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2民终5303号
【裁判摘要】隆晖公司以陈××与骏灏盛公司构成财产混同并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由，请求判决陈××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认定股东个人与公司的财产混同必须有充分的证据。从本案证据来看，骏灏盛公司不仅通过陈××的个人银行账户收付款项，也通过廖××等个人账户收付款项。因此，判断陈××与骏灏盛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并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事实，应当对骏灏盛公司的账目进行整体审查才能得出结论。鉴于陈××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争议与本案讼争的买卖合同关系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在前者争议较大的情况下不宜合并审理，故本院对隆晖公司基于公司法向陈××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审查。当事人如有争议，可另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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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苏0506民初1522号
【裁判摘要】股东以“过桥借款”出资应认定为抽逃出资——波杰公司于2011年9月21日作出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但该公司于2011年9月22日收到增资款250万元后，又于同日被转出，从增资款的流转过程及均由案外人程××一人操作的事实看，该250万元增资款应系向他人的“过桥借款”，股东以“过桥借款”出资应认定为抽逃出资。沈××１、沈××２辩解公司增资完全由吴××一人操作，其事后才知增资事宜，但二人作为波杰公司股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同时又在波杰公司任职，对所签署的增资文件应有明确认知，在明知波杰公司增资的前提下，未向波杰公司履行各自的增资义务，反而交由吴××办理增资事宜，沈××１、沈××２对实际控制人吴××以“过桥借款”出资的行为采取放任、默许的主观态度，与吴××构成抽逃出资的共谋，故沈××１、沈××２应各自向波杰公司返还抽逃的增资款并对其他股东的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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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282民初338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杜×１在艾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到位后将资金转到其个人账户，杜×于本案诉讼中未能明确该资金用作公司经营的合理用途，应认定为系抽逃出资行为。同时认为，杜×２作为艾提公司小股东，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杜×２有抽逃出资和协助抽逃出资的行为，对于齐峰公司要求杜×２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杜×１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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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43号
【裁判摘要1】变更连带责任主体是否超出二审范围？——南通晟凯公司一审起诉第三至五项请求为，判令贵州锦江公司支付违约金；赔偿直接损失；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二审上诉请求为改判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直接损失，贵州锦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从形式上看，上诉请求变更了债务性质及债务人的主从关系，超出一审诉讼请求。但是考虑到如下因素，本院认为南通晟凯公司的上诉请求属于二审审理的范围：第一，关于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是否对贵州锦江公司签订股权转让的行为进行了授权与追认，各方当事人争议很大。一审庭审中，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的表态有一定的模糊性，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南通晟凯公司关于案涉债务性质及债务人顺序的判断。第二，一审庭审后，贵州锦江公司、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补充提交了《贵州铜仁锦江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作为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已进行授权的证据。南通晟凯公司根据该决议调整诉请并提交了书面申请，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包含上诉请求。虽然南通晟凯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是在贵州锦江公司、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补充提交股东会决议近一年之后，但毕竟在一审判决作出之日的4个月之前。一审判决采信《贵州铜仁锦江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作出相应判决，却未准许南通晟凯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第三，南通晟凯公司起诉、上诉主张贵州锦江公司、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承担的是连带责任，变更诉讼请求未实质影响双方当事人的抗辩与责任的最终承担。
【裁判摘要2】投资人主张对方赔偿其因投资而对外借款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至于南通晟凯公司上诉请求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按照（2016）苏0682民初10562号民事判决赔偿南通晟凯公司因融资支付股权转让款产生的损失，本院认为，直接损失通常指资金占用利息，本案南通晟凯公司诉请的是因投资对外借款而产生的利息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范围。一审判决认定该损失属于南通晟凯公司商事自担风险行为所致是恰当的，南通晟凯公司此项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3】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都同意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以双方协议一致作为合同解除原因并无不当，且合同解除原因也未影响一审法院关于违约责任的判断与承担，南通晟凯公司的此项异议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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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4号
