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标公告和预审公告
摘要1：招标人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应当发布招标公告。招标人采用资格预审办法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的，应当发布资格预审公告、编制资格预审文件。
摘要2：【解读】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必须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或地方政府指定的媒介（“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和公示信息，也可以同步在其他媒介公开并确保内容一致。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浙嘉商终字第597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浙嘉商终字第597号
【提示】未发售招标文件导致招标无效。
【裁判摘要】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法院查明的事实，从天天公司招投标的过程来看，其仅发布了招标公告，并无招标文件，此后亦没有按照招投标法律的规定进行开标、评标活动，而实质上双方之间并没有对与招投标相关的权利义务作出一个明确的约定，况且丁瑞成系自然人，亦不符合招标公告中所明确的投标人资格，因而该合同纠纷不符合招投标买卖合同纠纷的特征要件，本案应以合同法的一般原理进行考量。该“招标公告”只是一份要约邀请，而之后丁瑞成出具的投标一览表和申请书，其内容也多为申请在生辉照明供职等内容，不具备要约所体现的确定性的特点，且天天公司亦并未就此作出承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并未成立，故并不涉及合同的效力问题。
摘要2：无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民再25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民再25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条“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力”的规定，汇达公司应当在拍卖涉案房屋5日前，通知承租人有权参与竞买。本案包括涌鑫公司在内的房屋承租人营业场所固定，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并非下落不明，而开元拍卖公司在《楚天都市报》上刊登公告，系其为拍卖房产而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所发出的要约邀请。因此，开元拍卖公司在《楚天都市报》上发布拍卖公告，不能认定为汇达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其次，从本案原一审、二审，重审一审、二审及本次再审的情况来看，汇达公司均没有提交可以证明其在拍卖5日前即2009年10月20日前已将拍卖事项通知了涌鑫公司的证据，应当认定汇达公司没有履行通知义务，违反了前述法律的规定，致使涌鑫公司未能参与涉案房屋的拍卖，本案一、二审判决确认涌鑫公司对位于襄阳市襄城区东街10号房地产的1号楼（综合楼）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并无不当。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23号
【裁判要旨１】股东违反股东间约定将公司主营业务交由其他公司经营，致使公司经营基础丧失，有违正常的商业道德和商业伦理，侵害了公司的权利，应当赔偿公司因此遭受的营业损失。
【裁判要旨２】股东代表诉讼是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以股东的名义直接提前的诉讼，股东个人利益并没有直接受到损害。
【裁判摘要】本案中，青岛金天祺科技公司于2008年2月14日分别向青岛金穗公司董事会和两名监事发出《关于依法维护公司权益的函》，提出因航天信息公司将公司主营业务交其控股公司青岛航天信息公司，致使青岛金穗公司无法按照公司章程正常经营，系航天信息公司利用关联公司侵害了青岛金穗公司的权益，请求依法提起诉讼。在公司董事会和监事拒绝提起诉讼的情况下，青岛金天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将本案案由认定为股东代表诉讼纠纷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解读１】《公司法》第149条仅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但并未明确限制或者禁止股东另行经营与公司同类的业务，股东之间禁止“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需要约定或者章程规定。
【解读２】因第三人侵害公司权益而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侵权人向公司做出损害赔偿的认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商终字第00148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商终字第00148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保证合同应当包括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及数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保证的方式、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的期间、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根据上述法条可见，“主债权的种类及数额”与“保证担保的范围”系不同的概念，无论主债权种类中有无列明实现债权的费用，除非合同特别约定将该部分费用从保证担保范围内剔除，实现债权的费用均属于保证担保的范围。本案中，保证合同并无除外的特别约定，相反，还再次列明了包括律师费在内的实现债权的费用属于保证担保范围。故盐州公司应对祥欣公司实际支付的律师费承担保证责任。盐州公司以《保证合同》载明的主债权种类中未列明律师费为由，要求仅对本金及利息承担保证责任，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桂民二终字第37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桂民二终字第37号
【提示】担保合同因主债权尚未确定或者不存在而被认定担保不成立。
【裁判摘要】周某、金雁公司于2002年1月5日和2002年1月18日分别作出书面承诺载明：“杨某某所借给吕某某的款项，我愿承担负责到底，桂林金雁商贸总公司、周某，2002年元、5号”、“本人对吕某某向杨某某所借款项，给予无条件无限连带保证还款。桂林金雁商贸总公司、周某，2002、元、18号”，由于该书面承诺并没有明确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和范围等内容，双方当事人事后又不能协商补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的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保证合同不完全具备前款规定内容的，可以补正”，杨某某与周某并没有就本案吕连平之个人债务成立新的保证合同关系，杨某某据此要求周某和金雁公司对吕某某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2013)泉民初字第613号；(2015)闽民终字第1226号；(2016)最高法民申621号
