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企业非货币资产交换是否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
摘要1：解读：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应当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摘要2：【注解】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征地补偿款纳入开发成本同时将房屋抵债征地补偿款，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应视同销售，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2民终7892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2民终7892号
【裁判摘要】超过法定期间出具的一人公司年度审计报告不予采信——信盛公司于2019年4月8日之前均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沈×为该公司唯一股东，并于2018年10月19日之前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主张的8597号案件所涉事实均发生于2017年，沈×在此期间系信盛公司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任。首先，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沈×在一审中自认信盛公司2017年度未依法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其于二审中提交上海XX事务所于2021年7月12日制作的信盛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间，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其次，信盛公司并无公司专用银行账户，仅有沈×个人银行账户管理公司开支，存在唯一股东与公司财产混同的可能性。沈×在审理中表示其名下信盛公司是以咨询、出租WIFI业务为主、天某以广告编辑业务为主、C公司负责网络系统开发运营、A公司经营旅游业务（包括周某、签证、机酒预定）。沈×还表示其名下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尾号1824）为现金管理账户、沈×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尾号8878）为收款账户（涉及WIFI业务、签证业务、机酒预定业务）、沈×名下招商银行账户（尾号2597）为付款账户（90％退WIFI押金、10％退周某和签证）。可知沈×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尾号8878）、招商银行账户（尾号2597）均同时管理了信盛公司、A公司的业务款收支，存在关联公司之间财产混同的可能性。再次，根据信盛公司向朱××发送的《解聘通知书》，可知信盛公司曾计划将朱××调换到周某等OP主管岗位，而周某属于A公司的业务范围，存在关联公司之间业务混同的可能性。最后，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沈×名下各银行账户的流水，沈×名下各关联公司之间、以及关联公司与沈×之间的财产存在混同且无法区分。综上，沈×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作为唯一股东与信盛公司之间财产相互独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应对信盛公司对外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0103民初2412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0103民初2412号
【裁判摘要】原告提交的纳税统计表虽为单方制作，但其开票时间、金额及税率的计算方式均符合纳税规定，被告虽对其计算的税种、税率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反驳证据，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予以采信。原告依约向被告出具300万元广告费专用发票，被告收取后应依约在三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款项汇至原告指定账户，被告未履行付款义务，其虽辩称双方所签协议系原告为虚增业绩所为，但其未提交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原告在被告未按约付款情况下要求被告返还300万元增值税发票，合情合理，因被告既未履行付款义务亦未返还增值税发票，原告由此产生的相应税金损失281866.79元应由被告赔偿。……原告依约向被告出具300万元广告费增值税发票，被告既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亦未按原告要求予以退回涉案增值税发票，导致原告产生相应税金281866.79元，被告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281866.79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于2016年12月9日向被告主张返还广告费增值税发票，该款项利息损失应自其主张的次日起即2016年12月10日起计算，原告利息损失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4950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4950号
【裁判摘要】关于被上诉人禧纳都公司是否应当退还上诉人巧思广告公司的发票或者承担发票所造成的税金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巧思广告公司无证据证明因增值税发票造成损失的证据，因上诉人巧思广告公司未向被上诉人禧纳都公司履行退款义务，要求被上诉人禧纳都公司退还增值税发票并无依据，上诉人巧思广告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鄂06民辖终84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鄂06民辖终84号
【裁判摘要】本案原审原告陶××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原告购买了位于襄州区澜岸还建房一套，2017年初，原告收看了原审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在襄阳广播电视台滚动播出的装修广告之后，凭着对襄阳广播电视台的信任，原告与原审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并支付工程款78000元，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仅完成工程量约18000元。2018年6月8日，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突然撤离，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作为广告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襄阳广播电视台作为广告发布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工程款损失60000元，被告襄阳广播电视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在案件管辖权异议审查阶段，应依据原告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确定案由并据此确定案件管辖。据原审原告陶××的起诉情况，本案系基于侵权法律关系提起的诉讼，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中的虚假宣传案件，不属知识产权纠纷。且本案诉讼标的额为6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本案属于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原审被告襄阳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在襄阳市襄州区钻石大道298号，属原审法院辖区，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诉人认为本案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0982民初2209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0982民初2209号
