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民法典》删除《民法通则》第６５条第３款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实践中对该条款争议太大，且有对代理人要求过苛之嫌）。
摘要2：【注解１】参考《民通意见》第７９条之规定：
数个委托代理人共同行使代理权的，如果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与其他委托代理人协商，所实施的行为侵害被代理人权益的，由实施行为的委托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经其他被代理人同意而提出终止委托代理，给其他当事人造成损害，受害人请求由提出终止委托代理的被代理人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注解２】参考《民通意见》第８０条之规定，由于急病、通讯联络中断等特殊原因，委托代理人自己不能办理代理事项，又不能与被代理人及时取得联系，如不及时转托他人代理，会给被代理人的利益造成损失或者扩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民法典第１６９条中的“紧急情况”。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号
【裁判摘要】关于一审中吴某某代理同丰公司有无程序错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第五十九条规定，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本案一审中，同丰公司作为被告一方应诉，法院通过送达已明确告知其相关诉讼权利义务，其向法院提交加盖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吴某某以公司法务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并记明可以出庭发表意见等委托事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其他当事人也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据此准许吴某某作为同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程序并无不当。吴某某出庭发表意见，履行诉讼代理人有关职责，应当视为是同丰公司的意思表示。因此，同丰公司关于吴某某不是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存在审判程序错误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公司可否委托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自然人以公司法务身份担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公司委托非单位工作人员以公司法务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其他当事人也未提出异议，公司事后否认该自然人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9司惩复4号
【摘要】当事人代签和代为捺印诉状和授权委托书，代理律师未尽审查义务，被法院罚款5000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56号
【裁判要点】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范围不应大于主债务，当事人针对担保责任约定专门的违约责任，导致约定的担保责任范围大于主债务的，与担保的从属性不符，应认定大于主债务部分的约定无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919号
【摘要１】反担保责任范围不能大于但责任范围——本院认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范围不应当大于主债务，当事人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范围大于主债务的，应当认定大于主债务部分的约定无效。本案系建新公司履行了部分担保责任之后，就其代偿费用起诉请求白乃庙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的纠纷，就建新公司已代偿的费用244102474.31元及相应利息，一审判决已予以支持，虽案涉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但该部分费用如再予以支持，则白乃庙公司反担保责任的范围明显大于建新公司已代偿费用范围，与担保的从属性不符，故一审判决支持建新公司的违约金主张欠妥，本院予以纠正。白乃庙公司认为利息与违约金重复计算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２】当事人在庭审时的委托手续不齐全并于庭审后补交的，不符合应按缺席判决情形——白乃庙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其在二审时因建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晋某某在开庭时未能提供合法代理的授权委托书申请对建新公司按缺席判决，二审对此不予回应构成程序违法。一方面，经调取二审庭前会议笔录、庭审笔录载明，在二审开庭当日的庭前会议，审判长询问“各方当事人对对方出庭人员身份是否有异议？”，白乃庙公司提出“建新公司已经破产，我们认为对方代理人应当由破产管理人授权委托”，建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晋某某表示“已进入破产重整，我们提交的手续是破产管理人进行的委托”。审判长表示“我们核实你的手续是建新公司吴×签章，建新公司现在的破产管理人是谁？”，建新公司答复“律师事务所”，审判长表示“代理人回头得补一下授权委托书，应该由破产管理人来委托你们。请庭后补充委托授权书”，建新公司同意庭后补充。在庭审过程中审判长已明确告知上述情况，各方当事人当庭表示对对方出庭人员身份无异议。庭审之后，建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亦补齐了建新公司破产管理人的追认函件。因此，对于建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晋长明庭后补交授权委托书的情形，白乃庙公司是明知的亦未表示反对，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缺席判决的情形。另一方面，对于申请书是否作出答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二审未予回应并不违反程序。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浙03行终20号
