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23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236号
【裁判要旨】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股权代持投资协议，但受托人在未与目标公司及其股东签订投资协议即向该公司转款，并且在转款后也一直未督促目标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也从未参加目标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对目标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毫不知情的，应当认定委托人的投资目的未能实现。在委托人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受托人返还投资款及赔偿相应损失的，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31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310号
【裁判要旨】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前提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订立有效合同，明确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该条规定，为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除非有相应证据足以推翻登记机关所登记内容，对于公司股东身份的确认，原则上应以登记公示的内容为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前提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订立有效合同，明确约定了股权代持关系，即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本案中，陈某某与郑某某之间并无相关合同明确股权代持关系，即使股权转让款以及增资款实际是由陈某某代郑某某支付，也并不能据此得出该25%股权归陈某某所有而由郑某某代持的结论。
【裁判规则】股权转让合同双方串通故意逃避债务，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股权，债权人有权请求撤销合同。
摘要2：【摘要】关于郑某某以2500万元向陈某某和李某某转让荣鼎公司25%股权的行为应否被撤销的问题——第一，根据已查明事实．．．．．．故郑某某将25%股权以2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某某和李某某，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行为。第二,受让人陈某某和李某某不属于善意不知情。根据已查明事实．．．．．．以上事实均可认定协议双方相互串通，明显故意逃避债务。综上，本案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债权人陈某某１的请求，判令撤销郑某某以2500万元向陈某某和李某某转让荣鼎公司25%股权的行为并无不当。
【解读】债务人将所持第三方公司的股权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受让人与债务人存在亲属关系且系第三方公司的股东和实际经营管理者，不属于善意不知情，债权人有权申请撤销股权转让。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02011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02011号
【裁判要旨】夫妻一方无权处分房屋导致房屋买卖合同解除，另一方应就返还已付购房款承担连带责任，而因合同解除导致的其他违约责任则由无处分权一方自行承担。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因涉案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池×系在与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买卖合同，在合同发生效力后，池×收取的75万元购房款系涉案房屋的对价，应为夫妻共同财产，池×负有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闫赛名下的义务。现买卖合同解除，尚未履行的合同义务归于消灭，池×与张×对于涉案房屋的权利恢复到原有状态，对于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恢复原状，故闫赛有权主张返还已经支付的75万元房款，张×及池×作为涉案房屋及售房款的共有权人，对闫赛负有连带返还义务。......关于闫赛所主张的其他违约责任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婚姻法之相关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现池×与闫赛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系池×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个人行为，该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系由于池×违反法律规定，以及张×保护自身权利的正当行为所致，张×对于买卖合同的签订不知情，对于违约责任的产生亦不存在过错。故因合同不能履行而产生的其他违约责任之债务，为池×的个人债务，由池×个人负责清偿。
摘要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浙商提字第76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浙商提字第76号
【裁判要旨】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向合伙人以外的认转让财产份额的，其他合伙人有权撤销，但撤销权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１年内行使。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甲是否有权请求确认陈甲与童甲之间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除合伙企业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对于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合伙份额的行为，其他合伙人应该有权撤销。但出于维护交易行为稳定性的考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根据本案再审查明的事实，童甲在受让份额实际经营会所后，投入资金对会所进行重新装修，王甲于2008年7月向名豪会所领取分红款时，即应知晓童甲受让份额并实际经营会所的情况，但其并未及时行使撤销权，直至2010年1月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陈甲与童甲之间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无效，已超过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限。而且，考虑到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企业人身信任关系的保护，本案中，在陈甲转让合伙份额前，王甲与陈甲之间即已因合伙企业知情权事宜发生诉讼，应认定双方人身信任关系已经发生动摇，合伙企业的存续基础受到破坏，不宜通过司法判决强系王甲、陈甲之间合伙关系的存续。据此，陈甲、童甲签订合伙份额转让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王甲关于确认陈甲、童甲之间合伙份额转让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法律和事实基础，二审法院作出的实体判决并无不当。
摘要2：
简法｜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其非法目的行为是否必然无效？
摘要1：解答：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该合同属于虚假行为无效；其非法目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并非必然无效，如不存在合同无效之情形应属于有效。
