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著作权法上合法来源的认定
【裁判要旨】销售者系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复制品的发行者”，其主张合法来源抗辩的，除证明被诉侵权产品系合法取得外，还应证明其主观状态为善意。
【裁判摘要】著作权合法来源抗辩成立应当满足主观状态为“善意”——原告向本院提交了涉案美术作品的登记证书，该美术作品具有独创性，在没有充足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原告系涉案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且该作品已公开发表，其权利受我国法律保护。．．．．．关于被告厦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责任，其虽然提供了侵权产品来源于被告义乌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证据，但涉案美术作品系知名美术作品，其在京东商城店铺内发布的产品链接上明确标注“猪猪侠”，向被告义乌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购买侵权产品的价格畸低，其抗辩不构成著作权法上的合法来源抗辩，本院不予采信，故亦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时权利人维权合理开支的承担
【裁判要旨】合法来源抗辩仅是免除赔偿责任的抗辩，而非不侵权抗辩；销售者的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既不改变销售侵权产品这一行为的侵权性质，也不免除停止销售侵权产品的责任，仍应承担权利人为获得停止侵害救济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裁判观点】
1.如果技术特征中除了对功能或者效果的限定之外，同时也限定了与该功能或者效果相关的结构特征，本领域技术人员仅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即可直接、明确地确定该结构特征的具体实现方式，并且该具体实现方式可以实现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则这种同时使用“结构"与“功能或者效果"限定的技术特征并不属于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功能性特征"。
2.在认定权利要求中某一技术特征是否属于“功能性特征"时，不仅需要考虑技术特征文字本身的含义，还需将该技术特征纳入到该权利要求限定的整体技术方案中进行理解。
3.在侵害专利权纠纷中，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能否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这一客观要件和销售者无主观过错这一主观要件。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是指销售者通过合法的进货渠道、通常的买卖合同等正常商业方式取得所售产品。对于客观要件，销售者应当提供符合交易习惯的相关证据。对于主观要件，销售者应证明其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上述两个要件相互联系。如果该销售者能够证明其遵从合法、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取得所售产品的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其销售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合乎交易惯例，则可推定该销售者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即推定该销售者无主观过错。此时，应由权利人提供相反证据。在权利人未进一步提供足以推翻上述推定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4.合法来源抗辩仅是免除赔偿责任的抗辩，而非不侵权抗辩。合法来源抗辩成立，并不改变销售侵权产品这一行为的侵权性质，而维权合理开支系基于侵权行为而发生，故在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情况下，权利人为获得停止侵权救济的合理开支仍应得到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观点】
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能否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这一客观要件和销售者无主观过错这一主观要件。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是指销售者通过合法的进货渠道、通常的买卖合同等正常商业方式取得所售产品。对于客观要件，销售者应当提供符合交易习惯的相关证据。对于主观要件，销售者应证明其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上述两个要件相互联系。如果该销售者能够证明其遵从合法、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取得所售产品的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其销售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合乎交易惯例，则可推定该销售者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即推定该销售者无主观过错。此时，应由权利人提供相反证据。在权利人未进一步提供足以推翻上述推定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被诉侵权产品系“三无产品”可以作为认定销售商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考虑因素之一，但其既非合法来源抗辩不成立的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与否的判断，仍须回归到商业语境，落脚到产品的取得是否符合商业惯例、提供的证据是否符合交易习惯。
摘要2：【摘要】根据前述已查明的事实，张××合法来源成立，不应承担赔偿经济损失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合法来源抗辩仅免除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而维权合理开支系因侵权行为而发生，权利人为获得停止侵权救济的合理开支仍应得到支持。换言之，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情形下，不能免除支付维权合理开支的责任。因此，张××仍应支付董××为本案维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摘要1：【裁判摘要】在当前我国著作权立法状况下，将该原则引入网络传播领域尚存在障碍，且即便将之引入，其至少亦应满足“原件或复制件所有权转让”和“转让方向他人网络传输数字化作品文件后应删除其存储的该文件”两个限定条件，否则将导致复制件数量不受控制，严重损害权利人的利益——发行权用尽原则，系指合法制作的作品原件或复制件在首次合法投入市场后，著作权人即无法控制该原件或复制件的再次发行。该原则旨在协调著作权人的发行权与原件或复制件所有者的所有权之间的冲突。在当前我国著作权立法状况下，将该原则引入网络传播领域尚存在障碍，且即便将之引入，其至少亦应满足“原件或复制件所有权转让”和“转让方向他人网络传输数字化作品文件后应删除其存储的该文件”两个限定条件，否则将导致复制件数量不受控制，严重损害权利人的利益。本案中，即便“藏书馆”APP提供一对一借阅服务，但其所提供的作品面向的仍是不特定的公众，且简帛图书馆提交的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时删除了其所存储的相应文件，故不具备适用前述原则的可能性。另外，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侵权的构成以及侵权责任的承担不以营利为条件，简帛图书馆的公益性质，亦不属于其实施侵权行为的正当理由。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图书馆通过数字化方式将馆藏图书复制后加以保存系行使其文献保存职能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关于国家图书馆将馆藏图书以数字化方式复制的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根据2010年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本案中，国家图书馆通过数字化方式将馆藏图书复制后加以保存，系行使其文献保存职能的行为，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且在国家图书馆未对复制件进行传播或通过其他方式利用的情况下，仅就文献保存这一行为而言，并不会损害三面向公司对涉案图书享有的著作权。