【裁判摘要１】执行标的动产尚未完成交付前执行标的的执行程序尚未终结，案外人可以提起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四条关于“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应当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的规定，绵竹农商行作为案外人对一审法院执行6691账户内的资金提出异议应当是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一审法院于2015年1月29日从6691账户扣划180万元至一审法院账户，并于2015年2月4日、7月9日分别通过银行转账向杨×分配执行款1299974元、672778元。而绵竹农商行系于2015年2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此时一审法院并未将执行款项全部分配给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绵竹农商行提出执行异议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绵竹农商行在其执行异议被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后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本案应当受理。一审判决查明绵竹农商行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执行异议的事实有误，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担保人与银行签订的协议约定担保人在银行开设账户的用途为担保且银行在特定情形下有权止付，即可认定该账户为专户且银行已实际占有和控制担保人的担保专户——欣融担保公司与绵竹信用社就融资担保曾于2O08年签订《合作协议》，2010年至2O12年连续三年签订《融资担保业务合作协议》，2012年11月22日签订《全面合作协议书》《融资性担保公司保证金监管协议》，一致约定双方将欣融担保公司在绵竹农商行开立的担保基金专户（即6691账户），为企业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双方成立书面质押合同。该担保系欣融担保公司为其履行连带保证责任提供的特定账户内的金钱质押担保，与其向绵竹农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不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金钱质押作为特殊的动产质押，还应符合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两个要件。首先，欣融担保公司在绵竹农商行开立的6691账户与《合作协议》约定的账号一致，绵竹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6691账户流水清单及向本院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可以证明欣融担保公司按照约定根据每次担保贷款额度的一定比例向6691账户缴存保证金，
摘要2：（续）该账户除存入和退还保证金外未作其他结算，符合金钱特定化的要求。该账户流水清单显示仅有一笔2010年6月23日存入的150000元为“叶××担保费”，绵竹农商行主张系欣融担保公司填写错误，应为保证金，且绵竹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1年6月29日的转账支票载明，6691账户向叶××转账150000元，用途为“退保证金”，也与叶××与绵竹农商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欣融担保公司就叶××的借款与绵竹农商行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相印证，本院对绵竹农商行的该主张予以采信。其次，6691账户开立在绵竹农商行，《合作协议》及之后的协议均约定欣融担保公司担保的借款人债务到期，借款人未在到期日依约清偿债务，欣融担保公司也未及时履行保证责任的，绵竹农商行有权直接扣收担保基金用于偿还借款人到期债务。《融资性担保公司保证金监管协议》还约定：对于欣融担保公司不符合本协议规定用途的支付行为，绵竹农商行有权止付，并向当地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门报告。上述约定及履行情况表明，绵竹农商行占有和控制了6691账户。据此，应当认定绵竹农商行和欣融担保公司已就6691账户内的资金设立质权。根据绵竹农商行向本院提交的欣融担保公司保证贷款欠款明细及相关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绵竹农商行对欣融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四笔贷款以诉讼方式主张权利的欠款余额远超180万元，欣融担保公司存在不及时履行债务的情形，绵竹农商行对6691账户内的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足以排除杨×因一般债权对该账户申请的强制执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165号
【裁判摘要】关于刘××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问题。周××与郑×之间的金钱债权，系刘××与郑×的婚烟关系解除后发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之规定可知，上述涉案债务应属于郑×的个人债务。本案中，在诉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之前，刘××享有的是将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是基于2012年其与郑×合法有效的《离婚协议书》产生，且该《离婚协议书》已在相关民政部门登记备案。而周××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2014年与郑×之间的债务产生，故刘××的请求权不仅早于而且优于周××的请求权。同时，从两种请求权的性质和内容来看，刘××享有的是针对案涉房产要求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而周××享有的是针对郑×的一般金钱债权，该金钱债权并非基于对案涉房产公示的信赖而产生。具体而言，郑×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时，周××并非基于郑×名下登记有案涉房产而同意其为借款人提供保证。因此，周××的金钱债权请求权与刘××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请求权比较，在性质和内容上亦不具有优先性。故原判决在审理中参照相关案件精神，综合考量上述因素等，支持刘××关于停止对案涉房产强制执行的请求，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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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当背靠背条款约定的前提条件因合同履行发生变更而不可能履行时承包人不能以背靠背条款的条件未成就为由拒绝向发包人结算工程款——关于“背靠背条款”的认定问题。首先，案涉金塔万晟公司与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于2012年12月签订的《总承包合同》约定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总承包甘肃金塔万晟光电100MW光伏电站工程。还约定暂定合同总价为101000万元，其中：承包商负责的前期工作等费用按固定总价为2000万元……最终价格根据业主方和承包商共同协商后与其他分包方签署的建筑、安装、设备及材料、调试及试验的实际合同价格并签订本合同的补充协议为准。从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与甘肃安装公司签订的《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土建施工合同》《电气一次、二次和系统二次安装施工合同》三份合同的内容看，只有《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有由业主方金塔万晟公司全部支付工程款后，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再向甘肃安装公司支付工程款的约定。在案涉各方均已确认甘肃安装公司完成了57.6MW安装的情形下，鉴于支付7500万元的前提条件，即完成100MW光伏电站工程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各方当事人均未对这一变化及时达成相关付款协议。一审法院认定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在支付工程款时，并未列明已给付的7300万元所指向的具体款项。