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当执行债权与税款征收产生冲突的认定未予明确事实基础，属认定案件事实不清——海南高院依乐东县税务局申请将龙沐湾公司所欠税款划拨至国家金库是否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第三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税收具有优先性，且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本案中，龙沐湾公司依法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且海南高院已将其银行存款划拨至法院执行账户拟用于履行该义务。同时，龙沐湾公司欠缴相关税款，乐东县税务局申请法院划拨上述款项以缴纳税款。海南高院以本案执行债权与税款征收产生冲突时应优先缴纳国家税款为由，将其中部分款项划拨至国家金库乐东县支库。海南高院对于本案执行债权与税款征收产生冲突的认定未予明确事实基础，属认定案件事实不清。本案应在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和适用税收优先的法律规定，统筹税收优先和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的关系，作出妥善处理。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被执行人自行从生效判决确定的应付款项中扣除部分款项用于代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并非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内容，也未征得申请执行人的同意，不能视同履行生效判决的部分给付义务——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584号民事判决给付内容，莎普爱思公司应向章××支付的款项共计284844.8元。现莎普爱思公司只向章××支付了171744.64元，对比生效判决的给付数额仍欠113100.16元未付，因此，执行法院根据章××的执行申请，有权对莎普爱思公司名下财产采取强制措施以清偿债务。．．．．．．莎普爱思公司自行从生效判决确定的应付款项中扣除部分款项，用于代章××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并非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内容，也未征得章××的同意，不能视同履行生效判决的部分给付义务，莎普爱思公司应切实按生效判决确定的全部数额向章××履行给付义务，因此，莎普爱思公司认为其司已履行完毕生效判决的复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复议请求本院予以驳回。至于章××所得款项的纳税问题，应由税务部门管理计征，不属于本案执行程序调处事项。莎普爱思公司主张已代扣缴章××相关税费的，应另行与章××协商解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对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应当做如下理解：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负有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给付相应金额的义务；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国家负有从其应给付劳动者的款项中代扣代缴其个人所得税的义务。由于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本质是劳动者应当向国家缴纳的税款，因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实质也应当来源于劳动者。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应当视为是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款项的组成部分——本案的焦点问题为申诉人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内容时，主张从中扣除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理由是否合法有据。首先，关于用工单位是否应当对离职员工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偿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78号）第一条之规定，对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而取得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另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的公告》第二条及第四条的规定，扣缴义务人有义务实行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并在代扣税款的次月十五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其支付所得的所有个人的有关信息、支付所得数额、扣除事项和数额、扣缴税款的具体数额和总额以及其他相关涉税信息资料。因此，就本案而言，申诉人履行生效调解书，对周××支付的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工资、奖金应当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本案所涉个人收入不符合自行申报的情形，不能由所得人自行申报，应由扣缴单位代扣代缴。如单位未代扣代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八、六十九条规定，税务机关除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外，应对扣缴义务人处予以相应的罚款。其次，关于代扣代缴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在法律上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持有纳税人收入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法定义务在支付纳税人收入的同时，从所持有纳税人收入中扣缴其应纳税款，并代为汇总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扣缴义务人是一种特殊的纳税主体，一方面，代扣、代收税款时，它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
摘要2：（续）另一方面，在税款上缴国库时，又在履行纳税主体的义务。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均是劳动者履行完毕缴纳税款的义务，且缴纳税款的费用虽然形式上来源于用人单位，但实质均是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所得。因此，对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应当做如下理解：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负有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给付相应金额的义务；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国家负有从其应给付劳动者的款项中代扣代缴其个人所得税的义务。由于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本质是劳动者应当向国家缴纳的税款，因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实质也应当来源于劳动者。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应当视为是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款项的组成部分。