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樟木头镇石新社区居民委员会与黄某某等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上诉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一终字第44号
【裁判要旨】村委会未经民主程序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但已实际履行多年承包合同有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7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759号
【裁判要旨】村委会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而订立的集体土地租赁合同无效——村委会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即将其所有的集体土地出租给他人，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裁判摘要】久裕村联合社与“香港裕丰发展公司”等签订《租用土地使用合同书》，将久裕村联合社的案涉土地有偿出租给“香港裕丰发展公司”兴办工厂、宿舍和综合性建设，并对租用土地地点、租用土地年限、租用土地价格及租金管理，以及租用土地用途等均做了明确的约定；文某某主张该合同不是土地租赁协议，而是一份土地使用权租赁的前期协议，是对拟租赁土地的前期开发协议。原判决以久裕村联合社将该社所有的案涉土地出租是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为由，认定无论《租用土地使用合同书》性质如何，均应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同时，因《协议一》和《协议二》是双方当事人对案涉土地的处理问题签订的补充协议，均涉及久裕村全体村民的重大利益问题，亦认定应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原判决以《租用土地使用合同书》、《协议一》、《协议二》的签订均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为由，认定上述协议无效，于法有据。
摘要2：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鲁民申62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鲁民申62号
【裁判摘要】对于租赁协议的效力，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集体财产的，需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的规定，只是为了对村委会行为进行规范管理，村委会与他人签订租赁合同并不为法律所禁止，该条规定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该协议书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原审的认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王某某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租赁（或承包）本村集体荒山经营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不属于村民会议讨论的范畴。沙埠居委会再审申请书中提到的《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原审判决并未涉及到，不存在据此认定协议效力问题。因此，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２４条第１款第８项“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集体财产的，需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该协议书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324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324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为进一步明确“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的范围，国土资源部办公厅60号复函规定，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土地登记前，土地权利利害关系人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归属而发生的争议。土地登记发证后己经明确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依法登记后第三人对其结果提出异议的，利害关系人可根据《土地登记规则》的规定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更正登记，也可向原登记机关的上级主管机关提出行政复议或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1983年集贤县政府已分别为永兴村委会（当时称永兴大队）和集贤县湿地局（当时称芦苇站）颁发土地证，涉案44公顷土地在集贤县湿地局持有的土地证范围内，当时土地权属即已明确属集贤县湿地局。依照上述规定，在已经取得土地证，土地证确定的土地权属明确的情况下，永兴村委会申请对涉案44公顷土地权属申请确权，其申请显然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申请，集贤县政府无权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受理其土地确权申请，决定对其确权申请不予受理，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摘要2：【解读】土地登记发证后利害关系人向政府申请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政府不予受理；但利害关系人可直接对登记结果提起行政诉讼。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吉民申542号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吉民申542号
【裁判要旨】对于未登记的土地权属发生争议应由人民政府先行处理，而不能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行使物权权利。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由此可见，土地依法应当受到保护的前提是“依法登记”，本案争议土地并没有进行依法登记，所以是否被非法侵占，人民法院无法确认。
摘要2：【解读】土地登记发证前发生争议不能直接提起民事诉讼。
【基本案情】（１）清水河村委会与露水河林业局、抚松县政府对案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产生争议，案涉土地未登记；（２）清水河村委会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抚松县政府、露水河林业局侵犯了其土地使用权，请求归还侵占的耕地８２.４亩；（３）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二审维持原裁定；吉林高院驳回再审申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苏民申2212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苏民申2212号
【裁判要旨】“房随地走，地随房走”的统一原则是我国法律规定处理房地关系的规则，但该规则只是法律规定的倡导性规定，并非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裁判摘要】本案中，2007年3月，小吴村进行企业改制，李某某与新星纸业有限公司华泰分公司、小吴村委会签订资产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将新星纸业有限公司华泰分公司的厂房、设备等资产出售给李孝民，并约定所涉土地租赁使用费由李某某交予小吴村委会。2008年10月7日，李某某与小吴村委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小吴村委会将位于新星纸业有限公司华泰分公司所属范围的土地12677.31平方米（19.035亩）租赁给李某某使用，并对租金数额、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明确约定。首先，“房随地走，地随房走”的统一原则是我国法律规定处理房地关系的规则，但该规则只是法律规定的倡导性规定，并非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若房产受让人同时为地产的实际权利人的，可以请求将土地使用权变更至其名下。小吴村进行村办集体企业改制时，双方均认可并未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李某某未支付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之对价，亦未举证证明其系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实际权利人，故李某某据“房地一体”原则主张其应取得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小吴村委会无权再行将涉案土地出租于他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徐民终字第1296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5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57号