因此，国家图书馆的该项主张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裁判摘要２】（１）图书馆若要通过信息网络向到馆读者提供以数字化方式复制的馆藏图书应满足“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要件；（２）否则，图书馆向到馆读者提供图书馆内在线全文阅读的行为不构成合理使用——关于国家图书馆向到馆读者提供涉案图书馆内在线全文阅读的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首先，根据2010年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系指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本案中，国家图书馆通过向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向到馆读者提供涉案图书在线阅读服务，构成通过信息网络对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其次，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应当是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可见，图书馆若要通过信息网络向到馆读者提供以数字化方式复制的馆藏图书，该图书应满足“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
摘要2：（续）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这一要件。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以及二审法院勘验的情况，涉案图书确实存在纸张发黄，机械强度下降等情形，但从图书本身完整性看，并未出现明显缺页或正文页面破损情形；且国家图书馆向读者正常提供了涉案图书的借阅服务。虽然国家图书馆提交了其内部机构于2020年10月10日出具的《检测报告》，但该检验时间距三面向公司一审公证取证时间已超过5年，故《检测报告》并不能准确反映国家图书馆将涉案图书以数字化方式传播时的实际物理状态。因此，国家图书馆向到馆读者提供涉案图书馆内在线全文阅读的行为，不构成合理使用。
【注解】”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中的“复制”一词应当包括数字化形式的复制。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且有创作性的，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本案中，《土》《阿》二书均为历史题材类作品，不可避免会使用客观史实和引用史料文献。客观史实和史料文献不能为任何人所垄断，但作者对于某一历史事件进行叙述时，对史料文献进行有意地选择、裁剪、提炼，并加以归纳、分析、研究、总结，最终结合自己的认识所形成的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应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张××有关晓×主张权利的部分仅能作有限甚至唯一的表达，不具有独创性的主张，不能成立。经比对，《阿》中包含了与《土》相同或相似的表达，且张××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公有领域有相关表达。故一、二审法院认定《阿》被诉侵权部分所使用的表达与《土》中晓×主张权利的部分构成实质性相似，结论并无不当。文章的脉络结构与作者对素材的编排以及对叙述切入角度的选择密不可分，如果这种编排与选择能够将前后内容衔接、逻辑顺序、细节描述紧密贯穿成一个完整的个性化表达，则可以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张××有关历史题材书籍均采取相同的脉络结构，《土》的脉络结构并非晓×独享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73民终2607号
【摘要】对史实的使用形成独创性的表达虽然与史实有关但不是史实本身，不应视为公有领域素材予以排除——对史料进行有意的选择、裁剪、提炼，并加以归纳、分析，以此为论据证明己方论点的内容，可以形成独创性表达。本案中，《土》《阿》二书均为历史学相关作品，二者对史料的引用构成其内容的相当大部分。《土》书的叙事中，使用了明代蒙古土默特部落、万户历史状况，以及阿勒坦汗祖孙四代的情况等史实，对这些史实的使用，表现为对史实进行有针对性地选择、归纳，并进行独立地分析、思考、研究、总结，结合自己的认识重新构建历史情况，从而形成了独创性的表达。这些表达虽然与史实有关，但却不是史实本身，而是被使用的史实与作者的创作融为一体产生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不应视为公有领域素材予以排除。
摘要1：【裁判摘要】通过链接实现不跳转页面播放视为提供影视作品构成侵权｜通过链接授权的数据库进行播放的行为中实际页面不发生跳转、网址仍是行为人所有的域名，并非单纯链接服务而应视为行为直接提供了影视作品，从而排除服务器标准的适用，构成侵犯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北京华视一审中提交的《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等证据证明，安×××在其网络域名“moyun.online”上开设“莫×网络”网站，网站内设置“搜索”链接，通过搜索《南极之恋》、点击“立即播放”按钮可将影片《南极之恋》完整播放，该播放过程未发生跳转，网站主办单位为安×××。安××上诉主张其只提供网络服务不应认定为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相关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但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网络服务，且无过错的，人民法院不应认定为构成侵权。”安××在其经营的“莫×网络”网站中设置“搜索”链接以及“播放”按钮，指向网络用户通过点击该按钮可以任意选择播放作品，安×××辩称其“仅提供网络服务”与事实不符，所称其“无过错”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安×××并不是提供的链接服务，而是提供的案涉作品播放服务”事实清楚。安×××被诉视频播放窗口显示影片来源有“芒果TV、腾讯、爱奇艺、乐视”以及本案播放链接指向“爱奇艺”视频来源，无论安×××是否对“芒果TV、腾讯、爱奇艺、乐视”等网络平台构成侵权，均不影响案涉作品在安×××网站上播放之侵权事实的认定，亦不免除安×××本案被诉侵权的法律责任。安×××未经合法授权,擅自在其运营的网站中播放北京华视享有播放权的案涉作品构成侵权,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微信公众号的普通链接行为未尽到应由的注意义务构成直接侵权的帮助侵权行为——普通链接作为仅向公众提供被链网页或作品的网络地址信息，它并不直接引发作品提供行为，而是引导网络用户跳转至被链网站获得作品，其行为并不构成直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但仍然可能涉及间接侵权责任或共同侵权责任。具体到本案，根据华视聚合公司提供的被控侵权行为公证内容，能够明确涉案电影的搜索和播放行为均发生在名为“免费"的网站内即楚泰公司声称的第三方网站内，在华视聚合公司明确其未授权许可该播放行为及无证据证明该播放行为存有授权许可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播放行为构成直接侵权。对于楚泰公司在微信公众号“淘京多省"设链行为，由于楚泰公司作为设链网站主体，其设链时应当明确知晓包括被链网站用途、具体链接网址等相关网站信息，但却未向本院提供上述任何信息，导致无法辨识该网站系第三方网站或系微信公众号“淘京多省"的子网页，亦无法查证知晓被链网站的主办人或实际运营人以及被链网站是否有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合法备案，在此楚泰公司应当承担对其提出被链网站系第三方网站的主张负有相应举证责任的不利后果。同时，诚如楚泰公司所陈述的被链网站系第三方网站，楚泰公司作为设链网站主体，亦应当知晓被链网站为不正规、不合法的网站，对于众多权属来源存疑的电影在被链网站播放可能会构成较大的侵权风险，应有相应的法律常识，其应对设链行为保持高度谨慎和注意义务，但其仍通过设立“VIP影视"该菜单栏进行设链行为，使得不特定的公众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可以搜索到涉案影片，应当认定楚泰公司的上述行为具有较大的过错程度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构成直接侵权的帮助侵权行为，应承担停止侵权和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可信时间戳证据采信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电子数据存在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真实性，但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除外：（一）由当事人提交或者保管的于己不利的电子数据；（二）由记录和保存电子数据的中立第三方平台提供或者确认的；（三）在正常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四）以档案管理方式保管的；（五）以当事人约定的方式保存、传输、提取的。