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11-20 18: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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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渝一中法行终字第00464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本案是否适用《重庆市招标投标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关于“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一的候选人放弃中标、或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未依据招标文件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履约保证金的，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二的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二的候选人因前述原因不能签订合同的，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三的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前三名的中标候选人均不能签订合同的，应当重新招标。”的规定的问题。因《重庆市招标投标条例》于2008年9月26日公布，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而《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于2011年11月30日公布，自2012年2月1日起施行，同时，《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于2013年经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令第23号修改，结合本案实际，本案应优先适用《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和《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
【裁判摘要２】《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招标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招标。”同时，松藻公司公布的招标文件第二部分“招标人须知”第6.3.3条也规定：“若第一中标候选人因故放弃中标，或者未能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履约保证金的，或第一中标候选人被取消中标资格的，招标人可以确定第二中标候选人替补为第一中标候选人，依次类推。或按《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重新招标。”本案中，第一中标候选人天明公司放弃中标资格，松藻公司决定重新招标并告知了紫光吉地达公司，重庆市发改委作出的回复认为松藻公司的决定符合《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紫光吉地达公司称被上诉人重庆市发改委作出的回复无法律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因《重庆市招标投标条例》是地方性法规，《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是行政法规，本案应当优先适用《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５５条规定，即招标人可以重新招标。
- 日期： 12-04 15: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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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民终221号
【裁判摘要】在施工挂靠之外的其他领域法院并没有从被挂靠单位名下账户资金是否特定化角度来认定挂靠人能否排除执行，而是直接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５条第１款第３项的规定根据银行存款的账户名称判断权利人——杨××与兴达石化公司签订了挂靠协议，明确约定了杨××借用兴达石化公司的银行账户，双方也存在利益核算、管理费收取等挂靠事实，兴达石化公司也认可案涉账户已借给杨××使用，其中的资金为杨××所有，故可以认定杨××挂靠兴达石化公司并借用了兴达石化公司账户进行经营的事实，因此，杨××依据挂靠协议和借用账户的事实对案涉账户中的资金享有一定的权益，但是，杨××享有的权益不足以排除孟××对案涉账户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原因有三：第一，杨××与兴达石化公司签订挂靠协议并借用兴达石化公司的账户经营，这属于内部法律关系，孟××以对兴达石化公司享有债权为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涉账户，这属于外部法律关系，案涉账户的户名毕竟是兴达石化公司，账户名称具有一定的公示效力，杨××不能以其与兴达石化公司的内部法律关系对抗孟××与兴达石化公司的外部法律关系；第二，杨××借用兴达石化公司的账户经营本身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法律禁止借用他人银行账户进行经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行为会导致金融秩序混乱，存在较大风险，容易产生纠纷，本案恰恰是因杨××借用兴达石化公司账户进行经营出现的风险和纠纷，法院判决具有一定社会导向作用，若杨××对案涉账户资金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相当于杨××将违法行为导致的风险转嫁出去，会助长借用账户经营的违法行为；第三，执行异议之诉中如何判断银行账户内资金的归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已有明确规定，即通过银行账户户名进行判断，故杨××的主张并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杨××对案涉账户资金享有的权益不足以排除孟祖焱的强制执行，至于杨××权益可通过另诉或其他方式解决。
摘要2：
摘要1：《价格法》
第三条 国家实行并逐步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价格的制定应当符合价值规律，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极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
市场调节价，是指由经营者自主制定，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
本法所称经营者是指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或者提供有偿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
政府指导价，是指依照本法规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
政府定价，是指依照本法规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制定的价格。
第三十九条 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四十一条 经营者因价格违法行为致使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应当退还多付部分；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
- 日期： 12-10 12:1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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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借用资质参与土地竞拍、开发不能排除强制执行；（２）《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继承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等极少数特殊情形，本案情形不适用该条规定，否则，会对物权稳定性造成巨大冲击——本院认为，一、二审及再审证据不足以证明邓×对案涉土地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理由如下：一、《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14年9月10日，中宝公司向灵宝市财政局缴纳竞拍保证金430万元，同年9月15日，中宝公司与灵宝市国土资源局签署案涉土地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2014年10月9日，中宝公司向灵宝市财政局缴纳了竞拍土地余款20万元，同日，中宝公司缴纳了契税18万元。