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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78号
【裁判摘要】
一、印章真实不等于协议真实。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内容是双方合意行为的表现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各方确认双方合意内容的方式,二者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协议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印章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协议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
二、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提出的人民法院另案审理中作出的鉴定意见,只宜作为一般书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鉴定意见只能在本案审理中依法申请、形成和使用。

摘要2:【摘要1】本案原审期间,陈某某并未向原审人民法院提出有关损失鉴定申请,原审法院将陈某某提供的该《鉴证报告》作为鉴定意见予以质证和认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鉴定意见即使为原审法院依法委托,该鉴定意见在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亦应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否则不能采信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摘要2】不涉及矿业权主体变更的矿业权合作合同无需报矿产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根据双方认可的5.1协议,昌宇公司以其享有的采矿权与陈某某形成了合作开发矿山法律关系,该合作关系并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陈某某认为其与昌宇公司构成矿山买卖合同关系及双方买卖关系无效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印章在证明合同真实性上属初步证据,认定合同真实性须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88号
【典型意义】矿业权合作合同履行中,矿业权人未放弃矿山经营管理,继续履行其法定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矿业权主体并未发生变更的,不构成矿业权变相转让,合作合同不受自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的法律限制。当事人以未办理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作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矿业权民事纠纷案件中,合同效力之争较为常见,尤其在当事人主张和人民法院认定不一致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根据诉讼经济和利益衡平原则,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和诉讼请求,准确界定合同性质、正确评价合同效力。

摘要2:【解读】采矿权合作不涉及变更采矿权主体且采矿权人未完全放弃矿区管理的,不构成采矿权转让,合作开采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

矿业权转让、租赁、承包和合作合同

摘要1:【目录】无证勘查开采合同效力;矿业转让合同效力;矿业权转让合同报批义务;矿业权转让合同解除;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矿业权合作合同

摘要2:无

朗××与彭××、南华县××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合作合同纠纷案

摘要1:【典型意义】矿业权合作合同履行中,矿业权人未放弃矿山经营管理,继续履行其法定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矿业权主体并未发生变更的,不构成矿业权变相转让,合作合同不受自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的法律限制。当事人以未办理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作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矿业权民事纠纷案件中,合同效力之争较为常见,尤其在当事人主张和人民法院认定不一致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根据诉讼经济和利益衡平原则,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和诉讼请求,准确界定合同性质、正确评价合同效力。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67号
【裁判摘要】首先,为鼓励矿业权有序流转,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应依法确认矿业权的转让、承包、合作等多种流转方式的合法存在。其次,只有实质具备矿业权转让性质的承包合同,即构成“名为承包、实为转让”的,才可以适用矿业权转让须经审批。否则构成违规转让应认定为违法的相关规定,不应将矿业权承包一概认定违法而予以禁止。矿业权合作,亦非一概采取合作转让的方式,而是包括实体性合作和契约性合作两种模式,前者因需设立新的法人企业并将矿业权转移变更登记在新设立的法人企业名下,涉及矿业权转让的问题;后者仅需通过协议对合作各方权利义务进行安排,无需办理矿业权主体变更登记手续,不存在矿业权转让的问题。本案所涉《协议》即属于后者情形。再者,从法律位阶来看,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属部门规章,不属于合同法及其解释中可作为认定合同无效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从条文内容看,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宜,不属于合同法及其解释中可作为认定合同无效依据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不能根据上述规定得出矿业权承包合同或者合作合同一概无效的结论。最后,有关未经审批的矿业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目前存在有效说和未生效说两种意见。但合同性质的认定是判断合同效力的前提,如矿业权承包、合作未构成实质上的转让,则无从适用有关矿业权转让合同须经审批的限制性规定。基于上述考虑,案涉《协议》无论认定为合作合同还是认定为承包合同均为无效的裁判意见不当。依据本案已查明的《协议》约定内容及双方共享利润,未变更矿业权人,有关证照、印鉴、对外指定账号等均由祥兴煤矿持有管理等实际履行情况,并不具有采矿权转让意在转让采矿权对应的全部实体性权益,并变更采矿权人的身份的特征,《协议》在性质上应认定为契约性合作,应为合法有效。