摘要1：——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内支付利息视为债权人主张保证责任
【裁判要旨】经股东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处理担保的行为视为公司行为，后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能对抗外部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保证人支付债务利息的行为，视为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了本息债权的保证责任，保证人无权再以保证期间经过要求免除保证责任。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主张保证责任之日起算。
【案号】一审：(2013)泉民初字第613号；二审：(2015)闽民终字第1226号；再审审查：(2016)最高法民申621号
摘要2：【裁判摘要1】保证期间经过后保证人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字应承担保证责任——本案《还款承诺书》不同于一般的催款通知书。合同的订立需要经过邀约和承诺，承诺是针对要约内容的确认。本案《还款承诺书》直接确认了承诺人的还款义务，且并未区分主债务人和保证人的责任，应当认定各“承诺人”共同与债权人形成了新的债务履行协议，从而在各保证人原本所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的基础上，再次确认了保证人的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适用对象是债权人的催款通知书，目的在于防止将保证人单纯的签字收到催款通知书的行为认定为新的承诺。本案《还款承诺书》不同于催款通知书，不适用上述批复，不能以该批复否定《还款承诺书》所确定的法律责任。
【裁判摘要2】结合上述对余某某行为性质的认定，余某某在借款后至2013年2月5日持续从自己的账户向债权人高某、董某某支付利息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瑞城公司在自动履行保证义务。瑞城公司的自动履行行为业已为债权人所接受，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效果。在此情况下，债务持续履行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有无口头或书面表示形式，并非所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鉴于当事人在法定保证期间届满后仍持续履行债务，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从瑞城公司最后一次支付利息时间即2013年2月5日起计算诉讼时效。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丰民初字第08602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丰民初字第08602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鑫钛基业公司向郭某某发出的其盖章的协议实际为邀约，郭某某未予承诺，故该合同并未成立。郭某某求确认合同未成立的诉讼请求，此节已经明确，无需进行判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8号
【裁判要旨】区分预约与本约，可以结合是否需要另行达成合同，是否直接发生交付、付款义务等因素全面进行分析。
【裁判摘要】一般认为，区分预约与本约，可以结合“是否需要另行达成合同”；“是否直接发生交付、付款义务”等因素全面进行分析。本案中，尽管在涉案《商场租赁及租期内购买约定合同》中，关于商场购买的价款数额、面积如何确定均已作出了约定，但在履行《商场租赁及租期内购买约定合同》时，并不能直接发生交付、付款义务，需要富恒公司另行提出关于购买商场的要约，即需要另行达成合意。富恒公司不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提出前述要约，则商场购买的合同不成立，华德公司不能直接要求富恒公司购买。涉案《商场租赁及租期内购买约定合同》关于商场购买预约的特殊之处在于，双方约定只要富恒公司提出关于购买商场的要约，华德公司不得拒绝承诺，否则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换言之，当富恒公司提出关于购买商场的要约后，华德公司不得以磋商的名义拒绝承诺，而是应当缔约。但这样的约定并未改变合同约定涉案商场购买事项需要另行达成合同（要约、承诺）的内容。
【摘要】涉案《商场租赁及租期内购买约定合同》，既有关于租赁关系的内容，也有在租赁期间达成购买合意的预约，因此合同应当认定为无名合同。该无名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8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83号
【裁判要旨】合作办理采矿权证照合同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当事人签订合同约定合作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待矿权证办理完成后各自享有相应矿区矿种的权利义务的，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
【裁判摘要】刘某某与何某某、徐某某签订的《办证协议》主要约定，就贵州省遵义县毛石镇芭蕉矿区沙湾至高岗地区1.6平方公里区域内钼镍磷矿和3.04平方公里内磷矿的开采事宜，王某某、王国某、徐某某支付办证费用，刘某某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开采证，待矿权证办理完成后，各自享有相应矿区矿种的权利义务。该《办证协议》关于刘某某完成行政许可、取得矿权证的约定，系刘某某应履行的义务，并非《办证协议》所附的生效条件，故刘某某主张《办证协议》未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办证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摘要2：
简法｜在对方索赔文件上签字并让对方取回能否认定为索赔达成合意？
摘要1：解答：（１）索赔文件通常认定为提出新的意思表示或者新要约；（２）在对方索赔文件上签字并让对方取回且未提出异议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对新的意思表示的认可或者承诺从而达成合意，对双方具有法律与约束力。
摘要2：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1民终8020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1民终8020号
【裁判摘要】至于君华集团就涉讼小区“购房送省一级名校番禺小学、中学学位”、“一路之隔”等的宣传广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番禺中学、小学不属于涉讼房屋所在项目的开发规划范围内，故上述宣传广告内容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不能认定为合同内容。诚然，君华公司在商品房销售过程中所作的上述宣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误导购房人的可能，然而其上述行为已经受到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的行政处罚。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民申832号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琼02民终794号
