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尔普法|自然人与企业之间能否成立合伙关系？
摘要1：解答：现行法律对于公民与企业之间形成的合伙关系未作规定，但只要符合“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合伙本质特征的，仍应认定自然人与企业之间合伙关系效力。
摘要2：
未经所有人同意的出租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本案讨论后形成两种意见。倾向性意见认为：应当驳回越某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考虑到赵某已经支付了对价并取得了房产证的实际情况，尽管九单元没有墙壁与商厦的其他部分分隔，但产权证上明确的关于房屋四至的记载足以证明其构成独立的物，因此应当认定赵某对九单元享有独立的产权。由于商厦五层没有建成小商品市场，因此包括赵某在内的所有产权人都承认业主们购买的“单元”房产不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在此条件下，考虑将商厦整体出租无疑就是一种能够较好地发挥物的效用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符合大多数业主的利益，也并不损害赵某的合法权益。因为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处分、收益四项内容，既然连赵某都承认九单元不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那么，对赵某来说，最现实的受益方式就是通过整体出租取得租金收益。从判决的社会效果考虑，人民法院也应当裁决赵某服从商厦五层绝大多数业主的意愿，因为，每个业主所拥有的权利是平等的，在每个业主所购“单元”不具有独立使用价值是不争的事实的前提下，他们就商厦是否应当整体出租问题所发生的争议是私权的碰撞。处理这种私权碰撞时法官首先要考虑的原则不是当事人个体之间的民族、性别、信仰、地位、财产的差异，而应当尽可能协调所有业主的利益，力争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促进交易、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权人的利益。基于这种考虑，比较两种判决结果的社会效果就可以看出：如果支持赵某的诉讼请求，不仅B公司要从商厦五层迁出，商厦要因此和B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而这部分损失必然要由所有同意出租的业主分担。这不仅使大多数业主遭受经济损失，也使赵某本人的“九单元”从能够获得租金收益的状态重新变为闲置状态。这样的处理结果无疑会引起商厦五层绝大多数业主与赵某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些业主中的部分人因此设置障碍或者采取某种不理智的行动，则赵某不仅根本无法使用九单元并从中受益，而且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引发事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公平原则，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选择能够最充分地发挥物的效用、使各方当事人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利益的裁决结果，不失为一个最恰当的选择。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赵某所购的九单元在商厦五层中处于相对较为优越的位置，赵某也因此比其他业主支付了更高的价款，有商厦五层整体出租的情况下，如果赵某主张九单元的单位面积应当比其他位置的单位面积获得更多的租金，
摘要2：（续）则其诉讼请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少数人认为，本案的处理有两种途径可以考虑：第一个途径是，不去探究房地产管理部门的登记发证行 为的正确与否，仅仅以赵某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为依据，认定其具有商厦五层九单元的房屋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则人民法院只能支持赵某的诉讼请求，判决B公司从商厦五层九单元迁出，并向赵某支付房屋使用费；第二个途径是，依据物权原理，认定越某虽然购买了商厦五层九单元并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但由于九单元没有与其他部分相隔，又不具有独立使用价值，无法构成独立的房屋所有权。由法官行使释明权，告知赵某可以以A公司向其出售的房屋不具有独立性，又出面组织其他“业主”将该房屋出租给他人，致使其对商厦五层九单元的房屋所有权无法行使为由，诉A公司侵权。
在考虑本案的处理途径时，赵某与其他购买商厦五层房屋的“业主”之间和关系是需要明确的另一个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赵某和购买其他“单元房”的业主一样，由于所购房屋不具有独立性，或否认定赵某与其他业主之间为商厦五层的共有人，然后，按照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权利来处理本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78条之规定，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公民、法人共有。共有分为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按份共有，是指数人按其应有部分对于共有物的全部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在按份共有的情况下，对共有物的处分虽应得共有人全体的同意，但各共有人有权自由处分其应有部分，并随时请求分割共有物。共同共有，是基于共同关系而共有一物。共有人全体对共有物享有所有权，共有人对共有物并无应有部分的划分。按份共有的发生原因，可能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多为数人出资购买，还可能由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或将共同共有变为按份共有；而共同共有的发生，多由于合伙、继承。对照本案情况可知，无论从发生原因，还是从法律特征看，赵某与其他购买商厦五层“单元房”的业主，既不符合共同共有的条件，也不符合按份共有的条件。因此，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不宜适用民法中所有权共有理论来处理本案。
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滁民二再终字第00014号
摘要1：【案号】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滁民二再终字第00014号
【裁判摘要】有限责任公司不具有自然人的生命特征，不能独立作出意思表示，有限责任公司的意思形成应由其权力机关股东会作出。“少数服从多数”是保证股东会能够作出决议、形成公司意思的基本制度。因股东会系由公司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表决时存在股东会成员多数和股东所代表的出资资本多数之分，即“成员多数”与“资本多数”之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在确立“资本多数决”这一基本原则的同时，允许公司章程以“成员多数决”的方式作出另行规定。但公司章程所作的另行规定不应违反“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基本原则，否则，公司将无法形成决议，导致公司陷入僵局。全椒商景公司设立时的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的规定，说明该公司的股东会实行“资本多数决”的决议通过方式。该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所规定的“应由全体股东表决通过”，应当是指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股东会决议的表决，但决议是否通过仍应按照该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的“资本多数决”的方式进行判定。全椒商景公司2008年9月16日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已经该公司代表91.44%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为有效决议。
