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55号
【裁判摘要１】博能小贷公司提交的《证明函》作为单位证明仅有单位加盖印章，并无单位负责人或经办人签名，不符合单位证明的形式要件，且该函所载明的内容也无其他证据加以辅证，以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明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以特快专递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但缺乏保证人对邮件签收或拒收的证据能否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请示的复函》系最高人民法院就个案请示所做的答复意见，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关于类案检索的规定，系就相类似案件作统一裁判尺度的参考，并非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范。
摘要2：【解读】能否主张判决未按照类案检索规定裁判属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２０年７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并非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范。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赣民终991号
【裁判摘要】中橙公司被法院判令解散后，在解散清算过程中，先后成立了两个清算组，一个是2018年3月4日，中橙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成立了以赵某为组长的清算组，清算组成员还包括吕某、黄某某。另一个是2019年11月1日，刘某主持的中橙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以刘某为清算组负责人的清算组，其中清算组成员还包括邓某某、朱某某。对于以赵某为组长的清算组和以刘某为负责人的清算组，谁能够代表中橙公司行使“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职权，以及两个清算组的成立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已经在中橙果业诉刘建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中由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赣07民终1087号民事裁定，要求该案原审法院江西省赣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重审时必须查明这些基本事实，目前该案还在赣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审理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规定，“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公司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负责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尚未成立清算组的,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因本案被告属清算法人，案涉的两个清算组哪个合法有效，谁能在清算期间全权代表公司作出公司决议，行使公司的决策和执行职能，以及代表公司参加相关诉讼，是一审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该问题通过当事人协商或专门诉讼程序解决之前，刘某提起本案诉讼并无实质性意义，因此原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处理并无不当，也不影响其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和另行诉讼权利的行使。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１０条第２款“公司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负责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之规定，已成立清算组的清算法人由清算组代表公司参加诉讼；（２）成立清算组的股东会决议诉讼的被告是清算法人，涉及由谁代表清算法人参加诉讼的首要问题，在该问题未解决之前，提起股东会决议诉讼无实质性意义，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注解】清算法人由清算组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实际上涉及清算法人由谁代表参加诉讼、谁有权代表清算法人参加诉讼的问题，属于诉讼程序中的代表权问题，应当通过起诉和诉讼程序解决，而不应当单独提起股东会决议诉讼（股东会决议诉讼本身就无法解决谁代表清算法人的问题）。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727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如何行使诉权以及固定诉讼请求，均属当事人的权利而非义务，并无法律规定“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时禁止当事人选择以“不当得利纠纷”作为案由提起诉讼；故梁某某关于在双方存在居间法律关系，珠海洲际公司却以不当得利作为案由，本身即自相矛盾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１）原审法院认为国年公司是受梁××委托收取案涉4560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２）此外，是否实际经办、收取案涉款项与是否取得该款项相应的经济利益，分属不同法律概念、事实范畴，两者间并无直接法律因果关系，故梁××关于其既未经手亦从未占有案涉款项，根本不能称为受益者，不符合不当得利“一方获有利益”的前提性构成要件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３）经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证据，珠海洲际公司股东会决议并不涉及委托贷款之外支付利息和其他综合费用的问题；且梁××于本案中对4560万元款项的性质和用途说法不一，而利明泰公司在另案及公安机关调查阶段所作陈述并未提及该费用的存在，本案也没有利明泰公司收款的证据能与梁旭龙所称相互印证，故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的规定，并综合全部案件情况后认为，梁××委托国年公司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缺乏合法依据，并判令梁××向珠海洲际公司返还该不当得利款项4560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终895号
