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皖民四终字第00073号
【裁判要旨】公司因未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也未办理注销登记，其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诉讼主体资格适格。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规定，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公司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负责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尚未成立清算组的，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任集二建公司于2009年9月29日因未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并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也未办理注销登记，根据上述规定，其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原告主体资格适格。
摘要2：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288号
【裁判要旨】项目部是在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授权支持下由项目经理组建并领导的项目管理组织，以项目部名义所从事的行为均应认定为项目经理的行为，而项目经理作为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委托代理人，其签订的合同对该企业具有约束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92号
【裁判要旨】公司总经理同时作为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在补充协议上签字，尽管没有加盖公司公章，并不影响补充协议的效力。
【裁判规则】发包人未依照约定如期给付工程款，是导致承包人无法按约定日期竣工、工期迟延未能如期交房的重要原因，由此产生的工程项目资金沉淀的利息等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
【要旨】承发包双方对欠付工程款的违约金计算标准约定过高，可以参照不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
【摘要】关于中地信公司给付工程款的利息起算点及利率标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该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补充协议》约定，主体已完部分工程款在本协议签订后40日内委托审计单位进行审核，2013年12月21日前付至90%；前期主体部分工程款甲方在2013年10月10日前支付乙方500万，后续工程按工程量50%付款，从2013年9月1日起甲方按月利息2.6%给付乙方前期应付工程款利息至主体部分全部工程款结清止。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中地信公司没有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给付工程欠款，一直处于迟延给付状态。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中地信公司应给付迟延给付工程款的利息损失，将利息计算标准调整为年利率24%，利息给付时间调整为起诉之日，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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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民再377号
【裁判摘要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认定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须审查无权代理人是否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且相对人主观上善意无过失。
【裁判摘要2】从会计制度上来说，单位总账会计的职责是审核记账凭证、负责设置本企业会计科目、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定期对总账与各类明细账进行结账等单位内部会计事务。其并不是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在无单位明确授权的情形下，并不能以自己的总账会计身份对外代表公司开展业务，总账会计代表单位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取得单位授权。
摘要2：【裁判摘要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关于“行为人私该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应当认定江中公司对时某某的犯罪行为给缪某某所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鉴于时某某的刑事追赃程序尚在执行过程中，故在刑事追赃程序结束后，如缪某某仍有不能得到追还的损失，可另行向江中公司提起民事损害赔偿之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03号
【裁判要旨】发承包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严格按照《项目部印签使用责任书》限制项目章的使用，结合承包人的授权委托书上载明项目负责人代表该公司处理现场工程施工一切事务的事实，发包人有理由项下该项目负责人有权代表承包人为施工需要对外借款以及委托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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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
【裁判要旨】
①民刑交叉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具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包括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对于当事人的起诉，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法人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应予受理和审理。
②在民事诉讼的被告方不是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情形下，尽管刑事案件确定了追赃，但对于刑事被害人对刑事被告人之外的民事主体提起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和审理，但应避免民事权利人（同时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追赃追回并给予民事原告方（同时为刑事受害人）的，追赃款应从民事责任人的责任范围中扣减。在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对于刑事追赃与民事责任应依据实体责任的认定进行综合处理。在民事责任人已全部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下，应将追赃款返还给民事责任人。
