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潭中民三终字第21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潭中民三终字第21号
【裁判摘要】法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我国担保法明文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本案债权转让协议中明文约定某乡政府为保证人，不合乎法律规定，故该债权转让协议无效。
摘要2：
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政府诉郭×等侵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案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主要以传统民间音乐曲调为基础进行创作的音乐作品，应认定为改编的音乐作品。
【提示】少数民族乡政府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侵犯本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合法权的行为提起诉讼。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指某一区域内的群体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直接创作并广泛流传的、反映该区域群体的历史渊源、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心理特征、宗教信仰且不断演绎的民间文化表现形式的总称。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创作主体不确定和表达形式在传承中不断演绎的特点，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归属具有特殊性。一方面它进入公有领域，另一方面它又与某一区域内的群体有无法分割的历史和心理联系。赫哲族世代传承的民间曲调，是赫哲族民间文学艺术的组成部分，也是赫哲族群体共同创作和每一个成员享有的精神文化财富。它不归属于赫哲族的某一成员，但又与每一个赫哲族成员的权益有关。因此，该民族中的每一个群体、每一个成员都有维护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不受侵害的权利。原告作为依照宪法和法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内设立的乡级地方国家政权，既是赫哲族部分群体的政治代表，也是赫哲族部分群体公共利益的代表。在赫哲族民间文学艺术可能受到侵害时，鉴于权利主体状态的特殊性，为维护本区域内赫哲族公众的利益，原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符合宪法和法律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裁判意见】本裁判通过当事人适格要件的扩张，弥补了现行法律之“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在公益诉讼领域的效力不足，确认少数民族乡政府可以为维护本区域内公众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符合宪法和法律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适格的民事主体。
摘要2：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06）长行初字第2号；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宜行终字第32号
摘要1：【问题提示】对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乡政府是否有权作出处理？
【要点提示】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乡政府有权对土地权属纠纷作出处理，但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不是土地权属纠纷，故乡政府无权对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作出处理。
【案例索引】一审：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06）长行初字第2号（2006年6月16日）；二审：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宜行终字第32号（2006年11月22日）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7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79号
【提示】煤矿托管经营者，不因投资而成为所有权人或股东——煤矿所有权人已明确出让标的非所有权而是经营权的情况下，因投资形成的权益不能认定为股东权而系其他债权。
【裁判规则】
①矿山企业的经营权不同于矿山企业的采矿权：A.根据《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约定，只有当矿山企业存在合并、分立、合资经营、合作经营、资产出售、变更产权的情形时，才可能发生矿山企业的采矿权转让；B.只要双方达成合意，矿山企业的经营权就能够实现转让；C.产权单位因无力经营而决定以托管的方式将矿山企业交由自然人出资经营的，该自然人由此取得的系矿山企业的经营权股份，而非矿山企业的采矿权股份。
②股东在订立矿山企业经营权承包合同时约定，由双方共同出资承包矿山企业经营权，如果出现股权转让情形，转让股权的一方应当通知对方，并由双方协商处理后续事宜的，双方均应遵守该约定。负责实际经营矿山企业的股东未经告知未实际经营的股东，即将矿山企业改制并将改制后的企业股权转让，应当认定其未能履行合同约定的告知义务，具有过错，该享有实际经营权的股东应当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
③采矿权是指法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取得开采资质后，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占有、开采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并取得相应收益的物权（只有具备开采资质的人，符合法定情形时才能实现转让）。
④矿山企业的经营权是指在经营矿山企业的过程中，对企业财产经营、投资和其他事项拥有的支配权和管理权（本质上是一种经营管理权）。
摘要2：【摘要】歇马关煤矿原为陶村乡政府开办的集体企业，1992年，陶村乡政府作为歇马关煤矿的所有权人，在“4·22批复”中明确要求：“所有村民集资人股者可在规定的期限内参与分红（不计利息）和监督，但不是所有权的股份者。故下马关煤矿性质为下马关村集体所有。”可见，陶村乡政府的意思表示很明确：歇马关煤矿出让给歇马关村，村民可以集资人股，但不能成为所有权人。因此，无论王某等村民投资歇马关煤矿的主观目的是什么，其只能依据“4·22批复”享有分红和监督的权利，而不能成为歇马关煤矿的所有权人或者股东。2001年，陶村乡政府对歇马关煤矿进行托管招标，亦非所有权转让，王某对歇马关煤矿投资的60万元系托管费，而非所有权转让款。依据托管文件的规定，王钧等托管人取得的是独立完整的经营自主权，而不是歇马关煤矿的所有权，2002年王某向陶村乡政府申请将其在歇马关煤矿的“股份”承包给他人，也证明王某享有的仅是歇马关煤矿的经营权。故王某不是歇马关煤矿的所有权人，更不是股东。