华视公司一审提交的可信时间戳证据系向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申请保全所得，视频过程完整记录了从设备清洁性检查到搜索涉案公众号，点击链接到涉案网站，搜索涉案影片并观看的全过程，一审法院对保全证据在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的官网上亦进行了验证。国宸公司在一审答辩中明确认可涉案网站系案外人舒女士于2019年7月通过QQ群联系国宸公司，将其挂链至国宸公司经营的涉案公众号提供观看服务；华视公司提交的涉案可信时间戳证据中所涉侵权网页网站的备案信息显示主办单位为舒××，以上事实可以进一步印证华视公司提交的可信时间戳证据的真实性。国宸公司二审提交的可信时间戳证据及其证书仅能证明可信时间戳证据存在被修改的可能性，尚不足以推翻华视公司提交的涉案可信时间戳证据，故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一审法院对华视公司提交的可信时间戳证据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微信公众号设链行为可以认定为直接侵权——该院认为国宸公司之行为侵犯了华视公司对涉案作品所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理由如下：．．．．．．国宸公司应当对被链网站的内容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鉴于被链网站并非受众范围广的知名网站,在该网站传播涉案作品未获得权利人授权的可能性较大，且国宸公司对类似获取影视资源的技术具有一定了解。在此情况下,国宸公司通过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向用户提供涉案影视网站的链接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之规定，构成侵权。
摘要1：【裁判摘要】为实现经营目的未经许可在业务活动中使用计算机软件应承担侵权责任——被告水木公司就涉案侵害原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行为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应综合被告水木公司的经营范围、业务需求、监管职责以及诉前证据保全客观情况，对其是否将涉案计算机软件予以商业使用进行评判。．．．．．．综上，被告水木公司为了实现其经营目的，未经原告奥多比公司的许可，在业务活动中使用了涉案计算机软件，侵害了原告相应的涉案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摘要2：
摘要1：——开源协议适用范围及对软件著作权侵权判定的影响
【裁判要旨】网站前端代码与后端代码在展示方式、所用技术、功能分工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不同，属于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联合的独立程序，即便前端代码使用了GPL协议项下的开源代码，后端代码也不受GPL协议约束，未经许可复制后端代码仍构成侵害软件著作权。
【裁判观点】
1.权利人已提交带有版权信息的相应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及相应开发运行情况的证据的情况下，被诉侵权人未提交充足反证的，可以认定权利人享有该软件著作权。判断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可采用“接触可能性+实质性近似"原则，对实质性近似的判定除需关注两者同一的部分，还需特别关注二者中相同的特定表达、注释、错误等，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基本可以排除巧合，认定构成侵权。
2.前端代码一般是关于用户可见部分的编码，用以实现操作界面如页面布局、交互效果等页面设计；而后端代码一般是涉及用户不可见部分的编码，用以实现服务端的相关逻辑功能。前端代码与后端代码可以分别独立打包、部署。前端代码与后端代码在展示方式、所用技术、功能分工等上均存在明显不同，不能因前端代码与后端代码之间存在交互配合就认定二者属于一体。
3.GPL协议的“传染性"是指GPL协议的许可客体不仅限于受保护程序本身，还包括受保护程序的衍生程序或修订版本，但不包括与其联合的其他独立程序。虽然软件前端代码中使用了GPL协议下的开源代码，但权利人主张保护其后端代码的，因后端代码是独立于前端代码的程序，并不受GPL协议的约束，无需强制开源。
摘要2：【裁判摘要】前端代码一般是关于用户可见部分的编码，用以实现操作界面如页面布局、交互效果等页面设计；而后端代码一般是涉及用户不可见部分的编码，用以实现服务端的相关逻辑功能。同时，前端代码与后端代码是可以分别独立打包、部署的。因此，前端代码与后端代码在展示方式、所用技术、功能分工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不同，不能因前端代码与后端代码之间存在交互配合就认定二者属于一体，前端代码与后端代码其实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当权利人明确放弃以前端代码主张权利仅以后端代码主张权利时，权利软件仅为后端代码而非前端文件和后端文件共同构成权利软件。根据涉案GPL协议内容，可以看出GPL协议的“传染性”应当是指GPL协议的许可客体不仅限于受保护程序本身，还包括受保护程序的衍生程序或修订版本，但不包括与其联合的其他独立程序。由此可见，GPL协议要求开源的是本身接受其协议的软件代码及针对这些软件代码的修订或者根据这些软件代码开发的延伸程序，而不包括与这些代码有数据交换等联合的其他独立程序。本案中，虽然不××公司认可其前端代码中使用了GPL协议下的开源代码，但其主张权利的是后端代码，其后端代码是独立于前端代码的其他程序，并不受GPL协议的约束，无需强制开源。
摘要1：【裁判观点】
1.软件著作权的保护客体局限于计算机程序及其文档，对于与计算机程序及其文档无关的，但具有独创性、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可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视频、图像、音乐等，权利人可以将其从计算机软件中单独分割出来，对应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类型请求给予保护。
2.当事人指称他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应当对其拥有的商业秘密符合法定条件、对方当事人的信息与其商业秘密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以及对方当事人采取不正当手段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其中，商业秘密符合法定条件的证据，包括商业秘密的载体、具体内容、商业价值和对该项商业秘密所采取的具体保密措施等。同时，如果权利人所主张的技术信息已通过公开演示、销售使用等方式公开的，为所属领域不特定的多数人所知悉，则权利人主张的技术信息，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三款关于商业秘密的定义及构成要件的法律规定。
3.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有关不得经营与另一方当事人有竞争关系的同类软件产品的约定，在中标项目中使用与另一方当事人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的软件，属于合同法而非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范畴。
