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货币真伪鉴定行为是否可诉的电话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货币真伪鉴定行为是否可诉的电话答复（2012年5月17日 〔2012〕行他字第4号）
【摘要】货币真伪鉴定系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委托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业务机构对货币的真伪问题实施的科学技术鉴定行为，人民法院难以通过诉讼程序对相关科学技术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因此，货币鉴定行为本身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可以在当事人对没收假币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对货币真伪鉴定行为作为证据进行审查。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提字第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只有认为被诉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认为行政行为合法，则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只有认为被诉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认为行政行为合法，则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未经法定程序予以撤销，其法律效力无需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予以确认。无争议即无诉讼。国家设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在于化解行政争议，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如果认为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未侵犯其合法权益，不存在行政争议，则无需启动行政诉讼程序。本案中，给孙×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并未经过法定程序予以撤销，其在法律上的合法有效性无需经过诉讼程序予以确认，孙××请求确认给孙×颁证的行政行为合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二审据此裁定驳回孙××的该项诉讼请求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法应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42号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1年第11期（总第301期）第23-25页】
【裁判摘要】生效仲裁裁决或人民法院判决已经驳回当事人的部分请求，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又以相同的请求和理由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属于重复诉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生效仲裁或者法院判决已经驳回当事人以混同为由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的请求和理由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重复起诉——本案中，中铁物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已经在仲裁程序中以润和公司是××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简称轨道公司，2016年8月更名为中车山东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公司工作人员混同等为由，请求中车山东公司对润和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济南仲裁委作出(2016)济仲裁字第 0280号裁决书，认为从润和公司与轨道公司各自独立的法人性质看，润和公司虽系轨道公司独资设立，但两公司各自依法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独立对自己的民事行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和责任，中铁物公司以两公司工作人员混同等为由，要求轨道公司共同承担欠款及利息、律师费、仲裁费等责任，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裁决对中铁物公司的上述请求不予支持。该仲裁裁决作出后，中铁物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中铁物公司申请追加中车山东公司为被执行人，对润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中铁物公司的申请后，其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虽然中铁物公司提出其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所依据的法律关系、救济程序、法律条文与其在仲裁案件中所依据的均不相同，本案不属于重复审理，但本院认为其主张不能成立。第一，从执行异议之诉的设立目的来看，该诉讼类型是在经过执行异议审查后，为了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实现、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及第三人充分参与诉讼程序的权利而设立，当第三人与当事人间的纠纷已在其他仲裁或者诉讼程序中被实质性解决时，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即缺乏正当性。本案中，中铁物公司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中车山东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和理由与其在仲裁程序中提出的请求和理由具有一致性，其在仲裁庭已就上述请求作出裁决的情况下，仍然以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方式再次主张同样的请求，并在被驳回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具有正当性。第二，从仲裁程序的救济途径来看，在仲裁庭裁决驳回中铁物公司关于中车山东公司对润和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后，依据一裁终局规则，
摘要2：（续）除非该裁决被依法撤销，否则裁决结果具有法律效力，中铁物公司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中车山东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行为，其实质是对仲裁裁决结果不服并提出异议，这不符合仲裁程序的救济规则。第三，从或裁或审原则来看，尽管中铁物公司未在仲裁裁决作出后直接就同一纠纷提起诉讼，但由于其在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与仲裁程序中的请求相同，如果人民法院再次予以审理，实质上属于重复审理，违反了或裁或审原则。因此，中铁物公司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在本质上属于重复诉讼，本案应当驳回中铁物公司的起诉。但考虑到原审法院驳回了中铁物公司的诉讼请求，尽管在处理结果上与驳回起诉不同，但也未对当事人的权益及仲裁裁决的效力产生实质性影响，故为减轻当事人讼累，节约司法资源，本案可驳回中铁物公司的再审申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73行初5713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2014年商标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其中“在先权利”应当理解为包括商号权，但只有在先形成并使用的商号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前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且诉争商标在与在先商号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注册使用可能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从而导致在先商号的权利人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其才能成为诉争商标注册的障碍。．．．．．．2014年商标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商标法的立法目的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商标法必须为诚实的经营者提供全方位的、切实的、强有力的保护。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市场活动参与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亦是商标申请注册、核准和商标使用都应当严格遵循的基本准则。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必须诚实、善意、讲信用，行使权利不得侵害他人与社会的权益，履行义务应信守承诺和遵循法律规定。本案中，“AmCham”为中国美国商会的英文简称，独创性较强，在案证据可以证明该标志经过中国美国商会长时间的使用，在经济、贸易、商务与投资领域享有较高知名度。美国俱乐部的法定代表人爱德华•雷门于1996－1997年间曾任中国美国商会的董事，并曾建议中国美国商会将“AmCham”进行注册。可见，爱德华•雷门对中国美国商会在先使用的“AmCham”这一标志是充分知晓的。爱德华•雷门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美国俱乐部在进行一切市场活动中，应对申请注册“AmCham”这一标志进行避让，以彰显商标法弘扬的诚实信用原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根据2014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该条规定的立法精神在于贯彻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维护良好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营造良好的商标市场环境。依照该条款的文义，该规定适用于已注册商标的无效程序，而不适用于商标申请审查及核准程序。但是，对于在商标申请审查及核准程序中发现的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若不予制止，等到商标注册程序完成后再启动无效程序予以规制，显然不利于及时制止前述不正当注册行为。
