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24号
【裁判要旨】名义股东转让代持股权，实际出资人明知且收取股权转让款的，不应认定名义股东侵权。
【裁判规则】股东起诉要求支付奖励原始股权价款和应分红的利息，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本案中，从曹某等5人的二审上诉请求看，其请求的内容包括赔偿损失、支付奖励原始股权价款和应分红的利息，不属于确认物权、返还占有等物权请求权的内容，故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的类型。曹某等5人上诉主张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物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约束的观点不应适用于股权受到侵害时的情形。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22号
【裁判摘要1】预约合同签订后达成阶段性措施结果签订的合同仍为预约合同——首先，根据各方在《框架协议》《增资扩股框架协议》的约定内容，结合交易背景、磋商经过和往来文件资料，可以认定案涉《框架协议书》及《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均为预约合同，目的都是约定在未来一定期限内订立正式的交易文件。在交易实践中，预约合同通常表现为意向书、框架书、议定书、认购书、备忘录等一系列文件。当事人订立预约合同，唯一目的是订立本约合同，除此之外，不能形成其他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预约合同作为独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缔约请求权，违反预约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017年5月3日，中铁二局公司、中铁锦华公司、中粮置地公司三方签订《增资扩股框架协议》，约定三方同意，拟在2017年5月12日前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就增资金额、增资的缴付方式、审核批准、工商批准登记、公司治理结构、项目管理、资产、债务和权益的处置、陈述保证、违约责任及其他事项做进一步约定，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约定如果未能于2017年5月12日前签订增资协议，本协议自动作废，除非三方同意继续履行本框架协议的除外。从上述合同约定分析，此时当事人签订正式交易文件的条件依然未成就，该《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实为自《框架协议书》订立以来，各方对进一步磋商成果的文本固化，性质上仍为预约合同，目的是继续锁定交易机会，于将来缔结正式的增资扩股协议。
摘要2：【裁判摘要2】《框架协议书》第6条第4款明确约定：“乙方支付诚意保证金人民币10000万元存入乙方名义开立的甲、乙方共管的监管账户内，作为乙方进行本交易的保证”。......双方当事人在《框架协议书》第6条第4款中同时明确约定：“若因甲方原因导致交易的先决条件未能在签约期内全部达成的，或虽交易的先决条件已在签约期内全部达成，但甲方无正当理由未能与乙方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则甲方除应配合解除监管并在3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诚意保证金外，还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00万元”“若交易的先决条件已在签约期内全部达成，若乙方无正当理由未能与甲方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则诚意保证金全部归甲方所有”。从上可知，双方当事人除在合同中设立保证金外，还针对违反合同义务的具体情形设定了违约金条款，明确了违约时各自的责任承担方式。即，如中铁锦华公司违反预约合同义务，应向中粮置地公司支付违约金1亿元；反之，如中粮置地公司违约，则1亿元监管资金归中铁锦华公司所有。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上述违约金条款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和保证金在数额上一致，但不能据此认定系对定金罚则的适用，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其真实意思应为中粮置地公司作为合同一方，为保证自身履约支付1亿元保证金后，合同双方为保障权利义务的对等作出的违约责任承担的约定。此种安排目的是锁定交易机会，强化预约双方合同义务，确保双方依据诚信原则进行磋商，共同致力于订立本约合同。因此，本院认为，该1亿元资金的性质不为定金，而是中粮置地公司为担保其履约向中铁锦华公司支付的保证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粮置地公司与中铁锦华公司在预约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前述1亿元资金为保证金，且其设立目的和作用不符合定金性质，因此，中粮置地公司关于案涉1亿元资金性质上为定金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继而其主张中铁锦华公司应当承担1亿元定金责任的请求权基础亦不存在，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摘要1：解答：当股权受到他人侵害时，请求法律保护应当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物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约束的观点不应适用于股权受到侵害时的情形。
摘要2：【解读】股权受到侵害，基于债权请求权受诉讼时效限制，基于物权请求权则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5)民二终字第149号
【裁判要旨】公司应当作为股东代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不应为被告。
【裁判摘要】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中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有效办法。在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制股东利用优势地位，损害或与第三人共同损害公司利益，而公司怠于或拒绝通过诉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及实现其它权利时，中小股东为了公司的权益可以自己的名义代替公司提起诉讼。作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已成为公司法中保护中小股东权利的一种特殊救济方式。只要是对公司实施了不当行为侵害公司利益的当事人，都属于被告之列。因为公司是利益实际受到损害的主体，是实质上的原告，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必须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如果由于天河百盛的高管人员不作为，导致天河百盛的利益受到损害，按照现代公司法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理论，天河百盛的股东天河大厦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代表诉讼，但是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被告人应当是天河百盛的高管人员、狮贸控股公司以及损害天河百盛利益的狮贸控股的关联公司，天河百盛应当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但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天河大厦以合资公司天河百盛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属被告选择上存在错误，应当在实体审理中由天河大厦予以变更和调整；如该公司坚持诉讼天河百盛，则其诉求应当予以驳回。
摘要2：【解读】合资公司的股东不能直接以公司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解散公司。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浙03民终1533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通知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反对意见的，执行法院依异议人的意见对分配方案审查修正后进行分配；提出反对意见的，应当通知异议人。异议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以提出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被执行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异议人逾期未提起诉讼的，执行法院按照原分配方案进行分配。”据此，能够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及异议之诉的仅为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而能够针对债权人、被执行人的异议提出反对意见并继而成为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被告的也仅为债权人或被执行人。本案中，金钥匙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林某某的债权人，以苍南县税务局作为原审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受案范围。具体分析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因此，债权属于一种民事权利，其请求权属于私法，由私法进行调整。而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则属于法定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不同于约束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其请求权的性质是公权，由公法来调整。我国法律规定国家税款的征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以及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体现了公权优先的原则。因此，税务机关并非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债权人”，不能成为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诉讼主体。故金钥匙公司以苍南县税务局为原审被告提起的本案诉讼，不属于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受案范围，其起诉应予驳回。