摘要2：【裁判摘要】（１）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有关文档；（２）计算机软件中所调用的音乐、图像、视频等并不属于程序也不属于有关文档，应当单独适用其他作品种类的有关规定而不能作为软件统一保护——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条之规定，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有关文档。该条例第三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计算机文档是指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发情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如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一件计算机软件作品常常是多种类型作品的组合，其核心内容可以包括计算机程序、各种音视频、图片、文字等，由于《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条规定的软件著作权的保护客体局限于计算机程序及其文档，对于与计算机程序及其文档无关的，但具有独创性、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可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保护的视频、图像、音乐等，权利人可以将其从计算机软件中单独分割出来，对应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类型请求给予保护。
摘要1：【裁判摘要】法院就债权表所作裁定属于程序性裁定，非实体性判决，不具有确认实体权利的既判效力——关于法院对无争议债权作出确认裁定的理解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无异议的，由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法院就债权表所作裁定属于程序性裁定，非实体性判决，不具有确认实体权利的既判效力。从上述法条语意上理解，在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无异议的情况下，法院才裁定予以确认，有异议时应向受理破产的法院提起债权确认之诉，足见法院对无争议债权的确认是建立在债务人、债权人对记载的债权无争议形式上的，未涉及实体权利义务的审查。从法院对无争议债权确认的目的来看，法院出具确认债权表裁定，属于破产法规定的程序需要，其目的是推动破产进程，解决债权人破产程序的参与权问题。从破产工作实践来看，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申报达数十、几百笔，法院不可能在管理人提交债权表后，短时间内完成所有债权的实质性审查，并作出具有诉讼判决法律效力的裁定。因此，法院出具确认债权表裁定是在管理人审查、债权人会议核查基础上进一步形式审查形成，不能理解为对债权的实质性确认。．．．．．．本案中，东方一新公司2017年3月3日就工程价款提起仲裁，并未涉及优先受偿权，2017年12月1日武钢源通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东方一新公司申报债权时未主张优先受偿权，东方一新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在其他时候主张过优先受偿权。东方一新公司未依照法定程序及时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导致该权利消灭。虽然东方一新公司的债权被管理人误列为优先债权，并经法院裁定确认，但不能认定东方一新公司当然具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其他债权人对东方一新公司优先受偿权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东方一新公司的债权是否属于优先受偿权进行实质性审查后作出调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１】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东方一新公司对武钢源通公司的2,550,000元工程款本金债权为普通债权；2.判令东方一新公司、武钢源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解读２】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东方一新公司对武钢源通公司享有的2,550,000元工程款本金的破产债权为普通债权。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公司对外担保善意人认定——首先，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中兴天恒公司《公司章程》(2016年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均规定“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华融江西分公司虽主张，据中兴天恒公司2017年4月20日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含审计报告)》，其净资产达4017403024.36元，其10%为401740302.44元，该金额足以覆盖案涉担保金额。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载明：“本规则下列用语含义如下：(十三)净资产：指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产，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金额。”故前述“净资产”概念为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在内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华融江西分公司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兴天恒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含审计报告)》显示，案涉担保发生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为2313251896.91元，案涉3亿元担保金额已经超过上述10%的比例，故应当进一步由中兴天恒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其次，由于案涉《保证协议》未经适格机关即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应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中兴天恒公司主张，案涉担保数额由于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而中兴天恒公司并未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华融江西分公司仅审查董事会决议，未采取正确的审查方式，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本院认为，在案涉担保为非关联担保的情况下，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此时由公司章程规定是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关于“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
摘要2：（续）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本案中，债权人华融江西分公司在订立《保证协议》时，对中兴天恒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且中兴天恒公司对该《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董事会决议》不仅同意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并声明担保金额和相关事项完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虽然中兴天恒公司公开披露的《公司章程》(2016年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16年年度报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显示，案涉担保数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应进一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上述《公司章程》和内部制度对相关担保的决议机关规定属于约定限制，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并非基于其对外效力，故应以形式审查为限；且对外担保数额和公司资产的关系并不能从相关公开文件中直接获取，需要债权人进一步计算得出，故不能以上述文件对外公开披露就认定本案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案涉担保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且要求债权人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对公司担保数额和公司资产的关系比例进行实质审查，或者对债务人董事会相关声明的真伪予以确认，亦增加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和交易成本。综上，本案中，华融江西分公司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属于善意相对人，原审认定案涉《保证协议》有效，并判令中兴天恒公司对案涉武汉绿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法院能否将原告庭后补交证据邮寄给被告进行质证？｜可以——对于华融江西分公司庭后提交的律师费转款凭证，原审法院亦邮寄给中兴天恒公司等当事人进行质证，在中兴天恒公司等当事人未提交质证意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转帐凭证和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等相互印证的证据，对律师费予以认定，程序上并无不当。