摘要2：【问题】借款人骗取银行贷款，能否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解读１】
（１）第一种观点合同绝对无效：只要一方怀有＂非法目的”，即使另一方不知情合同也无效；
（２）第二种观点只有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合同才无效，不能以借款人单方存在“非法目的”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而只能认定为可撤销合同。
（３）“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合同无效，需要合同双方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只有以非法的“合意”才能否定以真实意思“合意”为基础成立的合同的效力）；仅有一方存在“非法目的”，即使当事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也不能构成否定合同效力的理由。
【解读２】“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应当是合同双方共同的目的而非单独哪一方目的；如果仅仅是合同一方的目的而非双方的共同目的并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要件，在效力认定上也得不出合同无效的结论。
【注解】（１）原《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７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的情形，不再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事由；（２）民法典施行后，适用民法典裁判的案件“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一认定民事行为无效的事由不会再出现。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09号
【裁判要旨】民间借贷涉及犯罪并不当然无效，对该合同效力应依照《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规定进行判断。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根据该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认定无效：第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第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第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第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第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据此，首先，民间借贷合同涉及犯罪的，其效力并不当然属于无效，对该合同效力的判断，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规定进行判断。本案中，徐某某因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刑罚，但韦某对该犯罪行为既不知情，亦未参与，且刑事判决认定韦某属于徐某某犯罪行为的受害人。因此，本案借款合同并不属于韦某与徐某某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同时，韦某依据本案借款合同出借款项的民间借贷行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亦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其次，根据本案事实，本案借款合同亦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任一情形。因此，本案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属无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行为人虽已构成集资诈骗罪，但其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仍应依据民事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认定。
贝洪峰等与李占江等民间借贷纠纷申请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2245号
【裁判摘要】关于没有提供报表和资料构成违约的认定是否有证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涉案《担保借款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约定，“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乙方有权停止发放借款并立即收回已经发放的借款本息，直至解除本合同。（1）甲方、丙方提供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报表和各项材料等不真实。（2）甲方、丙方与第三者发生诉讼，有可能无力向乙方偿付本息……。”该条第二款约定，“乙方有权检查、监督款项的使用情况，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有关报表和资料等。”这些约定是为了保证李某某、朱某某对款项使用情况的知情权、监督权，以便在发现贝洪峰擅自改变款项用途或发生其他可能影响出借人权利的情况时，及时采取措施、收回款项及利息。一、二审审理已经查明，贝某某自收到借款起至李某某、朱某某起诉时止，未向李某某、朱某某提供过任何资料和报表。而不提供相关资料和报表会使得李某某、朱某某无从了解案涉款项的使用情况，不利于其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因此，原审认定贝某某未向李某某、朱某某提供相关资料和报表属于违约，并不缺乏证据证明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84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844号
【裁判要旨】同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属于授益性行政行为，而撤销此类批复的决定有可能剥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应当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进行合法性审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径行撤销授益性行政行为，侵害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法院通常应当依法判决撤销或者确认违法，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还可以判决确认无效。
【裁判摘要】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开封市政府于2011年作出的汴政土文（2011）55号《关于撤销汴政土文（2004）8号文的批复》（以下简称55号批复）。开封市政府于2004年2月14日作出的汴政土文（2004）8号文（以下简称8号批复）的主要内容是开封市政府同意收回饮料总厂使用的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福兴公司作为工业用地。8号批复的基础是2003年7月28日饮料总厂与侯福兴签订的《整体出售、购买付款协议书》和2003年8月30日双方签订的《关于整体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将饮料总厂整体转让出售给侯福兴。后因侯福兴未履行协议约定和相关承诺，2004年4月饮料总厂依约终止与侯福兴的上述两个协议并通知侯福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该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福兴公司在2004年4月20日收到解除协议通知后，未就协议履行问题提起民事诉讼。因此，8号批复将涉案土地出让给福兴公司的依据已不存在，开封市政府根据开封市商务局的请示，通过作出55号批复撤销了8号批复在实体上并无不当。虽然被诉批复是土地行政管理的审批环节之一，但因该环节直接涉及福兴公司的重大权益，且审批程序启动并非基于福兴公司的申请，开封市政府在作出被诉批复之前，应保障福兴公司的知情、参与等程序权利，通知福兴公司提供证据并听取意见，开封市政府未履行上述程序，迳行作出被诉行为，不符合依法行政原则中程序正当的基本要求，一、二审法院以此为由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308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3086号