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应当依据《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土建施工合同》《电气一次、二次和系统二次安装施工合同》三份合同的约定，向甘肃安装公司支付所欠35866674.74元工程款并无不当。故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认定背靠背支付条款不再具备履行条件有误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从合同约定看，《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确实有业主方全部支付工程款后再向甘肃安装公司支付工程款的约定，但一审法院认为，该约定因合同履行发生变更已不可能履行，理由如下：1.案涉项目为100MW，甘肃安装公司根据业主要求完成了其中57.6MW的安装，未完工程已由业主自行完成，未完工程量在本案诉讼中进行了核减，该条款约定的“支付所有总承包款7500万元”的前提不能实现；2.金塔万晟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已被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申请破产，案涉工程款尚未被申报债权，金塔万晟公司不可能在本案处理中支付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工程款，合同约定的前提条件不能实现。另，双方签订了三份案涉施工合同，
摘要2：（续）只有《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约定需业主支付承包款的前提条件。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在付款时，并没有区分已付款项支付的是哪一份合同工程款，剩余工程欠款支付也不能全部根据《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的约定确定支付条件。现案涉工程已交付使用，且已过保修期，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应当按照合同“验收款、质保金”的约定条款支付工程款。
【裁判摘要３】本案是否存在非法转包情形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本条例所指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他人承包的行为。”本案中，金塔万晟公司于2013年9月20日向甘肃安装公司发出《通知》（金万电字[2013]第85号）载明：“……我公司决定对你承包合同的内容进行划片，并由我公司遴选出以下施工队伍参与该工程建设施工……我公司承诺，凡由我公司指定的施工队伍参与的施工任务，施工质量与安全由我公司监管并负责，与贵公司无连带责任”。上述内容并不能表明案涉工程被转包的事实，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以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本案工程是否存在非法转包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本条例所指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他人承包的行为。”本案中，金塔万晟公司于2013年9月20日向甘肃安装公司发出《通知》(金万电字［2013］第85号)载明：“......我公司决定对你承包合同的内容进行划片，并由我公司遴选出以下施工队伍参与该工程建设施工......我公司承诺，凡由我公司指定的施工队伍参与的施工任务，施工质量与安全由我公司监管并负责，与贵公司无连带责任”。从《通知》的内容看，仅说明金塔万晟公司作为业主要求甘肃安装公司在承包工程范围内，由金昌金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作为施工队伍参与案涉工程施工，但工程是否存在被转包或肢解后分包的事实并不能仅由此确定。甘肃安装公司承认案涉工程由不同的劳务施工队施工，但不认可其转包或违法分包的事实，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亦未能提交转包或分包的其他证据证实。原审对案涉工程是否转包的事实认定及举证责任分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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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原告两次起诉依据的合同违约条款不同仍属于重复起诉——信文资产公司两次起诉依据的合同违约条款不同，但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该起诉亦属于重复诉讼。首先，本案起诉的当事人相同。当事人相同，不受当事人在前诉与后诉中的诉讼地位的影响，即使前后诉原告和被告地位完全相反，仍然应当认定当事人为同一。其次，本案的诉讼对象具有同一性。诉讼对象又称诉讼标的或诉讼物，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审理和判断的对象。我国民事诉讼法是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出发来界定诉讼标的的，诉讼标的乃是原告在诉讼上所为一定具体实体法之权利主张。原告起诉时，在诉状中必须具体表明其所主张之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将诉讼标的认定为当事人在实体法上权利义务或者法律关系，法院审理范围十分明确，诉讼程序秩序稳定，当事人攻击防御目标集中。诉讼请求是建立在诉讼标的基础上的具体声明，具体的请求内容对于诉讼中识别诉讼标的及厘清其范围具有实际意义。因此，《民事诉讼法解释》将诉讼请求的同一性也作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判断标准。信文资产公司此次起诉与前次起诉请求权基础相同，均为违反合同约定之违约诉讼，诉讼请求标的和内容均为一致，本案的起诉只是依据的违约条款与前诉有所不同，但其请求权基础和诉讼请求在前诉和后诉中是完全相同的。再次，本案起诉的事实依据在前诉判决时已经存在。信文资产公司在本诉中认为，其提起本次违约诉讼与前诉所依据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的条款不同，依据的事实是不同的。本案所涉是信文资产公司基于《委托贷款委托合同》15.2条的约定而提起的诉讼，该条款的内容系被申请人恒丰银行乐清支行应办理贷款担保事项，其所依据的事实是恒丰银行乐清支行未依约办理应收账款和股权质押的合同约定。《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第6条约定，恒丰银行乐清支行应当协助信文资产公司监督贷款的使用并协助信文资产公司收回贷款。第15条约定，借款合同的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恒丰银行乐清支行根据信文资产公司的书面通知，与信文资产公司指定的担保人签订有关担保合同，作为本合同项下债权的担保、抵质押的，须到登记机关办理抵质押登记手续，并对有关抵质押他项权利凭证进行保管。1151号判决中信文资产公司提供的证据和判决认定的事实表明，信文资产公司提出的事实已经包含了“恒丰银行乐清支行是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办理应收账款和股权质押的合同约定”等内容，