2014年10月24日，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案涉宗地建设用地批准书，2015年3月9日，灵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案涉宗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用地单位为中宝公司，2015年5月21日，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灵国用（2015）第2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及查明事实，可以确认案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而不是邓×。二、中宝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2014年9月15日下午16时，在灵宝市地产交易中心实施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中，我公司购买的位于灵宝市环城桥东南角00-24-180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面积为4492平方米，拍卖地价为450万元）。现特此证明该块土地的拍买出资人为邓×，邓×是该宗地拍卖后的所有人。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邓×与中宝公司上述往来款项具体性质，即不足以证明邓×系实际出资人和实际权利人，即使中宝公司出具的《证明》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只是说明邓×借用中宝公司的资质进行案涉土地的竞拍与开发的情形是存在的，该事实对邓×与中宝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具有效力，但不能改变中宝公司为案涉土地使用权人的对世权效力。同理，再审审查中，邓×作为新证据提交的三份材料内容即使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邓×为规避法律借中宝公司之名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而不能据此确定邓×为土地使用权人。即不能产生物权变动效果，不能动摇物权登记公示效力的稳定性。
摘要2：（续）三、《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该条例第五条规定：“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除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设立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1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二）有4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房地产专业、建筑工程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2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对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条件作出高于前款的规定。”邓×作为个人，不具有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资质，对此事实，邓×是明知的。如其借用中宝公司资质开发房地产的事实存在，那么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就是邓×与中宝公司都认可的真实权利状态。本案中，二审判决以案涉登记簿上的登记为依据，认定案涉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即为实质性审查。而《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继承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等极少数特殊情形，本案情形不适用该条规定，否则，会对物权稳定性造成巨大冲击。本案并不存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情形，故邓×认为适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应确认其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四、《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邓×借用中宝公司资质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因此邓×再审称借用第三人中宝公司名义拍得案涉土地，并未损害国家、集体、他人的合法权益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邓×明知其行为违法，依然选择规避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借用中宝公司资质对案涉土地进行开发，对此，邓×应承担其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的风险。
- 日期： 12-21 16:1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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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区别：（１）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通常是为了迅速查处违法行为而作出的临时性处置；（２）行政强制执行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为执行该行政处罚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关于江南区城管局对涉案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江南区城管局主张，其通过《南宁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南宁市人民政府令第40号)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获得行使对未经规划部门许可的违法建设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和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其据此对涉案28-4号房屋采取强制拆除措施，符合法律规定。但江南区城管局的此种认识，显然是混淆了对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理解。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通常是为了迅速查处违法行为而作出的临时性处置；而行政强制执行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为执行该行政处罚所采取的强制手段，二者具有显著区别。本案中，江南区城管局于2013年4月22日向莫××送达《限期拆除决定书》，该决定属于行政处罚决定，而2013年8月22日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则是属于为执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而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因此，本案被诉的强制拆除行为并非江南区城管局所称的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而是属于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的行政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江南区城管局并无实施本案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职权。一、二审法院确认江南区城管局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属于违法行为，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 日期： 01-01 07:4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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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双方签订的《协议》未能形成真实的商品房买卖意思表示，不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核心条款，不符合“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要件——而案涉《协议》不属于规范的商品房销售合同，亦没有经过规范的合同备案、网签以及预登记等手续，其外观要件上不符合常规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形式要件，可从《协议》是否构成实质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审查。