摘要2：【解读】公司章程规定“公司重大事项需经全体股东通过”，应理解为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股东会决议的表决，而不应理解为全体股东都同意该事项才能通过决议，否则违反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西民初字第16217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西民初字第16217号
【裁判摘要】盛华夏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对盛华夏公司股东会决议表决权规则进行解释应基于其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合和资合的特征，不同于完全资合性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决议的表决权上亦做了不同的规定。本院注意到，公司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和盛华夏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中的用词均为“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该处的规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的表决权均需要达到全体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而非出席会议的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和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在公司章程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盛华夏公司关于一般事项的股东会决议必须经代表超过半数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该超过半数是指同意决议的表决权超过公司全体表决权的半数，而不是超过出席会议的表决权的半数。根据原被告提交的盛华夏公司2012年12月6日股东会决议记载，该股东会决议只有代表50%表决权的俊星公司的盖章，而没有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因此，该股东会决议没有经过超过半数的表决权同意，未被有效通过，该股东会决议应属无效决议。
摘要2：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5民终468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5民终46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半数以上”是否包含本数的问题，因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确认股东资格时，实际出资人将从公司的外部进入到公司内部成为公司一员，类似于股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依据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特征，应当准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股份对外转让时的限制条件，即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中，“其他股东”范围包括谢某某、顾某。丁某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协议书》并未对谢某某是否同意丁钰某某使股东权益及是否同意履行协助股东变更义务作出约定。丁某某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参与了海盛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谢某某认可丁某某的股东身份，因此，现仅在顾某同意丁某某显名确认其股东资格的情况下，丁某某仍不符合股东资格显名化的法定条件，无权取得股东资格。
摘要2：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508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508号
【裁判摘要】根据相关公司法原理，所谓发起人，在法律上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法律特征，即为设立公司一要“签署公司章程”、二要“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三要“履行公司设立职责”。本案中，吉玛公司与施某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后，始终未能就设立艺匠摄影共同签署公司章程，因此，无论是吉玛公司还是施某，均不具备上述发起人条件之一的须“签署公司章程”的法律要件，非法律意义上的发起人。故原审将本案案由定为发起人责任纠纷不当。根据吉玛公司和施某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双方共同确定成立艺匠摄影，故本案的案由应为公司设立纠纷。
摘要2：
（2007）临昌民二初字第128号；（2008）杭民二终字第459号
摘要1：——以他人名义出资者的股东资格能否认定
【裁判要旨】在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的股权确认纠纷中，因不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对股东资格的判断应优先考虑实际出资、签署公司章程等实质特征。为顺利实现企业公司制改造使用他人名义出资，只要具备交纳出资、签署章程、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等公司股东实质要件，仍可根据相应的证据确认实际出资者的股东资格。
【案例索引】一审：（2007）临昌民二初字第128号（2007年12月27日）；二审：（2008）杭民二终字第459号（2008年月12日）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终837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终837号
【裁判摘要】冒名登记是指实际出资人自己行使股权，但虚构法律主体或者盗用他人名义并将该主体或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行为。被冒名者因不知情，且从未作出过持有股权的意思表示、实际不出资、不参与公司管理，而不应被视为法律上的股东。判断冒名还是借名，最主要的法律特征是被冒名者对其名称被冒用是否知情。本案中，虽然工商登记将钱某某记载为华源公司的股东，但从查明的事实分析，本院认定该登记为华源公司冒名操作具有高度的可能性，钱某某不应被认定为华源公司股东。由于没有证据证明钱某某有出资、分红、管理公司的事实，且认定钱某某借名出资也缺乏客观性、合理性基础，故本院认定钱某某系被冒名登记为华源公司股东，钱某某要求确认其并非华源公司股东的上诉理由成立。