摘要1：——合同解释与变更的认定和应用
【裁判要旨】认定讼争软件是否属于合同项下争议软件，可从该软件的命名是否系臆造词、是否与软件开发合同的相关开发项目名称重合，原告主张著作权的软件上传时间是否正值双方软件合同履行期，两者的开发团队人员是否基本一致，争议软件是否具有线上属性等自身特质，受托方是否深度参与争议软件开发，争议软件在整个委托开发的软件架构中的定位及其是否属于合同约定范围，开发及交付的相关产品是否符合约定要求，原被告双方有无动机独立于合同之外进行开发等角度出发，合理应用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举证规则进行审查。
【案号】一审：（2017）浙02民初1495号；二审：（2019）最高法知民终694号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开发标的的认定
【裁判要旨】系争软件是否属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开发标的的判断，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字面约定，而应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系争软件与合同约定软件的关联性或者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
摘要2：【裁判摘要】对于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的理解不应机械、静态的分析其是否属于线上还是线下软件，特别是考虑到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根据业务需求以及软件开发的进程亦有可能对开发范围进行调整。故应该综合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被控侵权软件与合同软件的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范围，进而应由快发公司享有著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本案中，××××公司认为被控侵权软件系线下的购票机软件，不属于涉案合同约定的“QCHouses线上平台开发”项目。对此，本院认为对于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的理解不应机械、静态的分析其是否属于线上还是线下软件，特别是考虑到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根据业务需求以及软件开发的进程亦有可能对开发范围进行调整。故应该综合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被控侵权软件与合同软件的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公司为快发公司设计和开发的项目版权归快发公司所有。因此，判断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不应拘泥于其是否属于线上软件，而是综合判断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内为快发公司设计和开发的项目。．．．．．．综上，现有证据能够形成被控侵权软件属于涉案合同范围的证据优势，可以证明被控侵权软件系在涉案合同范围内为快发公司的业务需要而开发设计，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被控侵权软件的著作权应当归快发公司所有。
摘要1：——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中的适用
【裁判要旨】诉讼参与人之间在进行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无法割裂，基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而依法产生的责任、权利，人民法院可在同一案件中一并处理。技术合同类纠纷案件因履行标的技术性、无形性，履行过程的密集交互性，导致查明事实难度大，对诚实信用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更紧迫的需求。在举证质证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不实陈述，导致增加诉讼活动，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补偿因增加诉讼活动而支付的交通、住宿、餐费、误工、证人出庭等必要费用。
【裁判摘要】此外，经庭审核实，未发现原告方提交的工作日志与在线版本不一致，本院难以认定原告伪造了证据或者提供了虚假的证据。但是，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未能进行审慎核实，将被告方工作人员的工作日志作为原告的证据提交，未能遵守诚实信用的民事诉讼原则。当事人之间因民事法律纠纷而引发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等诉讼参加人以及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专家辅助人等诉讼参与人之间形成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诉讼行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项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基本制度落实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诸多具体措施中，这些制度不仅包括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进行制裁的相关规定，也包括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需承担对方当事人额外诉讼成本的相关规定。例如，证人出庭作证的出庭费用由败诉方承担。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证人因某某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又如，一方逾期提供证据应补偿另一方额外的诉讼成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要求另一方赔偿因逾期提供证据致使其增加的交通、住宿、就餐、误工、证人出庭作证等必要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参照此等规定，本院认为，在举证质证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的不实陈述，导致增加诉讼活动，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补偿因增加诉讼活动而支付的交通、住宿、餐费、误工、证人出庭等必要费用。在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聘请律师代理民事诉讼，是正当的维权措施，因此，合理的律师费开支也可认定为“必要费用”。民事诉讼活动的目的是审理民事法律关系，诉讼参与人在进行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又形成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二者无法割裂，
摘要2：（续）据此，基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而依法产生的责任、权利，人民法院可在同一案件中一并予以处理。就本案而言，在本案诉讼程序开始时，本院已向双方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充分释明了本院在先案件(2017)沪73民初89号中的裁判理由，当事人在庭审活动中应当如实陈述，若未能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对方额外的诉讼成本。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案原告的不诚信诉讼行为造成被告额外的应对，包括被告提交质证和答辩意见指出原告的不实陈述之处、本院经过远程视频听证、现场勘验质证，在现场勘验过程中被告有两名员工出庭，被告需花费相应的时间成本、来往法庭的差旅费用，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本院酌情确定原告补偿被告额外的诉讼成本为1万元。（并判决原告补偿被告额外诉讼成本１万元）