首先，从形式要件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以下主要内容：（一）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商品房基本情况；（三）商品房的销售方式；（四）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五）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六）装饰、设备标准承诺；（七）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道路、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八）公共配套建筑的产权归属；(九）面积差异的处理方式；（十）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十一）解决争议的方法；（十二）违约责任；（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本案中，买受人乔××与华耀公司签订的《协议》第3条约定，甲方（华耀公司）在收到乙方（乔××）总房款之日自2012年10月7日至2018年10月7日至6年满如数返还乙方所付总房款。该约定明显有异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般条款。同时，该《协议》还缺少关于商品房的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等事项，而商品房买受人支付价款、出售方交付房产、继而将房屋过户至买受人名下，这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本合同目的，这些要件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成立来说至关重要，本案《协议》缺乏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其次，从意思表示要件看，如前所述，案涉《协议》一方面约定一定期限内退回房款，另一方面没有关于房屋交付和过户登记事宜的约定，双方对于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最基础的条件没有约定，或与一般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约定不同，难以构成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实施下列行为之一，
摘要2：（续）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一）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品房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三）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商品房的；……”的规定可以看出，利用“返本销售”模式吸收资金可能构成犯罪，至少也是行政机关应当采取处罚措施的违法行为。从房款交纳的方式上看，相关款项未打入监管账户，相关款项仅开具收据，未开具交纳房款发票等，种种均有异于普通的商品房买卖方式，从侧面印证双方之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未能形成真实的商品房买卖意思表示，不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核心条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要件，二审判决以此认定乔××就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益，依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
- 日期： 01-11 11: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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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偷税的认定必须满足《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列举的情形；（２）纳税人未实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列举的行为，即使造成不缴、少缴税款也不构成偷税。
解析１：偷税包括——（１）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２）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３）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４）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
解析２：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规定，构成偷税需要同时满足３个条件——（１）实施偷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人负有某项纳税义务；（２）行为人实施了法律列举并禁止的方式和手段的偷税行为；（３）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结果。
摘要2：【注解１】偷税认定客观上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四种违法情形：（１）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２）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３）不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４）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
【注解２】（１）偷税认定主观上必须具有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故意（即具有偷税的故意）；（２）虽然客观上实施了《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规定的行为，但当事人并非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为目的则不以偷税认定。
【注解３】（１）《行政处罚法》第２３条第２款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２）《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第１款规定的偷税从文义和实质内容看都属于故意为之的行为，属于《行政处罚法》第２３条第２款“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情形，税务机关需要调查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偷税的主观故意（主观故意除了行为人自认外，一般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推定认定），而不能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注解４】另外观点认为：定性偷税不以主观故意为构成要件——（１）主观过错条件不是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２）《税收征收管理法》并未规定偷税行为须以主观故意作为构成要件。
【注解５】（１）《企业所得税法》第１０条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不得扣除：．．．．．．（四）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２）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不得作出企业所得税的扣除支出事项，即使收益有被罚没的可能仍具有将该笔款项记账并申报纳税的义务，不存在被处罚所羁束的问题。
【注解６】采取核定征收方式确定的应纳税额可以作为认定偷税数额的依据。
- 日期： 01-11 17:1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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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1）将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法人人格否定制度扩展至执行程序、行政执法程序无法律依据；（2）税务机关以法人人格混同要求关联公司承担行政责任违反行政处罚的相对性，税务机关无权通过提起民事诉讼以否定公司法人人格的方式解决税务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起诉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驻马店税务局作为原告起诉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是追缴其对继鹏公司所作《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处罚决定书》项下税款，该《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处罚决定书》已经驻马店中院裁定强制执行。继鹏公司的关联公司是否存在违反行政管理上的违法行为以及其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以及民事案件的审查范围。驻马店税务局《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处罚决定书》经驻马店中院裁定强制执行后，能否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转化为民事法律关系，继而追究行政责任主体以外的关联公司的民事责任，原审判决进行债权扩大解释有违于行政处罚的相对性，将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法人人格否定制度扩展至执行程序、行政执法程序无法律依据。就民事法律关系而言，原审判决未查明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主体要件、行为要件、结果要件等相关事实，认定事实不清。
