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要旨】（１）已成立未生效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通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２）矿业权人未履行报批义务导致矿业权转让合同解除的，矿业权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但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因未履行报批义务导致合同解除的，未经法院判决报批义务人履行报批义务直接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违约方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经法院判决报批义务人履行报批义务后仍不履行报批义务而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
摘要2：【注释】根据《民法典》第５０２条规定：（１）一方不履行报批义务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还是缔约过失责任？——属于缔约过失责任（”承担违反报批义务的赔偿责任“）而非违约责任。（２）迟延履行报批义务的责任与判令报批后仍然拒绝履行报批义务的责任是否有所区别？——二者均属于缔约过失责任，但责任范围上有区别，后者判令报批后仍然拒绝履行报批义务的责任规定参照违约责任处理。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粤高法民二终字第4号
【裁判摘要1】关于《委托拍卖合同》的效力问题。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是对案件各方当事人权利进行裁判的公开性文书，涉及物权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与登记、交付等公示方法相同的效力，因而可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本院作出的（1998）粤法民初字第12号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美华公司同意将其位于深圳市福田区金田B118-29号地块所建的美华大厦一至十六层（包括地下停车场及其红线范围内的土地）产权归中信银行所有，故中信银行已依法取得该房产的产权，中信银行作为权属人有权对美华大厦一至十六层进行包括拍卖在内的权利处分。中信银行基于此与金槌拍卖行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是中信银行对其权益的自由处分，也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的合同，金槌拍卖行有权依中信银行的委托对标的物进行拍卖。
摘要2：【裁判摘要2】关于《拍卖成交确认书》的效力问题，金槌拍卖行接受中信银行委托对美华大厦一至十六层进行整体拍卖，并在《深圳商报》、《深圳特区报》等报刊上刊登了《拍卖公告》，声明了参加竞买美华大厦的相关事宜。金槌拍卖行在拍卖前发布的《拍卖资料》及《竞买须知》中均如实明确了美华大厦第十六层处于司法查封状态，买受人须承担拖欠一冶公司工程款的事实，鸿燊公司也无提供其它证据表明金槌拍卖行存在隐瞒拍卖物真实情况等欺骗竞买人的事实。金槌拍卖行同时还通知了一冶公司作为承建商享有优先购买权，一冶公司未参与竞买。金槌拍卖行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规定的拍卖人的法定义务，其拍卖行为合法有效。鸿燊公司在明知《拍卖资料》及《竞买须知》内容的基础上，参与竞买并与金槌拍卖行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拍卖成交确认书》再次确认拍卖房产为在建工程，未竣工验收，曾在国土部门办理过楼花证，经我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至中信银行名下，但中信银行未办理过户手续，开发商美华公司拖欠承建商一冶公司工程款截止2003年3月底为本金人民币5664385.58元，利息1510688.78元，一冶公司已查封了第16层房产，建筑批文，图纸资料在一冶公司，鸿燊公司必须全部承担2003年6月3日中信银行与一冶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的中信银行处置美华大厦后需向一冶公司支付工程款人民币7175074.36元及滞纳金的偿还责任的事实，同时还明确约定，买受人不得因拍卖标的第十六层被法院查封或一冶公司对拍卖标的物的任何权利而主张拍卖无效，也不得以前述理由要求返还竞买保证金。上述事实表明，鸿燊公司明知拍卖标的物第十六层经一冶公司申请被司法查封的情况，并同意在第十六层处于司法查封状态下买受标的物，同时自愿放弃以上述理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故《拍卖成交确认书》是金槌拍卖行与鸿燊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为有效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签订后，鸿燊公司未按约定支付拍卖价款显属违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证金不予退还的违约责任，故鸿燊公司关于要求中信银行退还1500万保证金、赔偿利息损失并要求金槌拍卖行对上述保证金本息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28号
【裁判摘要】在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中，虽请求分配利润的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但当有证据证明公司有盈余且存在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等滥用股东权利情形的，诉讼中可强制盈余分配，且不以股权回购、代位诉讼等其他救济措施为前提。在确定盈余分配数额时，要严格公司举证责任以保护弱势小股东的利益，但还要注意优先保护公司外部关系中债权人、债务人等的利益，对于有争议的款项因涉及案外人实体权利而不应在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中作出认定和处理。有盈余分配决议的，在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时，在公司与股东之间即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若未按照决议及时给付则应计付利息，而司法干预的强制盈余分配则不然，在盈余分配判决未生效之前，公司不负有法定给付义务，故不应计付利息。盈余分配义务的给付主体是公司，若公司的应分配资金因被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而不足以现实支付时，不仅直接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也损害到其他股东的利益，利益受损的股东可直接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向滥用股东权利的公司股东主张赔偿责任，或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张赔偿责任，或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向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张赔偿责任。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第十五条 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
【要旨】在公司存在可分配利润，满足进行盈余分配的条件下，在大股东滥用多数表决权不通过股东会分红决议，并存在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等滥用股东权利情形下，法院可以在没有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强制公司分红。
【解读】小股东请求法院强制分红需要证明以下两点：（１）证明公司存在营利，满足分配利润的前提条件；（２）证明大股东存在滥用多数表决权恶意不分红同时自己却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而对情形，致使小股东的权益受到实质损害。
摘要2：【解读１】法院判决强制分红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但书”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
【解读２】法院判决盈余分配具体标准：实践中法院往往通过审计鉴定的方法予以确定，且考虑企业所得税和股东个人所得税。
【解读３】法院判决强制分分红不支持加算利息——在强制盈余分配判决生效之前，公司不负有法定给付义务，亦不应计付利息。
【解读４】实际控制人等责任人对于公司盈余分配给付义务承担的是补偿赔偿责任——法定代表人变相分配、隐瞒或转移公司应分配资金，应当在公司到期不能履行盈余分配款给付义务时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５】有证据证明公司有盈余且存在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等滥用股东权利情形的，诉讼中可强制盈余分配。
【解读６】符合强制分配盈余条件的，不须经股权回购等其他前置程序；当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者转移利润时应予适度干预。