【裁判摘要】投标文件的响应存在重大偏差可以否决投标——关于涉案招标文件将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未签字或盖章作为否决投标条款是否合法。招投标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招标文件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反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影响潜在投标人投标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招标人应当在修改招标文件后重新招标。评标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标准和评标方法应当合理，不得含有倾向性内容，不得妨碍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的竞争。本案中，涉案招标文件将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未签字或盖章作为否决投标的效力性条款，不存在上述违反招标文件合法性或评标标准、评标方法合理性的情形。被上诉人新瑞公司认为该条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有关民事委托代理的一般规定，不利于鼓励交易等，并据此主张该内容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新瑞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未签字或盖章，不符合涉案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文件签字盖章要求，投标委会员根据评标办法的规定否决其投标正确，经调查核实、听取意见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驳回投诉申请并无不当。原审判决确认该行为违法，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４１条规定“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权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２）合同加盖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但未经法定代表人面签，如盖章人未出具合法授权委托手续，合同可能因签订人因越权签订而不生效。
摘要2：【注解】非法定代表人面签的合同而是由工作人员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合同应当提供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898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川16民终1646号
【裁判摘要】国务院《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采集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未经本人同意不得采集"，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征信机构不得采集个人的收入、存款、有价证券、商业保险、不动产的信息和纳税数额信息。但是，征信机构明确告知信息主体提供该信息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并取得其书面同意的除外"，第十五规定“信息提供者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不良信息，应当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但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不良信息除外"。本案中，根据黄某某与成都利信公司签订的《小额借款服务合同》及授权委托书，代偿的主体并非深圳国银担保公司。即使深圳国银担保公司依据《借款协议》对黄某某的借款进行了代偿，但深圳国银担保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报送黄某某的不良征信记录事先征得黄某某的同意并告知黄某某本人。因此，深圳国银担保公司在未告知黄某某的情况下向征信机构报送黄某某不良信用记录信息已构成侵权。
摘要2：
摘要1：——公安机关拒绝合法信息查询构成不作为
【裁判要旨】公安机关作为其辖区内户口登记机关，依法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提供公民信息，这不属于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公安机关在提供公民信息的同时，可以告知不得将获得的公民信息泄露给他人以及泄露给他人应自行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公安机关拒绝向合法申请查询的有关单位或个人提供公民信息的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有关单位或个人可以提起履责之诉。
【案号】一审：（2018）辽0103行初460号二审：（2019）辽01行终743号
摘要2：【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受委托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的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本案中，被上诉人申请调查时，向上诉人提供了调查专用介绍信、律师证、授权委托书等材料，能够证明原告作为律师，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并经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向上诉人调查其受委托案件的被起诉人的人口信息，属于调查与其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上诉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向被上诉人提供包括被查询人的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户口所在地址、公民身份号码等信息。关于上诉人提出向被上诉人提供公民人口信息属于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依《律师法》的规定，向符合条件的律师提供与其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公民人口信息的行为，不属于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上诉人在查询时可以告知查询律师应承担的责任及义务。被上诉人对所查询的公民人口信息应当依法合理使用于所承办的法律事务，不得泄露有关人员的隐私，否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申请履行法定职责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026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在审理苏华建设公司诉黑龙江鸿基米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鸿基米兰开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根据苏华建设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于2016年12月5日裁定查封鸿基米兰开发公司名下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268套房产。本院现已查明，为阻却有关案件生效判决的执行，鸿基米兰开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以艾××等17人名义出具的《民事授权委托书》、以该17人作为房屋买受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房款收据和物业管理费收据，主张房屋销售和入住的虚假事实，冒用艾××等17人名义提出执行异议，案涉房屋相关执行异议和鸿基米兰开发公司主张的房屋买卖等基本事实均为虚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排除执行的条件在本案中并不具备。