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项目转让
摘要1：发包人将在建项目转让后，承包人与发包人签订的施工合同能否继续履行要看项目转让的方式：（１）股权转让方式：不能擅自解除合同；（２）对项目本身转让，第三人并不是合同的主体，不应受到合同的约束。
摘要2：
合同履行地
摘要1：【目录】1 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2 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约定不明确；3 购销合同履行地；4 加工承揽合同履行地；5 财产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履行地；6 补偿贸易合同履行地；7 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履行地；8 委托代理合同履行地；提示1：合同纠纷管辖之合同履行地确定规则总结；提示2：我国对合同履行地原则上采债务往取主义立场；提示3：民事实体法合同履行与民事程序法合同履行地区别；提示4：通兑存折引发纠纷可由主要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提示5：实际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标的履行；提示6：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履行地；提示7：买卖合同因产品质量产生争议根据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
摘要2：【解读】多个履行义务并存时的合同履行地确定，原则上应将履行主要义务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但如果履行主要义务所在地无法确定的，多个履行义务所在地法院都有管辖权。
【注解】合同履行地确定规则变化：（１）特征义务履行：１９９２年《民事诉讼法意见》第１９条，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61号《周某与赵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民事裁定书》；（２）争议标的类型：２０１５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１８条，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34号《张某与杭州诚业箱包有限公司、刘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公室关于执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份问题的复函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公室关于执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份问题的复函（2000年1月10日 [2000]执他字第1号）
【摘要】《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关于发起人股份在3年内不得转让的规定，是对公司创办者自主转让其股权的限制，其目的是为防止发起人借设立公司投机牟利，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存在这一问题。被执行人持有发起人股份的有关公司和部门应当协助人民法院办理转让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该股份转让的时间应从人民法院向有关单位送达转让股份的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之日起算。该股份受让人应当继受发起人的地位，承担发起人的责任。
【要旨】《公司法》关于发起人股份在三年内不得转让的规定不适用于强制执行程序。股权转让应以法院向协助执行单位送达民事裁定书和通知书之日起算。
【规则】强制执行引起的权利得丧变更不受调整自主转让的法律条款约束的原则。
摘要2：
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公司法
摘要1：【目录】一、出资问题；二、股权确认和股权转让问题；三、法人人格否定问题；四、关联交易问题；五、公司担保问题；六、公司僵局诉讼问题；七、股东派生诉讼问题；八、公司解散、清算问题
摘要2：
公司担保行为
摘要1：【目录】 旧公司法（2004年公司法）第60条第3款关于公司担保规定；新公司法（2006年公司法）第16条、第122条对公司担保能力作出规定：即“一条原则，两个选择，两类担保，两层决策”；新公司法（2006年公司法）公司担保法律后果；2006年《公司法》第16条规定性质；提示1：公司向他人提供担保属于非常规的、特殊的经营范围；提示2：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人员越权对外担保的，若相对人系善意担保有效，否则效力待定；提示3：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对外所签担保合同、对外投资合同并不一定无效；提示４：违反《公司法》第１６条规定的公司担保行为效力认定；九民纪要解读1：违反《公司法》第16条构成越权代表；九民纪要解读2：善意的认定；九民纪要解读3：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九民纪要解读4：越权担保的民事责任；九民纪要解读5：权利救济；九民纪要解读6：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九民纪要解读7：债务加入准用担保规则
【解读１】《公司法》第１６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构成越权代表：（１）内部关系中的公司享有“效力介入式”救济方式；（２）外部关系中的债权人享有“效果对抗式”救济方式；（３）是否”善意“是确定两者优先保护的法益判断标准。
【解读２】（１）依据《公司法》第１６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没有以公司名义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代表权限（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法定限制）；（２）公司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其代表权的基础和来源。
【注解１】《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关于公司担保规定对《九民会议纪要》修改：（１）对于相对人的审查义务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从形式审查调整为合理审查；（２）将无须公司决议的情形从四项修改为三项，删去了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的情形下无须公司决议的规定，同时将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无须公司决议修改为公司仅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无须公司决议。
【注解２】（１）在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将相对人形式审查修改为合理审查，但未区分关联担保和非关联担保；（２）《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８条对相对人善意的认定区分关联担保和非关联担保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仍然可以继续适用。
摘要2：【注释１】（１）《公司法》第１６条是关于公司代表权的赋权性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虽然享有公司代表权，但在对外提供担保方面法定代表人没有代表权，只有在公司决议对法定代表人有授权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才能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２）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第１６条的规定对外担保构成越权担保。——参考规定：《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７条
【注释２】《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对公司担保不同于《九民会议纪要》三个方面新规定：
（１）在相对人善意的情况下，《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规定为“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九民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为“合同有效”；在相对人非善意的情况下，《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规定为“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１条采取“参照适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７条而非“依照”，即处理后果上类推适用担保合同无效的规定而非类推适用无权代理的规定），《九民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为“合同物效”——《合同法》第５０条仅仅规定“该代表行为有效”，《民法典》第５０４条在后面增加了一句话“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备注：越权代表的问题是一个效果归属问题，而不是效力认定问题，不是说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订立的合同无效，而是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２）《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７条第３款认定相对人是否善意的规定采用的是“合理审查”（实际上就是“有限的实质审查”），而没有再用《九民会议纪要》规定的“形式审查”——相对人仅仅完成对公司决议的形式审查不足以证明其为善意。
（３）举证责任分配新规定：相对人如果已经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审查的义务，法院就应当认定相对人是善意的（客观证明标准）；除非公司有证据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公司决议系伪造、变造的（主观证明标准）。
【注释３】公司对外担保属于公司经营决策范围，从公司治理角度公司对外提供非关联担保应由董事会进行决议（对董事可以进行追责）而不应由股东会进行决议。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2641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2641号