摘要2：（续）1151号判决对《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履行的事实进行了实体审理。最后，信文资产公司本次起诉的诉讼请求的实际内容，也是意在通过本诉来否定前诉1151号判决的裁判结果，因此本案无论从诉讼请求还是诉讼事实看，信文资产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与1151号判决系基于同一事实和相同诉讼请求，其提起的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诉讼。对1151号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有异议，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注解】（１）原告两次起诉依据的合同违约条款不同仍属于重复起诉；（２）当事人相同：不受当事人在前诉与后诉中的诉讼地位的影响，即使前后诉原告和被告地位完全相反仍然应当认定当事人为同一；（３）诉讼对象具有同一性：诉讼对象又称诉讼标的或诉讼物，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审理和判断的对象，《民事诉讼法解释》将诉讼请求的同一性也作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判断标准。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人公司《审计报告》所附财务报表仅为发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财务报表附注等资料，不包括年度财务会计资料，该《审计报告》依据的财务资料的真实性存疑不予予采信；（２）一人公司经营过程这个适用股东个人账户收取公司往来款项，股东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到公司往来款项后将该款项转付给公司，应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一个自然人或一个法人，在缺乏股东相互制约的情况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容易利用控制公司的便利，混淆公司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将公司财产充作私用，同时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规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在此情况下，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降低交易风险，公司法通过年度法定审计和公司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来加重公司和股东义务，加强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规制。本案中，首先，明兴发公司于2017年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则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进行审计形成年度报告。现明兴发公司未依法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足以令人对明兴发公司股东韵××的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明兴发公司财产形成合理怀疑。其次，明兴发公司股东韵××提交山西财信会计师事务所晋财信财审[2019]0103号《审计报告》，用以证明公司财产与韵建明个人财产相互独立。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说明称该报告系对明兴发公司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财务进行审计，但《审计报告》所附财务报表仅为明兴发公司2018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利润表及财务报表附注等资料，不包括2017年度财务会计资料。该审计报告不能反映明兴发公司2017年度财务状况。且在一审中一审法院要求韵××提交明兴发公司财务账册，韵××未予提交，该《审计报告》依据的财务资料的真实性存疑，故一审法院未予采信该《审计报告》并无不当。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明兴发公司在对外经营过程中，有使用韵××个人账户收取公司往来款项的情形，与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应当通过公司账户结算的会计准则相悖，且韵××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到明兴发公
摘要2：（续）司往来款项后，将该款项转付给明兴发公司。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明兴发公司财产独立于韵××个人财产，应当由韵建明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902号
【注解】如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存在未依法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的情况，则其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足以令人对其股东的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公司财产形成合理怀疑。
摘要1：【裁判摘要】一人公司股东能够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即完成了举证义务，股东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反之，股东如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则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宜昌嘉英公司为一人公司，湖北宜化公司作为宜昌嘉英公司的股东，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宜昌嘉英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即完成了相应的举证义务，湖北宜化公司不应当对宜昌嘉英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特变电工公司在执行程序中要求追加湖北宜化公司为被执行人，连带清偿宜昌嘉英公司对其债务，缺乏依据，原审法院判决不追加湖北宜化公司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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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一审法院依据《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十七条追加被执行人是否正确的问题。该规定第十七条仅规定了瑕疵出资股东在申请人的申请下如何承担责任，并没有规定瑕疵出资股东转让股权之后的责任承担问题，解决瑕疵出资股东转让股权后的责任承担问题应当适用《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即“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二审予以纠正并无不当。关于彭×于再审申请中提出，富鼎公司在受让股权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中环投资公司对中环鑫泰公司未履行足额出资义务，并应承担相应责任。经审查，一审法院依彭×申请调取的《甘肃中环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资产清查审计报告》仅能证明中环投资公司瑕疵出资的事实，无法证明富鼎公司在受让股权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中环投资公司的出资存在瑕疵，除此以外，彭×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彭×的该项再审理由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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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公司撤销虚假增资后未实际增资股东不能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是关于变更、追加瑕疵出资股东、出资人、发起人为被执行人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可以追加为被执行人的主体应是瑕疵出资的股东、出资人、发起人。本案中，杨××虽然在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上签章，但未实际履行公司股东的义务，亦未实际享有公司股东的权利。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于2018年4月18日撤销核准的益尔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2018年5月23日益尔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杨××没有因该行为成为益尔公司的股东。