【裁判摘要】本案为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关于本案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参芝梦公司通过快递物流的方式向吴××交付了涉案产品，收货地为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福临路×××号。在吴××与参芝梦公司未对履行地有约定的情况下，通过快递物流等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应以快递收货地即福建省福鼎市为合同履行地。即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裁定如下：驳回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本案管辖权异议受理费100元，由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负担。本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
摘要2：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二中民终字第4151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二中民终字第4151号
【裁判摘要】著作权法不保护作品中的思想、观念，只保护这些思想、观念的独创性表达。在判断紫竹公司的广告词是否剽窃了国联公司的作品时，应当以前者的广告词是否与后者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实质相似为判断标准。比较紫竹公司的广告词和国联公司的作品，两者虽然有相同的创意和构思，运用了同样的修辞手法，但是这些均属于思想、观念范畴，不是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从文字上比较，紫竹公司的广告词与国联公司的作品中，仅“意外”和“表达激情”两词是相同的，但是“意外”属于通用词汇，“表达激情”并非国联公司的作品所独创，因此在文字上不构成实质相似；从语句结构上比较，紫竹公司的广告词使用“…有…意外，…需要…补救…”的结构，国联公司的作品则使用“不再有…”、“发生了意外，…解除…”的结构，因此在语句的结构上也不构成实质相似；国联公司作品的主题词是“表达激情不再有后顾之忧！”，紫竹公司的广告词中则称“表达激情也会出现意外，这样的意外需要…补救”，因此国联公司作品的主题词与紫竹公司广告词中的语句也不构成实质相似。综上，上诉人国联公司关于被上诉人紫竹公司的广告词剽窃其作品的主题词、结构和创意，侵犯其著作权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桂民终384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桂民终384号
【裁判摘要１】只提供技术性劳动未实际投资但约定盈余分配应视为合伙人——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构成合伙关系的问题。．．．．．．首先，因李××与黄×系口头约定合伙经营涉案船舶，不存在认定双方合伙关系的直接证据，但是结合李××与黄×对外以合伙人身份共同签署的借条、双方签字确认的各类结算表格和凭证以及共同协商涉案船舶的意向协议书等证据来看，以上证据可以印证双方为共同经营、共担债务的合伙关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的规定，即使其仅为提供技术性劳务，但应约定有盈余分配，故其亦应视为合伙人；其次，在本院已经生效的（2015）桂民四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中，也已经确认了李××与黄×之间的合伙关系；最后，李××提起本案诉讼也是以合伙人身份主张盈余分配，应视为其对于自己作为合伙人身份的自认。故对李××以自己只是提供技术性劳动，未实际投资为由否认合伙关系，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主要合伙财产对外出售应视为合伙终止——关于合伙何时终止的问题。因双方之合伙关系主要是基于对涉案船舶的合伙经营，故合伙财产主要为涉案船舶。从2012年10月14日李××与黄×决定将合伙的主要财产即涉案船舶以500000元出售时，双方已有散伙之意思表示。此后，黄×找到案外人黄×１、吴××、颜××协商，由四人合伙出资50万购买涉案船舶另行合伙经营，并于2012年10月21日签订了《合伙协议书》及将50万购船款支付给黄×。后涉案船舶经改造后取得了所有权证书，船名为“南砂2099”号，所有权人为颜××。虽然涉案船舶的出售方式并非如《卖船意向书》之约定由广告公司予以出售，但是双方卖船之目的已实现，且50万的价格亦未低于双方约定之底价，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伙关系于2012年10月21日终止并未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合伙经营期间对外债务未清偿完毕主张分配合伙利润不予支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九条“合伙企业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和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以及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分配。”的规定，合伙终止后利润的分配须在债务清偿后尚有剩余财产才能进行。而经双方确认，合伙经营期间对外形成之债务均未清偿完毕，故在收入尚不能清偿外债的情形下，李××主张分配利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李永发的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44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443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解除应支付全部工程款——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力新公司按照工程进度向达鑫公司支付工程款，这是双方基于正常履行合同而作出的互利约定，即力新公司通过预留部分工程款加强对达鑫公司后续施工的督促，达鑫公司亦可在后续履约过程中逐渐收回施工成本。但在合同解除后，达鑫公司已无后续施工的可能，力新公司无督促之必要，达鑫公司也无法通过后续施工收回施工成本，力新公司主张仍以合同约定的方式按施工进度付款，已无事实基础，对达鑫公司也有失公平。据此，二审判决力新公司支付全部工程款，达鑫公司交付全部工程内页资料，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确有因场外高压线路施工、电梯图纸设计调整、设计的外墙粉刷材料和部分门窗玻璃种类等与预算清单不符、暴雨等影响达鑫公司施工进度，只因达鑫公司未按约办理工期签证而无法计算实际顺延天数。但并不是只有工期签证单才是确定工期顺延天数的唯一依据，达鑫公司有其他证据证明顺延天数的，人民法院仍可予以确认。故二审法院根据达鑫公司2013年1月24日、2013年4月21日和2013年5月6日向监理工程师提交的《报告》和工作联系单，认定达鑫公司可顺延102天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19.2条约定，若工程逾期完工交付，达鑫公司应按5000元/天向发包人支付工程逾期违约金，表明双方约定了逾期完工的违约金计算方法。．．．．．．力新公司主张其因逾期完工所受损失达1475.5577万元，要求达鑫公司予以赔偿。．．．．．．力新公司称其损失包括经营管理成本2701039.98元、监理费422133.33元、广告宣传费57000元、商品房价格下跌损失5112328.7元、商品房未能销售导致资金无法收回的利息损失6480927.11元、借款利息39147.95元等。但是，经营管理成本、广告投入和借款利息，属力新公司为自身经营需要而支出的固有成本，与达鑫公司无关；商品房销售收入受制于海景花园项目的自有品质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是达鑫公司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的损失。因此，二审判决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法，根据达鑫公司至合同解除时的实际逾期天数计算违约金，并无不当。
