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35号
【提示1】股权转让关系中表见代理的认定。
【提示2】加盖公司印章印不符合表见代理而属于无权代理——公司印章具有规定为公司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但公司印章脱离公司主体控制而被他人盗用，印章所表征的意思表示与公司真是意思并不一致，间接证据表明相对人并不构成善意，故不应适用表见代理认定加盖公司印章的合同对公司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裁判要旨】公司印章是公司人格的象征，交易文本上加盖了公司印章，便具有推定为公司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但这种推定效力并非绝对不可动摇，而是可以为相反的证据所推翻，如他人盗窃或者拾得公司印章后予以使用等，公司印章脱离公司主体的控制而被他人滥用，印章所表征的意思表示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一致，因而印章的意思表示推定效力应予否定。本案中，关某某未经金泰公司同意而使用其印章，擅自以金泰公司名义对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应属于无权代理，虹艳公司对此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故不能主张表见代理。
摘要2：【裁判规则】
①公司印章是公司人格的象征，交易文本上加盖了公司印章，便具有推定为公司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但这种推定效力并非绝对不可动摇，而是可以为相反的证据所推翻，因为公司印章既可能被公司授权的人持有和合法使用，也可能被未经公司授权的人占有和滥用，如他人盗窃或者拾得公司印章后予以使用等，此时公司印章脱离公司主体的控制而被他人滥用，印章所表征的意思表示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一致，因而其意思表示推定效力应予否定。
②金泰公司声称原印章丢失，按常理应以登报声明或公示催告等方式对外公示，以防遭受不测之虞，但金泰公司未能提供上述直接证据，仅是提供了一系列间接证据予以佐证，故金泰公司的主张是否成立，应视该间接证据的效力如何而定。金泰公司在1996年后刻制、启用了一枚新的印章，且在工商机关备案，虹艳公司对此并无异议。金泰公司称启用新的公章后，未再使用原公章，虹艳公司在诉讼中并无证据证明金泰公司存在新旧印章混用的情形，故本院对此予以认可。
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金泰公司的原公章出现在关某某玉手中，而关某某并非金泰公司职员，其持有、使用金泰公司的印章，应经金泰公司的批准，但没有证据证明关某某持有、使用金泰公司的印章经过了金泰公司批准。综合判断考量，本院认为上述间接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足以使人确信金泰公司的印章已经丢失。原审经鉴定认定，授权委托书和转让协议上加盖的印章恰为金泰公司的原印章，因1996年以后金泰公司已经不再以该印章作为公司的意思表征，故授权委托书和转让协议上的签章并不能代表金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金泰公司印章丢失，应按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的批准程序刻制使用新的印章，金泰公司擅自刻制使用新的印章，属于行政违法，应由相关行政机关予以相应的行政制裁，但金泰公司的这一行政违法行为并不必然导致由其自行承担印章被他人盗用的民事法律后果。
【解读１】公司印章是公司人格象征，交易文本上加盖了公司印章，便具有推定为公司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但可以为相反证据所推翻 。
【解答２】行为人未经他人同意而使用其印章，擅自以他人名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不构成表见代理。
- 日期： 01-27 22:4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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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所谓委托索款，是指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订立委托协议，由债权人授权第三人代理其向债权人的债务人索款。委托索款与债权转让的区别表现在：一方面，委托索款将产生一种代理关系，即第三人基于委托授权成为债权人的代理人，有权代理债权人索取欠款。代理人的权利范围完全由授权委托书决定，代理人绝不能因为委托索款合同的成立而取代债权人的地位，他只是帮助债权人催讨欠款，而其本身并不是债权人。但是在债权转让关系中，不存在任何委托授权的问题，一旦发生债权转让，则受让人将取代债权人的地位，并享有债权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在委托索款关系中，代理人代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款，由此所获得的一切钱款及其他财产，均应归属于作为被代理人的债权人，而不能归代理人所有，非依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代理人不得擅自处分财产。而在合同债权的转让中，因转让在性质上属于债的主体的变更，受让人通过转让则要取得原债权人的地位和权利，这样在合同债权转让以后，应由债务人向新的债权人即受让人清偿债务，债权人对债务人交付的财产当然享有所有权。
从委托索款与债权转让的区别可见，委托索款合同的成立不能导致债权的全部转让，因此认为本案中债权已全部转让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摘要2：
- 日期： 02-07 12:2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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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摘要1：——瑕疵股权转让中的民事责任承担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1】股东出资瑕疵其股东权利应受到限制。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和民法基本原则，股东出资不到位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取得，但其享有股东权利的前提是承担股东义务，违反出资义务，也就不应享有股东的相应权利。．．．．．．故原审法院判决安达巨鹰公司如不能补足出资，则其不享有对协和健康公司１６５００万股的表决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及新股认购权并无不当。
【问题】受让人明知出资不实而受让股权，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提示2】受让明知或应知出资不实仍受让股权的，应向公司承担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其于出资义务相对应的股东权利应受限制）。
【摘要】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受让人对其受让的股东存在出资不实、股东资格有瑕疵系明知，根据协议约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受让人应对公司承担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即应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在其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下，与出资义务相对应的股东权利应当受限制。
【裁判意见】
①股东出资不实时，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有权请求向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且有权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②股权转让中，受让方对其受让的股权存在出资不实情形系明知，应当对公司承担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
③股东出资不实不影响其股东资格，但相应的股东权利会受影响。
【裁判要旨】最高法院首例判决——股东出资不到位股东权利应受到限制
①最高法院判决确认：明知出资瑕疵而予以受让之股东负有补足出资的义务。
②最高法院阐释立法真意：未足额出资的股东之股东权应受相应限制。新《公司法》第35条规定，股东按实缴的出资比例分红、认缴新增资本；第43条规定，股东按（实际）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新旧公司法均未规定，出资存在瑕疵的股东的股东权应受限制，最高法院对此也未作出相关的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对瑕疵出资的股东的股东权利是否应受到限制，存在较大争议。