摘要1：【裁判摘要】开发软件过程中证明软件权属的有力证据是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建档日志和相应的源代码——《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九条规定：“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无相反证明，在软件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开发者。”第十一条规定：“接受他人委托开发的软件，其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书面合同约定；无书面合同或者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其著作权由受托人享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主张自己系诉争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人，依法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证明自己系软件开发者，或者依条例相关规定享有著作权。本案中，乐网公司声称自己是软件开发者，对诉争计算机软件享有著作权，为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软著登字第0775510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根据该证书记载，“乐网受理”软件著作权人为乐网公司，开发完成日为2014年2月28日。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软件登记机构发放的登记证明文件是登记事项的初步证明。”该证据可作为乐网公司享有诉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初步证据。．．．．．．从前述分析可见，虽然双方当事人均提供一定证据证明自己系“乐网受理”系统或“管控系统”软件著作权人，但两者提供的证明力度并不相同，乐网公司只能提供登记证书这一初步证据而无法提供开发软件一般应有的建档日记，相关开发过程陈述缺乏常理且相互矛盾。联通分公司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了软件从需求产生到委托开发、实施过程，相关软件完成时间明显早于乐网公司证书记载的时间。根据一审勘验结果，联通分公司的“管控系统”中部分源代码与乐网公司“乐网受理”系统中的“集中受理系统”源代码构成实质性相似，再考虑到乐网公司“集中受理系统”部分源代码中存在反编译特征、存在联通分公司个性化要素、乐网公司的员工以华工公司员工身份参与过助销系统开发、接收邮件等情况，本院认为，一审认定诉争软件的著作权人为联通分公司，乐网公司侵犯了联通分公司对软件的复制权和署名权，符合相关证据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审理难点和重点在于如何准确进行软件的对比。一般而言，应当首先对比双方软件源程序之间是否构成相同或者实质性相同；当原、被告源程序采用不同语言编写导致无法直接对比时，由于同一源程序采用不同的编译工具可能生成不同形式的目标代码，但是不同的源程序不可能生成相同的目标代码，即目标代码不同不能简单认为源程序不同，但目标代码相同即应认定源程序相同。因此，经对比，当双方软件目标代码完全相同时，应当认定双方计算机软件之间构成相同；或者目标代码实质性相同且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时，应当认定双方计算机软件之间构成实质性相同。
摘要2：【摘要】鉴于我国现行的软件登记制度要求著作权人在登记时仅需登记部分源程序，因泰莱公司在穷尽其举证能力的情形下，也只能提供该部分具有法定公示效力的软件源程序。如果要求其提供全部具有法定公示效力的软件源程序，明显对其举证要求过于苛严，实际上也无法做到。因此在现有条件下，只能就该登记部分的源程序与因泰莱公司自身提供电子版源程序的相对应部分进行对比，以确定两者是否一致。因此，本案二审鉴定机构根据现有鉴定材料的实际状况，将因泰莱公司在版权中心登记的部分源程序与其提供的完整电子版源程序进行对比，以确定两者是否一致，该鉴定方法并无不当，在此基础上作出的鉴定结论应予采信。
摘要1：【裁判摘要】（１）概况性的玩法规则作为思想的一部分不受著作权法保护；（２）来源于公有领域素材的游戏中的人物较色名称及其事迹本身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但对这些素材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可以归入著作权的保护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这里的独创性是指作品表达而非作品思想或观点的独创性。换言之，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对思想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并不保护作者在其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判断请求保护的对象是否构成作品时，首先应当把其中不受保护的思想抽象出去，再把属于公有领域的部分过滤掉，然后对剩余的部分判断是否符合作品独创性的要求。独创性可以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上、表达形式上或者两者兼具。对于权利游戏的文字内容是否构成作品，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运用前述方法予以分析、认定。首先，．．．．．．前述用以描述出牌规则、胜负条件、模式等的文字内容属于对游戏玩法规则的概括性、一般性描述，与当下流行的各种“警匪游戏"等桌面推理游戏的玩法规则大同小异，此种概括性的玩法规则作为思想的一部分应当从作品中抽象出来，不受著作权保护。对此，原、被告双方都予以认同。其次，按照著作权法对独创性的要求，作品的表达形式及/或内容应当是作者独立完成且不同于公有领域业已存在或他人在先作品。．．．．．．再次，判断权利游戏的表达是否与在先游戏构成相同或相似。．．．．．．最后，将权利游戏的思想部分抽象出去并把属于公有领域的部分过滤掉后，对剩余的部分再进一步判断是否符合作品独创性的要求。．．．．．．综上，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涉案权利游戏的文字内容系根据三国历史故事并结合桌面推理游戏规则创作而成且有独创性的部分，符合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字作品特征的，应当认定作者对其创作性部分享有著作权。需要指出的是，就单张卡牌或者每一句或者每一段文字而言，由于其表达过于简单，难以达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的高度，从而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卡牌上的文字内容是用以说明卡牌在游戏中所具备的技能或功能，将其组合成一个整体，勾勒出了一个以三国角色作为人物主体，三国典故体现技能特点，三国文学作品及史料作为卡牌、战功依托的架空幻想游戏世界，具备了著作权法对作品的独创性要求，故可以视为游戏说明书而作为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文字作品予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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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工程款履行期限届满后发承包人可以通过以房抵款方式行使优先受偿权｜在建设工程领域，由于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方式可以协议折价，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以商品房折抵工程价款符合规定的精神——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五洲投资公司要求少支付置鑫装饰公司工程款1359124元的请求是否于法有据。解决该争议焦点首先应确定案涉《以房抵款协议》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故此，在建设工程领域，由于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方式可以协议折价，因此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以商品房折抵工程价款的，符合上述法条规定的精神。