摘要1：解答：（１）生效判决判令侵权责任人赔偿受害人继续医疗费、继续护理费，立案执行后申请执行人死亡的，其中一次性支付继续医疗费、继续护理费应当继续执行；（２）赔偿权利人死亡不属于“新的证据”的再审事由，依法不应当再审。
摘要2：【注解１】交通事故受害人因伤致残且构成大部分护理依赖，但受害人在一审法院作出后、二审法院作出前４天死亡，残疾赔偿金及长期护理费应当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５条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规定，原则上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或伤残情况，通过预设生存年限等标准定型化计算赔偿数额。受害人虽于诉讼前或诉讼期间因其他原因死亡，但其因伤致残的事实客观发生，残疾赔偿金应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第２５条规定确定。关于护理费之确定亦如是。——参考案例：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11民终998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民申736号
【注解２】（１）交通事故受害人在二审期间死亡，法院未围绕查明的新事实审理和裁判，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２）发回重审后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等费用。——参考案例：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渝民再340号；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渝0231民初649号；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渝03民终1211号
摘要1：解答：已为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仅具有事实证明力，允许当事人持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不具有既判力，不必经过再审程序变更后才能推翻。
摘要2：
摘要1：解答：《民法总则》生效后，《合同法》第54条关于可变更合同的规定不再适用。因重大误解、显示公平或者欺诈、胁迫签订的合同，当事人不能基于《合同法》第54条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变更合同。
摘要2：
摘要1：【实务要点】前案返还土地使用权判决生效后，因执行受阻，申请执行人又以排除妨害案由另案起诉的，应认定构成重复起诉。
【案例索引】安徽淮北中院（2015）淮民一终字第00195号
摘要2：
摘要1：【实务要点】原告提出诉请并经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又以实际争议标的额超出诉请为由，就超出数额另行起诉的，系对同一争议事实再次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民事诉讼原则，应予驳回。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再申字第68号
摘要2：
摘要1：【实务要点】当事人起诉被法院裁定驳回，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如当事人对该裁定不服，除依法通过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重新审理外，不得在以后诉讼中主张与该生效裁定相反内容，亦不能就同一诉讼标的重复起诉。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95号
摘要2：
摘要1：【实务要点】生效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又基于同一标的和相同被告，再次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因不符合受理条件，故应裁定驳回起诉。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四终字第2号《美国×××工程公司诉××发电公司等侵权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实务要点】当事人就已起诉事项在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后诉诉请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则后诉请求实质上违反《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5项“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规定，构成重复诉讼。
【案例索引】《构成一事不再理的判断》
摘要2：
摘要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2011年12月2日 鲁高法〔2011〕297号）
一、关于物权纠纷案件(一)关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形如何处理的问题(二)关于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与不动产登记的关系(三)关于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同共有房屋的处理问题(四)关于典当的法律性质问题(五)关于相邻关系中妨害建筑物采光、日照的认定标准问题(六)关于物业服务中发生的机动车损害或者人身伤害如何处理问题(七)关于违法建筑的认定和处理问题(八)关于不动产物权权属争议中的民行交叉问题(九)关于业主委员会的诉权范围问题
二、关于房地产纠纷案件(一)关于以协议方式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二)关于集体土地以租代征合同的效力问题(三)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四)关于因信贷政策变化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履行的处理问题(五)关于因限购政策导致商品房买卖不能发生物权效力的处理问题(六)关于房屋交付条件中验收合格的理解与适用问题(七)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商品房认购书的效力问题(八)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问题(九)关于出租人出租抵押房屋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十)关于房屋买卖中“黑白合同”的认定问题(十一)关于以房抵债合同的效力问题
三、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一)关于项目经理的法律地位问题(二)关于“黑白合同”认定的有关问题(三)关于固定价格合同未履行完毕而解除的，工程价款如何结算的问题(四)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情形下发包人能否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问题(五)关于固定价格合同在履行中能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问题(六)关于实际施工人的诉讼地位和发包人责任的性质问题(七)关于质量保修金返还时间的确定问题(八)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质量标准与国家强制性标准不一致的处理问题(九)质量保修期间质量缺陷的责任承担问题(十)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以政府文件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现政府文件被撤销或者失效的情形如何处理的问题
四、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一)关于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和法律适用问题(二)关于村民小组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三)关于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延包或者依法调整承包地重新发包后，丧失承包地的农户请求返还的处理问题
摘要2：(四)关于发包方违法侵占、收回、调整家庭承包地的情形下，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五)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效力问题(六)承包人未按承包合同约定种植特定农作物的，发包方是否有权请求解除合同的问题
五、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关于民间借贷的范围问题(二)关于民间借贷的生效条件问题(三)关于民间借贷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以及证据审查和采信问题(四)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中利息、违约金争议的处理问题(五)关于个人借贷单位使用的民间借贷处理问题(六)关于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问题
