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会议纪要》是不是司法解释？《会议纪要》能否作为裁判依据？
摘要1：解读：（１）《会议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２）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
摘要2：解析：可以根据会议纪要说理但不能作为裁判依据——（１）“本院认为”部分可以根据会议纪要规定进行说理；（２）但会议纪要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援引。
【笔记】再审发回重审原告撤诉后能否重新起诉？
摘要1：解读：（１）再审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应视为再审审理程序终结；（２）再审发回重审后重新立案的案应视为新的一审案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应适用一审程序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原告在重审期间撤诉后又起诉应予受理。
【注释１】关于再审发回重审后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是否属于再审裁判存在争议——（１）肯定说认为再审发回重审后作出的生效裁判属于再审裁判；（２）否定说认为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再审裁判，当事人可以就该生效裁判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的主要功能是依法纠错、维护生效裁判权威，再审审理程序应当在发回重审裁定作出后即告终结；重审裁判主要功能是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重审审理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至原审诉讼前）。
【注释２】（１）《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０８条第２款规定“一审原告在再审审理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即再审程审理程序中撤回起诉不能重复起诉；（２）再审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期间原告撤诉后又起诉应予受理。
摘要2：【风险提示】发回重审后是否属于再审程序、再审发回重审原告撤诉后能否重新起诉也存在争议——再审发回重审原告撤诉应当持谨慎态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的理解与适用
摘要1：【目录】一、《实施办法》的起草背景和基本思路（一）起草情况（二）文件性质（三）基本思路二、《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一）完善行政案件级别管辖制度（二）完善案件提级管辖机制（三）改革再审程序（四）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三、需要重点说明的几个问题（一）关于《试点实施办法》内容的适用范围（二）关于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剥离与区分（三）关于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判力量的配置（四）关于新类型裁判文书样式
摘要2：
【笔记】一审完全胜诉当事人是否享有上诉权？
摘要1：解读：（１）《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第２款仅限制未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上诉权，并未限制一审其他当事人行使上诉权；（２）一审完全胜诉当事人仍然享有上诉权，当未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除外。
【注释】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能否对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提出执行异议？|（1）法律、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能否对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提出执行异议；（2）只要执行裁定中认定的事实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使当事人对执行裁定审查结论无异议，应认定当事人享有异议权（上诉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34号
摘要2：【注解１】另外观点认为——（１）《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第１７４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因此，上诉人必须是与本案上诉有直接利害关系，即上诉人必须依法享有上诉的利益，否则作为上诉人不适格；（２）与上诉利益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不具有上诉权。
【注解２】（１）当事人对一审裁判既判力（裁判文书中有既判力的为裁判的主文部分而不包括本院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不服具有上诉利益；（２）当事人对一审裁判认定事实和说理部分（不具有既判力）不服不具有上诉利益。
【笔记】《民法典》实施后能否参考民通意见和合同法解释规定？
摘要1：解读：根据《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第１２条规定，对于民通意见、合同法解释一、合同法解释二——（１）实体性规定所体现的精神，与民法典及有关法律不冲突且在司法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法院可以在裁判文书说理时阐述；（２）程序性规定的精神，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不冲突的，法院可以在办理程序性事项时作为参考。
摘要2：
【笔记】《民法典》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依据是什么？
摘要1：解读：人民法院根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依据，不得以法律、行政法规的其他规定或者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解析１】如何理解“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６条第１款规定，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能够实现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关于“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的规定认定该合同不因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一）强制性规定虽然旨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但是合同的实际履行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的影响显著轻微，认定合同无效将导致案件处理结果有失公平公正；（二）强制性规定旨在维护政府的税收、土地出让金等国家利益或者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而非合同当事人的民事权益，认定合同有效不会影响该规范目的的实现；（三）强制性规定旨在要求当事人一方加强风险控制、内部管理等，对方无能力或者无义务审查合同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将使其承担不利后果；（四）当事人一方虽然在订立合同时违反强制性规定，但是在合同订立后其已经具备补正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条件却违背诚信原则不予补正；（五）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情形。
【解析２】违反旨在规制合同订立后的履行行为的强制性规定是否无效？｜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６条第２款规定——（１）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旨在规制合同订立后的履行行为，当事人以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为由请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但是，合同履行必然导致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者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解析３】违反强制性规定不导致合同无效情形如何处理？｜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６条第３款规定——（１）依据前两款认定合同有效，但是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未经处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司法建议。（２）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线索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属于刑事自诉案件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