摘要1：【案号】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琼02民终794号
【裁判摘要】关于金泰公司对外销售瑞海花园小区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是否属于要约的问题。金泰公司在对外销售瑞海花园小区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中，对在2万平方米的休闲绿地上修建网球场、篮球场、游泳池等各项休闲配套设施作出明确承诺，该承诺中所载明的小区配套设施具备瑞海花园小区服务功能，且明确为瑞海花园规划配套设施。其所称绿地及附属设施虽然实际上不在瑞海花园小区开发规划范围内，但金泰公司的宣传广告足以让被上诉人相信是在瑞海花园小区开发规划范围内，故应视为“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应适用《最高院关于商品房纠纷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最高院关于商品房纠纷的解释》第三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制裁商品房销售中的虚假广告行为，严格规范商品房销售广告中的许诺，根据该条规定，开发商对小区规划范围内作出的虚假承诺尚且要承担违约责任，其对规划范围外作出具体明确的虚假承诺，其性质更为恶劣，更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对该第三条应做扩大解释，即对本案中金泰公司对外销售瑞海花园小区的房屋时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应适用该第三条规定。至于金泰公司抗辩的其销售广告并未导致瑞海花园小区的销售价格高于同期周边小区的问题，根据生活常识，显然会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故金泰公司的这一抗辩理由不成立。因此，金泰公司对外销售瑞海花园小区的宣传广告属于要约。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苏民申946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苏民申946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从查明事实看，远洋公司三期地块内原规划有小学，后根据镇江市规划委员会的规划调整，决定该小学与远洋三期地块东侧安置房预留的初中合并成九年一贯制学校。2014年3月21日，远洋公司与镇江市润州区教育局、镇江市交通投资建设发展公司就此达成了专题会议纪要，明确了学校选址、建设、师资配备等问题，并明确在该校正式招生前，远洋香奈城一、二期业主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问题，润州区教育局同意就近安排解决。因此，即使认定远洋公司引入润州实验小学的宣传确为要约，因规划调整，原小学变更为九年一贯制学校，师资由润州区教育局、镇江实验学校、润州区实验小学统筹安排，仍然配备了相应教育资源，且实际配建的学校由小学变成九年一贯制学校，与当地政府相应规划调整有关，因此，一、二审法院对陈小康以远洋公司“引入润州实验小学"为虚假宣传，构成违约、亦构成欺诈的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桂02民终3754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桂02民终3754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悦景公司关于八中学区房的宣传即是对其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且八中为柳州市的知名重点初中，故悦景公司的该宣传对沈某某、徐某某是否作出购买涉案房屋的决定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房屋的价格均有重大影响，虽然在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均未约定学区房，但悦景公司的虚假宣传应已构成要约，悦景公司发布虚假广告构成违约。
【裁判摘要２】景公司对学区房作出虚假宣传构成违约，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对此均未约定具体的赔偿数额，本院认为，学区房是以户为单位，而非根据房屋的面积大小来享受学区的资格，故一审酌情认定悦景公司应向沈某某、徐某某赔偿经济损失5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摘要2：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辽01民终10503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辽01民终10503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根据代某某、贾某某提供的证据，辽宁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作出涉案房屋为辽宁省实验学校学区房一事的广告和宣传资料足以对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产生重大影响，代某某、贾某某亦基于此而与辽宁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形成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故辽宁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作出涉案房屋为辽宁省实验学校学区房一事应为要约行为。现辽宁省实验学校已作出《关于终止与沈北新区政府合作办学协议的声明》，该协议虽为辽宁省实验学校单方作出，但已产生辽宁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违反要约约定的法律后果，并导致代某某、贾某某的购房目的无法实现，故原审法院支持代某某、贾某某提出解除涉案合同，辽宁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代某某、贾某某已付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辽宁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出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4民终1020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4民终1020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西部九环公司是否发出涉案争议位置为全赠送面积的要约的问题。本院认为，诚如一审法院所分析，南方都市报报道及房产网宣传图片，均为商业宣传，未经开发商允许，不合常理，而且西部九环公司在装修示意图、南方都市报报道、房产网宣传图片均明确宣传在案涉争议位置为可实际使用空间，且上述宣传与西部九环公司展示的样板房在争议位置建有可独立使用空间的事实相符。西部九环公司在样板房的涉案争议空间贴有铭牌，标识为“全赠送面积”，却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购房者说明该处仅为样板房专有，对于普通购房者而言，即使购买的商品房是毛坯房，开发商提供样板房目的亦是在于向买房人展示所售商品房的空间、布局，起到宣传推介以促进销售的作用。