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1522民初632号
【裁判摘要】仅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没有土地管理机关颁发的确权证书，双方对宅基地使用权争议应由政府先行处理——本案中原告张××主张被告崔××侵占原告宅基地使用权，虽然提交村委会出具证明，但未提交土地管理机关颁发的确权证书，本院对其争议宅基使用权无法确认，原告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中原被告就宅基地的使用权发生争议，应由人民政府先予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张××的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282民初338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杜×１在艾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到位后将资金转到其个人账户，杜×于本案诉讼中未能明确该资金用作公司经营的合理用途，应认定为系抽逃出资行为。同时认为，杜×２作为艾提公司小股东，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杜×２有抽逃出资和协助抽逃出资的行为，对于齐峰公司要求杜×２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杜×１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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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907号
【裁判摘要】夫妻协议分割财产不能合理说明财产分割与债务承担不对等的原因，应当认定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对财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无权排除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涉案房产系张×与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为夫妻共同财产，涉案债务亦形成于张×与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014年5月22日张×与李×协议离婚并签署离婚协议书，约定大部分财产归张×所有。涉案房屋系张×已分得的6套房产中的1套，于2015年被执行法院查封，而张×在2018年才提出书面异议。本案诉讼中，张×和李×所发表的质证意见等基本一致，但不能合理说明财产分割与债务承担不对等的原因，张×亦未提交李×与他人恶意串通侵害其利益的证据。作为执行依据的（2015）日商初字第42号生效民事判决查明并认定张×在“再次补充说明”上注明“同意还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对于该事实无须再次举证、质证。一、二审法院认定张×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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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038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不能以个人与公司财产混同为由要求执行个人名下财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决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案涉房屋登记在刘×名下，陈××虽然提供了购买案涉房屋的资金来源等证据，但这些证据不足以否定刘×所持不动产权证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且刘×并非另案民间借贷纠纷的义务主体，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陈××要求刘路以个人名下房产清偿合众置业公司承担的债务，涉及到合众置业公司与刘×是否存在财产混同、刘×的个人财产应否作为另案被执行对象等问题，须通过审判程序确定。二审法院依房屋产权登记认定刘×系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利人，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于法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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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40号
【裁判摘要】原审判决认定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质权具有证据支持。本案中，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提交了其与海泰担保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双方将保证金的金额予以提高，发生125万元的支取和存入之后保证金专户余额与约定的保证金数额一致，符合该保证金专户的特定用途。金正矿业公司虽对《补充协议》及125万元的支取和存入存在异议，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补充协议》不真实，或者该保证金专户用于其他用途。故原审判决认定涉案保证金专户并未用于一般结算，满足特定化要求具有证据支持。金正矿业公司关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的再审申请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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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借用资质参与土地竞拍、开发不能排除强制执行；（２）《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继承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等极少数特殊情形，本案情形不适用该条规定，否则，会对物权稳定性造成巨大冲击——本院认为，一、二审及再审证据不足以证明邓×对案涉土地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理由如下：一、《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14年9月10日，中宝公司向灵宝市财政局缴纳竞拍保证金430万元，同年9月15日，中宝公司与灵宝市国土资源局签署案涉土地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2014年10月9日，中宝公司向灵宝市财政局缴纳了竞拍土地余款20万元，同日，中宝公司缴纳了契税18万元。2014年10月24日，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案涉宗地建设用地批准书，2015年3月9日，灵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案涉宗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用地单位为中宝公司，2015年5月21日，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灵国用（2015）第2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及查明事实，可以确认案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而不是邓×。二、中宝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2014年9月15日下午16时，在灵宝市地产交易中心实施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中，我公司购买的位于灵宝市环城桥东南角00-24-180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面积为4492平方米，拍卖地价为450万元）。现特此证明该块土地的拍买出资人为邓×，邓×是该宗地拍卖后的所有人。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邓×与中宝公司上述往来款项具体性质，即不足以证明邓×系实际出资人和实际权利人，即使中宝公司出具的《证明》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只是说明邓×借用中宝公司的资质进行案涉土地的竞拍与开发的情形是存在的，该事实对邓×与中宝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具有效力，但不能改变中宝公司为案涉土地使用权人的对世权效力。同理，再审审查中，邓×作为新证据提交的三份材料内容即使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邓×为规避法律借中宝公司之名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而不能据此确定邓×为土地使用权人。即不能产生物权变动效果，不能动摇物权登记公示效力的稳定性。