摘要2：③一、二审法院判决确认：股东有权对瑕疵出资股东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瑕疵出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并确认瑕疵出资的股东之股权应受限制。
新《公司法》第152条规定，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在履行一定前置程序后代表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规定，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对此类案件的受理法院、公司的诉讼地位以及何种情况属于“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况，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最高法院尚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原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能否为法院受理、能否得到法院支持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是代位行使公司诉权的股东，被告是侵犯公司权益的主体，被代位的公司为第三人。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更换未办工商登记，不影响诉讼进行
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后虽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新的法定代表人提交身份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后可继续进行诉讼。
最高法院判决首次明确：法定代表人变更但未作工商登记不影响其代表公司诉讼。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根据《公司法》第七条的规定，公司营业执照应当载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姓名等事项，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事项发生变更的，公司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根据工商登记确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过审查营业执照确定谁有权代表公司提起诉讼。
最高法院终审判决认为：首都国际公司原董事长已被合法免职，并选举出新董事长；首都国际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由公司盖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系首都国际的真实意思表示；首都国际尚未进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并不能否定其对法定代表人的合法变更，现任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诉讼。
- 日期： 02-14 18:4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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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如何界定股东正当地行使知情权？
【提要】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要求查阅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以拒绝提供查询。判断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正当性”，应当根据股东查询请求的原因、目的和范围，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确定。对于“正当性”的举证责任分配，应首先由股东提出其查询请求具备正当性的初步证据；公司有异议的，再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股东不具有正当目的。
【裁判规则】律师函中未附有授权委托书，也没有股东的签字，也未说明提出查阅账簿的原因、目的和范围，公司不能确定股东查阅公司账簿的行为是否损害公司的合法利益，股东不能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
【案件索引】一审：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08)东经初字第416号(2009年2月24日)(未上诉)
【权威收录】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司法案例》2009年第3辑（总第69辑）
【裁判摘要】
①按照《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权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本案中，原告虽然曾于2008年3月26日委托律师用律师函的方式向被告提出查阅公司账簿的申请，但被告收到的律师函中，原告并未随信附有授权委托书，也没有原告的签字，被告无法判断该律师函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且该律师函内容中也未说明提出查阅账簿的原因、目的和范围，也使被告不能确定原告查阅公司账簿的行为是否会损害公司的合法利益。因此，被告对原告律师函中提出的查阅请求未予答复，并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原告在本案中要求查阅被告公司账簿的诉讼请求，本案不予支持。但该处理结果并未否定原告作为被告股东所享有的知情权，原告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约定，依然有权向被告提出查阅公司账簿的申请，但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②红利是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可分配利润、实际运营和资金状况等拟定分配方案，经决议以现金方式向全体股东按出资比例发放的股利，股东无权要
摘要2：（续）求单独分配。有可分配利润是公司分配红利的前提条件之一，具体分配的时间、方式和数额要受限于公司的经营战略、资金状况，并由董事会决议通过，即使董事会决议本年度不分配红利，也不影响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在可分配利润中享有的相应权利。原告混淆了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即投资者收益)与红利的概念，忽视了应由董事会行使的收益分配权。
③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者，其依法享有诸多的权利，诸如分红权、表决权、提案权、知情权等等。而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各项权利中的基础性权利。所谓股东知情权，顾名思义就是股东有获取公司信息、了解公司情况的权利，它是股东行使一系列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因为股东只有行使知情权，才能有效地实现股东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权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权。但是，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也是有法定条件和边界的，不得滥用，否则势必影响和干扰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
《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正当目的性”限制原则，即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但该条款并未对“不正当目的”进行界定，这导致审判实践中对此类问题的判定难以把握。这里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正当目的的判断；二是举证责任的分配。
摘要1：关于表见代理的构成及其认定（法公布(2002)第30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0）经终字第220号
【裁判要旨】虽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而符合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但不符合表见代理制度关于相对人须为非善意无过失的主观要件，因而不构成表见代理，而是无效合同。