因此，申诉人关于在向周××履行的金额中应当扣除其代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金额的主张成立，应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企业按照法院裁判向个人支付利息、红利收入时作为“支付所得的单位”申报代缴税款，税务局依法予以受理后征收入库并出具税收完税凭证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税法第二条所说的各项个人所得的范围：……（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根据上述规定，个人利息、红利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陈××、张××所得款项为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利息、红利所得，属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取得利息、红利收入的陈××、张××系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对国家负有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法定义务，该义务并不因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而予以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还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故荣盛公司在支付利息、红利时，作为“支付所得的单位”申报代缴税款，具有在辖区内进行税务征收管理法定职责的石鼓区税务局依法予以受理后征收入库，并出具税收完税凭证，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依据本案执行依据京劳人仲字[2017]第456号裁决书，泰科公司应支付给吴××之款项为税前工资损失，泰科公司作为工资发放单位，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为吴××所得之工资缴纳个人所得税并无不当。本案中，泰科公司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将应支付款项的税后金额支付给了吴××，后就应支付款项实际缴纳了税款，泰科公司据此主张债务已经履行完毕，应当予以支持，对泰科公司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应当予以解除。至于，吴××所提泰科公司报税的计算方法不当的问题，可径行向税务部门反映。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京劳人仲字[2017]第456号裁决书裁决泰科公司自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吴××支付2016年4月27日至2017年5月26日期间的工资损失487500元（税前），泰科公司致函东城区税务部门后代扣缴税额204295元，将余款发放给吴××。现吴××对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执行异议裁定不服，复议至本院。但双方争点在于东城税务部门的征税权限，本案劳动仲裁裁决的487500元是否属于征税范围，进而按何种标准征税的问题，上述问题已超出了执行异议案件的审查范围，本案不予审查，一审法院异议裁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致使他人遭受损失的事实。造成他人损失的一方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人。本案中，新崇基公司已按（2017）京0113民初19252号民事判决书向李×支付了税前工资，其中包含李×应当向税务部门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但新崇基公司已为李×向税务部门代缴工资中的个人所得税47864.54元。故其中重复给付李×的47864.54元无法律根据，造成了新崇基公司的损失，李×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法院向相关税务部门核实的结果，新崇基公司作为代扣代缴义务人，其代扣代缴李晶所得税金额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持异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被执行人代扣代缴申请执行人劳动报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的税金为被执行人履行判决给付义务组成部分——本案执行依据所判决的代理费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申诉人纽威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属于扣缴义务人，履行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申诉人代缴税款系履行法定义务。苏州市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对申诉人作为扣缴义务人代缴税款的情况予以确认。而增值税不属于代扣代缴的税种。
【解读】生效判决内容：纽威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支付代理费6042371.8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6042371.83为基数，自2014年7月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018年1月19日，纽威公司向周××支付4852842.58元及20204元；向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支付周庆明个人所得税2273396.5元，品目名称为劳务报酬所得。2018年1月29日周××向虎丘区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标的为2279395.74元。执行法院立案后，向纽威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执行案号(2018)苏0505执342号，纽威公司遂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1）将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法人人格否定制度扩展至执行程序、行政执法程序无法律依据；（2）税务机关以法人人格混同要求关联公司承担行政责任违反行政处罚的相对性，税务机关无权通过提起民事诉讼以否定公司法人人格的方式解决税务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起诉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驻马店税务局作为原告起诉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是追缴其对继鹏公司所作《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处罚决定书》项下税款，该《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处罚决定书》已经驻马店中院裁定强制执行。继鹏公司的关联公司是否存在违反行政管理上的违法行为以及其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以及民事案件的审查范围。驻马店税务局《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处罚决定书》经驻马店中院裁定强制执行后，能否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转化为民事法律关系，继而追究行政责任主体以外的关联公司的民事责任，原审判决进行债权扩大解释有违于行政处罚的相对性，将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法人人格否定制度扩展至执行程序、行政执法程序无法律依据。就民事法律关系而言，原审判决未查明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主体要件、行为要件、结果要件等相关事实，认定事实不清。