摘要2：（续）三、《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该条例第五条规定：“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除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设立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1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二）有4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房地产专业、建筑工程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2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对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条件作出高于前款的规定。”邓×作为个人，不具有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资质，对此事实，邓×是明知的。如其借用中宝公司资质开发房地产的事实存在，那么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就是邓×与中宝公司都认可的真实权利状态。本案中，二审判决以案涉登记簿上的登记为依据，认定案涉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即为实质性审查。而《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继承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等极少数特殊情形，本案情形不适用该条规定，否则，会对物权稳定性造成巨大冲击。本案并不存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情形，故邓×认为适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应确认其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四、《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邓×借用中宝公司资质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因此邓×再审称借用第三人中宝公司名义拍得案涉土地，并未损害国家、集体、他人的合法权益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邓×明知其行为违法，依然选择规避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借用中宝公司资质对案涉土地进行开发，对此，邓×应承担其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的风险。
摘要1：【裁判摘要1】一审法院认为，金磊公司将工程违法转包给昌源公司，对外昌源公司以金磊公司项目部的名义与灵通电缆厂签订《采购合同》，使得灵通电缆厂产生信赖，符合挂靠的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金磊公司作为工程违法转包方，案涉买卖合同材料使用在案涉工程上，金磊公司是实际受益人。金磊公司与昌源公司虽约定，对外发生债务均由昌源公司承担，该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故金磊公司应对昌源公司欠款本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裁判摘要2】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灵通电缆厂虽提供加盖有天津金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辰翔大厦项目部印章的《采购合同》，但纵观整个合同的履行、包括接收货物及付款、催款等环节以及昌源公司实际承包案涉工程的情况，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方应为昌源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合同系灵通电缆厂与金磊公司所签订，或金磊公司知晓该项目部印章存在并授权昌源公司进行使用，故金磊公司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灵通电缆厂要求金磊公司给付货款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根据另案查明的事实，金磊公司将案涉工程整体转包给昌源公司，双方之间系转包法律关系，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昌源公司与金磊公司构成挂靠关系，且挂靠关系并不能突破买卖合同的相对性，亦不能产生被挂靠方就买卖合同货款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判令金磊公司就案涉货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注解】挂靠关系不能突破买卖合同相对性，要求被挂靠方承担连带责任无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对于不动产买受人如不能作为购房消费者得到特殊保护，法院需进一步审查其是否符合第２８条规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系对房屋消费者期待物权的保护，曹××所称购买房屋虽系该条规定的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但房屋为商铺并非用于居住，本案并不符合该条规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系对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期待物权的保护，对于不动产买受人来说，如果其不能作为消费者得到特殊保护，则需进一步考察是否符合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如前所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曹××与万诚置业泗县分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支付房款等事实，故本案亦不符合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一审判决仅适用第二十九条规定确有不当，二审判决虽未明确指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的问题，但实际上进行了纠正，并未影响本案处理结果。．．．．．．另外，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执行顺位权益的范畴，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原一、二审判决对此并未予以审查，曹××以此申请再审，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案外人以现金方式支付仅有收据不能证明已经支付购房款——因案涉房屋买卖关系发生于房屋抵押登记之后，因此杨×对其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需要结合人民法院查封前的房款支付、房产占有及用途等情况综合考量。