【解读１】（１）本案应认定国年公司是受梁××委托收取案涉4560万元。（２）关于梁××是否有权收取案涉款项和应否返还该款项问题。梁××主张其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的主要依据是加盖了珠海洲际公司公章的《委托函》，其中载明委托梁××代为向利明泰公司偿还附加费用、罚息和其他费用。．．．．．．即出具《委托函》期间珠海洲际公司的印章处于梁××保管之下，单凭公章真实尚不足以证明该《委托函》系珠海洲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梁××委托国年公司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缺乏合法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的规定，梁××应向珠海洲际公司返还该4560万元款项。（３）关于国年公司是否应向珠海洲际公司承担返还款项责任问题。．．．．．．国年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合理说明其收取的4560万元款项的流向，应视为国年公司仍占有涉案款项，在梁××收取涉案款项缺乏合法根据的基础上，国年公司占有该款项亦无依据，应共同向珠海洲际公司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
【解读２】2011年12月14日，从378账户转账给国年公司4560万元，国年公司收款账户为00×××71（以下简称071账户），开户银行为上海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应珠海洲际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向宝生银行调取了从珠海洲际公司378账户转账给国年公司4560万元的转账支票、预留印鉴卡、开户资料，宝生银行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情况说明。据此查明：珠海洲际公司在宝生银行预留的印鉴为“珠海洲际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杨××印”，预留印鉴卡显示珠海洲际公司会计负责人为杨××、出纳为余××，案涉4560万元支票上所盖的印鉴与该公司在宝生银行预留的印鉴相同。另外，珠海洲际公司确认案涉4560万元转账期间其财务专用章是由左××保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785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亚某系露娜音乐餐厅实际经营负责人和合伙资金的持有人，其他合伙人不参与餐厅实际经营，经营期间的账簿及日常财务工作应是完全由亚某掌管。现亚某未能提供露娜音乐餐厅的单独账户，无法证明合伙款项是否投入露娜音乐餐厅的经营，亦无有效证据证实已向其他合伙人公开支出情况。在露娜音乐餐厅作为合伙经营项目不能完成，而亚某不能举证证明其就合伙事务进行了合理支出，也不能提供露娜音乐餐厅财务账目进行合伙清算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支持亚某要求先行合伙清算再行分配合伙财产的主张，而是基于亚某的举证不能责任判令其承担返还投资款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鲁04执复8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对限高或者失信措施异议由执行实施部门审查作出决定而非执行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直接管理的责任财产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法人分支机构的财产。”本案中，中达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其财产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市中法院可直接执行其分支机构即中达公司上海第十分公司的财产，但直接将该分支机构作为被执行人并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没有法律依据。复议申请人沈某某作为中达公司上海第十分公司的负责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为被执行人的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或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市中法院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申请纠正的，执行法院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由执行实施部门对其申请进行审查，市中法院另立执行异议案件进行审查属程序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735号
【裁判摘要】项目部在借条上盖章的行为应结合出具人的职务及其日常管理行为、出借款项的流向等因素综合认定——项目部公章的使用范围一般限于工程报告、计量、变更及决算资料方面，不包括对外借款用途。但从建筑行业现实情况来看，部分建设施工单位不规范，使用项目部公章确认原材料供货、工人劳动报酬数额等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形也不鲜见，故对在借条上加盖项目部印章的行为，应结合出具人的职务及其日常管理行为、出借款项的流向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2014年7月28日，海博建设公司《海博建司〔2014〕010号文件》任命康某某１为文帝西路项目部现场负责人；随后，海博建设公司同意文帝西路项目部启用“安徽海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文帝西路（汤王大道－希夷大道）道排工程项目部”印章，虽然海博建设公司与康某某签订《项目部印章使用合同》对项目部印章使用范围进行了专门的约定，但该约定对第三方不具有直接约束力。就康某某以海博建设公司名义向康某某２借款，并在有关协议、欠条上加盖“安徽海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文帝西路（汤王大道-希夷大道）道排工程项目部”印章（事后补盖）的行为，对其中与工程建设相关的垫付款项2937505元部分，鉴于海博建设公司在未与康某某１结算工程量就接管案涉工程，系上述垫资借款的受益人，原审判决判令海博建设公司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符合本案实际情况。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02民终10543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按照“公司自治”原则，分公司负责人选任、变更应依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通过股东会决议等公司内部决议程序确定，之后再完成相应的工商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类似情况，“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也明确规定了变更分公司负责人的工商登记需要提交公司的任免文件，“分公司变更登记事项的，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申请变更登记，应当提交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变更名称、经营范围的，应当提交加盖公司印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分公司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还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变更营业场所的，应当提交新的营业场所使用证明。