摘要2：【解析４】如何认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情形？｜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７条规定——（１）合同虽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２款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一）合同影响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国家安全的；（二）合同影响社会稳定、公平竞争秩序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违背社会公共秩序的；（三）合同背离社会公德、家庭伦理或者有损人格（２）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时，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动机和交易目的、政府部门的监管强度、一定期限内当事人从事类似交易的频次、行为的社会后果等因素，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理。当事人确因生活需要进行交易，未给社会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影响，且不影响国家安全，也不违背善良风俗的，人民法院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解析５】“应当”“必须”或者“不得”等表述是否一定属于强制性规范？——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８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虽然有“应当”“必须”或者“不得”等表述，但是该规定旨在限制或者赋予民事权利，行为人违反该规定将构成无权处分、无权代理、越权代表等，或者导致合同相对人、第三人因此获得撤销权、解除权等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关于违反该规定的民事法律后果认定合同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7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70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意思表示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只要合同各方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应对缔约各方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当事人如意思表示发生变更，一般应以明确的方式作出，并以变更后的意思表示来确定缔约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案件的案由反映了案件所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是人民法院为便于当事人诉讼、规范审判管理和司法统计，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合同约定的内容等，对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和总结。
【裁判摘要２】法院在解除双务合同时未向当事人释明可一并提出返还原物或折价补偿、赔偿损失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民商事审判工作纪要》第36条第二款、第49条的内容，关于双务合同解除时人民法院的释明问题。第一审人民法院虽未予释明，如果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范围确实难以确定或者双方争议较大的，也可以告知当事人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解决，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明确。故韩某某等三人关于一审法院未向其释明可提出返还请求，程序违法应予发回重审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0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05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根据上述规定，能否再次提起诉讼的关键在于是否出现了“新的事实”。“新的事实”应为生效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的事实，而不是原生效裁判未查明或未涉及的事实，亦不是当事人在原审中未提出的事实。伍某某１在(2013)厦海法商初字第598号和(2013)厦海法商初字第599号案件的生效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之后，未能举证证明其据以提起本案反诉的基础事实及诉讼请求较前诉发生了实质变更，亦未能举证证明本案法律关系或案件事实产生新的变化。其通过另案反诉方式提请对船舶合伙经营费用进行清算的行为，不属于生效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的“新的事实”，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新的事实”的情形。伍德泉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2015）厦海法商初字第720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合伙期间的债务情况，不能证明伍某某１在本案中据以提起反诉的争议事实与（2013）厦海法商初字第598号案存在本质不同，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的足以推翻原裁判的“新的证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277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2770号
【裁判要旨】
（１）人民法院作出的交付不动产等裁判文书本质上属于给付性法律文书，不具有直接导致该不动产物权变更的法律效果。所以，当事人认为此裁判文书具有变更物权效力，并进而主张排除对涉案房产的执行，依法不能成立。
（２）原《担保法》第52条规定，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抵押权也消灭。故当事人关于抵押权人因抵押登记期限届满而不再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与法律规定不符。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0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088号
【裁判摘要】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中裁判理由的内容不能被认定为“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关于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中裁判理由内容能否被认定为“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乾顺公司主张，广东高院(2017)粤执复281号复议决定书中“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应被理解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项中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本院认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中裁判理由的内容不能被认定为“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民事诉讼裁判文书所确认的案件事实，是在诉讼各方当事人的参与下，人民法院通过开庭审理等诉讼活动，组织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中的争议事项，通过举证、质证和认证活动依法作出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般来说，经人民法院确认的案件事实应在裁判文书中有明确无误的记载或表述。而裁判文书中的裁判理由，则是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或其他争议事项作出评判的理由，以表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或其他争议事项的裁判观点。裁判理由的内容，既可能包括案件所涉的相关事实阐述，也可能包括对法律条文的解释适用，或者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二者之间的联系。但裁判理由部分所涉的相关事实，并非均是经过举证、质证和认证活动后有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因此不能被认定为裁判文书所确认的案件事实。一般来说，裁判文书中裁判理由的内容无论在事实认定还是裁判结果上对于其他案件均不产生拘束力和既判力。因此，乾顺公司主张的广东高院(2017)粤执复281号复议决定书中“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应被理解为民诉法解释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终268号