六、关于侵权纠纷案件(一)关于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衔接问题(二)关于无赔偿权利人或者赔偿权利人不明的情形下，有关部门能否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问题(三)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问题(四)关于受害人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问题(五)关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七)关于产品责任的赔偿责任主体、赔偿责任问题(八)关于产品侵权责任的惩罚性赔偿的问题(九)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问题(十)关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同一损害的赔偿责任问题(十一)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第三者的认定问题(十二)关于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处理问题(十三)关于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机动车贬值损失是否予以赔偿的问题
七、关于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一)关于离婚案件因被告下落不明而公告送达，能否缺席判决的问题(二)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三)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的效力问题(四)关于夫妻婚前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孳息的归属问题
八、关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一)关于建筑行业中实际施工人直接招用的人员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二)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下双倍工资的支付问题(三)关于工伤停工留薪期的确定问题(四)关于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请求劳动者赔偿损失应否支持的问题(五)关于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的保险待遇问题(六)关于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纠纷案件的受理问题(七)关于基本生活费是否适用仲裁时效的问题(八)关于加付赔偿金的处理问题(九)关于双重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十）关于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是否终止问题(十一)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九、关于民事诉讼程序问题(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52号
【裁判要旨】根据《矿产资源法》第六条和《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的相关规定，采矿权转让需要经过审批管理机关批准，审批管理机关批准是采矿权转让合同的法定生效条件。未经审批机关批准，当事人双方订立的采矿权转让合同，若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办理批准手续，则应当认定该采矿权转让合同未生效。
摘要2：【解读1】采矿权转让合同未经批准不生效——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审批管理机关作出准予转让或者不准转让的决定。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管理机关批转的采矿权转让合同尚未生效，当事人一方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办理变更登记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解读2】采矿权转让未获得批准，受让人无权请求办理变更登记——采矿权转让得到批准是办理采矿权变更登记的前置程序，而转让能否获得批准需要经过审批机关的审查，属于行政职权。故在采矿权转让尚未获得批准的情形下，受让人直接请求办理采矿权变更登记无法律依据。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宁民终字第87号
【裁判摘要】原审判决查明，原、被告双方因共同经营婴幼儿用品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双方于2013年8月2日签订《付款协议书》，约定被告郑××共需以汇款方式向原告陈××支付360490元，该款项于2013年8月3日起按月利率1.5%计息至全额付清，被告郑××同意于2013年8月31日前支付给原告陈××15.3万元，余款及利息最迟于2013年12月31日全部付清。被告郑××于2013年8月2日向原告陈××出具《欠条》一张，确认郑代芬欠陈××人民币360490元。2014年4月14日，被告郑××出具《证明》一张，载明：郑××与陈××2012年至2013年间运作母婴批发项目，其中陈××所投入的本金已予返还；所得分红及利息等合计21.5万元，2014年4月14日郑××付款15万元给陈××，陈××确认收到，余下款项6.5万元，双方协商同意于2014年5月15日前还清。该《证明》还载明“本证明生效之日，之前所签写的付款协议及郑××所写欠条均应在2014年5月15日付清余下款项65000元失效”。该《证明》由郑××、陈××签字确认。被告郑××分别于2013年8月31日向原告陈××付款5.3万元，于2013年10月13日向原告付款5万元，于2013年11月6日向原告付款5万元，于2014年4月15日向原告付款15万元，于2014年6月20日向原告付款3万元，于2014年7月19日向原告付款3.5万元，合计36.8万元。
【裁判摘要２】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原、被告后又签订《证明》以对双方债权债务作出重新约定，但该《证明》因被告未履行约定义务而未生效，《付款协议书》及《欠条》未失效。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仍然应当依照《付款协议》及《欠条》的约定。原告主张被告按照《付款协议书》履行支付义务，予以支持。被告主张《付款协议书》及《欠条》已经被《证明》替代，不予支持。．．．．．．判决：被告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原告陈××逾期利息25671.87元。
摘要2：【裁判摘要３】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于2014年4月14日签订的《证明》系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签订，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证明》自双方签字确认之日起生效，上诉人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成立。但《证明》最后一段的内容为“本证明生效之日，之前双方所签写的付款协议及郑××所写的欠条均应在2014年5月15日前付清余下款项65000元（陆万伍仟元整）失效”，该内容文意包含了被上诉人在让渡部分利益（部分利息）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应当在《证明》约定的时间内及时偿还被上诉人65000元欠款，否则双方仍应按原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履行还款和支付原约定的利息的意思在内，由于上诉人未在《证明》约定的时间内及时偿还剩余的65000元欠款，按《证明》中有关利息的约定进行履行的条件未成就，且已成为不可能，原审按照双方原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第3条的约定，判决上诉人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并无不当。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抵押权优先受偿范围的请示答复（[2013]执他字第26号，2013年11月27日）
【摘要】 在参与分配程序中，抵押权的实现并不以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为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9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或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申请参加参与分配程序，主张优先受偿权。第94条规定，参与分配案件中可供执行的财产，在对享有优先权、担保权的债权人依照法律规定的顺序优先受偿后，按照各个案件债权额的比例进行分配。依照上述规定，在参与分配程序中，债权人只要在实体上享有抵押权，即可主张债权的优先受偿。如果其他债权人、被执行人对于抵押权及其担保债权的范围存在异议，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通过分配方案异议、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程序予以救济。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59号