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骏腾公司是否构成偷税的问题，本院认为，《会计法》第十条规定“下列经济业务事项，应当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五)收入、支出、费用、成本的计算”，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企业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确认、计量和记录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按年计算，分月或者分季预缴。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十五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四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第七条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项目不得扣除：(三)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即便2007年涉案投资收益将来会被罚没，骏腾公司仍具有将该笔款项记账并申报纳税的义务，不存在被证监会处罚所羁束的问题。骏腾公司2007年度取得股票转让所得和股票投资收益未入账，少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行为，具有《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规定的情形，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1）通常情况下，行政处罚决定标准高于行政处理决定，如纳税人存在因误解政策或计算错误原因等少缴税款的非主观故意行为，通常不予行政处罚，因此可能会出现处罚决定书认定的金额可以低于处理决定的情形；（2）不存在计算错误等失误导致的少缴税款的类似情形，税务机关针对同一少缴税款的行为在同一日作出两种不同标准、不同金额的认定，进而作出不同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行政处罚是对当事人处以一种额外的或者附加的义务，这种额外或附加的义务，主要是为了保证原来规定的行政义务的履行，如警告、罚款、没收、吊销营业执照与许可证等，而行政处理是让当事人履行原来该有的法定义务或不是附加的额外义务。本案中，税务处理决定和税务处罚决定系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作出的两个行政行为，二者关系紧密，在少缴税款认定上具有极高的共通性。差别主要体现在前者不要求行为人有主观故意，因行为人计算错误等失误导致地少缴税款应亦予以追缴，但免于行政处罚；后者在事实认定上必须有主观故意这一构成要件，即采取了偷税的手段。案涉《税务处理决定书》是因为发现全新彩钢公司少缴增值税，故税务机关要求全新彩钢公司把少缴的税补缴，实质上是让企业履行原来该有的义务，而没有增加新义务。通常情况下，行政处罚决定标准高于行政处理决定，如纳税人存在因误解政策或计算错误原因等少缴税款的非主观故意行为，通常不予行政处罚，因此可能会出现处罚决定书认定的金额可以低于处理决定的情形。但经审查，案涉税务处理决定认定的少缴增值税税款中不存在全新彩钢公司计算错误等失误导致的少缴税款的类似情形。税务机关也未能举证证明，其认定的全新彩钢公司何种少缴增值税行为应科以行政处理而不应科以行政处罚，故税务机关针对全新彩钢公司的同一少缴税款的行为，在同一日作出两种不同标准、不同金额的认定，进而作出不同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解读：利用他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行为应当认定为偷税。
摘要2：【注解】（１）根据《国家税务局总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第１条规定，纳税人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是违反《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的偷税行为一种表现形式；（２）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９条规定，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属于合法有效的抵扣凭证。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执行标的虽确系复议申请人张某所述是损失赔偿款，但结合上述仲裁裁决所认定的内容，该损失赔偿款实际上就是房多多公司支付其所取得张某51%股权的对价，换而言之，该笔款项与复议申请人所主张的房多多公司应支付张某转让股权的对价没有实质不同，可以认定为张某股权转让所得款。《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的公告》第三条：“本办法所称股权转让是指个人将股权转让给其他个人或法人的行为，包括以下情形：(一)出售股权；(二)公司回购股权；(三)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时，被投资企业股东将其持有的股份以公开、发行方式一并向投资者发售；(四)股权被司法或行政机关强制过户；(五)以股权对外投资或进行其他非货币性交易；(六)以股权抵偿债务；(七)其他股权转移行为。”因此，本案执行款应根据上述规定缴纳所得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房多多公司作为支付单位是扣缴义务人，应当履行代扣代缴义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利息所得以取得所得的个人为纳税人，以直接向纳税人支付利息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如不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将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２）扣缴义务人在支付利息的同时一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应视为其已经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七项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故利息所得以取得所得的个人为纳税人，以直接向纳税人支付利息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支付应纳税所得时，应代扣代缴个人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9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故扣缴义务人如不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将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本案中，生效判决确定凯威公司应归还许×借款1962598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凯威公司系直接向纳税人支付利息的扣缴义务人。根据凯威公司结欠利息及已付利息之和计算得出的应纳税款5784921.15元，由凯威公司向税务机关代缴代扣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第二，凯威公司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未进行应纳税款的代缴代扣，并不意味着凯威公司放弃其代扣代缴的义务。且扣缴义务人的代扣代缴义务系法定义务，并不以纳税人的授权为依据。故许×主张凯威公司已经放弃代扣代缴义务或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第三，复议申请人援引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该条文系对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时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并不能得出扣缴义务人可以放弃其法定扣缴义务的结论，而本案中，被执行人凯威公司已经依法履行其扣缴义务，并不存在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情形，该条法律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摘要2：（续）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本案中，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系取得利息的申请执行人许×，凯威公司并非纳税人，只是扣缴义务人，其所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产生于申请执行人取得的利息，应由申请执行人在所得利息中支出，而非由凯威公司承担。因此，凯威公司在支付利息的同时一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应视为其已经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