【摘要】乾顺公司上诉主张，生效的法律文书(2017)粤执复281号复议决定书已经确认滨江公司非法占有涉案土地，以此可以认定滨江公司侵权行为成立。对此，广东高院于2017年9月7日作出的该份复议决定书载明该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执行中拍卖被执行人用以偿还债务的财产以后，应将拍卖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另外，在执行终结六个月内，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对已执行的标的有妨害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排除妨害，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进行处罚……滨江公司雇请工程队在乾顺公司竞得的上述涉案地块上施工，拒不按照执行法院《责令停止施工通知书》和《退出土地通知书》要求停止施工并退出占用土地，造成执行法院无法交付拍卖标的物给买受人，对案件执行构成严重妨害。执行法院可依法采取罚款措施，作为藐视司法权威的惩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决定驳回滨江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原罚款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及第二款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广东高院的复议决定书在“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的论述不属于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不能以此认定滨江公司构成侵权。且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滨江公司不存在乾顺公司所诉的侵权行为。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民终2280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民终2280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建设工程实际施工人可以在发包人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该条规定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其适用应当限于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的范围。徐××申请一审法院执行生效民事裁判文书，一审法院依法查封久缘公司在巴彦高勒镇政府的到期债权，并无不当。现在薛×以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身份，主张其系实际债权人，对一审法院的查封提出异议，超出了实际施工人在发包人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的范围。薛×关于其对涉案债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91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915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关于“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提出，并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生效判决、裁定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本案中，梁××于2021年1月25日向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黄××与恩平盛林生态旅游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的相关裁判文书，因该案的二审裁定系按黄××撤回上诉处理，对该案实体权利义务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是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梁××如认为该判决损害其民事权益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向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提出，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梁××向该院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裁定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0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004号
【裁判摘要１】合作开发协议属于内部关系，在没有对案涉土地或房屋进行变更登记或经生效裁判文书确权之前不足以对抗权属证书公示性——赵××主张其对案涉房屋享有可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但其主张的依据为其与润泽公司之间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该协议是其与润泽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在没有对案涉土地或房屋进行变更登记或者经生效裁判文书确权之前，赵××享有的仅是对润泽公司的债权。在法律没有另行规定的情形下，该债权不足以对抗《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权属证书的公示性。
【裁判摘要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本案中，根据一审判决书记载，润泽公司作为另案中的被执行人，对赵××的陈述“没有异议”，依据上述规定，可以列其为第三人，故原审审理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
摘要2：
【笔记】合作开发协议能否排除法院对合作开发房地产强制执行？
摘要1：解读：合作开发协议属于内部关系，在没有对合作开发的土地或房屋进行变更登记或经生效裁判文书确权之前不足以对抗权属证书公示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
【注解】另外裁判观点认为，合作开发协议能够排除法院对合作开发房地产强制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904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204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2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207号
【裁判摘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关于以政府审计部门审计作为结算依据的约定，实际施工人参与了该合同的签订，对实际施工人有法律约束力——首先，合同双方一致认可以政府审计部门核定的工程价款作为最终工程价款。科茂建筑公司与米易中学校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采用中标价加设计变更方式确定工程价款，之后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三条第3项明确约定：“乙方在本工程提出的所有重组的结算由政府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审计结果作为最终结算依据”。其次，邓××知晓关于工程价款结算的约定。邓××参与了《补充协议》的签订，从《补充协议》落款处签字看，邓××作为科茂建筑公司“委托代理人”签字。第三，政府审计部门已经做出审计报告。2009年3月5日，米易县审计局就案涉工程作出米审报（2009）2号审计报告，米易中学校与科茂建筑公司依据审计报告进行了结算。第四，邓××提交的另案裁判文书不对本案产生影响。邓伦坪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另案裁判文书，拟证明承包人与发包人决（结）算性文件对实际施工人并无约束力。