摘要2：
- 日期： 01-12 09: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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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1）通常情况下，行政处罚决定标准高于行政处理决定，如纳税人存在因误解政策或计算错误原因等少缴税款的非主观故意行为，通常不予行政处罚，因此可能会出现处罚决定书认定的金额可以低于处理决定的情形；（2）不存在计算错误等失误导致的少缴税款的类似情形，税务机关针对同一少缴税款的行为在同一日作出两种不同标准、不同金额的认定，进而作出不同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行政处罚是对当事人处以一种额外的或者附加的义务，这种额外或附加的义务，主要是为了保证原来规定的行政义务的履行，如警告、罚款、没收、吊销营业执照与许可证等，而行政处理是让当事人履行原来该有的法定义务或不是附加的额外义务。本案中，税务处理决定和税务处罚决定系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作出的两个行政行为，二者关系紧密，在少缴税款认定上具有极高的共通性。差别主要体现在前者不要求行为人有主观故意，因行为人计算错误等失误导致地少缴税款应亦予以追缴，但免于行政处罚；后者在事实认定上必须有主观故意这一构成要件，即采取了偷税的手段。案涉《税务处理决定书》是因为发现全新彩钢公司少缴增值税，故税务机关要求全新彩钢公司把少缴的税补缴，实质上是让企业履行原来该有的义务，而没有增加新义务。通常情况下，行政处罚决定标准高于行政处理决定，如纳税人存在因误解政策或计算错误原因等少缴税款的非主观故意行为，通常不予行政处罚，因此可能会出现处罚决定书认定的金额可以低于处理决定的情形。但经审查，案涉税务处理决定认定的少缴增值税税款中不存在全新彩钢公司计算错误等失误导致的少缴税款的类似情形。税务机关也未能举证证明，其认定的全新彩钢公司何种少缴增值税行为应科以行政处理而不应科以行政处罚，故税务机关针对全新彩钢公司的同一少缴税款的行为，在同一日作出两种不同标准、不同金额的认定，进而作出不同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据134号文第一条规定，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进行偷税的，应当依照《税收征管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由此可见，纳税人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是违反《税收征管法》规定的偷税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案中，顺义国税局在税务检查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与3号刑事判决书以及17号不起诉决定书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中油国门公司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经营期间取得某公司开具的186份山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属虚开的发票，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且其进项税分别于2010年12月、2011年1月、2011年2月申报抵扣，故中油国门公司在客观上存在使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的行为。……关于中油国门公司主张其不具有偷税及虚开发票的主观故意的问题。依照《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综上，中油国门公司作为一家主要从事成品油销售业务的企业，理应知悉成品油销售业务及风险，同时具备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常识，呼某确系经过准许以中油国门公司名义从事该项业务，而对于非本单位员工、此前并不认识的呼某从事业务的具体情况，李××及徐某在接受调查时却一再表示不清楚、没问过。依照《税收征管法》及有关规定，综合考虑案件相关事实、情节和后果，本院对中油国门公司所持其不具有主观过错的主张不予支持。中油国门公司利用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属于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行为，顺义国税局认定中油国门公司该行为是偷税，以及认定中油国门公司存在为三家公司虚开发票的行为具备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京行申1402号
【摘要１】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从该规定所列举的情形看，当事人的主观方面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行政机关以构成偷税行为为由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对当事人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认定，并在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后就此承担举证责任。
【案号２】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京03行再7号
【摘要２】关于中油国门公司提出的在大宗原料交易中“指示交付”司空见惯，涉案交易模式是行业交易习惯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因该项主张涉及被诉处罚决定的合法性认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中油国门公司主张的“直销交易模式”是否符合市场交易习惯，需要结合顺义国税局提交的案卷证据进一步查明。
- 日期： 01-13 17: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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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稽查局仅限于省级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国家税务稽查局属于国家税务总局的内设机构而不属于一级税务机关，不具有对外独立执法主体资格——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细则》）第九条的规定，《税收征管法》所称的税务机关包括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工作。参照国家税务总局《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工作坚持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该办法第四条同时规定，市（地）及市（地）以上税务机关稽查局设立税收违法案件举报中心,具体负责对检举材料的受理、举报案件的转办交办等职责。由于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不属于《税收征管法细则》第九条规定的具体承担查处工作的省以下税务局稽查局的范围，因此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下设的举报中心在接到熊×的举报材料后，将该举报材料转至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办理，符合上述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履职要求。
摘要2：
- 日期： 02-02 15: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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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取得行政赔偿的前提有三个：（１）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２）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３）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受害人取得行政赔偿的前提有三个：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王××主张受损的权益为其承包土地上的树木。在一审庭审及本院询问过程中，王××均认可承包土地上的树木由山西省黄河石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开发建设过程中铲除。因此，虽然渑池县政府颁发给渑池河务局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被撤销，但是王××承包土地上的树木被损毁，并非颁证行为所致。渑池县政府的违法颁证行为，并不必然造成王××财产损失的结果，因此违法行政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王××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向侵权的民事主体主张权利。侵权的民事主体实施树木铲除行为可能是基于对渑池县政府颁证行为的信赖，因此，在其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后，亦可向渑池县政府主张权利。