因此，西部九环公司在装修示意图及样板房等宣传资料上关于涉案争议位置为全赠送面积的说明和允诺具体且确定，且对购房人是否决定签订购房合同产生重大影响，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认定涉案争议位置为全赠送面积属于西部九环公司向购房人发出的要约，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西部九环公司应否就上述约定无法履行向刘某某、梁某赔偿的问题。诚如一审法院所分析，涉案争议位置在报建规划上属于悬空状态，不可围蔽供买房人使用，因此双方关于涉案争议空间为全赠送面积的约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当属无效约定。一审法院对西部九环公司与刘某某、梁某就该无效约定缔约时存在的过错分析合理恰当，并据此酌情认定西部九环公司赔偿买房人5000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对于刘某某、梁某上诉主张应按房屋单价赔偿该争议位置所占面积的购房款，本院认为，由于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未将该面积列入房价计算范畴，且刘某某、梁某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单价明显高于其他同朝向、方位但没有该部分赠送面积的户型单价，因此刘某某、梁某该上诉主张理据不充分，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3号
【裁判要旨】意思表示不明确或有争议时，应当考察内容是否包含合同成立的要素，是否确定到无须另行订立本约即可强制履行等因素加以确定是否属于预约合同。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预约合同未作明文规定，但在一些复杂交易的商业实践中，当事人之间契约缔结过程客观上存在着从不具有拘束力的磋商行为、缔结具有拘束力的预约、最终订立本约这三个不同阶段。与缔约磋商阶段仅受诚实信用原则约束不同，预约和本约在当事人之间均成立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基本原理和司法实践中的一贯认识，预约和本约的区分标准，应当根据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加以确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明确或有争议时，应当通过考察合同内容是否包含合同成立的要素，以及合同内容是否确定到无需另行订立本约即可强制履行等因素加以确定。因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对于项目公司A、B的股权转让的交易完成是否需要另行订立合同并未明确约定，而是使用了“按照本协议约定事宜开展实际操作”“以书面形式确认继续履行本协议”等容易滋生歧义的语言，需要综合考虑交易的合同标的及合同内容所体现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加以判断。首先，从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以项目公司股权为转让标的，在合同签订之时，项目公司A、B均尚未设立，拟转让股权的项目公司是以案涉项目地块HD49-1、HD49-2为主要财产，而项目地块HD49-1、HD49-2尚属诺德公司与天朗公司相关转让协议书的标的，诺德公司为解除项目地块HD49-1、HD49-2转让协议与天朗公司形成诉讼，正处于一审阶段。此时，诉讼结果如何，将持续多长时间，诺德公司能否解除与天朗公司相关转让协议且收回讼争的项目地块，均非诺德公司或恒大公司所能掌控。由此可以认定，在当事人缔结合同之时，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交易是否能够实际完成，双方均无非常确定的把握，这也是双方当事人约定先决条件的原因所在。其次，从合同中关于交易操作程序的约定来看，即便诺德公司完成了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交易是否能够完成也存在不确定性，而是取决于恒大公司在尽职调查完成后是否以书面形式确认继续履行。由此可见，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并未为双方创设可强制履行的合同义务，若恒大公司决定不再继续履行，诺德公司并无要求恒大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约定权利。
摘要2：【裁判摘要（续）】第三，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虽然约定了恒大公司单方决定是否继续履行的权利，且不论这一单方决定的权利是否有违权利义务平等原则，这一单方决定的权利亦仅能归结为系债权请求权的约定，并不能设定有选择权契约中的形成权。根据民法基本原理，有选择权契约是指由当事人一方行使选择权，通过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契约。有选择权契约对合同内容的确定性要求更高，要求要约内容明确，相对人只需要作出单纯肯定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合同。按照这一规格衡量，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因价款等并未确定，即便恒大公司在尽职调查完成后同意继续交易，双方对价款仍然存在继续磋商的空间。最后，从商业交易的实践来看，即便双方的交易最终能够完成，就项目公司A、B的股权转让，双方仍然存在另行签订合同的实际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应当认定为预约合同。诺德公司关于系争合同系附本约主要条款的预约合同的诉讼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恒大公司关于系争合同系完整的本约合同的诉讼理由，并无相应的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34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342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权有两类，一类是该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另一类是该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撤销权。债权人撤销权的主体是债权人，其行使的条件是：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或者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当事人撤销权是指合同成立后，因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或不自由，从而赋予一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使合同自始归于无效的权利。当事人撤销权的主体仅限于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合同当事人。合同法所称当事人，是指以合同一方主体身份出现，并与对方当事人进行要约和承诺活动的人。
【裁判摘要２】即使张某某对于案涉股权的共有权能够成立，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精神，买卖不具有处分权的标的物的行为，对于负担行为即买卖合同仍然有效，只不过转移标的物权属的处分行为无效，不发生股权变动的效力而已。股权虽非物权法意义上的物，但以股权为买卖标的的合同与受让物之所有权的合同在性质上相同，均以权属变动为合同目的。据此，如果张某某认为，中城建公司和李殿忠及李忠华处分股权的行为侵犯了其共有权，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受让人善意取得的除外”之规定，另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返还股权之诉。