经查，另案与本案无事实及法律关系的牵连，案情亦不同；本案中，承包人与发包人约定了以政府审计部门的审计作为结算依据，实际施工人参与了该合同的签订，而另案不存在此情形，因此邓××提交的另案裁判文书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第五，邓××自行委托四川天成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案涉工程造价及停工索赔作出鉴定报告书，主张依据报告书认定案涉工程款，二审法院认为邓××单方委托、对方不认可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应付工程款的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笔记】当事人诉讼请求既有裁驳也有判驳能否一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摘要1：解读：对于当事人多个诉讼请求，其中部分诉讼请求应当驳回起诉，其他应当驳回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对于驳回起诉部分采用只在说理部分表述，在判决主文中一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处理方式（即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吸收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注解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9)最高法民终537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李某某二审民事裁定书》认为：一审法院在认为当事人该项诉讼请求不属于审理范围的情况下判决予以驳回确有不当，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审判决该判项内容，改判驳回该项起诉。
【注解２】既有程序性裁定又有实体判决的，作行政判决——（2017）最高法行申6897号：人民法院将原告对多个相互关联的行政行为提出的诉讼合并一案立案审理，并在审理和裁判中对每一个被诉行政行为分别作出相应的实体判决和程序性驳回起诉裁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在裁判文书中既有程序性裁定，又有实体判决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以“行政判决书”作为裁判文书的名称。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辽民申5273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辽民申5273号
【裁判摘要】未对当事人提交指导性案例予以论述说理应予重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九条“检索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例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作出裁判，但与新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相冲突或者为新的指导性案例所取代的除外。检索到其他类案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作出裁判的参考。”第十条“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之规定，对于再审申请人提出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第24号指导案例案件基本事实、争议焦点及法律适用具有高度相似性，应同案同判的理由，原一、二审法院未予论述说理，应参照该指导意见重新予以审理。
摘要2：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01民终1369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01民终1369号
【裁判摘要】仅对一审无既判力部分内容不服提起上诉，不可能得到比一审裁判更为有利裁判结果的，应当认定不具有上诉利益——当事人起诉或上诉应当具有诉的利益，即法院有对诉讼请求进行审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换言之，即法院有必要且能够通过判决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当事人无诉的利益之情形下，当事人无权启动诉讼程序。既判力是指终局判决获得确定后，该判决即成为对诉讼请求判断规范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基准从而被赋予通用性或者拘束力。既判力原则上只产生于判决主文所表示的判断，判决理由中的判断原则上不产生既判力，有关诉讼请求的判断与推导出该种判断的其他认定应当区分开来，推导过程中的判断仅系得出最终裁判的手段，之于其他法律关系中并不产生实际意义。即裁判文书中有既判力的为裁判的主文部分，而不包括本院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到本案中，本院认为，本案一审由邓××对罗胜提起诉讼，要求罗×返还其多支付的款项，一审判决主文驳回诉讼请求本身对罗×是有利的，二审程序只有上诉人通过上诉可能得到比第一审裁判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上诉人方具有上诉利益，罗×作为原审被告对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不存在上诉利益。．．．．．．综上所述，罗×的上诉不具有上诉利益，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罗×的上诉。二审案件受理费11820元予以全额退还。
【摘要】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规定，这里的不服第一审判决，应当系指不服判决主文，而非对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不服。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由该条可知，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被当事人的相反证据推翻。即只有裁判主文出现错误时，需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或第三人撤销之诉来纠错。本案罗×对一审判决的不服，实际上是对一审判决关于双方之间经济往来款项抵扣的本院认为部分不服，甚至并不属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而此部分并非裁判主文，
摘要2：（续）并不当然产生既判力。如罗×认为该部分判断错误，可在其与邓××的其他法律关系中举示相应的新证据予以推翻，就本案而言，罗×上诉不可能得到比第一审裁判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故本院认为罗×的上诉不具有上诉利益，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邓××起诉请求：1.罗×立即返还邓××多支付的款项802006.55元；2.本案诉讼费由罗×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作投资经营协议》虽名为投资协议，但协议约定罗×享有固定收益，不承担经营风险，前述约定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其投资款实际系出借的借款本金，固定收益实际系借款利息。故双方之间实际形成的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截至2019年4月9日，经抵扣涉案借款本金尚余98941.33元。故，邓××并未超额还款，对于其要求返还超额还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邓××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820元，减半收取5910元，由原告邓××负担。”
【解读３】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由邓××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邓××向罗×的转款并非全系偿还罗×借款，一审法院认定邓××的欠款金额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78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开发房地产关系与投资回报关系与区别——从《协议书》内容看，《协议书》主要约定朱××１、朱××２承包经营项目土地、其余三方退出公司后有关项目利润及投资款的分配事宜，并无各方出让土地使用权、共担风险等内容的约定。因此，本案法律关系不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的特征。民事案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人民法院应当以当事人之间真实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为依据确定案由，如前所述，本案法律关系并不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的性质，因此即便各方在一审中均认为本案为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亦不影响本案案由的确定。且经查2017年9月29日一审庭前会议记录及2017年11月16日一审庭审笔录，各方当事人并未明确认为本案为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故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为投资回报关系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将案由定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一审判决书在查明事实部分写明：“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综合全案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本院认为，虽然一审法院未在裁判文书中列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清单，亦未写明证据的采信情况，但一审法院已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查明及案件处理结果。