二审判决对帝博公司追加杨××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杨××在帮助益尔公司虚假增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因此应对益尔公司的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不是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查范围。二审判决已经明确释明对于杨××帮助益尔公司虚假增资的行为，其是否应当向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帝博公司可以通过另诉解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专门违约金不予支持——关于包商银行巴市分行要求双河羊绒公司、海天房地产公司、杨永光、温红梅、杨永亮、代玉英分别支付保证担保违约金230万元的问题。对此，后者抗辩主张不应该承担包商银行巴市分行请求的违约金。双河羊绒公司和杨××１、代××及杨××２、温××分别与包商银行巴市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均约定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在违约责任中也均约定保证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应向债权人支付主合同项下本金的10%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债权人造成的全部损失。如前所述，借款人金天阳公司未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如期偿还包商银行巴市分行借款本金及利息，已构成违约，金天阳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罚息、复利及违约金，双河羊绒公司、海天房地产公司、杨××１、代××及杨××２、温××作为抵押人或保证人，应当在其抵押、担保范围内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且《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从合同，其约定的抵押人、保证人承担的责任不应超过主债务人，因此，对于包商银行巴市分行要求双河羊绒公司、海天房地产公司作为抵押人分别承担230万元违约金及双河羊绒公司、杨××１、代××及杨××２、温××作为保证人各承担230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无权向其他未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追偿
【裁判要旨】同一债务设立多个保证人，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任何一个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只能向债务人进行追偿，无权向其他未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追偿。但保证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可以相互追偿的除外。
【裁判摘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理，《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有关担保人之间可以相互追偿的规定因与《物权法》产生冲突不再适用；但各方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关于担保人之间是否能够相互追偿的问题，我国法律规定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199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该条文对两人以上保证（即相同性质的共同担保）作出释义，即在无约定之情形下，赋予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享有对债务人的追偿权以及要求其他保证人承担相应份额的权利。2000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对此，最高院又赋予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享有选择追偿债务人或其他担保人的权利。2007年出台生效的《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可以看出，《物权法》赋予了混合担保中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权利，
摘要2：（续）至于担保人能否向其他担保责任人追偿问题，《物权法》并未作明确规定，而对于相同性质的担保人之间的相互追偿问题，《物权法》其实并未做出规定。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理，《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有关担保人之间可以相互追偿的规定因与《物权法》产生冲突，故不再适用。但，各方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故本案中，华商公司在承担担保义务后，仅能向债务人追偿，而无权向其他担保方追偿。理由如下：第一，从理论上讲，各反担保人之间无合同关系，要求其为债务人提供担保外，另为其他担保人亦提供担保，不符合法理。本案中，华商公司、赵恒、徐喆等各方反担保人分别出具反担保协议及承诺函，各协议独立，并无各反担保方之间可相互追偿的相关约定，故华商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其他担保方追偿缺乏合同依据及理论基础；第二，违反诉讼经济原则。债务人是最终偿债义务人。在存在多个担保方时，如允许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后可相互追偿，可能导致多个相互追偿的诉讼程序发生，最终亦导致更多向债务人的追偿的诉讼。故从诉讼经济原则考虑，不应允许担保人之间享有追偿权；第三，如上所述，若有多个追偿权案件发生，在存在多个担保方，特别是在保证与担保物权并存的情况下，在确定追偿份额上缺乏可操作性；第四，基于公平原则考虑。各担保方在设立担保时，对于承担担保责任后只能向债务人进行追偿的规定明确、具体。若允许各担保方在没有约定相互追偿的情况可以相互追偿，则降低了担保人在设立担保方可以预见的风险。综上，华商公司已经履行担保义务，其可向债务人安迈公司求偿，但其不享有对包括赵×、徐×在内的其他反担保方的追偿权，故其要求向赵×、徐×追偿的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民法典实施后担保人仍然可以在法院生效判决主文中直接明确担保人追偿权并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实现担保人追偿权。
【注释１】（1）《担保法解释》第４２条只是规定判决书主文中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无须另行诉讼，未规定抵押担保人履行担保债务后行使追偿权的方式；（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决书主文已经判明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担保人追偿，该追偿权是否须另行诉讼问题请示的答复》明确担保人（包括保证、抵押和质押等）可以适用《担保法解释》第42条规定行使追偿权。
【注释２】生效法律文件已经载明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主债务行使追偿权——（１）担保人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无须另行提起追偿权诉讼，可以持原执行依据和履行凭证等证明材料直接向有管辖权法院申请执行主债务人（但追偿权范围限于担保责任范围内）；（２）执行法院立案后应当作出主债务人偿还的追偿裁定作为执行依据（不允许上诉但可复议一次）。
【注释３】生效法律文书载明追偿权可以直接申请执行在于追偿权本质是一种代位请求权（原债权人退出债权，担保人取得债权人地位），执行依据载明的追偿权转化为具有可执行性。