变更负责人的，应当提交公司的任免文件以及其身份证明。公司登记机关准予变更登记的，换发《营业执照》”；现东方扬帆广告公司对于侯某某的分公司负责人变更并未进行任何公司内部程序，侯某某主张判令原审被告变更工商登记信息中的负责人，撤销工商档案登记中侯某某负责人的身份，此事项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侯中义的起诉。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提起的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本案中，经一审法院审查，侯某某所提判令原审被告变更工商登记信息中的负责人、撤销工商档案登记中侯某某负责人身份的请求事项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畴事项，故侯某某所提本案争议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一审法院驳回侯中义的起诉并无不当，所作裁定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0115民初21151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就侯某某起诉要求四被告启动内部决议程序及要求召开股东会的诉讼请求，不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就上述两项诉讼请求，本院应裁定驳回侯中义提起的诉讼；就侯某某要求撤销其作为东方扬帆海南分公司负责人的工商登记内容的诉求，．．．．．．原告侯某某其就该项诉求再次提起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即使侯某某再加以东方扬帆公司的股东作为本案被告及增加要求召开股东会等诉求，其增加的诉讼请求亦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的范畴，故本院在本案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1620号
【裁判摘要】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有权起诉发包人主张剩余工程款——本院认为，案涉《建设工程内部劳务扩大清包合同》双方当事人为洪宇青海分公司与聚源公司，合同落款处由高某某在洪宇青海分公司负责人处签字，刘某、涂某某在聚源公司处签字。由此可见，高某某是代表洪宇公司、洪宇青海分公司签订，洪宇公司为该合同的一方合同主体，且其认可刘某、涂某某是合同另一方主体，是代表聚源公司对案涉工程施工。同时，聚源公司与刘某、涂某某之间的《建筑劳务挂靠合同》，又证明刘某、涂某某是借用聚源公司资质的实际施工人，聚源公司并没有参加本案工程施工。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刘某、涂某某有权依照《建设工程内部劳务扩大清包合同》，向洪宇公司、洪宇青海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剩余工程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1)民申字第48号
【裁判摘要】应以开工条件成就之日作为实际开工日期——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一部分第三条的规定，涉案工程2008年4月15日开工，2008年6月5日竣工，工期为50天，盛源公司的确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工程建设的任务。但是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工程延期完工的责任在顺凯达公司。一审查明：2008年9月盛源公司支付占地补偿费。二审查明：2008年8月29日、9月12日盛源公司与村民就35千伏线路杆塔永久性占地费用达成协议，由盛源公司向村民支付了补偿款25566元。2009年12月21日新疆电力公司博尔塔拉电业局温泉供电局出具《证明》，证实：因顺凯达公司对线路通道问题与温泉种畜场村民就永久性占地补偿费不能达成协议，致使工期延误。2008年8月28日，温泉供电局领导、种畜场领导、盛源公司经理助理、施工现场负责人等与村民见面，就35千伏线路杆塔永久性占地费用达成协议，补偿款先由盛源公司替顺凯达公司,向村民垫付，该工程的施工才正常进行。该工程于2008年10月2日施工完毕，2008年12月3日线路带电。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由于无法与村民达成占地费用补偿协议，村民阻扰施工，直至9月12日与村民达成补偿协议后，才具备开工条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8.1.(1)规定了发包人顺凯达公司的工作任务包括：“办理土地征用、拆迁补偿、平整施工场地等工作，使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在开工后继续负责解决以上事项遗留问题。”由于顺凯达公司没有解决与村民的占地补偿问题，不具备施工条件，因此，盛源公司顺延工期有合理的理由。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印发《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高检发办字〔2021〕109号）
摘要2：合力解决冒名婚姻登记问题扎实办好为民实事——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就《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
摘要1：【案号】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0103民初7601号
【裁判摘要】合同法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原告明知被告陈××并非一建公司员工，也没有一建公司的授权书，合同上加盖的项目部公章并非在项目部现场当面加盖，且项目部负责人也无签字确认；现租赁合同书中一建公司项目部的印章经鉴定不是该公司依法备案的印章，故租赁合同中加盖所谓的“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萍乡市南正街棚户区改造项目部”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一建公司和被告胡××华支付租金、维修赔偿费及滞纳金的诉请，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1民终10114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刘××向莱芜中天公司主张办理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该项诉讼请求系基于刘××已离职之事实，请求终止其与公司之间法定代表人的委任关系而产生的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应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我国实行单一法定代表人制度，作为法定代表人必须是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能够代表法人行使职权。