自的责任承担方式。即，如中铁锦华公司违反预约合同义务，应向中粮置地公司支付违约金1亿元；反之，如中粮置地公司违约，则1亿元监管资金归中铁锦华公司所有。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上述违约金条款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和保证金在数额上一致，但不能据此认定系对定金罚则的适用，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其真实意思应为中粮置地公司作为合同一方，为保证自身履约支付1亿元保证金后，合同双方为保障权利义务的对等作出的违约责任承担的约定。此种安排目的是锁定交易机会，强化预约双方合同义务，确保双方依据诚信原则进行磋商，共同致力于订立本约合同。因此，本院认为，该1亿元资金的性质不为定金，而是中粮置地公司为担保其履约向中铁锦华公司支付的保证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粮置地公司与中铁锦华公司在预约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前述1亿元资金为保证金，且其设立目的和作用不符合定金性质，因此，中粮置地公司关于案涉1亿元资金性质上为定金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继而其主张中铁锦华公司应当承担1亿元定金责任的请求权基础亦不存在，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号
【裁判要旨】股东并没有以案涉不动产出资投入公司义务的，不应要求其将案涉不动产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
【裁判摘要】《公司法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出资人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等财产出资，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出资人具有出资义务。．．．．．．本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出资义务是指有限责任公司在设立时，股东必须认缴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总和在公司登记机关记载为公司注册资本。．．．．．．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章程》应当载明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及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碧海大酒店的《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公司是由两个股东共同投资设立的，其中云南证券以人民币300万元投资入股；康明公司以人民币120万元投资入股，共有资本420万元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同时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记载云南证券与康明公司均是以货币出资。据此，应确认碧海大酒店原始股东出资中无实物出资，康明公司的初始出资义务为120万元。．．．．．．本院认为，发起人协议一般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发起人订立的关于公司设立事项的协议，明确各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其对签订协议的发起人产生约束力。公司设立之后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其并非发起人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发起人协议也并不当然对公司产生法律效力。而且，从上述约定内容看，以420万元注册资本金成立碧海大酒店是股东双方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其中“两家公司的投入待酒店装修完毕后，按实际投入的货币与实物，再计算其股份"，因公司已经设立，不能将“再计算其股份"解读为对股东初始出资义务的约定，而更符合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约定。．．．．．．综上，康明公司并没有以案涉不动产出资投入碧海大酒店的义务，二审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要求康明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将案涉不动产过户登记至碧海大酒店名下系法律适用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04号
【裁判要旨１】债权人向公司股东主张瑕疵出资责任不适用诉讼时效。
【裁判摘要１】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案涉债权经法院判决且执行后裁定终结强制执行程序，鞋帽进出口公司并未提供证明案涉债权已经得到清偿。强制执行程序的终结只意味着强制执行程序的暂时停止，不代表实体债权的消灭。．．．．．．诉讼时效制度虽具有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目的，但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进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就本案而言，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原债权人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案涉债权经过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目前仅是终结执行状态，汇洋公司受让的债权不存在其未依法行使导致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且汇洋公司系以鞋帽进出口公司出资不到位为由主张权利，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九条第二款关于“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其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股东以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对鞋帽进出口公司主张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应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要旨２】鉴于瑕疵出资股东已经为公司偿还担保债务，公司已经丧失偿债能力，股东无法就担保债权行使追偿权利，不应在苛求其继续在出资不到位范围内对案涉债权承担偿付责任。
【裁判摘要２】1995年7月20日，鞋帽进出口公司转让其持有的青石公司20%股份给顺都公司获得主管部门批准。因在该部分股份转让时，鞋帽进出口公司第二年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尚不具有出资义务，相应的增资义务应由顺都公司承接；鞋帽进出口公司对该部分增资所负义务不属于《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情形。．．．．．．最后，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鞋帽进出口公司曾作为担保人替青石公司向案涉原始债权人莆田中行偿付借款430万元人民币和120.8万美元，相应取得对青石公司的追偿债权，但由于青石公司已经丧失偿债能力，该部分追偿债权已经难以实现。就本案而言，汇洋公司主张鞋帽进出口公司132万美元出资不到位，请求鞋帽进出口公司在出资不到位范围内替青石公司对外承担偿付责任。客观地说，鞋帽进出口公司作为股东，基于对青石公司出资不到位对外承担的责任与基于为青石公司提供担保对外承担的责任，在法律上确实有所区别，或者说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但鞋帽进出口公司对外承担的上述两种责任，目的都是增加青石公司的偿债能力，从而保证青石公司债权人利益。鉴于鞋帽进出口公司已经为青石公司偿还430万元人民币和120.8万美元的担保债务，金额远超132万美元，在青石公司已经丧失偿债能力、鞋帽进出口公司无法就担保债权行使追偿权利，在前述已代偿债务和本案的债权人均为莆田中行或其债权受让人汇洋公司的情况下，即便鞋帽进出口公司对后续增资132万美元负有出资义务且出资未到位，亦不应再苛求鞋帽进出口公司继续在出资不到位范围内对案涉债权承担偿付责任，否则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4号