摘要2：（续）因此，前述立法精神应当贯穿于商标申请审查、核准及无效程序的始终。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及人民法院在商标申请审查、核准及相应诉讼程序中，若发现商标注册申请人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注册商标的，可以参照前述规定，不予核准注册。本案中，如前所述，美国俱乐部在明知中国美国商会在先使用“AmCham”这一标志的前提下，仍然在多类别商品或者服务上，大量申请注册“AmCham”商标，其行为难谓正当，有违商标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有损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依据2014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关于禁止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商标注册的规定，美国俱乐部申请注册诉争商标的行为应当予以禁止，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不应予以核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高行(知)终字第752号
摘要1：【裁判摘要】2001年《商标法》并无“商品化权”的规定。《民法通则》也“无商品化权”的规定，但文学艺术作品、作品名称、角色名称、某种标识性的名称、姓名等确实会使上述作品或名称的拥有者通过上述作品、姓名等取得声誉、信誉、知名度等，拥有者通过将上述的声誉、信誉、知名度等与商品或服务的结合进行商业性的使用而实现经济利益，因此，上述作品或名称通过商业化使用，能够给拥有者带来相应的利益，可以作为“在先权利”获得保护。“商品化权”无明确规定，称为“商品化权益”并无不可。苹果公司所主张的“TheBEATLES”乐队名称可以作为“商品化权益”的载体。根据苹果公司在一审诉讼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TheBEATLES”乐队成员于1980年将Beatles“商品化权”（权益）转让给了苹果公司，苹果公司是“BEATLES”“商品化权益”的拥有者。根据苹果公司在一审诉讼程序中提交的证据1并结合苹果公司在商标异议复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TheBEATLES”乐队是在中国享有盛名的乐队，在中国大陆地区具有极高知名度，相关公众能够将“BEATLES”与该乐队建立唯一的、直接的联系。根据苹果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TheBEATLES”乐队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中文名称是“甲壳虫乐队”。被异议商标完整包含了“TheBEATLES”乐队的英文名称“BEATLES”。以相关公众的认知水平，被异议商标的中文部分“添•甲虫”中的甲虫与“TheBEATLES”乐队中文名称的甲壳虫乐队中的甲壳虫相近似，甚至可以理解为同一种类的昆虫。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钱包、书包、背包”等属于日常消费品，如知名乐队等一般会在上述商品上标注其名称，作为纪念品等进行销售，因此，本案苹果公司所主张的“商品化权益”可以延及上述商品。在被异议商标与“TheBEATLES”乐队名称十分近似的情况下，将被异议商标使用在其指定使用的“钱包、书包、背包”等商品上，相关公众易误认为上述商品来源于“TheBEATLES”乐队或者与“TheBEATLES”乐队有特定联系，从而使苹果公司对“TheBEATLES”乐队名称享有的“商品化权益”受到损害。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京行终1133号
摘要1：【裁判摘要】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撤销该注册商标；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该项规定的立法精神在于贯彻公序良俗原则，维护良好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营造良好的商标市场环境。根据该项规定的文义，其只能适用于已注册商标的撤销程序，而不适用于商标申请审查及核准程序。但是，对于在商标申请审查及核准程序中发现的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若不予制止，等到商标注册程序完成后再启动撤销程序予以规制，显然不利于及时制止前述不正当注册行为。因此，前述立法精神应当贯穿于商标申请审查、核准及撤销程序的始终。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及法院在商标申请审查、核准及相应诉讼程序中，若发现商标注册申请人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注册商标的，可以参照前述规定，制止不正当的商标申请注册行为。关于上述法律中就“其他不正当手段”的理解，应当是限于以欺骗手段以外的其他方式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情形的规制。虽然在具体案件中系对诉争商标申请注册的情形予以规制，但实则是对申请注册人就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行为予以的制止，特别是对于申请注册人通过囤积他人大量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主观上并无合理事由，客观上亦无实际使用意图，通过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相关申请注册行为，均是在具体案件中予以是否属于“其他不正当手段”情形进行了评述，将直接对该申请注册人的相关注册行为所指向的商标产生影响。因此，在认定上述情形时，应当采取审慎原则，一方面对确属是以囤积商标进而通过转让等方式牟取商业利益为目的，大量申请注册他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明显违背商标内在价值，并会对商标注册秩序产生消极影响，有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实守信经营秩序建立的行为，应当予以有效规制；另一方面也应当考虑中国采取商标注册制度，对商标本身的保护更多的考量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稳定性和对应性，而非相关主体对特定标志的垄断，故允许在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出现相同或近似的标志，这也是中国商标基本制度所决定的。故此，在对法律所规定的特定情形予以认定时，不能以动摇商标基本注册制度为代价，否则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将远大于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更应当予以严格认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1)行提字第1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商标注册申请因存在引证商标而被驳回后，申请人提起诉讼的过程中引证商标因连续不使用而合法撤销的，鉴于申请商标尚未完成注册，法院应根据情势变更原则，依据变化了的事实依法作出撤销商标局决定的判决——艾德文特公司申请商标因与引证商标构成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而被商标评审委员会以第12733号决定驳回，商标评审委员会根据当时的事实状态依法作出上述决定未有不妥。但本案在二审过程中，引证商标因连续三年不使用而被商标局予以撤销，引证商标已丧失商标专用权。依据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申请注册的商标，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之规定，引证商标已不构成申请商标注册的在先权利障碍。在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第12733号决定的事实依据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情形下，如一味考虑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仅针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而忽视已经发生变化了的客观事实，判决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的上述决定，显然对商标申请人不公平，也不符合商标权利是一种民事权利的属性，以及商标法保护商标权人利益的立法宗旨。且商标驳回复审案件本身又具有特殊性，在商标驳回复审后续的诉讼期间，商标的注册程序并未完成。因此，在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件中，如果引证商标在诉讼程序中因三年连续不使用而被商标局予以撤销，鉴于申请商标尚未完成注册，人民法院应根据情势变更原则，依据变化了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决。