本案中，刘××与莱芜中天公司已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不再参与莱芜中天公司的经营管理，也并非莱芜中天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并没有形成由其成为“名实相符的法定代表人”的真实合意。根据莱芜中天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届满后未连选连任，在刘××已经离职且存在职工权益纠纷、已不具有再担任其法定代表人合意的情况下，足见莱芜中天公司并无自行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意愿，内部救济途径可以认定已经穷尽且无法成功。综上，刘××已不再具备担任莱芜中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条件和资格，亦无继续担任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合意和义务。因此，莱芜中天公司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变更的义务主体，应涤除刘××作为其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尽快完成新任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及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因丁×系莱芜中天公司负责人，应当协助公司办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关于刘××主张的解除股权代持关系和变更工商登记股东名录的诉求，在丁×否认股权代持关系的情况下，涉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与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不符合诉的合并情形。经释明刘××坚持合并起诉的情况下，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在既定案由前提下，对解除股权代持关系和变更工商登记股东名录的诉求，本院不予一并审查，刘××可另行主张权利。．．．．．．判决：一、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涤除刘××作为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若逾期未变更，视为刘××不再担任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二、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办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备案手续；三、驳回刘××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一、刘××不仅与莱芜中天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现在也已经离开莱芜中天公司，不再参与莱芜中天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在(2019)鲁0116民初5258号劳动争议案件中，莱芜中天公司亦自认“仅仅是法定代表人写的刘××的姓名”，故让刘××担任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明显不符，背离了立法宗旨。二、刘××在莱芜中天公司的原职务为执行董事，从而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关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董事任期届满前被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有效决议解除职务，其主张解除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公司与董事之间为委托关系，根据股东会的选任决议和董事同意而成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委托合同的双方均有任意解除权，股东会有权解除刘××职务，刘××也有权解除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辞去执行董事职务，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判决涤除刘××法定代表人身份无误，本院应予维持。刘××在一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确认丁×系莱芜中天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一审判决丁×履行协助义务并无不妥。三、涤除刘××法定代表人职务后，莱芜中天公司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另行选任法定代表人，不能以此作为刘××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理由。
【解读】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3.判令丁×、莱芜中天公司以及山东中天公司协助刘××涤除其作为莱芜中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118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行为在未被撤销或未被有权机关认定为无效之前应作为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依据，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评估报告不属于民事案件审查范围——该评估结果已被东坡区征补办采纳并用于与甘××、荣××签订《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故该评估内容是否有效涉及到《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这也是审查本案申请再审事由的关键，征收补偿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在未被撤销或未被有权机关认定为无效之前，不仅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拘束力，对世也具有合法效力，应作为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依据。至于永达事务所评估程序、评估材料是否存在问题，亦非本案审查范围。因此，王×、刘×关于二审法院不应采信永达事务所的《土地估价报告》作为认定案涉土地价格依据的申请再审事由，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对外委托案件应当以出具鉴定报告、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清算报告等报告形式结案，或者以拍卖成交、流拍、变卖、终止委托或不予委托的方式结案。”一审法院在对外委托鉴定后，对对外委托案件在形式上未结案即作出判决不当，但一审判决也写明“土地用途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在无证据证明2012年政府委托的第一次评估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不必再另行评估”，一审法院系认为没有鉴定的必要而未继续鉴定，事实上终结了鉴定程序，而不是在鉴定程序中剥夺王×、刘×的举证权。