【裁判摘要1】周××、王××上诉称《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不一致，实质为协助信业公司逃税的阴阳条款，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交易先决条件“将013号地块、014号地块转入项目公司(天维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周××、王××和信业公司在同一天签署了两份价格不同的合同，但周××、王××未能证明该两个价格条款旨在协助信业公司避税的事实，如哪一价格为真实价格，哪一价格为虚假价格，如何利用两个价格条款避税，以及可能规避的税费金额等，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鉴于双方均放弃了“将013号地块、014号地块装入天维公司”这一合同条款，本院对该条款的效力无须再进行审查。最后，即使前述条款未被当事人放弃，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2)项、第四条第1款的内容来看，当事人约定“将013号地块、014号地块转入项目公司(天维公司)”的含义，应当理解为由天维公司和政府土地出让管理部门签订013号和014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最终由天维公司获得该两幅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该约定反映了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天维公司股权交易实现信业公司向周××、王××购买013号和014号地块67%的权益，该约定及所反映的合同目的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且013号和014号地块能否登记在天维公司名下，属《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问题，不影响该份协议的法律效力。综上，周××、王××未能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法定情形，一审认定该《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有效正确。
摘要2：【裁判摘要２】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因周××、王××根本违约被解除，一审判令违约方周××、王××向信业公司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5360万元及按年利率4.35%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赔偿律师费损失105万元正确。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六条第4项第一款的约定，“本合同签署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擅自终止履行或解除本合同的，视为重大根本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3000万元的违约金”，一审另判令方周××、王××向信业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具有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３】周××、王××另提出一审法院未及时向其送达保全裁定、告知保全事项导致审判程序有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审查处理”，如周龙书、王岳芳对一审保全程序有异议，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周××、王××在二审程序中方提出保全执行行为异议，本案不予处理。
【笔记】股权转让合同被法院判决撤销、解除或者无效税务机关是否应当退税？
摘要1：解读：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并未对股权转让合同被法院判决撤销税务机关应当退还已经缴纳所得税作出规定，税务机关不能退税。
摘要2：【注解】《契税法》第１２条规定：“在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前，权属转移合同、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的，纳税人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已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权属转移合同、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可以退还契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
摘要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
【摘要】
一、关于租金收入确认问题
根据《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者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租金收入，应按交易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其中，如果交易合同或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根据《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出租人可对上述已确认的收入，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
出租方如为在我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且采取据实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的非居民企业，也按本条规定执行。
二、关于债务重组收入确认问题
企业发生债务重组，应在债务重组合同或协议生效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三、关于股权转让所得确认和计算问题
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的金额。
四、关于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收入确认问题
企业权益性投资取得股息、红利等收入，应以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利润分配或转股决定的日期，确定收入的实现。
被投资企业将股权（票）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本的，不作为投资方企业的股息、红利收入，投资方企业也不得增加该项长期投资的计税基础。
五、关于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计税基础确定问题
企业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由于工程款项尚未结清未取得全额发票的，可暂按合同规定的金额计入固定资产计税基础计提折旧，待发票取得后进行调整。但该项调整应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12个月内进行。
六、关于免税收入所对应的费用扣除问题
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企业取得的各项免税收入所对应的各项成本费用，除另有规定者外，可以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七、企业筹办期间不计算为亏损年度问题
企业自开始生产经营的年度，为开始计算企业损益的年度。企业从事生产经营之前进行筹办活动期间发生筹办费用支出，不得计算为当期的亏损，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8号）第九条规定执行。
摘要2： 八、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业务招待费计算问题
对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包括集团公司总部、创业投资企业等），其从被投资企业所分配的股息、红利以及股权转让收入，可以按规定的比例计算业务招待费扣除限额。
【笔记】如何确定股权转让收入实现纳税义务时间点？
摘要1：解读：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非收到股权转让款时确认股权收入）。
摘要2：
【笔记】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是否缴纳企业所得税？
摘要1：解读：《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已被《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37号――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有关问题的公告》废止，在现行法律体系下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不应当纳税。
摘要2：【注解１】非居民企业是指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1867号《儿童投资主基金（TheChildren’sInvestmentMasterFund）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市西湖区国家税务局征收案》：（１）本案所涉非居民企业儿童投资主基金并未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其只就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２）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儿童投资主基金将其所持的外国企业ＣＦＣ公司股权转让给外国企业ＭＤＬ，应税行为发生于境外，交易标的公司位于境外，所得收入来源自境外，其不应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企业所得税；（３）《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已被《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37号――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有关问题的公告》废止，在现行法律体系下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不应当纳税，法院判决丧失了直接法律依据。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闽08行终59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闽08行终59号
【裁判摘要１】税务行政处罚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联系本案而言，2013年10月9日上诉人以扣缴义务人名义向新罗区地税局白沙分局申报纳税人苏××股权转让收益个人所得税税款239.683463万元，填写了《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并于当日以纳税人苏××的名义交纳了个人所得税239.683463万元。新罗区地税局白沙分局于当日出具了一张税种为个人所得税的完税证给上诉人。至此，上诉人向苏××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含代扣税款290.75万元），印花税1.5万元。也就是说，上诉人违法行为发生之日应为2013年10月9日，至今未超过前述法律规定的五年时效，上诉人主张超过行政处罚法二年时效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２】本案被上诉人龙岩市新罗地税局对上诉人作出的罚款数额高达147.175万元，应属重大行政处罚，依前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龙岩市新罗区地税局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但被上诉人龙岩市新罗地税局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经过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前述所述程序违法均属于违反法定程序中“步骤违法”的情形。