故本案在艾德文特公司明确主张引证商标权利已经消失、其申请商标应予注册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没有考虑相应的事实依据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形，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第12733号决定以及一审判决显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第12733号决定虽未有不妥，但在引证商标已经被商标局撤销的情况下，仍需就申请商标是否违反商标法的相关规定重新进行审查。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8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对信访事项不能提起履责之诉｜行政相对人基于信访答复意见提起的不履行法定职责等诉讼不宜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所有不履行职责的行为都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不意味着人民法院能够通过司法审查方式来监督行政机关履行所有其应尽的职责和义务。由于行政权的复杂性以及行政职责来源的多样性，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行为是否应予司法监督和审查，要结合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性质以及相应职责的不同来源予以综合判断，同时还要考虑当事人申请履行职责所保护的权利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法保护的权利范围和权利种类。本案中，信访复核意见所处理的纠纷，本质上是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工资、社会保险等引发的纠纷，本身并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翁××诉请东台市政府和富安镇政府履行的相关义务，也非来源于法律规定，而系上级行政机关的信访复核意见中的要求。如人民法院将此类案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则必然会涉及对信访复核意见合法性的评价以及对下级行政机关是否履行了信访复核意见的内容的判断等，此实际上是将信访事项又重新导入司法诉讼程序，最终可能形成信访和诉讼的不正当循环，因此人民法院原则上不应将信访事宜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当事人既然已经选择通过信访方式来维护权利，对信访复核意见是否满意、是否全部得到落实，仍应通过信访程序来解决；《信访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等条款，对相关情形的处理也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摘要2：
【笔记】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原告主体资格是否必须具备利害关系？
摘要1：解读：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针对“利害关系”的审查需满足原告“可能”因为被诉行政行为导致其权益受到损害的条件。
【解析】（１）适格原告是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２）在依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申请人因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成为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相对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３）在反向诉讼中，相关权利人需举证证明行政机关所公开信息涉及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并导致其利益受损。
【注释】外国人是否可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判断外国人是否具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资格以及相应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的电话答复》（［２０１５］行他字第１７号，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０日）规定——（１）在我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由我行政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２）在我国境外的外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我行政机关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我行政机关不予受理。——结论：（１）在我国境内外国人可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２）在我国境外的外国人不能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注解１】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针对“利害关系”的审查——（1）系针对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原告是否与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存在利害关系）；（2）并非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标的（政府信息的内容）。
【注解２】（１）在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程序中不要求申请人具备与请求公开的信息有“利害关系”，即任何人申请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遭到拒绝都可以作为原告；（２）但是，只有行政管理关系中的相对人才能启动行政诉讼程序即信息公开中的申请人才是行政诉讼中的适格原告。
【注解３】（１）信息公开案件和一般的行政诉讼案件不同，请求人提出信息公开申请时无须以保护自身权益为前提要件；（２）行政机关拒绝公开政府信息的决定所侵害的也不是公开申请人所固有的“法律上的利益”，而是作为公民或其他组织所拥有的信息公开请求权和获得答复的权利。
摘要2：【注解４】在信息公开案件原告主体资格“利害关系”与其他行政诉讼案件不同——（１）其他行政诉讼案件的“利害关系”的认定则是要求被诉行政行为对原告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包括行政行为的内容）；（２）但是信息公开案件中的“利害关系”的认定则基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本身”之间而不包括信息公开行为的内容。
【注解５】（１）起诉人与被申请的政府信息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资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2686号；（２）信息公开案件”利害关系“的判断并非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针对“利害关系”的审查系针对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并非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标的（政府信息的内容）；人民法院审查原告主体资格时，应当审查原告与行政机关作出的告知书是否有利害关系，而非原告与告知书中的具体内容是否有利害关系，原告系告知书的相对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其对告知书不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701号
【注解6】起诉人与申请公开或者反公开信息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才具有原告资格的理由——（1）只有申请公开或者不公开的信息与申请人有利害关系才会影响其实际权利义务；（2）起诉与申请公开或者反公开政府信息不具利害关系，起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可能受到损害，缺少原告资格的客观要件；（3）最高人民法院江必新副院长指出：“为了遏制和避免目前已经出现的滥诉现象，应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将原告资格限定为权益受到或者可能受到侵犯的利害关系人。”——江必新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
【注解７】不得以无利害关系拒绝公开政府信息｜信息公开已删除三需要的内容，行政机关不得以申请人与政府信息公开没有利害关系拒绝公开政府信息。——参考案例：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豫行终3954号
【笔记】行政诉讼中被告能否自行收集不涉及行政行为合法性事项证据？
摘要1：解读：（１）案卷主义排除被告在行政行为作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和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根据，但并未排除不涉及行政行为合法性事项的证据采信；（２）行政诉讼中被告可以自行收集不涉及行政行为合法性事项证据。