摘要2：【裁判摘要３】在本案中，王×、刘×与甘××、荣××之间就诉争土地的用途存有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一审法院依职权就诉争土地的用途询问眉山市国土局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４】国有土地的管理，包括土地规划、土地用途和性质的确定，均属于政府的行政职权范围，并非属于人民法院司法权力的调整范围。眉山市国土局的回函，确认诉争土地系学校附属设施用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５】东坡区征补办出具的《关于的复函》〔眉东征补办函(2016)21号〕以及《国土局回函》均为公文，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的规定，而不属于该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情形。对于王×、刘×以该函件上无制作人员签名而否定其真实性为由并要求两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二审法院未予准许并不违法。
摘要1：【目录】1.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据悉，此次总则编司法解释特别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2.问：总则编是民法典的总纲，具有统领性、基础性作用。民法典总则编与各分编、民法典与其他民商事法律的适用关系，以及民法典基本原则的适用一直受到普遍关注。请问，本解释对这一问题是如何考虑的？3.问：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问题一直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监护制度是民法典的亮点内容，对于保护未成年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请问，本解释是如何回应实践需要，将这一亮点内容落地落实的？4.问：我们注意到本解释第29条就表见代理的具体适用作出了专门规定。能否介绍一下制定本条有什么考虑？
摘要2：
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令（第２号）：《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已经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５日劳动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自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摘要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2022）
一、将《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三条修改为“劳动行政部门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劳动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听证：
（一）较大数额罚款；
（二）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
（三）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
（四）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
（五）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当事人不承担组织听证的费用。”
二、将《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十一条中的“三日内”均修改为“5个工作日内”。
三、将《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中的“七日”修改为“7个工作日”。
四、将《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十二条第三款修改为“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依法予以保密外，听证应当公开进行。对于公开举行的听证，劳动行政部门可以先期公布听证案由、听证时间及地点”。
五、在《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十四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席听证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出听证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劳动行政部门终止听证”。
六、将《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十五条修改为“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由听证记录员制作。听证笔录在听证结束后，应当立即交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核对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由听证主持人在笔录中注明”。
七、将《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十七条修改为“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根据听证确定的事实和证据，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向劳动行政部门负责人提出对听证案件处理的书面建议。劳动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决定”。
摘要1：【目录】1.问：请介绍一下财政部出台《办法》的背景情况和主要框架。2.问：《办法》对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有哪些规定？3.问：为什么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编制且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既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也不属于承接主体？4.问：《办法》提出了政府购买服务内容的“负面清单”，主要考虑是什么？ 5.问：《办法》提出，具备条件的个人可以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同时禁止借政府购买服务名义变相用工。对此应怎样理解？6.问：《办法》提出政府购买服务应当实施绩效管理，主要考虑和要求是什么？7.问：《办法》界定的政府购买服务与政府采购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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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承租人行贿出租人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减少租金、延长租期的租赁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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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皖01民辖终101号