摘要2：【注解】生效法律文书仅确定连带责任人之间享有追偿权但未明确各连带责任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承担清偿责任后的连带责任人不能直接申请执行其他连带责任而应当另行诉讼取得执行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监240号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２５条之规定——（１）仅依据独立担保合同有关担保独立性的约定，尚不足以认定有关担保独立性的约定无效后担保人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推定为一般保证责任）；（２）独立担保合同中含有“无条件承担保证责任”等类似内容，有关担保独立性约定被认定无效后，主合同和担保合同有效时，担保人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摘要2：【注解１】《九民会议纪要》第５４条规定“此时，如果主合同有效，则担保合同有效，担保人与主债务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已被《民法典》保证方式的推定之规定修改。
【注解２】《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２条第１款未规定独立担保合同有关担保独立性的约定无效后，主合同有效且担保合同有效时，担保人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还是一般保证责任。
【注释】（１）独立担保的担保人放弃全部抗辩自然包括放弃先诉抗辩权，独立担保本身无效，但担保人放弃先诉抗辩权的行为应为有效——《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２５条第２款规定的“无条件承担巴保证责任”应当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２）非金融机构开立独立保函，独立性本身无效，但不影响债权人请求开立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摘要1：【裁判观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系典型财产保险合同，应适用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述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裁判摘要】在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的投保过程中存在两重关系｜（１）对内保险合同关系：申请保全人与保险人订立的责任险合同；（２）对外司法保全担保关系：保险人向法院出具具有司法保全担保性质的担保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保险人以其与申请保全人签订财产保全责任险合同的方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担保书。担保书应当载明，因申请财产保全错误，由保险人赔偿被保全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等内容，并附相关证据材料。即在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的投保过程中，除申请保全人与保险人订立的责任险合同之外，保险人还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具有司法保全担保性质的担保书。就本案而言，同时存在弘洁公司与人保南京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及人保南京公司向清河区法院出具的担保函两份法律文件。即案涉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合同的履行中，存在对内对外两重法律关系。对内，由保险合同规范弘洁公司与人保南京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该重法律关系对于双方权利义务的安排应当符合《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外，即由人保南京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以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担保函的形式向法院提供司法保全担保。担保函一经法院认可，即作为司法担保文件在司法保全的全过程中保持稳定的担保效力，不可被自由撤回或解除——这也体现在实践中该类担保函往往被要求明确注明“承担连带责任"或“不可撤销"。即便保险公司在提供保函时所依据的保险合同发生合同解除的情形，只要发生保全错误、保全申请人需要向被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时，作为担保函出具人的保险公司即应当不可抗辩的对被申请人的损失承担理赔责任。故担保函的不可撤销的稳定性系针对诉讼财产保全行为的被申请人的赔偿，而非被保险人。而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则仍依据《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案涉保险合同加以调整。如被保险人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或合同约定的相应义务的情形，保险人仍可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主张拒赔，
摘要2：（续）或是在承担了向诉讼财产保全行为的被申请人的先行赔偿义务后，向被保险人追偿。理顺上述诉讼保全责任保险的运行逻辑，即可看出诉讼保全责任保险旨在保证正常诉讼保全手段有效实施、充分保证判决执行的基础上，以保障被申请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所受损失能得到有效赔付为前提和目标，同时赋予保险人依据保险法或双方合同约定对作为被保险人的申请保全人拒赔的权利，从而防止申请保全人以保险公司的提供的保险合同兜底而滥用诉讼保全手段，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
【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苏民申9557号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５９条规定——（１）仓单质权设立三要素：背书＋签章＋交付。（２）仓单质押可以将登记作为公示方法。（３）出质人既以仓单出质又以仓储物设立担保：按照公示的先后确定清偿顺序；难以确定先后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４）一单多质清偿顺位：按照公示的先后确定清偿顺序；难以确定先后的，按照债权比例受偿。（５）单货同质、一单多质的连带责任：存在单货同质、一单多质情形，债权人举证证明其损失系由出质人与保管人的共同行为所致，有权请求出质人与保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未获得相应资质从事境外外汇保证金交易订立的合同因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七条“境内机构、境内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或者从事境外有价证券、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国家规定需要事先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备案的，应当在外汇登记前办理批准或者备案手续”，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境内个人从事外汇买卖等交易，应当通过依法取得相应业务资格的境内金融机构办理”等规定，该类型的交易应获得相应资质方能开展，否则双方为从事境外外汇保证金交易订立的合同因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东远公司明知自己无从事外汇保证金交易资质而接收邓××投资款项，邓××明知案涉交易系未经批准的外汇交易仍参与投资，同时也未对东远公司的资质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故双方当事人对无效民事法律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均有过错，应当根据过错程度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关于从事境外