【解读】合同目的不能仅依据一方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认定——本案中，作为煤矿的所有权人，乡政府出让的并非煤矿的所有权，故无论村民投资歇马煤矿的主观目的是什么，其只能依据相关文件享有分红和监督的权利，而不能成为歇马煤矿的所有权人或股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7)海民初字第10198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一中民终字第9544号
摘要1：（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
【裁判摘要】本案系因城市居民购买农村房屋所引发的纠纷。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所以宅基地使用权人在对宅基地行使收益和处分权利时，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此前提下，城市居民购买农村房屋的行为一般应当认定为无效。但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结合个案不同的实际情况综合加以判断。本案中，马xx作为城市居民，其与陈xx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过海淀乡政府的批准。此后，马xx取得了该房屋的产权证书并于2005年将户口迁入。根据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在十几年的时间中，马xx在诉争房屋实际居住已对该房屋形成了稳定的占有关系。鉴于此，在综合本案当时的历史背景及有利于维护现有的房屋占有关系角度考虑，应当确认马xx与陈xx签订的买卖合同有效较为适宜。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7)海民初字第10198号；二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一中民终字第9544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1999）民终字第1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1999）民终字第113号
【裁判要旨】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安置补偿费可以视情况确定支付的相关对象。当事人对安置补偿费标准产生的争议，不属于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对此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应当支付给个人，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本案乡政府、村民委员会对征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的安排和使用属于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行为。张文秀等163人与乡政府、村民委员会管理使用因征地产生的征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引起的争议，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应当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张文秀等163人以其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请求，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意见】村民与乡政府、村民委员会因管理、使用征地补偿安置费引起的争议，不属于民事争议。
摘要2：【解读】村民与乡政府、村民委员会因管理、使用征地补偿安置费引起的争议不属于民事争议。
人民法院可否对被执行人在银行工资专户上的存款进行扣划？
摘要1：【要旨】我们认为不宜执行该乡政府工资专户账上的存款，你来函中的第二种意见基本正确。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单位只能在一个银行建立工资专户，凡属工资总额组成的支出，不论现金或转账，均应通过开户银行，从工资基金专用账户中列支。行政机关的工资属于国家计划内拨款项目，在下发到个人之前，其所有权属于国家，不属于个人所在的机关。对该账户上的存款，除因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人民法院不应作为被执行人的财产予以执行。
【提示】不得对被执行人在银行工资专户上的存款进行扣划。
摘要2：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1)南刑一终字第198号
摘要1：【案号】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1)南刑一终字第198号
【提示】村民小组以牟利为目的与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获利，虽经三分之二以上的群众代表或群众签字同意，但未按照土地管理法律的规定，报乡级政府批准，且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的主观要件并未要求以非法牟利为目的，仅要求以牟利为目的，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
【摘要】下壕组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在未获得乡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将集体所有的24亩土地承包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非法获利34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系单位犯罪；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发明作为下壕组的组长，对下壕组非法转让土地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其行为亦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下壕组、陈发明上诉称“下壕组转包土地符合法律规定且无非法牟利目的”的理由，经查，下壕组以牟利为目的与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获利34万元，虽经三分之二以上的群众代表或群众签字同意，但未按照土地管理法律的规定，报乡级政府批准，且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的主观要件并未要求以非法牟利为目的，仅要求以牟利为目的，故对该理由不予支持。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闽民终字第1535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闽民终字第1535号
【提示】乡政府擅自出让其辖区内的矿产资源，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是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的审批管理机关。国务院《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应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颁发采矿许可证。根据上述法律法规之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经批准后取得采矿权，并办理采矿权登记，持有采矿权审批机关颁发的合法、有效的《采矿许可证》；未经过依法批准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以及以承包等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转让给他人进行采矿、经营等均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
