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所称的“低于成本”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所称的“低于成本”，是指低于投标人的为完成投标项目所需支出的个别成本。投标人以中标合同约定价格低于社会平均成本为由，主张符合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合同约定价格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仁和建筑公司与中天房地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
【笔记】《招标投标法》禁止低于成本价中标，是指投标单位个别成本还是行业平均成本？
摘要1：【要旨】《招标投标法》第33条规定的“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低于成本”是指投标单位个别成本价而非行业平均成本，低于行业成本并不导致中标无效。
【解读】低于成本价投标是指低于个别成本而非低于社会平均成本。
摘要2：【注解】低于成本价中标合同是否无效？——低于成本价的中标合同应认定为无效：（１）《招标投标法》第３３条、《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５１条均未直接规定低于成本价中标无效，《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５１条只是赋予评标委员会否决投标的权力；（２）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２４条第１款规定：对按照“最低价中标”等违规招标形式，以低于工程建设成本的工程项目标底订立的施工合同，应当依据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无效。（３）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42号《佛山华丰纺织有限公司诉佛山市南海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裁判观点：法律禁止投标人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避免不正当竞争，保证项目质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果确实存在低于成本价投标的，应当依法确认中标无效，并相应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注释】中标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低于成本价的合同是否无效？｜(１)《招标投标法》及实施条例并未规定低于成本价的中标合同无效——《招标投标法》第３３条规定“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第４１条规定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的条件“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５１条规定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的情形之一为“投标报价低于成本”。（２）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２４条第１款规定，以低于工程建设成本的工程项目标底订立的施工合同，应当依据招标投标法第４１条第２项的规定认定无效。 （３）《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审理指南》规定“中标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低于成本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无效。→〖司法实践中以“中标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低于成本价”为由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案例较为鲜见〗
对承包方转包建设工程的认定与处理——新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青岛××集团公司、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南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
摘要1：【裁判主旨】承包人未经发包人同意将工程全部转包后，应按照实际施工人资质等级据实结算工程款。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6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69号
【裁判摘要】对于约定了固定价款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未能如约履行，致使合同解除的，在确定争议合同的工程价款时，既不能简单地依据政府部门发布的定额计算工程价款，也不宜直接以合同约定的总价与全部工程预算总价的比值作为下浮比例，再以该比例乘以已完工程预算价格的方式计算工程价款，而应当综合考虑案件实际履行情况，并特别注重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和司法判决的价值取向等因素来确定。
【摘要】双方有争议的工程变更、签证项目均由监理单位指派的监理人中冯某某签字确认，该部分鉴定价格为 1 451 136．16元。根据方升公司提交的《藏文化产业创意园项目监理部拟进场人员名单》，冯某某系监理单位指派的总监代表，双方有争议的工程鉴证单均系冯某某签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的规定，冯某某作为总监代表，又是现场唯一监理，其在工程签证单上的签字，是对本案建设工程现场施工情况的真实反映。因此，其签署的工程签证单能够证明变更、签证项目的实际发生，变更、签证的工作量应当予以认定。一审判决以签证单上无监理单位签章，隆豪公司不予认可，总监理工程师不知情为由，认定上述签证单是冯某某超越权限的个人行为，不能作为结算工程款，于事实不符，于法律无据，予以纠正；方升公司提出的变更、签证的工程量应当予以认定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摘要1】隆豪公司主张已完工程需要维修花费248 000元，根据甘肃土木工程科学研究院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隆豪公司主张的工程质量问题，主要是由于方升公司在施工中施工措施不到位或未按图纸施工造成的。在案涉工程通过验收的情况下，因合同解除方升公司已撤场，由方升公司进行维修已无可能。因此，对该部分维修费用 248 000元应由方升公司向隆豪公司支付。方升公司提出的不应支付隆豪公司维修费用248 000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２】尽管隆豪公司单方违约解除合同，但就已完工程的施工资料和全部工程图纸，方升公司有义务交付和退还，这属于承包人的附随义务，不应因发包人拒付工程款而免除。隆豪公司提出的方升公司交付已施工部分全部施工资料和全部工程图纸的上诉理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判决：青海方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青海隆豪置业有限公司交付已施工部分全部施工资料和全部工程图纸。
【解读】建设单位根本性违约导致合同中途解除时，施工单位可以突破合同约定，以定额价结算工程价款。突破施工合同约定以定额价结算工程价款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因一方根本性违约导致合同解除；（2）因合同中途解除无法直接采用合同原有计价方式计算已完工程价款；（3）以定额价结算工程价款更能保护守约方的利益。
【裁判规则1】施工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开工报告确定的开工日期与施工许可证载明的开工日期不一致的，以监理单位确认的开工报告为准。