【提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同时具备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两个方面的要件，相对人存在疏忽懈怠的重大过失的，不构成表见代理。
【摘要】根据《合同法》第49条之规定，构成表见代理应同时具备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两个方面的要件。行为人在以被代理人名义向相对人申请贷款和抵押的过程中，出具了被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该公司证章以及全套贷款数据，符合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但由于相对人在审查行为人贷款资格审查、判断其是否具有代理权问题上，存在疏忽懈怠的重大过失乃至一定程度的恶意，并不符合表见代理制度关于相对人须为善意无过失的要件。因此，行为人的无权代理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本案系争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为无效合同，对被代理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应由行为人承担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
【裁判意见】
①《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在“合同上盖谁的章谁就要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增加一个主观要件“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解释为相对人善意并且无过失的主观状态）。
②表见代理的裁判规则：构成表见代理应当同时具备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两个方面的要件。
摘要2：
- 日期： 02-20 17:0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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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要旨】股东委托近亲属参加股东大会，虽未出示授权委托书，但其他股东均知晓代理人身份，事后委托人亦未否认，应认定该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签署股东转让协议具有约束力。
摘要2：
摘要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疑难法律问题的解答意见（2012年3月7日）
【目录】一、适用合同法疑难问题（一）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当事人未要求调整的，法院能否主动调整（二）合同被解除后，能否适用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判处违约金（三）如何确定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四）支付价款时间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的，主张支付价款权利的诉讼时效如何起算（五）对帐单仅载明用途为对帐的，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六）连续行为的诉讼时效应如何起算（七）货物运输合同保价条款的效力认定（八）买卖合同的送货单、对账单等交易凭证中仅有员工签名而无企业盖章，能否认定企业为合同当事人（九）法院判决驳回解除合同诉讼请求，如该判决后被撤销，合同解除的效力自何时发生（十一）未及时行使解除权造成了损失的扩大，损失如何承担（十二）解除合同条件成就后，享有解除权一方继续履约，是否视为放弃解除权（十三）买卖合同中，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否作为已付款的凭据（十四）金融借贷复息如何计算（十五）加工承揽合同纠纷有关瑕疵合同条款的解释（十六）支付居间费用的条件的确定（十七）企业内部集资案件应否受理以及受理后利息计算（十八）债权转让生效的时间点和通知的主体如何确定（十九）车辆在收费的停车场、酒店、住宅小区等地丢失的责任性质及承担问题
二、适用物权法、担保法疑难问题（一）保证人预先行使追偿权的问题（二）保证人承担责任后追偿权如何实现（三）抵押合同中约定以土地使用权和地上房屋同时抵押，但仅就其中一项办理了登记，抵押效力范围应如何确定
三、适用公司、企业法律疑难问题（一）如何认定未经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及出资瑕疵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二）股东之间权益纠纷案件，应否追加公司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三）如何处理因固定资产出资过户前设定抵押权所引发股东权益纠纷（四）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如何认定和处理（五）公司能否请求自我否定法人人格（六）股东未实际出资，其他股东可否提起否认股东身份之诉（七）章程或股东会决议约定的除名情形发生时，被除权股东提起除名约定无效之诉的处理（八）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是否可以继承取得（九）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和行使方式的认定（十）股东会未作出分配利润决议的，法院能否直接裁决分配利润（十一）股东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的被告如何确定
摘要2：【目录（续）】（十二）多数股东不同意解散公司时，法院能否判决不准解散公司，对要求解散公司股东的股权进行评估后，由不同意解散公司的股东进行收购（十三）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法人的诉讼代表人如何确定，股东请求公司解散和清算应如何处理（十四）主债务人的上级主管企业改制为私有公司，其被吊销执照后，如何确定清算义务人（十五）工商登记为独资企业实为合伙企业作为被告的，能否追加合伙人为共同被告；退伙后未办理工商登记的，合伙人能否对退伙后的债务免责（十六）以个体工商户或个人投资企业的登记业主与实际投资主体不符，如何确定企业债务承担
四、破产审判疑难问题（一）企业没有固定财产，仅有应收债权的，破产申请应否受理（二）在旧存破产案件中清算组不能正常履行职责的，法院可否解散清算组，另行指定（三）旧存破产案件尚未开展的破产债权审查、对外债权追收的异议程序，能否由原合议庭继续通过听证程序进行审查、一裁终审（四）破产案件本身的管辖、受理、审理以及由破产案件引发的一审案件，能否指定下级法院管辖（五）对于多次拍卖仍无法变现的破产财产应如何处理（六）破产案件中的职工住房公益金分配顺序如何确定（七）债权人会议主席不愿意主持债权人会议，如何处理（八）无财产可供分配时，债权人拒绝参加债权人会议，如何处理（九）债权人不服债权人会议决议而上诉时，因周期延长，导致清算费用加大，不能按原确定的方案分配，法院应如何处理（十）清算组能否在未经债权人同意时将少量财产或鲜活产品需变现，债权人能否决定自行选择或委托中介机构变现资产（十一）管理人履职报告的形式和内容（十二）债务人申请破产材料的审查（十三）管理人能否预收报酬问题（十四）重整计划计划延期的正当理由如何把握
五、适用保险法疑难问题（一）名义车主投保的效力认定（二）定值保险中如何认定二手车辆的实际价值（三）道路交通运输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的效力认定（四）保险公估报告的效力认定（五）新增财产未约定的，能否成为财产保险合同保险范围（六）物价局或者相关的价格认定部门作出的评估可否作为保险事故中的损失认定的依据（七）保险公估公司作出的涉案事故不属于保险公司应当赔偿的范围的公估意见如何采信
六、诉讼程序疑难问题（一）抗辩权人能否作为原告起诉（二）释明权的行使（三）法定代表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与盖有单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载明的诉讼代理人不一致时，如何处理......
- 日期： 02-28 11: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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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关于江西荣和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杨文明借贷纠纷一案的请示的答复——聘任经理未经董事会授权的起诉行为效力的认定