【裁判要旨】股权相互转让目的实质是为加工协议提供股权担保，未作其他用途，在加工协议履行终结后将全部股权退回，受让人不应对转让人出资不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为保证海峡公司与山东金石公司签订的《加工协议》顺利履约，叶某某、朱某某将二人持有的金石财富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海峡公司，在《加工协议》履行终结后，海峡公司又将其持有金石财富公司的全部股份退回叶某某、朱某某。双方明确约定，金石财富公司股权相互转让的目的实质为《加工协议》提供股权担保，并不作其他用途，且转让已经过股东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新投公司以海峡公司作为曾经受让金石财富公司的股份而成为该公司股东为由，认为海峡公司应承担股东出资不实的补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要旨】控股股东承诺以年化收益率作为投资分红，且在约定期限内公司不能完成股票公开发行并成功上市时由其无条件回购股份的约定有效。
【摘要】根据《增资协议》《补充协议》及《备忘录》的约定内容，可以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新投公司出资6000万元成为山东金石公司的股东，对该出资，山东金石公司的控股股东金石财富公司承诺以年化收益率15%作为投资分红，且在约定的期限内，山东金石公司不能完成股票公开发行并成功上市时，由金石财富公司无条件回购新投公司持有的山东金石公司的股份。《补充协议》及《备忘录》有双方公司的签字及盖章，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尽管《增资协议》第六条约定，新投公司在持有标的股份期间，未取得山东金石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将股份转让给与山东金石公司主营业务存在竞争关系的主体，但金石财富公司作为山东金石公司的控股股东，在随后的《补充协议》及《备忘录》承诺对其控股公司的股份进行回购，应当视为取得了山东金石公司的同意，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故金石财富公司上诉认为《补充协议》约定的股份回购的内容违反了《增资协议》的约定，应为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其上诉认为《补充协议》和《备忘录》中对新投公司的投资款6000万元承诺的15%的年化收益率，侵犯了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656号
【摘要】石财富公司于2011年4月设立，股东有叶××、朱××二人，注册资金3.8亿元，其中叶××认缴出资3.78亿元，其在公司设立时出资0.99亿元，应在2016年2月15日出资2.79亿元，但其一直未履行，其时出资不实的股东系叶××。2015年8月19日，海峡公司与叶××、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二人在金石财富公司的全部股权无偿转让给海峡公司；2017年1月16日，三方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海峡公司无偿退还股权。2017年1月24日，金石财富公司已在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进行了股权变更信息登记，股东仍为叶××、朱××。在此情况下，应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仍为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方应为叶××，而非海峡公司，故原审判决系结果正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198号
【裁判摘要】中国银监会颁布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信托公司从事信托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信托文件的约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中国银监会颁布《信托公司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十五条规定：“信托公司在管理私人股权投资信托计划时，可以通过股权上市、协议转让、被投资企业回购、股权分配等方式，实现投资退出。”第二十条规定：“信托公司管理私人股权投资信托，可收取管理费和业绩报酬。”由上述规定可见，北方信托公司依据信托计划进行股权投资和清退，在清退出资时采取协议出让股权的方式，符合相关规定。根据信托计划进行股权投资和清退与企业之间借贷并不相同。北方信托公司将案涉资金投入禹丰公司完成增资入股、登记为股东后，即应承担持股期间出资人的责任。而企业之间借贷，出借人只是借款人的债权人，并非股东，不承担出借款项期间借款人股东的责任。而且，本案中，接受增资方为禹丰公司，受让股权方为云创公司，接受资金方和给付资金方并非同一主体，不能因股权转让事实认定北方信托公司与禹丰公司之间实质为企业之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北方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是滨奥公司，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信托资金的来源非法。依据相关业务规则，信托公司有权收取管理费，案涉当事人在合同中对该费用进行了安排。退一步而言，即使本案实质为企业之间借贷法律关系，但由于其约定的15.4%的行权费并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故也不能认为出借人非法收取高息。因此，申请人关于原审法院对北方信托公司以信托的合法形式掩盖发放高利贷的非法目的的事实没有查清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5号
【提示】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依据 并不仅限于目标公司的净资产价值。
【裁判要旨1】股权转让是指股东将蕴含股东权、股东地位或资格的股份转移于他人的民事行为。股权转让后，受让人因此成为公司股东，取得股权。凡股东基于股东身份地位对公司所发生的全部权利义务均一体移转给受让人，原股东不再享有股东身份相关的权利义务。
【裁判要旨2】公司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所谓独立是指公司材料独立于该公司股东的财产，两者的财产相互分离的。公司对股东投资形成的财产和运行中增资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即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裁判要旨3】股权转让时股权价格的确定依据并不仅是目标公司的净资产价值，本案中就是通过《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净资产确定了股权的当前价值，通过《委托管理协议》约定了股权预期价值的分配。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54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的数个受让人并非共同受让人，应按照受让股权比例支付转让款。
【裁判摘要】根据518合同的约定，林达置业公司受让恒益公司持有的深圳游艇会81.7%的股权，中和融公司受让吴江民生公司的18.3%的股权，林达置业公司和中和融公司并非共同受让涉案股权，应按照受让股权的比例支付相应的转让款，已支付的1600万元转让款亦应按照受让股权比例折算各自已支付的数额，故林达置业公司还应向恒益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984.8万元，中和融公司还应向吴江民生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667.2万元。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关于股权转让款应分别计算的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要旨】目标公司股权已经多次变更登记，如无证据证明后手转让属恶意串通，不宜解除前手股权转让合同。
【摘要】518合同约定，股权转让款在办理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一次性支付总价款余额，本案所涉股权已经于2007年6月7日完成了变更登记手续，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而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仅支付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主要合同义务未履行完毕，因此，应当认定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构成违约。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提出，两艘游艇尚未从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过户至深圳游艇会名下，因而其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支付股权转让款，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是将股权变更至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名下，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已经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其他义务为附随义务，附随义务未全面履行不能成就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的先履行抗辩权。