摘要1：【裁判摘要】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稽查局仅限于省级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国家税务稽查局属于国家税务总局的内设机构而不属于一级税务机关，不具有对外独立执法主体资格——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细则》）第九条的规定，《税收征管法》所称的税务机关包括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工作。参照国家税务总局《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工作坚持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该办法第四条同时规定，市（地）及市（地）以上税务机关稽查局设立税收违法案件举报中心,具体负责对检举材料的受理、举报案件的转办交办等职责。由于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不属于《税收征管法细则》第九条规定的具体承担查处工作的省以下税务局稽查局的范围，因此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下设的举报中心在接到熊×的举报材料后，将该举报材料转至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办理，符合上述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履职要求。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证人姜某、张某等人的证言、上诉人张××的供述及相关书证可认定，张××通过截留公司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取得481772.9元，张××指使财务人员以虚假工资表套取恺达公司账上资金216378元，指使财务人员以虚假的劳务派遣员工工资表通过劳务派遣公司套取恺达公司账上资金75215.44元，合计取得恺达公司资金773366.34元，扣除用于恺达公司经营及其他合理支出248160元，余款525206.34元被张××非法占有，应认定为张××职务侵占犯罪数额。张××在其侵占行为被发现后返款的金额、在离开恺达公司后为公司补缴税款的金额及立案后向侦查机关退缴的金额，属犯罪既遂后主动返款行为，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关于逃税罪的认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刑法作出这一修订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保护税收征收管理秩序，有利于税务机关追缴税款，另一方面也给予纳税义务人纠正纳税行为的机会，对于维护企业正常经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纳税义务人于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后是否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接受行政处罚，是决定是否追究纳税义务人刑事责任的事实基础之一。．．．．．．本院认为，被告单位大连恺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采取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未补缴应纳税款、滞纳金、未接受行政处罚，其行为侵犯了国家的税收管理制度，应以逃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上诉人张××系大连恺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实施虚假纳税申报行为时的主管人员，但在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前已离任，对大连恺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不再负有主管职权，公司未补缴应纳税款、滞纳金、未接受行政处罚并非由张××参与决策，故张××不应对大连恺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逃税犯罪承担单位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原判认定张××构成逃税罪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2：【注解】因避税引发经营者、投资人、企业三输败局。
摘要1：【裁判摘要】生效判决被告将房产分割分配给原告但未判决承担房产变更登记的相关税费，执行法院能否强制执行房产变更登记税款？——本案涉行为请求权的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或者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四条规定，代履行费用由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预先支付。被执行人未预付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费用强制执行。本案执行依据确定夏威公司应将讼争房产分割给郑××，并协助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因变更产权登记，夏威公司依法应承担相应的税费。鉴于夏威公司未自动履行，执行法院按照税务部门出具的《关于夏威公司转让名下房产有关税费管理问题》所确定的转让方应缴纳税费的数额，向其发出执行通知书，在其仍不履行的情况下强制冻结其名下银行存款1362825.98元，该执行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不存在执行权代替审判权问题。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谁是实际施工人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事实认定问题，不能成为确认之诉的确认对象；（２）当事人请求确认其为“实际施工人”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肢解分包存在多个实际施工人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按实际施工人欠付工程款比例承担支付责任。——参考案例：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黔0522民初331号