【裁判规则2】当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与实际开工日期不一致时，竣工日期一般情况下随之发生变更。
【摘要３】当事人确认实际开工日期应优先认定——方升公司与隆豪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期为 2011年5月8日，竣工日期为2012年6月30日；由方升公司呈送并经监理单位确认的《开工报告》中载明的计划开工日期为 2011年5月15日，竣工日期为2012年10月1日；由隆豪公司申报办理的经青海省共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中载明的开工日期为2011年6月20日，竣工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上述三份文本中记载的开工与竣工日期均不相同的情形下，应当以监理单位确认的《开工报告》中载明的2011年5月 15日作为本案工程开工日期。尽管方升公司与隆豪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期为2011年5月8日，但双方均认可在该时间节点上，方升公司并未开始施工。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与实际开工日期不一致的，应当以改变了的日期作为开工日期。其次，方升公司在给案涉项目监理机构华铁监理西宁分公司出具的《工程开工报审表》《开工报告》中明确载明，“管理人员及机械设备已到场，施工人员已到位……符合开工条件”；华铁监理西宁分公司经审核作出了同意施工的意见。由此可见，无论是作为施工一方的方升公司，还是作为监理单位的华铁监理西宁分公司，均认可开工日期为2011年5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59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592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条：“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理。承包人请求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综合本案三正实业公司对长沙桐木公司提交的《建筑工程结算书》未作出回复的事实，再结合双方关于“发包人收到竣工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后3个月内完成结算审核工作或提出修改意见”的合同约定，应视为三正实业公司已经认可长沙桐木公司于2009年7月8日制作并于同月20日报送的《建筑工程结算书》及相关附件。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一终字第1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一终字第168号
【提示】结算行为是法律行为而非事实行为。
【裁判摘要】《关于沈阳金碧辉煌国际俱乐部工程竣工结算确认书》中约定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该竣工结算确认书有效。涉案竣工结算确认书是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工程造价的最终确认。
【摘要】2010年12月21日，双方当事人签订《竣工结算确认书》，明确双方同意达成最终结算意见，即涉案工程总造价确认为120150000元；就中建六局承包的建设工程的造价结算，双方不再另行增加任何费用；上述总造价作为本工程最终结算价款；该款尚未扣减甲供材、甲方垫付工程款等；上述应扣减项目尚需双方继续核对。《竣工结算确认书》中约定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该《竣工结算确认书》有效。涉案《竣工结算确认书》是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工程造价的最终确认。双方对于涉案工程价款应扣减的项目约定得很明确，即甲供材与甲方垫付工程款等，并不包括甲方外委分包项目。且从常理看，《竣工结算确认书》是在中建六局结束施工已近两年之后签订，若溢利公司应当给付中建六局的工程款中包括7800余万元的其他外委分包项目，则应在该《竣工结算确认书中》注明。另，按照溢利公司的主张，扣减7800万元后涉案工程造价每平米仅为400余元，亦不符合常理。故溢利公司主张涉案工程《竣工结算确认书》中确认的工程价款包含其外委分包项目，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合同的解释应当结合双方约定的具体内容与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作出认定。法官对于合同的解释不能偏离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来源】《合同的解释应当结合双方约定的具体内容与案件的实际情况——辽宁省沈阳溢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9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162页
关于民诉法解释中有关管辖若干问题的理解与适用
摘要1：关于民诉法解释中有关管辖若干问题的理解与适用（作者： 高民智）
【目录】一、关于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离婚后提起的财产分割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二、关于确定合同履行地的问题三、关于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范围问题
摘要2：无
精细建筑公司诉大发房地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摘要1：无
摘要2：无
发包人未在约定时间对承包人报送的竣工结算文件提出异议，但是双方对部分工程造价进行了确认，能否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
摘要1：【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理。承包人请求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该条款的适用有严格条件，一是合同通用条款或者专用条款明确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二是发包人确实没有答复，如果发包人有回复，亦不能适用该规定。
【摘要2】案涉事实说明，甲公司与乙公司间就工程结算问题，先后进行施工企业报价、业主方委托第至方审价、会商后对部分已完工程结算款达成共识、后续又对未结算工程部分继续协商等；虽然甲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在《施工合同》约定时间内对乙公司报送的《工程结算书》予以答复，但是乙公司并未及时主张按照竣工结算报告计算工程价款，双方进行了实质性的审价并确认了部分工程价款，不符合《施工合同》约定的“如发包人在上述期限内对结算报告及资料没有提出意见，则视同认可”的合同适用条件，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适用条件。
摘要2：无
工程变更导致工程量发生重大变化，当事人对于该部分工程款结算达不成一致的，是否应当参照签订原合同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工程定额标准或工程量清单计价方法结算工程款
摘要1：工程变更导致工程量发生重大变化，当事人对于该部分工程款结算达不成一致的，是否应当参照签订原合同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工程定额标准或工程量清单计价方法结算工程款？