首先，案涉房屋查封前，杨×与鑫懋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主张以现金支付的形式全额支付房款，辅之以收据和发票加以证明。但该发票形成于2016年，且缺乏入账凭证等其他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据此二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杨×已实际支付购房款的观点，本院予以支持。其次，《泰成宾馆租赁合同》因签章不全且鑫懋源公司向杨×转账的金额和时间与约定的租金支付要求并不相符，案涉房屋也因未完成装修不满足入住条件，因此上述证据不足以认定杨×在查封前已合法占有案涉房屋。因此，二审法院认定杨×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所规定的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人公司《审计报告》所附财务报表仅为发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财务报表附注等资料，不包括年度财务会计资料，该《审计报告》依据的财务资料的真实性存疑不予予采信；（２）一人公司经营过程这个适用股东个人账户收取公司往来款项，股东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到公司往来款项后将该款项转付给公司，应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一个自然人或一个法人，在缺乏股东相互制约的情况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容易利用控制公司的便利，混淆公司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将公司财产充作私用，同时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规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在此情况下，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降低交易风险，公司法通过年度法定审计和公司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来加重公司和股东义务，加强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规制。本案中，首先，明兴发公司于2017年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则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进行审计形成年度报告。现明兴发公司未依法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足以令人对明兴发公司股东韵××的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明兴发公司财产形成合理怀疑。其次，明兴发公司股东韵××提交山西财信会计师事务所晋财信财审[2019]0103号《审计报告》，用以证明公司财产与韵建明个人财产相互独立。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说明称该报告系对明兴发公司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财务进行审计，但《审计报告》所附财务报表仅为明兴发公司2018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利润表及财务报表附注等资料，不包括2017年度财务会计资料。该审计报告不能反映明兴发公司2017年度财务状况。且在一审中一审法院要求韵××提交明兴发公司财务账册，韵××未予提交，该《审计报告》依据的财务资料的真实性存疑，故一审法院未予采信该《审计报告》并无不当。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明兴发公司在对外经营过程中，有使用韵××个人账户收取公司往来款项的情形，与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应当通过公司账户结算的会计准则相悖，且韵××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到明兴发公
摘要2：（续）司往来款项后，将该款项转付给明兴发公司。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明兴发公司财产独立于韵××个人财产，应当由韵建明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902号
【注解】如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存在未依法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的情况，则其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足以令人对其股东的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公司财产形成合理怀疑。
摘要1：【裁判摘要】当一人公司股东下落不明无法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等案件材料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人格混同时不能在执行程序中追加一个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适用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由股东承担举证责任。考虑到追加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会对股东个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在此类案件的审查中应当在程序上充分保障涉案股东进行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本案中，博名创业公司申请追加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民远物资公司股东王××为被执行人，鉴于执行程序的权利保障不同于诉讼程序，在民远物资公司及其股东王××下落不明，无法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等案件材料，且博名创业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民远物资公司与股东王××个人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形下，不宜在执行程序中追加王××为被执行人。综上所述，大兴法院裁定终结（2020）京0115执异65号案件的审查程序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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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生效刑事裁判仅认定被执行人犯罪事实未对涉案财物作出明确认定和处理，执行法院仅基于生效刑事裁判事实查明部分执行涉案财产，案外人有权通过执行程序救济——石家庄中院（2009）石刑初字第98号刑事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仅认定了彭××私自从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保险柜中取出承兑汇票交给安××进行贴现，贴现所得款项供安××个人偿还借款或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在证明彭××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据部分，对安××关于将1685万元借给张某的证言，对张某关于向安××借款1658万元替东临公司偿还欠款的证言，对东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邓某关于张某从安××处借款约1600余万元替东临公司偿还欠款的证言，以及张某借安××1635.8万元的欠条，均予以认定。