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809号
【裁判摘要】通常情况下，一个行政行为会由一个行政机关独立作出，但有时，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根据行政权力运行的实际需要，行政行为的作出需要同级其他行政机关或者上下级行政机关的协力，这就会形成多阶段行政行为。当一个以上行政机关分别作出多阶段行政行为时，应当如何选择正确的起诉对象，进而如何确定适格被告？通说认为，应当以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直接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为起诉对象。又根据“谁行为，谁为被告”的原则，适格被告也应当是作出这个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除非法律、法规对此另有规定。
【裁判摘要２】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属于诉讼参加，也就是参加到别人的诉讼当中，因此，第三人的诉讼参加须以他人之间的诉讼已经或能够进行为前提。在一个诉讼因为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而无法开启的情况下，断无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必要。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行政诉讼法》第７０条规定的撤销判决、第７５条规定的确认无效判决，该行为行为无效；（２）《行政诉讼法》第７４条规定的确认违法判决，未被撤销依然作为有效的行政行为存在，可以作出后续行政行为的依据。
摘要2：【解析】被确认违法的行政行为属于有效行政行为。
【注解】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方式分为两种情况：
（１）情况判决即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会给国家或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法院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但是行政行为继续有效——《行政诉讼法》第７４条第１款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２）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实际上这种判决方式仍然是否定行政行为的效力——《行政诉讼法》第７４条第２款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116号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作出的尚未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裁判摘要】本案中，武国土用（2009）6号批复明确“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严格按照附表中所定用地位置、面积、规划用地性质等办理有关手续”。该批复的存在并不代表最终拆迁许可行为必然作出，且亦未直接对外付诸实施，因此未对所涉建设用地片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的影响，故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湖北省政府对胡某某等的复议申请审查后，书面告知胡玉枝等对其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答：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约定义务，属于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的行为。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行为是否合法，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据法律、法规，参照规章进行审查，不能根据合同法关于合同的有效性规定进行审查。
行政机关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实施的行政协议行为，才是合法有效的。同时，对于违法的行政协议行为，人民法院并非一律判决撤销或者确认无效，撤销违法行政协议行为将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行政协议行为轻微程序违法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确认行政协议行为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在监督行政协议行为合法性的同时，确保行政协议得到实际履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899号
【裁判摘要】征地公告一般不可诉，但与征地批复内容不同的征地公告可诉——一、二审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发布征收公告的行为，仅仅是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收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批准事项，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示告知的行为，对被征收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是征收土地批复以及后续相关征收土地行为，而非征收公告行为。因此，征收公告行为原则上属于不可诉的行政行为。但是，被征收人以征收公告内容与征地批复批准征收土地的范围、用途、面积、补偿标准等内容不相符为由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918号
【裁判摘要】通常情况下，市、县人民政府根据省级人民政府征地批复作出的征地公告行为，仅仅是对征地批复内容的告知，是一个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程序性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如果被征收人以征收公告范围与征地批复不一致为由，对征收公告提起行政诉讼，并提供初步事实根据的，人民法院就不能以前述理由简单裁定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行提字第28号
【裁判摘要】毛某某建房所在地属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应当按照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履行相关报建手续。因毛某某最终未能获得合法的报建手续,政府部门将其所建房屋认定为违章建筑并无不当。其次,根据已查明事实,2013年12月9日毛某某对兴宁市住建局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该限期拆除通知。2013年12月10日,兴宁市政府经催告后作出兴府行强执决字(2013)第1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决定对毛某某违法建筑物实施强制拆除,于当日发出《强制执行公告》,并于2013年12月11日对毛某某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本案中,兴宁市政府作出兴府行强执决字(2013)第1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告知毛某某强制执行决定,同时告知相关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并于作出该《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的第二天即2013年12月11日强行拆除毛某某的建筑物。对此,本院认为,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期限是一种法定期间,即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行为规定了比一般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更多的前置条件,即应经公告并经法定期限届满后,被执行人仍未自行拆除也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才可以依法自行强制执行。本案中,兴宁市政府于2013年12月10日作出兴府行强执决字(2013)第1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于作出该《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的次日即将毛某某的房屋拆除,而在之前作出的《违法建设限期拆除通知书》及《催告通知书》中均未告知毛某某相关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却在作出兴府行强执决字(2013)第1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的第二天就强制拆除毛某某的房屋,显然不当,属程序违法。故毛某某主张兴宁市政府拆除其房屋违反程序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因兴宁市政府的行政行为属轻微程序违法,且