摘要2：【注解】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证据也不仅仅限于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那些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就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包括起诉条件在内的那些诉讼程序事实，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调取。——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926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3081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违法违纪犯罪材料移送并非诉讼程序范畴，再审申请人称一审法院未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构成审判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２）未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不属于法定再审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还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认为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违纪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监察机关、该行政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认为有犯罪行为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作出这一规定的主要考虑是：第一，人民法院在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中，比较容易发现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违纪或者犯罪的线索。第二，人民法院无权对涉嫌违法违纪或者犯罪的问题自己直接处理，但有义务将有关材料移送有权机关处理。但是，该条所规定的移送并非诉讼程序范畴。是否启动移送程序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判断决定的事项，法律既没有赋予当事人申请移送的权利，也没有赋予当事人通过诉讼程序质疑人民法院所作处理的权利。另外，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与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是否违法违纪或者是否有犯罪行为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即使被诉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违纪或者有犯罪行为。因此，再审申请人称一审法院未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构成审判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二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的主张不能成立，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其后的第九十一条则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具体情形。这些具体情形均属于裁判本身存在的各种错误。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于行政机关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存在违法违纪或者有犯罪行为线索的认定，以及是否启动移送程序的决定，并非裁判的组成部分。再审申请人对原审判决并未持有异议，其仅就一、二审法院未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向本院申请再审，不属于法定再审事由，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最高法民终4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配偶一方名下的股权能否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可有司法据实确认——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投资的收益”，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法有明文，当无异议，但是并不能据此否定股权本身可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配偶一方名下的股权能否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可由司法据实确认。
【裁判摘要２】股权不同于股东权利——案涉股权与“股东的权利”并不完全等同。“股东的权利”亦即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向公司出资的事实而享有的权利，包括但又不限于股东的财产权利，此外还包括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查阅公司账簿、表决等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系列权利。案涉股权则仅指财产权利，属于“股东的权利”之一部，二者并不等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行使财产权利虽然受到股东身份的限制，但不改变股权的财产本质属性。将“股东的权利”笼统称之为股权，不能准确把握夫妻共同财产中股权的内涵和外延。
【裁判摘要３】股权登记并非股权设立或生效的要件而仅产生对抗效力——股权变更登记仅对作为民商事主体的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且此种对抗效力实为推定效力，而不宜认定为确认效力。登记并非股权设立或生效的要件。案涉股权基于股东出资而产生，是股东因出资事实而发生的法律效果之一，即在取得股东资格之外，股东通过投资取得的相应财产权利。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权登记与否，不是判断该股权设立与归属的实质要件。股权变更登记仅对作为民商事主体的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且此种对抗效力实为推定效力，而不宜认定为确认效力。
摘要2：【裁判摘要４】执行异议之诉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受理费——执行异议之诉是人民法院对民事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施以司法救济的一种诉讼类型。此类诉讼案件当事人的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属于财产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依据本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执行异议申请人对驳回保全行为异议申请裁定不服，可以依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此种起诉性质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起诉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应当按照财产案件计费标准收取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属于国家财政收入，不属于人民法院可以自由裁量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计收诉讼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如坚持认为征收行为违法，仍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认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被征收人即丧失相应原告主体资格，无权提起相关行政诉讼；除非补偿安置协议对被征收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并取得相应之补偿，已经进行了明确约定——关于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后能否对征地拆迁行为起诉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实践中，整个征收补偿过程约略可划分为征收行为、补偿行为和强制或非强制实施行为，其中补偿行为是征收行为的必然结果，也是实施行为的前提条件。由于征收行为、补偿行为与实施行为的分离，被征收人既可能认为上述三个阶段的行政行为均不合法，也可能仅认为征收过程中的某一行政行为不合法，因而提起行政诉讼。为了更好地推进征收补偿依法、有序、平稳进行，应当允许被征收人在对征收行为合法性保留异议权利的前提下，先行鼓励和引导其以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方式先行解决补偿问题，以减少纠纷。但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如坚持认为征收行为违法，仍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认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被征收人即丧失相应原告主体资格，无权提起相关行政诉讼；除非补偿安置协议对被征收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并取得相应之补偿，已经进行了明确约定。