摘要2：【典型意义】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实施严格的许可证管理制度。矿业权的出让应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法定权限依法进行，乡级政府并非适格的矿业权出让主体。在不拥有矿山勘查、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乡级政府签订合同擅自将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勘查、开采，不仅严重侵害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造成矿业权税费流失，而且极易造成矿产资源的乱采滥挖，甚至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对此类合同应给予否定性法律评价。人民法院应在认定合同无效的前提下，区别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等不同责任方式，在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同时，综合考虑过错因素，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和矿业权流转市场的交易秩序。
【解读1】乡政府作为出让主体签订的矿业权出让合同无效——乡人民政府作为基层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无权出让其辖区内的矿产资源，其作为出让主体所签订的矿业权出让合同无效。
【解读2】福建高院认为：“仙游县社硎乡人民政府明知其无权出让辖区内的矿产资源，亦未依法及时办理相关报批手续，与傅某某签订的涉案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导致本案讼争合同无效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而傅某某是仙游县社硎乡人民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引进开发讼争矿山，仙游县社硎乡人民政府有理由使傅钦其产生一定程度的合理信赖，其对导致讼争合同无效应承担较小的过错责任。”最终认定按乡政府8成、傅某某2成的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00）哈行初字第01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1）新行终字第2号
摘要1：【裁判摘要】被上诉人县政府于1997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草场有偿承包使用合同签订工作中，以1989年以来各牧民使用草场和其人口增减实际情况为基础，并根据“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决定将上诉人马米尔·多巴依与司马克·茹斯塔木各自原先使用的草场予以调换，并分别与他们签订了草场有偿承包使用合同，还给他们发放了草场使用证，应该依法予以保护，不应很快又以行政命令加以撤销。上诉人马米尔·多巴依对原先草场使用权的变动有意见，县政府、乡政府已经做了解释工作，并且对其因此带来的损失给予了经济补偿，对其提出的要求均给予了满足，现在上诉人仍坚持要求承包原先的草场，没有道理；县政府以批复县畜牧局的报告的形式决定支持其要求，将刚已稳定的草场承包使用合同关系又予变更，不符合中央有关土地承包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予撤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案号】一审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00）哈行初字第01号；二审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1）新行终字第2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乡政府申请执行农民承担村提留、乡统筹款行政决定案件的复函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乡政府申请执行农民承担村提留、乡统筹款行政决定案件的复函（1998年11月16日 法函[1998]117号）
【摘要】乡政府就农民承担村提留、乡统筹款作出的书面决定，为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在法院期间内既不起诉又不履行的，乡政府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经审查认为上述乡政府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律、法规、政策或不符合事实的，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执行。
摘要2：【失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二批)的决定（废止理由：情况已变化，实际已失效）
最高检发布十件行政诉讼监督典型案例之六：胡某等与某乡政府土地行政征收抗诉案
摘要1：【摘要】《实施方案》明确规定征地范围和补偿标准，能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是可诉的行政行为。一审裁定认为该方案是未涉及特定对象实体权益义务的普遍行为，二审裁定认为该方案不是行政行为，都是错误的。
摘要2：无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吉行申356号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吉行申356号
【裁判要旨】土地承包经营方案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乡级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乡级政府没有对村民自治事项直接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
【裁判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本案肖建威等六人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应向新城乡政府申请解决，新城乡政府对其要求发包耕地的请求已于2006年4月7日通过上访问题答复的方式进行了处理。已生效的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2008）宁行初字第11号行政裁定认为，《关于刘玉珍、肖建威上访问题的答复》，不具有可诉性，裁定驳回肖建威等六人的起诉。该裁定对肖建威等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裁判摘要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一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本案新城乡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新城乡政府2006年4月7日作出《关于刘玉珍、肖建威上访问题的答复》，该答复记载事实表明：新城乡政府已对上访人刘玉珍、肖建威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记载有具体详细的调查情况，并提出答复意见：和平村五社第二轮土地承包分配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规定。据此能够认定新城乡政府已经依法履行了农村土地承包管理职责，不存在未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