【裁判摘要】再审被申请人通过调取相关信息，作出“答复告知书”并具明一系列相关具体内容，已经是在其法定信息公开职责之外的积极行为。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了“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但本案之具体情形是再审被申请人主动调取有关信息并直接答复了再审被申请人，很大程度上便利了信息公开申请人，更有利于其相关权益的保障，并未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任何侵害。
【裁判摘要２】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五条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邮政局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有权要求该行政机关予以更正。该行政机关无权更正的，应当转送有权更正的机关处理，并告知申请人”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七款有关“原告起诉被告拒绝更正政府信息记录的，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过更正申请以及政府信息与其自身相关且记录不准确的事实根据”，更正政府信息需要满足信息公开的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过更正申请、政府信息记录和自身有关、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且被告有权更正等项条件，在没有证据证明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再审申请人在诉讼中迳行要求法院判令再审被申请人更正相关信息，难以得到支持。
摘要2：【解读１】原告起诉行政机关在其法定信息公开职责之外为便利当事人实现知情权的积极行为，如果该行为未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人民法院可以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解读２】要求更正政府信息是否可以直接起诉？——（１）当事人要求行政机关更正错误或不准确的政府信息的，应当先行向具有更正权的行政机关提出更正申请；（２）若未经上述程序直接要求法院判令行政机关更正信息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不作为十大案例之五：王某诉某市政府行政不作为案
摘要1：【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一条“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有关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应当负责调查核实，责令依法公布；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之规定，被告市政府依法负有依原告王某某的申请对其反映的事项进行调查核实以及责令褚庄村村委会公布相关村务的法定职责。被告在履行责令职责时，不应仅限于作出并送达责令通知，还应限定公开的合理期限并应跟进监督村委会对责令通知的执行情况，以实现公开的结果。本案中，被告虽已按法律规定向褚庄村村委会作出责令公开村务信息通知，但未限定公开的合理期限，亦未对褚庄村村委会执行通知情况进行核实，被告的所谓履责行为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责令”程度，缺乏约束力和执行力，从而导致褚庄村村委会至本案庭审时也未向原告公开相关村务。因此被告并未完全履行法定义务，其应继续履行责令之责。遂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责令褚庄村村委会向原告限期公开相关村务信息。
摘要2：【来源】《人民法院报》
【解读】政府部门责令村委会公开村务应设立履行期限。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0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00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或有债务"应按通常理解并结合合同条款、订立目的解释其含义。新业国资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亦不能从合同相关条款、合同目的中解读出其主张的内容，原审判决综合全案事实，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财会[2006]3号）规定，对协议约定“或有债务"的认定并无不当。新业国资公司称已提起的相关诉讼表明鑫风麒公司存在隐瞒债务的情形，但又承认前述案件确系在中联评估公司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基准日之后提起，故该案件并不能证明鑫风麒公司存在双方约定的“或有债务"的情形。新业国资公司系风能公司持股46.45%的控股股东、风能公司是鑫风麒公司持股34%的大股东，且新业国资公司认可对控股的风能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合并以及风能公司作为大股东对鑫风麒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合并的事实，故新业国资公司称因牛国良、代伟等人恶意隐瞒而对鑫风麒公司经营及债务情况不知情，不合常理。因此，新业国资公司主张鑫风麒公司在2011年存在隐瞒或有债务行为的主张依据不足。
【解读】《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或有债务"应按通常理解并结合合同条款、订立目的解释其含义。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569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2004年2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次会议通过）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2004年2月24日 京高法发[2004]50号）
摘要2：一、诉讼主体问题1．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中的筹备组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职工持股会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3．涉及股东会议、董事会议的诉讼如何确定被告?4．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纠纷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5．股东的签名被他人冒用，导致其股权被转让并丧失股东身份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被告?6．因公司与股东以外的第三人签订出资协议纠纷而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7．涉及股东知情权纠纷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被告?8．股东以公司利益受到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不当行为的侵害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9．有限责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股东能否直接提起要求清算的诉讼?10．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成立了清算组进行清算，因掌握与公司清算有关的公司档案文件、财务账簿以及印章等的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不向清算组交付上述物品导致清算组不能清算而提起的诉讼，如何确定当事人?