苏华建设公司请求准许查封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明确将诚实信用规定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严格予以遵守，保证所提供的证据和所提出的事实主张的真实性。但是，鸿基米兰开发公司向人民法院提供虚假授权委托书、虚假房屋买卖合同、虚假付款付费单据，并提出虚假事实主张，以案外人名义提出虚假的执行异议，进行虚假诉讼，试图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诚信，扰乱了正常诉讼秩序，应当依法予以制裁。对此，本院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鸿基米兰开发公司的虚假诉讼行为另行作出处罚决定，同时依法将本案有关涉嫌犯罪的线索移送刑事侦查机关查处。
摘要2：
摘要1：解读：被吊销营业执照公司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被吊销营业执照公司出具加盖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代理人参加诉讼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民终1634号
【裁判摘要】金思康公司主张报恩堂公司一审起诉状加盖的公司印章与其在公安机关备案公章不一致，一审起诉状、授权委托书中的印章为非法使用，报恩堂公司在本诉讼中主体不适格。本院认为，根据报恩堂公司二审提交的情况说明，可以认定报恩堂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司印章与其一审起诉状上加盖的公司印章确属不同印章，但经核实，该两枚印章均在正常使用，报恩堂公司对上述印章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予以认可，本案诉讼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报恩堂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主体适格。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512号
【裁判摘要１】依据公司法解释三(2014年修正)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条系关于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时的责任承担问题的规定，即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订立的合同只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合同相对人应向发起人主张合同权利，而不能向合同关系以外的公司主张合同权利。但是，公司成立后如果确认了该合同或者公司已实际成为合同主体，即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而且合同相对人也起诉要求公司承担责任，这表明公司愿意成为合同主体且合同相对人也愿意接受公司作为合同主体，反之则不应当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
【裁判摘要２】无正当理由未出庭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畅鱼公司未提交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等有效证据足以证明其发起人扶××与胡××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委托关系，也无证据表明涉案协议系畅鱼公司的投资经营行为，因此发起人扶××与胡××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协议无法约束畅鱼公司发起人扶××，相应的合同权利亦无法由畅鱼公司承继。另外关于畅鱼公司提交的署名为“胡××”的情况说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证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等双方当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视为出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即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畅鱼公司提交的署名为“胡××”的情况说明，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无法达到畅鱼公司的证明目的。即使情况说明符合证据要件，该份胡××单方出具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案外人胡××签订涉案协议系畅鱼公司发起人扶瑞英的委托行为。因此，畅鱼公司不是××涉案协议、××涉案协议的签订主体，其无权就该协议提起本案诉讼。
摘要2：【解读】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第３条规定，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情况包括两种：（１）发起人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公司追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２）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
【注解】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修订），发起人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由成立后公司承担责任，不再要求公司追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7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盖章后扫描形成电子扫描件不属于原件和电子签章，对扫描件中盖章是否真实无法鉴定——本案中，瑞斯特公司提交了其通过电子邮箱接收的与中燃上海公司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和《声明》，其中加盖有中燃上海公司的公章，用以证明其与中燃上海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本院认为，电子签章是电子签名的一种表型形式，利用图像处理技术将电子签名操作转化为与纸质文件盖章操作相同的可视效果，同时利用电子签名技术保障电子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以及签名人的不可否认性。本案中，崔××通过××@szeland.com邮箱向××@126.com邮箱发送的《煤炭供需合同》和指示交货《声明》，均为纸质文件加盖中燃上海公司公章后扫描形成的电子文档，中燃上海公司的签章不属于上述所称电子签章。