摘要2：【裁判摘要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第五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肖建威等六人请求新城乡政府对属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的具体内容，即要求新城乡政府认定其是否应分得承包地进行处理，但依前述法律规定，新城乡政府没有对村民自治事项直接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故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商河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商行初字第8号
摘要1：【案号】商河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商行初字第8号
【裁判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五条关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的规定，被告乡政府对于张坊乡北赵村村委会通过正当程序形成的对部分农户承包地适当调整的方案无权干涉。本案中，被告在知悉原告反映的情况后，及时与北赵村负责人联系，调查核实并积极予以协调，并告知原告若协调不成，可寻求法律解决途径。因此，原告主张被告行政不作为、调解不及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定，其主张被告行政不作为，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鲁01行终233号
摘要1：【案号】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鲁01行终233号
【裁判摘要】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履行了协调职责的问题，由于原审法院对张坊乡政府管区书记马盛礼和张坊乡北赵村原负责人赵光治的调查，是在同日相同地点分别进行调查的，马盛礼和赵光治的调查笔录相互印证，上诉人对两份笔录虽都有异议，但其陈述与笔录中被调查人陈述事实基本一致，只是对退地的先后顺序及乡政府是否有权干涉本村土地调整有异议，因此，能够说明被上诉人接到投诉后进行过调解，本院予以确认。在调解过程中，没有强制调解的事实发生，并未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上诉人主张的经济损失，并不是行政调解造成，上诉人要求行政赔偿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检发布十件行政诉讼监督典型案例
摘要1：典型案例一 王某、朱某与某县政府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抗诉案；典型案例二 柴某、毕某与某县政府房屋行政登记纠纷抗诉案；典型案例三 某县安监局与某工业公司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抗诉案；典型案例四 熊某与某县国土局、县房管局行政登记抗诉案；典型案例五 某村委会与王某请求履行法定职责抗诉案；典型案例六 胡某等与某乡政府土地行政征收抗诉案；典型案例七 某村委会19（2）队与某县政府土地行政登记纠纷抗诉案；典型案例八 某县建委与某开发公司城建行政合同纠纷抗诉案；典型案例九 某市林业局与郑某等行政非诉执行检察建议案；典型案例十 某区水务局与某有限公司行政非诉执行检察建议案
摘要2：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十五批指导性案例和6起典型案例
摘要1：【目录】
1某实业公司诉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征收补偿认定纠纷抗诉案（检例第57号）
【要旨】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既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支持合法的行政行为。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不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为前提。认为行政判决、裁定可能存在错误，通过书面审查难以认定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
2浙江省某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强制执行杜某非法占地处罚决定监督案（检例第58号）
【要旨】人民检察院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要发挥监督法院公正司法、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双重监督功能。发现人民法院对行政非诉执行申请裁定遗漏请求事项的，应当依法监督。对于行政非诉执行中的普遍性问题，可以以个案为切入点开展专项监督活动。
3湖北省某县水利局申请强制执行肖某河道违法建设处罚决定监督案（检例第59号）
【要旨】办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应当查明行政机关对相关事项是否具有直接强制执行权，对具有直接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不应当受理而受理的，应当依法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或不当履职情形的，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
摘要2：【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案例一 河南省甲县违法占地非诉执行监督系列案——监督行政非诉执行依法受理，共同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案例二 吉林省某公司违法占地非诉执行监督案——监督行政非诉执行依法审查，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
案例三 北京市某村委会等六起违法占地非诉执行监督案——监督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依法适用，推动破解“两违”拆除难题
案例四 浙江省徐某违法占地非诉执行监督案——监督“裁执分离”模式下法院和行政机关依法执行，保护基本农田不被侵占
案例五 广西壮族自治区某矿业公司违法占地非诉执行监督案——依申请监督行政非诉执行“裁而不执”，保护国土资源不被侵害
案例六 姬某诉某乡政府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监督案——检察机关以听证赢公信，加强行政违法行为调查核实，积极引导当事人和解，有效化解行政争议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晋商终字第15号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晋商终字第15号