二、股东资格与股东出资问题11．如何确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12．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股东死亡，其继承人能否直接主张继承股东资格?13．国有企业划拨土地使用权能否直接作为股东出资?14．有限责任公司中持股职工能否退股?15．股权转让款已经实际交付，公司尚未办理股权转让确认或变更登记即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股权受让人能否向股权转让人主张撤销或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三、诉讼时效问题16．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其他股东或公司要求其补足出资，如何计算诉讼时效期间?17．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如何计算诉讼时效期间?18．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人依据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取得公司对其股东身份的确认，股权转让人要求股权受让人给付股权转让款，如何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四、法律适用问题19．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纠纷的法律适用?20．涉及企业改制而发生的公司纠纷的法律适用?21．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外资企业纠纷如何适用《公司法》?22．公司章程与《公司法》条款规定不一致时的法律适用原则?
五、其他问题23．已经被法院判决限期清算，并成立了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公司，对于清算组已经确认但拒绝清偿的债务纠纷，如何确定管辖及审理原则?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裁判指引
摘要1：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裁判指引（桂高法民二〔2020〕19号）
摘要2：【目录】一、公司资本制的效力 1.【公司资本制原则及其地位】2.【股东退股中的资本维持】3.【股权转让中的资本维持】4.【公司受损与股东受损的区辨】5.【追索抽逃出资的请求权基础的区别】
二、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 6.【分层次效力】7.【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合同效力：双务合同关系】8.【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合同效力：共同法律行为】9.【侵权责任意义上的请求权基础】10.【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界限】
三、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则 11.【股东会决议与司法介入的界限】12.【股东与高管身份重叠时的责任认定】13.【股东知情权的性质】14.【股东知情权与公司利益冲突时实质性竞争关系的判定方法】15.【股东协议与股权登记存在冲突的情形】16.【在公司解散纠纷中如何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四、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17.【股权转让合同与股权变动的区别】18.【股权变动时间点的判断】19.【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股权变动时间点的情形】20.【股权变动的对抗效力】21.【外部转让时其他股东是否同意的效力影响】22.【其他股东表示同意的方式】23.【外部转让时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效力影响】24.【附生效条件视为成就的例外情形】
五、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 25.【完成增资的必备前提】26.【完成增资的判断方法】27.【完成增资的通常方式】28.【向公司投资行为的实质性判断】
六、隐名出资（代持股）的适用规则 29.【隐名出资关系的定性及其理由】30.【隐名出资的一般性规则】31.【隐转显的要件辨析】32.【内部公开型隐名出资规则】33.【实质股东型隐名出资】
七、董事高管违反勤勉义务的责任34.【责任主体的范围及实质判断标准】35.【合谋主体的排除】36.【侵害行为的特定性】37.【勤勉义务的基本依据】38.【交接中的勤勉义务】39.【因果关系规则】40.【利益损失的已然性】
八、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41.【构成要件】42.【法人人格否认的既判力范围】43.【公司人格否认之诉与破产程序的衔接】
九、对赌协议的效力审查 44.【对赌协议的基本认识】45.【回购条款的性质】46.【名为对赌实为借贷的认定】
山东高院民二庭《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摘要1：【目录】一、公司设立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一)新资本制度下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问题(二)涉及隐名出资的有关问题二、公司治理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一)股权转让有关问题(二)股东会决议有关问题(三)股东知情权有关问题(四)“对赌协议”有关问题(五)第三人撤销之诉有关问题三、公司终止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一)公司解散有关问题(二)公司清算有关问题
摘要2：1.债务人公司现有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而公司股东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能否加速到期?或者说“非破产情形下股东的出资义务是否加速到期”?2.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况下，出资期限尚未届满的股东是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3.第三人代垫出资并协助抽逃出资的，是否承担赔偿责任?4. 如何把握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规则?5.隐名出资情形下，实际出资人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债权人主张名义股东或实际出资人承担责任的，能否支持6.名义股东因借款、买卖等非股权交易纠纷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名义股东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又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停止对该股权强制执行的，能否予以支持?7.