本案中，置鑫装饰公司与五洲投资公司签订的《以房抵款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该协议明确约定“五洲投资公司将5某403、7某804、7某904房屋（合计建筑面积367.34平方米、房屋价款1359124元），用于抵销双方签订的《锡通汽车城专业市场门窗工程施工合同》中五洲投资公司应向置鑫装饰公司支付而未付工程款中相应数额的款项”，五洲投资公司因此要求在未付工程款中扣除《以房抵款协议》的合同价款1359124元，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置鑫装饰公司虽称其系被迫无奈才签订该协议，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至于双方所称的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问题，与本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双方可依法另行处理，本院对此不予理涉。故此，五洲投资公司在本案中应支付置鑫装饰公司工程款3060529.42元及该款自2016年5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原审认定以房抵债协议系实践性行为而未支持五洲投资公司关于要求扣除《以房抵款协议》的合同价款1359124元的主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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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其图片作品构成对著作权人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本案中，多××公司在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中未经过权利人的许可使用了涉案作品，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使用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形，侵犯了权利人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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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表演权——孙××的涉案录音行为属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表演范畴，其依法享有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表演者权。中轻音像出版社使用孙××的配音制作音像制品除应取得孙××的许可外，还应正确表明其配音者身份并支付报酬，否则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中轻音像出版社依据其与孙××的约定使用孙××的配音制作发行了涉案音像制品，但未正确表明其配音者身份，亦未支付报酬。虽然中轻音像出版社主张应未正确表明孙××配音者身份也未支付报酬系孙××知晓并同意，但孙××对中轻音像出版社此主张不予认可，且中轻音像出版社也没有就其此主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支持，故原审法院关于中轻音像出版社已构成对孙××表演者身份权、获得报酬权的侵犯，其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的认定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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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湖南高院发布2019年度湖南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件之三
【裁判要点】以电子数据形式呈现的作品上的水印及权利声明、标记，是宣示其享有著作权、作品使用权或管理作品的权利，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的署名。对于以电子数据形式呈现的摄影作品权属的认定，原告应当提交未经修改的照片Raw原始数据格式，或在公开报纸、杂志、网站上署名发表、著作权登记证明、拍摄相机等证据来证明其权属。
【案件字号】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民初1765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知民终343号
【裁判摘要】（１）适用署名推定规则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即作品上的署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如果在作品上署名不是表明作者身份，则该署名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不能适用署名推定规则。（２）在署名者主张继受取得著作权或通过许可获得使用权的情形下，其在作品上署名（比如水印及权利声明和标记），仅是宣示其享有著作权或使用权，均非表明其系作者，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不能适用署名推定规则；在署名者未主张著作权或使用权的情形下，其在作品上署名（比如本案中网站图行天下和天堂图片网标注的水印），既非表明其系作者，亦非宣示其享有著作权或使用权，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亦不能适用署名推定规则——涉案图片上的水印及权利声明和标记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能否推定著作权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根据上述规定，在无相反证据时，根据署名可以推定署名者系作者，进而以作者为连接点，推定著作权归属于署名者，即通常所说的署名推定规则。但要注意的是，上述规定中的署名仅指“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而不能顾名思义地理解为任何在作品上的署名。故适用署名推定规则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即作品上的署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如果在作品上署名不是表明作者身份，则该署名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不能适用署名推定规则。因此，适用署名推定规则，首先应识别作品上的署名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不能将任何在作品上的署名均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
摘要2：（续）具体而言，在署名者主张原始取得著作权的情形下，其在作品上署名，在于表明其系作者，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具备适用署名推定规则的前提条件。但同时还应当考虑署名系作者所为是否具有较高可能性，不能简单地适用署名推定规则；在署名者主张继受取得著作权或通过许可获得使用权的情形下，其在作品上署名（比如水印及权利声明和标记），仅是宣示其享有著作权或使用权，均非表明其系作者，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不能适用署名推定规则；在署名者未主张著作权或使用权的情形下，其在作品上署名（比如本案中网站图行天下和天堂图片网标注的水印），既非表明其系作者，亦非宣示其享有著作权或使用权，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亦不能适用署名推定规则。本案中，汉华易美公司主张涉案图片上的水印及权利声明和标记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能适用署名推定规则推定著作权归属。本院认为，首先，“gettyimages"和汉华易美公司均非涉案图片的作者，“gettyimages"和汉华易美公司标注水印及权利声明和标记，仅是分别宣示其享有著作权或专有使用权，均非表明其系作者，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不能适用署名推定规则推定“gettyimages"享有著作权或汉华易美公司享有专有使用权；其次，汉华易美公司称盖帝公司系继受取得著作权，故即使“gettyimages"标注水印及权利声明和标记的行为可视为盖帝公司的行为，但与上述理由一样，也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不能适用署名推定规则推定盖帝公司享有著作权。