尽管上述关于彭××犯罪所涉赃款1600余万元流向的证言，可以作为认定彭××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据链条中重要的环节，但以此证言认定该1600余万元经由张某替东临公司偿还外欠款这一事实的成立，还须银行转账凭证、公司会计凭证及其他书证等予以补强。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达到认定该1600余万元具体流向的程度。石家庄中院、河北高院在未查明该1600余万元赃款流向的情况下，即作出裁定驳回东临公司的异议请求和复议请求，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目前《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能否适用以物抵债裁判尺度不尽统一；（２）以房抵债协议系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无论其是新债清偿还是债务更新，与买卖合同在债的性质以及对其他债权人合法利益的保护上均存在不同。加之以物抵债产生的物权期待权缺乏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判断其真实性具有较大难度，故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不宜简单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的规定，轻易认定以物抵债权利人可以对抗金钱债权人——本案苏华公司对案涉房屋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及其他担保物权，在王××不属于商品房消费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参照《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审查王××的权利能否对抗苏华公司的一般金钱债权。但王××对案涉房屋系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取得，目前《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能否适用以物抵债，裁判尺度不尽统一。在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情况下，该条明确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权利能够排除执行须同时符合四个方面的条件：(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王××与鸿基米兰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记载签订时间，该合同内容及其他证据也无法佐证在案涉房屋被查封前签订了前述合同。对于是否在查封前合法占有案涉房屋的问题，一般而言合法占有是指因交付而对案涉房屋具有事实上管领和支配的状态，案涉抵账协议作为诺成合同，签订协议行为以及卓越伟业公司同意将案涉房屋登记给王××的意思表示，仅表明王××取得对案涉房屋的债权，不必然证明其已实际控制和支配案涉房屋。王××提交的法院查封前支付热费的凭证，系由具有利害关系的鸿基米兰热力公司开具。王××虽提交其以鸿基米兰热力公司所欠工程款抵顶众合物业公司2014年至2017年物业费的《抵账协议》及附件，以佐证其在查封前实际占有案涉房屋，但该协议及物业费清单标注日期均系2022年，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鸿基米兰热力公司与众合物业公司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就该抵顶真实性及查封前已占有案涉房屋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王××提交的其他案外人购买王××顶账房的相关证据与本案亦不具有关联性，
摘要2：（续）而其他用以证明实际占有的证据均出具于法院查封之后。故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王××在查封前合法占有案涉房屋，一审法院认定王××的主张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进而对其关于享有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况且，案涉履行期满后双方达成的以房抵债协议，系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无论其是新债清偿还是债务更新，与买卖合同在债的性质以及对其他债权人合法利益的保护上均存在不同。加之以物抵债产生的物权期待权缺乏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判断其真实性具有较大难度，故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不宜简单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轻易认定以物抵债权利人可以对抗金钱债权人。
摘要1：【裁判摘要】违法建设的处罚对象使建设者而非使用者，行政机关将违法建筑物在的使用权人认定为行政处罚的行政相对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章××是案涉车库的使用权人人及实际占有人，而不是车库的建造者。再审申请人称“按照状态责任违法建筑物持有者对建筑物的违法状态负有责任，应当作为行政相对人承担法律责任，接受处罚。”《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可见行政处罚的对象为具体行为，对行政处罚的行政相对人也应着眼于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案涉处罚决定指向行为是“未经规划批准擅自建设车库”，而白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将章××认定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相对人，没有事实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案号】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吉08行终22号
【摘要】本院二审查明，2018年5月16日，被上诉人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作出白执罚字〔2018〕第20294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上诉人未经规划批准擅自建设车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并依据该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决定对上诉人作出限期七日内拆除违法建筑，逾期不拆除，将依法强制拆除的行政处罚。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是涉案车库的建设者，涉案车库是何时建设的也未查清，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未经规划批准擅自建设车库并对其处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卷石轩公司在本案中还提交了签有“鲍××”字样的《承诺函》，用以证明廊坊建设公司处置给卷石轩公司的相关资产是无偿的。廊坊建设公司和廊坊投资集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对“鲍××”的签字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承诺函》上并未签署日期，卷石轩公司亦未说明何时以及如何取得该《承诺函》；其次，卷石轩公司在《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资产处置协议》上的签章方式均为签字盖章，而卷石轩公司提交的《承诺函》属于对《资产处置协议》中资产包处置的修改，而该《承诺函》上仅签有“鲍××”的字样，并未加盖卷石轩公司的公章；第三，卷石轩公司在本案中提交廊坊建设公司的《回复函》《沟通函》用以证明其与廊坊建设公司在资产处置过程中进行沟通，但是上述证据中双方始终没有提及《承诺函》或《承诺函》载明的相关事项。即便是卷石轩公司提交的2015年1月和2016年5月的录音中，亦未涉及《承诺函》或《承诺函》载明的相关事项。