摘要2：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青民三初字第110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裁判摘要】
一、确定市场主体之间竞争关系的存在，不以二者属同一行业或服务类别为限，如果二者在市场竞争中存在一定联系或者一方的行为不正当地妨碍了另一方的正当经营活动并损害其合法权益，则应肯定二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与提供搜索服务，两者属于不同的网络服务，但是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利用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条件，单独或者与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共同对服务对象的搜索请求进行了人为干预，在搜索结果出现之前强行弹出其投放的与搜索的关键词及内容有紧密关系的广告页面，该干预行为系利用搜索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行为为自己牟利，易使网络用户误认为该强制弹出的广告页面为搜索服务提供者发布，并影响了搜索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损害了其合法权益，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原则性规定，应当认定其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在确定网络侵权案件的侵权主体时，查明网络技术事实是进行法律判断的前提。在此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充分发挥网络技术专家证人的作用和合理运用证明责任规则来确定侵权主体。
摘要2：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闽09民终732号
摘要1：【裁判摘要】《租赁合同》特别约定：租赁期内因国家或当地政府需征用上述租赁厂房时，国泰公司应按政府部门规定的时间将租赁厂房退还谢××，本合同自动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国泰公司投入建设、改造和装修部分和营业损失等赔偿金归国泰公司所有。后《租赁合同》一方的谢××变更为诚实公司，泰格公司并于2018年10月11日出具书面的《厂房转租同意书》，允许诚实公司将以上厂房及宿舍转租，据此，应认定泰格公司知悉以上《租赁合同》并应予以认可，故《租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应确认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因2019年11月25日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政府发布宁区政(2019)13号《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塔南片区改造项目)》，所决定征收用地范围包括国泰公司所承租的以上厂房、宿舍。故国泰公司有权依《租赁合同》取得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因泰格公司与宁德市蕉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塔南片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塔南片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书》，泰格公司已取得包括土地补偿、房屋补偿、补贴、二次装修评定价值、移装费、机器设备搬迁(含不可搬迁设备)、构筑物及广告版、花木、搬家补助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近期签约腾空奖励费用，合计220105112元。泰格公司所取得的以上款项中，包括国泰公司应取得的拆迁补偿款。根据公平原则，国泰公司应承担将已实际取得的属于国泰公司的拆迁补偿款支付给国泰公司的责任。根据东侨收储中心提供的《二装及附属物价格评定表》，可确定国泰公司机修车间补偿费25045元，办公室补偿费255565元，宿舍补偿费119355元；《构筑物价值评定表》可确定国泰公司构筑物价值：5＃一层02钢、5＃一层03钢、5＃二层03钢、5＃一层04钢共计115188元；东侨收储中心提供的《企业拆迁-机器设备拆迁补偿评估明细表》，可确认国泰公司机器设备拆迁补偿费76120元。一审法院根据以上证据，认定泰格公司应支付国泰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包括：机修车间补偿费25045元，办公室补偿费255565元，宿舍补偿费119355元，5＃一层02钢、5＃一层03钢、5＃二层03钢、5＃一层04钢构筑物补偿费115188元，机器设备拆迁补偿费76120元，广告牌补偿费30035元，根据国泰公司提供的光盘内容，确认地面金刚砂垫层补偿费23
摘要2：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知）初字第3273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终字第1828号
摘要1：——将他人商标作为关键词购买竞价排名服务行为性质的认定
【裁判要旨】
1．将他人商标作为关键词购买竞价排名服务的，属于《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商标的使用。
2．行为人在搜索结果内容中使用他人商标，未在其网站中使用他人商标，引起相关公众产生售前混淆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禁止的混淆情形。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知）初字第3273号（2015年8月6日）】二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终字第1828号（2016年5月5日）
摘要2：【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八条 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
第五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
（二）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
（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
（四）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五）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
（六）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
（七）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 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
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
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深福法知民初字第240号