【要旨】未被注销的公司仍具有向负有债务的股东起诉偿还的诉讼主体资格——公司未经年检，但至今工商部门并未吊销或注销其营业执照。公司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诉讼主体资格。持盖有公司公章和董事长私章的授权委托书，及盖有容和公司公章的起诉书起诉债务人，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也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摘要2：
- 日期： 04-12 09: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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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摘要1：【要旨】法定代表人更换未办工商登记，不影响诉讼进行——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后虽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新的法定代表人提交身份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后可继续进行诉讼。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根据《公司法》第七条的规定，公司营业执照应当载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姓名等事项，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事项发生变更的，公司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根据工商登记确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过审查营业执照确定谁有权代表公司提起诉讼。
最高法院终审判决认为：首都国际公司原董事长已被合法免职，并选举出新董事长；首都国际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由公司盖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系首都国际的真实意思表示；首都国际尚未进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并不能否定其对法定代表人的合法变更，现任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诉讼。
【案例索引】安达新世纪·巨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首都国际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协和健康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权确权赔偿纠纷上诉案——瑕疵股权转让中的民事责任承担
摘要2：
摘要1：（被抵押房屋买卖合同）
【裁判要旨】约定抵押人逾期还款时抵押权人有权转让抵押物的约定不属于流质契约，但作为抵押权人在借款逾期未还时直接以抵押人名义将抵押物出售给他人，构成无权处分（委托出售房屋的授权委托书是非具有委托出售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委托书名为委托实为担保）。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09）闵民三（民）初字第222号；二审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680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佳木斯郊区人民法院（2005）郊民再字第1号
【裁判要旨】
①授权委托书仅写“全权代理”而无具体授权的，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位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上诉。
②代表人诉讼的代表人为2-5人，每位代表人可以委托1-2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代表人仅有一人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我原驻苏联使馆教育处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的复函（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２日 [1992]法民字第17号）
【摘要】我国在国外行使涉外公证认证职能的机构，是我国外交代表机构和领事机构，即大使馆、总领事馆、领事馆等。在大使馆内，具体行使涉外公证认证职能的部门为领事部，大使馆内的其他部门如教育处、文化处、商务处等无权出具涉外公证认证文书。据此，我们同意你院请示中的第一种意见，即我国原驻苏联大使馆教育处对莫斯科大学学生耿纯要求离婚的书面意见和授权委托书的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
摘要2：
摘要1：【要旨】民事诉讼属于公法领域，没有代理权限、超越代理权限、代理权限终止后的诉讼代理人的诉讼行为即使当事人事后予以追认的，也不能产生有权代理的诉讼法律效果。
摘要2：【解读】另外情形：当事人在庭审时的委托手续不齐全并于庭审后补交的，不符合应按缺席判决。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1民终11455号
【裁判摘要1】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是：法制盛邦律所应否赔偿周××主张的在诉讼保全到期前未提出续封申请导致的损失及利息。第一，关于周××的损失是否确定的问题。已生效法律文书判决周××应得本金61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所作裁定冻结7016766元，但由于未及时续封，涉案保全财产已被转移，周××实际执行到位的数额为598143.77元，法院查无被执行人其它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终结本次执行。周××、法制盛邦律所均确认被执行人宏峰公司没有进入破产或者清算程序，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至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若能及时续封，可将一审法院已冻结的被执行人的款项全额执行到位。法院是在查无被执行人其它可供执行的财产的情况下终结本次执行的，王为民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不一定能得到充分执行，周××培主动申请放弃恢复执行，其损失并未被扩大。因此，法制盛邦律所在代理周××的委托案件中履行代理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导致周××的损失是确定的。第二，周××与法制盛邦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周××与法制盛邦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周××出具给王为民的授权委托书载明，王为民作为法制盛邦律所指派的律师为周××代理案件，其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等，参与案件一、二审诉讼、执行，且法制盛邦律所律师应保护周××的合法权益，故法制盛邦律所主张委托代理合同并未明确约定代理律师有办理诉讼保全及提出续封申请的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不予采纳。第三，周××依约支付了代理费委托王为民代理案件，完成了其合同义务，王为民理应依约履行其相应的代理义务。作为一名专业律师，王为民清楚周××委托案件中财产保全的时间为2014年5月20日，以其专业能力应该知道法律规定的保全期限及保全到期时间，并应在保全到期前提出续封申请。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王为民律师因疏忽而未能在保全到期前提出续封申请，导致保全的财产被转移，王为民是法制盛邦律所指派的，法制盛邦律所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摘要2：【裁判摘要2】第四，收取代理费的金额与赔偿损失的金额无必然联系，故法制盛邦律所主张从权利义务对等上说，其不应承责，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因此，法制盛邦律所未能依约履行代理义务，导致周××损失，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第五，周××实际参与诉讼保全程序，其知道保全的起始时间、对象和金额，且经办法官明确告知其本人在查封到期前15天提交续封申请，虽未被告知保全的具体期限及保全到期时间，但周××对自己的财产与事务应有审慎的注意义务，亦应去查询保全期限，在清楚保全到期时间后按时提出续封申请或督促代理律师去完成该事务，从而避免损失的发生。综上，综合考虑本案基本案情、违约程度、实际损失等各方面因素，对于周××所主张的在诉讼保全到期前未提出续封申请导致的损失及利息，本院酌定法制盛邦律所承担80%的责任，剩余20%的责任由周××自行承担。因此，法制盛邦律所应赔偿周××所主张的涉案损失5613412.8元及利息，利息从其起诉之日即2016年1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 日期： 04-01 15:5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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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审二商申字第00151号