【裁判摘要】项目负责人作为承包人内部工作人员为承包人垫资不属于建设工程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垫资”，不能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垫资”有特定的含义，即是指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承包方在合同签订后，不要求发包方先支付工程款或者支付部分工程款，而是利用自有资金先进场进行施工，待工程施工到一定阶段或者工程全部完成后，由发包方支付垫付的工程款。本案中，原审被告即被上诉人是案涉工程的承包人，上诉人在诉状中陈述“案涉工程于2019年6月28日综合验收合格，原告系被告在该项目上的负责人，自2019年2月2日起，原告为保证工程顺利施工个人为被告垫付资金897988元。原告就垫付资金问题已多次与被告进行沟通，也向被告提供了垫付资金的相关支付凭证供双方对账，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迟迟不予偿还原告的工程垫付资金”，由此可知，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项目负责人，属于内部工作人员，请求被上诉人偿还的工程垫资款，显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垫资”，本案也不属于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引起纠纷而提起的诉讼，不能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上诉人彭×主张本案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由涉案项目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即肥东县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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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1民终11200号
【裁判摘要】股东并非破产清算程序中清算义务人，无保管财务账簿、公司财产的法定义务，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恒和公司上诉主张九位被上诉人对欣力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基本理由有二，一是九位被上诉人作为欣力公司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账簿灭失，无法进行全面清算；二是九位被上诉人与欣力公司构成财产混同。本院认为，第一，九位被上诉人不存在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包括清算义务及保管账簿义务的行为，理由为：1.欣力公司系经人民法院审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在进入之前，该公司并未现法定解散事由，九位被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尚无需因此组织对公司进行清算。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进入破产程序后，破产清算事务亦由人民法院指定的管理人主导，负有协助配合义务的亦非全体股东，而是法定代表人和经人民法院决定的财务负责人等经营管理人员，亦非九位被上诉人。2.九位被上诉人包括两名董事、一名监事在内，均不负责管理公司账簿，既非法定代表人，也非经人民法院决定在破产清算中负有协助配合义务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且***作为公司控股股东，亦确认公司账簿等均由其掌管，九位被上诉人并未掌管，恒和公司虽对此持有异议，亦无证据佐证，因此，九位被上诉人对公司账簿亦无保管义务。第二，恒和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九位被上诉人与恒和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恒和公司主张欣力公司账册下落不明，无法全面清算，且欣力公司被股东过度控制，故应当认定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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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728号
【裁判摘要】全面负责销售业务的部门经理应被认定为公司高管赔偿其关联交易给公司造成的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项和第四项的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本案中，《甘肃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条规定：“公司设总经理一人，副总经理若干人，正、副总经理由董事会聘请"。第二十九条规定：“总经理直接对董事会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各项决定，组织领导公司的日常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当总经理缺席或不能工作时，代理行使总经理的职责”。2007年7月30日，甘肃中集华骏公司聘任周×担任该公司营销部经理，全面主持公司销售和采购供应工作。在此期间，甘肃中集华骏公司并没有设立副总经理，周×实际上行使的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其妻高××和亲戚成立青海同海达公司及转让公司股权的行为，与周×任营销部经理及离任具有同步性，周×未如实向公司报告该事项，在和青海同海达公司交易之后，周×利用其职权，不及时回收资金，与青海同海达公司的交易给甘肃中集华骏造成损失。周×在青海同海达公司未向甘肃中集华骏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利用职权继续与青海同海达公司签订合同和供货，周×的行为客观上给甘肃中集华骏造成了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和事实，二审法院认定周×在甘肃中集华骏任职期间，甘肃中集华骏与青海同海达公司2008年2月29日至2009年7月31日期间签订的承揽合同属于关联交易，周×应当对给甘肃中集华骏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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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公司法》第２１７条第１项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２）公司部门经理不属于公司高管范围，但全面负责公司某项业务的部门经理如果实际上行使的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则应被认定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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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赣民终28号