【裁判摘要３】依照当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起诉仅适用于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情形，又依照201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只要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的起诉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就必须立案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2015年2月4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也对以裁定驳回起诉规定了相同的条件。本案显然不符合这一法定的以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形，因为，当事人是否具备撤销权的主体资格属于实体审查的范围，如果经过审理认定当事人不具备撤销权主体资格的，应以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摘要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1156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1156号
【裁判摘要】《补充协议》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标的、对价都做出了变更，且是对《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的实质性变更，而非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关于“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规定的精神，应当视为神通公司与中胜公司、南瑞公司以《补充协议》的名义就股权转让问题达成了新的合意，《补充协议》实为独立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新协议，根据后约盖前约的原理，此时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以《补充协议》所确定的内容为准。虽然《补充协议》并未对神通公司所应支付的新对价的履行期限作出约定，但因神通公司所应支付的新对价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确定的对价已经发生实质性变更，故《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履行期限及其对应的违约责任对神通公司不再发生约束力。中胜公司以《补充协议》系《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补充协议》未对《股权转让协议》进行变更的，仍应以《股权转让协议》为准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１】根据《补充协议》中关于“……签订补充协议后，神通公司在最短的时间内以履约的方式支付中胜公司、南瑞房产公司2000万元。以上1-3条实现后全额退还给神通电动公司……”的约定，结合神通公司于2014年9月10日支付300万元，中胜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购坤鼎车业公司履约保证金头笔款”，且神通公司并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来看，神通公司所支付的案涉300万元的性质应当是基于《补充协议》的约定，而支付的履约保证金。案涉《补充协议》关于该履约保证金的约定，并未明确其具有定金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关于“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案涉300万元履约保证金不具有定金的性质，中胜公司不能基于神通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直接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为担保合同的履行，而给付另一方当事人一定的金钱作为债权的担保，其功能在于为合同履行提供一种担保，根据债的担保的性质，履约保证金的性质为补偿性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997号
（续）即当缴纳履约保证金的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时，收取履约保证金的一方当事人可以从该保证金中扣除因对方未履行合同约定而给己方所造成的损失。如果在扣除违约损害赔偿后履约保证金还有剩余，应当在合同履行完毕或合同解除后，将剩余的履约保证金退还给对方当事人。
【摘要２】本院认为，一审中中胜公司、南瑞公司的诉讼请求之一即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恢复原状、相互返还财产属于合同解除的法定后果。换言之，中胜公司、南瑞公司关于解除《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中，本身就包含了神通公司所支付的300万元履约保证金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案涉300万元是否返还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且本案中，一审法院明确询问了各方当事人是否将案涉300万元纳入本案的审理范围，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将案涉300万元纳入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将案涉300万元纳入本案审理范围并无不当。中胜公司所持一审法院判超所请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本案签订《补充协议》时，双方当事人将原来的股权收购变更了各方当事人通过成立新的公司的形式运作相应的项目，此时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当以签订在后的《补充协议》所确定的内容为准，无须履行原《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不适用于《补充协议》的履行。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再289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再289号
【裁判要旨】股权受让方要求解除合同未履行的部分，因合同法总则未规定见合同部分解除制度，而本案中不宜准用买卖合同部分解除的规定。本案股权已经完成交付，受让方支付了大部分股权转让款并已经实际控制经营相关目标公司等实际情况，为稳定交易市场，继续履行有利于双方实现合同目的。股权出让方违反合同约定的同业禁止条款，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给股权受让方，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不应解除合同。