【裁判摘要】关于南通建工是否应当认定为共同借款人，即朱谦荣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其个人行为，亦或代表南通建工的职务行为。首先，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而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的，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南通建工对朱谦荣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载明授权事项仅为工程现场内部管理，从授权委托书载明事项看其授权范围并不包含对外代表公司订立合同，因此朱谦荣没有对外代表公司向蔡二虎借款的权利，且该借款行为事后没有得到南通建工追认，故该借款行为应视为朱谦荣个人向蔡二虎借款。其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而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蔡二虎认为朱谦荣符合本条款规定的表见代理的情形，其法律后果应由南通建工承担。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南通建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可见，朱谦荣并无代表公司对外订立合同的权利，而根据蔡二虎的陈述，朱谦荣向其披露授权委托书，故蔡二虎应明知朱谦荣并无代表南通建工与之借款的权利。在此情况下，朱谦荣使用南通建工项目管理章与蔡二虎订立借款合同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该借款行为对南通建工不发生效力。另外，借款与还款均发生于朱谦荣与蔡二虎的个人账户，蔡二虎亦没有证据证明借款实际流入公司帐户或还款来源于公司帐户。综上，蔡二虎在明知南通建工对朱谦荣的授权范围不包含代表公司对外借款的情况下，仍然与朱谦荣订立借款合同，且款项往来只发生于双方个人账户之间，该借款行为应视为其对朱谦荣个人的借款。
摘要2：无
- 日期： 06-16 09:1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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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百事达（美国）企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中美合资安徽饭店有限公司清算委员会侵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的答复（
[2010]执他字第5号，2010年4月23日）
【摘要】执行程序亦属于广义的诉讼程序的范畴，因此，《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备注：第264条]在执行程序中亦应予以适用。本案中，百事达（美国）企业有限公司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另外委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中美合资安徽饭店有限公司就有关公司清算的财务会计 进行特别审计，如果该授权委托书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应当在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定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
摘要2：
- 日期： 08-11 08: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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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台湾同胞为追索建国前公民之间债务的起诉，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１９８５年８月８日）
【摘要】
一、台湾同胞汪浩然为追索他于１９４９年去台湾前存放于王云珍丈夫处的三件宣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问题，我们同意你院意见，即由于台湾同大陆长期隔绝，台湾同胞无法行使诉权，为维护其权益，对他们追索建国前公民之间债务的起诉，应予受理。
二、对汪浩然从台湾寄来的授权委托书和诉讼中意思表示的文书，如何确认问题，根据我院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８日（８０）法民字第九号批复精神，汪浩然所提文书，经当地公证机关、律师或所在工作单位证明，可在查证后予以确认。如取得上述证明有困难，可由汪浩然在大陆的亲属辨认，并与过去来信笔迹核对无误后予以确认。
摘要2：【备注】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九批)的决定》废止（废止理由：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不再适用）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34号
【裁判要旨】侵害了股东对公司增资优先认缴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案涉股东会决议做出于2010年，本案应适用2005年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一审、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夏某某向代某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并不包括代其参加股东会并对决议内容发表意见的内容，故2010年3月30日、6月20日、6月24日、6月29日黔西交通公司召开的股东会所做出的关于增加注册资本以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没有经过当时仍持有公司93.33%股权的夏某某的同意，也没有证据证明夏某某就公司的该次增资已知悉并明确放弃了优先认缴权，故上述决议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版）第三十五关于“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的规定，侵犯了夏舸中认缴增资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版）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应认定无效。二审判决关于是否侵害夏舸中优先认购权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版）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无论公司章程如何规定，股东会会议做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故二审判决认定“上述股东会决议内容经潘某某、何某某二位股东通过，符合《公司法》及黔西交通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解读】对增资不知情的股东可以起诉要求确认有关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提字第121-1号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在董事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公司可以作为原告起诉董事。但在董事长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只有法定代表人才能代表公司进行诉讼，因此，不会出现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起诉法定代表人的情况发生。为此，《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专门进行规范。根据该条的规定，当出现董事长作为法定代表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时，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青海碱业的股东没有书面请求监事会起诉冯某某，公司股东也没有起诉冯某某，青海碱业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其法定代表人冯某某的。