摘要2：【解读】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则属于法定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不同于约束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其请求权的性质是公权，由公法来调整。税务机关不能成为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诉讼主体。故以税务机关为被告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应予驳回起诉。
摘要1：解答：受让方请求出让方协助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属于物权变动请求权，一般情形下应适用诉讼时效规定；但也有个别判令认为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摘要2：【解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物权民事纠纷办案要件指南》规定“一般情形下，物权变动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仍适用二年的时效，因为在物权变动结果发生前，物权未发生转移或设定，请求人只能基于债权请求权要求对方交付或协助登记。”
【精要】实践中，请求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属于物权请求权范畴，不适用诉讼时效。请求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的请求权，具有物权属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土地使用权为物权性质的权利，其被侵犯产生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杜万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精要》第１０９页。
摘要1：解答：（１）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规定——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仅局限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般不包括债权人；（２）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２０条规定，债权人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情形包括——（Ａ）法律明确给予特殊保护的债权；（Ｂ）本来享有《合同法》第74条和《企业破产法》第31条规定的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债权；（Ｃ）有证据证明裁判文书主文确定的债权内容部分或者全部虚假的。除此之外的其他债权的债权人原则上不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摘要2：【注解１】债权人基于债权受到特殊保护或者受到恶意侵害等特殊期限可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注解２】“一房二卖”的债权人可以被认定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终30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号
【裁判摘要1】被告主张情势变更应提起反诉，否则不属于审理范围——人民法院应否对农行燕郊支行提交的《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申请书》进行审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确定合同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前提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明确的请求。本案中，农行燕郊支行虽然提交《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申请书》，主张《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应当变更，但是在2018年3月13日庭审笔录中其已明确表示不作为反诉，而是作为抗辩理由提出，即农行燕郊支行所称的合同变更并未作为诉讼请求提出，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2】债权转让合同中转让的实为基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享有的请求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等债权应为有效——根据《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第四条等条款约定，宏成公司转让给思菩兰公司的，为宏成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全部合同权利，即对农行燕郊支行所享有的债权，故《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的性质为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后，思菩兰公司作为受让人，取得宏成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中原享有的合同权利，而不是直接取得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故宏成公司有关《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实为房地产转让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再次，关于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根据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本案中,《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作为债权转让合同，转让的实为宏成公司基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对思菩兰公司享有的请求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等债权。对于此债权，《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双方当事人农行燕郊支行和宏成公司并未约定不得转让，债权的主要内容即案涉土地使用权在性质上也不属于不得转让的权利，已经生效的一审法院（2008）冀民再终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也已经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摘要2：（续）书》合法有效，故《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除外情形，亦不具有其他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宏成公司主张《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为高泽成和思菩兰公司恶意串通、应为无效，但在《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签订时，高泽成是宏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宏成公司又确实享有对农行燕郊支行的债权，宏成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构成恶意串通，故其有关《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1】办理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行政职权，是否予以登记、多长时间之内办结登记手续，都属于其具体职权事项。故思菩兰公司作为合同权利受让人，可以依据《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及《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的相关约定请求农行燕郊支行及宏成公司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但至于最终能否办理下来、多长时间能够办结，仍需由不动产登记机构予以审核。故本案中，人民法院不宜直接判决将土地使用权办理变更登记至思菩兰公司名下。一审法院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经查看一审卷宗，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经组织各方当事人对其他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一审判决书没有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一一列举，属于裁判文书的正常写作方式，不属于程序违法。