【裁判摘要】一、二审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５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解释规定的20年最长起诉期限，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起诉期限，不以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是否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为前提，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即不再适用20年最长诉讼保护期限的规定。根据原审查明情况，本案中龙窝经济合作社于2013年3月22日向阳西县政府提交《关于督促查清错发〈林权证〉的请求》，由此可推知龙窝经济合作社至迟于2013年3月22日即知晓阳西县政府向谢红儿颁发了152号林权证，其于2016年3月29日提起诉讼已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且无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再审申请人提出本案属于涉及不动产的诉讼，应适用20年起诉期限的规定，而本案中当事人已经知晓颁证行为，不符合“不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的前提条件，其申请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并无不当。申请人龙窝经济合作社申请再审时还提出，涉案林权证系伪造证据，因西一村委会拒绝提供原件而无法进行司法鉴定，需有关部门予以处理，因申请人起诉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故该项请求无法在本案中予以审查，其可通过其他途径另行解决司法鉴定问题。
摘要2：【解读】20年最长起诉期限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起诉期限，不以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是否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为前提，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即不再适用20年最长诉讼保护期限的规定。
【注解】同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5８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92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929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关键是要有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起诉人提起诉讼的被诉行政行为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予以指导和释明，经释明起诉人仍然不能明确被诉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裁定不予立案；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是，经释明起诉人明确被诉行政行为的，无论起诉人明确起诉的是一个行政行为，还是数个行政行为，人民法院都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其他起诉条件逐一进行审查，不得以起诉多个行政行为为由不予受理。本案中，姚某某起诉时的诉讼请求是确认从化区政府的征收土地行为违法，诉讼请求不明确。经一审释明后，姚某某将其诉讼请求进一步细化为确认从化区政府发布征地公告、批准并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以及“清障活动”违法。释明后的诉讼请求尽管包含多个行政行为，但被诉行政行为已经具体明确，一审本应围绕姚某某提出的三个相互关联的行政行为，分别审查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并作出裁判。但是，一审却以姚某某的诉讼请求包含多个行政行为为由，要求姚某某进一步予以明确，在姚某某仍坚持其全部诉讼请求时，一审又自主决定只审查从化区政府发布征地公告的合法性，这一做法没有法律根据，本院予以指正。鉴于批准并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行为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性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不可诉。“清障活动”发生于2013年2月1日，姚某某于2015年6月提起行政诉讼，超过2年法定起诉期限。在此情形下，再以漏审批准并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清障活动”为由，对本案予以再审，没有实际意义，本案不予再审。
摘要2：【解读】一行为一诉讼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征收土地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收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予以公告。《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国家征收土地，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范围内发布征地公告。根据上述规定，征收土地方案依法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收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予以公告。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广东省的地方性法规均未对公告的具体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通常采取在征收范围内予以张贴，并在纸质媒体刊登、互联网政府官方网站发布的方式实施。本案中，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下发44号批复后，从化区政府通过互联网发布75号公告，将批准文号、建设用地项目名称、征收土地位置、被征地村及面积、土地补偿安置标准等事项在网上予以公告。之后，将草拟的征地补偿方案直接送达给城郊村委会，并发布1号公告，征求被征收人意见。从化区政府发布征收公告的程序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从化区政府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征收范围内的乡（镇）、村予以张贴，程序不符合土地征收的通常做法不妥，但不构成程序违法。一、二审判决驳回姚某某确认从化区政府发布公告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２】起诉期限届满后原所有权人即丧失对被征收房屋土地的权利——征收土地案件中，被征收人获得征收补偿，对征收决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不起诉，自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丧失对被征收房屋及相应土地的权利。之后又针对行政机关就涉案房屋、土地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8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859号