摘要2：【解读】根据《行政强制法》第４４条规定，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实施强制拆除，应当先行公告，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届满后，被执行人仍未自行拆除的，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才可以依法自行强制执行。
【法条链接】《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强制拆除】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摘要1：解读：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程序性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对其权利义务产生明显的实际影响，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而对该程序性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解析】（１）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程序性处置、中间阶段的行为，尚不属于最终的行政决定，根据行政法上的成熟原则，这种程序性处置、中间阶段的行为是不能直接接受司法审查的，排除于受案范围之外；（２）如果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认为“程序违反”已经影响到行政行为之“实体决定”，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则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注解１】程序性行政行为属于可诉行政行为要件——（１）程序性行政行为具有终局性；（２）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３）并且无法提供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６９号裁判要点针对某个具体程序性行政行为是否可诉确立了两个司法判断标准（程序性行政行为只有同时具备两个要件才具有可诉性）——（１）该程序性行政行为侵犯了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对其合法权益产生了明显的实际影响；（２）该程序性行政行为作出以后，当事人无法通过提起对相关联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
【注解３】（１）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可以依法予以中止，行政机关的中止一般属于过程性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２）但构成拖延履职或者拒绝履职的，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参考案例：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渝05行终115号
摘要2：【注解４】违法发包人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１）发包人将自己的建筑施工业务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的自然人，应对该自然人聘用的职工在从事发包业务时发生的伤亡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参考案例：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渝01行终62号；（２）违法发包的发包人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参考案例：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黑行再12号
【注解５】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是否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核心为其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工程违法发包、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１）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将承包业务违法转包、分包给没有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需要承担用工主体责任；（２）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也应当依法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和工伤保险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3）最高法行申1473号
【注解６】承揽合同不构成违法发包关系，承揽人雇佣人员受伤依法不适用违法发包、转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质的单位承担工伤主体责任的相关规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3）最高法行申1473号
【注释】（１）发包人违法发包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２）但承揽关系的发包人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730号
【裁判要旨】安全事故报告行政批复的可诉性及其合法性审查——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３２条规定，对安监部门的事故调查报告作出的批复，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对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依法作出判决。
摘要2：
摘要1：解读：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３２条规定，对安监部门的事故调查报告作出的批复，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
【解析】（１）事故调查报告不具有可诉性；（２）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具有可诉性。
摘要2：【注解１】（１）事故调查报告批复是否可诉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析判断；（２）事故调查报告及其批复没有直接设立或者改变当事人具体的权利义务，尚未对其产生实质性影响，不构成对其合法权益的侵害，不作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613号
【注解２】对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具有可诉性。——参考案例：(2018)浙07行初227号；(2019)浙行终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8815号