【解读１】债权请求权是指权利人基于债的关系而产生的、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债权转让受《合同法》调整（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等行为属于物权转让，是所有权权能的分离和处分行为）。
【解读２】当事人提出合同应当解除但不作为诉讼请求而是作为抗辩理由的不予审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463号
【裁判摘要】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对于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和起诉条件作了明确规定。即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必须是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虽无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不具备上述主体资格的第三人，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对于第三人是否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属于人民法院应依法主动予以审查的事项。
【摘要】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因此，裁判文书中有关事实认定、理由等内容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撤销对象。
摘要2：【解读１】（１）原诉审理的代持股权归属问题，属于确认之诉；（２）股权转让的出让方原股东并非原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具有针对原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３）第三人是否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应主动审查的范围。
【解读２】基本案情：（１）甲公司持有乙公司９０％的股权其中７０％的股权转让给Ａ，并由Ａ指定的Ｂ代为持有；（２）丙公司将其持有的乙公司５％的股权转让给Ａ，并由Ａ指定的Ｂ代为持有；（３）Ａ以Ｂ是名义出资人、名义股东为由，将Ｂ及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和Ｃ起诉至人民法院，法院判决Ｂ将其持有的乙公司７５％的股权份额返还给Ａ，并协助Ａ办理该部分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４）后丙公司股东Ｄ以丙公司将持有的乙公司股权转让事宜未经股东会表决、股权转让二审生效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侵害Ｄ的合法权益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股权转让二审生效判决。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条第３项之规定——（１）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２）针对某一或某几个特定主体定向发行的企业债券，因其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问题，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948号
【裁判摘要１】一、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法理基础及适用范围——时效系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某种事实状态经过法定时间的持续而导致一定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后果。诉讼时效系以权利不行使的事实状态为要件，作为阻却权利行使的原因。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目的，旨在督促权利人积极、及时地向相关义务人主张权利，进而尽快稳定相关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尊重现存法律秩序，维护交易安全，保障民事生活的和谐和安定。基于上述制度目的，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并非适用于全部民事请求权。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的规定）第一条即开宗明义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根据上述规定可知，首先，诉讼时效的客体为债权请求权，主要适用于给付之诉。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中，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最主要方式就是行使请求权，一方面，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主张债权请求权，请求债务人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的债权请求权拒绝为给付，债权人可以债务人为被告，向国家裁判机关提出旨在获得某种给付内容的诉讼请求，并要求国家裁判机关根据该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债务人履行相应给付的裁判。债权人所提诉讼为给付之诉。其次，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可知，并非所有实体请求权都可以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包括部分债权请求权亦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本案不符合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虽然，确认之诉表现为当事人以提出请求的方式要求国家裁判机关对相关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与否作出裁判，但确认请求权属于程序请求权，而非实体请求权，更非债权请求权。在确认之诉中，诉讼对方不负有承认的义务。确认之诉既然仅是由国家裁判机关对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与否作出司法裁判，自然也就不存在通过强制执行方式强制诉讼对方当事人履行判决主文内容的必要。相应的，诉讼法意义上的程序请求权，自无适用诉讼时效的余地。原审法院虽然系基于盈电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进行审理，但如前所述，本案并非给付之诉，盈电公司作为确认之诉的相对方，无权援引诉讼时效进行抗辩。而且，结合前述诉讼时效的规定第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规定以及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关于相关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可知，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不成立，自始不生效不属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制范畴。原审法院对陈某某所提诉讼请求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进而认定其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系认定错误，本院依法纠正。
【解读】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不成立，自始不生效不属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制范畴。
