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518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加价款有约定按照约定——依据《钢材采购合同》的约定，因恒伟公司未提供新版税务发票，七建公司对于未提供新版税务发票之前的加价款仍可拒绝支付。七建公司收到新版税务发票后，加价款才可起算。据此，原审判决依据七建公司收到发票的时间认定七建公司应当支付的加价款应为3827584.66元，并不缺乏证据，也非不能证明，亦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恒伟公司的再审申请事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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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粤0112执1822号
摘要1：【裁判摘要】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应当视为是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款项的组成部分——本案的焦点问题为被执行人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内容时，主张从中扣除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理由是否合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持有纳税人收入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法定义务在支付纳税人收入的同时，从所持有纳税人收入中扣缴其应纳税款，并代为汇总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扣缴义务人是一种特殊的纳税主体，一方面，代扣、代收税款时，它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另一方面，在税款上缴国库时，又在履行纳税主体的义务。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均是劳动者履行完毕缴纳税款的义务，且缴纳税款的费用虽然形式上来源于用人单位，但实质均是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所得。因此，对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应当做如下理解：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负有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给付相应金额的义务；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国家负有从其应给付劳动者的款项中代扣代缴其个人所得税的义务。由于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本质是劳动者应当向国家缴纳的税款，因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实质也应当来源于劳动者。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税款，应当视为是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款项的组成部分。因此，被执行人关于在向张××履行的金额中应当扣除其代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金额的主张成立，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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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0115执异6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公司代劳动者向税务机关缴纳个人所得税不能视为已履行支付义务（认为判决工资应视为税后工资）——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雄厦公司代陈××向税务机关缴纳个人所得税应否视为已履行本案的支付义务。对此，本院认为不能视为履行本案的支付义务，雄厦公司仍应向陈××支付工资余款，理由如下：首先，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对每月1万元是税前还是税后的报酬作出约定。其次，本案执行依据的判项是判决雄厦公司向陈××支付工资9万元，并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判决内容。第三，一、二审判决均认定雄厦公司与陈××双方构成劳动关系，工资报酬固定为每月1万元的事实，实际上雄厦公司南沙分公司在2017年9月之前一直按每月1万元支付给陈××，并未扣除代缴个人所得税的款项，每月1万元应视为陈××的税后工资。综上，雄厦公司代陈××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应视为履行本案的支付义务，本院《执行通知书》确定的执行款数额，雄厦公司应当履行。本院向雄厦公司发出执行通知的执行行为并无不当，故对雄厦公司的异议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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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440号
摘要1：【裁判摘要】以公告确定的税费负担主体与司法解释有关规定不符为由请求撤销拍卖依法不应予以支持——首先，关于司法拍卖所产生的税费承担问题。《网络司法拍卖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因网络司法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律原则和案件实际情况确定税费承担的相关主体、数额。”据此，对因网络司法拍卖所产生的税费，人民法院应依法确定相应承担主体。本案中，唐山中院在拍卖案涉房产及土地时，公告拍卖成交后办理产权登记过户所涉相关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同时明确提示，竞买人有权利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税务部门咨询不动产过户手续及税费收取情况，而竞买人李××根据该提示，在参与竞买前确已就过户手续及税费收取问题向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了咨询，其非但没有就拍卖公告关于税费承担的内容提出异议，反而继续参与竞买并支付了全部价款，说明其认可拍卖公告设置的相关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这一竞买条件。其在竞买成功后再就该竞买条件提出异议，不愿承担相关税费，显然有违诚信原则。另外，拍卖公告一经发布，其所公示的竞买条件势必对潜在竞买人是否参与竞买产生影响，就常理而言，相关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会导致意向竞买人减少，降低李××成功竞买的成本，如果在拍卖成交之后再对税费承担条件进行调整，则意味着李××在拍卖中可能获得不当利益，对潜在竞买者也是不公平的，危害司法拍卖公平公正秩序。同时，案涉拍卖公告确定相关税费均由竞买人承担，在纳税数额上并未影响国家税收利益。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对案涉拍卖公告设置的有关税费负担的条件不宜再作调整，河北高院复议裁定根据竞买人的异议请求，于拍卖结束后调整拍卖公告公示的竞买条件，并不妥当。其次，《网络司法拍卖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请求撤销网络司法拍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一)由于拍卖财产的文字说明、视频或者照片展示以及瑕疵说明严重失实，致使买受人产生重大误解，购买目的无法实现的，但拍卖时的技术水平不能发现或者已经就相关瑕疵以及责任承担予以公示说明的除外；(二)由于系统故障、病毒入侵、黑客攻击、数据错误等原因致使拍卖结果错误，严重损害当事人或者其他竞买人利益的；(三)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网络司法拍卖服务提供者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当事人或者其他竞买人利益的；(四)买受人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