【裁判摘要３】依据《实施细则》第九条关于“各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及第十一条关于“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引述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在裁判理由中回应是否参照了该指导性案例并说明理由”的规定，一审判决未在裁判理由中回应是否参照了该指导性案例确有不妥，但本案并不适用该指导性案例，故一审判决未予回应并不影响裁判结果。
摘要2：【解读】一审法院认为：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龙宇公司是由朱××１、朱××２及案外人刘××双方各自自主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独自投资、独自经营、自享收益、自担亏损风险。对朱××１、朱××２分营的项目土地，《协议书》约定一期项目建设余下工作及二期项目由朱××１、朱××２独自承包经营，并约定由朱××１、朱××２包干利润、自担风险，协议中各方并没有共担风险的约定，不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特征，朱××１、朱××２宣主张本案是合作开发法律关系，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李×、黄××、何××、叶×主张的投资回报关系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因该法律关系没有完全对应《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具体案由，故本案定为合同纠纷。
上海一公司企图利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逃避查封？判决亮了！
摘要1：【摘要】宁乡法院经审查认为，上海某建筑公司是否承担责任应由生效裁判文书认定，在案件一审开庭前，上海某建筑公司以其不应承担责任为由请求解除财产保全措施，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此外，《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根据分包单位编制的工资支付表，通过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直接将工资支付到农民工本人的银行账户，并向分包单位提供代发工资凭证。本案所涉被冻结账户没有特殊专用标识，在形式上不属于限制查封冻结的账户范围；在内容上，申请人提交的入账回单注明款项性质为“劳务费”，工资表也未加盖印章，汇入款项是否系农民工工资并不明确。如汇入款项确属农民工工资，为确保农民工工资安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内资金应直接支付给对应项目农民工本人，如有通过专用账户委托非专用账户发放农民工工资行为，亦属违规，不应受到关于限制查封、冻结、划拨的特殊法律保护。据此，宁乡法院驳回了上海某建筑公司的复议请求。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65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657号
【裁判摘要１】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为避免当事人虚假诉讼或恶意串通骗取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损害第三人利益，而在正常诉讼机制之外为第三人设立的特殊救济渠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基础条件包括：1.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2.有证据证明拟请求撤销的裁判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3.第三人的民事权益因此受到损害。
【裁判摘要２】第三人不知生效案件一审诉讼但知晓二审诉讼而待遇参加该二审程序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保护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一）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二）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三）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四）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本案中，季××在二审中承认，不知道120号案件对应的一审诉讼，但二审时是知道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申请参加第二审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的规定，季××可以申请参加二审诉讼，但其并没有申请加入该诉讼，也没有证据证明季××未参加诉讼存在客观阻碍。若季××参加了二审程序，再审程序中就会得到应诉通知进一步参加再审程序。因季××本人怠于行使诉讼权利，对未能参加诉讼存在主观过错，季××此种情形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保护范围。
摘要2：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06民终6557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06民终6557号
【裁判摘要】公司收取保证金未存入公司账户法定代表人被判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认路源公司为客户办理二手车银行贷款业务时需收取5%保证金。2017年5月8日至2017年11月1日期间，路源公司共为客户担保贷款6025000元，上述贷款于银行存放的材料中全部由被上诉人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即王××签名担保，银行已将上述贷款全部处理完毕，客户应交纳的保证金按5%计算共301250元，却未存入公司账户。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供证人到庭进一步证实办车贷需交纳保证金及保证金的交纳比例为5%，对证人提交的交纳保证金的单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予认可。证人还证明贷款还完后，被上诉人公司至今未退还相应保证金。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人证言，上诉人虽不认可，但结合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在上诉人任职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期间，存在为客户办理贷款收取客户保证金，但在客户还完贷款后未退还所收取的保证金的情况。而收取的保证金却并未存入被上诉人公司账户，那么将会产生被上诉人在无保证金入账却要退还客户保证金的预期损失，及于保证金自应收取入账之时会产生的利息损失，故一审认定上诉人王××在担任被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没有对公司尽到忠实勤勉义务，造成公司损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33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335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法律法律效力的裁定不包括按撤回起诉、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向本院申请再审针对的裁判文书应当是二审法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判决或裁定。本案中，二审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系按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关于“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并不包括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本案二审裁定并不属于可以申请再审的范围。
摘要2：【注解】按撤回起诉／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不能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51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512号