摘要1：【裁判摘要】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本案中，瑞丰盛传公司提交华特公司的《声明函》及视频光盘、《录音/录影制品权利认证书》以及时间戳认证材料（涉及华特官网及YouTube网站）等初步证据，欲证明其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其中，《声明函》虽然系单方声明，但与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部分证据虽然形成于境外，但经过公证认证等手续；部分证据虽然涉及境外网站内容，但特定网络用户通过专用信道仍能正常访问。朗盛娱乐会所虽然对瑞丰盛传公司享有涉案作品著作权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其主张。故本案中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需进一步查明，原审直接驳回瑞丰盛传公司的起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在无相反证据情况下通过署名推定作品的作者并不意味着通过署名即成为作者；（２）在有明确证据证明他人通过购买合同获得授权的情形下，并不因为作品播出时的片尾署名从而成为作品的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鉴于涉案作品属于电影作品，除有相反证据外，可以根据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上明确标明的权属信息确定著作权人。．．．．．．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通过署名推定作品的作者，并不意味着通过署名即成为作者，在有明确证据证明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通过购买合同获得授权的情形下，中央电视台并不因为涉案作品播出时的片尾署名，从而成为涉案作品的作者，因此，央视国际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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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拍卖假冒他人署名的“伪作品”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
【案号】一审案号：（2007）昆民六重字第1号；二审案号：（2008）云高民三终字第90号
【裁判要旨】本案主要涉及拍卖公司拍卖假冒他人署名的“伪作品”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八）项之规定，销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行为属侵犯著作权的违法行为，故拍卖公司如确实销售了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即应适用《著作权法》；同时，拍卖是一种特殊的买卖形式，受《拍卖法》规范和调整，《拍卖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据此，如拍卖公司依法定程序组织拍卖，并在拍卖前作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声明，且不具有其他过错，即使其确实拍出了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亦可免责，不应承担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
摘要2：【注解】鉴定机构在没有书法作品原件的情况下依据复制件做出的鉴定结论是否具有证据效力？——在缺乏检材原件的情况下鉴定机构仅仅依据复制件做出的书法作品鉴定结论不具有证据效力。
摘要1：【裁判摘要】向特定个人发送侵权文章未侵害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现有证据只能显示国威公司通过微信将被控侵权文章发送至特定的个人，并非向公众提供作品，故未侵害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国威公司未经安邦公司许可，将涉案文章进行复制，侵害了安邦公司享有的复制权。综上，国威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向特定人群提供并满足行业习惯的发行行为不侵犯著作权人相应权利——本案中，被告张×作为所有人，有权以拍卖的方式出售作品原件，被告经典拍卖公司作为拍卖人，依法在拍卖过程中展示、宣传作品，不应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但此类行为的对象、方式、范围等，都必须严格以实现拍卖目的为限，并符合《拍卖法》及《文物艺术品拍卖规程》等相关规定，否则即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害。两被告在拍卖过程中，将涉案手稿印于拍卖图录中，在正式拍卖前向特定人群无偿少量发放，在公司网站和微博中介绍拍品的行为，均符合相关法律、规章的规定及拍卖惯例，是以拍卖为目的，向潜在竞买人进行的必要宣传，不应构成侵犯原告就涉案手稿作为美术作品享有的展览权、发表权，以及作为文字作品及美术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但是，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经典拍卖公司于2016年4月11日及2016年6月22日在其公司网站及微博上展示涉案手稿，此时，距离2014年1月5日拍卖结束已有两年多时间，原告主张被告于拍卖结束后仍在互联网上持续使用涉案作品，本院予以采信。经典拍卖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拍卖结束后其仍然在公司网站、微博上展示涉案作品的合法性，故原告主张该行为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注解】名人用毛笔书写的小说手稿不仅属于文字作品还属于美术作品。
摘要1：【裁判摘要】现行法律并没有赋予出版者以版式设计信息网络传播权——《著作权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著作权法和本条例所称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是指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和期刊的版式设计享有的权利，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的权利，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根据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图书和期刊的版式设计享有的权利是法律赋予出版者的一项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他人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发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该被诉侵权行为属于一种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纵观著作权法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除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被明确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外，现行法律并没有赋予出版者以版式设计信息网络传播权。本案中，中科出版公司主张读秀公司、中山图书馆、超星公司及北京邮电大学实施的行为是在互联网中传播涉案作品的行为，并无证据证明读秀公司、中山图书馆、超星公司及北京邮电大学实施了扫描复制涉案图书的行为，故中科出版公司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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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摘要】随着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用可信时间戳等第三方电子证据服务平台的服务对互联网中电子数据进行取证成为一种选择。如无相反证据，对按照可信时间戳规范操作流程固定的电子数据真实性可以确认。同时，充分运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有效地查明案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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