【裁判要旨】矿业权主体为合伙企业，合伙份额整体转让导致矿业权权利证书发生变更的，转让合同需要进行审批，未经审批不生效。
【裁判摘要1】关于合同性质的认定，原则上应根据合同的名称予以判断，但如果合同名称与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不一致的，则应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除此之外，尚需考察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2011年1月10日，柳振金、马敏奎作为转让方与肥矿光大公司作为受让方签订的《协议》，名称规范、明确，如该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一致，则该协议即应定性为股权转让协议。经审查，尽管该协议约定转让的是股权，但由于大宏山煤矿属于合伙企业，并没有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投资人的柳某某、马某某转让的只能是大宏山煤矿的合伙财产份额，且属于全部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人有权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一般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并没有行政审批的要求，但案涉合伙企业属于矿山企业，而矿山合伙企业全部财产份额的转让将导致原投资合伙人全部退出该企业，原登记在“威宁县大宏山煤矿（柳振金）”名下的采矿许可证亦需要进行相应变更，而采矿权的变更必须经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行政审批。因此，在矿山合伙企业投资人转让其全部财产份额、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应按照采矿权转让的规定对案涉《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就此而言，一审判决将本案双方的交易定性为采矿权转让、双方之间的协议定性为采矿权转让合同并无不当。柳某某、马某某主张本案属于企业并购协议纠纷，采矿权变更只是企业并购协议履行项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附随义务的主张与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的规定，案涉采矿权的转让应报请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不发生法律效力。鉴于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采矿权转让并未办理审批手续，一审判决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之规定，将案涉协议认定
摘要2：【裁判要旨】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采矿权转让合同报批申请明确不予批准的情况下，受让人可以据此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请求解除合同。
【裁判摘要2】采矿权转让合同尽管在未经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批准前未生效，但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报批申请明确不予批准的情况下，受让人可以据此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本案中，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针对肥矿光大公司提交的《关于是否审批同意煤矿采矿权转让的请示》，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关于威宁县草海镇大宏山煤矿采矿权转让相关事宜的复函》，明确“涉及煤矿采矿权的转让，我厅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的通知》（黔府办发电（2013）107号）的规定，按省能源局公示的名单和煤矿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现状，将煤矿采矿权过户到对应的兼并重组主体名下。即是只受理向兼并重组主体企业转让采矿权的申请”，而贵州省能源局公示的兼并重组主体名单中并没有肥矿光大公司。就此而言，案涉《协议》涉及的采矿权已经不能办理过户并登记到肥矿光大公司名下，肥矿光大公司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请求解除案涉《协议》，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解读1】采矿权转让合同的报批义务条款无需审批自合同成立时生效。
【解读2】转让矿山合伙企业全部财产份额应履行矿业权转让行政审批手续，否则合同不生效。
贵州肥矿光大能源有限公司诉柳振金等采矿权纠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341号
摘要1：【案号】(2015)宁法委赔字第9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碍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当事人损害的，属于国家赔偿范围。本案中，荣育公司申请执行梁某某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一案，经镇江中院委托本院执行、本院指定原白下区法院后，原白下区法院于2007年10月立案执行。立案后，原白下区法院依法采取了送达执行令、调查询问等相应的执行措施，在确认梁某某目前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荣育公司也未能提供梁某某可供执行的财产和线索的情况下，原白下区法院于2007年12月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荣育公司作为债权人是否会有损失及损失的大小取决于被执行人梁某某的债务履行能力和实际状况。原白下区法院于2012年收到荣育公司的限制出境申请后，未对被执行人梁某某采取限制出境措施，致使梁某某返回台湾，原白下区法院已向荣育公司出具函件确认其工作人员存在失误，但该失误并不必然导致荣育公司的损失，即原白下区法院未及时对梁秋屏采取限制出境措施与荣育公司是否造成损失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此外，该执行案件目前仍处于执行中止阶段，尚未执行终结，至荣育公司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时，荣育公司是否已造成损失及损失的大小均处于不确定状态，故荣育公司提起国家赔偿的事实依据不足。
摘要2：【法条链接】《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313号
【提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未经公司追认该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担保属于超越权限，该行为也未经公司追认，所以其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故债权人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关于新大陆体育中心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一）李某某提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认定公司担保行为无效。首先，原审法院并未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性质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一审法院明确上述规定“纵使为管理性禁止性法律规定”，各民事主体有遵守的义务。其次，原审法院认定《担保承诺书》对于新大陆体育中心不具有约束力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相关规定，而并非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对案涉《担保承诺书》的效力进行评判。（二）李某某提出其没有义务审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会同意，客观上也无法进行该项审查。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质押财产、借款等事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同时还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某作为新大陆体育中心的前法定代表人、股东，其对公司章程的内容应有清楚认知。虽《担保承诺书》出具时，李某某已将股权转让，但其亦应知道公司出具《担保承诺书》属于股东会决议事项，有义务和必要要求李俊报提供并查阅股东会决议，李某某称其无义务也无法审查的理由不成立。