如何认定公司章程中禁止或者严格限制股权(股份)转让条款的法律效力?8.股东与非股东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是否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9.控股股东不召开股东会即自行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如何认定?10.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时，是否可以一并查阅会计凭证?11.如何认定“对赌协议”的效力?12.公司股东对于公司债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能否予以支持?1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其中(1)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应当如何认定?(2)“其他途径”具体包括哪些情形?14.债权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为由，主张公司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刘×诉汪××、朱××、天安保险盐城中心支公司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摘要1：【裁判摘要】投保人通过保险公司设立的营销部购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营销部营销人员为侵吞保费，将自己伪造的、内容和形式与真保单一致的假保单填写后，加盖伪造的保险公司业务专用章，通过营销部的销售员在该营销部内销售并交付投保人。作为不知情的善意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购买的保险是真实的，保单的内容也并不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营销部的行为在民法上应当视为保险公司的行为。因此，虽然投保人持有的保单是假的，但并不能据此免除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摘要2：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北民一终字第166号（１）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北民一终字第166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同意，作为具有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个人是不能与本公司订立合同进行交易的。本案中,上诉人祥东公司第一任股东是符某某(占公司90%股权)及李某某(占公司10%股权),符某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06年9月12日与自己签订了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虽然公司没有正式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但另一股东李某某已明确表示其与符某某当时就转让涉案七亩土地给符卫东一事已达成口头协议，因此，双方于2006年9月12日签订的合同并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符合法律规定，应是合法有效之合同。
摘要2：【解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合同，虽未经股东（大）会决议，但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他股东对此知情且同意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鄂民申1489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鄂民申1489号
【裁判摘要１】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章某起诉的身份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章某既是全家福公司的股东，也是该公司监事。章某已于2015年4月13日以全家福公司股东身份向该公司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了（2015）鄂西陵民初字第00068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现仍为生效判决。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有关重复诉讼的规定，章某在本案中仅能以监事身份起诉，否则构成重复诉讼，且章某在原审程序及再审审查程序中均明确陈述系以监事身份起诉。因本案中章某系以监事身份起诉，且其也只能以监事身份起诉，故其以股东身份要求享有股东知情权为由所提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关于章某能否以监事身份起诉要求检查公司财务的问题。章某以监事身份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为公司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有关监事职权的规定。．．．．．．尽管公司监事可以行使公司法规定的上述职权，但该法仅在第五十三条第六项规定了诉权，即针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法律并未赋予监事以诉讼方式检查公司财务的权利。此外，作为公司监督机关的监事（会）与作为公司权力机关的股东（大）会，作为公司执行机关和代表机关的董事会（执行董事）共同构成公司治理的基本机构，监事（会）行使监督职权实际是维护公司利益的公司行为，即使赋予监事（会）相关诉权，也应由监事（会）以公司名义行使，而不应以监事（会）个体名义行使。因此，章某在本案中以个人名义起诉全家福公司没有法律依据，其相关再审事由不成立。
摘要2：【解读】监事无权以监事名义以诉讼方式行财务检查权。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沈河民三初字第1040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沈河民三初字第1040号