【裁判摘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期限为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该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而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复议的权利，强化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的教示义务，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当事人重大权益的行政行为，未告知申请复议权利和申请复议期限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确不知道申请复议权利和申请期限又无其他救济渠道的，应当坚持有利于保护行政复议申请权的原则，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申请复议权或者申请复议期限之日起计算六十日申请期限，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海淀区政府作出《复议决定》认为，岳某某于2014年7月3日参加其与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西小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小营村委会）房屋借用纠纷一案的庭审时，即已经知道了本案的行政行为，其于2015年2月13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然而，海淀区政府作出《复议决定》时，未考虑到岳溪忠与小营村委会房屋借用纠纷民事案件与本案涉诉土地使用权以及本案被申请复议的土地使用权审批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关联性；岳某某与小营村委会之间的民事诉讼与本案的行政复议性质虽异，但实质争议相同。因此，本案的实质争议，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方式得以解决，也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方式得以解决。岳某某因正在进行民事诉讼而未及时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正当理由”。同时，本案中海淀区政府也未查明本案是否存在最长不得超过两年申请复议期限的特别情形，即简单以岳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超出法定期限为由，驳回岳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有关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规定的精神。因此，一审判决驳回岳某某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予以维持，显属不当。
摘要2：【解读１】未告知申请复议权利和申请复议期限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确不知道申请复议权利和申请期限又无其他救济渠道的，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申请复议权或者申请复议期限之日起计算六十日申请期限，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
【解读２】因正在进行民事诉讼而未及时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正当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最高法行再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最高法行再2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行政行为有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或者滥用职权，明显不当情形之一的，复议机关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制定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撤销、变更该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限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复议机关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不仅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同时还要解决行政争议。复议机关经审理发现行政行为存在违法，依法可以决定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也可以确认行政行为违法，还可以在决定撤销或确认违法同时，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但是，最终选择何种方式作出复议决定，应当符合行政复议解决行政争议的目的。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关于行政复议解决行政争议的目的作出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摘要2：【解读１】（１）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为避免撤销重作导致程序空转，浪费行政资源，损害国家和公共利益，复议、审判机关应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保留其法律效力；（２）对于仅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予以撤销并责令重作，应予撤销，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保留其法律效力。
【解读２】基本案情：（１）县政府在颁发林权证过程中，没有与邻县成立联合工作组，共同勘查核实协调，没有毗邻的村委会参加现场踏查或签字确认，也没用在村委会进行张榜公示。（２）村委会不服该林权证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认定县政府未依法定程序，单方核发林权证，决定撤销林权证。（３）再审法院认为，林权证程序违法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复议决定撤销林权证处理结果不当，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保留林权证的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35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356号
【裁判摘要】村委会未履行义务，提起民事诉讼后不能再申请乡镇政府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根据上述规定，对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作出的可能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决定，法律赋予村民有两条救济途径：一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二是由乡、镇政府责令改正。村民可以选择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解决相关争议，也可以请求乡、镇政府依法对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作出的决定进行监督，责令其改正违法的决定。也就是说，接受村民申请，依法对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实施监督，属于乡、镇政府的法定职责。但是，村民就同一监督事项，先行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作出生效民事判决后，村民又向乡、镇政府申请监督的，由于受生效民事判决效力的拘束，乡、镇政府无权再行作出处理。本案中，被诉17号决定和1号复议决定认为，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属于乡、镇政府的法定职责，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因苏某1等人提请新城镇政府履行监督职责之前，就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提起过民事诉讼，终审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此，被诉17号决定和1号复议决定认为，新城镇政府无权就苏某1等人申请监督事项作出处理决定，结论并无不当。苏某1等人主张新城镇政府具有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定职责，理由不能成立。苏某1等人认为生效民事判决错误，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