摘要1：【目录】1.商品房逾期交房、逾期办证违约金的讼时效何时起算？2.因人体受到伤害致残时，诉讼时效如何起算？3.保证合同无效时，适用保证期间还是诉讼时效规定？4.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抵押权是否消灭？抵押人能否请求注销抵押登记？5.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质押权和留置权是否消灭？6.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能否行使抵销权？7.债务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如何起算？8.超过诉讼时效后债务人自愿偿还部分债务，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9.业主缴纳专项维修资金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10.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人自愿偿还部分债务的，是否义务继续偿还剩余债务？11.无效合同诉讼时效如何起算？12.连带责任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是否因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而中断？13.当事人未提出保证期间免责抗辩，人民法院是否应当依职权审查保证期间？14.分期履行债务诉讼时效如何起算？15.什么是分期履行的“同一债务”？16.同一合同项下分期履行之债其诉讼时效期间是否自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17.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还能否行使相应合同的解除权？18.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的行使能否导致诉讼时效中断？19.当事人主张逾期交房违约金是否存在诉讼时效风险？20.逾期办证违约金的诉讼时效如何起算？21.股权受到侵害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22.请求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23.请求清算义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适用诉讼时效？24.受让方请求出让方协助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25.债权人代位权本身不存在诉讼时效;26.因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被裁定驳回起诉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果;27.债权人在１年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但因不能合并审理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债权人再次起诉撤销权是否超过除斥期间？28.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29.缺陷产品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多长时间？30.什么是保险索赔诉讼时效？31.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32.请求返还财产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33.法院主动提出诉讼时效释明应该承担何种责任？34.缺席判决情况下，被告能否在答辩状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35.被告在庭审结束后能否通过提交代理词方式提出诉讼时效抗辩？36.什么是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期间？37.什么是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特殊诉讼时效期间和最长诉讼时效期间？
摘要2：38.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是否也不应适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规定？３９.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债权是否适用最长诉讼时效２０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66号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抚养费的案件，是否适用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从抚养费的性质来看，其属于具有财产利益内容的身份权请求权，且事关公序良俗和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事关未成年人和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在抚养法律关系存续期间，给付抚养费的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亦不应适用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在执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或者其他相关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当适用基本法的原则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一百九十六条明确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本案中，淮南中院（2019）皖04执恢2号案件系对该院（2012）淮执字第00025号案件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的恢复执行程序，故本案应当审查（2012）淮执字第00025号案件中，程某于2012年5月9日就2002年11月至2012年5月的抚养费申请执行时，是否适用申请执行时效。本院认为，程某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时，冯小x尚未成年，其与冯某的抚养法律关系尚在存续期间，且案件尚未执行完毕，执行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进行审查认定。申诉人主张程某在本案中的执行申请超过申请执行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从抚养费的性质来看，其属于具有财产利益内容的身份权请求权，且事关公序良俗和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事关未成年人和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在抚养法律关系存续期间，给付抚养费的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亦不应适用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
摘要1：解答：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也不应适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461号
【裁判摘要１】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是行政机关重要的给付义务，但绝不仅仅是给付义务的全部内容。只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有给付请求权，就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给付之诉。而这种给付请求权，既有可能来自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来自一个行政决定或者一个行政协议的约定，也有可能来自行政机关作出的各种形式的承诺。仅当从任何角度看，给付请求权都显然而明确地不存在，或者不可能属于原告的主观权利时，才可以否定其诉权。
【裁判摘要２】提起给付之诉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起诉条件。例如，如果一般给付之诉涉及金钱给付内容，请求金钱给付的金额须已获确定；如果须由行政机关事先作出一个行政决定核定给付内容，则应经由提起一个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实现其权利要求。提起给付之诉也应遵守期限规定，如果期限届满同样也会丧失诉权。
摘要2：【解读】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养老保险统筹项目外待遇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１）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养老保险统筹项目外待遇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２）仅当从任何角度看，给付请求权都显然而明确地不存在，或者不可能属于原告的主观权利时，才可以否定其诉权，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７）最高法行申２８１号
【裁判要点】
（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就何种事项向哪个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取决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具体规定；与此相应，能否就投诉举报事项提起行政诉讼，也需要根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对于投诉举报请求权的具体规定作出判断。通常情况下，对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判断，取决于以下方面：第一，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投诉举报的请求权第二，该投诉举报请求权的规范目的是否在于保障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