摘要2：
- 日期： 02-02 15: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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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应当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应当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本案中，郑州市政府征收史××等5人集体土地的行为，系因违反听证、公告等法定程序被另案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故该征收行为并未直接对史××等5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因案涉征收土地批复仍具有法律效力，郑州市政府违法征收土地行为并不影响史××等5人依法享有征收补偿安置的权利。史××等5人以郑州市征地行为违法请求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 日期： 03-08 15: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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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法律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对虽有可能发生但并未实际发生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被诉处罚决定认为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本案中，朱××于2017年10月13日到达北京火车站后，由驻京办工作人员接到驻京办，次日由永定公安分局干警带至北京火车站，随后乘火车返回张家界。从朱××开始进入北京火车站到其被劝返的整个过程中，朱××均处于驻京办、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未去过除火车站、驻京办以外的其他信访重要敏感地区；其本人亦无张贴、散发材料，呼喊口号，或是言语辱骂、发生肢体冲突或不听劝阻的缠访、闹访等过激行为，故朱××没有实施过法律规定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永定公安分局认为朱××在十九大召开前夕携带上访材料到达北京火车站，即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对此本院认为，朱××有意在国家重要会议期间以治病为由携带上访材料赴京，可能会对北京的安保工作造成不良影响，但朱××经劝阻后即同意返回张家界，既无过激行为，也未造成危害后果。法律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对虽有可能发生但并未实际发生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且朱××此前及本次赴京，均未受到当地公安机关的教育、训诫，其在本次处罚前也未因上访被行政处罚过。故永定公安分局在朱××未实际实施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的情况下，即以朱××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为由，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顶格处罚，事实依据不足，应予以撤销。
摘要2：
- 日期： 03-18 21: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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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关于保险条款中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作为除外责任含义的批复（保监复〔１９９９〕１６８号 １９９９年９月６日）
【摘要】
一、根据合同法“意思自治”的原则，保险条款中的约定与法律、法规中的授权性规范或任意性规范虽有不同或重叠，但不抵触的，约定有效，对保险合同当事人有约束力。
二、由于各个险种的条款，尤其是产、寿险条款之间将违法犯罪行为列为除外责任的意义有很大不同，因此，对于违法行为、违法犯罪行为、犯罪行为或故意犯罪行为在除外责任条款中的含义，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结合各个条款的具体内容，作符合逻辑的、公平的解释，不能一概而论。
三、在保险条款中，如将一般违法行为作为除外责任，应当采用列举方式，如酒后驾车、无证驾驶等；如采用“违法犯罪行为”的表述方式，应理解为仅指故意犯罪行为。
四、对于犯罪行为，如果当事人尚生存，则应依据法院的判决来决定是否构成犯罪；如果当事人已经死亡，无法对其进行审判，则应理解为事实上明显已构成犯罪行为。
五、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犯罪行为或故意犯罪行为构成除外责任或责任免除，除保险合同有明确的约定外，应理解为被保险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与保险事故的发生应具有因果关系。
摘要2：
- 日期： 03-24 21:0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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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被保险人的陈述自相矛盾，又不能提供病历、医疗费发票等证据证明其伤情严重程度的，不能认定在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保险公司可以依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免责——冯××认可人保南京公司就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则保险合同第六条第（六）款约定的驾驶员有义务在发生事故后依法采取措施，对被保险人具有约束力，冯××应依约履行。．．．．．．围绕本案争议焦点，1、关于陈某是否“依法”采取措施的问题。……综上，本院认为陈某具备当即报警条件而未立即报警，应认定其未依法采取措施。2、关于驾驶员陈某是否存在“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的问题。本院认为，人保南京公司以驾驶员“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作为免责事由之一。“逃离事故现场”与“离开事故现场”虽在词义上有所不同，但其状态和结果均是驾驶员不在事故现场，致使出警人员对驾驶员驾驶状态和资质无从查证，故该条款需要结合生活经验和设立目的予以解释。按照前述交通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事故后驾驶员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保护现场，只有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撤离现场。如事故中出现人员伤亡需要及时医疗救治等，离开现场则具有了合理性和必要性。因生命权高于财产权，保险公司不应在危及生命的情形下苛求驾驶员不得离开现场。但驾驶员作为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饮酒、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因素，均是确定其是否承担驾驶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确定是否赔偿损失的依据。若允许驾驶员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在目前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的现状下易诱发道德风险，亦违反保险法中最大诚信原则。因此，轻微伤或者身体不适不能作为驾驶员离开现场的理由。据此，本院认为应根据受伤情况的程度来判断驾驶员离开现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本案中，驾驶员陈某称其因受伤急于诊治而离开现场，但无法提供相关急诊病历证明其受伤程度及医生诊疗经过。根据本院调取的检查申请单及冯××提交的江苏省人民医院20元“中清创”收据，且陈某系在现场等待父母及朋友到达后才离开，表明陈某仅受轻微伤，其离开事故现场没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此外，作为商业性质的车辆损失保险，在出现驾驶员发生事故后弃车离开现场的情况时，保障保险人援引上述免责条款行使赔付抗辩权，不仅有利于当事人慎重缔约、履约，更有利于鼓励驾驶员在发生事故后履行法定义务和践行违法行为自负的理念。
摘要2：（续）综上，案涉被保险车辆虽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但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属于保险合同第六条第（六）款约定的免责情形，人保南京公司据此要求免除赔偿责任，应予支持。
【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审三商申字第00068号