【裁判摘要１】建制村合并审批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关于建制村合并审批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自然村是由于一个或多个家族、户族、氏族或其他原因自然形成的居民聚居点，其起源是由村民经过长时间在某自然环境中人们自发形成的。建制村则是国家为了方便管理按照法律规定而设立的农村基层管理单位，也是农村群众自治组织的区域依托。建制村的显著特征就是需要经过需要国家行政程序予以认可才能确定。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建制村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需要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因此，县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同意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建制村合并方案的批复行为是行使其管理职能的行为，建制村的合并涉及到村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村资产及债务的合并，该行为对合并前的村集体组织财产权益必然产生实际影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二项规定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裁判摘要２】对于建制村合并的审批行为，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过半数的村民方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关于对建制村合并审批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如前所述，建制村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必须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同意，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乡镇人民政府可以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县级人民政府对建制村合并的审批行为，必将对原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因此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建制村合并的审批行为可以提起诉讼。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如果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建制村合并的审批行为不提起诉讼，则过半数的村民可以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提起诉讼。综上，对于建制村合并的审批行为，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过半数的村民方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当然，如果建制村的合并事项对个别村民区别于一般村民的特殊权益产生影响，则该村民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2：
摘要1：【解读】通知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因内容而异：（１）若通知的内容为单纯告知此前作出的行政决定内容或重复引述行政合同条款，对外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２）若通知同时具有针对特定相对人独立产生实际影响的内容，应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摘要2：
摘要1：【摘要】撤案决定可诉性｜在行政调查程序终结后作出的撤案决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起诉人梅泰克诺公司系“BREMET”注册商标在中国境内的独占许可使用人，其就快联公司涉嫌商标侵权的行为向工商奉贤分局具名投诉，工商奉贤分局对该投诉的处理结果与起诉人梅泰克诺公司所享有的商标权益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起诉人梅泰诺克公司对工商奉贤分局的撤案行为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
摘要2：【解读】商标独占许可人法律上利害关系之判断——商标独占许可权人在约定的时间、地域上，独占享有注册商标的专有权，与因处理商标侵权纠纷而作出的撤案决定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摘要1：【解读】行政机关对业主委员会备案行为属于可诉行政行为：（1）行政机关对业主委员会的备案行为，实际是物业管理行政管理部门对业主委员会是否依法成立、是否具备主体资格等一系列事实及法定要件的确认，其结果对业主委员会或其他利害关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属于可诉行政行为；（2）行政主管机关超越权限对业主委员会进行备案，应当依法撤销其备案行为。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89号
【裁判摘要】公务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的发放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公务员因公致残的，享受国家规定的伤残待遇。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的规定，公务员的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属于公务员人事管理中的工资福利保险事项，系基于公务员的权利义务而产生。对于行政机关向公务员的亲属发放死亡一次性抚恤金，亦应属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公务员权利义务决定的内部行为范畴，由此产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摘要】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再审申请人王××等三人认为再审被申请人东阿县政府依据64号通知规定的标准向其发放国家机关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错误而引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起诉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基本前提。若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则人民法院不应立案，已经立案的，应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起诉的事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常认为，该款规定的行政行为系指行政主体按照行政管理职责权限对外作出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项关于依法支付抚恤金的规定亦应在此意义上予以理解与适用。但再审申请人于2015年7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系认为再审被申请人向其发放的抚恤金不符合192号通知关于国家机关离退休人员病故的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对该项的解释为，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该行政机关公务员权利义务的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公务员因公致残的，享受国家规定的伤残待遇。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
摘要2：（续）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的规定，公务员的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属于公务员人事管理中的工资福利保险事项，系基于公务员的权利义务而产生。对于行政机关向公务员的亲属发放死亡一次性抚恤金，亦应属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公务员权利义务决定的内部行为范畴，由此产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二审法院予以立案及实体审理构成适用法律错误，且一、二审法院经实体审理后对张××生前工作身份所作认定对再审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一、二审判决应予撤销，对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应予裁定驳回。在本案诉讼程序终结之后，一、二审判决关于张××生前工作身份的认定便失去拘束效力，再审申请人与再审被申请人之间的抚恤金发放争议恢复至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之前的状态，再审申请人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的复核、申诉、再申诉等法定途径另行寻求权利救济。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务员一次性死亡抚恤金发放行为可诉性问题的答复》（［２０１６］最高法行他９号，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５日）