【摘要】实践中，因设计变更、进度计划变更、施工条件变更或者发包方提出“新增工程”等工程变更导致建设工程的工程量或者质量标准发生变化的情况非常普遍。此时，如果发包人和承包人就如何结算工程价款达不成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参照签订原合同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工程定额标准或工程量清单计价方法结算工程款。注意此处的用词是“可以”而非“应当”。建设工程结算工程款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只要合同对于工程增加如何结算的约定是明确、具体的，根据增减工程的性质、标准可以适用原合同约定的计价方法和计价标准结算工程款，并不会因此而将导致当事人之间利益的显失公平，那么，原则上仍应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而在因增减工程的性质、标准不宜适用原合同约定的计价方法和计价标准结算工程款，或者原合同约定不明无法适用的情况下，则可根据《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选择结算工程款的方式。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8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89号
【裁判摘要1】《协议书》约定，周村区政府支付尚欠黄河工程公司款项10%的年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应予支持，但是约定的利息标准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部分除外。案涉工程全部由黄河工程公司垫资施工，《协议书》约定周村区政府应当支付黄河工程公司的款项，除1260万元征地补偿费用借款外，其余为返还的工程垫资款。双方约定垫资款10%的年利息，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垫资款利息标准，周村区政府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调整利息，应予支持。
【裁判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上述规定表明，利息系工程价款的法定孳息，应当随同工程价款一并给付。垫付工程款性质与工程欠款相同，垫资利息亦应作为法定孳息处理。一审判决判令周村区政府支付尚欠款项利息，系基于该政府负有给付工程垫资款的合同义务，而非基于周村区政府的违约行为，判令其承担的违约责任。周村区政府认为一审判决在判令其支付欠款利息的同时，承担违约金给付义务，属于重复计算黄河工程公司的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考虑到黄河工程公司不当行使诉讼权利，导致对案涉工程先后两次进行鉴定，客观上加重周村区政府违约金负担，本院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确定违约金从2009年10月1日起计算至2010年9月17日止。
摘要2：无
司法解释规定的实际竣工日期能否作为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除斥期间的起算点
摘要1：【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法释(2002)16号)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6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批复》第四条规定的“建设工程竣工之日”不包括《解释》第十四条第(二)、(三)项规定的两种情形。
人民法院依据《解释》第十四条第(二)、(三)项规定认定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的两种情形，是针对发包人恶意拖延工程竣工验收时间，以期达到拖延支付工程价款的违法目的而作出的惩罚性规定。人民法院不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之规定，以此作为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6个月期限的起算点，认定承包人超过《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工程价款优先权行使期限。
摘要2：无
分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1：【摘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了分包人和实际施工人完成了其与总包人或转包人之间合同约定的施工义务且工程质量合格的，在总包人或者转包人不主张或者怠于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情况下，应允许分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就其承建的工程部分在发包人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分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有条件地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2：无
深圳南方××建设有限公司与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摘要1：——被告在前诉中主张抗辩权，又以同一事实另行起诉的情形下，本案诉讼应否就抗辩权是否成立进行审理
【法理提示】在前诉中，被告以原告未依约履行相关合同义务为理由行使履行抗辩权，同时又以同一理由另行起诉，请求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前诉人民法院应对抗辩权是否成立的事实进行审理。一方面，这是抗辩权在实体法上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诉讼法保障诉讼经济、实现纠纷解决实效性的要求。
摘要2：【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0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164页。
【解读】
首先，南方公司在前后两个诉讼中行使权利的内容不同。在前诉即本案诉讼中，南方公司主张的抗辩权的内容是拒绝华建公司主张工程款的请求；而在后诉中，南方公司请求权的内容是要求华建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其次，两种权利的表现形式不同，前诉中南方公司行使的抗辩权仅有消极对抗的效果；而后诉中南方公司行使的请求权则有积极给付的效果，表现为华建公司承担积极的给付义务。
再次，虽然两种权利所依据的事实具有同一性，即都以华建公司未依约完成相关义务为权利的产生依据，但是，以此事实行使抗辩权在诉讼上无须提出反诉或另行起诉；而以此事实主张违约责任则需要提出反诉或另行起诉。
最后，如果不在本案中对南方公司主张的抗辩权进行审理，在诉讼法上可能产生不当的效果：一是本案诉讼所认定的事实将会对后诉产生重要的影响，或者说，至少对当事人在后诉中的证明责任产生重要影响。在本案诉讼中对南方公司主张的此项抗辩权以及其依据的事实不予审理，将影响当事人基于本案诉讼所产生的诉讼预期及策略。二是影响前诉即本案诉讼解决纠纷的实效性，导致诉讼不经济。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让利承诺书应认定无效
摘要1：【摘要】根据《招标投标法》第46 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21 条之规定，招标人（发包人）与中标人（承包人）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中标人单方出具让利承诺书，承诺对承建工程予以大幅让利，该让利承诺书构成对工程价款的实质性变更，该承诺书无效，不产生变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依据《招标投标法》第46 条、《司法解释》第21 条之规定，招标人与中标人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中标人出具让利承诺书，承诺对承建工程予以大幅让利，实质上是对工程价款的实质性变更，应当认定该承诺无效。
摘要2：无
实际施工人在何种情况下有权以发包人为被告提起诉讼