- 日期： 03-31 15: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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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追缴特定时段社会保险费的时效限制
【裁判要旨】追缴社会保险费不是行政处罚，不能适用行政处罚法，但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状况，追缴社会保险费应当受时效限制。特定时段社会保险费的追缴时效应当从用人单位开始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时起算，2年内未被发现或投诉、举报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
【案号】一审：（2012）中区行初字第65号；二审：(2013)渝五中法行终字第10号
【摘要】《社会保险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2011年7月1日后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处理，按照社会保险法和此规定执行；对2011年7月1日前发生的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按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故本案的法律适用应当沿用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相关法规的规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前款规定的期限，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原告保安公司此前没有为高××等17名第三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但自2007年8月起，原告保安公司已经开始为其陆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应当以原告保安公司开始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之日作为上述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高××等17名第三人先后于2010年10月至12月间提起投诉，已超过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进行查处的时效。被告渝中区社保局对超过查处时效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并作出稽核补征计划通知单，属于适用法规不当，依法应予撤销。
摘要2：
- 日期： 04-13 15:1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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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一般而言，责令限期拆除通知行为属于程序性告知行为，不是对违法行为的最终处理，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亦不属于可诉讼或可复议的行政行为。但是在没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后续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实施强制拆除，进而导致该通知行为被最终行为吸收、覆盖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后即刻直接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则该通知行为实际已成为强制拆除行为的依据，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应赋予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的法定救济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第六条第（十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十一）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机关在查处违法建设过程中以书面通知的形式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该通知行为不仅包括将涉案构筑物认定为违法建筑的定性行为，也给行政相对人直接设定了限期自行拆除的义务，具有特定的内容。一般而言，责令限期拆除通知行为属于程序性告知行为，不是对违法行为的最终处理，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亦不属于可诉讼或可复议的行政行为。但是在没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后续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实施强制拆除，进而导致该通知行为被最终行为吸收、覆盖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后即刻直接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则该通知行为实际已成为强制拆除行为的依据，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应赋予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的法定救济权利。本案中，海珠区城管局作出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认定张××存在违法建设，并设定张××应当限期履行的义务，且尚未作出后续处理决定就直接依据该通知强制拆除涉案围栏，故该通知行为已对张××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根据上述规定张文琼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属于复议受案范围。海珠区政府认为上述《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未对该通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就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驳回张××的复议申请，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应予撤销。
摘要2：
- 日期： 05-07 06:4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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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2008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07）行监字第184-1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认为：我国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使用”，应该是在商业活动中对商标进行公开、真实、合法的使用。从商标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来看，判断商标使用行为合法与否的法律依据，并不限于商标法及其配套法规。对于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商标使用行为，如果认定其法律效力，则可能鼓励、纵容违法行为，与商标法有关商标使用行为规定的本意不符。
摘要2：
摘要1：解读：土地管理部门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前作出的拍卖公告等相关拍卖行为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
【解析】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公告行为可诉性。