【摘要】公务员一次性死亡抚恤金的发放行为（包含作为与不作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3872号
【裁判摘要】向有处理权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投诉，实质是向上级行政机关的信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举报人不服处理或不予处理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适用该项规定的前提是，举报人要向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举报。如果举报人违反属地管辖原则，向有处理权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投诉，实质是向上级行政机关的信访行为，上级行政机关不履行对信访事项作出处理法定职责行为，对举报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308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针对咨询所作的答复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是由法律设定，而非由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法律文书设定；行政机关法律文书错误告知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因此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仍应依法审查立案，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系因谢某某向证监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依据行政诉讼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对一个恰当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不服的，信息公开申请人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但谢某某提起的系一个不成立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其申请内容系要求公开“证监信复字【2013】1000985号答复中‘不再受理’的法律依据”。对此种请求一、二审法院已经认定系咨询行为而非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为。证监会针对该咨询事项作出的[2014]39号《监管信息告知书》已经对谢某某的请求作了回答。此种以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的形式进行答复的行为，既未侵犯谢某某的人身权、财产权，也未侵犯其知情权，对其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不论谢某某是否满意，均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其亦无权对此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此类针对法律咨询所作的答复行为如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必然需要以判决方式去回应行政机关就法律咨询事项的答复行为是否合法、正确、全面，此显然有悖于司法机关裁断纠纷的职能和国家设立司法机关的目的。因为司法机关仅能对已经存在的具体纠纷进行裁断，而不能在没有现实纠纷的前提下，对行政机关依据何法律规范进行监督管理问题予以审查。因此，针对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就法律问题咨询所作出的答复，不论该种答复是否合法、正确和全面，均不属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
摘要2：【解读】针对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就法律问题咨询所作出的答复，不论该种答复是否合法、正确和全面，均不属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409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一般而言，可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应当是行政主体直接设定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或者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直接产生影响、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也即行政管理活动的最终行政决定。一般不包括行政主体在作出最终行政决定过程中针对程序性事项所作的决定和处理。此类针对程序性事项所作的行为以及过程性行为虽具有一定法律意义，也会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但它的法律效果是依附并被最终的行政决定所吸收，除非过程性行为具有独立的价值且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对过程性行为合法性的评价，可以在对最终的行政决定合法性评价中一并进行，过程性、程序性行为存在违法情形的，可能会导致最终的行政决定被认定为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重要方面，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有权予以撤销并可责令重作；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当事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确认违法而不撤销行政行为。因此，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中所作的程序性行为以及过程性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可以在对最终的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审查中予以解决。对于是在最终行政决定作出后，甚至行政相对人已对最终的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当事人再对过程性行为、程序性行为单独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不再具有诉的利益，不再具备诉讼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因此，行政主体程序性行为、过程性行为，通常不能单独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除非该程序性行为具有事实上的最终性，并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沈某某认为无锡市公安局批准延长办案期限行为违法，向江苏省公安厅申请行政复议。无锡市公安局批准延长办案期限，属办理治安行政处罚案件中的程序性行为，不直接对沈某某增加义务或减损权利，即使存在超过办案期限的问题，也只能在针对行政处罚所提起的案件中进行审查，而不能单独就行政处罚案件办案期限问题申请行政复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466号