摘要1：【裁判摘要1】原告使用“”商标的棋盘格箱包系列产品历史悠久，并在中国境内进行了持续的宣传、销售，通过长期的品牌维护和广告宣传投入，该商标已具有较强的显著性，使得公众很容易将该商标与原告这一特定提供者联系起来。虽然被控侵权商品上标明了其他商标，而且售价远低于原告正品的销售价格，购买者在实际购买时可能不会对来源产生混淆，但购买者在实际使用时可能会导致其他潜在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混淆，造成售后混淆。同时，也可能会使相关公众误认为被控侵权商品与原告具有特定联系，造成关联关系的混淆。因此，本院对被告认为不会构成混淆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裁判摘要2】根据前述分析，两被告行为既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亦构成擅自使用原告知名商品的特有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虽然两被告的行为同时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和对知名商品的特有装潢享有的权利，但鉴于两被告仅共同实施了一个侵权行为，故本院在确定上述赔偿数额时仅以一个侵权行为酌定赔偿，以避免重复赔偿。
摘要2：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068号
摘要1：【裁判摘要】“怕上火喝”四字并未因“怕上火喝王老吉”广告语的整体使用而产生识别性和显著性，涉案广告语整体亦不具有独立于“王老吉”商标的标识利益。对于凉茶产品功能性描述的“怕上火喝”四字加上某商标所组成的广告语，指向的始终是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无法产生可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独立于商标之外的利益。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行终3025号
摘要1：【裁判摘要】“怕上火喝”不具有显著性，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商标法第十一条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二）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三）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本案中，申请商标由中文“怕上火喝”构成，指定使用在“啤酒、无酒精饮料、果汁、矿泉水、可乐、奶茶（非奶为主）、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植物饮料、蔬菜汁（饮料）、饮料制剂、纯净水（饮料）、水果饮料（不含酒精）”商品上。“怕上火喝”含义简单、明确，指定使用在上述商品上，直接表示了产品具有降火的功能和用途，难以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识别作用，不具有显著性。王老吉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怕上火喝王老吉”作为完整广告进行宣传，并未将“怕上火喝”与“王老吉”拆分使用，相关公众难以单独通过申请商标识别商品的来源，因此在案证据不能证明申请商标经过使用取得了显著性，可以作为商标注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3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标识由于具有本身较强的固定含义不具有显著特征，难以用来作为区别商品来源的标志而获得注册；如欲作为商标注册应当经过使用与拟注册的商品建立相应的对应关系——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世界经理人”能否作为商标在诉争第35类“直接邮寄广告、计算机数据库信息分类、计算机文档管理、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商业信息、贸易业务的专业咨询、广告、广告代理、商业信息代理、商业管理和组织咨询”上获得注册。商标法第九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本院认为，正如二审法院认定，争议商标“世界经理人”容易被理解为“全球范围内从事企业管理的人群”，本身具有较强的固有含义，且“经理人”容易直接表示其核定使用服务的内容和特点，难以起到区分服务来源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该标识由于具有本身较强的固定含义，不具有显著特征，难以用来作为区别商品来源的标志而获得注册。如欲作为商标注册，应当经过使用与拟注册的商品建立相应的对应关系。本案中，被商业媒介公司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在相关杂志上进行了宣传。虽然其声称在该类别上已经获得注册多年，但其在该类别上已经获得注册的事实并不能当然得出其应该在争议类别上注册的结论，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商标在其核定使用的商品上进行了宣传和使用，从而取得了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可以作为商标注册的结论，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47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诉争商标在复审期间是否进行了真实、有效的商业使用。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使用注册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该条旨在清理闲置商标，促使商标真实投入商业使用，发挥商标应有的功能与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2002年施行）第三条规定，商标法和本条例所称商标的使用，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商标权人自行使用、他人经许可使用以及其他不违背商标权人意志的使用，均可认定属于商标实际使用行为。本案中，东莞厨味加工厂提交了其与东莞永益公司签订的“厨味真好用鸡粉”购销合同，与美林制罐厂签订的“厨味真好用鸡粉”包装罐的购销合同，与友诚纸品公司签订“厨味真好用鸡粉”包装纸箱的《加工销售清单》。在案证据中送货单、发货单、收据能与前述合同相互对应，结合产品及包装箱的图片以及东莞永益公司、美林制罐厂、友诚纸品公司出具的证言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前述购销合同和销售清单进行了实际履行。东莞厨味加工厂还提交了其与东莞市厚街分视广告材料店签订的《广告发布合同》、发票以及东莞市祥鸿国际农批城物业管理部出具的证明，能够证明2013年东莞厨味加工厂在其承租档口的外墙上悬挂显示有“厨味”味精包装袋及“泰国厨味鱼露”包装瓶的广告牌。经公证的邮件内容也显示在2013年“厨味味精”包装袋就已设计完成。因此，在案证据能够证明东莞厨味加工厂在复审期间在鸡粉商品对“厨味chuwei及图”及“厨味及图”标志进行了宣传和使用，在味精、鱼露商品对“厨味”商标进行了宣传和使用。实际使用的商标标志与核准使用的商标标志有细微差别，但未改变其显著特征的，可以视为注册商标的使用。本案中，虽然在案证据显示东莞厨味加工厂在鸡粉商品上使用的商标与诉争商标有所差别，但是其使用的“厨味chuwei及图”及“厨味及图”标志其显著识别部分均为文字“厨味”，与诉争商标相同，并未改变诉争商标显著特征，可以视为诉争商标的使用。故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复审期间内诉争商标在鸡粉、味精、鱼露商品上进行了真实、有效的商业使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在事实认定错误的基础上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亦存在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知行字第25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连续三年不使用”中的“使用”应当理解为在核定类别商品上的使用，不应将在类似商品上的使用视为该条所称的“使用”；（２）对未实际使用商标的类别不认定为使用——2001年10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旨在督促商标权人积极使用核定的商标，避免商标资源闲置，该条所称“连续三年不使用”中的“使用”，应当理解为在核定类别商品上的使用，不应将在类似商品上的使用视为该条所称的“使用”。