瑞斯特公司通过公证方式保存的电子数据证据，仅为证据保全的一种形式，不足以反映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审理过程中，瑞斯特公司未能提供《煤炭供需合同》和《声明》的纸质原件，用以对中燃上海公司所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进行判断比较或鉴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合同中燃上海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中燃上海公司对上述文件中的签章亦不予认可，故涉案《煤炭供需合同》和《声明》不足以体现中燃上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裁判摘要２】第三人提供经理名片但未提供盖章授权委托书不足以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瑞斯特公司主张崔××以中燃上海公司名义签订煤炭买卖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中燃公司或中燃上海公司并不认可崔××系其工作人员，亦未对其行为予以追认，故崔××无权代表中燃上海公司与瑞斯特公司签订涉案买卖合同。虽然崔××向瑞斯特公司提供了载有其身份是中燃上海公司海外事业部总经理的名片，但未提供加盖公司公章或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且瑞斯特公司主张与中燃上海公司签订煤炭供需合同之前都是在中燃上海公司办公场所与崔××进行业务洽谈，但瑞斯特公司对此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案中并无证据足以证明崔××具有代表中燃上海公司签署案涉合同和声明的权利表象。．．．．．．而瑞斯特公司既没有要求崔××提供授权委托书或向中燃上海公司核实其身份，也没有慎重确认收到的电子邮件扫描合同公章的真实性，故不能认定瑞斯特公司在行为时系善意无过失。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124号
【裁判摘要】【裁判摘要１】挂靠人与实际施工人签订合同，挂靠人承担支付责任，被挂靠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发包人在欠付范围内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本案中，展辉哈密分公司明知法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将本企业的资质证书等出借他人，仍允许丁××借用其资质，并向丁××出具授权委托书，且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展辉哈密分公司委派丁××为案涉项目现场展辉哈密分公司代表，负责施工现场的项目管理工作。丁××虽以自己的名义与吕×签订施工合同，但施工合同系在复印的工程施工合同上签订，吕×根据合同内容有理由相信丁××签订施工合同系代表展辉哈密分公司，展辉哈密分公司在施工合同签订中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因展辉哈密分公司已注销，相应责任由展辉公司承担。本院综合工程施工合同及施工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情认定丁××向吕×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展辉公司在欠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范围内承担30%的赔偿责任。．．．．．．昌融达利公司作为发包人，仅在欠付展辉公司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吕×承担责任。．．．．．．展辉公司主张丁××借用其资质与昌融达利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昌融达利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吕×系依据其与丁××签订的施工合同，要求展辉公司、丁××、昌融达利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责任，并不涉及工程施工合同，二审判决未认定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社区（包括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居民委员会、乡镇、街道等）、单位推荐的公民原则上属于该社区、单位的人；（２）如果社区、单位坚持推荐本社区和单位以外的人，法院应当予以严格审查，以充分保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2：【注解】代理人仅提交授权委托书而未提交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材料，法院应对其诉讼代理人身份不予认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复12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66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在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的，视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根据管辖恒定原则，不影响受诉法院管辖权——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依据管辖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的问题。案涉《污水处理项目转让协议》第4.2条和《股权转让协议》第13.2条均约定，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如无法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上述管辖协议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该管辖协议合法有效。但是，华通公司和山青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均未提出管辖异议，参加了原审法院于答辩期届满后组织的证据交换程序，并对实体问题发表了陈述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就案件实体内容进行答辩、陈述或者反诉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应诉答辩。”根据上述规定，尽管本案当事人事先有管辖法院的约定，但原审法院基于华通公司和山青公司在诉讼程序中的应诉答辩行为，依法取得了对本案的管辖权。山青公司主张本案应当依照管辖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三，关于山青公司是否应对诉讼代理人的行为承担后果的问题。原审程序中，刘××１、孙××２律师持有加盖山青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参加诉讼,其权限为特别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的规定，刘××１、孙××２作为山青公司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并陈述意见的行为合法，相应法律后果由山青公司承担。山青公司虽然其后又在诉讼过程中解除对上述诉讼代理人的委托，但诉讼代理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仍然对山青公司有效。