摘要1：【问题】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适用此条文，实际施工人作为原告起诉时，应否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研究组认为】从法理上讲，债权合同的基础就是合同相对性，物权的基础是对世权。准许一审原告突破合同相对性向不具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主张权利，从法理和法律规定上讲是有一定缺陷的。《民法通则》第84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也就是说，“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的，债权所具有的相对性属性是债存在的基础。为弥补突破合同相对性带来的法理上的缺陷，适用《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是受严格条件限制的。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23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237号
【提示】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关于管辖的约定对实际施工人具有约束力。
【裁判摘要】根据被上诉人吴××提供的油田公司与中太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第67.5条约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发包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吴××以实际施工人身份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油田公司及承包人中太公司主张权利，其施工的权利义务源于油田公司与中太公司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故也应受该合同约定的管辖约束，即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59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591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条司法解释第一款确立了实际施工人工程价款请求权的一般规则，即实际施工人可以依法起诉与其具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第二款明确了实际施工人工程价款请求权的例外救济，即实际施工人可以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杰出建筑公司主张工程价款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其与中交公路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排除了法院管辖权。杰出建筑公司将兰渝铁路公司、中交公路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起诉至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违背了杰出建筑公司与中交公路公司通过仲裁处理双方争议的约定。原裁定书中虽有不甚准确的表述，但适用法释（2004）14号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并不存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57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575号
【裁判摘要1】荣盛公司向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将案件移送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随后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亦是要求将案件移送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荣盛公司只是对案件的地域管辖有异议，从未就人民法院对案件的主管权力提出过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之规定，荣盛公司再审提出其与华星公司之间存在仲裁条款，故王修虎亦应受该条款的约束，并请求人民法院驳回王修虎对其起诉的主张，超过了原审的范围，本院不予审理。
摘要2：【裁判摘要2】需要指出的是，存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是当事人排除人民法院主管采取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必要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主张权利。该规定是一定时期及背景下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其不等同于代位权诉讼，不具有代位请求的性质。同时，该条款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目的是防止无端加重发包人的责任，明确工程价款数额方面，发包人仅在欠付承包人的工程价款数额内承担责任，这不是对实际施工人权利范围的界定，更不是对实际施工人程序性诉讼权利的限制。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承包人权利的承继，也不应受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仲裁条款的约束。事实上，王修虎也无权依据荣盛公司与华星公司之间的仲裁条款向蚌埠仲裁委员会对荣盛公司提起仲裁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04号
【裁判摘要】关于广东四建公司是否应当对梁湘雄出借资金承担清偿责任问题。梁湘雄等人所借款项依现有证据证明已用于涉案工程，广东四建公司是工程的总承包人，且实际占有该工程，是涉案项目的权利义务承受者。广东四建公司承建皖江明珠、皖江商业街土建与安装工程后，与化州二建公司签订《专业分包工程合同》，实为整体转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该《专业分包工程合同》应为无效。广东四建公司作为转包人对合同无效具有明显过错。广东四建公司承包涉案项目后，虽然组建了“广东四建公司繁昌县工程部”，任命林耀章为工程部负责人，刻制了公章，设立了账户，但广东四建公司并未以该项目部的名义承接其他工程，或向涉案工程投入资金、实际组织施工，也未将该工程部的公章和账户交给实际施工人段德根使用，广东四建公司对于段德根自己组织资金，以“广东四建公司繁昌县工程部”的名义进行施工，并在工地上悬挂有“广东四建公司繁昌县工程部”的招牌应当是明知的，但广东四建公司并未在施工过程中予以制止，直至停工之后才责令段德根销毁私自刻制的公章。为此，广东四建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使广东四建公司不承担借款的还款责任，也应向实际施工人对工程的投入支付工程款。因此，依据公平原则，由工程总承包人广东四建公司承担用于工程借款的连带还款责任，并无不妥。
摘要2：无
破产程序中出资义务
摘要1：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摘要2：【注解１】《企业破产法》第３５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１）破产企业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以“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为条件；（２）不以法院裁定破产为条件；（３）与是否破产企业是否重整无关。