摘要2：【注解】本案股权转让方的股权转让收入为３０００万元，财产原值为取得股权支付的金额５５万元，合理费用为１.５万元，应缴纳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３０００万元－５５万元－１.５万元）×２０％＝５８８.７万元；已扣缴个人所得税２９４.３５万元，应扣未扣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为２９４.３５万元。
【笔记】个人股权转让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
摘要1：解读：（１）个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以股权转让方为纳税人，以受让方为扣缴义务人，由扣缴义务人与纳入人一同到主管税务机关（以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税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以便税务机关核实股权转让情况；（２）以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理费用（股权转让时按照规定支付的有关税费）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摘要2：【注解】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3条第3项之规定，财产转让所得适用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为20%。
湖南省地税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关于明确“以股权转让名义转让房地产”征收土地增值税的通知
摘要1：湖南省地税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关于明确“以股权转让名义转让房地产”征收土地增值税的通知（湘地税财行便函〔2015〕3号 2015年1月27日）
【摘要】
据各地反映，以股权转让名义转让房地产规避税收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冲击税收公平原则，影响依法治税，造成了税收大量流失。
总局曾下发三个批复明确 “以股权转让名义转让房地产”属于土地增值税应税行为。为了规范我省土地增值税管理，堵塞征管漏洞。对于控股股东以转让股权为名，实质转让房地产并取得了相应经济利益的，应比照国税函〔2000〕687号、国税函〔2009〕387号、国税函〔2011〕415号文件，依法缴纳土地增值税。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民申字第108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民申字第1081号
【裁判摘要】（１）权利人行使破产取回权的权利基础必须是其对取回权的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２）追偿权系债权并非所有权或其他物权不能行使破产取回权——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在破产程序开始时，对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财产权利人可不依破产程序而直接向破产管理人主张取回。权利人行使破产取回权的权利基础必须是其对取回权的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京高法函［2007］24号《关于协助保管天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涉及原告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等相关案款的函》并非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不能发生免除银泰投资举证责任的效力，且该函所载明的“经核实，目前合同项下的此笔款项仍在本案各方当事人与天一证券的共管账户内由天一证券负责监管”的内容亦未被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该案终审判决即（2008）民二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所确认，银泰投资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也没有进一步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定金仍封闭于天一证券账户中，故银泰投资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京高法函［2007］24号函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定金构成特定化货币的主张依据不足。因银泰投资承担对远大集团的赔偿责任后取得的向天一证券追偿的权利系债权，并非所有权或其他物权，其以行使破产取回权为由要求天一证券从一亿元股权转让定金及利息款中支付银泰投资49986330.63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二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银泰投资以其享有破产取回权为由认为一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与天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取回权纠纷上诉案
【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浙商终字第40号
【摘要】取回权是破产法上的一项特殊权利，其法理基础是民法上的物的返还请求权，即破产取回权是指权利人对其享有所有权的物的返还请求权，而不是债的返还请求权。因此只有所有权人或者其他物权人依照物的返还请求权，才能提出取回该财产的请求。本案银泰投资是否享有涉案1亿元股权转让定金的取回权存在重大争议，银泰投资上诉提出其享有该1亿元股权转让定金的取回权，主要理由是认为北京高院、最高法院的判决及北京高院的函件等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明确将本案取回权标的的所有权及取回权“设立、变更、转让”为银泰投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一般认为能够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仅限于法院作出的形成判决，给付判决、确认判决以及各种命令、通知等，都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就本案而言，北京高院和最高法院的判决、函件等不属于形成判决，并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结合生效判决的具体内容虽明确从便于行使追偿权和诉讼经济原则出发，银泰投资在承担赔偿远大集团款项后，可以向天一证券进行追偿，但并未明确将远大集团享有的存放于天一证券帐户内的1亿元定金的所有权直接转移至银泰投资，银泰投资认为其依据北京高院和最高法院的生效判决取得了对1亿元股权转让定金的所有权和取回权依据不够充分，原判认定银泰投资虽依据北京高院和最高法院的生效判决取得了向天一证券进行追偿的权利，但该权利系债权，而非物权或所有权并无不当。
【解读】法院发出协助函不具有确权效力，破产债权人不能据此主张破产取回权——（１）法院向破产管理人出具的协助付款函载明，证券公司负责监管的１亿元股权转让定金不属于破产财产，在银泰投资向远大集团支付赔偿款后，银泰投资有权要求证券公司从负责监管的１亿元款项中支付相应款项。（２）法院出具的协助函并非形成判决， 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无法达到确权的效果，银泰投资无权主张破产取回权。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宣中民一初字第00061号
摘要1：——个体工商户转让部分经营份额后构成个人合伙
【载《人民司法·案例》2014年第14期，第100页】
【案号】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宣中民一初字第00061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三）项，《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十五条，《安徽省矿产资源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对采矿权转让的情形和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并明令禁止将采矿权倒卖牟利或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上述规定应作为本案纠纷处理的法律依据。肖××、吴××、康×、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以及四人依约在享有大桥砂场不同财产份额的情形下共同经营大桥砂场的事实，业经查证属实。鉴于此，原经登记的个体采矿业主实由肖××变更为吴××、康×、周×和肖××等四人，与大桥砂场经营密切关联的采矿权、采砂权等实体权益，或以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形式被全部转让，或以订立《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的形式被部分转让，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因涉及采矿权和采砂权的变相违法转让，且规避了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个体采矿权转让作出的限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协议。
肖某某等诉吴某某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6)皖民终415号
【摘要】本案中证据显示，2009年、2010年宁国市水务局颁发的《安徽省河道采砂批准证》、《安徽省河道采砂许可证》载明的采砂主体为“宁国市胡乐桥下砂场”，2011年5月30日宁国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载明的采矿权人为“宁国市胡乐大桥砂场”，经济性质为私营企业。而当时“宁国市胡乐桥下砂场”或“宁国市胡乐大桥砂场”均未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即该采矿权主体的组织形式并未确定。2010年11月9日，肖××与吴××、康×、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约定由吴××出资112万元受让大桥砂场40%“股权”，康×、周×分别出资56万元各受让大桥砂场20%“股权”。根据前述协议，大桥砂场可以依法登记为个人合伙、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肖××、吴××、康×、周×可以依法成为个人合伙、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个人合伙、合伙企业的相应合伙份额或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应股权。