【裁判摘要】本案被保证人晋华公司于2010年4月1日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后，作为晋华公司股东的乡政府和翟某某，本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积极履行股东义务，于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并进行清算，以维护对其公司享有债权的其它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但却怠于履行法定义务，造成晋华公司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四年后仍未能组织清算的事实。上诉人乡政府虽上诉称晋华公司作为依法成立的经营性企业，具备独立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应自行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其在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已丧失持续经营资格情况下，公司资产、债权均处于不确定状态，作为晋华公司股东的乡政府和翟某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造成翔宇公司因履行担保义务而对晋华公司所享有的债权无法实现，严重损害翔宇公司利益，原审判决在认定晋华公司民事诉讼主体适格的同时，判令乡政府、翟某某作为晋华公司股东因怠于履行股东义务而对翔宇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2号
【裁判要旨】
（１）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村民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行使监督权的申请，有管辖权的乡、镇人民政府即有履行法定监督职责的义务，乡、镇人民政府不履行监督职责的，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２）当事人对不服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或者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不服的，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信访答复行为重新设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或者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３）对于是否属于政策性或者历史遗留问题，应当依据当事人的请求和案件事实进行判断，并应具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依据，不宜采取宽泛的解释。
摘要2：【裁判摘要】2010年实施的《村委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事项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根据上述条文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对村民委员会作出的侵犯村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有两条救济途径：一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是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这两条途径均是村民依法获得救济的法定渠道，村民可以选择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其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侵权纠纷，也可以选择请求乡、镇人民政府行使行政监督权，依法责令村民委员会改正侵权的决定。当村民选择通过行政程序获得救济时，村民一旦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行使监督权的申请，有管辖权的乡、镇人民政府即有履行法定监督职责的义务，不履行监督义务，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当事人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立案受理。但是，对于当事人就信访事项提出的申请，相关政府部门不予答复的，不属于通常情况下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不适用上述规定。本案中，毛某某认为宏伟村委会上世纪80年代取消其社员身份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长期上访，二道区政府信访办、英俊乡政府于2004年就其信访事项已经作出答复。毛某某不服，就该信访事项再次向二道区政府提出申请，二道区政府对其信访事项不予答复的行为，不同于普通的不履行监督职责义务的行为，不适用《村委会组织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当按照有关信访答复行为可诉性的规定予以处理。
【解读】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监督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乡政府与其他单位签订的联营协议效力问题的批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乡政府与其他单位签订的联营协议效力问题的批复（法（经）复〔１９８８〕３号）
【摘要】
农村乡一级政权组织其有特殊的历史情况，政企分开的工作正在进行，许多乡政府实际上仍在行使着政府和合作经济组织的职权。因此，对乡政府与其他单位联营办企业的协议效力认定问题应区别对待。
一、对于在中发〔１９８６〕６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文件以后，政企尚未分开的乡政府，以其名义签订的联营协议，应视为乡政府在行使着政府和乡合作经济组织的双重职权，如无其他违法情况，可不按无效协议处理。需要继续履行的，应随着政企分开的进展，及时变更联营主体，完备各项法律手续。
二、对于中发〔１９８６〕６号文件以后，已经政企分开的乡政府，仍以其为联营一方签订的联营协议，根据中发〔１９８６〕６号文件的规定原则上应确认无效。但审判实践中，要注意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如联营协议虽然是以乡政府名义签订的，实际上却由乡合作经济组织执行的，协议的内容又不违背有关法律、政事规定，作无效协议处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也可以不作无效协议处理。需要继续履行的，应对联营主体，进行变更，完备各项法律手续。
摘要2：
【笔记】乡级政府不履行对村规民约的监督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1：解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２７条之规定，村民认为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侵犯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有权请求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行政监督权，有管辖权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具有履行法定监督职责的义务，未履行监督义务，即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根据《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款第６项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注解】乡、镇人民政府不依法履行对村民委员会监督职责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9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965号