【裁判摘要１】适用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不符但裁判结果正确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再审事由——案涉《保证合同》订立于《民法典》施行以前，本案第二审判决于2020年12月11日作出，并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已经生效，因此本案应适用《民法典》施行之前的法律、司法解释，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关于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规定。富嘉公司相关再审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第二审判决未适用《民法典》施行之后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而是适用了《公司法》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其在说理部分阐明了第二审法院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法律适用的理解，虽与《民法典》施行之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精神不符，但裁判结果正确，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裁判摘要２】在保证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告起诉请求继续履行合同，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无效的，应当向原告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释明后，当事人按照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归纳为案件争议焦点，组织当事人充分举证、质证、辩论；第一审人民法院未予释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对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出判决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当然，如果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范围确实难以确定或者双方争议较大的，也可以告知当事人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解决，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明确。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没有释明并直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申请再审的，本着如有其他途径对原告的权利进行救济，尽可能不对生效裁判进行再审以维护生效裁判权威的理念，应当驳回再审申请，并告知当事人另行依法主张返还财产或者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本案中，第二审判决就《保证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没有向当事人释明，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直接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违反了《会议纪要》第36条的规定，没有达到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目的，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存在重大瑕疵，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富嘉公司的该项再审主张不能成立。富嘉公司可以就《保证合同》无效后升达股份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另行起诉。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民终701号
【解读】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承担保证责任；二审认为保证合同无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9民初559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9民初559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王××作为皓麟商贸公司的唯一全资股东，有将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严格区分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负有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皓麟商贸公司财产的举证责任。2014年8月5日，王××领取了皓麟商贸公司的拆迁补助款6620178元，但未将上述款项转入公司账户。．．．．．．王××作为皓麟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其代皓麟商贸公司领取了拆迁补偿款，一直未将该款项转入公司账户，亦未对这笔款项的去向和使用情况作出合理解释及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王××在应当且亦能够将皓麟商贸公司的应收款项转入公司账户时，未将领取的皓麟商贸公司应收的拆迁补偿款转入公司账户，而是转至其个人指定的其他账户，该行为充分说明王××未尽到严明将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分离的法定义务，滥用了公司法人人格。同时，根据王××及皓麟商贸公司关于皓麟商贸公司自公司被拆迁后即未实际经营的主张，王××上述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导致皓麟商贸公司未能清偿所负杨××的债务，故王××应当对皓麟商贸公司所负杨××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1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158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基于债权受到特殊保护或者受到恶意侵害等特殊期限可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第三人仅局限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且一般不包括债权人。但是，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救济第三人享有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因生效裁判文书内容错误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因此，债权人基于债权受到法律特殊保护或受到恶意侵害等特殊情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可以受理。本案中，首先，世和公司与万福公司之间订立的《关于以应付工程款抵扣购房款合同》，属于万福公司应履行支付工程价款的债务期限届满后达成的以装修工程之外的房屋进行抵债的协议，以物抵债是消灭原来金钱之债的方式，实际上未改变世和公司享有的债权仍然属于金钱之债的属性。故世和公司不符合第三人的资格条件。
摘要2：【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琼民终33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必须满足的要件之一为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也就是说，只有210号判决损害了北京世和公司的权益，北京世和公司的诉求才可能得到支持。本院认为，根据北京世和公司与万福公司签订的《关于以应付工程款抵扣购房款合同》约定，万福公司应与北京世和公司指定的购房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是，万福公司至今尚未与北京世和公司指定的购房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北京世和公司依据《关于以应付工程款抵扣购房款合同》能向万福公司主张的权利仅是债权。更何况，张某与万福公司签订《陵水县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早于北京世和公司与万福公司签订的《关于以应付工程款抵扣购房款合同》，且已办理网签备案手续。因此，不论210号判决是否有误，均未损害北京世和公司的权益。对北京世和公司撤销210号判决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96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962号