因此，可以认定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构成根本违约，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经催告仍未履行，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因而享有单方解除权。然而，深圳游艇会的股权经审批机关批准已经历多次变更登记，深圳游艇会其后又发生了增资事项。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后手转让是恶意串通进行的，故二审判决认定本案不宜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而应继续履行，并无不当。但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应当向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以未支付的转让款3652万元为准按照518合同的约定支付自2007年6月7日始至实际支付日止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二审判决既认定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又不支持恒益公司、吴江民生有关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前后矛盾，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１】附随义务未全面履行不能行使先履行抗辩权。
【解读２】转让人与不同受让人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体现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愿并获得批准的合同有效。
- 日期： 07-26 14:1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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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无偿转让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京０１民终１６１９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贾某向麻某某转让股权是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转让。对此该院认为属于无偿转让，理由如下：一、有偿合同应当约定价款或报酬，贾某与麻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转让对价。该协议约定“贾某将其在康耐森公司所拥有全部出资250万元占注册资本50％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所有”，从文义分析，250万元是贾滨的出资，并非转让款；二、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转让价款，更未约定支付时间，麻某某否认是有偿受让贾某的股权，麻某某的主张更符合逻辑；三、在贾某转让股权之前，王某替康耐森公司向贾某偿还了30万元借款债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康耐森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麻某某无偿受让贾滨股权存在可能性；四、贾某认可公司增资手续系委托代办公司所办理，其不能提供实际出资的证据，根据麻某某提交的康耐森公司银行流水，可以证明增资当日资金即被转出的事实，故该院采信麻某某关于贾某和王某均未实缴资本的观点，麻某某关于贾某无偿转让其股权的观点更加合理。综上所述，贾某对于股权系有偿转让的主张负有举证义务，诉讼中，贾某未向该院提交股权有偿转让的证据，其在股权转让行为完成近4年才向麻某某索要100万元转让款，缺乏法律依据，故该院对贾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7-28 10:1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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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裁判指引（桂高法民二〔2020〕19号）
摘要2：【目录】一、公司资本制的效力 1.【公司资本制原则及其地位】2.【股东退股中的资本维持】3.【股权转让中的资本维持】4.【公司受损与股东受损的区辨】5.【追索抽逃出资的请求权基础的区别】
二、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 6.【分层次效力】7.【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合同效力：双务合同关系】8.【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合同效力：共同法律行为】9.【侵权责任意义上的请求权基础】10.【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界限】
三、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则 11.【股东会决议与司法介入的界限】12.【股东与高管身份重叠时的责任认定】13.【股东知情权的性质】14.【股东知情权与公司利益冲突时实质性竞争关系的判定方法】15.【股东协议与股权登记存在冲突的情形】16.【在公司解散纠纷中如何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四、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17.【股权转让合同与股权变动的区别】18.【股权变动时间点的判断】19.【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股权变动时间点的情形】20.【股权变动的对抗效力】21.【外部转让时其他股东是否同意的效力影响】22.【其他股东表示同意的方式】23.【外部转让时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效力影响】24.【附生效条件视为成就的例外情形】
五、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 25.【完成增资的必备前提】26.【完成增资的判断方法】27.【完成增资的通常方式】28.【向公司投资行为的实质性判断】
六、隐名出资（代持股）的适用规则 29.【隐名出资关系的定性及其理由】30.【隐名出资的一般性规则】31.【隐转显的要件辨析】32.【内部公开型隐名出资规则】33.【实质股东型隐名出资】
七、董事高管违反勤勉义务的责任34.【责任主体的范围及实质判断标准】35.【合谋主体的排除】36.【侵害行为的特定性】37.【勤勉义务的基本依据】38.【交接中的勤勉义务】39.【因果关系规则】40.【利益损失的已然性】
八、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41.【构成要件】42.【法人人格否认的既判力范围】43.【公司人格否认之诉与破产程序的衔接】
九、对赌协议的效力审查 44.【对赌协议的基本认识】45.【回购条款的性质】46.【名为对赌实为借贷的认定】
- 日期： 07-31 23:0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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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答：股权转让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受让方返还的股权是指基于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该股份在公司所获得的红利、配送新股属于该股权的法定孳息也在返还范围），股权受让方认购的新股不属于返还的股权收益。
摘要2：【解读】股权转让合同被确认无效，受让方基于股东身份行使优先购买权购买的其他股东股权不属于应当返还的范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45号
【裁判要旨】《增资扩股协议书》中的业绩对赌条款经股东会决议解除，但上市及股权回购条款未解除，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没有达到上市条件的，仍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回购股份。
摘要2：
- 日期： 09-02 07:4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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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