【裁判摘要】分辨是否属于对原行政行为的“维持”，关键看复议决定是否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实质性审查判断——《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也确立了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制度。但共同被告的前提是，“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所谓“维持"，既包括明确表示的“维持"，也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但实质效果是对原行政行为予以“维持"的情形。分辨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是否属于对原行政行为“维持"，关键是要看复议决定是否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实质审查判断。如果复议机关仅仅是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则无论是驳回复议申请，还是驳回复议请求，均因没有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判断，而不能定性为“维持"，进而也就不符合共同被告的条件。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一样，都是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法律救济，因此，行政行为存在，不仅是受理行政诉讼，同样也是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首要条件。如果复议机关以被申请的行政行为不存在为由驳回复议申请或者驳回复议请求，就不属于对于原行政行为的“维持"，因为一个并不存在的行政行为无从维持。本案中，复议机关认为，被申请的《街道开发建设用地许可证》在清河驿乡人民政府没有档案记录，第三人李德力也提供不了原件，因此“无法确认清河驿乡政府的行政行为存在"。尽管复议决定主文是“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但从复议决定的名称以及复议决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为法律依据来看，确实是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并不属于对原行政行为的实质意义上的“维持"。原审法院不适用共同被告的规定，并无不妥。在复议决定的性质是不予受理复议申请，且原行政行为不存在的情况下，经原审法院释明，再审申请人选择以复议机关为被告，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将清河驿乡人民政府列为第三人，也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00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005号
【裁判摘要】协议变更及履行——（一）涉案协议是否需要经黔西县政府追认才能生效|行政协议案件具有“行政性”和“协议性”，在行政协议的成立和生效等问题上可参照适用合同法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涉案协议第七条约定“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乙方拆迁完毕交地给施工单位之日即自行失效，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涉案协议系绿化乡政府就搬迁补偿与被征收人追梦养殖场达成的补偿协议，协议内容并不违反行政强制性规定及民事效力性强制规定，且根据原审法院查明，黔西县政府已预支了部分补偿费和林木款，故在双方签订涉案协议之日起，协议即已生效，并且部分履行，协议履行过程中如无变更、撤销等其他情形，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原审法院认为，因追梦养殖场属于个人独资企业，被征收企业价值在50万元及以上，需毕节市高速公路铁路建设征地拆迁协调指挥部参与，其征收原则上以评估为基础，故协议需黔西县政府进行追认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但是，按照有关实施方案，上述参与及评估程序应发生于协议签订之前的协商过程中，在协议已订立生效且部分履行的前提下，仅仅以协议订立过程中上述协调指挥部未参与和征收未经评估即认定已经签订的涉案协议尚未生效，并不利于维护政府的公信力，亦有悖于行政协议制度设立的初衷和合同法规定。故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未生效明显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二）双方共同委托评估是否能够视为就补偿金额约定进行了变更|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本案中，涉案协议并未约定如评估金额与协议约定不一致时，应以评估金额实际计算补偿金额；黔西县政府在诉讼中亦一直未能举出证据证明其曾就协议变更与追梦养殖场之间达成过新的约定，故本案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协商变更的情形。其次，一、二审法院直接在判决中认定补偿金额与本次征收补偿方案中确定的补偿原则并不相符。……对于追梦养殖场的补偿在评估后最终仍需经过协商程序，未经协商或者协商无果的，仍应由黔西县政府按照涉案《拆迁协议书》支付剩余金额。一、二审法院在本案行政协议之诉的裁判中根据评估结果迳行确定补偿金额，显属不当。
摘要2：（续）再次，结合本案已有事实尚不足以证明黔西县政府可行使单方变更权。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目前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尚不明确，但从行政协议制度设立初衷来看，行政机关的单方变更权只能在国家法律政策和协议基础事实发生变化，履行协议会给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带来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才能行使。本案中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虽然高于评估金额，但并非畸高，黔西县政府在本案诉讼中亦未能提供履行本案协议将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证据，法院据此判决不按照案涉《拆迁协议书》约定的金额支付，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本案中仅共同委托评估并不能够视为双方就补偿款金额约定进行了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76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7609号