摘要2：【提示】股权转让合同能否部分解除？——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部分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解读１】（１）《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如转让方违反同业禁止条款，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转让方应退还受让方所有已经支付的款项并按照合同总金额的１０％向受让方承担违约责任。（２）合同签订后，股权转让方完成了股权交付，受让方支付了一部分的股权转让款，转让方起诉要求受让方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受让方以转让方违反合同约定的同业禁止条款为由反诉要求解除未履行部分的股权转让合同。（３）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二审和再审认为应当继续履行，对受让方请求不予支持。
【解读２】股权转让合同无约定不能部分解除的理由：（１）一定比例股权视为一个整体标的，其价格蕴含了该比例股权的控制权估值；（２）股权转让合同部分解除是一种新的要约，允许部分解除不符合要约与承诺的基本构成要件；（３）股权转让合同部分解除损害出让方股份中蕴含的控制权的附加价值；（４）无法确定股权转让合同部分解除具体损害赔偿数额。
简法｜股权转让合同能否部分解除？
摘要1：解答：股权转让合同是将一定比例股权作为一个整体标的物进行转让，其价值蕴含了该比例股权的控制权估值，主张股权转让合同部分解除应当视为对标的进行重大变更的新要约，未经对方承诺不能部分解除。因此，在双方对部分解除有明确的约定的情况下，股权转让合同不能部分解除。
摘要2：
保险合同
摘要1：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目录】概念（保险法第１０条第１款）；保险合同当事人：投保人、保险人（保险法第１０条第２、３款）；订立保险合同基本原则：协商一致原则、公平原则、自愿原则（保险法第１１条）；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保险法第１３条）；保险合同代签名效力认定规则（属于绝对强制性规定，不得变更）；代填保险单证确认规则（相对强制性规定，原则上不得变更，但若有利于投保人一方则不在此限）；保险人收取保险费但尚未作出是否承保意思表示前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合同对价（保险法第14条）；保险合同解除｜投保人任意解除权｜退保（保险法第１５条）；保险合同内容（保险法第１８条）
【解读】（１）我国《保险法》以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保险法》第１０条第２款）；（２）将被保险人界定为财产和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且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保险法》第１２条第５款）；（３）将受益人界定为人身保险中经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享受保险金请求权之人（《保险法》第１８条第３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
摘要2：【注解１】投保人死亡后应由何人承继保险合同权利义务？投保人的继承人能否行使合同解除权？——（１）投保人死亡后应当由其继承人继承保险合同权利义务（包括合同解除权）；（２）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的保险合同属于为他人利益订立的合同——投保人的继承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取得返还的保单现金价值（不需要经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同意）；（３）继承人是否需要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继承人继承投保人的法律地位无须具有保险利益。
【注解２】投保人死亡后，有权变更保险合同的主体是谁？——投保人死亡后，投保人的继承人继承保险合同后成为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有权对保险合同内容协商变更。
【注解３】投保人死亡后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承继——（１）投保人死亡以后，依据《保险法》和《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投保人的继承人有权继承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可以依法行使包括合同解除权在内的相关合同权利，无需经被保险人同意；（２）《保险法》第２１条规定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变更保险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但该条规定不适用于投保人死亡后，其继承人通过继承方式成为投保人的情形。该情形下，只要投保人的继承人向保险人表达了愿意成为投保人的意思表示即可，无需保险公司的同意。——参考案例：（2006）鼓民二初字第622号；（2006）宁民二终字第846号
【注解３】投保人任意解除权限制：（１）《保险法》第１５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即保险合同可以约定排除投保人任意解除权。（２）《保险法解释三》第１７条规定：“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当事人以其解除合同未经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同意为由主张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的除外。”——即“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可以排除投保人任意解除权。
【注解４】临时保险——是指保险人决定是否对要保人的要约为承诺前提供暂时的保险保护。
【注解５】预约保险（总括保险、流动保险）——是指要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契约时未将个别保险利益确定，待将来个别保险标的产生时再予以告知（我国仅在《海商法》第２３１－２３３条规定预约保险）。
【笔记】当事人同意解除合同但未达成解除的对价，能否认定为达成协议解除合同？
摘要1：【解读】双方同意解除合同但对解除合同的对价未达成一致，不能认定为“协商一致”之协议解除合同。
【要旨】仅仅同意对方提出的解除合同但不同意对方提出的解除合同“对价”，只是部分同意对方提出的解除合同之要约，不能认定为协议解除合同。
【理解】《合同法》第９３条第１款规定的“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不仅指同意解除合同，还包括对合同解除的处理后果”协商一致“。
解析：《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５２条第１款规定——（１）当事人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时未对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结算和清理等问题作出处理，一方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２）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摘要2：《一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对方认可解除合同，但要求通知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为协议解除，当事人仍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１）民一终字第４７号民事判决书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５２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８３－１９５页】