摘要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4844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4844号
【裁判摘要】本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股东是否实际出资、是否享受分红、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事实，并不具有公示性，不具有使第三人信赖的外观特征，公司债权人或者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并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了解，在客观上也无法调查。因此，在本案讼争事项实际已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上述事项不应作为判断顾某某股东身份的依据。从法律相关规定看，股东不出资或其他出资瑕疵行为只是会导致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现行法并未规定股东出资瑕疵或未出资是否定股东资格的法定理由。从逻辑上讲，享有股东权利是取得股东身份的结果，而不是取得股东身份的条件或原因。股东应当享有股东权利，但不能反过来认为没有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人就不是公司股东。顾某某以未参与公司具体的经营管理活动为由否定其股东身份也缺乏充分依据。
摘要2：
王鹏、罗广银二审民事判决书
摘要1：【案号】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豫02民终2124号
【裁判摘要】罗某某、王某某作为进城务工人员，身份证被他人使用注册公司及开银行帐户，该事实有公安机关询问周某某和王永木的笔录予以证明。开封市旭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为周某某和王永某，该事实有已经生效的2015金民初字1100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为证。二被上诉人没有实际参与开封市旭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二被上诉人情况符合被冒名股东的基本特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二被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从而不予追加二被上诉人为案件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是正确的。
摘要2：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0）惠商初字第626号民事判决；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法院（2011）锡商终字第626号民事判决
摘要1：——股东压迫情形下解散公司的司法认定
【裁判要点】有限公司的股东有条件召开股东会（或形成决议）而连续两年未召开股东会的，虽然不能认定为公司已陷入股东会僵局或者表决权僵局，但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侵占公司的资产和商业机会，并进行关联方利益输送，导致公司的人格和经营性特征发生根本性变化，并丧失经营条件的，属于“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如无其他解决途径的，人民法院可根据股东的请求依法判决公司解散。
【案件索引】一审：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0）惠商初字第626号民事判决（2011年7月12日）；二审：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法院（2011）锡商终字第626号民事判决（2012年2月24日）
摘要2：
冉某某等敲诈勒索案——恶势力的准确认定
摘要1：【裁判要旨】对恶势力的认定，要结合犯罪本质、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等方面综合而定。被告人虚构事实与被害人签订合同后以威胁等手段索取钱财或强迫搬离的行为，应综合考虑犯罪客体、犯罪本质、被害人交付财物的自愿性，并结合牵连犯等理论，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案号】一审：（2018）京0105刑初1374号；二审：（2019）京03刑终114号
摘要2：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鄂民二终字第00078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鄂民二终字第00078号
【提示】共同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其他担保人追偿其应承担的担保份额。
【裁判要旨】法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并无关于禁止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承担清偿责任的规定，混合担保的担保人之间可互有清偿请求权的制度设置更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等债法基本规则。
摘要2：【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8条第一款赋予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其他担保人主张应当清偿的份额，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并未明确上述权利，因而引发关于法律渊源的争议。对此，本院认为：1、从法律特征来看。法理通说认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继受了债权人地位，因此对债务人的追偿以及对其他担保人的清偿请求，均源自于债权的效力，所发生的法律关系也属于债法范畴，不属于物权法调整范围；2、从法律功能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在于规范包括人的保证和物的担保在内的担保行为，因此，该法律及其司法解释应当对涉及混合担保的情形做出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则主要规范基于物上权利所发生的物的担保的行为，人的保证不在其调整范围之内，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对混合担保仅做衔接性规定即赋予担保人向债务人追偿权利而对担保责任消灭后各担保人之间是否具有追偿权不做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应属受其立法目的和法律功能的限制，并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混合担保的担保人互有追偿权条款的否定；3、从公平原则来看。如果保证人和物上保证人没有就承担担保责任后如何分担进行约定，则其权利义务的事后平衡应当适用公平原则予以实现。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其他担保人担保责任随之免除，就其所订立担保合同面临的风险而言，获得了实际的法律利益，如禁止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分担清偿则会显失公平；4、从恶意危险防范来看。保证人和物上担保人在实现担保权程序中均为维护同一债权人利益，两者权利之间并不产生冲突。另因并未在同一物上产生物权与债权的堆叠冲突、物权优先于债权原则排除适用，故而应当允许债权人可以选择通过履行人的保证或物的担保来实现债权。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所采保证人绝对优待主义到该法司法解释第38条第一款所采平等主义的变迁足以看出。但如果禁止担保人之间的追偿，则会鼓励债权人与某一担保人串通、恶意选择其他担保人承担责任从而免除其应负担保责任的滥用选择权情形发生，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9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97号