【注解２】因发包人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区分承包人施工范围可根据发包人向税务局提交的开具发票报告确认承包人的工程量。——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申1091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针对集体土地及其上房屋的征收行为一般而言仅对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和房屋的所有权人等物权人的权益产生影响，普通承租人与征收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不能针对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２）拆除房屋行为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拆除房屋行为不仅会对房屋所有权人的权利造成损害，也有可能对合法经营的承租人权益造成损害，承租人与所租赁房屋拆除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具备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针对集体土地及其上房屋的征收行为是国家将集体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以及将农民所有的房屋转为国家所有的过程，引起的是土地所有权和房屋所有权的转移，一般而言仅对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和房屋的所有权人等物权人的权益产生影响，普通承租人与征收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不能针对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拆除房屋行为是征收过程中将房屋归于消灭的行为，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其影响的范围不仅及于房屋本身，还及于房屋消灭时波及范围中的权益。毕竟，用于经营的房屋被拆除，承租人的经营设施、经营利益等存在遭受强拆行为损害的可能。故，拆除房屋行为不仅会对房屋所有权人的权利造成损害，也有可能对合法经营的承租人权益造成损害，政府在实施拆除房屋行为时，对房屋实际承租人可能存在的权益予以考虑并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损失发生是其应尽的义务。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被申请人所实施的拆除房屋行为。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再审申请人作为承租人对其经营租赁的“桃花岛农家饭庄”部分房屋进行了装饰装修，并于2012年12月办理了桃花岛农家饭庄工商、税务登记和餐饮许可等相关经营手续，已成为案涉房屋内的合法经营人。被申请人实施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存在给再审申请人的经营设施、经营利益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可能。因此，再审申请人与被诉拆除房屋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无法证明系隐名发包人事实不承担责任——关于雨润公司应否对帝元公司欠付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六建公司认为虽然合同签订的主体是帝元公司，但案涉工程真正的发包人与受益人是雨润公司，且雨润公司在工程结算终审单上盖章确认，因此，雨润公司应承担连带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责任。经审查，工程结算终审单上工程结算中心处加盖的是“江苏××××××有限公司工程结算中心”的印章，该工程结算中心作为参与工程结算的第三方，其并非承担责任主体，且六建公司提供的帝元公司和雨润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的股东信息，并不能证明帝元公司和雨润公司之间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形，而且六建公司亦未向法庭提供雨润公司直接参与管理案涉工程或以其名义向六建公司直接支付工程款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雨润公司系案涉工程隐名发包人的事实。同时，六建公司提供的《彭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帝元肉牛加工厂资产转让事宜的函》中仅能反映出雨润公司参与过帝元肉牛加工厂资产转让的事宜，而雨润公司实际是否收取彭阳帝元肉牛加工厂资产转让款并无相关的证据证实。故六建公司以雨润公司为发包人和受益人，要求该公司连带支付帝元公司拖欠其工程款及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六建公司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约定付款前需要提供等额全额发票不能成为不履行付款义务的抗辩事由——帝元公司与六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款付至结算价款的95%前，六建公司需提供与结算价款等额的全额发票。开具税务发票系六建公司的法定和约定义务，但开具发票属于合同的附随义务，未开具税务发票不能成为帝元公司不履行主合同付款义务的抗辩事由。因此六建公司未开具发票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同时帝元公司要求六建公司开具税务发票的主张，应作为独立的给付之诉进行主张，但其在一审中并未提出反诉，仅以此抗辩不予支付工程款，其该项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帝元公司支付工程款后，六建公司应向帝元公司开具税务发票。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部门规章之间规定不一致时应如何对待问题的复函（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６日 法行〔１９９１〕１号）
【摘要】皮山县供销社不服皮山县税务局行政处罚一案，法院应适用当事人行为发生时生效的法律规范进行处理。从你院请示报告中所反映的该案的基本情况看，１９８８年３月至５月间皮山县供销社实施转移收购棉花的升溢款的行为时，生效的法律文件只有商业部（１９８６）商棉字第１号《关于棉花收购、加工盈亏问题的批复》。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１９８８〕价检字７４３号文件，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商业部、纺织部（１９９０）价检字２５０号文件，国家税务局国税发〔１９９０〕２０５号文件当时均未生效。因此，该案不存在国务院几个部、局制定的有关规章之间不一致的问题，请你院依照该案的具体情况自行处理。
摘要2：【注解】应当适用当事人行为发生时生效法律规范处理案件。
摘要1：【法律问题】如何准确理解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三款有关“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以及第四十七条有关“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之规定，对不从事实际经营且标的为对外披露的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涉外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活动征收企业所得税。
【法官会议意见】对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三款有关“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以及第四十七条“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人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之规定的理解，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有关“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通过滥用组织形式等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且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等情形作出合理解释。
摘要2：