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宣××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即实际处分自己权益，因而征地拆迁行为对其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错误理解，一审法院以此为由对宣××的起诉裁定不予立案，不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实施前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能否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提起的诉讼，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该规定并未以《行政诉讼法》实施日期为标准，来区分2015年5月1日之前或者之后的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件的性质；且《行政诉讼法》作为行政诉讼程序的基本法，其条文主要系诉讼程序规定，实体规定较少，因此，《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的条款除非明确规定不溯及既往或者因条款性质不适宜溯及既往，原则上对有关受案范围、审理程序、裁判种类等属于法院裁判职权专属事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均应当适用该新的规定作出裁判。本案中，案涉补偿安置协议虽然签订于2015年5月1日之前，但如被征收人在2015年5月1日之后依法起诉，仍应当依据《行政诉讼法》上述规定，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理。二审法院将用于调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拆迁事项的《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作为裁判本案集体土地房屋征收拆迁行为的依据，并认为宣晓明所诉纠纷性质属于民事合同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上，《行政诉讼法》经修改于2015年5月1日实施以后，《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第二条即与《行政诉讼法》规定相抵触，应当不再予以适用。而对于2015年5月1日之前形成的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2015年5月1日之后提起诉讼的，也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立案，而不再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立案。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豫民终330号
摘要1：【裁判摘要】法院裁定无异议债权系程序性裁定，债权人有异议仍有权提起诉讼——在中广发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梁××就其债权向中广发公司破产管理人进行申报，管理人对梁××申报的债权确认为普通债权。中广发公司管理人辩称2021年9月26日第三次债权人会议上将包含梁××在内的债权表予以公示，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梁××进行了送达或告知，因此中广发公司辩称梁××的起诉已经超过《破产法解释三》第八条规定的15日的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后一审法院对管理人制作的无异议债权表予以确认，并作出(2021)豫05破1-1号民事裁定。虽然该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确认的债权中包括梁××申报的债权，但是该裁定系法院在破产程序中，对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无异议的程序性事项，其性质仅属程序性裁定,不具有确认各项债权真实、合法的实体性法律效力,在债权人对债权表上的债权及债权性质存在异议的情况下，有权通过提起债权确认之诉寻求法律的救济。一审法院认为(2021)豫05破1-1号民事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梁××再行提起本案诉讼属于对该裁定所认定的法律事实、法律关系提起诉讼，不符合诉讼程序，并裁定驳回其起诉显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笔记】债权人对他人申报债权（他人债权）能否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
摘要1：解读：（１）《企业破产法规定（三）》第９条第１款规定“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他人债权有异议的，应将被异议债权人列为被告；”（２）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他人债权有异议（包括对他人债权是否存在、是否合法有效、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事实的异议）有权提起债权确认之诉。
摘要2：【注解】前置程序——《企业破产法规定三》第８条延续了《审理破产案件若干规定》第６３条的规定，为债权确认诉讼设置了前置程序，即异议人应当先向管理人提出债权异议，管理人不能解决的，再进入诉讼程序。
（１）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债务人、债权人应首先向管理人提出异议，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不仅债务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债权人对债权表有关己方债权的记载有异议可以向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提起确认之诉，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他人债权有异议也可以提起确认之诉；
（２）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异议人仍然不服的，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异议人方可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浙民初50号
摘要1：【裁判摘要】即使多张票据的票据当事人均一致，持票人应以一张票据为一个案件向有管辖权法院分别提起诉讼——原告兴业银行莆田分行以案涉20张商业承兑汇票设立的票据关系，曾经以20个案件（每一张票据为1个案件）分别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6）浙01民初554号-573号。上述20个案件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以涉嫌经济犯罪嫌疑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原告现以不存在经济犯罪嫌疑为由，将原本20个案件合并起来作为一个案件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有抬高级别管辖之嫌。由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经审理的上述20个案件从诉的构成要素而言，均是独立之诉。且该20个案件，一、二审法院均以独立之诉进行了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据此，诉的合并必须符合“两便”原则，且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而本案三被告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合并审理。此外，将20张票据发生的纠纷进行合并审理，也不符合简化诉讼程序的原则。因此，原告应依据其第一次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开起诉时的标准，分开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原告分开起诉后，每个案件争议标的达不到本院级别管辖的标准，故本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故本院应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依据其第一次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开起诉时的标准，以一张票据为一个案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分别提起诉讼。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90号
摘要1：【裁判摘要】受理破产的法院已经立即指定破产管理人，有关债务人的诉讼可以继续进行，法院未中止审理并未违反诉讼程序——关于原审法院未中止审理是否违反诉讼程序的问题｜2017年10月12日，山东省邹平县人民法院受理星瀚信德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同日，该院依据（2017）鲁1626破29号决定书指定青岛××××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星瀚信德公司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由于受理破产的法院已经立即指定破产管理人，有关债务人星瀚信德公司的诉讼可以继续进行，故原审法院未中止审理并未违反诉讼程序。
摘要2：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509民初8858号