③由于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在保护法益、证明标准、归责原则、责任形式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故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商事领域的法律效力应根据民商事法律规定进行认定。刑事上构成合同诈骗罪，一般而言，在民事上属于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在不存在无效事由的情形下，应认定合同为可撤销合同，除非存在无效事由；被欺诈方不行使撤销权的，应认定合同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53号
【裁判要旨】由分公司签署施工合同并进行施工，且案涉工程款均是由分公司支付给承包人，分公司的结算行为有效。
【裁判摘要】华某公司施工完成的7个案涉项目，其施工合同均与云投南充分公司签订。上述合同中，华某公司合同相对人均为云投南充分公司，合同中也未约定案涉工程结算时，华某公司需要与云投公司进行结算。且案涉工程款均是由云投南充分公司支付给华某公司，在该种情况下，华某公司与云投南充分公司进行的结算结果，可以作为确定案涉7项工程工程款的依据。一审中，云投南充分公司原负责人杜某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云投南充分公司与华某公司的结算情况予以自认，该行为属于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合法有效。云投公司虽于其后变更云投南充分公司负责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否认该结算行为，但并未提供足以推翻上述事实的相反证据。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华某公司与云投南充分公司之间确认的结算确定案涉工程款数额并无不当。在双方已经对案涉工程款进行了结算的情况下，无需启动对案涉工程款的司法鉴定程序，对于云投公司、云投南充分公司要求对案涉工程价款进行司法鉴定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87号
【裁判要旨】内部承包合同无效，转包人实际参与了项目管理的，管理费应被支持。
【裁判摘要】《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的第42条补充条款第3款约定：“承包人交纳工程总价款的2%给发包人作为公司及项目部管理费用，此管理费在每次工程款支付时发包人按比例从工程款中扣除”。现周某某也确认周良某系七冶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张某某系七冶公司项目副经理，故其对于七冶公司实际派员参与了案涉工程管理的事实并无异议。《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无效系因违反禁止违法转包的强制性规定，实际施工人周某某没有资质而借用七冶公司名义，对违反禁止非法转包也是明知的，故其不能依据内部承包合同无效而主张不予扣除七冶公司应当收取的管理费，反而因合同无效而获益。七冶公司实际参与了案涉工程的施工管理，其在应付款项中主张扣除相应的管理费用属于相互履行的抗辩，并非必须通过反诉提出，原审参照合同约定的工程总价款的2%在应付款项中扣除管理费用，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规则】施工合同约定税金由实际施工人负担，但税金并未实际发生，转包人没有为施工人代缴，转包人主张在现阶段即依约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税费不能得到支持。
【解读】实际施工人仅以转包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转包人主张应追加发包人，法院不予追加，不属于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摘要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现周某某仅以转包人七冶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七冶公司主张应追加发包人业主方永丰公司为第三人。本院认为，追加发包人业主方为第三人当然有利于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彻底梳理清楚围绕案涉工程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发包人并非实际施工人的合同相对方，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也并非必须突破合同相对性将发包人列为案件当事人。转包人在向实际施工人承担义务后，可依据其与发包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张权利。故原审未予追加发包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不属于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摘要２】第41项对应的熊××工伤赔偿83993.31元，周××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七冶公司并无证据证明熊××系周××的施工人员，其与七冶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与周××无关。本院认为，七冶公司虽然在二审中提交了结案通知书、进账单、转账支票存根作为新的证据，但不能证明熊××的工伤应由周××承担赔偿责任，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系周××委托其向熊××代付款，故虽然七冶公司向熊灿发支付了工伤赔偿款，也不能计入对周××的已付款。
【摘要３】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对所建工程就无需承担质量保修义务，施工合同约定的质保金条款，对实际施工人具有约束力——以七冶公司为发包人、周××为承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因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所规定的“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而被认定为无效，但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对所建工程就无需承担质量保修义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42号
【裁判摘要】关于仙谷山公司是否有权以楚峰公司未足额开具已付工程款增值税专用发票为由拒付剩余工程欠款的问题——本院认为，仙谷山公司与楚峰公司之间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仙谷山公司作为发包人的主要合同义务就是支付工程款，楚峰公司作为承包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是交付建设成果，而开具发票仅是楚峰公司的附随义务。在涉案工程经竣工验收后，仙谷山公司即负有按《工程结算确认表》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在工程款的支付过程中，仙谷山公司从未以对方未开具发票为由主张先履行抗辩权，楚峰公司也未曾作出拒绝履行开具增值税发票义务的意思表示，仅抗辩仙谷山公司应先支付工程欠款。仙谷山公司迟延支付剩余1948万元工程款，楚峰公司为避免垫付税款造成的损失，未开具全部工程款（包括部分已付款）增值税发票，也是合理行使抗辩权。故红旅集团以楚峰公司尚未足额开具已付工程款的发票为由拒付剩余工程欠款，理由不成立。
摘要2：【解读】合同虽约定开具发票是支付工程款的前提条件，但收款方为避免垫付税款造成的损失，未开具全部工程款（包括部分已付款）发票，属于合理抗辩。付款方拒付工程款理由不成立——《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在甲方向乙方付款之前，乙方需向甲方提供相应金额的正规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支付，并不视为甲方违约”．．．．．．仙谷山公司迟延支付剩余1948万元工程款，楚峰公司为避免垫付税款造成的损失，未开具全部工程款（包括部分已付款）增值税发票，也是合理行使抗辩权。故红旅集团以楚峰公司尚未足额开具已付工程款的发票为由拒付剩余工程欠款，理由不成立。