虽然青华公司提交的批墙膏经销协议、增值税发票、广告合同、制作单及门店招牌等证据可以证明青华公司将复审商标使用于批墙膏商品上，但批墙膏并不属于复审商标核定的第2类商品，且在功能、用途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复审商标在批墙膏商品上的使用，不应视为在核定商品上的使用，复审商标应当予以撤销，二审判决并无不当。鉴于青华公司认可《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不存在批墙膏商品，故二审法院认定批墙膏不属于复审商标核定商品所属的第2类商品并无不当，青华公司的此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031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使用注册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上述法律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促使商标注册人将其商标进行公开、真实、合法地使用，发挥其商标的识别功能，避免商标资源的闲置浪费。商标的基本功能是识别，其识别功能是通过实际使用产生并逐步强化的。一个商标在注册之后长期不使用，其显著性无法产生，识别功能无从发挥，即便注册商标曾经使用，甚至取得过较高知名度，但如果长时间停止使用，已经产生的显著性会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失去商业价值，对于这样的商标，法律没有必要继续给予保护。但是，注册商标毕竟是经商标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核准注册的商标，我们对于商标权利人的商标使用行为不能过于苛刻，只要进行了连续性公开、真实、合法的连续性使用，就不能轻易撤销一个合法获得注册的商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条规定：“商标权人自行使用、许可他人使用以及其他不违背商标权利人意志的使用，均可认定属于实际使用行为。”商标的使用是指商标的商业使用，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且商标的使用应在该商标指定商品或服务上的使用。本案中，在妙士公司于1999年1月14日申请注册诉争商标时，我国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1998年版）中3202群组仅有“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商品，而无“乳酸菌饮料”商品。蒙牛公司提交的商标局商标监字[2015]186号《关于界定3202群组的乳酸饮料有关含义的批复》系2015年7月16日作出，不能要求相关公众及商标行政管理部门在1999年1月14日的诉争商标申请之时，已对“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具有六年之后商标局作出批复时的认知。鉴于妙士公司在2011年6月9日至2014年6月8日的三年指定期间内，商标局并未对第32类商品中“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蒙牛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相关公众和商标行政管理部门在上述期间对“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和“乳酸菌饮料”有明确的区分。
摘要2：（续）在商标行政管理部门对《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商品没有做出明确解释和界定的情况下，不能要求商标注册申请人具有过高的判断标准。因此，妙士公司提交的其在“乳酸菌饮料”上使用诉争商标的证据，可以证明妙士公司在2011年6月9日至2014年6月8日指定期间内，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公开、真实、合法地使用。商标评审委员会、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妙士公司将诉争商标在“乳酸菌饮料”商品上的实际使用，可以视为其在核定使用“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商品上的使用并无不当。诉争商标在先申请注册，蒙牛公司于八年多之后的2007年12月10日，申请注册与诉争商标相同的“妙妙”商标，二审法院认定其未尽到合理避让义务并无不当，故蒙牛公司关于诉争商标不予撤销将导致其信赖利益遭受损害的再审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368号
摘要1：【裁判摘要】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是指商标所有人与被许可人就商标的许可使用订立的合同。特许经营合同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特许经营合同的履行需要依照统一的经营模式进行，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履行不存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从本案看，首先，涉案合同并未就门店的设计、产品形象、店面环境布置、装修风格、展示柜的风格样式等做具体的规定。根据在案证据能够证明PGATOUR产品是与其他高尔夫品牌放在同一商店销售。其次，涉案合同确实约定鹰达信公司需要向SPI提交在每个开发阶段的产品的样品、纸箱和包装箱（包括包装材料）、广告或其他使用授权商标的材料等，在获得SPI批准后，方能生产销售使用上述材料，但合同亦明确SPI仅就使用本协议注明的商标的使用及特许产品的质量进行批准。合同涉及许可使用报告的提交，但由于双方约定的许可费率基础是产品出厂价的12%或者零售价的2%，佰加尔公司要求鹰达信公司提交报告，是出于自身收取许可费用之需，并不属于对鹰达信公司管理权的控制。合同虽要求非关联生产商、经销商的确定须经佰加尔公司批准并由非关联生产商、经销商签订保证书，但保证书内容强调的是商标的规范使用以及合同届满终止后，对含有商标的产品的处理，虽有对产品销售范围或对象的约定，但该约定不等同于统一经营模式。最后，《条款和条件》1.3明确鹰达信公司不得使用授权商标以外的任何其他PGATOUR或PGATournaments的名称、标识、象征、标志、设计或者符号，或者自称PGATOUR或PGATournaments的“官方许可方”，因此，涉案合同授权使用的范围，并不涉及PGATOUR名称、象征等等其他经营资源。综上，由于本案合同仅涉及商标许可内容，就统一经营模式并无约定，故本案应为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并非特许经营合同。