【注解２】股东出资期限未到期未实缴出资即转让股权，在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并不为仍未实缴出资的现任股东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参考案例：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民初1813号《浙江瑞银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伊某、周某等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其他参考案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民终502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616号《陈某某与波特城（江苏）智慧园区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追收未缴出资纠纷再审案》
【注解３】股东转让股权时所认缴股权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不构成《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２款、第１８条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不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终230号《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2019年度参考案例之十七：曾某诉甘肃华慧能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冯某、冯某某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01号《绿能高科集团有限公司等诉安徽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借贷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769号《边某某、高某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其他民事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285号《湖南中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聂某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湘民辖终51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湘民辖终51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中核西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依据与张钰建、刘志明以河南华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及相关鉴定提起诉讼，要求刘志明等五人共同偿还多支付的工程款25746821.79元，并支付上述款项从2012年8月5日至支付完毕止的同期贷款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5月3日为7803138.33元，并由河南华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经查，本案所涉《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工程地点在湖南省××县大坪林场。依法本案应由郴州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无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13912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13912号
【裁判摘要】本案原审原告北京市政集团诉称其与张羽峰之间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并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共向张羽峰支付工程款3933705元，并请求判令张羽峰返还北京市政集团向其多支付的工程款330275元等，故本院应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确定本案的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北京市政集团所诉张羽峰为其施工之北京联东U谷中试区一期市政工程、北京联东U谷中试区二期市政工程和北京珠江马驹桥二期东大市政工程均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因此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为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之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无
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川04民辖终17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川04民辖终17号
【裁判摘要】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一审法院立案时根据当事人的起诉诉求确定为不当得利纠纷，并予以立案，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原审实体审理后认为，本案盐边县金谷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虽起诉返还超额支付的工程款，但实际是基于双方签订的《金谷酒店施工合同》产生的纠纷，从盐边县金谷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起诉主张的事实与理由及其诉讼请求分析，本案实质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地管辖规定，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7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75号
【裁判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其适用前提应为备案的中标合同合法有效，无效的备案合同并非当然具有比其他无效合同更优先参照适用的效力。
在当事人存在多份施工合同且均无效的情况下，一般应参照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实际履行的合同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在无法确定实际履行合同时，可以根据两份争议合同之间的差价，结合工程质量、当事人过错、诚实信用原则等予以合理分配。
摘要2：【摘要】关于江苏一建主张的停窝工损失问题。在2011年7月20日的工程联系单中监理单位已经签章确认确实存在因昌隆公司原因导致江苏一建窝工81天的事实，但签证单中并未确定损失数额，也没有涉及停工损失的计算方法。江苏一建虽就该损失数额也申请进行鉴定，但因其提供的停窝工损失证据相当一部分是其自己记载、单方提供的工人数量、名单、工资数额、现场机械数量等等，昌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客观真实性难以确定，以此为依据得出的鉴定结论能否采信也存疑，故未对此委托鉴定。鉴于此前双方在施工过程中也曾发生过8天停窝工，双方协商的补偿数额为7万元，基本可以反映出停窝工给江苏一建造成的损失程度，在此基础之上，可以酌定该81天停窝工损失为70万元。
江苏南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违反投标招标法规定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摘要1：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5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504号