【摘要】债权转为出资未履行法定程序不予认定：首先，红旅集团将对仙谷山公司的债权转化为股权投资，与其承诺的出资方式（《增资扩股协议》约定“以现金”认购１.２亿元）不符．．．．．．其次，红旅集团与仙谷山公司之间是否存在1309万元债权也缺乏有效证据支持。红旅集团举示的《审计报告》是其单方委托的，审计的依据是红旅集团提供的财务资料，该《审计报告》系红旅集团单方财务审计，楚峰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红旅集团也未能提供其与仙谷山公司之间完整的资金往来凭证予以佐证，故《审计报告》不能作为红旅集团对仙谷山公司享有1309万元债权的有效证据采信。红旅集团为证明其足额出资的事实，还举示了仙谷山公司于2016年9月7日出具的《出资证明》。从证据形式上看，《出资证明》属于单位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该证据仅有仙谷山公司印章，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在形式上不符合上述规定。．．．．．．《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交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本案中，红旅集团并未按照《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及法律规定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红旅集团主张其对仙谷山公司的债权转化为股权投资，但其所举示的《审计报告》、《出资证明》也不能作为双方之间存在1309万元债权的有效证据采信。因此，原审判决认定红旅集团作为仙谷山公司股东尚有1309万元出资未到位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201号
【裁判要旨】劳务分包公司未按期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受到行政处罚的，该公司有权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
【裁判摘要】本案中，中海公司认可工程系刘某某雇佣工人所干，刘某某为巨龙新疆分公司负责人，巨龙新疆分公司因未按期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被行政处罚,刘某某的施工行为对外系代表巨龙新疆分公司的职务行为，巨龙新疆分公司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中海公司、博海公司以中海公司与博海公司、博海公司与巨龙新疆分公司之间不存在书面合同为由主张涉案工程与巨龙新疆分公司无关，其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巨龙新疆分公司为实际施工人身份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于法无据，应当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68号
【裁判要旨】公司对外行为一般应由法定代表人作出，特殊情况下公司其他人员执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社会交往的相关规范、习惯及通常的认识水平，公章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签发文件使用的印鉴，加盖公章，代表该单位的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了今世福公司的公章，表明该公司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一般情况下，公司对外行为是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行使的，特殊情况下，公司的其他人员执行公司职务发生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今世福公司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今世福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关于股权受让方国开公司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今世福公司以此为由主张股权转让行为系虚假的事实，难以成立。今世福公司上诉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中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的签字是刻意伪造的，更说明其欲盖弥彰虚构事实的行为。由于他人模仿签名存在经本人授权或者未经授权模仿代签名等多种可能，仅模仿签名情节不足以否定《股权转让协议》非今世福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故今世福公司的该上诉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有一页，在合同文本底部注有关于“股东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文书格式供参考”的记载，因该内容有供参考的记载，在双方当事人关于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公章同为合同生效要件有争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对此没有形成共同意思表示，仅为参考要件。
摘要2：【解读１】法定代表人签名被认定为伪造的情况下，仅有公司加盖公章是否影响合同效力？
（１）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公章加盖还是其他人持有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合同相对方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认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２）仅凭法定代表人签字被认定是伪造不能否认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解读２】即使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超越了代表人或代理人权限，加盖公章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制度，合同相对方是善意的，合同对公司仍然产生约束力。
【解读３】公司在合同上盖章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能推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65号
【裁判要旨】公司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较为充足，可以由其单独承担责任；如财产不足的，可以在分支机构承担责任的同时，由公司承担补充责任。
【裁判摘要１】首先，恒丰银行青岛分行具有独立诉讼主体资格并可以其管理的财产单独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本案中，恒丰银行青岛分行系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根据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恒丰银行青岛分行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应诉，独立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法人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依法应由法人承担，并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具体而言，如法人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较为充足的，可以由其单独承担责任，如财产不足的，可以在法人分支机构承担责任的同时，由法人对其分支机构的责任承担补充责任。环城农商行虽将恒丰银行青岛分行与恒丰银行列为共同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但并无证据证明恒丰银行青岛分行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其民事责任，故其关于恒丰银行青岛分行与恒丰银行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恒丰银行的相关责任可在执行程序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三条规定，其他组织在执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公民个人的财产。如恒丰银行青岛分行财产确实不足以承担其责任的，可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通过执行程序予以解决。