最后，即便该《承诺函》确为廊坊建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鲍××所签，该函承诺的内容为廊坊建设公司将华夏建通公司全部资产置换出上市公司并无偿交还给卷石轩公司。如一审法院前述论述内容，卷石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廊坊建设公司在相关资产处置中违反了《资产处置协议》的约定。卷石轩公司提交的《承诺函》的内容与其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之间没有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卷石轩公司提交的《承诺函》不予采信。对于廊坊建设公司、廊坊投资集团的相关鉴定申请亦不予准许。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廊坊建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鲍××出具的《承诺函》是否应予采信的问题｜案涉《股份转让协议》订立后，卷石轩公司、廊坊建设公司通过签订《补充协议一》及《补充协议二》，对股份转让的对价进行了明确调整。鲍××虽时任廊坊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承诺函》内容涉及双方股份转让对价的重大变更，涉及廊坊建设公司的重大利益，与之前订立的合同内容明显不符，廊坊建设公司并不认可，除该《承诺函》外，双方又并未订立其他合同进行确认。另外，从双方履约过程中的沟通情况来看，均未涉及《承诺函》中的重大变更问题，且该《承诺函》未载明或签署日期，形式上确存瑕疵。综上，一审法院未予采信鲍××出具的《承诺函》，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卷石轩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否定《承诺函》的效力是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当事人行为虽不完全符合合同约定，但不符合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不应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廊坊建设公司控制目标公司之后，未经卷石轩公司同意，报废相关固定资产及存货等处置行为，确与双方约定不符。关于卷石轩公司要求廊坊建设公司因固定资产及存货、不良资产等的处置不符合约定，应赔偿其损失的上诉主张，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股份转让协议》虽列明了龙腾文化大厦五十年经营使用权，但该部分资产并不属于本案资产处置的范围，以《股份转让协议》列明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资产处置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资产处置协议》中资产包虽列明了固定资产、存货、不良资产及账面债务，但并未进一步明确该部分资产的具体范围、形态及价值。《股份转让协议》附件列明的资产清单，也只对财产类型和总价做了约定，且均标注了应“以最终审计报告为准”，而双方在履约过程中并未实际审计。因相关资产价值和范围并不明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卷石轩公司相应诉请，并不违反举证责任规则。二审期间卷石轩公司虽然提出了对《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目标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负债的价值进行评估的申请，但也并未提供相关固定资产的数量、型号或购买依据，不良资产处置、负债偿还具体情况等进一步线索和材料。对卷石轩公司的该项评估鉴定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卷石轩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关于廊坊建设公司在固定资产及存货、不良资产等的处置上给其带来损失，应予相应赔偿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卷石轩公司对廊坊投资集团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廊坊建设公司违约，在卷石轩公司关于廊坊建设公司违反资产处置义务给其造成损失，应赔偿其2.6亿元及相应利息的主张，依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对卷石轩公司就廊坊投资集团提出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被上诉人作为福建海峡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公司派遣至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福建省大田县分公司屏山支局从事邮储营业工作的员工，从大田县城关骑助力车去屏山营业所上班，在去上班的路途中，由于雨天路滑，为躲避在地上的树木不慎摔倒致伤，经医院诊断为右肱骨大结节撕脱性骨折，因此，被上诉人受伤所涉事故，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五）项规定的交通事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因此，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可以认定为工伤。换言之，若本起交通事故属本人负主要责任，则可以不予认定为工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该条第二款规定："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该条第二款明确了在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均不存在的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交通事故中"本人主要责任"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由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受到伤害属意外事故及被上诉人在该起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为此，上诉人作出的不认定为工伤的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原审法院作出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并责令上诉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保险人可以向对物业设施负有安全、维护、保养、维护、管理责任的业主（出租人）及物业公司共同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未来岛投资公司作为业主对本案火灾起因主要是由于吉汇公司电工对仓库高压电控系统进行保养时操作不当所致也应当负有责任，属于业主未来岛投资公司未完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这种行为的后果既可以构成合同违约，也可以构成侵权，是两个行为的竞合。同时，根据《租赁合同》第6.1条的约定，“在租期内，业主或业主指定的管理公司应负责厂房、外围区域，以及附件2规定的相关设备、设施和公用事业设施的物业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定期及不定期的保养维护、修理、清洁、绿化和保安。业主应当对管理公司的作为和不作为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人保公司向未来岛管理公司和未来岛投资公司追偿是有法律依据的。人保公司关于未来岛投资公司为诉争仓库电气、消防设施设备维修保养的法定义务人，其对未来岛管理公司未尽注意、提醒和督促等管理、监督义务，对火灾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以及按照《租赁合同》第6. 1条的规定，未来岛投资公司应当对未来岛管理公司的作为和不作为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2249号