履行职务
摘要1：——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172号
【裁判要旨】公司和董事之间属于委任关系，在法律和公司章程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公司董事辞职一般应于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１】公司和董事之间属于委任关系，在法律和公司章程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公司董事辞职一般应于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金某某、蔡某某分别于2011年10月31日和11月11日向乙公司提交了关于辞去乙公司董事职务的辞职书。其时，赵某某系乙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依法代表乙公司，因其认可已经收到该两份辞职书，故金某某、蔡某某的辞职已经生效。．．．．．．原审判决认为“对于公司而言，在董事提出辞职后公司股东会一般会对董事辞职事项进行审议，并将董事辞职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以及“乙公司在长达二年多的时间内不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和增选董事有悖常理”，均缺乏足够依据，其据此否定金某某、蔡某某辞职已经生效系适用法律错误。．．．．．．金某某、蔡某某在辞职时虽表示“望公司批准”，以及丙公司虽在金某某、蔡某某辞职后作出召集乙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免除其董事职务等意思表示，但均属相关主体对公司与董事法律关系性质，以及董事辞职何时生效的法律认识偏差，不影响金某某、蔡某某辞职生效。对被申请人的相关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
【摘要２】丙公司系持有乙公司70％股份的大股东，2013年11月28日乙公司召集并主持的临时股东会会议即使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会议作出的决议效力亦应经有权部门根据当事人诉请依法裁判方可被否定，此前应视为有效，而不应在不能否认决议上的签章等真实性的情况下，无视公司法关于取消决议效力的有关规定，直接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否定其真实性，从而否定其效力。原审判决以2013年11月28日乙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在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等方面存在瑕疵，或者与相关事实矛盾为由，不予采信该股东会决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该次股东会决议作出改选董事的决议应当视为有效，此后曹某某已经不再具备乙公司董事资格。
摘要2：【摘要３】《公司法》第47条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因该规定系针对董事会的召集和主持的法定主体，故“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亦应指向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会的职责，而非指董事长的其他职责，故对丙公司以赵某某履行了乙公司董事长其他职责为由，认为320会议召集不符合《公司法》第47条规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丙公司未能提交赵某某自其于2012年2月7日主持召开董事会会议至2014年3月4日副董事长吴某召集320会议前，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曾召集或者主持乙公司董事会会议的相关证据，而乙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会议应当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因此320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第47条规定的前提条件。《公司法》第47条并未规定在副董事长或者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的董事依法召集董事会会议前须提请或者催告董事长召集，故对丙公司关于320会议召集前未要求赵某某召集董事会不符合《公司法》第47条规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４】关于320决议内容是否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问题｜2009年9月28日舒某某、杨某、丙公司与乙公司共同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第4条第3款约定：“董事长在丙公司委派的董事中产生。”第9条第2款约定：“本协议作为解释新乙公司股东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依据，长期有效，除非各方达成书面协议修改；本协议在不与新乙公司章程明文冲突的情况下，视为对新乙公司股东权利和义务的解释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该规定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经乙公司签署。因此，该文件虽名为协议，但在主体上包括公司和全体股东、内容上属于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效力上具有仅次于章程的最高效力，其法律性质应属乙公司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的具体解释。违反该约定应为决议的可撤销事由。由于该协议对董事长选任范围的限制，并不违反公司章程关于董事长经选举产生的规定，应为有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14号
【裁判要旨】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
【裁判摘要】鑫湖公司上诉主张《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未经鑫湖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且该协议内容涉及担保，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应经地质二队表决通过，而地质二队的《请示》并不足以表明地质二队同意该协议。元泽公司、赵林辩称与天瑞集团合作并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系征得地质二队的同意。本院认为，首先，元泽公司、赵林在与天瑞集团磋商过程中，地质二队参与了鑫湖公司与天瑞集团相互考察及勘查开发费用约定的全过程，《请示》内容也清晰表明这一过程。地质二队与天瑞集团的相互考察行为，足以表明地质二队知悉合作事宜，且其不仅没有提出异议，在《请示》里面所述之内容也表明地质二队同意鑫湖公司与天瑞集团进行合作。其次，在地质二队已知悉合作事宜并参与相互考察的情况下，其在《请示》第二条中也明确表态同意“西藏鑫湖矿业有限公司与河南天瑞集团元泽公司进行增资重组合作”，这意味着地质二队已了解《合作框架协议》内容，否则其不会在《请示》中作出上述表态，鑫湖公司关于地质二队并不知晓《合作框架协议》内容的主张与常理不符。至于鑫湖公司主张的《合作框架协议》落款时间在《请示》落款时间之后问题，与本院查明的前者系2010年12月21日而后者是2011年1月18日的事实不符。再次，地质二队在《请示》第二条中已明确“同意西藏鑫湖矿业有限公司与河南天瑞集团元泽公司进行增资重组合作”，地质二队作为鑫湖公司的股东，其本身具有独立作出是否同意鑫湖公司对外合作的意思表示的权利，而地质二队向主管部门报请批示，系其内部程序。元泽公司取得《请示》复印件，亦知晓地质二队同意与天瑞公司合作的明确意见。至于在形式上未召开股东会，亦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七条关于“如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的规定。因此，鑫湖公司关于《合作框架协议》未征得地质二队同意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法条链接】《公司法》第３７条第２款规定：“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解读】股东并无违反《公司法》规定的向外，公司财产被查封而产生的损失与股东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认定为股东损害公司利益。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46号
【裁判要旨】原决议有效，临时股东会决议并未明确更改或者替代原决议内容的，仍应按原决议执行。
摘要2：【解读】