摘要2：（续）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实为合作投资或投资权益转让协议，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并不导致大桥砂场的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或变相变更，亦不产生变相转让采矿权的后果。后肖××未将大桥砂场登记为个人合伙、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而于2011年10月18日办理了与大桥砂场实际组织形式并不相符的个体工商户登记。故大桥砂场名为肖××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实为肖××、吴××、康×、周×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共同出资经营的个人合伙或合伙企业。但该行为仅产生登记主体的组织形式与其实际组织形式不符的后果，亦不会因此产生采矿权变相转让的后果。《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申请转变为企业组织形式，符合法定条件的，登记机关和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为其提供便利。”肖××、吴××、康×等可以依据前述规定，依法申请将个体工商户转变为个人合伙、合伙企业或者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另行将大桥砂场注册登记为前述主体，以与大桥砂场的实际组织形式相符。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应认定为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
【注解】转让个体商户“股权”成立个人合伙。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1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16号
【裁判摘要１】预备合并之诉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关于袁××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经查，袁××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袁××为利达公司的股东，确认袁××持有利达公司18%的股份，并责令利达公司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袁××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的登记工作；2.若上述诉请不能得到支持，则请求判令利达公司支付拖欠袁××的股权转让款1013.39万元、利息719.51万元，合计1732.9万元，并请求责令利达公司向袁××支付该1732.9万元的相应利息。据此可见，袁××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能获得法院支持情况下的预备性诉讼请求，在诉讼法学理论上称之为预备合并之诉，并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在审理认为袁××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对第二项诉讼请求予以审理并作出裁判，符合诉讼便利和经济的原则，也有利于法院对当事人争议裁判的协调统一，并无不当。利达公司认为本案应当驳回袁××诉讼请求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其他合伙未明确表示反对可推定其他合伙人同意合伙人转让合伙份额——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协议书》的法律性质及效力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袁××与晏××、廖××、王××、白×、熊××等人系共同借用利达公司的资质，以个人合伙形式共同投资馨园小区及禅博园项目的房地产开发，因此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协议书》转让的实为其在该项目中的合伙份额。尽管袁××转让合伙份额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协议书》未经全体合伙人签名，但是自2013年、2014年签订协议至今，并无证据表明签订案涉协议之外的其他两名合伙人对袁××转让合伙份额提出异议，且利达公司亦已经依照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了大部分的付款义务，现利达公司以袁××转让合伙份额未经过其他合伙人同意为由主张案涉协议无效，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再432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再432号
【裁判摘要１】转让出资期限尚未届满的认缴增资股权不承担出资加速责任——１.2015年7月2日，邱××１、邱××２作为景星公司的股东决定将该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增加的800万元注册资本为认缴，认缴期限至2065年6月30日。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邱××１与邱××２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期限届满前未缴纳全部出资的行为，不属于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2.2016年2月4日，邱××１将其股权转让给黄××，邱××２将其股权转让给李××。虽然根据（2017）粤06民终391号判决认定景星公司应当向佛山物业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且在执行该判决过程中出现景星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但该判决作出时间是2017年5月4日，在邱××１与邱××２转让涉案股权之后。因此，在邱××１与邱××２转让景星公司股权时，尚未有证据证明该公司出现了破产、解散等股东出资应当加速到期的情形。故邱××１与邱××２转让景星公司股权的行为在形式与内容上符合法律规定，未有证据证明该转让行为影响了景星公司对外承责能力。故对佛山物业公司请求邱××１、邱××２对景星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二审法院未予支持，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２】减资尚未到期认缴出资应当承担违规减资补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注册资本是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是公司的交易相对方判断公司的财产责任能力的依据。虽然我国公司法在2013年修改时将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但这并非是对资本确定原则的否定，而是对资本确定原则的继承与发展。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我国公司法仍然坚持资本不变原则，公司不得违反法定条件与程序而随意增减资本，包括未届认缴期限的出资。
摘要2：【裁判摘要３】不当减资后对不当减资不知情的股权股权受让人不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由瑕疵出资股权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有证据证明受让人对瑕疵出资的情形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根据本案案情，2016年9月26日，黄××与李××将景星公司股权转让给李××１、廖××，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此时距黄××与李××于2016年3月25日不当减资已逾数月。且佛山物业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李××１、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前述不当减资情形，故佛山物业公司请求李××１与廖××就景星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４】监事不承担协助抽逃出资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关于抽逃出资责任的规定，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抽逃出资股东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因此，张××作为景星公司监事，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中应当对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佛山物业公司关于张燕玲承担责任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9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92号
【裁判摘要】违约方不能以承担违约责任为代价主张解除合同——解×主张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如乙方原因合同不能履行，乙方投入及收益不予返还并承担违约责任”，其可以以放弃目标公司的投入及收益并承担违约责任为代价而解除合同。从合同约定来看，该条款是对违约责任而非对合同解除条件的约定，在解×违约的情形下，其承担违约责任并不能必然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因合同的解除是法律允许非违约方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可采取的补救方式，是否愿意继续受到合同约束的选择权在于非违约方。具体到本案，即使解×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可能导致王××的股权转让对价难以实际全部实现，但王××作为非违约方，仍然愿意继续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以转让全部股权为代价获取对解×的金钱债权，其该项选择权应得到法律保护。故解×以该合同条款的约定作为其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依据不能成立。解×主张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案涉合同事实上不能履行，应当解除。从上述法律规定的适用前提来看，其适用的债务种类为“非金钱债务”，而在本案中非违约方王××选择继续履行合同以获取对解×的金钱债权，解×对王××所负的债务为金钱债务，故上述法律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解×的经济状况恶化与否并非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也不能以此为由阻碍非违约方主张合同权益。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6)最高法民申2160号
【裁判摘要】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系指，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即使解×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导致王××的股权转让对价难以实际全部实现，但王××仍有权选择不因此解除案涉协议，解×亦欠缺以无力履行为由而解除案涉协议的法律依据，故原审判决法律适用并无不当。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1027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1027号