【提示】实际施工人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要求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摘要1】根据一、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案涉大邑县第四自来水厂一标段工程，系由惠邑公司发包给北京城建公司。北京城建公司承建后，将工程全部转包给宏利公司。宏利公司又将其分包给军海公司和浙江有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其中安装部分原系由军海公司再行分包给重庆环水经营部，后在履行过程中变更为由宏利公司和重庆环水经营部直接发生分包关系。
【裁判摘要2】连带责任的承担，属对当事人的不利负担，除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有明确约定外，不宜径行适用。合同相对性原则，亦属合同法上基本原理，须具备严格的适用条件方可有所突破。本案中，北京城建公司与赵永鹏、母寿甫之间未就工程施工签订任何合同，北京城建公司亦非案涉工程的发包人，不属于《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赵永鹏、母寿甫申请再审依据其他地方法院规范性文件以及另案生效判决，主张应按照“举轻以明重”和权责一致原则判令北京城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均属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突破的不当扩大，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9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959号
【裁判摘要1】劳务分包其中分包班组要求发包人对分包人欠付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不予支持——于曹某某要求江南水利水电公司对蔡某某欠付劳务款承担连带责任能否成立的问题。本案系劳务分包合同纠纷，曹某某起诉要求蔡某某支付劳务款的依据是其与蔡某某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务分包合同关系，而劳务分包合同的当事人系曹某某和蔡某某，曹某某只是蔡某某组织施工人员中的一个施工班组，并非完全替代蔡某某承担与江南水利水电公司之间劳务用工合同的权利义务。因此，江南水利水电公司与曹某某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曹某某要求江南水利水电公司对蔡某某欠付劳务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2】劳务分包其中分包班组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劳务费范围内对分包人欠付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予以支持——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关于“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判令江南水利水电公司在欠付蔡某某工程款范围内对蔡某某欠付曹某某的工程承担连带责任。该司法解释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是承包人将建设工程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义务都是由实际施工人履行的，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已经全面实际履行了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并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上述特殊情况下基于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目的，该条规定突破合同相对性允许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但该特殊情况下发包人也仅是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虽然上述规定涉及的是发包人，但本案中曹某某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江南水利水电公司承担支付劳务款责任与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类似，二审根据该条规定的原则判令江南水利水电公司在欠付蔡某某的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曹某某承担责任充分保护了曹某某的利益，并无不当，曹某某主张江南水利水电公司对其劳务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
摘要2：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3民终2965号
摘要1：【案号】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3民终2965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上诉人中盛公司中标铜山农业开发局的涉案工程后，未经铜山农业开发局的同意将工程分包给金穑嘉源公司，故中盛公司与金穑嘉源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协议书无效。上诉人中盛公司在庭审中认可牛月飞为金穑嘉源公司的涉案工程负责人。根据2013年3月7日的《协议书》系牛月飞与张礼华签订，牛月飞将部分涉案工程又分包给张礼华，属于违法分包再分包的情形。同时，在一审庭审中，牛月飞认可张礼华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工程因转包、违法分包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实际施工人要求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和发包人对工程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中盛公司就涉案工程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
惠尔普法|承包人对与其不具有合同关系的实际施工人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摘要1：解答：实际施工人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的规定要求与其不具有合同关系的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注解１】实际施工人能否直接向与其不具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主张工程款？｜虽然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主张工程价款。——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49号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实际施工的人能否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主张工程款问题的电话答复》【（2021）最高法民他103号】载明，基于多次分包或者转包而实际施工的人，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人主张因施工而产生折价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申6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