【裁判摘要】村委会收回宅基地后实施拆除行为不属行政强制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一、二审查明，寇村村委会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对全村地面附着物及建筑物补偿清表后整村搬迁，收回宅基地统一规划使用，晋中市国土资源局榆次分局榆国土资征收告字〔2018〕2-4号征收土地公告亦载明寇村村委会承担地面附着物拆迁清表工作。寇村村委会针对安昌福所提宅基地使用权纠纷之诉中，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裁定责令安昌福将案涉房屋及院落腾出并将宅基地交回寇村村委会。根据以上事实，寇村村委会拆除案涉房屋，不属于行政强制行为。
摘要2：【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晋行终843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被诉行为系被告行政机关作出是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基本事实根据，属于法定的起诉条件之一，不符合该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系行政强制拆除纠纷，被诉房屋拆除行为是否为榆次区政府、张庆乡政府作出的行政强制行为，是判断原审裁定正确与否的关键。根据已查明事实，寇村村委会为进行整村拆迁改造，经过本村民主议定程序制定实施方案，统一收回村民宅基地并进行安置、补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在民事诉讼先予执行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且榆次区人民法院已将诉涉房屋强制交回村集体的情况下，寇村村委会实施了拆除行为，该拆除行为不属于行政强制行为。上诉人仅依据相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现在执行、拆除现场的事实即认定拆除行为属于行政行为的主张不能成立。被诉拆除行为发生前，被拆房屋所在地块虽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复征收，但榆次区政府尚未按照法律规定开始实施具体征地行为，结合寇村进行整村改造以及民事诉讼先予执行等事实，上诉人关于拆除行为发生在征地过程中并以此认为榆次区政府和张庆乡政府实施该行政强制行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83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837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关于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是否应认定为无效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1998年12月31日巧鸟乡工业公司自愿承担本案争议债务；2000年2月1日农行锦州开发区支行制作申请剥离不良资产报告，将本案争议债权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其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又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于×，于×又转让给高××，高××又转让给赵××。国家实施不良债权剥离政策的目的不仅要使金融机构顺利转轨，也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国家财政补贴等方式使各方受惠。关于巧鸟乡工业公司的性质问题，因该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并无登记档案，多名证人在原审中也表示巧鸟乡工业公司为该乡政府下设管理企业的职能部门，原一、二审法院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情况，同时结合本案证据认定巧鸟乡工业公司为国家机关，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鉴于案涉不良债权转让时债务人巧鸟乡工业公司为国家机关性质，原审法院依据《会议纪要》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认定长城公司与于×、于×与高××、高××与赵××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均为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锦州市松山新区松山街道办事处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辽民终754号
【摘要】一审法院认为，《纪要》第十二条规定：“《纪要》的内容和精神仅适用于在《纪要》发布之后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涉及最初转让方为国有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相关案件。”《纪要》第六条规定：“在审理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等法律法规，并参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重点审查不良债权的可转让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存在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一)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纪要》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后，对于受让人直接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受让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受让人通过再次转让而取得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转让人、转让人与后手受让人之间的系列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本案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长城公司辽宁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一审案件，应当适用《纪要》的规定。本案中，虽然本案债务的原债务人为六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但由于工业公司接收本案债务后，债务转移到工业公司，而工业公司系原巧鸟乡政府下设管理企业的职能部门，其没有独立的财产，不能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承债行为应由其主管机关原凌海市巧鸟乡人民政府(变更后的松山巧鸟办)所承继，因此，农行锦州开发区支行剥离不良资产，将本案债权转移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时，本案债务主体实为国家机关原凌海市巧鸟乡人民政府(变更后的松山巧鸟办)，根据《纪要》第六条规定，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长城公司辽宁分公司)与于×签订的关于本案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根据《纪要》第七条规定，于×与高××、高××与赵××签订的关于本案债权转让的合同亦无效。
【笔记】乡政府是否有权处置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筑物？