【裁判摘要】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九条“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关于“逾期超过30日后，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解除合同的，出卖人应当自买受人解除合同通知达到之日起60日内退还全部已付款，并按买受人累计已付款的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的相关约定可知，富隆城公司逾期交房超过30日，数字证书公司依约享有合同解除权，可以要求富隆城公司返还已支付的全部购房款并承担违约责任。数字证书公司、富隆城公司虽在2016年2月18日开始通过函件对因逾期交房引致的合同履行和赔偿事宜进行协商，因双方无法在违约赔偿和交房时间上达成一致，数字证书公司在2016年4月18日向富隆城公司寄送《解除合同通知》，明确表示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关的补充协议，并要求退还购房款、赔偿一切损失，是在履行合同赋予的正当权利。……已查明，数字证书公司于2016年4月18日向富隆城公司当时的法定住所地和案涉商品房南昌富隆城工程项目部所在地均寄送了《解除合同通知》，但富隆城公司均拒绝接受邮件。数字证书公司又通过江西省赣江公证处公证邮寄送达《解除合同通知》，富隆城公司仍拒收退回。在此期间，数字证书公司通过委托专业律师向包括法定代表人在内的富隆城公司相关负责人发送信息通知解除合同并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第三次邮寄送达解除合同通知。数字证书公司还在江西省豫章公证处两名公证员的见证下，向富隆城公司当时的法定住所地和南昌富隆城项目部两处留置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数字证书公司于2016年5月25日通过《江南都市报》刊登《解除合同公告》,公开向富隆城公司送达解除合同通知，并通过委托专业律师向包括法定代表人在内的富隆城公司相关负责人发送信息告知《解除合同公告》见报事宜。综上，数字证书公司不仅向富隆城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而且还采用邮寄送达、留置张贴、短信通知、公证送达、登报公示等多种合理适当的方式，穷尽其能使用的送达途径，使得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有效传递到达富隆城公司。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富隆城公司均否认收到合同解除通知书，明显与事实不符，富隆城公司单方的否认并不能阻却解除合同条件的成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摘要2：（续）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数字证书公司依约享有合同解除权，在本案进入诉讼阶段之前，合同解除通知已送达到富隆城公司，且富隆城公司既未对数字证书公司主张合同解除提出异议，也未在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故在此情形下，原审判决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在数字证书公司起诉前已依法解除，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维持。
【解读】数字证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富隆城公司返还数字证书公司购房款1924.384万元，并以数字证书公司实际损失为限支付违约金269.409万元(截止2016年5月30日)；……一审判决：一、富隆城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数字证书公司购房款1924.384万元；二、富隆城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数字证书公司因提前支付第二期购房款624.384万元时所产生的损失21.4万元；三、富隆城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数字证书公司已支付购房款总金额1924.384万元的利息损失（×××)；四、驳回数字证书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摘要1：一、受案范围1.信访答复的可诉性2.催告履行行为不可诉3.内部请示、批复一般不可诉4.会议纪要的可诉性5.政府机构的撤并不可诉6.发生在诉讼法施行前，当时法律未特别授权可以起诉的行政行为，不可诉7.明显不属于复议范围，复议机关作出的不受理行为，不可诉8.原行为不可诉，予以维持的复议决定，亦不可诉二、原告9.利害关系的含义10.起诉人需初步证明其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11.相对人以外的人若有利害关系也可起诉12.企业如何起诉13.合伙企业如何起诉三、被告14.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可以作为被告15.被告不适格，且在释明后仍不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16.二审发现被告不适格如何处理17.复议机关程序性驳回，如何起诉及被告如何确定18.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适格被告四、诉讼代理人及负责人应诉19.负责人应诉并非绝对，不出庭不影响庭审进行20.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原则上属于该社区、单位五、管辖21.高院级别管辖22.提级管辖应由法院裁量23.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案件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六、起诉期限24.起诉期限的含义和诉讼时效的区别25.起诉期限属于法院主动审查事项26.二年起诉期限的适用27.最长起诉期限28.一般起诉期限与最长起诉期限的适用情形29.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认定30.村民小组长知道行政行为，一般即可视为村民小组已经知道31.起诉期限的扣除32.政府指引民事诉讼耽误的起诉期限，应当扣除33.确认无效之诉仍然有起诉期限。现已改变（2020）最高法行再341号34.