（２）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投诉请求权，在于促使行政机关对于投诉事项发动行政权。如果行政机关发动了行政权，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就属于履行了法定职责。如果投诉人对调查处理结果不服，其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是想为第三人施加负担，例如要求作成或者加重对于第三人的处罚，则应依赖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为第三人施加负担的请求权。就《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而言，该条例仅仅规定，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请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但投诉请求权并不必然包括为第三人施加负担的请求权。
摘要2：【解读１】（１）《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９条第１款规定举报，行政机关对于举报所作的处理结果包括答复或者不答复均与举报人自身合法权益没有直接关系，举报人也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２）《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９条第２款规定投诉，其规范的目的显然在于保障劳动者自身的合法权益，如果行政机关对于劳动者投诉不予受理或者不履行依法纠正、查处的法定职责，劳动者可以依法提起履行职责之诉，劳动者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解读２】对于行政机关受理投资之后的处理调查结果不服，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没有规定投诉者为第三人施工负担的请求权，投诉者提起的行政诉讼应限于履职之诉，而不包括为第三人施加负担的行政诉讼。
摘要1：解读：（１）对投诉不予受理，投诉者提起履职之诉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没有规定投诉者为第三人施加负担的请求权的情况下，投诉者对处理结果不服不能提起行政诉讼。（２）决定不予受理或者对举报处理结果不服，均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解析】向有处理权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投诉，实质是向上级行政机关的信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注解１】（１）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并不因举报行为而当然享有原告主体资格，还必须受到原告主体资格的限制；（２）当事人只有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利害关系”应当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不能简单理解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联系的当事人都是利害关系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72号
【注解２】(１)如果行政行为根本不可能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行政机关对举报事项予以立案调查，在立案查处期间申请行政复议请求责令行政机关继续履行查处职责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2）以行政机关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为由申请行政复议请求责令行政机关继续履行查处职责，缺乏行政复议事实根据和理由，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93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88号
【裁判摘要１】《信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可见，在我国，信访制度相对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而言，是一种具有补充性的纠纷解决途径。这种补充性体现为，只有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法定途径不予或不应受理的情况下，当事人的相关诉请被纳入信访事项才是适当的。
【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九）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依据上述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针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行政复议法第十条第三款，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同时规定，申请人或原告必须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才能适格地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而在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类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行政行为的拒绝作出致使申请人或原告的权利受到侵害，是其与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产生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必要条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权利”应当是通过法律规范明确赋予申请人或原告，且并非明显不属于被告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只有该“权利”存在，申请人或原告所提申请对有关行政机关才能产生法律上的效果，从而使有关机关的处理与申请人或原告产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简言之，在申请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类的复议或诉讼中的，申请人或原告的诉权必须以相应的请求权规范为基础，而不能如同在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类的复议和诉讼中一样，仅仅因为其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就当然的享有复议申请权或诉权。否则，再审申请人随便向一个无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一个臆想的申请，就可以将该机关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行政争议当中，显然有违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的立法初衷。
摘要2：【解读】在申请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类的复议或诉讼中的，申请人或原告的诉权必须以相应的请求权规范为基础，而不能如同在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类的复议和诉讼中一样，仅仅因为其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就当然的享有复议申请权或诉权。否则，再审申请人随便向一个无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一个臆想的申请，就可以将该机关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行政争议当中，显然有违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的立法初衷。
摘要1：问题：合同无效或者合同解除所产生的返还原物请求权能否排除强制执行？
解读：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２４条之规定，因合同无效或者解除所产生的原物返还请求权属于物权性质请求权，（１）在案外人已经返还价款的情况下，返还原物请求权可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２）反之，案外人未返还价款，返还原物请求权不能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再289号
【裁判要点】同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全部三项条件才构成重复起诉。前诉和后诉依据的事实虽然相同或者具有关联，但后诉当事人、诉讼请求、请求权基础与前诉不同，后诉的诉讼请求亦不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应对后诉予以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重复起诉应同时满足三项条件：第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第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第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摘要2：【解读】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承担偿还借款判决生效后，出借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３条第２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请求企业偿还借款本息，不属于重复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441号