（三）李某某提出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新大陆体育中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适用前提为债权人不知道该公司的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但本案中李某某明知李某报系新大陆体育中心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故其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要求新大陆体育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四）李晓光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新大陆体育中心应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本案中，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报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担保属于超越权限，且李某报的行为也未经公司追认，所以，李某报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故，李某某再审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新大陆体育中心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43号
【提示】抵押物已被扣押后，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租金可优先于租金应收账款质权人受偿。
【裁判要旨】法院通过查封对抵押财产施加以公权力之后，抵押人收取孳息的权利即被剥夺，不论抵押权人是否通知孳息的清偿义务人，抵押权效力已及于孳息。从物权法第197条第1款规定的立法目的及抵押权的性质来看，对法定孳息清偿义务人的通知并非抵押权效力及于法定孳息的生效要件而是对抗要件。
【裁判摘要】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致使抵押财产被人民法院依法扣押的，自扣押之日起抵押权人有权收取该抵押财产的天然孳息或者法定孳息，但抵押权人未通知应当清偿法定孳息的义务人的除外。”抵押财产被法院扣押后，即使抵押权人怠于通知，抵押权效力已经及于孳息，但清偿义务人因不知抵押财产被扣押的情况而将法定孳息支付给抵押人的，仍产生清偿的效力，抵押权人不得主张清偿无效，即不得对抗清偿义务人。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的对法定孳息清偿义务人的通知，并非抵押权效力及于法定孳息的生效要件，而系对抗要件。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目的性限缩的方式将《物权法》第197条关于通知法定孳息清偿义务人的规定限缩解释为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
摘要2：【摘要１】《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2015年1月13日广东高院受理本案，同年3月24日天津一中院裁定受理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同年4月2日天津一中院指定天津市泛华清算有限公司担任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管理人。由于本案诉讼先于破产案件受理，根据破产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本案诉讼应在天津一中院指定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管理人且管理人接管该公司财产之后继续进行，而不应将本案移送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亦即天津一中院按确认之诉审理。本案判决生效后，天津一中院可依据本判决对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申报的债权进行确认，该破产债权亦将在重整程序中统一受偿。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有关原判决错误适用法律，对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的债权个别清偿将损害该公司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自2013年12月31日和2014年12月25日该两份协议签订并生效之日起，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对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即享有请求支付案涉维权费用的债权，该债权的产生早于2015年3月24日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破产申请受理的时间。虽然该维权费用的具体数额系于破产申请受理之后由本案判决确定，但债权数额的确定并不影响该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之前已经产生的事实。故原判决判令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对案涉维权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有关该维权费用系参加重整程序的费用，不属于破产债权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３】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之规定，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按照原判决第四项和第七项就主债务的利息部分所承担的担保责任，应自天津一中院受理该公司破产申请时起停止计算。．．．．．．若破产申请被驳回，则不存在停止计息的问题。因此，本院不宜在本案中对停止计息问题进行判定，而应由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即天津一中院根据该破产案件的具体审理情况，确定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就主债务的利息部分承担担保责任的截止时间，其在确定利息计算截止日期时，可不受本案判决关于利息计算截止时间的约束。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5号
【提示】不应将合同义务认定为限制合同生效的条件，合同义务不能成为附条件合同中的条件。
【法理提示】附条件合同中的条件，与合同义务是不同的。条件的实质是当事人对民事法律行为所添加的限制，由于这个限制，使法律效果的发生、变更、消灭系于将来不确定的事实，法律行为经附条件后就处在一种不确定状态。合同义务是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的内容，合同义务确定且明确，当事人未全面、适当履行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不同于条件成就与否的不确定性，不应将合同义务认定为限制合同生效的条件。
摘要2：【裁判摘要】所谓附条件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特别约定一定的条件，以条件的是否成就来决定合同效力的发生或消灭的合同。条件应当是将来不确定发生的事实，条件必须合法且由当事人协议确定，并且不得与合同的主要内容相矛盾。条件的实质是当事人对民事法律行为所添加的限制，由于这个限制，使得法律效果的发生、变更、消灭系于将来不确定的事实，法律行为经附条件后就处在一种不确定状态。亦即，条件的本质特征在于成就与否的不确定性。据此，合同义务不能成为条件，理由在于：首先，合同义务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其义务，而条件是否能够成就是不确定的，当事人不负有使条件成就的义务。其次，合同义务没有完成，当事人要承担违约责任，而条件没有成就，当事人不承担违约责任。再次，合同义务没有完成，原则上不能拟制其已经完成，而拟制成就是条件制度的重要内容。第四，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约束力和确定性，所谓附条件法律行为的不确定性是合同确定性的例外。如果将条件的范围扩大到合同义务，那么条件天然的不确定性将毁灭合同的确定性本身。第五，条件的作用是限制合同效力，如果合同义务可以作为条件，那么合同效力将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履行意愿。本案中，“按国有资产处置的相关规定进行股权转让”这一约定，是双方当事人对股权转让方式作出的约定，该内容明确且确定。依据该约定，蚌埠日报社负有将兴文公司股权提交交易所进行挂牌交易的合同义务，乔某某参与竞买，至于挂牌交易后乔连生能否摘得股权，是合同履行的结果问题，合同履行结果的不确定不是条件的不确定，不应将上述约定视为限制合同生效的条件，诉争股权转让合同不构成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因双方当事人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蚌埠日报社转让兴文公司股权经过了蚌埠市财政局批准，故诉争合同应为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本案二审判决对合同效力定性不当。