【摘要】根据施耐德公司与未来岛投资公司签订的本案《租赁合同》的约定，未来岛投资公司作为业主与未来岛管理公司共同负责对案涉仓库的物业管理，并承担连带责任。未来岛投资公司在再审申请中提交的由施耐德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系该公司作为承租人和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人支付的保险赔偿金后所作出的单方陈述。该《情况说明》虽然载明原《租赁合同》第6.1条关于未来岛投资公司指定物业管理公司及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不再执行，但从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出发，该证据不足以推翻当事人之前签订的《租赁合同》的效力。因此，原审判决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和《火灾原因认定书》、《火灾事故责任书》等证据，认定未来岛投资公司应当对未来岛管理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1：——房屋承租人可以直接得到征收补偿
【裁判摘要】用于经营的房屋承租人有权获得相应补偿——用于经营的租赁房屋被征收时，该房屋的价值应当补偿给被征收房屋的所有人，但由承租完成的室内装饰装修和改扩建项目的价值、经营用设备等的搬迁费用、停产停业损失等，应当依法补偿给承租人。本案上诉人在承租株洲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涉案房屋后，对其进行了装饰装修及改造，自建了铺面并用于经营住宿、餐饮等。涉案房屋被征收时，因租赁期限并未届满，株洲市房产管理局、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株洲市财政局、株洲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各自所属部门株洲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处芦淞中心、株洲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处、株洲市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处、湘江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建设地区房屋征收指挥部，就涉案出租房屋征收补偿问题，分别于2015年8月3日、2015年9月29日签订的两份《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均没有将该房屋承租人即上诉人列为补偿协议相对人，属于遗漏征收补偿对象，程序不当，且对相关项目补偿价格证据不足，同时，因协议签订人之间对该两份协议应以哪一份为准尚存在争议，故应一并予以撤销。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国家机关出具的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足以退费书证载明的事实应认定反驳证据的证明力——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马坡岭派出所出具证明虽称王×为王××的孙子，但是没有提供相应的户籍登记依据，黄××在原审中提交的王××与王×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中记载的内容也无法证实二人之间的关系；马坡岭街道张公岭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虽称王×为王×兰的合法继承人，但该证明没有法律效力；而王××与王×于2011年2月28日签订的《赠与合同》实际系遗赠扶养协议，黄××在原审庭审中亦称王×系王××的侄孙，与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马坡岭派出所以及马坡岭街道张公岭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所载明的内容相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王×系王××的近亲属或者依法应由王××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侵权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无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明，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死亡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侵权人以已向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支付死亡赔偿金为理由，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侵权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无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明，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黄××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王×系赔偿权利人，其向王×支付了赔偿款后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死亡赔偿金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但是，王×与王××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王×对王××负有生老死葬的义务，且黄××与王×达成的赔偿款中包括了丧葬费，故对于丧葬费部分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丧葬费经过计算为21947元）。原审判决对于王×与王××的身份关系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益母草”是一种可入药的草本植物。将“益母草”指定使用在非医用营养液等商品上，直接描述了商品原料的特点。申请商标虽然是文字与图形的组合商标，但其图形部分较为简单，文字部分“益母草”是相关公众借以呼叫、记忆申请商标的显著特征，是申请商标的主要识别部分。因此，申请商标仅仅描述了商品原料，不能起到表示商品来源的作用，益母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申请商标经过使用后使用在指定商品上获得了其他含义并具有显著性，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商标评审委员会及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此外，将“益母草”指定使用在非医用营养液等商品上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上述商品内含有“益母草”的成分，从而误导公众、产生不良影响，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情形，商标评审委员会及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益母公司主张申请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不可能含有益母草成分，因其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标志设计合同》约定涉案作品著作权人为北京东胜鄂尔多斯工贸中心，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北京东胜鄂尔多斯工贸中心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我国作品登记采用自愿登记、形式审查的原则，虽然著作权登记证书记载涉案作品著作权人为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但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此情形下，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发的《授权书》亦不能产生授予著作权的效力，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据此取得相应著作权。