【裁判摘要１】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以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为由拒绝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已经构成违约。原审法院则确认上诉人负有确保股权变更登记至被上诉人名下的义务，并据此认定上诉人构成违约。本院认为，从合同约定来看，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规定上诉人负有确保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义务。同时，尽管航旭公司股东会决议有过半数股东同意上诉人将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但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过半数股东同意股权转让的决议结果，并不限制其他股东对转让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虚构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事实、或上诉人与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阻碍股权转让等事实的前提下，上诉人以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建议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行为，并不存在可归责的过错，不属违约行为。．．．．．．被上诉人起诉时以上诉人拒绝履行合同构成违约为由主张损害赔偿。对此本院已经阐明观点，即上诉人对《股权转让协议》不再履行并不存在过错，故其无需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是，基于上诉人在双方《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未及时返还定金，造成被上诉人一定损失，故上诉人除需返还该笔定金外，还应承担逾期支付该笔款项期间的利息。考虑到资金支付的便利现实和上诉人占用资金的客观情况，本院以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次日为利息起算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来计算该利息。
【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问题，本院认为应结合双方的行为和意思表示来作出判断。从上诉人《关于股权转让的函》的内容来看，上诉人提出因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无法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并建议终止《股权转让协议》。按合理解释，该建议应可理解为其要求与被上诉人协议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对于上诉人的上述建议，被上诉人在《复函》未直接予以回应，但其直陈上诉人违约，并且主张对合同内容变更后继续进行股权转让。而在上诉人对此的书面回复中，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参与被上诉人提出的变更合同协商。也就是说，在此阶段，双方当事人对《股权转让协议》的处理分别提出了解除和变更的主张，但均未获得对方认可。由于双方尚未达成解除或变更《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意，故《股权转让协议》在当时仍属有效合同。而在被上诉人之后发出的接受“股权转让事宜失败”的2008年9月3日函件中
摘要2：（续）被上诉人明确要求“股权转让定金30万元整退回”。对此本院认为，从合同法的角度，被上诉人的这一主张应解释为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且该主张与上诉人之前的意思表示一致，由此，《股权转让协议》在被上诉人作出这一意思表示后解除。
【解读１】一审判决：一、确认淼润森公司与星宁公司、虞××、严×于2008年3月24日签署的《关于上海航旭织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于2008年4月30日解除；二、星宁公司、虞××、严×共同双倍返还淼润森公司30万元定金（返还总数为60万元）。
【解读２】二审判决：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9）浦民二(商)初字第70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上诉人上海星宁机电有限公司、虞××、严×与被上诉人淼润森（苏州）货物捆绑器制造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于2008年9月3日解除；三、上诉人上海星宁机电有限公司、虞××、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向淼润森（苏州）货物捆绑器制造有限公司返还定金人民币3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08年9月4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注解】出让人以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行为并不存在可归责的过错，不属违约行为，不适用双倍返还定金罚则。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46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462号
【裁判摘要】关于赖××与黄×签订的《股权及出资转让协议书》中1440万元出资款性质问题。．．．．．．据此，首先，根据上述《股权及出资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赖××将其持有的汇鑫公司8%股权以80万元转让给黄×，将1440万元的出资款一并转让，两项合计1520万元。赖××主张其以原价1520万元转让汇鑫公司8%的股权给黄×，与上述协议约定内容不符。同时，赖××主张股权与出资款不得分开转让，亦缺乏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股权及出资转让协议书》中有关将汇鑫公司8%股权与1440万元出资款分开转让的约定有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赖××主张的汇鑫公司1440万元出资款来源于赖××与邓某2之间的《协议书》，即将邓某2在汇鑫公司项目投入资金5100万元中的1440万元转为赖××在该项目的投资，以抵销邓某2欠赖北京14某某万元债务。根据已生效的刑初104号刑事判决及执333号函，邓某2向汇鑫公司项目投入的5100万元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涉案金额，赖××为邓某2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受害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款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虽然汇鑫公司当时的登记股东在《协议书》上均签名确认，汇鑫公司出具了合计1440万元的投资款收条，186号民事裁定亦对该行为进行确认，但以上行为并不足以推翻刑事判决对款项性质的认定，且刑事判决已经确认邓某2非法吸收赖北京14某某万元款项造成的损失为1030.3515万元，赖北京可以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解决。因此，原审判决认定邓某2以非法来源资金与赖北京抵销债务形成的《协议书》无效，进而认定《股权及出资转让协议书》中涉及1440万元出资款债权转让的条款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赖某某、黄某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民终23号
【摘要】当事人能否约定将股权与出资款分开转让？——虽然赖××与邓××签订的“10.1协议"约定将邓××欠赖××14某某万元的债权转化为投资款，汇鑫公司的股东均签名确认，且汇鑫公司也出具了1440万元的投资款收条，但是因邓××用于抵债的这1440万元的投资款是其非吸所得，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应当予以追缴。也就是说，通过刑事判决认定，邓××用于抵债的1440万元出资款的来源非法，因此导致邓××以1440万元投资款来个别抵消所欠赖××14某某万元债务的行为归于无效，即邓××与赖××的抵债协议“10.1协议”无效。而邓××与个别债权人以债务抵销的方式进行清偿，也损害了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其他受害人的均等公平受偿权利。综上，赖××转让8%的股权合法有效，其转让的1440万元的投资款因非其本人直接出资，而是来源于已纳入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实中的债权债务抵偿，因此“4.21协议”中涉及该1440万元出资款债权转让的部分条款无效。．．．．．．黄×按照其他股东的股权收购价格，与赖××签订《股权及投资款转让协议》即“4.21”协议，约定以1520万元的价格收购赖××所占的8%股权及投资款。其中，赖××出资80万元占股8%依法可以由其转让，黄×应支付该80万元给赖××。而本案中1440万元的出资款，被法院认定为是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赃款，应当在刑事追赃程序中予以追缴。
【注解】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进行投资，该投资债权（区别于股权）经转让后再转让，两次转让均无效。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3634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3634号
【裁判摘要】股东在明知公司对外负债且无力清偿的情况下恶意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到位的风险，其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不应得到法律保护——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股东的出资方式是认缴制，基于该制度，股东在公司存续期内以认购股权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且对出资期限享有法定的期限利益。在出资期限未届满前，原股东未实缴出资的情形一般不构成公司法上的出资瑕疵，对于未届出资期限即转让股权的行为，法律亦并未禁止，一般应当认定该等转让行为有效，原股东可以退出公司，由新股东进入公司并继续承担相应的缴纳出资义务。据此，公司债权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以出资瑕疵为由要求已转让未届出资期限股权的原股东就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因原股东行为并不符合“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一般不予支持。进而，公司债权人作为申请执行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申请追加原股东为被执行人的，一般亦不予支持。本案中，杨××持有的法星公司股权所对应的出资时间为2024年4月之前，其在未实缴出资的情况下于2017年3月29日将法星公司股权转让给沈×、潘××，不违反法律规定，陆××、曹×作为法星公司的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以杨××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为由，申请追加杨××为被执行人，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应当指出的是，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并非任何时候都享有期限利益。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内在要求，股东在享有出资期限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即股东应当保证公司不沦为其转嫁经营风险的工具，不能危及与公司从事正常交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条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