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10起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之三——阐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实施后的外资合同效力规则 依法保护外商投资者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自2016年10月1日起实施重大改革，将运行多年的全面审批制改为普遍备案制与负面清单下的审批制。如何认定备案的性质以及履行期限跨越新法实施日的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的效力，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案的裁判规则指出，备案不再构成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以外的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的生效要件。相应地，未报批的该类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亦为生效合同。该判决所确立的裁判规则对于指导外商投资企业纠纷的处理、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一审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民初19号；【二审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51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期间跨越了外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法律文件实施日期，但股权转让合同只要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
【裁判摘要】举证妨碍推定——鹰城房地产公司董事会决议及合同、章程修改协议虽系复印件，但上述原件曾提交过平顶山商务局，现为鹰城房地产公司持有，经河南高院释明，鹰城房地产公司未予提交，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认定复印件书证内容真实，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解读１】《股权转让合同》为审批生效合同，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３０日因未经审批，《股权转让合同》处于成立但未生效的状态。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２０１６年修正）正式实施，对外商投资准人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人负面清单）以外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变更，由行政审判制转为适用备案管理制（备案管理的性质为告知性备案，不属于合同的效力要件）。本案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经营范围不在外商投资准人负面清单之列，股权转让依法不需要再提交行政审判，《股权转让合同》自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起生效。
【解读２】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股东转让合同履行期间跨越外资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日期，因法律修改不再属于审批对象，“批准之日生效”的约定不再具有合同生效条件的意义。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
【目录】引言一、关于民法总则适用的法律衔接二、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三、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四、关于担保纠纷案件的审理五、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审理六、关于证券纠纷案件的审理七、关于营业信托纠纷案件的审理八、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九、关于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十、关于破产纠纷案件的审理十一、关于案外人救济案件的审理十二、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
关键词：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的时间效力；与目标公司“对赌”；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表决权能否受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诉讼地位；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认定；因果关系抗辩；诉讼时效期间；违反《公司法》第16条构成越权代表；善意的认定；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越权担保的民事责任；权利救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债务加入准用担保规则；何时成为股东不影响起诉；正确适用前置程序；股东代表诉讼的反诉；股东代表诉讼的调解；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条件；请求召开股东（大）会不可诉；强制性规定的识别；违反规章的合同效力；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价款返还；损害赔偿；合同无效时的释明问题；未经批准合同的效力；报批义务及相关违约条款独立生效；报批义务的释明；判决履行报批义务后的处理；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撤销权的行使；抵销；履行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履行期届满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通知解除的条件；约定解除条件；违约方起诉解除；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违约金过高标准及举证责任；变相利息的认定；高利转贷；职业放贷人；独立担保；担保责任的范围；混合担保中担保人之间的追偿问题；借新还旧的担保物权；担保债权的范围；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未办理登记的不动产抵押合同的效力；房地分别抵押；抵押权随主债权转让；流动质押的设立与监管人的责任；浮动抵押的效力；动产抵押权与质权竞存；担保关系的认定；约定担保物权的效力；保兑仓交易；无真实贸易背景的保兑仓交易；保兑仓交易的合并审理；让与担保；适当性义务；法律适用规则；责任主体；举证责任分配；告知说明义务；损失赔偿数额；
摘要2：免责事由；共同管辖的案件移送；案件审理方式；立案登记；案件甄别及程序决定；选定代表人；揭露日和更正日的认定；重大性要件的认定；场外配资合同的效力；合同无效的责任承担；营业信托纠纷的认定；资产或者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劣后级受益人的责任承担；增信文件的性质；保底或者刚兑条款无效；通道业务的效力；受托人的举证责任；信托财产的诉讼保全；信托公司固有财产的诉讼保全；未依约支付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仲裁协议对保险人的效力；直接索赔的诉讼时效；合谋伪造贴现申请材料的后果；民间贴现行为的效力；转贴现协议；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中的票据权利；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的处理原则；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中的民刑交叉问题；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救济；继续推动破产案件的及时受理；破产申请的不予受理和撤回；受理后债务人财产保全措施的处理；受理后有关债务人诉讼的处理；债务人自行管理的条件；重整中担保物权的恢复行使；重整计划监督期间的管理人报酬及诉讼管辖；重整程序与破产清算程序的衔接；庭外重组协议效力在重整程序中的延伸；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的确定及责任；公司解散清算与破产清算的衔接；无法清算案件的审理与责任承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债权人能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必要共同诉讼漏列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启动后案外人不享有程序选择权；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非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系商品房消费者；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与抵押权的关系；案外人系商品房消费者之外的一般买受人；分别审理；涉众型经济犯罪与民商事案件的程序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中民商事案件中止审理的条件