（１）决议九第六条规定：“。同意对未按股东会决议按时缴纳的资本金额按照同期银行流动贷款利率计息，利息作为公司财务收益处理，迟缴时间超过3个月的另行决议处理。”．．．．．．决议九第六条中有“迟缴时间超过3个月的另行决议处理。”实际上是将神华公司因未按股东会决议按时缴纳的资本金额，而需要按照同期银行流动贷款利率计息，利息作为公司财务收益处理的时间限制在三个月之内，至于三个月之后如何处理，决议九确定了“另行决议处理”，故水务公司要求神华公司承担三个月以后的逾期增资利息，缺少合同依据。
（２）临时股东会决议二第五条规定：“。三家股东将以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欠缴应出资资本金，不履行出资义务为由，一致同意按各自出资比例受让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水务公司的股权。”该决议不属于股东会决议的法定范畴，神华公司同意该决议内容应该认定为神华公司与其他三股东之间就股权转让达成协议，并且神华公司也履行了该协议。原判决认定临时股东会决议二已将神华公司因逾期缴纳增资应承担的责任明确为神华公司出让其持有的水务公司全部股权的范围之内，未再对逾期增资而造成公司的利息损失作出决议，实际上是确认临时股东会决议二取代了决议九中有关神华公司因迟延增资，在三个月内应当赔偿水务公司利息损失的决定。在决议九有效且并未被撤销、临时股东会决议二并未明确表述要更改或替代决议九的内容的情形下。原判决神华公司转让股权即承担了延期出资的责任，属于认定事实缺少证据证明。
- 日期： 09-12 08: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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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98号
【裁判摘要】二、本案一审调解是否违反自愿原则及法律规定？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新井煤业公司至今工商登记记载的法定代表人仍然是陈某某，陈某某代表新井煤业公司所为之诉讼行为，直接对新井煤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无需公司另行授权。本案一审中，陈某某代表新井煤业公司参加诉讼，并未对其与金力泰公司签订《出资协议书》的事实提出异议，且经对账确认，截止2013年10月19日，新井煤业公司欠金力泰公司出资款及分红款共计人民币8075万元整。双方共同请求法院进行调解并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上述诉讼行为对新井煤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并未违反自愿原则。其次，新井煤业公司称新股东加入公司以及向股东分红等事项，应为股东会决议事项，陈某某无权作出决定和承诺。本院认为，《出资协议书》不但有新井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签字，还有双方加盖公章。并且，陈某某不仅为新井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持有新井煤业公司80%股权，其有权对公司增资扩股事宜作出决定。新井煤业公司以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否认协议效力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再次，新井煤业公司称陈某某和陈勇某已将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韩某某和路某某等人，陈某某一审中的诉讼调解行为侵害了韩某某、路某某等人的利益。本院认为，由于陈某某为新井煤业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金力泰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其有权代表新井煤业公司进行相关民事行为及诉讼行为。新井煤业公司在未提供证据证明金力泰公司存在恶意的情况下，以其公司内部股权转让纠纷，否定法定代表人行为的对外效力，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答：《公司法》第３４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因此，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必须经“全体股东约定”，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会作出不按实缴出资比例分红或变相分红的股东会决议或者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无效。
摘要2：【解读１】股东的出资比例和持股比例不一致的约定，需经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方可生效｜尽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比例和持股比例是否一致属于股东意思自治的范畴，但是，为了防止出现大股东或者多数股东欺压小股东或者少数股东的情况，应严格限制该约定的生效条件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解读２】股东之间可否通过协议约定按实际出资比例确定表决权？——解答：（１）《公司法》第４２条规定若不按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应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之间协议只有符合《公司法》第３７条第２款书面一致决定才符合公司章程的形式要件；（２）股东之间通过协议约定确定表决权比例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其属于双方或多方法律行为仅对参与该协议的股东产生拘束力，不对公司产生拘束力，除非股东之间协议符合《公司法》第３７条第２款书面一致决定的公司章程形式要件才对公司具有约束力。
【注解１】《公司法》规定不按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红利采取一致决方式即需经“全体股东约定”（（《公司法》第３４条规定）。
【注解２】对不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采取多数决方式即只要按照“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即可：（１）《公司法》第４２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２）《九民会议纪要》第７条规定“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 日期： 09-14 20:2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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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沈河民三初字第1040号
【裁判摘要】在原告没有对其股权作出处分的情况下，除非沈阳紫光软件公司进行了合法的增资，否则原告的持股比例不应当降低。依据被告沈阳紫光软件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增资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被告沈阳紫光软件公司关于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上时某某签字非本人所签，原告对于增资事宜不知情，对于原告而言，该增资行为无效，对于原告没有法律约束力，且股东认缴增资部分至今未到位，不应以工商变更登记后的人民币2，000万元注册资本金额来降低原告在被告沈阳紫光软件公司的持股比例，而仍旧应当依照5%的股权比例在股东内部进行股权分配。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时某某自2012年5月9日起持有被告沈阳紫光启明软件技术有限公司5%股权。
摘要2：