摘要1：解读：行政机关既有强制执行权又可以申请法院执行，行政机关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可以依法受理。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行政机关给予行政许可权利人补偿的前提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行政机关依法变更或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２）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吊销行政许可不涉及行政补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据此，行政机关给予行政许可权利人补偿的前提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行政机关依法变更或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相对人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吊销行政许可的，不涉及行政补偿问题。如果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也应通过行政赔偿程序主张相关权利。本案中宝迪公司主张项目公司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行政许可被撤回，要求贵池区政府予以补偿。但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因项目公司违反相关规定造成环境污染，池州市贵池区农业委员会作出贵农(牧)罚字〔2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收回并注销项目公司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贵池区分局作出贵工商处字〔2013〕199号行政处罚决定,吊销项目公司的营业执照。上述行为属于行政许可实施主体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对实施主体作出的行政处罚，并非对合法行政许可的撤回，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原审判决驳回宝迪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住改非”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产权证记载为住宅用房，尽管被征收人实际用于经营，但从房屋的性质上讲仍应认定为住宅——关于住宅兼营业用房的补偿问题｜《征收评估办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对于已经登记的房屋，其性质、用途和建筑面积，一般应当以房屋权属证书和房屋登记簿的记载为准。国务院办公厅国办［２００３］４２号《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第四条规定：“对拆迁范围内产权性质为住宅，但已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经营性用房的补偿，各地可根据其经营情况、经营年限及纳税等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偿。”依照以上规定，产权证记载为住宅用房，尽管被征收人实际用于经营，但从房屋的性质上讲仍应认定为住宅。42号通知同时授权地方人民政府对此类房屋的补偿标准作出具体规定。梅河口市政府制定的本案征收补偿方案规定，不临主要街路自行改变用途的住宅房屋，工商税务手续齐全，实际用于经营的，按照住宅标准予以补偿安置；选择货币补偿，营业损失按照被征收房屋价值的10%予以一次性补偿。征收补偿方案的上述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不相冲突，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崔××的30平方米有照房屋登记为住宅，实际用于经营，129号《征收补偿决定》按照住宅予以评估补偿，并给予住宅总价值10%的营业损失补偿，符合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崔××主张应当按照经营性用房的标准予以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2006年12月10日至2007年5月14日原、被告在钢材《出库单》上不含税价格、价款的约定是否有效的问题。原、被告在钢材交易过程中，原告出具的钢材《出库单》上均注明“以上价格为不含税，现款价”等内容，该内容应当系双方为促成交易而作出的关于钢材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意思表示真实且已经实际履行，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并不违反《宪法》、《合同法》及《增值税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应为有效约定。原告主张确认原、被告2006年12月10日至2007年5月14日供应钢材《出库单》上不含税的货物价格、价款约定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所诉的税款21,7837.27元是否应当由被告承担的问题。原告出具的《出库单》中除载明其向被告所供钢材的型号、吨数、单价及价款金额外，还同时注明“以上价格为不含税，现款价”的内容，据此应当确认《出库单》所载明的钢材价格、价款为不含税的交易价格、价款，至于交易税款应当由哪一方承担，双方没有约定。．．．．．．其次，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36号”通知规定，在2016年5月1日之前，被告系营业税的纳税人而不属于增值税纳税人，原告在此之前所缴纳的涉案销售钢材税款，被告依法不能享受增值税抵扣利益，原告诉请被告支付2016年5月1日之前的涉案税票税款183,134.21元（217,837.27元-34,703.06元），实际上增加了被告的购货成本，使其货物交易利益明显受损。．．．．．．2016年5月1日之后，虽然被告公司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而且原告于2019年1月7日及同年1月14日开具了3张购货方名称为被告公司、税款为34,703.0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因原告并未将该3份税票交付给被告，致使被告在客观上不能享受相应进项税、销项税额抵扣利益，在双方没有约定税款负担的情形下，原告主张此34,703.06元税款由被告负担的诉讼请求，既不符合《增值税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同时也有悖于公平、诚实信用的民事活动原则，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税款34,703.06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钢材买卖交易发生于2006年12月10日至2007年5月14日期间。一审在卷证据《出库单》上均注明“以上价格为不含税，现款价”等内容，但对于税款由谁负担，并未进行约定。在双方没有约定税款负担的情形下，上诉人兴发公司依据其提交的《纳税申报表》、增值税发票等纳税凭据，主张涉案税款应由买方即被上诉人负担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其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交有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上诉人兴发公司长期滞后的申报、纳税行为有违企业应当及时缴纳税款的相关税法规定和一般缴税习惯，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案情及在卷证据，认定上诉人承担案涉税款并无不当。
摘要1：风险提示：
1、采用不含税价格成交，不开票交税，税务风险极大，一旦被税务机关查处，不仅需要补交税款（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建税及教育附加），还要承担高额的罚款和滞纳金，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在合同中约定清楚含税金额（或货款、税金分别约定清楚），依法开票纳税，才是防范风险的根本方法。