摘要1：【裁判摘要】出票人进入破产程序，再追索权人只能向出票人主张自汇票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止利息——根据《票据法》第六十八条及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持票人对汇票债务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已经进行追索的，被追索人清偿债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可以向其他汇票债务人行使再追索权，请求其他汇票债务人支付已清偿的全部金额、自清偿日起至再追索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发出通知书的费用。由此可见，再追索金额包括已清偿的追索金额、法定利息、再追索费用。已清偿的追索金额是指被追索人为满足其后手(包括持票人或者其他追索权人)的追索权而支付的全部金额；法定利息是指被追索人获得其前手清偿前这段时间里，被追索人向其后手已为清偿的全部金额所孳生的利息，从被追索人清偿之日起到其前手清偿之日为止，依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准；再追索费用，是指被追索人向其前手发出拒绝事由通知，为此所发生的费用。本案中，原告豪晟公司已向持票人合创公司清偿债务，其主张由被告科林公司向其支付已清偿的全部金额218064元及利息（以218064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中电新德公司、祥天公司、中电太阳能公司作为背书人，应对被告科林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中电太阳能公司已进入破产诉讼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企业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故被告中电太阳能公司所负上述连带清偿责任中的利息，仅计算至破产申请受理前一日即2019年9月24日。
摘要2：
最高法法官会议纪要：起诉后即便未送达被告后撤诉的仍然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摘要1：撤诉与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21年第18次法官会议纪要)
【要旨】《民法典》第195条规定了“提起诉讼”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诉讼时效规定》第10条进一步明确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本案中，权利人虽申请撤诉并经法院审查予以同意，但不影响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提起诉讼属于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持续性事由，应以程序终结之时重新起算诉讼期间。对于起诉后又撤诉引起诉讼程序终结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送达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摘要2：
【笔记】诉的客体合并是否需要经当事人同意？
摘要1：解读：诉的客体合并由法院依职权决定而不由当事人同意决定。
【注释】将诉讼客体合并审理不需要经过当事人同意。
摘要2：【注解１】同一原告对同一被告主张两项诉讼标的（一并提起票据追索权纠纷和合同纠纷诉讼）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５２条规定的多方当事人共同诉讼的情况，其合并审理不需要征得当事人同意。——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18号
【注解２】同一原告对同一被告就双方间签订的多份协议合并提起的合同纠纷诉讼属于诉的客体合并。因多份协议所涉内容不同，又不属同一项目，分属不同法律关系，法院认为各份协议间不具有关联性，不具备合并起诉的基础，应当分别提起诉讼并无不当。——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895号
【注解３】同一原告对同一被告提起的基于不同民事法律关系提出的复数请求，如果都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且适用同一诉讼程序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合并审理。——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二终字第85号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73民初219号
摘要1：——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中的适用
【裁判要旨】诉讼参与人之间在进行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无法割裂，基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而依法产生的责任、权利，人民法院可在同一案件中一并处理。技术合同类纠纷案件因履行标的技术性、无形性，履行过程的密集交互性，导致查明事实难度大，对诚实信用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更紧迫的需求。在举证质证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不实陈述，导致增加诉讼活动，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补偿因增加诉讼活动而支付的交通、住宿、餐费、误工、证人出庭等必要费用。
【裁判摘要】此外，经庭审核实，未发现原告方提交的工作日志与在线版本不一致，本院难以认定原告伪造了证据或者提供了虚假的证据。但是，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未能进行审慎核实，将被告方工作人员的工作日志作为原告的证据提交，未能遵守诚实信用的民事诉讼原则。当事人之间因民事法律纠纷而引发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等诉讼参加人以及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专家辅助人等诉讼参与人之间形成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诉讼行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项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基本制度落实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诸多具体措施中，这些制度不仅包括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进行制裁的相关规定，也包括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需承担对方当事人额外诉讼成本的相关规定。例如，证人出庭作证的出庭费用由败诉方承担。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证人因某某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又如，一方逾期提供证据应补偿另一方额外的诉讼成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要求另一方赔偿因逾期提供证据致使其增加的交通、住宿、就餐、误工、证人出庭作证等必要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参照此等规定，本院认为，在举证质证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的不实陈述，导致增加诉讼活动，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补偿因增加诉讼活动而支付的交通、住宿、餐费、误工、证人出庭等必要费用。在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聘请律师代理民事诉讼，是正当的维权措施，因此，合理的律师费开支也可认定为“必要费用”。民事诉讼活动的目的是审理民事法律关系，诉讼参与人在进行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又形成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二者无法割裂，
摘要2：（续）据此，基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而依法产生的责任、权利，人民法院可在同一案件中一并予以处理。就本案而言，在本案诉讼程序开始时，本院已向双方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充分释明了本院在先案件(2017)沪73民初89号中的裁判理由，当事人在庭审活动中应当如实陈述，若未能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对方额外的诉讼成本。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案原告的不诚信诉讼行为造成被告额外的应对，包括被告提交质证和答辩意见指出原告的不实陈述之处、本院经过远程视频听证、现场勘验质证，在现场勘验过程中被告有两名员工出庭，被告需花费相应的时间成本、来往法庭的差旅费用，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本院酌情确定原告补偿被告额外的诉讼成本为1万元。（并判决原告补偿被告额外诉讼成本１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最高法民终4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股权与“股东的权利”并不完全等同——案涉股权与“股东的权利”并不完全等同。“股东的权利”亦即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向公司出资的事实而享有的权利，包括但又不限于股东的财产权利，此外还包括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查阅公司账簿、表决等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系列权利。案涉股权则仅指财产权利，属于“股东的权利”之一部，二者并不等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行使财产权利虽然受到股东身份的限制，但不改变股权的财产本质属性。将“股东的权利”笼统称之为股权，不能准确把握夫妻共同财产中股权的内涵和外延。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还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若不作仔细辨析，把案涉股权概括认定为包括股东身份权在内的复合型权利，则对该股东权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亦将失去其合理性。故原审判决认为“股权具有财产权与身份权两重属性”，进而作出排除案涉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有失妥当。