【裁判摘要】城中村项目批复不具有行政可诉性——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与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均规定，对当事人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亦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由此可知，行政机关作出的不具备法效性特征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效性是指行为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所谓直接，是指法律效果必须直接对相对人发生，亦即行政行为一旦作成，即导致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所谓对外，是指行政行为对于行政主体之外的人发生法律效果，行政机关之间或行政机关内部的意见交换等行政内部行为因欠缺对外性而不具有可诉性。本案中，被诉的批复系宝鸡市政府对所辖各区组织编制的改造项目进行的审批行为，属于上级行政机关对于下级行政机关请求事项作出批复的内部行政行为。该批复虽然涉及了城中村改造的有关内容，但其是针对有关单位的内部审批行为，未直接设定茹某某等9人的权利义务，对其并未产生实际影响的效果，其法律效果还须通过有关职能部门依职权针对特定相对人作出相应处理决定加以实现，故该批复不具备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特点，不具可诉性。也就是说，在该城中村项目实际改造的过程中，相关行政机关作出的征收、安置补偿等直接设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行为才产生直接对外的法律效果。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4)行提字第10号
【裁判摘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原告资格——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既可能是该具体行政行为直接针对的对象，也可能是受到具体行政行为实际影响的其他主体。根据当时有效的《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条件，与他人联合举办企业，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应当拟定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并报有批准权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因此，海口市政府、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在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时，应当将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的批准文件作为必要条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与涉案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颁证行为也因此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为土地转让登记行为违法的，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否定此类案件中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原告主体资格，不利于国有资产管理和保护，不利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0675号
【裁判摘要】行政诉讼的裁判基准时应以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为判断基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因此，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时，只有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才能取得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这里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应当指受到行政行为的实际影响，即行政行为实际上处分了其权利义务，包括行政行为增加了其义务或减损了其权利等情形。因此，只有行政行为确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增减得失相关的，当事人权利和法律上利益才有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而且，行政诉讼的裁判基准时，应当以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为判断的基准。只有行政行为作出时，受其影响的主体才具备提起诉讼的资格。如果在行政行为作出后事实发生了变化，那么之后参与的主体及其利益也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能考虑的对象及利益。本案中，被诉房屋登记行为作出于2006年5月，房屋所有权主体变更前后分别为漯河石化集团和中油股份公司，两者均未对房屋变更登记行为提出异议。2011年11月，案外人李某某受让了相关民事主体对漯河石化集团的债权，逢春公司在本案二审阶段又从李某某处取得该债权。因此，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作出时，案外人李某某及逢春公司不是原漯河市房产管理局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考虑及保护的对象，案外人李某某及逢春公司的权利和法律上利益亦不具有受到被诉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其与购得相关不良资产前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被诉房屋变更登记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
摘要2：【注解】行政诉讼的裁判基准时，应当以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为判断的基准——（１）只有行政行为作出时受其影响的主体才具备提起诉讼的资格；（２）如果在行政行为作出后事实发生了变化，那么之后参与的主体及其利益也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能考虑的对象及利益。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6号
【裁判摘要】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实质上涉及的是人民法院启动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需主张其合法权益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侵犯，人民法院随之以该主张为起点，客观地审查其是否确实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经审查之后，只有那些确实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才被认可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通常认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指被诉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若进一步精确审查利害关系的形成，则基于上述条款，因袭司法实践积累，可从三个呈阶梯型的要件着手：一是合法权益范围要件，即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请保护的属于一种合法权益，这种合法权益可规定于民事法律等私法，亦可规定于行政法律等公法；二是合法权益个别化要件，即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这种合法权益，并非仅仅是一种间接的反射利益；三是合法权益受损害要件，即这种合法权益受到或将会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损害。对这三个要件的审查，宜依次逐级进行。
摘要2：【解读】审查“利害关系”三个要件：（１）合法权益范围要件，即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请保护的属于一种合法权益，这种合法权益可规定于民事法律等私法，亦可规定于行政法律等公法；（２）合法权益个别化要件，即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这种合法权益，并非仅仅是一种间接的反射利益；（３）合法权益受损害要件，即这种合法权益受到或将会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损害。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1)京行终1942号