摘要2：
【笔记】居委会提供担保是否有效？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５条第２款之规定，居民委员会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担保合同无效。因此，居委会提供担保合同一律无效。
摘要2：【注解】居民委员会不具有担保资格，其提供的担保无效——居委会和村委会都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仅有公益性的办公经费而无其他财产来源，类似于机关法人，因此不具有担保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95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95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2007年5月11日，倪黄庄村委会作为招标人就诉争工程招标，华北建设公司中标，倪黄庄村委会与华北建设公司成立建设工程施工预约合同关系并已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解读】中标通知书产生法律效力成立预约合同。
遗产管理人
摘要1：遗产管理人顺序：（１）遗嘱执行人→（２）推选遗产管理人→（３）共同遗产管理人→（４）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遗产管理人→（５）指定遗产管理人。
摘要2：
继承通知和遗产保管义务
摘要1：（１）继承人通知：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
（２）单位、居委会、村委会通知：继承人中无人知道被继承人死亡或者知道被继承人死亡而不能通知的，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负责通知。
（３）遗产保管义务：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行申664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行申66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高某某以其持有的霞政林字第038205号自留山证主张享有案涉山场山林权，其针对霞浦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涉案林权证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认为侵犯其既有权属，属于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定情形。但高某某未经行政复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二审法院据此依法驳回高某某的起诉，并无不当。
《高某某、霞浦县自然资源局资源行政管理:林业行政管理(林业)二审行政裁定书》
【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09行终43号
【解读１】高某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6月23日登记向第三人里沃村委会发放的证号为03522251305JIDSY000001号的林权证。
【解读２】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的行为是属于行政机关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确权行为，即行政确权行为，必须复议前置。本案高某某对霞浦县人民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当先向上一级发证机关申请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起诉。据此，高某某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上一级发证机关申请复议，而直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依据不足，应当依法裁定驳回高伙官的起诉。裁定：驳回原告高某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免予收取。
【解读３】二审法院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高某某提供自留山证
摘要2：（续）等证据材料主张享有涉案山场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以霞浦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涉案林权证侵犯其既有权属为由提起本案诉讼。霞浦县人民政府颁发涉案林权证之行政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有关问题的批复》（法释[2003]5号）中的“确认”范畴，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行政机关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的行为是否属于确认行政行为问题的答复》（[2005]行他字第4号）有关适用行政许可性质的范围，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定情形。高某某未申请行政复议处理，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依法驳回高伙官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解读４】福建高级人民法院同类案例：（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申662号《冯某某、霞浦县自然资源局资源行政管理:林业行政管理(林业)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２）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终412号《霞浦县柏洋乡后垄村民委员会等诉霞浦县人民政府确认案》；（３）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终390号《黄某某与霞浦县人民政府行政裁定书案》；（４）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终378号《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民委员会等诉屏南县人民政府确认案》 ；（５）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终289号《浦城县富岭镇双田村西坑头村民小组与浦城县人民政府行政裁定书案》 ；（６）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终291号《浦城县富岭镇双田村西坑头村民小组与浦城县人民政府行政确认行政裁定书案》
【案例笔记】上级行政机关不履行对下级行政机关监督职责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1：解读：（１）《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款第６项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请求行政机关履行的必须是法律、法规、规章等明确赋予行政机关对外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责，请求行政机关作出的只能是具有外部效力的调整。（２）上级行政机对下级行政监督属于行政内部领域的措施，不具有对外性、不直接设定新的权利义务，不能提起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３）当事人对上级行政机关不履行对下级行政机关监督职责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解析】上级行政机关不履行对下级行政机关监督职责，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注释】层级监督不具有《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款第６项规定的履行法定职责的外部性，因此不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2：【注解１】（１）内部层级监督属于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管理的内部事务；（２）法律法规规定的内部层级监督并不直接设定当事人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不可诉行为。
【注解２】乡级政府对村委会监督职责具有可诉性。