【裁判摘要】在原告没有对其股权作出处分的情况下，除非沈阳紫光软件公司进行了合法的增资，否则原告的持股比例不应当降低。依据被告沈阳紫光软件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增资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被告沈阳紫光软件公司关于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上时某某签字非本人所签，原告对于增资事宜不知情，对于原告而言，该增资行为无效，对于原告没有法律约束力，且股东认缴增资部分至今未到位，不应以工商变更登记后的人民币2，000万元注册资本金额来降低原告在被告沈阳紫光软件公司的持股比例，而仍旧应当依照5%的股权比例在股东内部进行股权分配。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时某某自2012年5月9日起持有被告沈阳紫光启明软件技术有限公司5%股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0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03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康某某主张鑫福堂药业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主要依据是张某某向康某某出具的三张《借条》中“本公司自愿对以上借款承担连带的还款保证责任”的签注上加盖有鑫福堂药业公司印章。．．．．．．本案中，鑫福堂药业公司在《借条》担保人签注处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属于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虽然康某某未审查公司股东会决议存在瑕疵，但相对于个人而言，不宜过于严苛。且《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属于公司管理性强制性规范，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担保行为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结合鑫福堂药业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两个自然人，即法定代表人张某某与本案借款人张某某１，该公司股东人数少，且张某某与某某１系父子关系，其管理层与股东并未实质性分离，股东张某某对公司重大事项仍有一定影响力，即便鑫福堂药业公司称其法人被羁押，对盖章行为其不知情，也仅仅是其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不能对抗第三人。况且，据张某某庭审陈述，该公章是由股东张瑞祥带康晓强到鑫福堂药业公司办公场所加盖的，可以表明担保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愿意对本案张瑞祥的欠款承担连带还款义务。故鑫福堂药业公司的担保行为不应被认定无效，其应按照《担保法》的规定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商外终字第00035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商外终字第00035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审计系指由接受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及其相关资料进行独立审查并发表审计意见。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的基础包括：接触与编制财务报表相关的所有信息以及审计所需的其他信息，注册会计师在获取审计证据时可以不受限制的接触其认为必要的内部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但雍康公司章程第12.2条（f）项仅载明：“任何一方可以在任何时间，雇佣一名审计人员或派其内部审计人员检查合资公司的财务记录和程序，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合资公司和其他方必须尽最大努力予以配合协助审计人员。”因此，该条款并未赋予股东单方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的权利，而是约定了股东行使知情权的具体方式。且在一审判决中已经明确ROONEYLIMIED享有股东委派审计人员检查公司财务记录和程序的权利。而ROONEYLIMITED一审中明确其主张的是审计权，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件人民法院依法惩处证券、期货犯罪典型案例
摘要1：【目录】１.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温德乙等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欺诈发行股票，数额巨大；违规披露重要信息，严重损害股东利益；2.唐汉博等操纵证券市场案——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申报、撤单或者大额申报、撤单操纵证券市场，情节特别严重；3.张家港保税区伊世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文献等操纵期货市场案——非法利用技术优势操纵期货市场，情节特别严重；4.周文伟内幕交易案——证券交易所人员从事内幕交易，情节特别严重；5.顾立安内幕交易案——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从事内幕交易，情节特别严重；6.陈海啸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情节特别严重；7.齐蕾、乔卫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证券公司从业人员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情节特别严重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0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企业以其部分财产和相应债务与他人组建新公司，对所转移的债务债权人认可的，由新组建的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对所转移的债务未通知债权人或者虽通知债权人，而债权人不予认可的，由原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原企业无力偿还债务，债权人就此向新设公司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在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承担连带民事责任。第七条规定，企业以其优质资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债权人以新设公司和原企业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应当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辽宁土产公司根据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复进行股份制改造，由新设立的股份公司即天力公司承接经净资产评估的相应资产，承担辽宁土产公司的银行债务。天力公司的设立是辽宁土产公司改制方案的组成部分，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新公司”。根据查明事实,2003年9月26日，辽宁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大连协调组向中国银行辽宁分行发函，明确“改制后的辽宁土产有限责任公司承接原公司的中国银行辽宁分行贷款的50%，即1500万元，并负责还本付息，剩余部分借款留在老公司”。