【裁判摘要２】票据“清单交易”中所涉的转贴现/回购协议如属于通谋虚伪表示归于无效，应按照资金融通行为（借款合同）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关于涉案《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法律性质认定及责任承担问题。首先，涉案《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应认定为资金融通行为。本案中，恒丰银行青岛分行与环城农商行虽采用了银行业关于票据转贴现的格式合同文本签订《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并约定了票款
摘要2：
摘要1：解答：旧担保法解释规定项目部属于法人职能部门，项目部提供保证合同无效。
【解读１】民法典未单独规定法人职能部门能否提供担保。由于民法典将保证合同作为有名合同，法人职能部门提供保证合同应当按照一般合同规定认定是否成立和生效以及合同效力。
【解读２】法定职能部门属于法定分支机构（无须登记），法人职能部门对外担保适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１条关于法人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担保的规定（采用公司决议制）。
【解读３】（１）公司分支机构未经公司决议对外提供担保构成无权代表或者表见代表；（２）公司职能部门包括项目部未经公司决议授权对外提供担保构成无权代理（无权代理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者表见代理。
摘要2：【注解】项目部对外担保构成无权代理或者表见代理——（１）在项目部所涉及的经营范围内，项目部负责人对外签订合同可以理解为受公司委托履行职责的行为（有职务代理权）；（２）担保行为属于特殊交易行为，不属于与项目有关的经营活动，超出了项目负责人的职权范围，项目部对外提供担保属于无权代理行为，除非构成表见代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682号
【裁判摘要】首先，俞某某、兰某某、贺某某三人与徐某某之间的口头协议，并未明确约定转让的是煤矿采矿权。其次，从工商登记材料看，除贺某某、俞某某之外，邬某某、杨某某也系曾凡煤矿的合伙人，俞某某称邬某某、杨某某并非实际出资的真实合伙人，其与贺某某、兰某某口头协议转让给徐某某的就是全部煤矿的采矿权，但邬某某、杨某某明确表示在曾凡煤矿占有合伙份额，其二人合伙人身份不容否认。且从口头协议履行过程看，煤矿转让后，《安全生产许可证》上载明的煤矿负责人和《煤炭生产许可证》上的煤矿矿长均仍是邬某某，说明采矿主体并未实质发生变更。俞某某认为口头协议是煤矿采矿权转让的说法依据不足。故二审判决认定兰某某、俞某某、贺某某与徐某某转让煤矿的口头协议应视为其三人合伙份额的转让，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而认定涉案口头协议有效，并无不妥。
摘要2：【解读】认定转让矿山合伙企业部分财产份额未导致矿业权主体变更无需报批——转让矿山合伙企业部分财产份额不导致采矿权主体实质发生变更，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
摘要1：【案号】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鄂08行终27号
【裁判摘要】王某某提交了荆门市中医医院骨伤一科情况说明，证明其受伤住院时处于生理期。该情况说明没有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及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仅有荆门市中医医院医务科印章。该证据的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且荆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原审庭审质证时对该证据提出了异议。原审采信该证据不当。原审认定王某某2016年9月1日因处于生理期弄脏了衣服，证据不足。原审认为王某某未履行请假手续即提前15分钟下班回家的行为属于在合理时间内的下班途中。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中的“合理时间”应当是离开单位（家）和到达家（单位）之间的时间，原审法院认为王某某未请假提前十五分钟下班属合理时间，属于对法律理解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例一:用人单位不得在职工休产假期间降低工资待遇【裁判要旨】职工产假期间，享受的生育津贴低于其产假前工资标准的，由用人单位予以补足；高于其产假前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不得截留。
案例二: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受法律保障【裁判要旨】农民工和城镇职工有平等的就业权和获取工资报酬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
案例三:劳动者严重失职造成用人单位重大损害，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关系【裁判要旨】即便用人单位没有详尽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从业人员也应依照法律规定及行业规范勤勉履责。因劳动者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关系。
案例四:劳动者仅向用人单位提供执业资格证书的，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裁判要旨】劳动者仅提供执业资格证书供用人单位使用而未实际提供劳动的，其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主张拖欠的劳动报酬，不予支持。
案例五：用工单位不得借劳务外包之名行劳务派遣之实【裁判要旨】用人单位可以通过业务外包等方式，降低用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但不得以“劳务外包”之名行“劳务派遣”之实，排除自身法定责任，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
案例六：劳动者在应聘过程中应履行如实说明的义务【裁判要旨】劳动者提供虚假学历构成欺诈的，用人单位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关系。
案例七：用人单位可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裁判要旨】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自主确定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用人单位在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绩效奖金只对考核时在职的员工发放的，包含了鼓励员工长期为本单位工作的管理目的。劳动者因个人原因离职后请求用人单位支付该考核奖金的，不予支持。
案例八：公司设立股东为公司负责人的，双方并非劳动关系【裁判要旨】参与设立公司的股东，作为负责人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按股权比例分配利润，该股东与公司间不构成劳动关系。