摘要2:【解读1】依法成立的采矿权承包合同有效。
【解读2】矿业权合作包括实体性合作和契约性合作两种模式。实体性合作因需设立新的法人企业并将矿业权变更登记到新设立的法人企业名下,涉及矿业权转让问题,应当办理矿业权转让审批及主体变更登记手续;契约性合作仅需要通过协议对合作各方权利义务进行安排,不存在矿业权转让的问题,无需办理矿业权转让审批及主体变更登记手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48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487号
【裁判摘要】不涉及矿业权主体变更的矿业权合作合同无需报矿产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案涉两份《协议书》约定通润公司的主要义务是办理探矿、采矿手续,并向广元公司、融兴公司提供探矿、采矿许可证,广元公司和融兴公司的主要义务是在协议签订时缴纳勘查开发权益金和管理费,负责办理林地占用、安全生产等手续,双方联合勘查共同开发。国土资源部2000年11月1日发布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号)第四十二条规定:“合作勘查或合作开采经营是指矿业权人引进他人资金、技术、管理等,通过签订合作合同约定权利义务,共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泌阳县矿产资源勘查大队出具的《泌阳县广元矿业公司矿区范围图》、《泌阳县融兴矿业公司矿区范围图》也明确显示通润公司的探矿证和采矿证中均包括了广元公司、融兴公司的矿区。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本案纠纷的性质本质上属于合作勘查(开发)合同纠纷或合作开采经营合同纠纷,属于合同纠纷的一种,是正确的。本案实质上是多个单位共同出资,共同享有开采经营权,广元公司、融兴公司办理矿区地面的林地使用权,通润公司办理采矿权证,相互配合。协议内容是对合作开发的一种约定,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广元公司、融兴公司享有采矿经营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在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至于各方共享开采经营权后,以哪种具体方式经营,则需要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要求进行。

摘要2:【解读】合作办理采矿权证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13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139号
【裁判摘要】《合作开采协议》若是通过合作方式进行的权利转让,须报有关机关批准,并经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至少也应将相关合同进行登记备案。而事实上《合作开采协议》仅为矿业集团和李某某双方之间的内部协议,李某某意欲通过该协议获得采矿资格,从事开采活动。该协议没有经过变更登记或者登记备案,不具有以合作方式转让采矿权的对外公示效力。因此,矿业集团再审申请时声称通过《合作开采协议》,其与李某某之间实为经营权转让的关系,李某某根据该协议独立经营并独立承担盈余亏损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通过合作方式转让矿业权应报矿产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并经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至少也应将有关合同进行登记备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160-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160-1号
【裁判摘要】矿业权合作不涉及矿业权主体变更,矿业权人未放弃矿区管理的,不构成矿业权转让——从《合作协议》约定看,天台友信公司以洪沙泉公司名义并在其管理下开展勘查、开采工作,不涉及矿业权主体变更,并不存在矿业权的转让。双方当事人对资金投入、利润分配、勘采管理等内容进行约定,属于合作勘查、开采的范畴,并不违背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合作协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摘要2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桂民一终字第21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桂民一终字第21号
【裁判要旨】采矿权合作合同当事人签订跨越采矿证到期日为履行期限的合同,且对采矿权证到期后可能出现的损失风险双方没有约定,可以酌情考虑由双方共担停产损失的风险。
【裁判摘要】本案是合同之诉,非侵权之诉,对损失如何赔偿要围绕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内容来分析。如前所述,南星公司与韦某某间是一种非法人型的矿业权合作,对于合作的利益分配在《斜井工区及选厂合同》第四条有约定,“1、自2007年4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止,南星公司按窿口与选厂合作项目产出销售总额的20%提取,再扣除合作项目使用的材料和管理费用后,余下的作为劳务费支付给韦某某;2、自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30日止,斜井工区合作期限满后,选厂合作项目所剩两年合作期按南星公司51%、韦竣严49%的比例持有股份,经营所得按持股比例分配,合作期限届满无偿归南星公司所有。”双方明知采矿证的到期日仍签订跨越该日期为履行期限的合同,且对采矿证期满后可能出现的损失风险负担双方没有约定,双方主观上均有过错,可以酌情考虑由合作双方共担。综合本案合作双方投资与收益的比例及最终产权归属的情况,南星公司与韦某某各负担50%的停产损失较为公平合理。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