2、如果双方执意通过不含税价格成交，建议在合同明确约定，在销售方开票或销售方已交税的情况下，增值税的负担方式。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债务人主张持票人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讼争票据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持票人应对持票的合法性举证——本案诉争汇票自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出票后，经过多个公司背书，最后由青岛雨洁商贸有限公司、济南奥征本焊材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上诉人忆言公司。本案诉争汇票形式上背书连续，上诉人忆言公司通过背书取得汇票。但被上诉人同欣公司抗辩上诉人忆言公司通过非法手段取得本案诉争汇票。上诉人忆言公司所持汇票的合法性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对此，本院综合分析如下：首先，上诉人忆言公司所取得的汇票共七张，票面金额共计3,980,000元，均为同一出票人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本案诉争四张承兑汇票到期日均为2018年9月20日，另三张承兑汇票中，两张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9月16日，一张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9月20日，上诉人忆言公司取得本案诉争四张承兑汇票的时间分别为2018年9月10日、9月12日，而出票人企业经营状况困难的信息，于2018年7月开始在网络上有披露，上诉人忆言公司为防范商业风险按常理在取得汇票之前对出票人的情况会做一定的了解。结合本案诉争汇票共四张，其直接前手有两个不同的公司（案外另外三张其直接前手不详）。但就这四张不同的直接前手如何又背书给同一被背书人，在出票人经营状况困难的情况下，从同一出票人、不同的直接前手获得汇票令人匪夷所思，上诉人忆言公司汇票来源的确蹊跷。其次，结合上诉人忆言公司企业自身情况来看，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同欣公司的申请，前往上诉人忆言公司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开户银行进行调查取证，从调取的材料中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办理营业执照，自登记以来，未申报生产经营收入，未缴纳过税费。从上诉人忆言公司开户银行查询，没有相应的反映经营活动的银行流水，银行流水未反映出员工工资的支付情况。而上诉人忆言公司营业执照显示其为注册资本500,000元，经营自行车销售的公司，上述如此状况的公司与其直接前手又如何交易、如何取得金额巨大的七张承兑汇票，在该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基础法律关系且经法院询问上诉人忆言公司对如何从其直接前手合法取得诉争汇票未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形下，其汇票的合法性存疑。因此，本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被上诉人同欣公司主张上诉人忆言公司通过非法手段取得本案诉争汇票，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
摘要2：（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后手应当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可知，票据虽然具有无因性，但其前提是合法性，法律保护的是合法权利。在被上诉人同欣公司对上诉人忆言公司所持汇票合法性提出抗辩，上诉人忆言公司所持汇票如上分析其合法性确实存疑，为防止非法权利得到司法保护，本院认为，上诉人忆言公司作为持票人依法应对汇票的合法性负责举证，亦应对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上诉人忆言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2019年12月12日原济南奥征本焊材有限公司的法人温××及股东刘×出具的证明以及2019年12月12日青岛××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欲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是经合法背书转让取得本案诉争汇票，共计支付1,880,000元。但一方面，该两份证明系证人证言，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一方面，该两份证明无法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与其前手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且上诉人忆言公司未能提供转账凭证、财务账目账册予以佐证其实际支付了1,880,000元，故该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合法取得本案诉争汇票，上诉人忆言公司在一、二审中对取得本案诉争汇票的合法性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未完成举证责任。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忆言公司作为本案诉争汇票持有人对作为背书人之一的被上诉人同欣公司行使追索权，因其未举证证明其合法享有汇票权利，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忆言公司向被上诉人同欣公司行使追索权的诉请予以驳回，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讼争债权虽经金宫硅酸钙板公司管理人做出不予认定的结论，但未经债权人会议核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的规定，梅列税务局可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综上，梅列税务局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１）发包方明知实际施工人身份，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２）发包方已完成工程的质量未提出异议视为工程合格；（３）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参照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可见中铁十二局二公司明知潘××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故本案中潘×与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因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承包建筑工程法定资质的自然人潘××，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的事实合同。该事实合同虽然无效，但潘××已完成部分工程，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对潘××已完成工程的质量未提出异议，视为该部分工程合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潘××作为无效合同的相对人有权请求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参照双方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价款。鉴于潘××与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之间形成的是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参照双方约定计算工程价款的基础不存在，且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院认为，铁路部门发布的预算定额属于政府指导价，参照铁路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潘××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符合前述规定，也能够反映潘××在工程中的实际投入，与双方当事人预期的价款较为接近。