山青公司关于诉讼代理人非法代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专属管辖情形的问题。本案是因履行股权及项目转让协议而产生的纠纷，案涉《污水处理项目转让协议》虽然涉及项目工程的竣工验收及产权移交等问题，但争议法律关系是股权以及项目权利义务的转让关系，而非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引起的物权纠纷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此本案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山青公司主张本案应适用专属管辖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复122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受让人申请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不予准许的，可以追加其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照以上规定精神，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发生转移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但生效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约束力。受让人在受让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后，对正在进行的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
【裁判摘要２】代理人仅提交授权委托书而未提交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材料，法院应对其诉讼代理人身份不予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本案中，李××仅向本院提交了容大商行盖章的授权委托书一份，没有提交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代理人身份的其他相关材料，故本院对李××作为容大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不予认定。但鉴于李××提交的复议申请书由容大商行签章，容大商行后续也委托了代理人参与复议程序并提交书面意见，故本院列容大商行为复议申请人进行审查，不再做撤案处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菏执异议字第8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委托人有权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于1996年施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于1999年施行。根据后法优先于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在本案中，2012年11月20日，紫阳投资中心作为委托人，中行福田支行作为受托人，菏泽紫阳公司作为借款人，三方共同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由紫阳投资中心委托中行福田支行向菏泽紫阳公司发放8000万元贷款。紫阳投资中心与中行福田支行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三方当事人之间建立的是委托贷款合同关系。菏泽紫阳公司作为借款人，系合同签订方之一，明知涉案贷款系紫阳投资中心委托中行福田支行发放的事实，因此该委托贷款合同直接约束紫阳投资中心和菏泽紫阳公司。而委托贷款合同第十九条约定了委托人有权根据实际需要直接对借款人提起诉讼或仲裁。因此，无论是基于法律规定，还是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紫阳投资中心均可以自己名义直接向菏泽紫阳公司主张权利。
【裁判摘要２】合伙事务的执行权利的行使与合伙企业直接行使权利并不矛盾。企业的公章对外即代表企业的意思表示，刘×律师的授权委托书上委托人一栏加盖了紫阳投资中心的公章，应视为合伙企业对刘×律师相关授权的准许。因此，刘×律师及其他委托代理人的委托手续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54号
【裁判摘要１】在原一审时虽参加了部分庭审但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亦未参与案件的评议等程序，不属于发回重审应当回避的人员——果满堂公司、曹×上诉认为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本案一审审判长曾在发回前的原一审中担任审判长，按照相关规定其应回避而未回避，属程序违法，并提交(2018)新民初6号案一审开庭笔录作为新证据予以证明。经查明，原一审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曾于2018年10月17日开庭审理本案，但该次庭审进行到陈述诉辩意见阶段，即因一方当事人提起反诉而休庭。之后第二次开庭时，法庭即告知各方当事人审判长已经变更，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案发回重审后审理阶段，一审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其审判长曾在2018年10月17日开庭时担任合议庭审判长。在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开庭时，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回避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一审合议庭审判长在原一审时虽参加了首次开庭，但该次庭审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其亦未参与案件的评议等程序，原一审第二次开庭变更审判成员后，合议庭又重新开庭并对案件进行评议，故本案一审合议庭审判长不属于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回避的人员。
摘要2：【裁判摘要２】股东名义与他人签订的公司资产转让合同，公司虽非合同主体，但结合合同的签订、履行（公司接受他人支付的款项）、股东会授权、尤其是公司反诉要求他人继续履行合同，可以认定公司亦为产权转让合同的主体——首先，关于果满堂公司资产的处置问题。《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签订时，曹××为果满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10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表明，果满堂公司认可曹××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的以该公司名义从事的所有行为都是职务行为，但是对于曹××以其个人名义签订的案涉《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果满堂公司不仅接受了赵××履行该协议所支付的款项，还依据该协议提出了继续履行的反诉请求，并且该《股东会决议》与《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同时，曹×作为果满堂公司大股东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亦授权曹××全权处置该公司的资产。