对此，再审申请人提出异议，认为青海碱业的起诉未经公司股东会、监事会同意，不是青海碱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公司高管侵害公司利益而提起的诉讼，青海碱业股东会、监事会出现僵局，冯某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不能主动停止侵害公司的行为，青海碱业即成为当然的诉讼主体。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青海碱业作为法人提起诉讼，与自然人不同，必须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本案中，青海碱业的起诉状虽加盖有青海碱业的公章，但该起诉行为没有经过法定代表人同意，没有经过股东会讨论通过，公司股东也没有请求监事会起诉冯某某，故青海碱业起诉状上的公章和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皆非青海碱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会同意加盖，不能认定为是青海碱业的意思表示。青海碱业的“代理人”的授权委托取得不合法，青海碱业的“代理人”无权代理本案诉讼，其以青海碱业名义提起的诉讼不能认定为是青海碱业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的起诉既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也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应予驳回。综上，冯光成的再审请求成立。青海碱业的“代理人”以青海碱业名义提起的诉讼非青海碱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应驳回起诉，原审予以受理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03号
【裁判要旨】发承包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严格按照《项目部印签使用责任书》限制项目章的使用，结合承包人的授权委托书上载明项目负责人代表该公司处理现场工程施工一切事务的事实，发包人有理由项下该项目负责人有权代表承包人为施工需要对外借款以及委托还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75号
【裁判摘要】关于监理加盖印章并签字，建设单位未予确认的工程签证能否采信问题。《BT协议》当事人未约定工程签证必须加盖建设单位印章才能作为计算工程量的依据。监理单位具有确认工程中发生的停窝工损失、增加的施工项目等职能，其在兴润淄博分公司提交的工程签证加盖印章并签字，即认可工程签证记载事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其主张监理确认的签证不应采信，依据不足。......原判决将争议签证造价计入工程总造价，并无不当。
【提示】分公司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摘要】关于兴润淄博分公司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BT协议》首部虽然列兴润公司为项目承办人，但合同尾部项目承办人加盖兴润淄博分公司印章，兴润淄博分公司应为《BT协议》当事人。......兴润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兴润淄博分公司办理日照市热力管网的合同签订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具体事宜，能够证明兴润公司允许兴润淄博分公司承揽案涉项目，并不足以认定兴润淄博分公司签订案涉《BT协议》系代理兴润公司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兴润淄博分公司系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具有民事诉讼当事人资格，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并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原判决认定兴润淄博分公司系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47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17号
【裁判要旨】实际施工人在施工中实际接受了总包单位的管理服务的，酌定支付相应的管理费用。
【裁判摘要】关于管理费。本案中，案涉建设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上海联众公司依法可以参照《协作型联营协议书》的约定结算工程价款。根据《协作型联营协议书》约定，上海联众公司应当按照最终审定的结算总额的13%缴纳管理费。上海联众公司认为，湖北工程公司违法分包，其收取的管理费违背客观事实，缺乏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因湖北工程公司将其承包的工程以联营协议的方式分包给上海联众公司，违反了《建筑法》第二十八条，《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该协议应为无效。故湖北工程公司要求按照该合同约定收取13%的管理费据理不足。综合考虑到上海联众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在施工中实际接受了总包单位湖北工程公司的管理服务，上海联众公司应向湖北工程公司支付相应的管理费用。结合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且上海联众公司在其法定代表人易王东已与湖北工程公司签订《协作型联营协议书》的情况下，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否认案涉协议及授权委托书的存在，过错较大，本院酌定按照审定总价的9%计算管理费，即7371396元（81904400元×9%），超出的管理费3276176元作为工程款由湖北工程公司支付给上海联众公司。上海联众公司的该项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答：（１）签订合同时如果仅有公司盖章而无法定代表人签名，一般可以推定为公司作出相关意思表示，但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公章被盗用等情形来推翻；而如果既有公司盖章也有法定代表人签名，则认定为公司作出了同意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２）因此，为避免争议，签订合同除公司盖章外还需由法定代表人签名。
摘要2：【注解１】（１）签订合同最优选择是法定代表人签字加高公司公章。（２）证据留存：Ａ．双人面签加视频录像留存为最优；Ｂ．重要合同采取上门面签方式防止签字和盖章不真实。
【注解２】与委托代理人签订合同时要审查授权委托书真实性（向法定代表人核实签约人的身份和授权，核实过程通过视频录像留存）。
【注解３】书面签名不能排除恶意用左手签出与正常字体不一致的签名，为证明缔约过程真实性可采用视频录像签约过程加本人现场亲笔签名；也可以签名加按指印（指纹具有唯一性）。
【注解４】（１）未经法定代表人面签的合同存在被推翻的可能性；（２）经过法定代表人面签的合同无法推翻。
摘要1：解答：（１）域外证据是指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其中公文书证应当经“公证或者履行条约规定手续”、涉及身份关系证据应当经“公证＋认证或者履行条约规定手续”，其他普通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证据无需经公证、认证和履行条约规定手续；（２）港澳台地区形成证据是指在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证据，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摘要2：
- 日期： 05-28 19: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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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答：被代理人在载有代理人的合同书上签章，即使没有书面授权委托书，也应当视为对代理人代理行为的追认，代理人取得代理人身份。
摘要2：
- 日期： 09-02 20:5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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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答：受托人参加股东会所持的委托书未载明委托股东知晓会议议题及对该议题的表决权的，受托人擅自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可撤销。
摘要2：