中国银行辽宁分行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但其以实际行动向天力公司发放了1500万元贷款，由天力公司支付到辽宁土产公司在中国银行辽宁分行的账户，再由中国银行辽宁分行直接对该账户的该款项予以扣划偿还了辽宁土产公司对中国银行辽宁分行的等额债务。由此可知，中国银行辽宁分行对于辽宁土产公司的改制方案，即天力公司承接辽宁土产公司1500万元资产并承担等额债务，剩余贷款留在辽宁土产公司事实上是知情并以实际行动表示同意。妮羽公司作为中国银行辽宁分行债权的受让人，其主张权利时应受原债权人意思表示的拘束。由于天力公司与债权人中国银行辽宁分行事实上达成了债务承担的特别约定，所以应以特别约定为准。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辽宁土产公司改制新设天力公司过程中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所以天力公司依法不应对辽宁土产公司的其他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主张不应对辽宁土产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合法有据，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对天力公司承接资产价值及债务承担数额的认定错误，判令天力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应予纠正。关于天力公司承接的辽宁土产
摘要2：【解读】原债权银行对债务人改制方案已表示同意，债权受让人应受原债权人意思表示的拘束。
简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合同何种情形合同有效？
摘要1：解答｜不具有董高身份与公司签订合同有效，其他股东知情且同意、公司纯获利益之董高与公司签订合同有效：（１）虽在公司任职但不具有董高身份，与公司订立合同合法有效；（２）董事、高管与公司订立合同未经股东会决议，但其他股东知情且同意的合同有效；（３）董事、高管与公司订立公司纯获利益的合同有效（包括约定合理利息的出借资金合同）。
摘要2：
（2016）渝0105民破1、2、3号
摘要1：——法人人格未实质混同的关联企业破产重整路径
【裁判要旨】关联企业之间法人人格虽未高度混同，但全体债权人得以独立、分别表决的方式，在确保各债权人公平受偿的条件下，决定对关联企业进行整体重整。整体重整模式下，各关联企业的债权确认、资产清理、表决分组等程序仍独立进行，实行案件分立、合并审理，并应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处分权和决定权。同时，各关联企业的资产合并调整，债权合并计算，经营性资产和项目统筹整合，统一制定有关债务清偿和经营方案的整体重整计划。
【案号】一审：（2016）渝0105民破1、2、3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9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909号
【裁判摘要】诉讼时效制度的基本价值不仅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更在于平衡权利人和义务人的利益关系。由于双方转让的是划拨性质的土地使用权及其上的房产，需要办理出让手续并取得房产证后才能进行转让过户，因此双方签订协议之时案涉房地产尚不具备转让过户的条件；直至2007年美田公司办妥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取得房产证时转让条件才得以具备，但美田公司此时并未通知正田公司，正田公司对此亦不知情。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正田公司主张房地产过户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当从美田公司办妥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取得房产证并通知正田公司后才开始计算，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取向，并无不当。美田公司申请再审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土地受让方的过户登记请求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3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35号
【裁判摘要】李某某以交电公司名义与工行营口分行签订450万元借款合同，名义上是将借款用于“购家电”，实际是通过虚构家电采购的交易关系，获取新贷款以偿还票据诈骗犯罪所涉的承兑汇票欠款，其行为方式与刑事裁判所认定的票据诈骗犯罪基本一致，故该借款行为是票据诈骗犯罪行为的延续，目的是通过一个新的合法借贷形式来掩盖李某某的票据诈骗犯罪行为，使李某某不仅免受刑事处罚，也将不能偿还诈骗款项的不利后果转嫁给债务人之外的担保人。工行营口分行分两笔将450万元款项从交电公司存款账户转到该公司承兑账户的行为表明，该行对该笔借款为借新还旧是明知的。尽管不能据此认定该行对李某某掩盖犯罪行为的目的是明知的或者与李某某通谋，但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并不以合同当事人通谋为必要，法学理论界有不少学者认为单方虚假行为也可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且司法实践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判例援引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来认定涉及刑事诈骗犯罪的合同无效，故二审判决认定450万元借款合同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３项规定的“非法目的”不以合同当事人同谋为必要，即使不能认定合同相对方知情或者双方同谋合同也当然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1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12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涉案告知隐去部分内容是否合法问题。该问题实质上涉及了保障公众知情权与保护公民隐私权两者发生冲突时的处理规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依法获取政府信息。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根据相关规定作出答复。在公开相关信息可能侵害第三方合法权益时，行政机关应根据比例原则，作出适当处理，以取得与同样受法律保护的其他权利之间的平衡。具体到本案中，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制执行决定是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机关依照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作出的行政行为。齐某要求获取行政机关针对第三方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的文件。首先，涉案信息所涉行政行为不涉及齐某，并未侵害齐某的个人合法权益。其次，公开涉案信息中隐去的内容，可能会给相关权利人造成潜在的损害，并且隐去部分信息，未侵害齐某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亦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不存在关联性。所以，松江区政府把涉案信息作出区分，将涉案违法建筑地址等与相关个人存在紧密联系的部分作为个人隐私隐去，公开涉案信息其余部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对隐私权范围的界定与区分处理，属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管理实践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综合判断，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畴，除非行政判断明显不当，否则人民法院应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