【裁判要旨】银行将有抵押权的债权并入新的借款合同后抵押权消灭——银行与债务人将原有的有抵押权的债务并入新的《综合授信合同》作为该合同项下的融资，本金也占用合同项下的授权额度，系双方就未获清偿部分债权所作的清结即以新债权取代旧债权，原债权消灭，故享有的抵押权亦应归于消灭。在主债权更迭的情况下，相应的担保责任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故双方需另行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顺序应按照最新的抵押权登记完成时间确定。
摘要2：【解读】结清协议最核心特征在于将既有的债权债务关系纳入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中：（1）签订新的协议完全覆盖既往的债权债务关系；（2）协议中含有消灭既往债权债务关系、建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内容；（3）协议中含有用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替代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5号
【提示】不应将合同义务认定为限制合同生效的条件，合同义务不能成为附条件合同中的条件。
【法理提示】附条件合同中的条件，与合同义务是不同的。条件的实质是当事人对民事法律行为所添加的限制，由于这个限制，使法律效果的发生、变更、消灭系于将来不确定的事实，法律行为经附条件后就处在一种不确定状态。合同义务是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的内容，合同义务确定且明确，当事人未全面、适当履行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不同于条件成就与否的不确定性，不应将合同义务认定为限制合同生效的条件。
摘要2：【裁判摘要】所谓附条件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特别约定一定的条件，以条件的是否成就来决定合同效力的发生或消灭的合同。条件应当是将来不确定发生的事实，条件必须合法且由当事人协议确定，并且不得与合同的主要内容相矛盾。条件的实质是当事人对民事法律行为所添加的限制，由于这个限制，使得法律效果的发生、变更、消灭系于将来不确定的事实，法律行为经附条件后就处在一种不确定状态。亦即，条件的本质特征在于成就与否的不确定性。据此，合同义务不能成为条件，理由在于：首先，合同义务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其义务，而条件是否能够成就是不确定的，当事人不负有使条件成就的义务。其次，合同义务没有完成，当事人要承担违约责任，而条件没有成就，当事人不承担违约责任。再次，合同义务没有完成，原则上不能拟制其已经完成，而拟制成就是条件制度的重要内容。第四，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约束力和确定性，所谓附条件法律行为的不确定性是合同确定性的例外。如果将条件的范围扩大到合同义务，那么条件天然的不确定性将毁灭合同的确定性本身。第五，条件的作用是限制合同效力，如果合同义务可以作为条件，那么合同效力将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履行意愿。本案中，“按国有资产处置的相关规定进行股权转让”这一约定，是双方当事人对股权转让方式作出的约定，该内容明确且确定。依据该约定，蚌埠日报社负有将兴文公司股权提交交易所进行挂牌交易的合同义务，乔某某参与竞买，至于挂牌交易后乔连生能否摘得股权，是合同履行的结果问题，合同履行结果的不确定不是条件的不确定，不应将上述约定视为限制合同生效的条件，诉争股权转让合同不构成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因双方当事人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蚌埠日报社转让兴文公司股权经过了蚌埠市财政局批准，故诉争合同应为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本案二审判决对合同效力定性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148号（1）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148号
【裁判摘要】公司解散的目的是维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其实质在于公司存续对于小股东已经失去了意义，表现为小股东无法参与公司决策、管理、分享利润，甚至不能自由转让股份和退出公司。在穷尽各种救济手段的情况下，解散公司是唯一的选择。公司理应按照公司法良性运转，解散公司也是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的有力举措。
摘要2：【注解】股东矛盾无法协商且都不愿或无法退出，强制解散公司是唯一解决途径
（１）有限责任公司系具有自主决策和行为能力的组织体，虽然公司会由于内部成员间的对抗而出现机制失灵、无法运转，公司决策和管理无法形成有效决议而陷入僵局，但是基于公司永久存续性的特征，国家公权力对于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主张必须秉持谨慎态度。当股东之间的冲突不能通过协商达成谅解，任何一方都不愿或无法退出公司时，为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强制解散公司就成为唯一解决公司僵局的措施。
（２）判断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公司是否处于盈利状态并非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必要条件。其侧重点在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存在严重的内部障碍，股东会或董事会是否因矛盾激化而处于僵持状态，一方股东无法有效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３）在公司解散案件中，法律并未设置主张解散公司的股东需要行使某项权利作为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前置程序。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审三民申字第00571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审三民申字第0057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由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据此，构成合伙型联营关系，应当具备“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法律特征。从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温泉公司转让汤泉农贸市场经营权；银泉公司在经营期(含建设期)内自行承担所有费用、责任和风险，负责项目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维护，并于经营期满或终止时将项目设施完好、无偿移交给温泉公司，并保证正常运行；当银泉公司的租金收入达4500万元后，温泉公司前期投入的500万元土地费收回250万元，达5000万元后，再收回剩余的250万元。可见，特许经营协议并不具备构成合伙型联营关系的法律特征，二审法院据此改判驳回大才公司要求温泉公司对银泉公司欠付的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充分。