修法前行政不作为的起诉期限七、起诉条件35.立案登记制背景下，仍须对起诉条件进行审查36.起诉四个法定条件37.起诉应明确被诉行为，证明被诉行为存在40.不作为的起诉条件41.法院的释明义务42.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羁束43.重复起诉的认定44.撤诉后再行起诉的正当理由45.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不明确的，只有选择其一46.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对原行为和复议行为应择一而诉47.一行为一诉讼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48.行政机关错误告知不影响起诉条件的审查49.一部分人选择诉讼，一部分人选择复议，如何处理50.丧失的诉权不能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重新取得51.无诉讼行为能力必须由法定代理人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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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方式并不局限于由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告知，如果当事人通过诉讼、信访、政府信息公开等方式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也属于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情形；（２）“应当知道”即在当事人不承认“知道”但结合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其“知道”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应当知道”，在判断是否属于“应当知道”时应当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运用辑推理，结合生活经验、生活常识进行综合判断。
摘要2：【注解】（１）村民小组长知道行政行为，一般即可视为村民小组已经知道；（２）如果村民小组能够证明负责人存在与第三方恶意串通或基于其他原因故意隐瞒的情形，并且该村民小组其他成员未通过其他途径获知相关事实的除外。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青民一终字第33号
【裁判摘要】未经清算请求解除合伙协议返还投资款不予支持——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谭×、陈×、陈××履行了合伙协议约定的部分权利义务，以“湟中县深沟建筑闪长岩矿”为名的合伙体已实际投资筹建并开展生产经营。谭×、陈×返还出资款的诉求实质为退伙，《合伙投资协议书》明确约定“合伙人退伙，需提前十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其他合伙人，由全体合伙人自收到退伙通知后7日内对合伙事务进行清算，明确债权债务，确定退伙人所应享有的退伙权利及所应承担的义务”，各方均应依约进行清算，以明确合伙期间的盈亏、合伙财产及债权债务等相关情况。一审法院已向双方释明应当清算，双方亦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合伙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亏损，但均未提供合伙经营期间的财务账册及可供清算的依据，以便人民法院协助、组织清算，谭×、陈×、陈××亦未自行清算，致使合伙体盈亏情况无法在诉讼中确认。谭×、陈×、陈××虽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对合伙人会议、财务报表审核及合伙体运作状况等事项作出明确约定，但实际生产经营中并未对合伙体的财务账册及其他经营事项进行规范管理及操作，导致在诉讼中对财务凭证的下落各执一词，作为合伙人的各方均应承担相应责任，虽《合伙投资协议》约定陈绍方为总负责人，对合伙体负有相应领导、管理责任，但在合伙事务管理及清算中，各合伙人均有责任配合参与，清算责任亦不能等同于举证责任。谭×、陈×提出应由陈绍方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并返还谭×、陈×出资款140万元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于法不符，不予支持。诉讼中，一审法院已向各方当事人释明解除合伙协议要进行清算，但双方当事人均未申请鉴定。因此，合伙体未进行清算，未明确合伙盈亏、合伙财产及债权债务等相关情况前，谭×、陈×请求解除《合伙投资协议》的主张，于法不符，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请求返还投资款的诉求实质为退伙；（２）清算责任不能等同于举证责任；（３）合伙协议清算可以申请鉴定。
摘要1：【案号】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浙0381行初28号
【裁判摘要】货物交易中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的第三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的，应当按偷税处理，处以偷税数额５倍以下罚款——原告实际负责人丁×和及销售方潘某的陈述、税务稽查签证、涉案七份发票、银行转账凭证能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向潘某购买货物，从第三方取得增值税发票，以及涉案七张发票已经抵扣，造成原告少缴税款145640.47元的事实，故涉案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依据充分。．．．．．．根据国税发[1997]134号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第二项规定：“在货物交易中，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或者从销货地以外的地区取得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或者申请出口退税的，应当按偷税、骗取出口退税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骗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原告从购买方以外的第三方取得增值税发票，符合上述规定之情形，故被告认定原告偷税并予以处罚应属法律适用正确。原告认为《公函》载明其没有逃税的故意，应适用财税[2000]18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第一项之规定：“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首先，检察院出具的《公函》是对原告涉刑事案件犯罪构成要件的意见，本案系行政处罚案件，不能以此类推适用；其次，本案原告的情形不符合该项规定，因为原告获取的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系第三方企业，并非实际销售方潘某，故原告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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