摘要2：【注解】行政强制执行中委托拍卖行为以及与执行关联的公告、拍卖、确认等应当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理解与适用】行政机关委托拍卖人拍卖当事人的财产，可能会因行政决定错误、拍卖标的错误、拍卖程序违法等多种情形，侵犯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委托拍卖行为可能侵犯当事人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就应当给予当事人或者案外人以救济的权利。参照2009年12月23日2009]行他字第5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土地管理部门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前的拍卖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拍卖公告等行为性质的答复》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过程中的拍卖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并可诉的规定，与该批复类似情况的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委托拍卖行为以及与执行关联的公告、拍卖、确认等也应当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或者案外人对该委托拍卖行为不服，应当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拍卖人的行为均属于受行政机关委托实施的行为，当然该诉讼的被告就应当是委托人——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行政机关,拍卖人则应当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活动。因拍卖人的违法行为造成当事人或者案外人损失的，委托的行政机关应当先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赔偿之后可以向拍卖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强制法研究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行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255页。
- 日期： 05-20 15:1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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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履职文件外化为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效果影响的行为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关于要求撤销“3号《通知》”是否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虽然“3号《通知》”发文的对象是所辖的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未直接针对包括被上诉人养猪场在内的54家生猪养殖场，从发送范围上看“3号《通知》”是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督促履责行为，且目前上诉人及其下属的职能部门也未对被上诉人养猪场作出强制拆除的具体行政行为。但是，“3号《通知》”内容中针对位于禁养区内的生猪养殖场明确了自行拆除和强制拆除的时间，要求职能部门制定拆除方案、测量拆除面积、签订拆除协议、做好拆除前公示、进行现场核查，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养殖场立案查处，并在“附件名单”中列明包括被上诉人凯旋养猪合作社在内的具体对象，后乡政府工作人员又将“3号《通知》”的相关内容告知了被上诉人。因此，该“3号《通知》”已经超出内部督促履责行为的范畴，外化为能够对被上诉人养猪场产生法律效果影响的行政行为，与被上诉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摘要2：
- 日期： 05-23 19:1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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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行政层级监督行为的可诉性
【裁判摘要】起诉人民政府不履行层级监督职责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行为的监督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三十条虽然规定了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监督，也有权对下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在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违法行为责令改正，但此种职权系基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层级监督关系而形成。上级人民政府不改变或者不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及下级人民政府决定、命令的，一般并不直接设定当事人新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可以通过直接起诉所属工作部门或者下级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来维护合法权益。在存在更为有效便捷的救济方式的情况下，当事人坚持起诉人民政府不履行层级监督职责，不具有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也不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且易于形成诉累。因此，济南市政府是否受理当事人的反映、是否启动层级监督程序、是否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及下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等，不属司法监督范畴。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崔××起诉和上诉，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 日期： 05-25 15:4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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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公权力行为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２）城管为实现执法目的殴打被管理对象不属于公安机关治安管理范围——关于王某1执行公务的行为是否应受到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的问题。王某1在执行公务时实施的行为，目的是为了保障单位的执法任务的实现，从本案来说，即是要求马某1驾车驶离，从视频资料来看，王某1行为的目的并未超出其执行职务的合理范畴，没有限制马某1人身自由的目的，其执法程序是否合法、身份是否适格、行为是否适当等涉及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均应由其单位作为责任主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接受司法审查并作为责任主体来接受评价，而不应由个人作为责任主体承担相应后果。行政执法机关因社会管理需要，在行使公权力的同时，也受到诸多程序上及实体上的规范，其对于行政相对人的执法行为，并不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也不是公安机关治安管理的对象，王某1的行为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公民日常行为进行规范，对轻微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置，而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因执法行为的强制性，常见与相对人的轻微肢体摩擦行为，相对人通过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起诉讼及行政赔偿请求，完全可以保障权利，而公安机关无需通过治安管理行为对此行为重复评判。
摘要2：
- 日期： 05-28 07: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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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并不因举报行为而当然享有原告主体资格，还必须受到原告主体资格的限制（即利害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刘××等三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举报权是我国法律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普遍享有的向有关行政机关举报违法行为的权利，但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并不因举报行为而当然享有原告主体资格，还必须受到原告主体资格的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提起诉讼。