摘要2：（续）上述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例外情形即系平衡保护债权人利益与合同自治的司法实践探索，符合上述两种情形的，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应当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一）》第一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一）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依照上述破产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法星公司构成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形，已具备破产原因。现法星公司未申请破产，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第6条规定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情形，如果沈×、潘××未将其股权转让给董××，则沈×、潘××应当对法星公司的债务在其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沈×、潘××亦符合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情形。陆××、曹×以沈×、潘××系恶意转让股权以逃避债务为由，主张二人仍应对法星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并申请追加二人为被执行人，对此本院认为，股东不得滥用其出资期限利益以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权益，股东在明知公司对外负债且无力清偿的情况下恶意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到位的风险，其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不应得到法律保护。具体到本案，沈×、潘××向董××转让股权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综合前述因素，本院认定沈×、潘××将股权转让给董××的行为是利用公司股东的期限利益恶意逃避债务，侵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沈×、潘××恶意转让股权、滥用股东期限利益的行为应予否定，现陆××、曹×申请追加沈×、潘××为（2019）京0118执18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陆××、曹×诉求沈×、潘××对法星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结合其上诉理由中援引的法律及法理依据，应为股东对公司债务的补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75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755号
【裁判摘要】关于案涉股权转让款尾款支付约定系附条件还是附期限的问题。对该问题的认定应根据协议内容、签订背景以及股权价值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考量。首先，根据协议内容看，协议双方不仅明确了协议签订的基础在于“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签订了《成华街6号项目合作开发意向书》及补充协议”“钟××已明白哲宇公司注册原因及成华街6号项目基本情况”，而且明确约定李××转让的不仅是其持有的哲宇公司45%的股权，还包括其在成华街6号项目拥有的一切权益，即哲宇公司即将参与合作开发成华街6号项目所能给股东带来的商业机会或预期收益。另从字面上看，钟××支付2000万元股权转让尾款是在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正式签订成华街6号项目有关合作开发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而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就案涉项目未正式缔约，双方前期所签订的合作开发意向书及其补充协议亦经仲裁解除，已不具备签约及履行条件。其次，从协议签订背景看，哲宇公司系李××等人为与建隆公司合作开发成华街6号项目而成立的项目公司，公司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积极筹备合作开发相关事宜，促使成华街6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恢复登记至建隆公司名下，除此以外，该公司并未从事与合作开发无关的其他经营活动。在钟××受让股权前，哲宇公司注册资本已转入股东李××的个人账户，除因协调成华街6号项目土地使用权登记所垫支的费用外，公司并无其他债权债务及相应资产。即使李××前期投入了不少资金和精力，但股权价值不能仅以其前期投入来衡量。钟××受让李××持有的哲宇公司股权，其目的在于通过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合作开发成华街6号项目获取收益，若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未能就案涉项目签订正式合作开发协议，哲宇公司股权的价值亦会降低，钟××受让股权的目的亦不能完全实现。再次，从协议约定的性质看，钟××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前提是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正式签订合作开发协议，而正式签订合作开发协议需由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协商一致，并非单方能够决定，最终能否正式签订协议亦属于不确定是否发生的事实。而合同所附的履行期限应是指确定的、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实，故本案双方关于余款支付的约定属于履行条件的约定。最后，现无证据能够证明钟××不正当阻止了条件成就。
摘要2：《李某某、官某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川民终1133号
【摘要】综合协议内容、签订背景等，不能认定该约定为附条件的履行期限。．．．．．．因而，在哲宇公司未与建隆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钟××不能实现受让股权的预期收益前，不能认定钟××负有支付全部转让价款的义务。再次，从该约定性质看，钟××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前提是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正式签订合作开发协议”，而是否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以及何时签订需由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非哲宇公司一方的意思表示或行为所能决定，更非作为股东的钟××一方所能控制，该约定能否实现存在不确定性，不属于履行期限而是履行条件。综上，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3款的约定应认定为履行条件，李××关于该约定为附条件的履行期限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在案涉履行条件客观上已不能成就且钟××不存在为自身利益不当阻却条件成就的情形下，李××诉请钟文平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股权转让协议》第２.3.在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就成华街6号地（见附件）项目，正式签订了有关合作开发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钟××再向李××支付股权转让尾款贰仟万元正。
【注解】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余款２０００万元，在目标公司与第三方就某项目正式签订有关合作协议后５个工作日内支付”，该约定综合协议内容、签订背景等，应认定为履行条件，不能认定该约定为附条件的履行期限。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3民终4499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3民终4499号
【裁判摘要１】发起人身份不因股权转让而消除，转让股权的发起人仍需对其他发起人瑕疵出资承担连带责任｜在出资期限加速到期的情况下，发起人未履行公司设立时所确定的股东出资义务即其在公司设立时认缴的出资，其他发起人对此负有连带责任。发起人转让股权后，其身份并不因股权的转让而消除或由受让人受让股权而继受发起人身份，发起人的资本充实责任犹在，且公司注册资本亦来自发起人设立公司时的契约或初始章程，是故，发起人应对其所设定的资本负有充实责任和相互连带责任——关于冷××对王××应缴纳的出资款100万元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一条规定，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规定均体现了公司法赋予资本充实责任为发起人的法定责任，该责任因公司设立行为而产生，发起人因设立公司的合伙契约关系产生了相互间的责任牵连，形成出资担保责任。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记载于公司章程，故初始章程规定的发起人认缴额属于公司设立时所确定的股东出资义务，包括未届期出资。在出资期限加速到期的情况下，发起人未履行公司设立时所确定的股东出资义务即其在公司设立时认缴的出资，根据上述规定，其他发起人对此负有连带责任。发起人转让股权后，其身份并不因股权的转让而消除或由受让人受让股权而继受发起人身份，发起人的资本充实责任犹在，且公司注册资本亦来自发起人设立公司时的契约或初始章程，是故，发起人应对其所设定的资本负有充实责任和相互连带责任。
摘要2：（续）本案中，君融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冷××、王××，冷××在认缴期限届满之前将股权零对价转让给王××、吴××，当时冷××、王××均无任何出资，此后王××、吴××亦无出资。现君融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王××应依法缴纳其认缴的出资款。因发起人王××未履行公司设立时确定的出资义务，根据上述规定，发起人冷××应当对王××应缴纳的出资款1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冷××承担责任后，可依法向王××追偿。
【裁判摘要２】股东转让股权时认缴出资期限未届满不再承担缴纳到期出资义务——关于冷××是否应向君融公司承担未缴出资责任问题。股东负有保持公司资本充实的义务，股东出资的约定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契约，在注册资本认缴制度下，股东出资义务系其对公司附期限的契约。股东享有到期缴纳出资的期限利益并负有按期足额出资的义务。冷××与君融公司存在认缴资本的合同义务，但其股权于2017年6月发生转让之时，该资本认缴期限未届满，到期出资义务随股权转让至受让人王××、吴××，故君融公司起诉要求冷××缴纳出资款100万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此，君融公司起诉要求王××、吴××对冷××缴纳出资款1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自是不能成立。