【注解３】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履职文件外化为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效果影响的行为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闽行终1216号
【笔记】当事人对于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作出的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问题：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２４条第１款、第２款之规定，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诉行为仅限于“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对于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的其他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2：【解析】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作出的可诉的行为仅限于（１）既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依据；（２）在性质上又属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
【笔记】乡级政府不履行对村规民约的监督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1：解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２７条之规定，村民认为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侵犯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有权请求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行政监督权，有管辖权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具有履行法定监督职责的义务，未履行监督义务，即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根据《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款第６项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注解】乡、镇人民政府不依法履行对村民委员会监督职责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2010）大行初字第6号；（2012）辽行终字第23号
摘要1：秦同祥与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行为纠纷上诉案——因拒绝变更被告被驳回起诉后又起诉同一行政行为属重复起诉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起诉负有释明的指导义务，在不影响被告及第三人诉讼权利的情况下，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以使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原告因拒绝变更被告被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后，又针对同一行政行为起诉的，属于重复起诉。原告通过信访程序救济权利不是耽误法定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但信访部门或者有权机关在起诉期限届满前已经承诺处理信访事项的除外。
【案号】（2010）大行初字第6号；（2012）辽行终字第23号
摘要2：【解读】本案中，被诉的强制拆除行为至2006年8月8日全部实施完毕，上诉人曾于2008年12月以村委会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村委会拆除房屋行为违法并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后因上诉人拒绝变更被告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2010年3月1日上诉人又以区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赔偿经济损失。由此可见，本案与2008年12月之诉的起诉对象是同一行政行为，即村委会等受区政府委托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虽然两次起诉所列的被告不同，但适格被告的认定是一个法律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无论原告所列被告有何不同，只要其起诉同一行政行为，法院的审查客体就是同一行政行为。上诉人因拒绝变更被告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后，又针对同一行政行为起诉，虽然变更了被告，但仍属于重复起诉，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6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60号
【裁判摘要】关于涉案林地争议是否属于权属争议，应否由政府通过确权方式处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第四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第四款的规定，确认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依照森林法的有关规定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是指因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而产生的争议。一般而言，在林木林地登记前，争议双方均没有林木林地的有效权属凭证，此时产生的有关林木林地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当然属于林木林地权属争议。但是，林木林地已经登记发证，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已经依法予以确认，一方当事人仍以存在权属争议为由向林权争议处理机构提出的申请是否属于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则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区分。参照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发布的国土资厅函（2007）60号《关于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能否按权属争议处理问题的复函》规定，已经颁发权属证书且该凭证对林木林地权属、四至范围界定清楚明确的，不属于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无需进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但是以下两种情况则可以认定为存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一是仅有一方的权属凭证包含有争议地，但该凭证对争议地记载的四至不清楚；二是双方的权属凭证均包含有争议地，但凭证之间对争议地记载的四至存在重叠、交叉或者包含等情形。如果一方当事人认为另一方持有的林权证侵犯其林木林地权属，但又不属于前述两种特殊情形时，则其更为合理有效的救济途径应当是请求撤销对方林权证中侵犯其权利的部分，而非提出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申请来寻求救济。
【裁判摘要２】关于2010年两本林权证的效力及是否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依据的问题——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在处理林权争议案件过程中，生效林权证是处理林权证争议的主要依据，只有当林权证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况下，权属争议处理机构才可以不采信该林权证，并根据其他有效证据对权属争议进行处理。登记发证行为本身就是基于政府公信力作出的行政行为，
摘要2：（续）该行政行为一旦作出非因法定原因不能随意更改。若登记发证行为有误，也应依程序由行政机关依法纠错或由当事人通过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等方式寻求救济，不宜在权属争议处理引起的诉讼中直接否定该行为的效力。在登记发证的基本事实能够确认的情况下，如果仅是程序上的瑕疵或者不完备，则不能简单地否认登记发证的效力。