- 日期： 09-14 20:3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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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鲁商初字第23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因此，公司大股东如果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影响小股东的个人利益，为小股东增设义务或限制权利，应得到小股东的同意。因本案六次股东会决议是在股东周某某未参加会议，由他人伪造周某某签字做出的，事后周某某亦不予认可，故该六次决议并非周某某真实意思表示，侵犯了周某某的姓名权，干涉了周某某依照自己的真实意思对公司事项进行表决的权利，进而侵害了周某某的增资优先认缴权，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被告吕某某及裕昌公司其他被告股东在本案六次股东会议分别召开时明知周某某未参加会议，不可能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仍表决通过了相关股东会决议，应视为被告吕某某及裕昌公司其他被告股东构成恶意串通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因本案六次股东会决议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应认定为无效。原告周某某关于确认2007年5月18日，2008年3月28日，2010年6月29日，2010年8月11日，2011年8月11日，2013年11月27日裕昌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六次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认为：公司股东会决议被确认无效后，对公司内部关系具有溯及力，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应回归到决议作出之前的状态。本案被认定无效的六次股东会决议内容均系公司增资，故该六次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后果应是恢复至2007年5月18日第一次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作出之前公司的注册资本状态与当时股东的持股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因此，被告裕昌公司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至2007年5月18日股东会决议作出之前的状态。
摘要2：【解读】大股东形成的为小股东增设义务或者限制权利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 日期： 09-27 19: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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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872号
【裁判要旨】全体股东间关于公司单独向某一股东分红，其他股东不分红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股东会的职权包括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股东会职权内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大西洋公司全体股东作出的《股东会决定》一致同意分配公司净利润人民币6362.73万元，宋某某获得利润6362.73万元，其他三股东刘某某１、刘某某２、肖某某获得利润0元，符合前述公司法规定，刘某某１、刘某某２、肖某某认为《备忘录》违反了公司法规定的理由不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11号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确认案涉董事会决议效力是适用《公司法》还是股份合作制相关规定的问题｜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苍南仪表原属集体所有制企业，1999年苍南仪表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2015年4月16日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12月叶某进入苍南仪表，2003年5月9日苍南仪表增资，叶某占40股，投资120万元，比例为5.7143%。苍南仪表与叶某之间围绕股东资格的纠纷虽延续至今，但争议事件均发生于2015年4月16日之前，此时苍南仪表系股份合作制企业，故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应适用当时合法有效的与股份合作制企业有关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态，兼有合作制和股份制的特征，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章程作为企业的宪章，对全体发起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企业本身具有约束力。基于民事主体意思自治原则，在企业章程已经作出规定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企业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应首先依据章程的规定；章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应适用当时有效的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相关规定；当时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规定不明确或者没有规定，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据此，叶某主张本案应完全适用《公司法》，苍南仪表主张只能适用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相关规定均有失偏颇。
摘要2：【解读】股份合作制企业董事会决议效力首先应当依据章程规定，章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应适用当时有效的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相关规定；相关规定不明确或者没有规定的，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 日期： 10-01 13: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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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云高民二终字第84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该股东即丧失依法享有的仅以其对公司的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而应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廖某某、洪某某作为金顺公司的股东，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桂族公司利益的情形，能否适用公司人格否认法理要求其二人对金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考察：其一，主体要件，公司人格否认法理适用的主体是实施了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的控制股东，即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能对公司的主要决策活动施加影响的股东。本案中，廖某某、洪某某作为金顺公司唯一的两名股东，实际参与了金顺公司的日常管理和经营决策，是金顺公司的实际控制股东，故廖某某、洪某某具备作为适用公司人格否认法理的责任主体。其二，行为要件，是指控制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公司的人格混同，即公司与股东不分或者合一，指股东与公司之间资产不分、人事交叉、业务相同，与其交易的第三人无法分清是与股东还是公司进行交易。本案中，廖某某、洪某某作为金顺公司各持股50%的自然人股东，其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是否存在混同，致使金顺公司缺乏独立的财产和作为独立人格存在的基础是认定廖某某、洪某某是否实施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的重要判断标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首先，金顺公司的经营场所是股东廖某某的名下的个人房产；其次，2013年3月18日，廖某某将涉案800万元贷款，即2013年3月13日桂族公司从工行贷出后转汇金顺公司的800万元款项，从金顺公司账户转出其中的450万元用于其股东个人增资扩股；再次，2013年4月，廖某某又从金顺公司账户多次转款共计435万元；最后，从金顺公司、廖某某、洪某某一审提交的《云南金顺进出口有限公司支付云南桂族经贸有限公司款项明细表》可以看出，从2012年12月17日至2013年11月13日期间，金顺公司与廖某某分别多次从公司账户和个人账户转款至桂族公司账户用于偿还涉案贷款。综上，从本案贷款行为发生起，金顺公司账户与股东