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是本案在先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无权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诉争商标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并参照《商标评审规则》的相关规定，在此情形下，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驳回商标评审申请，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被诉裁定程序违法并判决撤销被诉裁定结论正确，本院予以支持。被诉裁定撤销后，商标评审委员会委员会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并参照《商标评审规则》的相关规定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华中农业大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授权，具有颁发硕士学位证书的法定职责。华中农业大学不给原告颁发硕士学位证书的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的规定，有权制定《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且《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有关法规、规定解释的复函》的规定不相抵触。华中农业大学对原告作出《关于对武××同学考试舞弊的处分决定》的主要证据不足，该警告处分决定未告知原告陈述申辩权和救济方式，也未将处分决定送达原告，故该处分决定依法不能成立。华中农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以原告考试舞弊受警告处分为由，审议通过不授予原告硕士学位的决定，没有事实根据。被告依据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的硕士学位授予者名单（该授予名单中没有武××），口头拒绝为原告颁发硕士学位证书的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颁发林权证的行为属于行政确认而非行政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者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林权证的行为，系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并非行政许可。本案中，长治县政府虽针对范××１、范××２的长县林证字（2006）第00247号林权证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但颁发林权证的行为属于行政确认，一、二审认定林权证初始登记属于行政许可，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指正。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确定力和执行性，但对于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以及由于事实和法律的变迁而不宜再存续的合法行为，行政机关应当自我纠正，予以撤销或变更。．．．．．．根据上述事实，范××１申请颁证材料虚假，长治县政府为范广福颁发案涉林权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应予撤销。长治县政府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前，已书面告知范××１、范××２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结果正确，但适用行政许可法错误，本院予以指出。本案二审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驳回范××１、范××２诉讼请求不当，但案涉林权证确属应予撤销，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对范××１、范××２并无实质影响。为减少诉累，避免程序空转，本案不宜启动再审程序，范××１、范××２的再审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发包人根据该约定主张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条文的规定，首先是尊重意思自治，承包人与发包人有权就包括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内的各项权利进行讨价还价，建设工程价款作为私权，原则上允许当事人依法处分；其次是维护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立法目的，即承包人与发包人有权就事先放弃或限制建设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约定不得损害农民工等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导致建筑工人的工资权益受到损害。本案中，源天公司认为其与大兴公司约定及向仁化农信社承诺放弃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损害了工人的利益，是无效的。首先，源天公司作为承包人，其可以与发包人大兴公司约定放弃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这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虽然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市场地位可能不平等，导致缔约地位不平等。但对于此种不平等，只要不超出一定的范围和界限，法律和司法应当予以尊重。承包人和发包人主要是商事主体，在商事交易中，应着重维护契约自由、市场秩序、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这与民事交易中的价值取向有所区别。因此，对于源天公司事先与大兴公司约定部分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及向仁化农信社承诺放弃全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为，应予尊重。其次，源天公司不仅与大兴公司约定放弃其所负责施工的涉案工程一、二期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其还向仁化农信社出具《承诺书》，承诺放弃全部优先受偿权。源天公司认为其放弃的只是一、二期工程的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并未放弃三期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但其在出具《承诺书》时应能理解全部与“一、二期”的含义，且源天公司在《周田水电站土建二期工程施工补充协议》与《承诺书》中所作的表述并不一致，这反映其对自己放弃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范围有充分的认识。再次，如果损害了建筑工人的利益，即使承包人与发包人约定放弃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也不会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但源天公司所提交的四份结算汇总表只是其单方提供的剩余工程结算尾款的汇总材料，反映的是与有关单位和个人的结算，但不能据此证明源天公司拖欠了建筑工人的工资，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源天公司至今仍拖欠上述剩余工程结算尾款。