摘要2：（续）释规定的竞买资格的；(五)违法限制竞买人参加竞买或者对享有同等权利的竞买人规定不同竞买条件的；(六)其他严重违反网络司法拍卖程序且损害当事人或者竞买人利益的情形。”据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请求撤销网络司法拍卖的，应提供证据证明网络司法拍卖程序存在上述应予撤销的法定情形。本案中，李××以公告确定的税费负担主体与司法解释有关规定不符为由，请求撤销案涉拍卖，并不属于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鄂执监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焦点问题为人行滨海支行是否有义务协助兴山法院扣留长行公司出口退税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税务机关是否有义务协助人民法院直接划拨退税款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1号）“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企业出口退税款，在国家税务机关审查批准后，须经特定程序通过银行（国库）办理退库手续退给出口企业。国家税务机关只是企业出口退税的审核、审批机关，并不持有退税款项，故人民法院不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要求税务机关直接划拨被执行人应得退税款项，但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要求税务机关提供被执行人在银行的退税账户、退税数额及退税时间等情况，并依据税务机关提供的被执行人的退税账户，依法通知有关银行对需执行的款项予以冻结或划拨”的规定精神，被执行人应得的出口退税款在被退付至被执行人开立在商业银行的退税账户前，税务机关、国库经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并不持有退税款项，因此人民法院不能要求国库经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得退税款项。本案中，兴山法院在查明天津经开区国税局尚在审批长行公司出口退税款及长行公司开立在商业银行的出口退税账户的情况下，应根据上述通知精神，依法要求长行公司出口退税账户设立所在商业银行协助对需执行的款项予以冻结或划拨。但兴山法院却向人行滨海支行发出协助执行通知，因此时长行公司应得出口退税款项尚未完成审批发放程序，相关款项仍属于国库库款，故人行滨海支行关于该行作为国库经管单位，无权对国库库款协助兴山法院扣留、提取的异议主张成立。兴山法院所作（2016）鄂0526执保8号之二协助执行通知，因违反前述法律规定精神，应予撤销。同时，该院后续所作（2016）鄂0526执保8号之三责令协助单位追款通知因不具备人行滨海支行违反法定协助义务的事实基础，亦应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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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粤执复203号
摘要1：【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应当以更加严格的标准对审计报告进行审查并依法决定是否予以采信——高要物资公司的异议主要是针对64号审计报告所做结论，本案执行法院委托中介机构对未履行完毕的债务数额进行审计，此种委托审计行为与为确定拍卖保留价的委托价格评估行为不同。为确定拍卖保留价而作出的评估报告，仅仅是对拍卖标的物的初步价值评估，是确定起拍价的参考，标的物的最终实际价值可以通过公开竞价来确定。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人民法院从评估机构、评估人员是否具备相应评估资质、评估程序是否严重违法予以审查。而本案64号审计报告属于对被执行人应履行债务数额的直接确认，不允许存在差错，否则将损害当事人合法利益。因此，人民法院应当以更加严格的标准对审计报告进行审查并依法决定是否予以采信。本案中高要物资公司对64号审计报告提出多项异议，特别是过户费用的计算标准、负担主体、负担比例争议较大，但肇庆中院在异议审查中没有一一审查并作出明确审查意见。本院审查发现，在缺少过户税费原始凭证，又未向税务机关进行调查和征求意见的情况下，即由中介机构根据有关规定估算过户费用的数额，并由法院确定过户税费的负担主体、负担比例等问题失当，肇庆中院应当予以重新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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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76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万邦公司代扣代缴人民币218425.43元企业所得税是否合法问题｜本案中被执行人对外支付款项时，对案涉利息性质进行审查的主体是国税部门。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国家税务局认定该利息的支出，应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万邦公司的代扣代缴行为是为了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无过错。申诉人对上述行政行为持有异议，可通过相关行政程序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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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319号
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过程中，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均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复议行为亦不例外，当行政机关拒绝受理当事人的行政复议申请，或者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除非当事人的复议请求明显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换言之，对于复议机关履行复议职责的作为或不作为，司法已经提供了畅通且完整的救济途径。本案中，新兴公司认为辽宁省地税局不受理其复议申请违法，要求国家税务总局责令辽宁省地税局受理其复议申请，进而对国家税务总局的答复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国家税务总局的答复，并判决国家税务总局对其申请事项作出责令决定。该请求给付的内容属于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行为，此类监督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原因在于，一是内部监督行为通常不会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二是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复议行为，法律已经提供了救济途径，当事人完全可以针对行政机关的复议作为或复议不作为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不对复议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却要求上级行政机关履行监督职责，进而对该监督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无异于舍近求远。尽管上级行政机关具备监督下级行政机关依法开展行政复议工作的监督职责，但司法并没有、也没必要为这些内部监督行为敞开大门。本案即是如此，如果新兴公司认为辽宁省地税局应当受理其行政复议而辽宁省地税局不予受理，其完全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于是否应当受理由人民法院作出终局裁判。新兴公司要求国家税务总局监督纠正辽宁省地税局不受理其复议申请的行为，并进而对国家税务总局的答复不服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否则，既不符合经济便利原则，也不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则，更与司法承担终局裁判的原则相悖。因此，原一审、二审法院裁定驳回新兴公司的起诉及上诉，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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