【裁判要旨】合同一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对方认可解除合同但要求通知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协议解除。
【解读】本案中，管理处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后，明田公司同意解除合同，应该说双方均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均是以对方违约作为解除合同的条件，在合同解除后的权利义务处理上双方并未达成一致，不能认定双方已经对合同解除“协商一致”。
【注解１】（１）双方当事人未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时合同未协议解除；（２）合同在双方达成解除合意时协议解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1027号
【注解２】另外裁判观点：原被告均要求解约但所主张解约原因及责任承担不同可认系经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号
【注解３】双方对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一致，对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基本达成一致，仅就融资安排费的支付存在争议，法院可根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合同全部事实，结合法律、法规及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认定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公平合理分配双方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13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1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因此，判断合同是否成立的标准取决于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主要条款是否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并最终达成合意，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意思表示一致时，合同即告成立。同时，案涉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是以招投标方式订立的合同，尚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公开招标的，应当发布招标公告；邀请招标的，应当发出投标邀请函。因此，作为公开招标的“招标公告”与作为邀请招标的“投标邀请函”具有相同的法律性质，其目的都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在性质上为要约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五条亦明确了招标公告为要约邀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招标文件中应当包括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双方应当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经过招投标的合同，中标通知书生效后，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已经明确，合同的主要条款已经确定。本案中，案涉EM油田50万吨产能建设地面工程设计项目系中新资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以邀请招标的方式与大庆油田公司订立的。中新资源公司于2008年3月2日向大庆油田公司发出的《投标邀请函》系中新资源公司向潜在投标人发出的要约邀请。大庆油田公司收到《投标邀请函》后，按照中新资源公司的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对中新资源公司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提出了设计项目的报价，参加了项目投标，递交了投标文件。大庆油田公司的投标文件内容具体确定，表明经中新资源公司接受，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故大庆油田公司投标行为的性质应为要约；中新资源公司经过开标与评标程序，于2008年3月17日向大庆油田公司发出中新建2008-001号《中标通知书》，同意大庆油田公司的要约行为，中新资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性质应为承诺，该《中标通知书》到达大庆油田公司时起承诺即生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故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已经成立。
摘要2：【解读】《中标通知书》到达时起承诺生效，合同成立。
中标通知到达中标人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成立
摘要1：【要旨】本书认为，根据《民法典》关于合同的规定以及合同的相关法理，招标人发布招标公告为要约邀请、投保人投标为要约、招标人向中标人发送中标通知书为承诺，中标通知书到达中标人时承诺生效，合同成立。
摘要2：
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8民终2920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8民终2920号
【裁判摘要】招标人终止招标的，应当向投标人退还招标资料费、招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招标人擅自终止招标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上地聚公司以信安分公司擅自终止招标、构成缔约过失为由，上诉请求确认信安分公司终止招标的行为违法；并要求信安分公司继续履行招标文件、公示招标结果。因参与投标的另两家公司湛江市橘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和广东橘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存在股东包含重叠，公司董事、监事由股东交叉任职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第三款“违反前两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的规定，信安分公司终止该次投标，符合法律规定。且信安分公司已经根据《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招标人终止招标的，应当及时发布公告，或者以书面形式通知被邀请的或者已经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已经发售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或者已经收取投标保证金的，招标人应当及时退还所收取的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的费用，以及所收取的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规定向上地聚公司发出了《关于终止的通知》，履行了通知义务，并向上地聚公司退还了投标保证金，故上地聚公司请求确认信安分公司作出的《关于终止的通知》违法，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地聚公司要求信安分公司继续履行招标文件、公示招标结果的问题。