【裁判摘要1】无论民间借贷、还是金融借款，年利率24%以内的借款收益是合法的、受保护的，可不认定为“过高”——实践中，借款成本或贷款收益通常要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而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非计算损失的唯一标准；是否系合理标准，则需结合具体案件情形予以考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就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第2条指出，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因此，无论民间借贷、还是金融借款，年利率24%以内的借款收益是合法的、受保护的，可不认定为“过高”。
【裁判摘要2】违约方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不能以守约方没有就其所遭受损失进行举证为由主张违约金过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违约方请求调减违约金，是主张变更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法律关系，故根据前述规定，元阳公司应对“支持该主张的基本事实”负证明责任，而非信远公司。故元阳公司关于违约金标准明显过高，远超信远公司所遭受到的损失，而且信远公司也没有就其所遭受到的损失进行举证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3】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公司客户委托贷款合同》第13.2条约定，元阳公司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应当承担信远公司和交行五羊支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相关费用。而元阳公司虽认为信远公司主张的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缺乏依据、并非必然发生、是信远公司故意扩大损失，且属于违约金范畴等，但元阳公司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与案涉合同的约定亦明显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0〕24号)第十条规定，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元阳公司于本案中提交的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1民初881号民事判决并非指导性案例。元阳公司虽认为保全保险费用不是案涉债权实现的合理、必要支出，但该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信远公司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时选择何种担保方式，以及该选择是否合理、必要，产生的费用是否与债权实现相关等，均应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予以分析、评判。两案所涉合同在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承担问题上的约定并不相同，故就“财产保全责任险”费用的承担问题无法参照、参考。一审法院综合全部案件情况后，以信远公司主张的法律服务费、评估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等，均属于因元阳公司违约，信远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未超出合理范围，且信远公司已提供实际支出的证明为由，判令元阳公司向信远公司赔偿上述费用，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
第三人撤销之诉最新类案裁判规则8条
摘要1：【目录】规则一：第三人撤销之诉专属管辖和破产债务人民事案件专属管辖发生冲突时应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规定。规则二：对于已生效的公司对外诉讼的裁判文书，股东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规则三：民事调解书对未参加本案诉讼的继承人的财产份额作出处理，损害该继承人民事权益的，该继承人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则四：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让利达成调解协议转让资产，且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受让人对债务人调解目的及因此会损害债权人利益应属明知或能够预见，可以认定调解书内容错误并损害债权人民事权益，应予撤销。规则五：生效判决认定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享有抵押权，导致作为该抵押物买受人实现权利存在障碍的，买受人具有诉的利益，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则六：基于保全行为对前诉标的享受权利的债权人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则七：受虚假诉讼损害的普通债权人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则八：抵押权人有权就指向同一的建设工程涉及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案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摘要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新民辖终18号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新民辖终18号
【裁判摘要】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可以作为认定经常居住地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金××认为彭××的经常居住地是阿克苏市，其提供了法院生效的民事裁定书，以此证实彭××自认其经常居住地是阿克苏市。现彭××认为其住所地是江苏省靖江市，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印证。故彭××的经常居住地是阿克苏市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安中行终字第104号
摘要1：【案号】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安中行终字第104号
【裁判摘要】谢××的房屋被政府征收后选择了货币补偿方式，对其新购房屋购房成交价格超过货币补偿但房屋面积未超过被征收面积1.3倍的是否应该征收契税，财政部的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的内容发生冲突。实践中，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时，除了颁布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外，还制定了相当数量的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同样被各级行政机关作为执法的依据。对于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政府规章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选择适用，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予以规定。就本案来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财税（2012）82号文件和《河南省契税实施办法》具有同源性，可以追根溯源，从其上位法的规定进行探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第六条第（四）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征或者免征契税：（四）财政部规定的其他减征、免征契税的项目”的规定看，除了该行政法规规定的减征、免征契税的项目外，其他减征、免征契税项目由财政部规定，即财政部是有权决定减征、免征契税项目的行政机关，其可以通过制定部门规章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规定减征、免征契税的项目。财政部虽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对本辖区土地、房屋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用、占用后重新承受土地、房屋确定是否减征或者免征契税，但省级政府规章规定的减征、免征项目显然以不与财政部规定的减征、免征契税项目相冲突为前提。如有冲突，自然应以财政部规定的减征、免征项目为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财税（2005）45号文件和财税（2012）82号文件都规定了居民因个人房屋被征收选择货币补偿后又重新购置房屋时，购房成交价格超过货币补偿的，对差价部分按规定征收契税，市地税局契税分局对谢××征收契税并无不当。谢××主张应以《河南省契税实施办法》的规定免征其契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2016)豫行申69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