摘要1：解读：（１）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筑由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处置；（２）乡政府无权处置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筑。
摘要2：【注解】《城乡规划法》第６５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在乡村规划区域内，拆除违法建筑是乡政府的职权，乡镇政府拥有强制执行权拆除乡村规划范围内的违法建筑。
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苏0706行审28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原审韩××的诉求系撤销东海环保局的东环函[2017]12号《关于商请东海县曲阳乡人民政府对桂林榨油坊进行断电查处的函》（以下简称案涉函件）并基于此要求东海环保局、曲阳乡政府给予行政赔偿。据此，本案的核心争议是案涉函件是否具有可诉性。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行为需要具有单方性、个别性和法效性等特征。单方性强调的是，法律效果系基于行政机关单方意思表示；个别性强调的是，行为的对象必须是特定之人和具体时间；法效性强调的则是，行为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所谓直接，是指法律效果必须直接对相对人发生，亦即行政行为一旦作成，即导致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所谓对外，是指行政行为对于行政主体之外的人发生法律效果，行政机关之间或行政机关内部的意见交换等行政内部行为因欠缺对外性而不具有可诉性。从本案被诉案涉函件来看，东海环保局并无直接对个人或组织享有的电力资源进行约束或管理的职权，案涉函件不具备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特点，该函件在性质上属于东海环保局向曲阳乡政府的内部工作安排，其法律效果还须通过有关职能部门依职权针对特定相对人作出相应处理决定加以实现。因此，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直接产生影响的应当是相关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案涉函件对韩××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故本案不符合受理条件，本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驳回起诉。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粤行终51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村委会不予确认村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村民可以申请乡政府或街道办确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村委会不予确认村民集体经济资质成员，村民有权申请乡镇政府或街道办确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以其没有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权责为由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六)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三款：“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和第三十六条第一、二款：“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的规定，结合《阳江市江城区城南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城南街道办作为江城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在江城区政府的领导下负责街道管辖区内的行政管理工作，应当依法行使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职权，对辖区内的玉沙村委会和塘尾经济合作社具有监督和纠正其错误自治行为的法定职责。在玉沙村委会和塘尾经济合作社不予确认姚××１、姚××２为玉沙村塘尾经济合作社成员的情况下，姚××１、姚××２申某城南街道办确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属于城南街道办的行政职责范围。城南街道办以其没有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权责为由作出的南行决〔2019〕3号行政处理决定违反法律规定。江城区政府作出的江城府行复〔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该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原审法院撤销上述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7570号
摘要1：【裁判摘要】区政府同意乡政府城中村改造的批复不能视为强制拆除行为的行政委托｜政府同意下级行政机关实施城中村搬迁改造的批复仅是决定对城中村实施搬迁改造，并不包含组织拆除的时间、对象、拆迁工作人员等内容，不能将该批复视为强制拆除行为的委托——再审申请人徐××还主张根据柯政发[2018]105号《衢州市柯城区政府关于同意对姜家山乡姜家山村等8个村实施城中村搬迁改造的批复》，姜家山乡政府的行为应当视为受上级政府的委托而实施。但该批复仅是决定对姜家山乡姜家山村等8个村实施搬迁改造，在姜家山乡政府的请示或被申请人柯城区政府的批复中，并不包含组织拆除的时间、对象、拆迁工作人员等内容。再审申请人将该批复视为强制拆除行为的委托，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闽行终1216号
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履职文件外化为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效果影响的行为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关于要求撤销“3号《通知》”是否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虽然“3号《通知》”发文的对象是所辖的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未直接针对包括被上诉人养猪场在内的54家生猪养殖场，从发送范围上看“3号《通知》”是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督促履责行为，且目前上诉人及其下属的职能部门也未对被上诉人养猪场作出强制拆除的具体行政行为。但是，“3号《通知》”内容中针对位于禁养区内的生猪养殖场明确了自行拆除和强制拆除的时间，要求职能部门制定拆除方案、测量拆除面积、签订拆除协议、做好拆除前公示、进行现场核查，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养殖场立案查处，并在“附件名单”中列明包括被上诉人凯旋养猪合作社在内的具体对象，后乡政府工作人员又将“3号《通知》”的相关内容告知了被上诉人。因此，该“3号《通知》”已经超出内部督促履责行为的范畴，外化为能够对被上诉人养猪场产生法律效果影响的行政行为，与被上诉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