摘要2：
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与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陈少强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2号
【裁判摘要】
一、功能性特征是指不直接限定发明技术方案的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而是通过其在发明创造中所起的功能或者效果对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进行限定的技术特征。如果某个技术特征已经限定或者隐含了发明技术方案的特定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即使该技术特征还同时限定了其所实现的功能或者效果，原则上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所称的功能性特征。
二、对当事人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的案件，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提出行为保全申请的，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由第一审人民法院管辖；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后，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管辖。如果情况紧急或者可能给申请人造成其他损害，且第二审法院无法在行为保全申请处理期限内作出终审判决的，应当依法及时对行为保全申请作出处理。
摘要2：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03民终150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03民终150号
【裁判要旨】两公司虽法定代表人相同、注册地址相同，在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两公司相关人员也共同对涉案工程进行了管理，但以上事实尚不足以证实两公司之间法人人格特征高度一致，在组织机构、公司财产和经营业务方面存在高度混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1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16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有专门约定，依照约定计算工程量；如果没有约定，应按照国家规定的计量规则计算，直接以图纸尺寸按照相关公式得出工程量。
【裁判摘要】经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范》【备注：《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规定，当事人对工程量计量依据发生争议，鉴定人应以现行国家相关工程国家计量规范规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当事人在合同专用条款中明确约定了计量规则的除外；《规定》关于钢梁、钢柱的工程量计算规则部分规定，“按设计图示尺寸以质量计算，不扣除……等不另增加质量……”。亦即，如果当事人有专门约定，应按照当事人的约定计算工程量，如果没有约定，应按照国家规定的计量规则计算，直接以图纸尺寸按照相关公式得出工程量。
【提示】合同约定“收方工程量”应否扣除钢材损耗工程量？
【摘要】本案中，双方在合同的结算方式条款中约定“竣工后按现场实际完成的收方工程量乘以综合单价结算”的内容，应当理解为对工程款计算方式的约定，而其中“按现场实际完成的收方工程量”的约定内容，实际就是对工程量计量方法的约定，即对于如何计算工程量，已排除按照国家规定的计算规则直接按照图纸尺寸计算，而是按照现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计算。而实际完成的工程量，鉴定机构按工程构件实际几何尺寸进行计算，符合客观实际。因而，在当事人对工程量计量方法及工程款计算方式有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纳鉴定机构依据当事人约定所作出的第二种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工程量的依据，并根据合同关于综合单价已包括分包范围内主材、辅材料、栓钉、螺栓等费用的约定，扣除栓钉、螺栓的重量，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规则】根据建筑行业的特征来看，即便钢结构主体工程初步验收合格，但钢结构是否满足墙体填充等后续工程的承重要求，尚须待整体工程完工并验收以后才能最终确定。
【裁判摘要】根据建筑行业的特征来看，钢结构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后，整个工程的墙体填充等后续工程仍需在钢结构的基础上完成，因此，即便钢结构主体工程初步验收合格，但钢结构是否能够满足墙体填充等后续工程的承重要求，尚需待整体工程完工并验收以后才能最终确定。鉴于此，本案中双方在合同中将“主体结构验收合格”和“整体工程验收合格”作为两个不同的付款条件作出约定，符合客观实际。亦即，案涉合同约定“工程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全部工程款的95%，应指D楼整体工程验收合格，并非钢结构工程验收合格。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4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46号
【裁判要旨】施工合同无效，质保金条款也无效。
【裁判摘要１】本院认为，根据《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质量保证金为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施工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质量保证金的交纳和返还应依当事人约定。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五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均无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案涉五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故双方关于在工程结算价款中预留5%质量保证金的约定亦无效。一审判决按双方合同约定预留结算价款5%质量保证金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显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规则】工程未竣工验收且施工合同无效的，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不宜从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鑫都公司是否对上述工程款及利息的给付承担连带责任问题。天顺新城二、三期工程是天顺公司与鑫都公司合作开发，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法律特征在于“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各方应对外共同承担因合作产生的债务。鑫都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合作开发人，应对天顺公司所拖欠锦宸公司的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法院认为：关于鑫都公司应否对天顺公司欠付工程款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本院认为，工程款的利息属于法定孳息。一审判决鑫都公司对天顺公司欠付锦宸公司的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未判决鑫都公司对天顺公司欠付锦宸公司的工程款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07号