案例九：劳动者变相为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单位提供服务，应认定为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裁判要旨】虽然劳动者没有和与原用人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其提供了相关服务，也属于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行为，应对原用人单位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案例十:公司应对成立前的用工行为承担责任【裁判要旨】用人单位在成立前招用劳动者，成立后延用原有工作场所、设备、人员等，从事与成立前相同的经营活动，应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成立前即存在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对公司成立前的用工行为承担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76号
【裁判要旨】行为人经被代理人授权是有权代理而非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首先应为代理人无代理权限，而本案中林某某代表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向钱某某借款，系经过时任江苏一建沈阳公司负责人游某某的授权，并非表见代理，而是有权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江苏一建沈阳公司承担。理由如下：首先，形式要件方面，本案关键证据《借条》的借款人签章处有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公章及游某某个人名章，林某某为经办人，可初步证明江苏一建沈阳公司与钱某某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江苏一建沈阳公司亦认可林某某的代理人身份，即使在《借条》形成之前，借款实际发生之时林某某并无书面授权委托，但是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在《借条》上加盖公章的行为亦构成对前述林某某借款行为的追认，《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代理人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应当对代理人林某某的代理行为承担责任；．．．．．．综上，林某某受江苏一建沈阳公司负责人游某某的委托向钱某某借款，其后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就全部借款金额向钱某某出具借条，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即为借款合同项下的实际借款人。二审法院将林某某的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0号
【裁判要旨】相对人未尽审慎注意义务构成重大过失不适用表见代理。
【摘要１】招商无锡分行没有尽审慎注意义务。无论在本案业务发生时，商业银行是否按规定应实现同业业务专营部门制，代表光大长春分行办理案涉《同业存款协议》的签订业务经办人并不是张某，是由光大长春分行职员张某某负责。而《委托定向投资协议》的签订则没有光大长春分行工作人员出面经办，招商无锡分行也未亲见张某加盖光大长春分行的公章及负责人名章，尤其是当发现加盖在《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及《投资指令》上的印章与光大长春分行银行预留印鉴不符的情况下，仍未引起招商无锡分行高度注意，招商无锡分行不仅没有与光大长春分行负责人员或相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核查，仍与张某联系，并且对刘某某带给其的《情况说明》也未进一步向光大长春分行进行核实。上述事实足以认定招商无锡分行主观上构成重大过失。据此，一审判决认定张某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摘要２】据此，可以认定本案《同业存款协议》系张某、刘某某为实施非法侵占光大长春分行案涉3.5亿元资金的犯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或通道，《同业存款协议》的签订构成案涉刑事案件法律事实的一部分，张某、刘某某也因此触犯了刑法，构成犯罪。尽管光大长春分行和招商无锡分行主观上不存在以该协议进行违法犯罪的目的，但客观上该协议是被张某、刘某某利用进行犯罪所签订，并因此构成张某、刘某某犯罪链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此，应认定《同业存款协议》的签订目的不具备合法性，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认定无效的规定，《同业存款协议》应属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6)行监字第187—2号
【裁判要旨】《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采取证据保存措施的，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据此，行政机关采取证据保存措施的，证据保存的时间不得超过7日；同时，如果上位法未授权行政机关以查封的方式实施证据保存行为的，行政机关采取证据登记就地保存时不能采取对场所的查封或者变相查封的方式。行政机关由此给当事人财产造成不法侵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摘要2：【解读１：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解读２：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法》
第二条【行政强制的方式】本法所称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查封、扣押期限】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延长查封、扣押的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查封、扣押的期间不包括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期间。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期间应当明确，并书面告知当事人。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
摘要1：【目录】
问题1：国际条约的适用在涉外商事海事案件的审理中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与疫情相关的案件适用国际条约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问题2：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因疫情影响导致银行营业中断的情形下，这种情况会对国际贸易带来什么影响？人民法院在处理这种案件中应当注意什么？
问题3：疫情对运输合同的影响很大。如果在货物运输途中发生了疫情，承运人变更运输路线，是否违反了法定义务，如果导致迟延交付，此时承运人能否免责呢？
问题4：此前有媒体报道，有些船舶面临限制靠泊、检验隔离等防疫限制措施，那么作为承运人对此应该如何应对呢？
问题5：我国不仅是航运大国，还是贸易大国。如果国际货物运输合同的货方，在疫情期间遭遇到了准备好的货物被禁止进出口、陆路运输受阻无法及时出运、已经订好的航次被变更取消等问题，应该如何应对呢？
问题6：我国是船舶建造大国，受疫情影响现在船企的造船生产进度普遍出现延误，对于造船企业来说最关心的是这种情况船企能否免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5号