综合考虑合同书的签订及履行、《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的约定，以及当事人事后寻求救济所提请求等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就资产出让事宜果满堂公司系《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的合同当事人并无不当。该部分约定不存在合同无效的事由，一审认定其合法有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关于曹×所持果满堂公司股权转让的问题。《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签订后，曹×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曹××全权处置果满堂公司资产等事宜，包括股权转让等。该《授权委托书》足以证实曹×对曹××处分果该部分满堂公司股权的行为进行了追认。故一审判决认定《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中曹×持有股权转让部分的约定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再次，就赵××所持股权及其他资产转让的问题。曹××虽无处分该部分股权和资产的权利，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关“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中的该部分股权和资产转让的约定并无因此而无效。综上，案涉《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所涉股权及资产转让的约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一审判决确认该协议有效，事实依据充分，并无不妥。果满堂公司、曹×认为《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川民申字第2300号
【裁判摘要１】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与他人签订合同并非无效——法律规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目的是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管理，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该规定系管理性的强制性规范，一般不影响民事合同的效力。瑞利房产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虽不能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但仍可从事清算活动，包括处置剩余财产。因此，杨×、屈××关于瑞利房产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与姜×、钟××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宅院２】本案系房地产开发商就同一商品房订立数个买卖合同而引发的纠纷。瑞利房产公司就案涉房屋先后与屈××（杨×）和姜×、钟××分别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人民法院依据生效判决和债权人农行青羊支行的申请，对案涉房屋进行强制执行时，杨×、屈××提出异议，要求停止执行，并要求确认其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关于“一房二卖”纠纷中的保护顺序，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无明确规定，可参照最相类似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因此，如果各受让方均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优先保护已经实际占有房屋的一方。从现有证据看，一审法院强制执行时，案涉房屋被案外人占有使用，姜×、钟××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和租赁协议表明其将房屋出租给案外人，而杨×、屈××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占有了房屋。一审法院将案涉房屋作为姜×、钟××的财产予以执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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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以原审法院对于其他当事人存在程序或实体违法为由提出再审申请不具有再审利益——丽晶公司称原审法院对于庄××的送达及缺席判决存在程序违法，但丽晶公司与庄××并非同一民事主体，庄××没有就此提出异议。丽晶公司的诉讼权利已得到充分保障，丽晶公司对庄××的诉讼权利不具有再审利益。丽晶公司主张原审法院不应将抵押物被采取保全措施后产生的利息纳入优先受偿的范围，但该抵押物为李××、庄××名下的房产，该财产权属与丽晶公司无关，原审法院认定被采取保全措施后产生的利息在抵押物担保范围之内，亦不损害主债务人丽晶公司的权益，故丽晶公司对抵押物的担保范围亦不具有再审利益。综上，丽晶公司的再审申请与其自身权益无关，原审法院的认定并未损害丽晶公司在程序及实体上的权益。
摘要2：【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民终1501号
【摘要】被羁押当事人在看守所当着法官面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授权委托书》有效——经查，原审法院经办法官于2019年6月10日到晋江市看守所对在押人员李××进行调查，李××确认收到了法院之前寄送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于当日发表了答辩意见和质证意见，表示对借款事实无异议，对签字保证、提供抵押担保的事实也无异议。李××在法官面前签署了《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授权委托书》，授权其妻子庄××为本案诉讼代理人，并明确送达地址为：泉州市丰泽区。该地址为李××、庄××在泉州共同的住所，在2019年1月9日庄××恋向本院刑三庭邮寄的ＥＭＳ信件封面上，庄××使用的亦是该地址。另外，原审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向庄××该住址邮寄送达开庭传票，邮件面单显示有人代为签收。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李××授权其妻庄××进行诉讼的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是有效的授权委托行为，其所确认的送达地址是李××、庄××在泉州共同的居住地，原审法院通过法院专递向该地址寄送的开庭传票亦有人代为签收，是有效送达。在此情形下，庄××拒不到庭参加一审诉讼，应视为放弃其诉讼权利。一审法院对此不存在违反程序的情形。