对于“利害关系”的理解，应当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不能简单理解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联系的当事人都是利害关系人，特别针对当事人投诉举报则必须基于保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刘××等三人自述其举报是基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诉行政不作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依法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二审以刘××等三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5-29 13:5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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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证券交易所作为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有权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实施包括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等监管行为，故证券交易所具有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属于行政案件的适格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证券交易所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其会员、上市公司及其他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情况；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由证券交易所处罚，或者按照证券交易所章程、业务规则、上市协议等证券交易所可以处罚的，证券交易所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并报证监会备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由证监会处罚的，证券交易所可以向证监会提出处罚建议。证监会可以要求证券交易所对其会员、上市公司进行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管辖与受理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的有关规定，指定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分别管辖以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为被告或第三人的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有关的第一审民事和行政案件。”第二条规定：“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包括：（一）证券交易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上市和交易活动作出处理决定引发的诉讼；（二）证券交易所根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依法授权、对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上市和交易活动作出处理决定引发的诉讼；……”。根据上述规定，证券交易所作为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有权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实施包括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等监管行为，故证券交易所具有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属于行政案件的适格被告。
摘要2：【裁判摘要2】一定期限内券商申报买入相关股票的顺序及数量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郑×所申请的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郑×申请公开一定期限内券商申报买入相关股票的顺序及数量信息，因该类信息属日常证券交易活动中形成的信息，并非证券交易所在履行监管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故不属上述条例所指的政府信息。
- 日期： 05-29 14: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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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证券交易所作为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有权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实施包括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等监管行为，故证券交易所具有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属于行政案件的适格被告。
摘要2：【注解】证券交易所属于行政案件适格被告。
- 日期： 05-30 17:2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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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对于这两种途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行选择，赔偿请求人先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表明其没有选择向行政机关直接提出赔偿请求的途径，而是选择由人民法院解决其行政赔偿问题。对于这种特殊请求如何处理，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赔偿请求人再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方可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实际上剥夺了赔偿请求人在赔偿程序上的选择权，增加了赔偿程序的复杂性，不利于畅通赔偿渠道。据此，如果行政行为已经行政诉讼确认违法，赔偿请求人无需再要求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进行确认，可直接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这也体现了司法最终原则。本案中，涧西区政府强制拆除梁××居住房屋的行为已经另案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梁××可直接以涧西区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无需再先行向涧西区政府提出赔偿请求。一、二审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２）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３）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摘要2：【注解】（１）行政诉讼法只规定原告对受损事实提供证据；（２）排除了行政赔偿案件中其他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侵权主体是行政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存在；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违法行为与权益受损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
摘要1：【裁判要旨】现实生活中“闯红灯”等瞬时交通违法行为大量存在，此类案件在审判实务中最大的争议就是交警现场目击判断的证据效力。从法律规范的意旨和交警从事道路交通管理的实际来看,交警在处理现场的目击判断证明应具有证据效力。除非相对人能提出更有力的证据将之推翻,法院应该尊重交警对交通违法事实的认定权。另外，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看，社会公共秩序利益优于财产权等个人利益。因此，法院的裁判应倾向于维护交警对交通违法事实的现场认定权。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点】
1.违法行为人的同一行为既违反行政法应受行政处罚，又触犯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时不应因案件移送而撤销已经作出的行政处罚。对刑事判决未涉及的行政处罚事项，行政机关在刑事判决生效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违法行为人在刑事判决中未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责令其依法履行修复义务，若违法行为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时应组织代为履行。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未履行法定生态修复监督管理职责，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人请求其依法履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特殊功能区生态环境被破坏，原则上应当原地修复。修复义务人或者代履行人主张异地修复，但不能证明原地修复已不可能或者没有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