- 日期： 09-12 09:0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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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97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2016年4月7日，大唐公司对研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研苑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陈某某代表研苑公司委托律师应诉、答辩、参加庭审活动，属于职务行为，合法有效。陈某某在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研苑公司印章是否与备案的公章一致，并不影响本案对陈某某委托林某、焦某两位律师参加诉讼行为的认定。2016年7月7日，在陈某某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未解除的情况下，姚某某、席某某、陈某以研苑公司董事的名义出具授权委托书，代表研苑公司委托谢某、杨某两位律师作为研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不具有对抗陈某某上述行为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诉讼代理人的权限如果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并由人民法院通知对方当事人”。研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于2016年7月27日由陈某某变更为姚某某，但研苑公司一直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委托诉讼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故一审法院对于研苑公司董事、股东所委托的两位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身份未予确认，没有错误。
摘要2：【解读】法定代表人签字委托代理律师，虽然加盖公司印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并不影响委托律师的行为。
- 日期： 09-12 14: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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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鲁01民终5005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2015年11月6日，本院作出的（2015）济商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中已经阐明边某某成为军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选举过程，上述判决未对边某某具有军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合法性予以确认，同时认为“因黄某继承人未确定为军安公司的股东，基于此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委托书，并不能作为军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边某某以军安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署的代表军安公司委托书，不予采信。”现上述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在本案中，代表军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签署起诉状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诉讼材料的均系边某某，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边某某不能证明其作为军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得到了进一步确认，且在陈某二审提交的其它诉讼执行文书中关于军安公司的代表人亦多次出现不同的记载，现对于边某某是否具有军安公司合法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本案双方当事人仍存有争议，故本院目前尚无法作出边某某是军安公司合法的法定代表人的认定，因而也无法确认由边某某签署起诉状、授权委托书等诉讼材料而提起的本案诉讼系军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条“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以依法登记的为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目前边栋奎签署起诉状代表军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备注：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解读】法定代表人身份存在争议，其签字不能代表公司意志。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6号
【裁判要旨】行为人以公司名义签订保证合同时未向债权银行出具证明其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银行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摘要】案涉编号为xxx的《保证合同》系由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该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经鉴定与该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但有高某真实签字。上述担保行为应否归属于华通凯路公司，应从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工行星海支行签约时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等方面予以分析认定。其一，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2014年4月28日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其已不是工商登记上记载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不具有代表华通凯路公司的身份。但是，鉴于高某此前是华通凯路公司法定代表人，此后仍是实际投资人和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故不应仅凭工商登记来认定高智有无代表权的问题，还应审查华通凯路公司是否仍由高某实际控制经营、是否有权决定公司对外担保。．．．．．．首先，．．．．．．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股权代持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后高某已无权自行决定公章的使用，高某或者华通凯路公司用章须经现法定代表人王某在《公司印章、证照使用登记表》上签字同意。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且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同时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况，亦印证了高某未经新任法定代表人同意无权使用公司公章的事实。公章是公司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的身份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对高智使用公章的限制，足以表明高某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限已受到限制，亦即高某不得以华通凯路公司名义从事损害公司利益和债权人信邦典当公司利益的经营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在股权代持后高某仍是华通凯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不足，认定不当。其次，．．．．．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不享有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更何况是已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身份、经营管理权受到限制的高某。