【裁判摘要２】涉密或涉第三人信息区分处理——关于松江区政府未征求第三方意见，即将相关信息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不予公开是否合法问题。《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征求第三方的意见”，一般是指，申请公开的信息全部或主要内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情形。鉴于行政机关既要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的知情权，也要保护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因此，被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否应予公开，行政机关应征求第三方意见。如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只有一部分或非主要内容涉及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行政机关可以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区分处理后，迳行作出告知，而无需征求第三方意见后再予答复。如此，既能够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有效信息，又有效保护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还节约了行政资源。本案中，松江区政府将涉案信息直接作区分处理后公开，并不违反相关规定。
摘要2：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01民辖终125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01民辖终125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因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引起的管辖权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确定管辖。”本案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公司股权并要求变更公司登记，本案应按照上述公司专属管辖的规定由公司住所地（即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苏13行终101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苏13行终101号
【裁判摘要】遵循正当程序，保障相对人的知情权、参与权、陈述权、申辩权、救济权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基本原则。对此，《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亦有明确要求，其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在法定权限内，按照法定程序行使行政职权。”其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程序中，依法享有申请权、知情权、参与权、陈述权、申辩权、监督权、救济权。”本案中，宿迁人社局作为政府人事行政管理机关，依照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组织实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属于行使行政职权，应当适用《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取消戴某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录用资格对戴某有较大影响，但宿迁人社局在决定取消戴某录用资格前未能告知戴某相关事实、理由和依据，也未听取戴某的陈述申辩，显然不符合行政程序规定。
摘要2：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3）杭萧行初字第6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3）杭萧行初字第6号（2013年8月27日）
【典型意义】本案典型意义在于：环保机关受理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申请的基本前提是该报告书已正式形成，且环保机关受理后应依法履行公开该报告书并征求公众意见的程序后，才可予以审批。人民法院要严格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履行了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是否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知情权、表达权，如果认为行政行为存在程序违法或明显不当的，有权确认违法或予以撤销。近年来，有的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为了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惜违反行政程序超常规审批某些建设项目，有的甚至以牺牲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为代价，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只有严格依法依规，按程序办事，才能真正有利于促进城市环境改善和社会和谐安宁。本案中，区环保局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情形，其所主张的受理城投公司提出的环评报告书审批申请的时间，尚未形成正式报批稿；其在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所公示的《环保审批公示》，不能替代《办法》所要求环保机关在申请人正式报送环评报告及相关申请材料后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公示和公众调查的程序和义务。法院基于其程序的严重违法，判决撤销了被诉行政行为，对于彰显程序公正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