【裁判摘要】法院不得直接拍卖预查封房产——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被执行人购买的办理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或者商品房预告登记的房屋，人民法院可以进行预查封。该通知第十六条规定：“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依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和所附的裁定书办理预查封登记。土地、房屋权属在预查封期间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预查封登记自动转为查封登记，预查封转为正式查封后，查封期限从预查封之日起开始计算。"据此可知，预查封区别于正式查封，预查封针对的是被执行人尚不享有物权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本案预查封保全的仅是何某基于商品房预售合同对恺泰公司享有的不确定的合同权利。只有在案涉房屋完成本登记，何某取得案涉房屋物权，预查封转为正式查封后，才能对案涉房屋进行拍卖、变卖、折价，以满足德辅公司对何某享有的债权。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转让，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本案中，案涉房屋在办理权属变更登记前，恺泰公司是该房屋权利人，何某尚未取得该房屋所有权。何某是否交清房屋价款以及是否实际占有该房屋，均不是判断该房屋权属的依据。虽然何某与恺泰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后，办理了预告登记，但预告登记的效力在于限制或阻却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对不动产进行处分，以保证预告登记权利人将来取得不动产物权。预告登记权利人并不因办理了预告登记而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何某作为预告登记权利人享有的是案涉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可要求恺泰公司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等债权请求权，其对案涉房屋并不享有物权。二审关于案涉房屋权属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案涉商品房预售合同已经何某与恺泰公司协议解除，并得到人民法院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预告登记后，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买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被认定无效、被撤销、被解除，或者预告登记的权利人放弃债权的，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所称的‘债权消灭’。"据此，何某基于商品房预
摘要2：（续）合同被解除而消灭，相应的预告登记亦随之失效。何某未能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德辅公司要求执行该房屋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再次，根据案涉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约定，何某与恺泰公司在合同登记备案后，可以协议解除该合同。人民法院查封的效力是限制被执行人处分其财产。何某尚未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其与恺泰公司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不属于处分财产的行为。因此，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预查封的效力不能及于限制何某与恺泰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当事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而解除合同的合同权利不应因交易标的被预查封而被剥夺。同时，根据《解除合同协议》的约定，商品房预售合同解除后，恺泰公司向何某退还已付购房款。此时，预查封对象转变为恺泰公司应向何某退还的购房款，德辅公司可申请执行该款项。复次，恺泰公司再审审查中所提供证据显示，案涉房屋目前仍处于暂停销售状态。．．．．．．且现有证据并未显示《解除合同协议》签订时恺泰公司已知晓案涉房屋被预查封的情况，因此不能认定恺泰公司对在《解除合同协议》中约定由恺泰公司直接向银行支付下欠按揭贷款以及其据此约定履行义务等行为具有过错。德辅公司关于二审认定恺泰公司不存在过错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最后，案涉房屋虽然登记在恺泰公司名下，但恺泰公司并非被保全人，预查封效力并不及于恺泰公司对该房屋享有的权益。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关于“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人民法院保全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被保全财产的人”的规定，对恺泰公司在签订《解除合同协议》时是否知晓案涉房屋被预查封的事实进行判断，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解读】（１）被执行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并登记备案后，法院采取预查封措施，保全的仅仅是被执行人对房屋出卖人的债权请求权。（２）预售合同依法解除后，被执行人未取得房屋所有权，法院不得执行该房屋。
【注解】已办理预告登记的商品房被预查封后不能限制购房人与开发商协商解除商品房预售合同——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预查封的效力不能及于限制购房人与开发商行使合同解除权，当事人基于真实以上表示而解除合同的合同权利不应因交易标的被查封而被剥夺。
摘要1：——工伤保险基金报销范围外费用负担请求权的界定
【裁判要旨】工伤保险基金报销范围外的医疗费由谁负担的问题，涉及工伤保险补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的竞合，我国当前法律法规对此没有明确规定。由于我国的工伤保险待遇还处于较低水平，为避免剥夺工伤职工获得更高标准的民事赔偿的机会，应依据工伤保险立法精神、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以及法理进行综合、体系考量，肯定补充模式，由用人单位负担工伤保险基金报销范围外的医疗费等。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5958号（2017年9月26日）；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2903号（2018年3月6日）
摘要2：
摘要1：——按日累计的违约金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案号】（2019）津03民初255号，（2020）津民终1316号
【裁判要旨】违约金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违约责任成立之日即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违约金责任属于违约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合同义务属于第一次给付义务，该义务不履行便转化为违约责任，故违约责任是合同义务的转化形态，二者具有同一性。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当事人未履行合同义务，产生违约责任。违约金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违约责任成立之日，即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摘要2：【案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津民终1316号
【摘要】根据诉讼时效制度的相关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关于违约金问题，中色国贸公司主张依据案涉《铬锰矿石购销合同》第二条约定，天津港鑫公司未在2014年7月24日前付款，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给付违约金的责任。中色国贸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责任是因未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故自天津港鑫公司未按期付款成立违约责任时，中色国贸公司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了损害。因此，该项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为违约责任成立之日，即2014年7月24日起算。关于税费利息损失问题。虽然中色国贸公司主张系在合同解除后提出的该项请求权，但中色国贸公司在2014年6月26日向天津港鑫公司开具总额100107100元的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尚未收到天津港鑫公司支付的款项，且天津港鑫公司未在2014年7月24日前付款，中色国贸公司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了损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中色国贸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及税费利息损失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2014年7月24日，并无不当。中色国贸公司于2019年9月2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844号