故一审法院采信华昆咨询价鉴(2019)2号鉴定意见书按铁路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的工程价款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确认。潘××主张其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应参照《施工总价承包合同》所附《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结算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裁判摘要２】自然人实际施工人是否有权主张企业管理费和规费、营业税？（１）企业管理费与实际施工人的资质无关，且自然人实际施工人在建设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具体的工程管理，故管理费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２）规费作为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为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以及按规定缴纳的施工现场工程排污费等费用，规费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３）利润是实际施工人理应获得的相应对价，利润亦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４）营业税在本案中是对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税种，营业税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对潘××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上诉主张，间接费868，820元和按照税率3.35%计算的营业税218，898元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对此，本院认为，华昆咨询价鉴(2019)2号鉴定意见书载明，间接费868，820元包括了企业管理费、规费和利润。因企业管理费与实际施工人的资质无关，且潘××在建设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具体的工程管理，故管理费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而规费作为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为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以及按规定缴纳的施工现场工程排污费等费用，因案涉工程由潘××组织的工人施工，所涉及的五险一金等应由潘××承担，故规费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至于利润，作为施工方的潘××，其劳力、材料等已物化在建设工程的整体价值中，在潘××完成的工程不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中铁十二局二公司的合同目的已实现，利润是潘××理应获得的相应对价，如将该部分利润留给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则基于同样一份无效合同，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将获得更多的非法利益，有违合同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故利润亦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营业税在本案中是对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税种，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并非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上诉主张由其在当地税务局缴纳，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综上，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关于间接费、营业税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裁判摘要】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该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本案中，青海日报社在其微信公众号“青报新媒”中发布题为“青海人注意了，这些补贴、津贴不用缴个税！速速对照查看”的文章，其中小标题为“独生子女补贴、托儿补助费”的部分使用了全景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涉案摄影作品，并在该摄影作品下方标注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通知》规定，个人按规定标准取得独生子女补贴和托儿费补助，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但超过规定标准发放的部分应当并入工资薪金所得。独生子女补贴、托儿补助费具体标准根据当地规定”的内容。涉案摄影作品展现的是父母与孩子一起快乐阅读的温馨场景，涉案摄影作品与文章的结合发挥了说明作用；而从作品使用数量、使用方式等方面看，青海日报社对涉案摄影作品的使用，并未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未不合理地损害全景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此，在青海日报社已经停止使用涉案摄影作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青海日报社使用涉案摄影作品的行为，属于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并据此作出相应裁判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青民终71号
【摘要】正确理解合理使用的范围，应当把握以下五项因素：（１）使用作品的目的；（２）使用作品的性质；（３）使用作品的数量；（４）使用作品对市场有无潜在价值影响；（５）使用作品是否侵犯其他著作权——《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解释，是指他人依照法律的规定，为了评论、注释、说明某一问题等目的，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其作品，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为此《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12种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总结其共同点，一是公益目的，不涉及商业经营即不以盈利为目的；二是适当使用而不是突出使用，并且不破坏作品的完整性和美感；三是应当在使用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其他合法权利。本案中，正确理解合理使用的范围，应当把握以下五项因素：1.使用作品的目的；2.使用作品的性质；3.使用作品的数量；4.使用作品对市场有无潜在价值影响；5.使用作品是否侵犯其他著作权。．．．．．．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报社出于说明、宣传税收新政策的公益目的，为达到图文并茂的宣传效果，在“青报新媒”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内容为解读税收新政策的转载文章，通过百度搜索引擎，下载并适当使用了全景公司享有著作权并已发表的涉案图片。报社使用中保留了全景公司标注的水印，尽到了注意义务。故，报社的行为符合《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二、三项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情形，不构成侵犯全景公司著作权。全景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