摘要1：【裁判摘要】投保提示单及投保人声明落款处年、月、日均为空白，保险人无法证明保险公司何时履行了告知义务，故不能认定在签订保险合同的同时履行了告知义务——关于上诉人附民被告人财险福鼎支公司提出对王××的投保代理人林××履行了保险免责格式条款的告知与提示义务，亦应视为对投保人王××尽到了告知与义务，一审法院以投保人在投保单上签字认定保险合同成立的同时确定其未履行保险免责格式告知提示义务互相矛盾，并对于已查明的肇事车辆超载事实不予认定，亦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上诉意见。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于免责条款，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保险公司必须对以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事由的格式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虽保险公司提出保险合同约定肇事逃逸系免责情形之一，但并不等于就免除了保险公司的提示和说明义务。财险福鼎支公司认为自己已经就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向王××进行告知、提示，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向原审被告人王××告知了免责条款。同时，上诉人人财险福鼎支公司虽提供了授权委托书，但王××抗辩称系其将公民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一并交由其妹妹，并口头委托其妹夫代为办理，授权委托书的保险人一栏的签名并非系其本人签名。经原审法院向林××确认，林××确认代王××办理保险事宜，授权委托书上王××签字亦是由其代为书写，并非王××本人签名。本院认为，上诉人未尽对授权委托书的审慎审查义务，且投保提示单及投保人声明落款处年、月、日均为空白，也无法证明保险公司何时履行了告知义务，故不能认定在签订保险合同的同时履行了告知义务。因此，本案中，人财险福鼎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订立保险合同时，其已就免责条款的内容向王××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
摘要2：（续）故不能认定在签订保险合同的同时履行了告知义务。因此，本案中，人财险福鼎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订立保险合同时，其已就免责条款的内容向王××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故保险公司依据免责条款拒绝赔付的理由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观点】
1.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能否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这一客观要件和销售者无主观过错这一主观要件。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是指销售者通过合法的进货渠道、通常的买卖合同等正常商业方式取得所售产品。对于客观要件，销售者应当提供符合交易习惯的相关证据。对于主观要件，销售者应证明其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上述两个要件相互联系。如果该销售者能够证明其遵从合法、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取得所售产品的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其销售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合乎交易惯例，则可推定该销售者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即推定该销售者无主观过错。
2.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为了进一步提高损害赔偿计算的合理性，在确定实际损失或侵权所得的赔偿数额时，人民法院可以在一定事实和数据的基础上，根据案情运用裁量权确定计算赔偿所需的其他数据，确定公平合理的赔偿数额。根据上述方法酌定的赔偿数额，可以不受法定赔偿最高或者最低限额的限制。
摘要2：【裁判摘要】公司为员工出具授权委托书但未提供合法劳动关系证明该员工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诉讼代理人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提交授权委托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四)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本案二审期间，全高达公司向本院提交《民事授权委托书》，委托伍××为其公司诉讼代理人，并在该《民事授权委托书》中注明伍××系其公司的技术顾问。但伍××并未提交其与全高达公司具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亦未提供其系公司技术顾问的相应证据，故依法不能作为全高达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二审诉讼。
摘要1：【裁判摘要】伪造授权委托书代理诉讼且被代理的当事人事前知情、事后认可亦不能认定该代理行为具有合法性——肇州工信局在本案一审、二审中没有委托授权李某进行诉讼，李某使用伪造的肇州工信局公章制作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诉讼代理手续参加本案一审、二审审理。虽然肇州工信局在之后表示对李某等诉讼代理行为以及裁判结果予以认可，但是诉讼代理不同于民事代理，且李某伪造肇州工信局公章已构成犯罪，其行为严重扰乱了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即使肇州工信局事后认可也难以认定李某的虚假代理行为具有合法性，故本院认为李某的诉讼代理行为无效，本案一审、二审确存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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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民间借贷隐名代理的处理——关于王××、郑××、朱×、刘×、郝×五人是否为实际借款人，应否对各自借款合同中认可的部分及其对应的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王××、郑××、朱×、刘×、郝×是借款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但是王××、郑××、朱×、刘×、郝×一审抗辩称系受步步升小贷公司委托与大众小贷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大众小贷公司对此亦明知。