【裁判摘要】在双方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付款方有权随时请求收款方开具发票——关于开具发票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时间问题。发票是买卖合同、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纳税发票对付款方的利益有较大影响，开具发票既属于收款方应当承担的附随义务，也是根据相关税务法规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仅对开具发票的要求作出了规定，并未对付款后开具发票的期限作出规定。因此，在双方合同亦未作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付款方有权随时请求收款方开具发票。本案中，冠海公司与海科公司签订的《冠城中心合作开发协议书》及《北京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均未明确约定发票的开具期限，海科公司请求冠海公司为其开具发票，并不违约或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2015年12月31日，海科公司要求冠海公司开具转让款发票，冠海公司予以拒绝，原审据此从2015年12月31日开始计算发票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年11月16日，海科公司又向冠海公司发函催要发票，诉讼时效期间依法重新计算，也即至海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其开具发票请求的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一审审理中，经双方协商，冠海公司已开具土地使用权转让款122454300元及拆迁款142746376.25元对应的增值税发票，说明冠海公司开具发票不存在客观上的困难。二审据此判决冠海公司为海科公司开具3200万元增值税发票，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开具发票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时间——（１）双方有约定开具发票的时间，从约定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开具发票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２）在双方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付款方有权随时请求收款方开具发票，从付款方从要求收款方开具发票且收款方予以拒绝之日起开始计算开具发票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89号
【裁判摘要】（１）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起上诉的条件为一审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２）一审法院未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无提起上诉的权利——信达公司作为本案一审诉讼程序中的第三人，其就本案提起上诉，应以有权提起上诉为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信达公司对于益宁公司的权利系受让自案外人工行大连开发区分行，相对于本案所涉博源公司、益宁公司、成伟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言，其并非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一审法院虽然依据益宁公司的申请，追加信达公司为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第三人，但是信达公司对本案讼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争议并无独立的请求权，在本案中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规定：在一审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权提起上诉。根据该条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起上诉的条件为一审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但是，一审法院并未判决信达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信达公司并无提起上诉的权利。其就本案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应予驳回。
摘要2：【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8)辽民初25号
【摘要２】博源公司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为无效。理由：其一、博源公司放弃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因损害了建筑工人的利益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发包人根据该约定主张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法定权利，《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赋予承包人此项权利，实质是为了保护建筑工人的利益。本案中，承包方博源公司在发包方益宁公司与银行的贷款活动中，为了承建该工程，作出了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承诺。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系财产权利，博源公司有权自由处分其财产权利，但不能违背《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立法宗旨，不能损害农民工等建筑工人的权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博源公司承包案涉二期工程后，分包给六名实际施工人，由于发包人益宁公司拖欠工程款，博源公司的工程款也未全部到位，还拖欠农民工等建筑工人的工资。博源公司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承诺，损害了建筑工人的利益，故博源公司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承诺均无效。其二，博源公司在2012年12月4日向益宁公司出具的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承诺，是在益宁公司对案涉工程未进行招标，博源公司未中标的情况下所作出，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禁止的串通招标和未招先定，侵犯了其他招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权，不仅导致了中标行为和中标合同无效，而且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承诺也是无效。且博源公司在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未成立情形下作出放弃承诺，违反了法定权利不得预先放弃的原则。