【裁判摘要】海关稽查结论属于过程性行为，不具有终结性，行政不可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第二条、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海关进行稽查后需作出稽查结论并送达被稽查人；海关根据稽查情况，对被稽查人分别作出补征或追征税款、给予行政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等不同处理，对被稽查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终局实际影响的并非稽查结论而是最终的征缴决定、行政处罚等处理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十)项规定，过程性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可诉的行政行为需要具备成熟性、终结性，同时必须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调整作用。本案中，东城海关作出《稽查结论》，告知泰禾公司涉案情事移交北京海关缉私部门作进一步处理，故该《稽查结论》属于过程性行政行为，不具有终结性，不发生独立的法律效果，对泰禾公司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泰禾公司无论是对东城海关作出的《稽查结论》还是北京海关驳回复议申请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均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裁定不予立案。同时，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并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审查，行政机关对当事人可寻求救济的法律途径的告知行为，对人民法院审查当事人的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条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故泰禾公司认为《稽查结论》告知其诉权，应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东城海关《稽查结论》的定性错误与否问题，泰禾公司可在海关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的程序中主张权利，该项理由不影响本案行政诉讼的受理与否问题。综上，泰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正确，应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苏行申1257号
【裁判摘要】训诫书不属于行政处罚——本案中，开发区公安分局向再审申请人卢某某作出训诫书，仅为告知其《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信访条例》中关于示威、游行、信访的相关规定，并告知违反相关规定的法律后果等。该训诫书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亦无相对应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认定该训诫书对卢某某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据此迳行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土地管理法》第７７条、第７８条规定的“限期拆除”属于《行政处罚法》第９条第６项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２）《城乡规划法》第６４条、第６８条规定的“限期拆除”属于责令改正违法行为范畴，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不属于行政处罚。
【注解１】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区别：（１）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通常是为了迅速查处违法行为而作出的临时性处置；（２）行政强制执行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为执行该行政处罚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740号
【注解２】（１）责令限期拆除通知行为属于程序性告知行为，不是对违法行为的最终处理，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亦不属于可诉讼或可复议的行政行为；（２）但是在没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后续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实施强制拆除，进而导致该通知行为被最终行为吸收、覆盖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后即刻直接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则该通知行为实际已成为强制拆除行为的依据，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应赋予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的法定救济权利。——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粤行终86号
【注解３】《限期拆除决定书》行为与行政强制拆除案涉房屋行为属于两个独立的行政行为，两者都属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参考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桂行终549号
摘要2：【注解４】限期拆除通知书属于可诉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248号
摘要1：解读：（１）先行登记保存证据行为本质上属于行政处罚过程中的过程性行为，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是具有独立法律意义的行政行为，一般不具有可诉性；（２）但如果没有最终的处理结果、以先行登记之名行扣押之实或者先行登记明显不当的，则具有可诉性。
摘要2：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吉行再12号
【裁判摘要】先行登记通常不具有可行性，但如果没有最终处理结果则具有可诉性——先行登记保存属于证据收集和保全行为，而非行政强制措施，其是一种执法手段，是行政行为中的一个环节，不是最终的处理结果，通常不具有可诉性。但法定的先行登记保存期限是七日，七日内行政机关就应当作出处理。结合行政案件查处的一般程序和案件实际情况，这种处理可能是予以返还，送交检验、检测、检疫、鉴定，也可能是采取查封、扣押措施，作出处罚没收违法物品，或者是解除先行登记保全措施。本案中，榆树市盐务局作出法定代表人处载明“张××”的《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之后，直至今日没有后续的处理行为，其行为明显对当事人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故大连齐澺制盐厂的起诉符合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受理条件。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桂行终365号