【笔记】股权出让人起诉受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受让人能否提起反诉出让人补缴不足出资？
摘要1：解读：股权出让人起诉受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依据的法律事由是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股权出让人补缴不足出资依据的法律事由是股东出资不足的补缴责任，两者并非相同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股权受让人不能反诉出让人补缴不足出资。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68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任何商事活动均存在经营风险，商事主体应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即进行相应的尽职调查。被申请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与杨××一方的尽职调查义务并不冲突，更不能相互取代。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卞××共同受让目标公司100%股权，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二审判决结合卞××持有多家海洋渔业公司的股权并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半年之前已作为案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沟通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以及本案股权转让款达4300万元等情况，认为被申请人关于杨××、卞××在讼争股权转让前已对海翔公司的资产情况包括渔船的建造情况进行了相应尽职调查的主张符合常理，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杨××主张被申请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故意告知虚假事实、故意隐瞒重大资产瑕疵和经营风险，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支持其主张；其以自己之前从未涉足海洋渔业方面的经营业务作为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因此，杨××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应当撤销的合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依据不足。
【裁判摘要２】杨××主张被申请人故意隐瞒目标公司重大资产瑕疵和经营风险构成欺诈，《股权转让协议》应当撤销即合同无效，同时又主张受让目标公司资产及农业补贴的真实目的不能实现，应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而合同解除以合同有效为前提，故其主张相互矛盾。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不同于目标公司的经营目标或者盈利目的能否实现。被申请人在本案中并未起诉解除合同，杨××、卞××亦未反诉解除合同，仅以存在应当合同解除的情形作为抗辩理由，故无论是否存在应当合同解除的情形，一、二审判决依法不能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解除合同。杨××关于二审判决不支持其合同解除不当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以4300万受让一家“空壳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与目标公司的经营目标或者盈利目的能否实现是否等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最高法民再9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定：根据潘××、曾××、健泰公司三方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及合同，围绕潘××持有的谷铭翠城公司10%股权及相关合同权利，本案存在三个法律关系：一是潘××与曾××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二是曾××与健泰公司之间的合同权利转让关系；三是潘××与健泰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在上述法律关系中，潘××系谷铭翠城公司10%股权的持有人及转让方，曾××系第一手受让方；后曾××将其享有的受让郑××及潘××持有的谷铭翠城公司60%股权的合同权利加价1200万元转让给健泰公司，曾××系合同权利转让方，健泰公司为合同权利受让方；健泰公司受让合同权利后，直接与潘××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系潘××所持谷铭翠城公司10%股权的真正受让方。二、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主体问题。曾××仅将其享有的合同权利转让给健泰公司，未将合同义务一并转让给健泰公司，且曾××在2010年11月9日及2013年8月28日通过书面方式承认拖欠郑××、潘××股权转让款并承诺与健泰公司结清股权权益转让款后，一次性与郑××、潘××结清欠款，故曾××仍应按照其与潘××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拖欠的款项。．．．．．．故健泰公司系谷铭翠城公司股权的真正受让方。如果健泰公司与潘××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则健泰公司取得谷铭翠城公司10%股权欠缺法律及合同依据，故健泰公司的抗辩理由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潘××主张健泰公司应与曾××共同向潘××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裁判判摘要２】再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潘××将其股权转让给健泰公司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并在该约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登记机关才依法为健泰公司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在其名下。此时健泰公司实际从潘××获得出让的股权，《股权转让合同》中有关股权转让的约定履行完毕，健泰公司因此与潘××间形成了因转让股权支付对价的债权债务关系，虽在该合同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虚低，但应当按照在先与曾××约定的真实转让价格支付对价。．．．．．．鉴于上述客观事实和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和该法第一百零九条关于“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规定，本院认为，在健泰公司尚欠股权转让款未付的情形下，
摘要2：（续）潘××要求健泰公司承担曾××欠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518.8万元的给付责任，符合案件事实情况，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64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原股东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重新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受让人所得分红款也仍然有效——股权转让交易中，受让人通过受让股权继受取得股东资格后，即依法享有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监督公司经营以及获得分配等权利。股东基于身份关系实施的决策、参与公司管理等行为，涉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以及与公司交易的不特定第三方的交易关系，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即便股权转让合同嗣后被解除，股权受让人在作为股东期间依法行使的各项权利通常仍应具有法律效力，公司亦应因股东投资以及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而向其分配股息和红利。易言之，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前，亿丰公司、金信公司的股东身份及基于股东对公司投资而获得的分红收益仍然有效。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基于该解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明达意航公司并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通过重新办理股权变更程序才能再次成为抚顺银行的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商业银行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五)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的规定，案涉股权占比逾7%，明达意航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要重新成为抚顺银行股东，除应履行公司内部的股东变更程序外，还须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股东应当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纳税记录和财务状况，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监管要求。”明达意航公司现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显然不符合前述规定要求的成为商业银行股东的条件，辽宁银保监局亦在向本院回函中明确指出明达意航公司不符合《中国银保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关于股东资格的相关规定。故明达意航公司主张其为抚顺银行股东并要求变更登记的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明达意航公司因不符合商业银行股东条件而不能重新取得抚顺银行股东身份，但其在该股权中的财产性权益却应依法予以保护，明达意航公司可通过申请拍卖案涉股份而以其价款折价补偿。故一审判决关于明达意航公司对案涉股权享有所有权但不具有抚顺银行股东资格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金信公司与明达意航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未就股权转让款利息进行处理，金信公司虽在本案一审中撤回主张股权转让款利息的反诉，但在明达意航公司主张返还分红款时，仍以明达意航公司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占用利息进行抵销作为抗辩，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3条关于“抵销权既可以通知的方式行使，也可以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方式行使”的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注解】（１）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即便股权转让合同嗣后被解除，股权受让人在作为股东期间依法行使的各项权利通常仍应具有法律效力，公司亦应因股东投资以及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而向其分配股息和红利；（２）基于股权转让合同解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出让方在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并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通过重新办理股权变更程序才能再次成为公司股东；（３）因不符合成为股东的条件，出让方主张其为公司股东并要求变更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但其在该股权中的财产性权益却应依法予以保护，可通过申请拍卖股权而以其价款折价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117号