摘要2：（续）廖某某的账户之间出现多次转款，金顺公司和股东廖某某亦均向出借人桂族公司多次还款，由此可见，金顺公司违反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分离原则，故可以证实金顺公司的财产与股东廖某某的个人财产存在混同。其三，结果要件，是指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对债权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本案中，从2013年3月18日起，在无合法依据的情形下，廖某某从金顺公司账户转出款项至其个人账户共计885万元，占金顺公司1088万元注册资本金的80%以上，其挪用公司财产的行为已构成对债权人桂族公司利益的严重损害。综上，结合公司人格否认的具体适用条件，金顺公司的实际控制股东廖某某，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并最终严重损害了本案债权人桂族公司的利益，应对金顺公司尚欠桂族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洪某某作为金顺公司的另一名股东，与廖某某各持金顺公司50%的股权，二者又为夫妻关系，原审在认定廖某某应对金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判决洪某某对此亦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廖某某、洪某某关于其对金顺公司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 日期： 10-01 18: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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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到期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2民终608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是关于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的规定，该规定的适用要件应指向股东出资义务期限届满时的情形。本案中，壹鸿公司章程约定股东增资出资缴款期限为2030年7月30日，沈某某、王某某作为壹鸿公司认缴增资的股东至本案诉讼时并不存在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壹鸿公司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但江佑商邦公司据此主张股东未届履行期限的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将未到期出资等同视为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本院认为尚不能对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作出如此延伸和扩张解释。故江佑商邦公司主张沈某某、王某某二人对壹鸿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 日期： 10-02 11: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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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逃出资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执申字第9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具体规定了抽逃出资的构成要件，可以作为执行程序中认定是否构成抽逃注册资金的参照。该条文规定的要件有两个，一个是形式要件，具体表现为该条罗列的“将出资款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等各种具体情形。另一个是实质要件，即“损害公司权益”。本案虽然符合了该法条规定的形式要件，但是如上所述，实质要件难以认定。所以无法按照上述两个条文的规定认定昌鑫公司构成抽逃注册资金，在执行程序中追加昌鑫公司为被执行人证据不足。
【摘要１】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该规定主要适用于执行实施行为，并不必然涵盖执行复议程序。因为在复议程序中，存在生效的异议裁定。如果中止了复议程序，破产程序中难以处理异议裁定的效力，也无法实现当事人对于异议裁定的救济。何况，本案中昌鑫公司未向本院提交关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复议期间知晓弘大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的证据，故其关于复议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即使昌鑫公司构成了抽逃出资应予以追加，在弘大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对于昌鑫公司的执行程序也应予以中止，交由破产法院统一处理。因为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减少了整个公司的责任财产与偿债能力，损害的是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在破产程序中，股东的出资被追回后，应列入破产财产以平等实现全体债权。针对特定股东继续执行以实现个别债权，不符合破产程序中平等保护债权的原则。总之，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得知法院受理弘大公司破产申请的情况下，继续执行昌鑫公司的财产是错误的。
摘要2：【解读】以股东注册资金偿还公司所欠股东债务不构成抽逃出资——（１）２００４年，昌鑫公司通过债权受让的方式取得对于弘大公司２５４５万元债权；（２）２００６年３月，弘大公司与昌鑫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弘大公司向昌鑫公司定向增发股本２５４５万元，增资扩股同时偿付昌鑫公司债务２５４５万元；（３）２００６年６月９日，昌鑫公司向验资账户注入自己２５４５万元后又于６月１２日将上述２５４５万元资金转到昌鑫公司账户；（４）因弘大公司到期未清偿三源公司货款及利息，三源公司请求昌鑫公司在抽逃出资２５４５万元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５）本案历经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昌鑫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抽逃出资。
- 日期： 10-03 15:5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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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赌协议
摘要1：【摘要】《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是附事实条件的股权转让，即只有在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华立公司才能将其所持有的埃尔凯公司的股权转让给LKE公司。该协议对将来发生事实的约定未违反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有效。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议是投资公司在向目标公司投资时为合理控制风险而拟定的估值调整条款。订约双方一般会约定在一个固定期限内要达成的经营目标，在该期限内如果企业不能完成经营目标，则一方应当向另一方进行支付或者补偿。但《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将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双方预先设定的经营目标，且协议中也没有约定作为股东的LKE公司在目标公司埃尔凯公司无法完成股份制改造情况下应承担股权回购的责任。双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既没有出现违约行为导致协议终止的情形，华立公司也已于2011年6月9日取得埃尔凯公司的股权，故华立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和《增资扩股协议》请求收回增资扩股投资款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64号
【裁判要旨】信用社整体改制成立商业银行，未及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导致其主体在形式上仍存续的事实，不表明该信用社在改制过后海继续享有原有的权利。