因此，高某未经华通凯路公司授权以该公司财产为科技学院的债务提供担保，其行为构成无权代表、无权代理，一审判决认定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其二，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智有代表权或代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摘要2：【裁判摘要（续）】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上条文是关于表见代理以及表见代表制度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高某的无权代表、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对华通凯路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应审查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本案中，高某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未向工行星海支行出具华通凯路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华通凯路公司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明高智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缺乏使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权利外观。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和决策机构作出了明确规定，任何接受公司担保的相对人都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工行星海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更应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案涉保证合同签订时，华通凯路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高某已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述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力，工行星海支行能够查询知晓。而且，按照银行贷款担保的通行做法，银行一般应对担保人进行核保。但是，该行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并未要求高智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失。因此，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的特征。综上两方面分析，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案涉《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华通凯路公司对科技学院的借款债务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华通凯路公司对保证合同无效不存在过错，而债权人工行星海支行对此存在过错，故华通凯路公司也不应对《保证合同》的无效向工行星海支行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签订担保合同加盖公章非公司备案公章，公司不承担担保义务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 日期： 11-12 10: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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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577号
【裁判摘要】行政诉讼后不能申请复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依照本条规定，在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复议前置的情况下，对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实行自由选择主义。所谓自由选择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不经复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可以同时选择复议和诉讼，因为复议和诉讼这两种救济机制不能同时进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提起诉讼又申请行政复议的，由先立案的机关管辖；同时立案的，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选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申请行政复议，在法定复议期间内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自由选择也不能违背司法最终处理原则，在已经选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不能转而申请行政复议。所谓已经选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包括提起诉讼之后的任何阶段，既包括人民法院已经作出裁判，也包括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尚未作出裁判。只要案件已经系属于人民法院，就不允许再就同一争议申请行政复议。
摘要2：【摘要】《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虽然确立了“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原则，但同时也允许有“不能出庭”的例外。据此可知，法律并非要求每一起案件都要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除上列情形之外，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的，不构成违反法定程序。即使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而不出庭应诉，人民法院所应采取的处理方式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的“记录在案和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作出处理”。如果案件裁判结果正确，不能仅以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发回重审或者提起再审。此外，再审申请人提出“被申请人的出庭人员均未持有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委托手续”，是对法律制度的误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这里的“委托”，属于诉讼代理范畴，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是被诉行政机关，而非行政机关负责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行政机关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加盖行政机关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已经清楚地说明问题。据此，质疑出庭人员未持有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委托手续，没有法律依据。另外，在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时，受行政机关委托出庭应诉的人员，无论是《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均规定为“相应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要求必须是“职能部门负责人”，因此，质疑“出庭人员没有能够证明其是职能部门负责人的相关证明，不符合出庭应诉的法定条件”，亦没有法律依据。
【注解】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的，不构成违反法定程序。如果案件裁判结果正确，不能仅以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发回重审或者提起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