【裁判要旨】有关征收及拆迁行为是由政府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强制行为，符合不可预见性、不可避免性、不可克服性等不可抗力的基本特征，不能归责于双方当事人。
【摘要】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是由而解除合同，装饰装修残值之外的其他损失也可适用公平原则由双方分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合同解除时，双方对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的处理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导致合同解除的，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由双方按照公平原则分担”，即在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而解除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公平原则分担损失，虽然该条款针对的是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但公平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装饰装修残值损失之外的其他损失，亦适用公平原则判令作为受益人的洪山村委会、三鸿公司予以补偿，符合上述法律原则和规定的精神。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2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29号
【裁判要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争议属于民事纠纷而非行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民事审判实践制定该解释，解释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金及其调整、土地用途变更等作出了规范性规定，即该司法解释对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民事性质有明确界定。且“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也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有明确规定。从本案《成交确认书》的内容来看，一是确认成交地块的位置、面积和成交金额；二是确认双方随后签订正式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从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来看，双方争议的是《成交确认书》能否履行、未能履行的责任如何承担等问题，并非对淮南国土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提出异议。双方签订《成交确认书》的行为，符合自愿平等、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民事合同纠纷是适当的。
【摘要1】如何界定“拍卖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案涉地块的拍卖出让文件《竞买人须知》第二十六条规定“竞得人在本次拍卖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应通过协议处理，如协商不成的，应提交淮南仲裁委员会仲裁”，也就是说，关键是如何界定“拍卖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本案的实际情况是，禹洲房产公司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竞得签订案涉五宗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资格，并于当日与淮南国土局签订《成交确认书》，双方在拍卖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争议，拍卖行为已经完成。《成交确认书》中明确约定“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成交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定金”，本案双方争议的是签订《成交确认书》之后的履行行为，不属于拍卖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淮南国土局关于本案应提交淮南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的规定，淮南国土局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才提交有关证据资料，显然超过了举证期限，且所举证据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一审法院没有组织质证不属于程序违法的情形。
摘要2：【解读】签订《成交确认书》说明拍卖行为已经完成，签订《成交确认书》之后的履行行为不属于“拍卖过程中产生的争议”。
上诉人长沙××房地产有限公司、上诉人××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摘要1：——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与国有土地原使用权人约定交地义务不足以否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与国土部门随后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性质
【法理提示】国有土地原使用权人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对交地事项作出约定，不能必然得出案涉法律关系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性质的结论，更不能以此否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关系的性质。在具体判断国有土地出让还是转让关系时，应结合两者在合同签订主体、标的土地使用权用途及其使用期限等方面的不同特征加以正确界定。
摘要2：【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181页】
【解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与转让合同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02号上诉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02号