【裁判摘要２】（１）执行异议之诉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受理费；（２）案件受理费属于国家财政收入，不属于人民法院可以自由裁量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计收诉讼费用——执行异议之诉是人民法院对民事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施以司法救济的一种诉讼类型。此类诉讼案件当事人的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属于财产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依据本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执行异议申请人对驳回保全行为异议申请裁定不服，可以依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此种起诉性质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起诉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应当按照财产案件计费标准收取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属于国家财政收入，不属于人民法院可以自由裁量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计收诉讼费用。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6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办理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的买受人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包括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案件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民事诉讼的第三人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是认为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裁判内容错误，损害未参加案件审理的第三人民事权益，第三人起诉请求撤销该生效裁判、以维护自己合法民事权益的诉讼程序。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即对原案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与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宝航公司诉请撤销的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临沧中院）(2017)云09民初75号案件系爱华公司与盛尔希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该案诉讼标的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双方争议的对象是应否给付工程款及工程款金额。该案判决主文第一项内容为判令盛尔希公司向爱华公司给付工程款及利息，第三项为判令爱华公司对双方《结算协议》附件一载明的140套房屋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宝航公司对(2017)云09民初75号案件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并非该案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另一方面，(2017)云09民初75号判决未对宝航公司设定法律义务或责任，其与该案的处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亦并非该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此外，宝航公司称(2017)云09民初75号判决的执行损害其抵押权，对此本院认为，宝航公司主张的案涉38套房屋仅办理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未办理抵押权登记，其关于对案涉房屋享有抵押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宝航公司债权的实现与(2017)云09民初75号判决执行结果存在事实上的关联，但这种事实上的关联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宝航公司应为对(2017)云09民初75号判决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案外人，其不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摘要2：【裁判摘要２】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后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应当申请再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对人民法院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申请再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规定，案外人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救济程序包括案外人申请再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三种途径。同时符合上述三种情形的，案外人可以行使选择权，但该选择权的行使受到一定限制，应符合民事诉讼法及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按照启动程序的先后，案外人只能选择相应的救济程序，不得分别主张适用不同程序。案外人先启动执行异议程序的，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裁判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只能向作出原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先启动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即使在执行程序中又提出执行异议，也只能继续进行第三人撤销之诉，而不能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申请再审。……宝航公司认为该判决损害其抵押权，在选择提出执行异议之后，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案外人启动执行异议程序的，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只能向作出原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宝航公司在已经选择通过执行异议程序寻求救济的情况下，又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82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案外人先行启动执行异议程序的情况下，能否另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先启动执行异议程序的，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裁判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只能向作出原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不能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针对案外人既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又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条件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分别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后，未中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执行的，执行法院对第三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的执行异议，应予审查。第三人不服驳回执行异议裁定，申请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外人对人民法院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申请再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二十二条亦明确：“案外人申请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功能上近似，如果案外人既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又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对于案外人是否可以行使选择权，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采取了限制的司法态度，即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03条的规定，按照启动程序的先后，案外人只能选择相应的救济程序：案外人先启动执行异议程序的，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裁判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只能向作出原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先启动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即便在执行程序中又提出执行异议，也只能继续进行第三人撤销之诉，而不能依《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申请再审。”