【裁判摘要】以先行登记之名行扣押之实具有可诉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规定的先行登记保全行为，可以通过采取调查笔录、视听资料、勘验笔录等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查封、扣押等方式进行。询问、拍照、录像、勘验等方式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不在处罚行为之外作单独评价；查封、扣押等方式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可在行政处罚行为之外作单独评价。本案中，柳州市执法局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扣押涉案车辆，虽然以先行登记保全证据为名，但实际是行扣押车辆之实，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对陈人华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依法具有可复议性和可诉性。具体而言，以查封、扣押等方式先行登记保存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一般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必须是与违法行为有直接必然关联的物品，必须具有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基本特征；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是行政执法人员收集证据时，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采取的，必须具有先行登记保存的必要性；证据保存手段应当与证据保存目的相适应，采取适当的手段和方法；需要利用涉案物品的实质性特征作为证据，而又不能用其他取证手段代替时，才采用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如果可采取询问、拍照、录像、勘验等其他形式收集证明和认定行为人违法事实的证据，就不应采取查封、扣押方式进行先行登记保存。由此可见，以查封、扣押方式先行登记保存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是可以独立于行政处罚行为的，也不能得出不超过7日就必然合法的结论。柳州市执法局扣押了陈某某的涉案车辆，扣押期限不论是7日内还是超过7日，均对陈某某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均是可复议可诉讼的行为，并不需要依附于4527号处罚决定。一般而言，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会采取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考虑多阶段行政行为的救济时机，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形下，在对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复议或者诉讼时，一并审查和评价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权益保障效率，节约行政司法资源。但一并审查，不能理解为否定行政强制措施独立于行政处罚行为的可复议性和可诉性，否则在仅扣押车辆而长期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形下，相对人将丧失救济途径。
摘要2：
摘要1：【案号】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3804号
【摘要】150号《国土证》系定安县政府于1990年6月颁发，而冯某某等四人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9月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冯某某等四人提起诉讼的时间距150号《国土证》颁发之日起已经超过二十年，故对于冯行州等四人超过法定期限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因涉案土地于2000年7月、2017年9月两次进行了变更登记，并分别颁发了909号《国土证》和0001463号《不动产权证》，该两证所登记的内容与150号《国土证》的登记内容一致，面积与四至均未发生变化。因此，对冯某某等四人的实体权益产生影响的是1990年的初始登记行为。因冯某某等四人已丧失对初始登记行为起诉的权利，且初始登记行为已经生效，土地权属亦已明确，故颁发909号《国土证》和0001463号《不动产权证》并未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对再审申请人的权益亦未产生新的影响。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规定，并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有关“同一房屋多次转移登记，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及后续转移登记行为一并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就在先转移登记行为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因保护善意第三人确认在先房屋登记行为违法的，应当裁定驳回原告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的起诉。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未就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精神，对冯某某等四人针对颁发909号《国土证》和0001463号《不动产权证》行为的起诉，也应裁定驳回。
摘要2：【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琼行终362号
【摘要１】经审理查明，1990年6月，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颁发150号证。．．．．．．2000年7月，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换发了909号证，该证载明的土地位置、土地使用者、土地用途、土地面积与150号证上记载的一致。2017年9月，定安县国土局向陈某某换发了0001463号证，该证记载的权利人、土地位置、土地用途、面积与上述两证记载的一致。冯某某等四人不服，于2018年9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颁发的150号证违法；2.确认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颁发的909号证违法；3.撤销定安县国土局向陈某某颁发的0001463号证。
【摘要２】本院认为，首先，关于150号证的颁证行为。该证系定安县政府于1990年6月颁发的，而冯某某等四人对此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9月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因冯吗某某等四人提起诉讼的时间距150号证颁发之日起已经超过二十年，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冯某某等四人超过法定期限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其次，关于909号证和0001463号证的颁证行为。由于两证的颁发系两次换证行为，所登记的内容与150号证的登记内容并未发生变化，即新证的换发并未改变原证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关于“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的规定，909号证和0001463号证的换证行为均不在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内，对于冯某某等四人为此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闽行申484号
【裁判摘要】本案申请人的一审诉求虽然是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向林某发颁发的侯集建99149985号集体土地使用证，但本案初始的土地行政登记系被申请人闽侯县国土资源局于1993年2月5日颁发的侯集建93字第2989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该证上记载土地使用者为林某法。1999年2月22日林某发以土地使用人名字需勘误为由，申请变更登记使用人林某法为林某发。故申请人林某利请求撤销的侯集建99149985号集体土地使用证，仅是被申请人对侯集建93字第29893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中原权利人的自身名字进行变更登记，并未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应当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系被申请人闽侯县国土资源局在1993年2月5日作出的土地初始登记行为，该行政行为至一审起诉时止，已超过二十年的最长起诉期限。故原一审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二审驳回上诉，均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