【摘要1】关于原审法院认定“后续投入资金具有借贷的特征”是否有误的问题。股东向公司投入的资金，可以作为注册资本，也可以作为借款。本案宁宜公司股东根据合作协议以及公司章程约定投入的后续开发资金，并未作为注册资本，故性质上属于股东对公司的借款，原审法院认为后续投入资金具有借款特征并无不当。根据合作协议以及宁宜公司章程，股东根据实际开发需要投入的资金虽属借款，但投入条件、金额、利息等由股东会决定，具有不同于普通借款的特点。据前文所述，本案所涉2.1亿元款项的投入是由宁宜公司2014年8月8日“关于凤凰合作土地撤押归还贷款的报告”工作签报确定的，五星公司与兰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均签字认可，故应认为该笔款项属于股东根据公司章程需要投入的后续投入资金，而不是普通借款。兰山公司认为后续投入资金不同于普通借款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但其认为本案所涉2.1亿元款项属于普通借款而不是后续投入资金，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兰山公司还认为，一审判决会影响公司的股权结构，存在错误。本院认为，公司股权结构属于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属于公司要求股东按照公司章程追加后续开发资金的纠纷，公司股权结构是否因此发生变化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摘要2】关于原审法院认定五星公司代兰山公司垫付9565万元是否有误的问题。宁宜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任何一方股东未按本协议约定或股东会决议规定的时间、数额将注册资金及后续开发资金出资到位的，违约股东按照逾期出资部分的千分之一，每日向垫付股东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可由公司于利润分配时相应扣除并直接向垫付股东支付。根据该约定，兰山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后续资金，而五星公司超过其股权比例支付后续资金的，五星公司超比例支付的资金构成为兰山公司向宁宜公司垫付的资金，并在相应范围内免除兰山公司向宁宜公司支付该笔款项的义务。兰山公司关于原审法院认定五星公司代兰山公司垫付资金错误的主张，与章程规定不符，不能得到支持。
摘要2：【摘要3】关于原审法院要求兰山公司提供借款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合作协议以及宁宜公司章程载明的内容，经股东会决议，股东应按股权比例投入后续开发资金。合作协议与宁宜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各股东均应按照合作协议和公司章程履行义务。兰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对2014年8月8日宁宜公司工作签报签字认可，应按照签报内容履行义务。原审法院判令兰山公司提供资金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解读】公司股东需要投入的后续开发资金没有作为注册资本的，性质上应认定为股东对公司的借款。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9号
【裁判摘要1】案外人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共通性，但二者分属于不同的诉讼程序，其功能并不相同。相应地，对案外人民事权益的审查原则和审查标准也不尽相同。执行异议作为执行程序的一部分，其制度功能在于快速、不间断地实现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债权，其价值取向更注重程序效率性，同时兼顾实体公平性。基于这一目标，执行异议程序更侧重于对执行标的上的权利进行形式审查，人民法院执行部门主要根据执行标的的物权登记、实际占有等权利外观来认定执行标的的权属，并作出应否予以执行的判断。而执行异议之诉作为与执行异议衔接的后续诉讼程序，是一个独立于执行异议的完整的实体审理程序，其价值取向是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通过实质审查的方式对执行标的权属进行认定，进而作出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判断，以实现对案外人民事权益的实体性执行救济。由此，基于二者的关联性和共通性，在针对执行异议之诉具体审查标准的法律规定或者司法解释出台前，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可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的相关规定，对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进行审查认定。若案外人异议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关于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认定标准，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就要支持案外人的异议请求。同时，基于二者审查方式和判断标准的不同，在案外人异议不符合或者不能完全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关于可以排除强制执行认定标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也不能当然认定案外人的异议请求不能成立，而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基于案件具体情况对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实质审查，并依法作出是否支持案外人异议请求的判断。
摘要2：【裁判摘要2】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人所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应当以其责任财产为限。如果有证据证明拟执行标的不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则人民法院应当停止对该标的的执行。责任财产是指民事主体用于承担民事责任的各项财产及权利总和。民事主体以责任财产为限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用其责任财产之外的财产偿付债务。
【裁判摘要3】虽然我国现行立法未就物权期待权作出明确规定，但作为一种从债权过渡而来、处于物权取得预备阶段的权利状态，此种权利具有与债权相区别、与物权相类似的效力特征。据此，陈某某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尽管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权（所有权），但已具备了物权的实质性要素，陈某某可以合理预期通过办理不动产登记将该物权期待权转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权（所有权）。
【裁判摘要4】因执行异议申请人自身原因一直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不影响对其享有前述物权期待权的认定。但因其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购买并接收案涉房屋后多年不办理过户登记，对本案的发生具有明显过错，浪费本已紧张的司法资源，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由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以示惩戒。