摘要1：【裁判要点】执行程序开始前，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一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以已履行和解协议为由提出执行异议的，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审查处理。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２０２０年修正）第十九条【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效力】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根据当事人自行达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和解协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或者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裁定中止执行，但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三）被执行人一方正在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裁定中止执行；（四）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裁定驳回异议；（五）和解协议不成立、未生效或者无效的，裁定驳回异议。
【注解】（１）执行外和解协议不能自动对法院的强制执行产生影响，当事人仍然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２）被执行人以执行外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为由提出执行异议的，法院可以参照《执行和解规定》第１９条规定对和解协议的效力及履行情况进行审查，进而确定是否终结执行。
摘要1：【裁判要点】生效判决认定采矿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但尚未生效，判令转让方按照合同约定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并非对采矿权归属的确定，执行法院依此向相关主管机关发出协助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通知书，只具有启动主管机关审批采矿权转让手续的作用，采矿权能否转让应由相关主管机关依法决定。申请执行人请求变更采矿权受让人的，也应由相关主管机关依法判断。
摘要2：【解读】探矿权受让人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应由行政机关作出判断，通过申请执行主体变更不能最终解决——生效判决所称的转让方按照合同约定为受让人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并非对采矿权归属的确定，而首先应是指履行促成合同生效的报批义务，合同经过审批管理机关批准后才涉及办理矿业权转让过户登记。
摘要1：【裁判要点】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产生争议，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履行的，可以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对执行和解协议中原执行依据未涉及的内容，以及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当事人可以通过其他救济程序解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11号
【裁判要旨】合同约定协议字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般可以理解为签字或盖章后协议即生效，而非必须同时具备签字与盖章两个条件后协议方生效。
【裁判规则】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订立和履行合同的，能否挂靠被挂靠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
【摘要】在挂靠关系下，挂靠人系以被挂靠人名义订立和履行合同，其与作为发包人的建设单位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对实际完成施工的工程价款，其仅能依照挂靠关系向被挂靠人主张，而不能跨越被挂靠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挂靠情形，是因挂靠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不能援引该司法解释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而非免除被挂靠人的付款义务。从这个意义上看，北京建工上诉主张停工前工程系黄进涛挂靠施工，故其不应承担付款责任，黄进涛应向明光酒店公司和明光旅游公司直接提出主张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原审法院判决明光酒店公司直接向黄进涛支付续建工程价款后，其未依法提出上诉。原审判决前述判项确定的实体义务虽然无须再作实质调整，但鉴于需要改判北京建工及北建海南分公司向黄进涛支付续建工程欠款，故将原审判决前述判项变更为明光酒店公司在其所欠工程款范围内，对北京建工及北建海南分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解读】当事人提供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的，法院基于证据关涉案件基本事实可以予以采纳。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677号
【解读】合同“签字盖章”后生效一般为“签字或盖章”中具备其一即可。
摘要1：【裁判摘要】
一、在借贷关系中，出借人为防止借款无法按期收回而要求借款人提供不动产作为债权担保的，双方应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物登记。出借人回避抵押担保制度，选择指定第三人与借款人签订委托合同并由该第三人取得出售借款人的不动产等重大权利的，此时委托合同虽意在实现抵押担保功能，但其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仍应受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则之制约。
二、在委托合同项下，受托人负有遵照委托人指示，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在授权范围内依法善意处理委托事务之法定义务。受托人无视委托人的真实意愿与切身利益，转而根据出借人指令恶意处分委托人财产，即使该处分行为对交易相对方发生效力，受托人仍应就其严重侵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摘要2：【解读】受托人无视委托人利益恶意处分委托人财产的，即使该处分行为发生效力，仍应就其过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22号
【提示】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时其解除的时间应如何判定？
【裁判要旨】一方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据此法院以判决的方式判令予以解除，系人民法院行使公权力对于当事人私领域的商事交易行为的判定，其解除的时间应为本判决生效之日。而法院立案后向另一方当事人送达含有解除合同诉讼请求的起诉状，系执行法定的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权力行为，并不代表将请求解除合同的具有私法性质的意思表示到达一方当事人。
【裁判摘要】涪立公司行使法定解除权的请求并未向中铝重庆分公司和中铝公司直接提出，而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合同。案涉合同能否解除，应由人民法院最终判定；何时解除，应以人民法院的判决生效为准。本案中，中铝重庆分公司与涪立公司在案涉两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亦未对解除合同协商一致，在此情形下，涪立公司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合同，其提起诉讼可以视为解除合同意思表示的一种表达方式，但其行使的法定解除权是否成立，需由人民法院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和法律规定进行判定。一审法院立案后，向中铝重庆分公司、中铝公司送达涪立公司含有解除合同诉讼请求的起诉状，系执行法定的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权力行为，并不代表涪立公司将请求解除合同的具有私法性质的意思表示到达中铝重庆分公司、中铝公司。根据前面所述，涪立公司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据此本院以判决的方式判令案涉两协议予以解除，系人民法院行使公权力对于当事人私领域的商事交易行为的判定，其解除的时间应为本判决生效之日。本案中，虽然合同解除时间的确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并无影响，但一审法院确认案涉两协议解除的时间为向中铝重庆分公司送达起诉状的日期，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１】当事人行使法定解除权请求解除合同，法院最终认定合同应予解除的，解除时间应认定为判决生效之日——当事人行使法定解除权，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合同，如法院最终认定合同应予解除，系法院行使公权力对于当事人私领域的商事交易行为的判定，解除时间应认定为判决生效之日而非一审认定的起诉状送达之日，判决主文亦表述为判令合同解除而非确认合同解除。