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委托投资理财合同无效，对邓××因此产生的损失按照双方的过错，确定东远公司承担60%的责任，邓××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１）虽非一人公司，但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股东如不能证实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亦应对公司相关债务承担连带责任；（２）公司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不能证实其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柳××应否对东远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二审查明，柳××账户除了向投资人收取投资款和返还收益之外，还有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东远公司及柳××虽称系公司授权柳××以个人账户收取客户款项以及开支公司相关费用，但结合该账户的使用情况，东远公司财产与柳××财产无法进行区分，则柳××与东远公司之间构成财产混同。柳××作为公司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不能证实其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应当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柳××对东远公司向邓××退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任何商事活动均存在经营风险，商事主体应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即进行相应的尽职调查。被申请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与杨××一方的尽职调查义务并不冲突，更不能相互取代。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卞××共同受让目标公司100%股权，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二审判决结合卞××持有多家海洋渔业公司的股权并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半年之前已作为案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沟通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以及本案股权转让款达4300万元等情况，认为被申请人关于杨××、卞××在讼争股权转让前已对海翔公司的资产情况包括渔船的建造情况进行了相应尽职调查的主张符合常理，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杨××主张被申请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故意告知虚假事实、故意隐瞒重大资产瑕疵和经营风险，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支持其主张；其以自己之前从未涉足海洋渔业方面的经营业务作为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因此，杨××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应当撤销的合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依据不足。
【裁判摘要２】杨××主张被申请人故意隐瞒目标公司重大资产瑕疵和经营风险构成欺诈，《股权转让协议》应当撤销即合同无效，同时又主张受让目标公司资产及农业补贴的真实目的不能实现，应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而合同解除以合同有效为前提，故其主张相互矛盾。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不同于目标公司的经营目标或者盈利目的能否实现。被申请人在本案中并未起诉解除合同，杨××、卞××亦未反诉解除合同，仅以存在应当合同解除的情形作为抗辩理由，故无论是否存在应当合同解除的情形，一、二审判决依法不能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解除合同。杨××关于二审判决不支持其合同解除不当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以4300万受让一家“空壳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与目标公司的经营目标或者盈利目的能否实现是否等同？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之五——股东认缴出资未届期，却允许公司公示其已经实缴出资，则应以公示的出资日作为判断股东对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应缴出资日
摘要2：【摘要】再审法院审理认为公示年报信息是企业的法定义务，各股东对于八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公示的实缴出资信息应当知晓而未依法提出异议，应当认定为其明知且认可年报信息。债权人对于公示信息形成的合理信赖依法应当予以保护，虽然八源公司股东新章程中约定的出资期限未届满，但兴艺公司主张应按八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实缴出资时间作为出资期限，依据充分。因此，张××、颜××、黄××各自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八源公司欠兴艺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各股东未缴出资的利息起算点，应按八源公司对外公示的股东实缴出资时间确定。颜××、黄××、任××明知张钜标未出资而受让其债权，应在各自受让股权占张钜标出让股权的比例范围内对张××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股东未届出资期限、未实缴出资，却放纵公司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已经实缴出资，判决股东以其同意公示的实缴出资日期，作为其应缴出资日期，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利息自公示的实缴出资日期起算。以此平衡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强化企业信用约束，维护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公信力，保护并促进交易。本案判决的重大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应以公示的出资日作为判断股东对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应缴出资日，二是彰显了公司登记的重大意义。
摘要1：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目录】概念（《保险法》第６５条第４款）；责任保险（《保险法》第６５条第１－３款）；被保险人连带责任部分保险责任（《保险法解释四》第１６条）；保险人不能以被保险人赔偿责任进入执行程序对抗第三者直接请求权（《保险法解释四》第１７条）；责任保险诉讼时效（《保险法解释四》第１８条）；责任保险中争议处理费用承担（《保险法》第６６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在保证期间最后一日向法院起诉，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未超过保证期间；但在起诉状副本送达保证人之前又撤回起诉不能视为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行使了权利——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应视为债权人有效行使权利。人民法院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债权人提起的诉讼予以立案受理，并向保证人送达起诉状副本的行为是具有公权力性质的司法行为，该立案受理以及送达起诉状副本的司法行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完成，并不影响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行使权利的判断。