【裁判摘要5】案外人有权以购房消费者身份对酒店式公寓排除强制执行——至于房屋是否具有居住功能，与房屋系商业房还是住宅的属性并无直接对应关系，商业房被用于自住、住宅被用于投资炒卖的现象在现实中均不鲜见。虽然案涉房屋系酒店式公寓，可归于商业房范畴，但酒店式公寓的设计仍可用于居住，且不排除自住。在没有证据证明陈某某尚有其他可供居住房屋、且案涉房屋已被实际用于自住的情况下，案涉房屋对陈某某夫妇即具有了居住保障功能。故，相对于住安公司享有的普通金钱债权，陈某某的居住、生存权益就有了优先保护的价值和意义。
【裁判摘要6】关于陈某某在本案中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的诉求，......案涉房屋完全可以经由当事人申请，在登记机构依法审核后办理不动产登记，陈某某基于不动产登记即可依法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在解除查封后不能办理过户登记手续。陈某某不能将基于自身财产保障而应履行的申请登记的责任和义务转嫁给司法机关，意图直接通过人民法院司法确权的形式规避本应履行的申请不动产登记的责任，对此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1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188号
【裁判要旨】
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进行行政管理的行为。根据行政法一般原理，行政行为一经成立，即产生行政法律效果，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虽然行政行为的作出是单方面的，但约束力却是双方面的。对于当事人而言，一旦寻求法律救济的期限届满、自我放弃法律救济手段，或者因其他情形导致法律救济途径穷尽，行政行为即具备不可撤销性。行政行为在其存续期间，对于行政机关同样具有约束力，这是由行政行为的处理性特征所决定的，过于随意的处理是不理智和没有意义的。从法的安定性角度考量，亦不允许行政机关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恣意撤销或废止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
但通说认为，行政行为的约束力只存在于行政行为的存续期间。行政机关虽然受行政行为的约束，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在法律救济程序之外自行撤销或者废止行政行为。当事人虽因法律救济期限届满等原因，不能再通过诉讼途径请求撤销或者废止行政行为，但却可以请求行政机关重开行政程序，对行政行为自行撤销或者废止。不过，行政程序的重开应当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这些条件包括，作为行政行为根据的事实或法律状态发生变化，行政行为作出后出现足以推翻行政行为的新的证据。如果当事人仅仅是沿袭之前的主张，行政机关作出的拒绝答复或者不予答复在性质上即系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摘要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浙辖终字第74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浙辖终字第74号
【裁判要旨】探矿权转让合同履行地应为权属变更登记地，并非探矿权所在地。
【裁判摘要】本案为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就合同履行地而言，因探矿权转让合同之特征性义务为出让方转让探矿权之行为，而依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之规定，探矿权的转让需经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准予转让的，到原发证机关办理探矿权变更登记手续，故探矿权的转让系以权属变更登记为履行标志，权属变更登记地应为此类合同履行地。因涉案探矿权之变更登记地为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所在地，故本案合同履行地应为杭州市。原审裁定认定本案合同履行地为探矿权所涉矿区所在地不当，应予纠正。因涉案合同已经部分履行，由合同履行地法院审理本案更为适宜。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探矿权转让合同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规定，当事人可约定管辖法院。
【解读２】探矿权转让当事人签订阴阳合同，应以备案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探矿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条款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67号
【裁判摘要】首先，为鼓励矿业权有序流转，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应依法确认矿业权的转让、承包、合作等多种流转方式的合法存在。其次，只有实质具备矿业权转让性质的承包合同，即构成“名为承包、实为转让”的，才可以适用矿业权转让须经审批。否则构成违规转让应认定为违法的相关规定，不应将矿业权承包一概认定违法而予以禁止。矿业权合作，亦非一概采取合作转让的方式，而是包括实体性合作和契约性合作两种模式，前者因需设立新的法人企业并将矿业权转移变更登记在新设立的法人企业名下，涉及矿业权转让的问题；后者仅需通过协议对合作各方权利义务进行安排，无需办理矿业权主体变更登记手续，不存在矿业权转让的问题。本案所涉《协议》即属于后者情形。再者，从法律位阶来看，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属部门规章，不属于合同法及其解释中可作为认定合同无效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从条文内容看，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宜，不属于合同法及其解释中可作为认定合同无效依据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不能根据上述规定得出矿业权承包合同或者合作合同一概无效的结论。最后，有关未经审批的矿业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目前存在有效说和未生效说两种意见。但合同性质的认定是判断合同效力的前提，如矿业权承包、合作未构成实质上的转让，则无从适用有关矿业权转让合同须经审批的限制性规定。基于上述考虑，案涉《协议》无论认定为合作合同还是认定为承包合同均为无效的裁判意见不当。依据本案已查明的《协议》约定内容及双方共享利润，未变更矿业权人，有关证照、印鉴、对外指定账号等均由祥兴煤矿持有管理等实际履行情况，并不具有采矿权转让意在转让采矿权对应的全部实体性权益，并变更采矿权人的身份的特征，《协议》在性质上应认定为契约性合作，应为合法有效。
摘要2：【解读１】依法成立的采矿权承包合同有效。
【解读２】矿业权合作包括实体性合作和契约性合作两种模式。实体性合作因需设立新的法人企业并将矿业权变更登记到新设立的法人企业名下，涉及矿业权转让问题，应当办理矿业权转让审批及主体变更登记手续；契约性合作仅需要通过协议对合作各方权利义务进行安排，不存在矿业权转让的问题，无需办理矿业权转让审批及主体变更登记手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04号
【裁判摘要】二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规范，应认定为有效。从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及履行方式符合承包关系的特征，能够证明李某干选厂矿石由宏大公司提供或自行在宏大公司采矿区采矿。再审法院认为：宏大公司与李信签订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范，协议有效。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