【解读２】对于当事人因行使法定解除权而由法院判令解除合同的，合同自何时起解除还有不同的观点，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5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钱某某向创益能源公司转让案涉股权，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对外即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故江苏高院依据中能源公司基于（2012）苏商初字第0008号民事调解书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查封冻结登记在被执行人创益能源公司名下的案涉股权，并无不当。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3号民事判决不能直接产生股权变动的效力，钱桂新基于该民事判决只是享有要求创益能源公司返还案涉股权的权利，该判决并未否定工商登记显示的案涉股权权利人的信息。因此，钱桂新凭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3号民事判决主张创益能源公司名下彩虹晶体公司70%股权中的19%归其所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钱某某依据上述判决拥有的只是股权返还请求权，故其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退一步讲，假如钱某某依据上述判决拥有了股权，依据《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其诉讼请求亦不能获得支持。本案中，江苏高院于2013年4月7日作出（2013）苏执字第0004号民事裁定，于同年5月8日向河南省内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2013）苏执字第000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冻结创益能源公司持有的彩虹晶体公司70%股权。而钱桂新据以主张权利的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3号民事判决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依据上述规定，钱某某的民事权益亦不能排除江苏高院对案涉股权的强制执行。
摘要2：《九民纪要》124.【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并未涉及执行标的物，只是执行中为实现金钱债权对特定标的物采取了执行措施。对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规定了解决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规则，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时可以参考适用。依据该条规定，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可以排除执行；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未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而是基于不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有效合同（如租赁、借用、保管合同），判令向案外人返还执行标的物的，其性质属于物权请求权，亦可以排除执行；基于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有效合同（如买卖合同），判令向案外人交付标的物的，其性质属于债权请求权，不能排除执行。
应予注意的是，在金钱债权执行中，如果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生效裁判认定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如买卖合同）无效或应当解除，进而判令向案外人返还执行标的物的，此时案外人享有的是物权性质的返还请求权，本可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但在双务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双方互负返还义务，在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其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将会使申请执行人既执行不到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又执行不到本应返还给被执行人的价款，显然有失公允。为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只有在案外人已经返还价款的情况下，才能排除普通债权人的执行。反之，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不能排除执行。
【解读】本案处理结果与九民纪要规定不符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077号
【裁判要旨】判断合同未生效还是无效，首先应按照《合同法》第５２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进行审查，在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的情况下，才需要判断合同是否具备生效条件及是否生效。
【裁判摘要１】本院认为，第一，理论上，合同成立未生效指合同双方经平等协商就合同内容达成合意，但缺乏合同生效的要件，暂时不产生法律效力，在办理相应批准登记手续或约定生效条件具备时合同生效，合同生效后双方依约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合同无效指法律对合同内容本身的否定性评价，合同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没有任何约束力，由双方当事人根据过错程度承担责任。判断合同未生效还是无效，首先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进行审查，在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的情况下，才需要判断合同是否具备生效条件及是否生效。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闫某某与双利公司签订的煤矿转让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涉案煤矿转让协议约定闫某某将其投资的包括资源价款、井巷工程等在内的宏伟煤矿四井全部转让给双利公司，并将证照、印章及一切相关票证全部交给双利公司。由该协议内容可知，该煤矿转让协议实为采矿权的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的规定，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矿产资源，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必须符合法定的资质条件。第六条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本案中，不仅双利公司不具有采矿权资质，且闫某某与双利公司未经批准擅自转让采矿权，并在未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开采，严重扰乱了国家矿产资源管理秩序，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该煤矿转让协议应当认定无效。因该煤矿转让协议自始无效，当然也不存在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后恢复生效的问题。因此，闫某某关于涉案煤矿转让协议未生效，并不必然导致无效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受让方不具有采矿权资质且未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即非法开采矿产的，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采矿权受让方不具有采矿权资质，并在未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开采，严重扰乱了国家矿产资源管理秩序，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采矿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