摘要1：【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后未进行变更登记能否对抗强制执行？｜（１）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仅发生对抗交易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股权取得的法定要件；（２）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股权作为股东对公司享有各种权利的集合，主要权利为基于股东资格而对公司享有的财产利益和管理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权转让是股权继受取得的方式之一，作为一种法律行为，通过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法有效的转让协议后履行即可取得相应股权。股权转让导致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变化并非法律规定的工商登记事项。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仅发生对抗交易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股权取得的法定要件。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昆明中院(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认定云南能投公司已全额支付转让款，并实际管理、经营石新公司。本案一审亦查明，2014年5月10日，石新公司已修改公司章程，注册资本5亿元，云南能投公司作为公司唯一股东以货币方式全额出资。石新公司虽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云南能投公司自该公司章程修改之日起，实际已经成为石新公司唯一股东，享有包括涉案24%股权在内的石新公司全部股权。云南能投公司虽然在(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案件起诉时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提出了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协助办理股权登记等其他两项诉讼请求，但其在提出确认股东身份的诉讼请求时，已经实际取得并享有、行使着相应股权。(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主文对“山路集团持有的石新公司24%的股权归云南能投公司所有”的确认，
摘要2：（续）不宜理解为基于云南能投公司与山路集团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这一债权关系所作出，而理解为基于云南能投公司已成为涉案股权实际权利归属人这一事实作出，更符合事实实际情况。即云南能投公司并非仅基于(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确权取得涉案股权，而是在(2015)昆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作出前已经实际取得并享有涉案股权。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02民终1240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当债权形成于前股东持股之时，公司未到出资期限即注销的情况下，前股东应当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人通舜公司、周××应在其出资范围内，对于涉案欠款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当债权形成于前股东持股之时，公司未到出资期限即注销的情况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前股东应当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从时间点来说，本案所涉合同之债发生于上诉人通舜公司、周××持股之时。本案通舜公司、周××是被上诉人与铸仑公司发生涉案设备买卖合同之时的股东，两股东享有涉案买卖合同为目标公司所带来的利益，在涉案股权转让之时，其对于公司所欠债务应为明知；其次，在公司注销的情况下，上诉人通舜公司与周××因转让股权而免除的出资义务应予以回转。主要理由是：第一，股东出资的约定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契约。股东对于公司的出资义务来源于股东与公司之间就公司资本与股权份额的约定，对于股东而言，其以出资行为换取公司相应份额的股权，对于公司而言，其以公司股权换取公司运营所需资金。既然出资协议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契约，那么该契约应由《合同法》规则规制，当然，基于公司作为商事活动所创设的基本组织的特性，该契约还受《公司法》所规定的特殊规则的约束，在《公司法》框架下不能适用的相关《合同法》的规则应予剔除；第二，在公司认缴制度下，股东出资义务系其对公司附期限的契约。股东对于公司的认缴出资义务应是股东对于公司的附期限的承诺，股东在初始章程或增资合同中作出的认缴意思表示属于民法上为自己设定负担的行为，本质上是债权债务关系的建立。通过认缴，股东成为出资契约中的债务人，公司则成为出资契约中的债权人。因此，对于公司资本的认缴是债权的成立，而对于公司资本的实缴是债权到期后债务人的实际履行。从契约的角度来说，股东享有到期缴纳出资的期限利益并承担按期足额出资的义务；第三，公司注销后，公司可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向前股东主张权利。本案债务发生于上诉人通舜公司与周洁茹持股之时，前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认缴资本的合同义务，股权发生转让之时，因该资本认缴期限未届满，到期出资义务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受让股东继而享有在未来期限内缴纳出资的期限利益以及按期缴纳出
摘要2：（续）受让股东继而享有在未来期限内缴纳出资的期限利益以及按期缴纳出资的义务，前股东因股权转让而失去股东地位，无需履行股东义务，同时不再享有目标公司股东的权利。但是，在本案中，后股东许勤勤已注销公司，其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其并未出资。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在公司法框架下，股东转让股权，无需目标公司同意，对于公司的资本认缴出资的合同义务，转让给股权的后股东（受让人）后，其未按期出资即注销公司的行为，使得后股东对于公司具有因出资期限届满向公司支付出资的合同义务，在其未履行的情况下，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第三人不履行债务的情形，因此，公司得向前股东（债权人）主张违约责任。 第四，公司解散时，债权人可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向前股东主张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解散时，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股东系以出资为基础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但公司解散之时，在股东仍未能按期出资，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时候，股东不能依《公司法》享有有限责任的保护，债权人有权要求股东在其认缴出资范围内履行其出资义务，偿还对外债务。债权人对于股东的该请求权，系基于公司设立的有限责任的原则而产生，目的是保障公司资本的完整性，维护债权人的应有利益。本案中，公司已经解散并注销，因前股东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对于公司仍有出资义务，在公司解散并注销的情况下，债权人亦有权要求前股东在其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对于形成于原股东持股期间的债权，在前股东转让后，后股东注销公司且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前股东应对公司债务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20民终639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可以一并撤销相对人与转得人的行为——本案系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因此，黄××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股权，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行为。而从本案的股权转让过程来看，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是否真实支付等事实，均存在诸多疑点。并且，转得人在受让及再次转让股权之时，均未对基裕公司的资产进行严格审查。上述事实因素，足以证明各股权转让人之间存在主观上的恶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黄××作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其财产，减少责任财产，降低了其对债权人的实际清偿能力，对债权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并且各转得人主观上存在恶意，明知存在上述诈害行为却仍为之。因此，马××作为债权人，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股权转让行为，理据充足，本院予以支持。债务人、转得人的行为被撤销后，其转让行为自始无效，应当恢复财产之原状。
摘要2：【解读１】诉讼请求：判令撤销黄××、京驰粤公司、杨××、黄××、信业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撤销黄××、京驰粤公司、杨××、黄××、信业公司之间转让黄××持有的基裕公司的50%的股权的行为；二、驳回马××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