【裁判摘要３】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林权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应当主动、互谅、互让地协商解决。经协商依法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在协议书及附图上签字或者盖章，并报所在地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备案；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的，按照本办法规定向林权争议处理机构申请处理。山林权属纠纷处理过程中，争议双方通过协商达成协议的，无须政府作出处理决定，仅需报处理机构备案即可，无法达成协议的，则应当由政府作出确权处理决定。但是如果权属争议涉及多方当事人，则必须由争议各方当事人达成共同一致意见，仅有部分当事人之间达成协议，政府仍然需要通过确权的方式予以处理。本案中，虽然鼎锅塘村4组与鼎锅塘村委会在调处过程中达成对争议地的协议，但是该权属争议涉及鼎锅塘村5组，在鼎锅塘村5组未能与鼎锅塘村4组及鼎锅塘村委会达成三方协议的情况下，东安县政府按照确权方式作出2号处理决定，是解决本案纠纷的合法、有效的途径。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行提字第2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行提字第21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机关作出时未载明相应的法律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定安县政府作出收回（清理）其授权对外发包的国有土地的《公告》，属于行政决定性质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该行政决定，应当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但是，《公告》内容中并没有载明定安县政府作出该收地决定的法律依据。在诉讼过程中定安县政府答辩称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条（该条内容是：“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规定作出《公告》，定安县政府认为王某与多益村签订的《土地联合经营合同》无效，王某承包本案争议土地属于非法占用土地行为，故依据该条规定，定安县政府收回王某经营土地属于制止非法占用土地。．．．．．．此外，认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当以行政机关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法律是否合法为审查内容，而非为该具体行政行为寻找合法性依据，原一、二审法院在定安县政府并未主张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一项或第二项之规定，认定定安县政府作出《公告》行为合法，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当事人与村委会签订《土地联合经营合同》且持有《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县政府不得认定当事人用地行为属于非法用地——多益村与王华签订《土地联合经营合同》系有定安县政府、定城镇政府的授权，并且王某也持有定安县原建设与国土环境资源局下发的《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即使存在他项权证上载明的土地面积大于定安县政府批复同意安排定城镇政府出租面积的情况，但在王某持有的《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没有被依法撤销，王某与多益村签订的联营合同没有被解除或认定无效前，定安县政府不能直接认定王华系非法占用土地，亦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条收回王某合法占有的土地，其发布《公告》、作出收地决定的具体行政行违法。
【裁判摘要３】在法律未授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清理地上附着物、青苗的行为属于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定安县政府为执行《公告》、《通知》的收地决定，对涉案土地上青苗和附着物清理的行为系行政强制执行行为。
摘要2：（续）定安县政府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具有责令王某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涉案土地上青苗和附着物的强制执行权。但是，如前所述，定安县政府在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确认王某非法占用土地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行使强行清理的强制执行权，缺乏相应的合法依据。综上可见，定安县政府作出收回土地的《通知》和两次强制清理涉案土地上青苗及附着物的行政行为，均缺乏相应的合法依据。
【裁判摘要４】因政府强制收回承包经营土地的剩余承包期的可得利益不属于直接损失，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对于王某的损害，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后续21年可得利益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王某在本案行政赔偿中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法条链接】《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非法占用土地的法律责任】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27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2734号
【裁判摘要】本案被诉的强拆行为系事实行为，长安区政府在一审阶段提交的《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方案》《拆迁清包工实施协议》《西兆通镇东兆通村委会通告》《东兆通村关于拆迁问题的情况说明》以及《东兆通村民代表召开旧村改造专题会议》等证据，能够证明该强拆行为并非长安区政府直接实施。同时，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长安区政府对涉案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其起诉缺乏事实根据。
摘要2：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晋民申字第500号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晋民申字第500号
【裁判摘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双方签订的林木《抵押合同》属于处分村集体财产，应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的书面证明。本案既没有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参加，过半数到会人员同意的书面会议决定，仅是个别原村委会成员出庭的证明，难以体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意志。对此请求，本院难以支持。
摘要2：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民终779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民终779号