【裁判要旨】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职时应通过法定程序让渡权力或者进行改选，而不能通过个人总体概括授权的方式让渡董事长职权。将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他人违背了《公司法》规定，他人代表公司与非善意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４０条第１款、第４４条第３款、第４７条规定，董事长作为董事会的负责人，对于公司的总体发展、生产经营等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因此，参照《公司法》上述条文的规定，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职时，理应通过法定程序让渡权力或者进行改选，而不能通过个人总体概括授权的方式让渡董事长职权。本案中，袁某某因被采取监视居住而不能正常履行其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时，其在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向丁某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代为行使物资储备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职权、保管公司公章印鉴并依法开展公司经营活动”，系将其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丁某某，违背了《公司法》上述条文规定，丁某某不能因此获得物资储备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的权限，其代表物资储备公司与物资集团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而非物资储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物资集团公司作为物资储备公司的股东及选派袁某某、丁某某至物资储备公司担任董事的派出单位，对于上述情形应属明知，其并非《债权转让合同》的善意相对方，无权主张《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善意相对人的权利。判断合同是否有效应以合同成立为前提，在无权代表的情况下，如果不构成表见代表，被代表方亦不予追认，合同则未在被代表方和相对人之间成立，不存在合同产生效力的前提。概言之，本案丁某某无权代表物资储备公司履行董事长职权，其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不能代表物资储备公司的真实意思，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应先履行书面请求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在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不履行上述前置程序，直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袁某某于2016年12月23日向丁某某出具《授权委托书》；丁某某于2016年12月27日取得物资储备公司公章；2017年1月18日，丁某某持物资储备公司的公章，与物资集团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2017年4月8日，物资集团公司根据该合同提起仲裁，向鑫悦煤炭公司主张其根据《债权转让合同》受让的债权。本院认为，上述情形应属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条文规定的“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之情形，金伍岳公司作为物资储备公司的股东，有权为了物资储备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
【解读】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履职时向他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代为行使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保管公司公章印鉴并依法开展公司经营活动，系将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他人，该他人不能因此获得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的权限，其代表物公司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而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非善意时合同无效。
摘要1：【裁判摘要】《建筑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第22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第50条规定：“房屋拆除应当由具备保证安全条件的建筑施工单位承担，由建筑施工单位负责人对安全负责。”《安全生产法》第86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法律对从事建筑活功的企业所应当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均有明确的规定，建设单位在发包时，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发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业务的施工单位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各件而进行发包，其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如果因此导致发生施工人员人身损害事故，发包人与造成实际损害后果的施工单位就具有共同的过错，应依上述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的装修工程涉及拆除墙、地砖、天花板和清理淤泥，属于建筑活动。众汇公司作为装修工程发包人，按照法律规定需审查周某某的施工资质，聘请具有相应资质或生产条件的人实施装修工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关于“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周某某没有相应的施工资质，雇请欧某某从事装修工程发生事故，造成欧某某身体受到伤害，应由周某某承担赔偿责任。众汇公司明知周某某没有相应资质而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周某某，违反了法定义务，与周某某具有共同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众汇公司辩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2款适用的前提是“安全生产事故”，本案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经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认定若干意见问题的函》阐明：“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属安全产安全事故。……四、关于农村房屋建筑造成事故的认定。
摘要2：【续】1．由建筑施工单位（包括无资质的施工队）承包的农村新建、改建以及修缮房屋过程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属于生产安全事故。”据此，对于房屋新建、改建以及修缮过程中造成的人身伤亡事故，也属于生产安全事故之列。欧某某在受雇工作过程中受伤，发生了人身伤害事故，将之列人安全生产事故的范畴，符合人们对于安全生产事故的通常理解，亦符合上述司法解释“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亏遭受人身损害”的情形。且《安全生产法》规定了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的处理程序，但没有规定承担法律责任的前置程序。．．．．．．综上，众汇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关键不在于涉案事故是否属于“安全生产事故”，而在于周某某是否具有从事装修工程的资质。法定资质作为一种行业准入限制或资格，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产品质量与生产安全。众汇公司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周某某不具有相应施工资质的情况下，将涉案装修工程发包给周某某完成，造成欧君生遭受人身伤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众汇公司应与周俊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解读】