摘要2：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京知民终字第119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判定被诉行为是否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首先要判定被诉行为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应是以识别商品来源为目的将商标用于商业活动的行为；如果不是以识别商品来源为目的使用商标或者将商标用于非商业活动中都不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２）所谓正当使用是指经营者为了说明自己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便于消费者辨认，可以对他人注册商标中所包含的信息依法不经注册商标权人许可而使用。商标要素的正当使用本质上并非对他人注册商标的使用，而是对他人商标中所包含的公共领域中的描述性信息的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二）项的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行为，以及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行为，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判定被诉行为是否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首先要判定被诉行为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可见，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应是以识别商品来源为目的将商标用于商业活动的行为。如果不是以识别商品来源为目的使用商标，或者将商标用于非商业活动中，都不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商标法》第五十九条还对正当使用进行了规定。该条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的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所谓正当使用，是指经营者为了说明自己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便于消费者辨认，可以对他人注册商标中所包含的信息依法不经注册商标权人许可而使用。商标要素的正当使用本质上并非对他人注册商标的使用，而是对他人商标中所包含的公共领域中的描述性信息的使用。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商标为“东阿阿胶”文字商标，该商标只包括表示地名的“东阿”和表示商品通用名称的“阿胶”文字，无其他构成要素。因此，在使用“东阿阿胶”文字时，就既涉及到对整个商标标识的使用，又涉及到对其商标中描述性信息的使用。
摘要2：（续）在此种情形下判断被诉行为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需要根据被诉行为的具体使用方式，结合《商标法》第四十四条和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断该使用行为系发挥商标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功能，还是发挥其中描述性信息的作用。被上诉人姿美堂公司对“东阿阿胶”文字的使用系将“山东东阿阿胶块熙美阿胶片240g铁盒装……”设置为商品名称，使得消费者以“东阿阿胶”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能够得出包含被上诉人商品的搜索结果。同时，在商品页面中也显示了“山东东阿阿胶块熙美阿胶片240g铁盒装……”的信息。首先，对一个具有正常注意力的消费者而言，通常不会在购买前因搜素结果和网页信息中含有“东阿阿胶”文字，即误认为其对应的商品是上诉人东阿阿胶公司提供的商品，而会在购买时根据商品页面中的商品名称、描述信息及商品照片中显示的内容认定其为“熙美牌”阿胶。因此，被诉使用行为并未起到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其次，对产自山东省东阿县的阿胶产品进行描述，必然要使用“东阿”和“阿胶”文字。在以商品名称等方式使用时，由于描述信息的字数有限，将“东阿”与“阿胶”连用亦属合理。且被上诉人姿美堂公司不仅使用了“东阿阿胶”文字，还使用了“山东”、“块”这样的描述性文字，充分表明这是其对商品产地、性质的描述。综上，被诉使用行为不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而构成对商标中描述性信息的正当使用。由于被诉行为不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故不构成《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二）项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39号
摘要1：【裁判摘要】“神舟兴陇卡”作为甘肃银行发行的一种银行卡的种类名称具有区分银行卡“服务的功能内容”的作用，不具有识别银行卡的“服务的来源主体”的作用——思睿观通公司与金石公司起诉请求判令甘肃银行立即停止在其银行卡上使用“神舟兴陇”商标，停止发行带有“神舟兴陇”字样的银行卡，停止在其网站及其他商业宣传方面使用“神舟兴陇”商标，并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在银行卡业务领域发生的商标侵权纠纷。银行卡，是指由商业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具有消费信用、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者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在我国，作为银行服务的一项业务，银行卡服务的来源是银行，而不是其他民事主体，这是持卡人、商户及其他消费者共同知晓的，容易识别而不至于混淆。在本案中，甘肃银行在该行发行的借记卡左上方标注有宋体“甘肃银行神舟兴陇卡”字样，其中“甘肃银行”字体较大，“神舟兴陇卡”字体较小。根据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如前所述银行卡业务的特点，在“甘肃银行神舟兴陇卡”字样中起到识别服务来源作用的是“甘肃银行”字样，而不是“神舟兴陇”字样。“神舟兴陇卡”作为甘肃银行发行的一种银行卡的种类名称，具有区分银行卡“服务的功能内容”的作用，不具有识别银行卡的“服务的来源主体”的作用。这是判断本案是否构成侵犯商标权的关键所在。二审法院认定，“甘肃银行在银行卡上使用‘神舟兴陇’标识，起到在商业活动中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因此是商标性使用”，并且在此基础上判决承担侵权责任，显然不当，应予纠正。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甘肃银行不构成侵权，金邦达公司作为银行卡的生产者，亦不构成侵权，并且在此基础上驳回思睿观通公司及金石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结果是正确的，应予维持。在本院以上分析澄清了本案纠纷的实质之后，至于甘肃银行对“神舟兴陇”是否构成在先使用，以及思睿观通公司和平凉汇丰公司、五谷公司对涉案注册商标是否具有使用目的，这些问题对于判断本案是否构成侵犯商标权，不再具有决定性意义，本院不予评述。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38号
摘要1：——涉外定牌加工是否构成商标侵权的认定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纠纷案件，要遵循商标法上商标侵权判断的基本规则，不能把涉外定牌加工方式简单地固化为不侵害商标权的除外情形。
【裁判摘要】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该条规定的“用于识别商品来源”指的是商标使用人的目的在于识别商品来源，包括可能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和实际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商标使用行为是一种客观行为，通常包括许多环节，如物理贴附、市场流通等等，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的使用”应当依据商标法作出整体一致解释，不应该割裂一个行为而只看某个环节，要防止以单一环节遮蔽行为过程，要克服以单一侧面代替行为整体。商标使用意味着使某一个商标用于某一个商品，其可能符合商品提供者与商标权利人的共同意愿，也可能不符合商品提供者与商标权利人的共同意愿；某一个商标用于某一个商品以至于二者合为一体成为消费者识别商品及其来源的观察对象，既可能让消费者正确识别商品的来源，也可能让消费者错误识别商品的来源，甚至会出现一些消费者正确识别商品的来源，而另外一些消费者错误识别商品的来源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形。这些现象纷繁复杂，无不统摄于商标使用，这些利益反复博弈，无不统辖于商标法律。因此，在生产制造或加工的产品上以标注方式或其他方式使用了商标，只要具备了区别商品来源的可能性，就应当认定该使用状态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的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商标法所称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和与前述商品或者服务的营销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经营者。”本案中相关公众除被诉侵权商品的消费者外，还应该包括与被诉侵权商品的营销密切相关的经营者。本案中被诉侵权商品运输等环节的经营者即存在接触的可能性。而且，随着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的发展，即使被诉侵权商品出口至国外，亦存在回流国内市场的可能。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消费者出国旅游和消费的人数众多，对于“贴牌商品”也存在接触和混淆的可能性。二审法院认定，恒胜鑫泰公司、恒胜集团公司办理出口的220套摩托车散件系全部出口至缅甸,