【裁判摘要】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员会对外担保，虽然经过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但未经过村民会议授权，担保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本案中，中山居委会主张2014年6月13日形成的第二个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系喻某某和王某某采取欺骗的手段骗取村民代表签名，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从当天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及出庭人员证言，应认定该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形成过程真实。王某某依据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议与城北村村委会签订了《抵押担保合同》，并到修文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办理了抵押登记，王某某在一审中提交了城北村《村民自治章程》，其主张该章程系在修文县龙场镇社会事务办复印取得，欲证实村民代表会议就案涉抵押担保事项作出决议系基于全体村民的授权，但王某某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该证据的原件，且该证据上没有龙场镇社会事务办的盖章及单位负责人签名，该证据来源不清、形式不合法，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城北村在签订案涉《抵押担保合同》前并未召开过全体村民会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2014年6月13日城北村村委会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取得了全体村民的授权，可以对案涉抵押担保事项作出决议，因案涉房屋系全体村民的集体财产，对该财产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应当经全体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故2014年6月13日城北村村民代表会决议同意用城北村综合大楼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权作价600万元为喻某某向王某某的借款500万元作抵押担保的决议因违反民主议定程序及相关法律规定而无效，则依据该决议所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无效，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基础已不再成立，故在修文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办理的（修房他证修文县字第××号）抵押登记亦无效。王某某不能依据该抵押登记对钟山居委会的抵押房产享有抵押权。
摘要2：
某某政府与某某村委会某某村民小组不履行法定职责纠纷上诉案
摘要1：——行政不作为案件不以原告提出申请为起诉条件
【裁判要旨】不作为案件中，他人在行政程序中已向被告提出申请，且被告已将原告纳入行政程序，原告是否向被告提出申请不再属于该类案件必备的起诉条件。
摘要2：【摘要】桂林洋农场与原告之间对三宗土地发生权属争议遂向被告提出土地确权申请，被告按法定程序已经通知原告进行答辩，原告亦向被告提交土地确权答辩意见和有关证据材料，并按时参加了被告组织召开的土地确权会议，签收了被告发出的指界通知等。上述事实说明被告及其所属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受理了桂林洋农场与原告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但此后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被告仍未对此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作出确权决定，使该土地争议长期处于持续状态。．．．．．．法院认为，被告启动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程序后，原告已按要求提出答辩意见和相关的土地确权材料，主张争议土地所有权属于自己所有并请求政府依法确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些主张和相关证据材料应视为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据此本案原告与桂林洋农场一样在土地确权程序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对被告已经受理的土地争议案件长期拖延，迟迟不作出处理意见的行政不作为依法享有诉权，可以作为本案原告提出本案之诉，唯此认定方能符合行政诉讼法设定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立法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再21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再216号
【裁判摘要】（１）村委会有权提起诉讼；（２）村委会提起诉讼的行为并非处分财产行为而是通过司法程序行使救济权利的行为，不属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２４条规定的必须经过村民会议决议的事项——首先，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村委会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博养村委会行使诉讼权利维护村集体财产利益，是履行其职能的表现，与案涉标的具有利害关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其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从上述规定内容可以看出，涉及村集体财产的处分、影响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均需经过村民会议程序进行表决。但村委会提起诉讼的行为并非处分财产行为，是通过司法程序行使救济权利的行为，不属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必须经过村民会议决议的事项。二审法院以此为由驳回起诉不当。
摘要2：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吉民终348号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吉民终348号
【裁判摘要】本案再审发回重审后重新立案的案应视为新的一审案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应适用一审程序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东风村村委会在重审期间撤诉后又起诉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予受理。一、二审裁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一十条第二款关于再审审理程序的规定，裁定驳回东风村村委会的起诉，适用法律有误。
摘要2：
行政协议
摘要1：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行政契约（行政协议）：（１）以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为契约标的或内容（行政性→合法性审查）；（２）而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上权益或者义务的合意（协议性→合约性审查）。
摘要2：【注解１】（１）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协议的概念未作出界定，只是在《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１项对具体类型作了列举式的规定；（２）２０１５年《适用解释》分６个条文（第２条、第１１－１６条）规定的行政协议相关内容。
【注解２】《行政协议规定》第１条与《适用解释》第１１条区别：（1）删除了“公共利益”的表述（公共利益概念过于宽泛，属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改为“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实际上是对“公共利益”的具体化）；（2）删除了“在法定职责范围内”（职责要素只是对“合法”行政协议的界定，并非行政协议的界定，行政协议是否超越职责范围是法院进一步审理的内容）。
【注解３】村委会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属于行政协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8208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9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954号
【裁判摘要１】承包人因开具税务发票所应交纳税金由发包人承担——关于昌南公司因开具工程款发票产生的相应损失应由谁承担的问题。案涉工程总造价经当地审计部门审计所出具的结论中，税金部分并未计入工程总价款，因此罗家村委会所支付的工程款中不包含税金，昌南公司所收取的工程款中不含税金收益。在此情况下,作为纳税义务人的昌南公司如应罗家村委会的请求向其开具税务发票，因开具税务发票所应交纳的税金,属于昌南公司增加的额外负担，该负担应由罗家村委会承担。
【裁判摘要２】另外，因昌南公司对该开具发票产生税金部分的上诉请求于已过上诉期限后的二审中提出,在罗家村委会不予认可该上诉请求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并无不当。昌南公司可在案涉工程款税金实际发生后,另行与罗家村委会协商解决。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