上述司法解释和会议纪要从提高诉讼效率、高效化解当事人纠纷的角度出发，采取了限制当事人选择诉讼程序的处理方式，明确了按照启动程序的先后确定相应的救济途径，即案外人先启动执行异议程序的，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裁判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只能向作出原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不能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最高法民申238号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一直回避人民法院的送达行为，拒不参加案件前序普通审判程序，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再以新的证据为由申请再审属于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形，亦不具有再审利益——关于张××提交新的证据是否可以启动再审程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项关于“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规定中所指新的证据，是指相对于再审申请人在一审及二审诉讼中已经提交过的证据而言另行提交的不同的新证据，其隐含的前提是再审申请人应当在一审及二审普通诉讼程序中已经诚实信用地行使了民事诉讼法律赋予其积极主动提交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民事诉讼权利，这实际上也是当事人应当履行的民事诉讼义务。由于张××一直回避人民法院的送达行为，拒不参加本案前序普通审判程序，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再以新的证据为由申请再审，属于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形，亦不具有再审利益，并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保护当事人应有诉讼权利的范围。另外，从其所提交所谓新的证据中，并未发现可证实与本案有关联的直接且明确的事实，亦未达到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证明标准，故其此项申请理由因无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
摘要2：
【笔记】当事人拒不到庭参加庭审能否以新证据申请再审？
摘要1：解读：（１）新的证据是指相对于再审申请人在一审及二审诉讼中已经提交过的证据而言另行提交的不同的新证据，其隐含的前提是再审申请人应当在一审及二审普通诉讼程序中已经诚实信用地行使了民事诉讼法律赋予其积极主动提交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民事诉讼权；（２）当事人拒不到庭参加庭审，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再以新的证据为由申请再审属于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形，亦不具有再审利益，不能以新证据申请再审。
解析：拒不出庭实质上放弃了举证权利，即使此后发现新证据也不能提起再审。
摘要2：【注解】另外裁判观点：当事人未参加前序普通程序审判，再审中提交新证据且未说明逾期提交新证据的理由，法院采纳新证据裁定再审，将对当事人依法予以训诫、罚款。——参考案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鄂民再101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979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未明确指出刑事卷宗中的哪份材料系本案审理需要的证据，其仅以个人观点与判断作为理由申请人民法院调取检察机关案卷材料法律依据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黄某、高×虽因涉嫌损害国家金融管理制度被立案调查，但苏××明知检察机关最终处理意见是不起诉，刑事诉讼程序已经终结的情况下，仍主张检察机关案卷材料将直接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并以此为由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缺乏事实依据；特别是，苏××并未明确指出刑事卷宗中的哪份材料系本案审理需要的证据，其仅以个人观点与判断作为理由申请人民法院调取检察机关案卷材料，法律依据不足。因此，原审法院以苏××申请调取的证据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为由，不准许其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并无不当。此外，苏××向本院提交《调查申请书》，申请调取安某涉嫌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一案的案卷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安某不是本案当事人，与本案纠纷及案件事实均无直接法律关系，对待证事实无意义，不予准许。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835号
摘要1：【裁判摘要】诉前单方委托鉴定因欠缺民事诉讼程序保障，影响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不具有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当事人申请再审予以支持——佳翔公司作出的检测报告系诉前新金山公司单方委托鉴定。鉴定意见因欠缺民事诉讼程序保障，影响鉴定结论的证明力。《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等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当按照法定证据运用规则，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关委托鉴定的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实务中，委托鉴定一般采取当事人协商确定一家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或者法院从当事人协商确定的几家鉴定机构中择一选定，法院指定鉴定机构一般采取摇号等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在法院主持下，经双方当事人当庭质证后确定哪些材料送鉴；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员有义务就鉴定使用的方法或标准向双方作出说明，有义务为当事人答疑，有义务出庭参与庭审质证；允许双方当事人申请法院通知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形成技术抗辩。《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在本案中，佳翔公司受新金山公司单方委托作出的鉴定结论，因未纳入民事诉讼程序，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权，不具有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原审根据佳翔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认定案涉工程已经检验为合格，证据不充分。
摘要2：【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吉民再132号
【摘要】佳翔公司作出的鉴定结论是新金山公司在诉前单方委托的，舜发公司并未参与，并且对于鉴定结论并不认可。原审法院根据佳翔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认定案涉工程已经检验为合格，证据不充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222号
摘要1：【裁判摘要】生效判决作出后单方委托审计报告不应认定为再审新证据——2018年11月21日，民信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吉林省通远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审计报告书》，是在一、二审判决作出后形成，属民信公司单方委托审计，未纳入诉讼程序保障各方当事人充分行使诉权，不宜作为新证据采信。
摘要2：
【笔记】根据单方诉前委托鉴定报告作出生效裁判能否申请再审？
摘要1：解读：诉前单方委托鉴定因欠缺民事诉讼程序保障，影响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不具有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当事人申请再审予以支持。
【注释】（１）法院采信诉前单方委托工程造价鉴定系根据举证责任分配；（２）对于诉前单方委托质量检测鉴定因不具备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应当不予采信，生效裁判根据单方诉前委托鉴定报告作出可以申请再审。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