摘要1：【案号】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0106民初655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侵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从立法目的来看，该条是规定股东滥用权利的对内责任和对外责任，即在通过规定股东正当行使其权利之一般原则的前提下，一方面，限制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另一方面，限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从法条的具体表现形式来看，该条一共分为三款。第一款可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对限制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第二款规定了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公司或其他股东损失的赔偿责任；第三款规定了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造成债权人损害的，与公司共同承担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即通常所指“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对应条款。从法条的逻辑构成来看，第三款由于具备了基本的法律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属于完全性法条，可以独立作为请求权的法律基础。而第一款、第二款从逻辑构成上来看，应当属于不完全法条中的引用性法条：第一款中“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需要引用其他法条进行补充性说明，且第一款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效果，仍需要引用其他法条进行补充。第二款中“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需要援引其他相关法条进行补充，才能形成完整的法律构成并连接相应的法律效果。因此，第二十条第一款实际上是限制股东滥用权利的原则性规定。第二款本身作为一个处于法律总则中具有兜底性作用的法条，不但需要援引其他法条进行补充，也需要与第一款前半部分相结合来理解，以增强复合法条本身的适用功能。第三款本身具有完全性法条的特点，但是在以增强适用功能为目的的前提下，仍然需要与第一款后半部分相结合来理解与适用。也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内容与第二、三款内容应当是原则性规定与具体规定的关系，第一款前半句为限制股东滥用权利的原则性规定，第二款内容为其具体法律效果之一；第一款后半句是限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
摘要2：（续）原则性规定，第三款内容为其具体的法律效果之一。第二款(在引用其他相应法条进行补充说明的基础上)、第三款可以分别与第一款结合理解，视为复合型法条中的一个独立规范。如果仅适用第二十条第一款，仍需要去寻找实体性权利，并能够独立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条。所以，在以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作为法律效果的前提下，如果只是单独适用第二十条第一款，而没有援引其他条款对其的构成要件进行补充，其并不能够产生完全的适用功能。换言之，这样处理并没有找到合理的请求权法律基础。只有在正确理解了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合理、完善地构成争议案件适用的请求权法律基础，才能够正确地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最终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据此，武汉供销直接引用该条款主张案涉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缺乏请求权法律基础。综上，案涉股东大会决议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的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法定情形之一。即使会议召集程序有轻微瑕疵，但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的规定，武汉供销请求撤销股东大会决议，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必定无效——（１）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没有违反具体的法律法规的，股东会决议并非无效；（２）小股东以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为由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时需要找到大股东所违反的具有法条，否则该股东会决议并不必定无效。
摘要1：解读：参考《合同法解释二》第１６条之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可以将民法典第５２２条第１款、第５２３条规定的第三人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不得依职权将其列为该合同诉讼案件的被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摘要2：
摘要1：【内容提要】在该案中，原告有两个诉讼请求：一是主张具有房屋所有权，二是要求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其中，第二个诉讼请求即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请求，其可以基于两个请求请求权基础，一是基于房屋买卖合同权利，二是基于房屋所有权。其第一个请求权即基于合同关系的请求权，已在其起诉的另一起案件中被生效判决所处理，不能再作为本案审理范围；而其第二个请求权即基于所有权的请求权，则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90号
【裁判摘要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未满出资期限的股权具备可转让性，但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不仅公司对其享有补齐出资的请求权，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也对其享有补齐出资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
摘要2：【裁判摘要2】就本案而言，根据一、二审查明的情况，鑫隆公司于2008年7月7日成立。2015年12月15日，该公司拟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万元，该出资为认缴出资，未实际缴付，认缴时间到2035年12月31日前，股权比例变更为胡某某占股99.33%，即认缴出资为2980万元，吴某某及杨某某各占10万元，股权比例为各0.33%。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胡某某享有的该公司99.33%的未满出资期限的股权，具备可转让性，但其转让该股权后，不仅公司对其享有补齐出资的请求权，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也对其享有补齐出资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本案中，2017年7月14日，胡某某在其病重期间与胡某某1签订《虞城县鑫隆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某某将其持有的该公司99.33%的股权共2980万元出资额，以2980万元转让给胡某某１，胡某某１同意按照此价格即金额购买上述股权。出资转让于2017年7月14日完成。胡某某保证所转让给胡某某２的股权是其在该公司的真实出资……。”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该股权转让协议是胡某某在弥留之际，由工商部门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内容是由工商部门工作人员郭某代为填写，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行政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需要。而2980万元的数额是按照鑫隆公司注册资本及胡继堂所占股权比例换算而来，并非由胡某某、胡某某１协商确定的股权转让对价。从股权转让协议本身来看，胡某某１在股权转让时明知胡某某对该公司的出资为认缴出资，双方又在协议中约定2017年7月14日之前完成出资转让，且胡某某应保证其出资为真实出资。该约定表明，胡某某应在胡某某１支付股权转让款前将其出资履行到位。但胡某某于2017年8月3日去世，不能履行对路桥公司补足出资的义务。综上分析，胡某某与胡某某１之间签订的《虞城县鑫隆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虽名为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为附条件的赠与行为，由胡某某将该股权转赠与胡某某１，其所附条件是由胡某某１承担对鑫隆公司的出资义务。故原审认定胡某某将鑫隆公司股权转让给胡某某１具有赠与性质，并无不当。
【解读】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要支付股权转让款２９８０万元，该协议系“名为股权转让协议，实为附条件赠与合同”，受让人无需支付该股权转让款２９８０万元。
摘要1：问题：侵权行为持续发生之诉讼时效真的从侵权行为实施终了之日起算吗？
解读：（１）根据《民法典》第１８８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侵权行为是持续发生的，诉讼时效从侵权行为实施终了之日起计算。”并不存在该等条文规定，不能据此主张权利。
【注释】另外观点认为，对于侵权行为持续、侵权损害后果持续产生情形，因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从侵权行为终止之日起算——尽管侵权行为发生之时权利人就知道损害发生和义务人，但由于侵权行为持续、侵权后果也持续，故在侵权行为发生之时最终的侵权损害后果并不能确定，权利人确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全部侵害后果之时应为侵权行为终止之时【参考案例：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06民终3534号｜侵权行为处于持续状态诉讼时效应当从侵权行为终止之日起计算】。
摘要2：【注解１】“侵权行为是持续发生的，诉讼时效从侵权行为实施终了之日起计算”没有法律依据。
【注解２】持续性侵权的财产损失一般应以被侵权人知道或应该知道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其他方式确定，但持续性侵权期间根据平均市场价格或其他方式计算的侵权人所获收益高于上述一般情形的除外。——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