摘要2：（续）源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放弃涉案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会损害建筑工人的利益。一审法院对源天公司主张涉案工程折价或拍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人应当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本案中，李×主张曾当面向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提交关于投诉新华物业的相关材料，但未收到回复，故认为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未履行法定职责而向通州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对此予以否认。李×在行政复议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曾向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提出过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故通州区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驳回李岩的行政复议申请，并无不当。一、二审判决驳回李岩的诉讼请求，亦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1】双方订立的《土地租赁合同书》均没用“可转租”的文字表述，故上诉人巩××将承租物部分转租给吴××使用亦应事先取得出租人公××的许可，或事后取得其追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巩××应对其转租行为已取得公××的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负举证责任。因其未能提供上述相关证据，故对巩××称转租“符合合同约定，亦不损害被上诉人的任何出租利益”、不应据此解除其与公××订立的租赁合同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判决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正确。
【裁判摘要２】转租合同的效力问题。巩××将租赁公培生的房屋再转租给吴××，并签订了转租合同，该转租合同的签订是巩××与吴××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款（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目前尚无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合同无效。故，巩××与吴××签订的转租合同不违反国家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因转租合同的基础合同（公××与巩××的租赁合同）的解除，而引起转租合同的解除，巩××与吴××波可另行主张权利。原审法院认定转租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娱乐经营许可证许可的娱乐经营场所位于社区，该小区业主如果认为该行政许可行为侵犯自己合法权益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颁发娱乐经营许可证系行政许可行为，行政许可的目的之一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认为行政许可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诉娱乐经营许可证许可的娱乐经营场所位于园中园高层社区，该小区业主如果认为该行政许可行为侵犯自己合法权益，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孙××系园中园小区业主，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被上诉人提交的（商）环监字（2010）第001号监测报告显示，对梁园区糖果练歌房进行环境监测是2010年3月4日，而被诉娱乐经营许可证颁发于2010年3月18日，由此可推断，进行环境监测时，一审第三人梁园区糖果练歌房尚未进行营业，缺乏其营业后是否对上诉人孙××的合法权益造成影响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摘要2：
摘要1：解读：一方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行政机关作出产权变更登记，有证据证明其他共有人不知道该产权变更登记行为的，其他共有人自知道该变更登记内容之日起１年内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解析】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导致行政机关作出产权变更登记，其他不知情共有人提起行政起诉期限起诉期限——（１）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算；（２）且适用1年起诉期限。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其他财产共有人起诉期限计算以及对抵押权人是否适用善意取得问题的答复》(2011年12月13 日,〔2011]行他字第75号)
【摘要】一方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行政机关作出产权变更登记，有证据证明其他共有人不知道该产权变更登记行为的，其他共有人自知道该变更登记内容之日起2年内，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抵押权的实现是物权变更的原因和方式之一,同样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摘要2：【注解１】其他共有人以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为由对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裁判结果包括——（１）撤销判决（受让人非善意取得）；（２）确认违法（受让人善意取得）。
【注解２】共有财产在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转移登记给了第三人，行政机关无过错的，能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１）共有财产在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转移登记给了第三人，实际上属于转移登记行为的基础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不应当属于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情形；（２）同时，确认违法判决并非对行政机关过错的确认，只是对其行政行为客观上违反法律的一种评价，尽管可能行政机关尽到了审慎的审查义务仍然没有能够避免将共有财产在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转移登记给了第三人，但是此时转移登记行为的违法性实际确定无疑的，存在严重违法当然不能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不能因为登记机关无过错就将明显违法的行为视为基本合法。至于登记机关无过错，免除的是其承担行政赔偿的法律责任，而非从对行政行为判决形式上予以关照。
【法律问题】房屋登记机关在办理转移登记时,是否应主动对房屋存在共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进行审查?
摘要1：解读：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１１５条第４款规定——（１）法院准许撤回再审申请或者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后，再审申请人再次申请再审的，不予立案；（２）但有行政诉讼法第９１条第２项、第３项、第７项、第８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６个月内提出的除外（Ａ．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Ｂ．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Ｄ．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摘要2：【注解】（１）当事人再次提出再审申请原则上不予受理；（２）满足４种情形允许当事人再次申请再审。
摘要1：【裁判要旨】未经核实直接依据广告宣传材料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于主要证据不足——行政机关能否依据相对人的广告宣传材料对其处罚，取决于材料所载相关信息是否真实。行政机关能够核实相关信息而未予核实，直接依据广告宣传材料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引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