而大众小贷公司在一审中诉称“2013年10月28日，步步升小贷公司要求向大众小贷公司借款2000万元，经过双方协商，步步升小贷公司确定以其公司副经理刘×及员工王××、郑××、朱×、郝×个人名义于当日及次日分别与大众小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显然，大众小贷公司在借款时知晓实际借款人是步步升小贷公司，王××等五名员工是受步步升小贷公司的委托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而且该事实与王××等五人提交的步步升小贷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相互印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故，在大众小贷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借款合同》和《补充协议》只约束其和王××等五名员工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支持大众小贷公司关于王××等五名员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有事实依据，亦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裁判摘要２】银行账户出借人是否应对实际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没有关于银行账户出借人对实际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关于杨×是否应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民间借贷合同的双方约定向借款人之外的其他指定账户转款，系借款的履行方式。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约定大众小贷公司将借款付至指定的杨×账户，并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且经一审查明，杨×以个人身份证明开设的账户，实为步步升小贷公司经营所用，账户的资金亦为公司占有、使用、处分，其既非借款人，也非借款实际使用人，故不能据此让杨×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大众小贷公司提出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亦没有关于银行账户出借人对实际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因此，大众小贷公司请求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一审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电话通知达通公司，并确定开庭日期为2020年7月8日，为达通公司留足了十四天期限。达通公司称一审时其诉讼代理人因与另案开庭时间冲突，故无法到庭系有合理事由，并提供了另案《听证会通知书》予以证实。经查，该份《听证会通知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且本案一审法院2020年6月23日即已通知达通公司开庭，而另案《听证会通知书》的落款日期为2020年7月3日。达通公司虽称其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证据、延长答辩期，且一审法院拒绝接收达通公司一审代理人提交的委托手续，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经审查，一审期间达通公司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是在2020年7月14日，此时一审庭审早已结束。虽然达通公司称2020年7月14日前还有另一份《授权委托书》，但原审及本次审查期间均未能提供。综上，达通公司提出的“一审未保障达通公司陈述意见的权利”、“违反民事诉讼法答辩期规定”等主张，均无法律依据或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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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发布2021年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六——草莓“圣诞红”品种权侵权纠纷案
【裁判观点】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植物新品种权受到侵犯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利害关系人，包括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品种权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等。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和品种权人共同起诉，也可以在品种权人不起诉时，自行提起诉讼，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品种权人明确授权，可以提起诉讼。EUROSEMILLAS公司系本案植物新品种权在我国的独占被许可人，其有权就本案单独提起诉讼，依法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本案中，案外人庆尚北道农业技术院与EUROSEMILLAS公司签订的《授权委托书》经大韩民国相关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由我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领事部予以认证，亦包含中文译本，程序上符合我国法律关于域外证据公证认证等相关规定，绿沃川公司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否定其证明效力，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授权委托书》载明，庆尚北道农业技术院独家许可EUROSEMILLAS公司在我国范围内依法生产、繁殖和销售其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经营活动，如发现第三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时，EUROSEMILLAS公司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第三方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以下称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植物新品种权受到侵犯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利害关系人，包括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品种权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等。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和品种权人共同起诉，也可以在品种权人不起诉时，自行提起诉讼；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品种权人明确授权，可以提起诉讼。”
摘要2：（续）根据授权，EUROSEMILLAS公司系本案植物新品种权在我国的独占被许可人，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其有权就本案单独提起诉讼，依法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绿沃川公司上诉提出EUROSEMILLAS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案例索引】一审：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民初789号；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7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