因信安分公司终止招标后已重新组织招标，而上地聚公司并未重新参与投标，故上地聚公司要求信安分公司继续履行招标文件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此外，信安分公司发布的招标公告、招标文件中并未写明信安分公司需要公示招标结果，且上地聚公司的投标行为系属于要约，信安分公司未公示招标结果即未进行承诺，故上地聚公司与信安分公司之间未成立合同关系，故信安分公司没有公示招标结果的义务。上地聚公司若认为信安分公司终止招标的行为构成缔约过失，给其造成了损失，可向信安分公司主张赔偿责任，但其并未主张；其在本案中主张信安分公司继续履行2018年9月的《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有限公司培训中心出租项目招标文件》、公示招标结果，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6民终7920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6民终7920号
【裁判摘要】自然人参加投标因不符合招投标法的规定，双方之间的行为不受该《招标投标法》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招标的科研项目允许个人参加投标的，投标的个人适用本法有关投标人的规定。”廖某某系自然人，涉案租赁物亦无证据显示涉及科研项目，虽然文行经济社以招投标的方式对租赁物进行招租，但因不符合招投标法的前述规定，双方之间的行为不受该法调整。本案中，虽然因廖某某的投标报价低于竞租文件的最低起拍价致使双方未能就租赁物使用达成一致，但纵观文行经济社发布的招租公告和竞租文件，其希望承租人通过竞租的方式与其缔结租赁关系的意思表示应不存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因此，文行经济社发布的招租公告和竞租文件的行为，其法律性质应为要约邀请。相应的，廖某某参与竞租报价的行为应视为要约。现廖某某以低于要约邀请规定的最低竞租价格向文行经济社发出要约，文行经济社不予承诺，并在开标时未选定廖某某作为承租人，即双方之间未能通过竞租的方式缔结租赁关系，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未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系当事人缔结租赁合同后对合同效力的评判，一审法院在双方未能缔结合同的情况下适用该司法解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本案中，廖某某在明知招租公告和竞租文件明确规定涉案租赁物竞租地价为13元/月/平方米的情况下，依然填写11元/月/平方米的竞争报价，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但合同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缔约过失责任应以给对方造成损失为前提，现涉案租赁物已于竞租当天被他人以16元/月/平方米竞得，即本案不存在因廖某某的行为而导致竞租无法进行或需要另行组织竞租的情形，文行经济社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相应损失，因此文行经济社不能据此要求没收廖某某缴纳的120000元诚意金。故，本院对文行经济社要求没收廖某某缴纳的120000元诚意金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青01民终831号
摘要1：【案号】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青01民终831号
【裁判摘要】投标人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投标人资格条件，不具备法定资格条件的，其中标无效——招标投标是由交易活动的发起方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标的特征和部分交易条件，按照依法确定的规则和程序，对多个响应方提交的报价及方案进行评审，择优选择交易主体并确定全部交易条件的一种交易方式。招投标是合同订立之初要约邀请与要约的过程，中标通知书为对要约的承诺，全部环节为缔约阶段，受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上诉人华跃公司作为投标人，其制造压力容器的资质并不符合招标人在招标公告中罗列的资质条件，违反《中国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投标人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国家有关规定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投标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博众公司发出的承诺，即中标通知书属于无效合同。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
摘要2：【解读】原审判决确认中标通知书无效。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鲁商终字第184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鲁商终字第184号
【裁判摘要】（１）投标文件没有完全响应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款，属于无效投标文件，应当认定其不具备中标资格。（２）招标人未发出中标通知书，也未订立书面合同，招投标买卖合同尚未成立｜一、关于营口绿源公司的中标资格是否应当取消的问题。本院认为，．．．．．．因此，营口绿源公司的投标文件没有完全响应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款，属于无效投标文件，应当认定其不具备中标资格，营口绿源公司的中标资格应当予以取消。二、关于本案招标投标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并合法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合同法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河口国资运营中心发布的（2012）044号招标文件载明，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书面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中标通知书是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本案中，取消营口绿源公司的中标资格并进行变更公示之时，河口国资运营中心和河口城管局并未向营口绿源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更没有与营口绿源公司订立书面合同。因此，河口国资运营中心和河口城管局没有向营口绿源公司作出订立合同的承诺，涉案招标投标买卖合同尚未成立，亦不需确定该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
摘要2：【解读】（１）一审诉讼请求：确认本案招投标采购合同成立并合法有效；（２）一审驳回诉讼请求，二审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