（１）建设单位与施工方对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受伤的雇员承担连带责任的关键不在于行政机关确认为“安全生产事故”；
（２）建设单位知道施工方不具备法定资质而发包的，则对施工方的雇员发生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57号
摘要1：
摘要2：
摘要1：问题1：《规定》出台的背景及制定过程是怎样的？问题2：《规定》主要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哪些问题？问题3：规定的主要内容有哪些？问题4：各级人民法院在贯彻实施《规定》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摘要2：
摘要1：
摘要2：
摘要1：问1：为什么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确定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
问2：此次司法解释的修订对认可企业间借贷行为的态度较前是否有变化？
问3：此次修订增加了对“职业放贷人”的规定，能作一下具体介绍吗？
问4：这次修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是如何处理与民法典的关系的？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10号
【裁判摘要】关于林某某以元华资产公司的名义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效果是否应当由该公司承受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三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根据上述规定，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这一可能影响股东利益的场合，立法规定了公司机关决议前置程序以限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在公司内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并非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其决定权限交由公司章程自治：要么是由公司股东决定，要么是委诸商业判断原则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在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场合，则必须交由公司其他股东决定。这种以决议前置的方式限制法定代表人担保权限的立法安排，其规范意旨在于确保该担保行为符合公司的意思，不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对法定代表人超越法律、章程规定实施的越权担保行为，只有在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情况下，该担保合同的效果才归属于公司。．．．．．．本案中，元华资产公司将林某某变更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基于购买指定楼盘的特定目的，且明确约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一周内即应将法定代表人重新变更为洪某某。在此期间，林某某私刻印章、以公司名义为其父林某某１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该行为超出了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特定目的范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该担保行为系越权行为，亦系故意损害洪某某利益的侵权行为。．．．．．．足以认定债权人林某在接受元华资产公司提供的担保时，对林某某实施的损害洪某某利益的担保行为，至少存在应知而未知的重大过失。申请人元
摘要2：【解读】法定代表人私刻印章、以公司名义为其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系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越权行为，债权人存在应知未知的重大过失，该担保为越权担保。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313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醴陵分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负责人是刘某某，因此不论梅赛德斯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决议以及刘某某依该股东会决议获得梅赛德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是否有效，亦不论刘某某代表梅赛德斯公司申请变更醴陵分公司负责人为其本人的行为是否有效，在醴陵分公司的负责人没有依法作出变更登记前，刘某某能够代表醴陵分公司进行诉讼。一审法院以刘某某不是醴陵分公司适格的负责人为由裁定驳回醴陵分公司的起诉，二审法院裁定予以维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97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2016年4月7日，大唐公司对研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研苑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陈某某代表研苑公司委托律师应诉、答辩、参加庭审活动，属于职务行为，合法有效。陈某某在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研苑公司印章是否与备案的公章一致，并不影响本案对陈某某委托林某、焦某两位律师参加诉讼行为的认定。2016年7月7日，在陈某某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未解除的情况下，姚某某、席某某、陈某以研苑公司董事的名义出具授权委托书，代表研苑公司委托谢某、杨某两位律师作为研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不具有对抗陈某某上述行为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诉讼代理人的权限如果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并由人民法院通知对方当事人”。研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于2016年7月27日由陈某某变更为姚某某，但研苑公司一直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委托诉讼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故一审法院对于研苑公司董事、股东所委托的两位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身份未予确认，没有错误。
摘要2：【解读】法定代表人签字委托代理律师，虽然加盖公司印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并不影响委托律师的行为。
摘要1：解答：《民事诉讼法》第４８条第２款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公司委托律师代理案件，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进行委托，因此授权委托书应当由法定代表人签章。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