【裁判摘要１】案涉编号为xxx的《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借款合同》及相同编号的《吉林省农村信用社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债权人及抵押权人为延河信用社。本案原由延河信用社提起诉讼，一审审理中原告由延河信用社变更为龙井农商银行。根据一审及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延河信用社经吉林银监局批准、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整体改制为龙井农商银行的事实，龙井农商银行已于2016年12月7日依法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在本案起诉前即已具备企业法人主体资格。银监会延边监管分局出具的《证明函》亦证明银行监管部门已对原延河信用社的债权债务作出了处理，即由龙井农商银行承继延河信用社所有的债权债务。据此，应认定龙井农商银行为延河信用社改制后的承继主体，延河信用社基于案涉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所享有的债权和抵押权应由龙井农商银行承继。延河信用社未及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导致其主体在形式上仍存续的事实，不表明该信用社在整体改制为龙井农商银行后还继续享有原有的民事权利义务。因此，龙井农商银行作为延河信用社债权债务的承继主体，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关于“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龙井农商银行替代延河信用社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主体适格，该行依法享有诉权。至于龙井农商银行的案涉借款债权能否基于吉林高院（2014）吉民二初字第13号民事调解书获得清偿从而消灭主债权、抵押权随之消灭的问题，属于抵押权实现的顺位问题，系案件实体审理问题，不属于起诉受理条件，新合作公司以此否定龙井农商银行的诉权缺乏法律依据。因此，新合作公司关于龙井农商银行没有本案诉权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主债务未过诉讼时效期间，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应予支持——关于龙井农商银行行使抵押权是否超过法定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案涉借款期限于2012年7月28日届满，后经债权人与债务人、五个抵押人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将案涉借款展期至2013年6月27日，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借款展期届满之日起算。鉴于本案一审审理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开始施行，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延河信用社于2014年10月21日向吉林高院提起（2014）吉民二初字第13号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系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015年5月15日延河信用社向新合作公司发出编号为xxx的《吉林省农村信用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要求新合作公司继续承担本金2亿元整及利息的借款债权的抵押担保责任，无条件履行担保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该行为亦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2015年11月23日该信用社向债务人延边国贸大厦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案涉债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主债权诉讼时效再次中断。2016年12月24日延河信用社提起本案诉讼，距主债权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时间2015年11月23日仅一年左右，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据此，原审判决认定延河信用社行使抵押权尚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并无不当，新合作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不成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93号
【裁判摘要】判断投资权益转让价格是否合理，需要将受让人支付的对价与债务人对被投资企业的权益以及市场交易价格相比较——据隧道公司与华南（香港）公司1996年3月16日签订的合作合同，华南路桥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及路桥项目总投资人民币2.59亿元均由华南（香港）公司投入。隧道公司以特许专营权不作价投入。隧道公司按合同约定从华南路桥公司获取利润，并非依据固定比例的股份分红，合同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接近20%，且2002年8月9日隧道公司认缴金额占当时注册资本总额20%，综合华南路桥公司的性质，国富公司主张的20%股权应当表述为投资权益更为妥当。原判决依据在案证据，认定园林中心承担债务的行为可以视为支付了人民币1481.7万元的转让对价，有较充分的依据。该问题的关键是，该人民币1481.7万元是否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可见，判断价格是否合理，需要将前述园林中心支付的对价人民币1481.7万元与隧道公司对华南路桥公司的权益，以及市场交易价格相比较。原审查明，2002年8月9日华南路桥公司申请增资，隧道公司认缴人民币9878万元，截至2004年10月31日，隧道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1481.7万元，截至2005年12月28日隧道公司对华南路桥公司投入为人民币4939万元。暂不论特许经营权的特殊价值，仅以隧道公司累计投入人民币4939万元与视为支付转让对价的人民币1481.7万元相比，已明显不合理。此外，参考2007年麦格理国际基础设施基金有限公司间接收购华南路桥公司81%股权权益时支付对价为人民币39.57亿元（对国富公司在广东高院再审时主张的收购价格，其他各方均无异议），可以推算隧道公司的投资权益价值数亿元。因此，2004年园林中心以人民币1481.7万元受让隧道公司在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的行为已符合“明显不合理低价”情形。
摘要2：【摘要１】市政园林局既作为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市政园林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又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履行出资人的职责。隧道公司转让股权是执行出资人的决定，而非执行行政决定。广东高院再审认定隧道公司根据市政园林局的决定转让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的行为属于民事行为，应受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纠正了二审判决关于案涉股权转让性质为国有企业执行行政机关行政指令的认定，是正确的。
【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或者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可见，予以撤销的债务人行为有三种，即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及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园林中心主张其没有恶意，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并没有将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作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之一。本案无需对债务人隧道公司与第三人园林中心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进行评判，而应当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审理：1.国富公司所持债权是否合法有效；2.隧道公司向园林中心转让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是否为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3.该转让行为是否对国富公司造成损害。
【解读１】应予撤销的债务人行为有三种：（１）放弃到期债权；（２）无偿转让财产；（３）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解读２】《合同法》第７４条并没有将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作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之一，无需对债务人与第三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进行评判。
【解读３】债权人撤销权应当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审理：（１）债权是否合法有效；（２）是否为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３）该转让行为是否对债权人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