摘要2：（续）不进入中国市场参与“商业活动",中国境内的相关公众不可能接触到该产品,因而恒胜鑫泰公司、恒胜集团公司的这种使用行为不可能在中国境内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因此这并非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二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青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青岛市地震局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
摘要1：【裁判要旨】未经核实直接依据广告宣传材料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于主要证据不足——行政机关能否依据相对人的广告宣传材料对其处罚，取决于材料所载相关信息是否真实。行政机关能够核实相关信息而未予核实，直接依据广告宣传材料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引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
摘要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浙民申230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花儿影视公司将王××署名为总编剧的行为是否侵害了蒋××的署名权．．．．．．“原创编剧”与“总编剧”是从不同的层面与角度反映不同编剧在创作中的工作性质和分工侧重，均肯定二位编剧对剧本的贡献以及与前后剧本的关联关系。在剧本创作领域，总编剧并不直接等同于贡献最大的编剧，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总编剧必然比其他编剧对作品的贡献更高、地位更显著的标准或者惯例。因此，总编剧与原创编剧并不存在明显的优劣之分。“原创”一词更强调作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本源性、开创性、启发性的作用。随着创新观念深入人心，原创的重要性愈加受到普遍重视和认可。而“总编剧”更强调其在编剧工作中起到了全局性、指导性的作用，旨在协调各方、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原创编剧”称谓在艺术领域具有很强的褒奖意义，而“总编剧”称谓也并未贬损“原创编剧"的身份和对剧本所作出的贡献。本案中，蒋××创造性地提出故事大纲，创设人物角色，定位结构框架等，并将这些思想表达出来，是一个使剧本实现从无到有的人。王××则全程参与剧本创作的各个阶段，特别是拍摄期间的创作修改和统筹指导。花儿影视公司为二位编剧署名时冠以总编剧、原创编剧称谓，体现了二位编剧与剧本之间不同的密切关系以及各自对作品作出的特殊贡献。在正式放映的电视剧中，花儿影视公司在片头部分以分页形式将蒋××作为原创编剧的署名先于王××的署名呈现，也彰显了蒋××在该剧创作过程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原审判决认为花儿影视公司将王××署名为总编剧的行为未侵害蒋××的署名权，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花儿影视公司在部分海报及片花上未为蒋××署名及未标注“根据蒋×同名小说改编”是否侵害了蒋××的署名权。．．．．．．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署名权的行使应以作品为载体。电视剧海报和片花系制片方为宣传电视剧需要而制作，既不是电视剧作品本身，其目的和功能也非表明作者身份。其中，片花主要通过浓缩影片精华，在最短时间内吸引观众；海报的内容选择则根据电视剧拍摄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主要服从于广告效果，通过新颖、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设计在最大程度上达到吸引潜在观众注意力、提升人气和票房的目的。并且，花儿影视公司已在部分海报及电视剧正片的片头等处载明了蒋××的“原创编剧”身份，并有“本剧根据蒋××同名小说改编”等标注，已充分表明了蒋××的编剧和小说作者身份，足以保障蒋××的署名权。
摘要2：（续）此外，花儿影视公司在片花、部分海报上是同时未为蒋××和王××署名，对两者并未作区别对待。原审判决认定花儿影视公司在《芈月传》电视剧部分海报、片花上未载明蒋××的原创编剧身份或未标注“本剧根据蒋××同名小说改编”，并未侵害蒋××的署名权，并无不当。
【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351号
——制片方根据编剧实际创作贡献确定其具体署名形式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裁判要旨】
1．在涉案合作剧本中，各作者创作对作品要素影响复杂，不能简单通过对不同版本在人物、关系、情节等方面的数据比对，计算不同作者对定稿作品的贡献比例。在二位作者的创作劳动无悬殊差异的情况下，仅通过简单的数据比对不能得出哪位作者贡献度更高的准确结论。
2．在未约定具体署名形式时，制片方在影视作品上为编剧署名时冠以“总编剧”“原创编剧”等特定称谓以体现各编剧不同的工作性质和分工侧重，这种做法本身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且“总编剧”“原创编剧”称谓并无明显优劣之分，在文学创作领域也不存在“总编剧”当然比其他编剧对作品的贡献更高、地位更显著的标准或惯例。故“总编剧”署名并不必然对其他编剧的贡献造成贬损。
3．署名权的行使以作品为载体。海报、片花系制片方为宣传影视作品的需要而制作，并非影视作品本身。故制片方未在影视作品海报、片花上为编剧署名，并不侵害编剧的署名权。
【案件索引】一审：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5）温鹿知初字第74号（2016年10月24日）；二审：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终351号（2017年12月12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73民终55号
摘要1：【裁判摘要】适用“服务器标准”规则无法认定侵权的嵌入式深层链接行为存在故意绕开广告等行为可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本案中，两被上诉人的系通过收取广告主的广告费及用户的会员费获得收益，广告的播放量将直接影响到两被上诉人的商业利益，而用户的数量亦决定广告播放量。上诉人的行为系其电视猫视频软件在链接播放来源于搜狐视频网站视频内容时，仅向公众传播搜狐视频网站视频内容，而绕开了两被上诉人设置的片前广告、视频暂停时广告，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实质上是将搜狐视频网站视频内容与搜狐网设置的与视频内容共同播放的片源广告、视频暂停的广告相分离，足以使不愿意观看广告也不愿意支付两被上诉人会员费但又想观看搜狐视频网站中视频的用户转而使用电视猫视频软件，严重损害被上诉人的利益。上述行为并同时造成其播放视频时未呈现两被上诉人在其视频播放框下设置的搜狐视频网站其他视频介绍、评论、链接等以及穿插的商业广告条幅等。上诉人的整体行为本质上属于不当利用他人市场成果、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来谋求自身竞争优势，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该种竞争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公认的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并无不当。
摘要2：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01民终2830号
摘要1：【裁判摘要】著作权法修订前的广播权不包含互联网方式的转播——而网络同步转播行为是将正在直播的电视节目通过互联网转码技术同步向公众进行转播的行为，属于通过互联网同步转播作品的行为。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权"直接来源于《伯尔尼公约》第十一条“广播和相关权利"的规定。根据《伯尔尼公约》及《伯尔尼公约指南》的相关规定，“有线转播"应限定为通过传统有线电视的转播，并不包含互联网方式的转播。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在著作权法未作出修改且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已为著作权人设置了兜底权利条款的情形下，不宜扩大现行著作权法中“广播权"的控制范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八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向公众传播权"之专有权，著作权人可以控制以任何技术手段进行的转播。由于我国已于2006年批准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这就意味着我国承担对传播权提供该条约第八条要求的保护义务。同时，被诉侵权行为未经权利人授权许可，亦未支付相应报酬，具有盗播作品的性质，其直接分流浙广集团的电视观众以及由此带来的收视率和广告收入等商业利益，明显损害了浙广集团的合法权益，已完全具备了著作权侵权的基本特征及一般构成要件。虽然浙广集团受侵害的权益，不能归入《著作权法》所列举的任一权项下，但给予其保护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基于上述考虑因素，一审法院认为，为充分有效地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应当适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规定规制本案被诉侵权的互联网同步转播作品行为，“沃视频"APP未经权利人许可同步转播涉案节目，侵害了浙广集团涉案作品的著作权。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知民终字第0003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作品基础上获得的外观设计专利，权利人同时拥有专利权和著作权，两种权利并行不悖，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期届满后，权利人丧失的仅仅是专利法保护的相关权利，而其享有的著作权依然存在，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涉案专利图片系将菊花花叶变形组合而成，具有独创性，构成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至于专利图案与美术作品的关系，显然不可一概而论，但可以确定的是，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图案如果符合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的构成要件，当然可以获得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对此我国著作权法或者专利法均无例外规定。．．．．．．如果在同一客体上存在多种民事权利，每一种民事权利及其相应的义务应当由相应的法律分别进行规制和调整。以涉案图案为例，不论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是否在法定保护期内，如果未经特普丽公司许可将该图案用作某产品（服务）的广告宣传，该行为显然侵害了特普丽公司的著作权，特普丽公司可以依据著作权法主张侵权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因为该图案已被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而对其著作权不予保护，则意味着这两种民事权利相互排斥、不能并存，这既无法律依据，也必然阻碍作品这种智力成果的使用及传播，与著作权法的根本宗旨相悖，也不符合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就本案而言，在涉案专利权失效之前，特普丽公司基于涉案图案取得的著作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分别受到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的保护，其他人如果实施了侵权行为，特普丽公司有权依照著作权法或者专利法追究其民事责任。．．．．．．专利权终止后，权利客体进入公有领域，公众可以自由使用，这一规则应该主要适用于我国专利法规定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因为这两种专利权的客体都是供工业应用的技术方案，一般不属于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不会获得专利权之外的其他民事权利，故在其专利权终止后，成为公众可以自由使用的公共资源。而在作品基础上获得的外观设计专利，权利人同时拥有专利权和著作权，两种权利并行不悖，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期届满后，权利人丧失的仅仅是专利法保护的相关权利，而其享有的著作权依然存在，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摘要2：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岩执行字第31号之三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主管部门厦门市城管局的答复意见，因案涉三处地块不符合目前厦门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生辉公司就案涉三地块申办相应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将无法获批《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许可证》，本案客观上已无法继续执行，依法可终结执行。关于生辉公司主张的其与市政公司2007年签订的《协议书》确定的其享有相关广告权发布权益问题，属2007年《协议书》履行问题，应依法另行处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各类司法依据文件”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各类司法依据文件”的答复（2016年）
【摘要】您在来信中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济南讯华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与威海海澄水务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一案中涉及法律问题的请示答复[2013]执他字第12号”文件，已在2013年《山东商事审判》一书中予以收录，可供您查询。该答复属于具体个案的请示答复，其法律拘束力仅限于个案本身，而不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在其他案件中法官不能将上述答复直接作为裁判依据。而对于具有普遍效力，指导各级法院的文件，最高人民法院一般采用司法解释等形式予以公开发布，并可以在报刊、互联网上进行查询。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