但是，如果债权人虽然在保证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该起诉不符合立案受理条件未被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或者虽然提起诉讼但在起诉状副本送达保证人之前又撤回起诉的，不能视为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行使了权利。本案中渊药业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期间为2019年3月22日至2021年3月22日，融资担保公司于保证期间最后一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状并交纳诉讼费用，已经作出了请求中渊药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且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未超过保证期间。中渊药业公司抗辩主张应以起诉状副本送达时间作为是否超过保证期间的判断依据于法无据。原审法院认为融资担保公司向保证人中渊药业公司主张权利超过保证期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虽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实际系合伙经营的个人合伙体，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应认定为个人合伙——企业的性质原则上应以工商登记的企业类型为准，但如果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注册登记的企业类型与实际的企业类型存在矛盾，则应以实际的企业类型为准。本案，百合广场的成立虽没有书面或者口头合伙协议，但林××、陈×、谢××、魏××、吴××在庭审中自认除了领取工资外，还在各年度《股东分红表》、《股东奖金表》上签字确认领取钱款。2013年7月5日，陈×、谢××、魏××、吴××等人在林××亲自书写的”终止经营协议：本超市经营亏损，要求终止经营，同意此决定的股东请签字”空白处签字。虽然林××辩称其起草《终止经营协议》系依蒋××指示所书写；陈×、谢××、魏××、吴××等人辩称其签字行为系作为百合广场部门负责人身份签署，但林××、陈×、谢××、魏××、吴××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理解其在《终止经营协议》处签字的意义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综合以上证据，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百合广场虽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实际系蒋××、陈×、陈××、李××、谢××、魏××、林××、吴××、曾××等人合伙经营的个人合伙体，共担风险，共负盈亏。故曾××、陈×、陈××、李××、谢××、魏××、吴××、林××的诉讼主体适格，各上诉人关于其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经审查，百合广场尚欠佳联公司货款233071.6元，并有《领款凭证》、《百合广场结算申请单》予以佐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百合广场应予以归还。由于本案债权人佳联公司系与百合广场交易，故原审法院判令先以百合广场财产清偿，不足清偿债务的部分，由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但各合伙人由于承担连带责任所清偿债务数额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数额时，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违法分包关系中总承包人对实际实际施工人不承担连带责任——首先，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本案中华鹏公司与章××之间工程承包合同和黄××与章××的《脚手架分项工程施工协议》无效。但根据黄××在2018年1月19日出具的《承诺书》，当事人已就工程量金额进行结算，且已按结算履行完毕。其次，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黄××与华鹏公司之间无合同关系，即使黄××要主张权利，也应向实际施工人即章××主张。再次，根据《承诺书》以及《协议书》、《人民调解协议书》，章××已将1，000，000元工程款抵作黄××应向死者王某家属支付的工程赔偿款并代黄××支付给了死者王某家属，即使黄××认为不应由黄××赔偿给死者家属，黄××也应行使追偿权，而不应主张工程款。
摘要2：
摘要1：解读：《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２９条第３款规定“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０３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当事人败诉的，应当共同负担诉讼费用。”——（１）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为各自负担诉讼费用，并非共同负担诉讼费用；（２）但承担连带责任的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则应当共同负担诉讼费用，而非各自负担诉讼费用。
摘要2：
摘要1：——担保人担保责任是否免责以及担保范围的认定
【裁判摘要】
案涉主债权虽被债权人作为信托财产委托信托公司管理，但信托公司只为名义上的债权人，委托人和受益人实质债权人的身份并未变更。案涉债权由信托公司管理，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9条规定的债权转让，债权人也无因此免除担保人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故担保人不能据此免责。
担保人向债权人出具承诺书，承诺债务人不能按期偿付债务则以其持有的相当于该笔债务到期未付本息的股票，代债务人偿付债务且当事人并未进行股权质押登记的，在担保人和债权人均确认《承诺函》中表述的担保方式是保证的情形下，应认定担保人系以其特定财产股权为限提供连带保证担保，而非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摘要2：【摘要】此外，《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三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当事人败诉的，应当共同负担诉讼费用”。根据该条规定和《承诺函》的表述，林××作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包括案涉诉讼费。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嘉励景盛公司、天津美林公司、广东林高公司、林××共同负担诉讼费用并无不当。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1年第11期（总第301期）第23-25页】
【裁判摘要】生效仲裁裁决或人民法院判决已经驳回当事人的部分请求，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又以相同的请求和理由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属于重复诉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生效仲裁或者法院判决已经驳回当事人以混同为由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的请求和理由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重复起诉——本案中，中铁物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已经在仲裁程序中以润和公司是××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简称轨道公司，2016年8月更名为中车山东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公司工作人员混同等为由，请求中车山东公司对润和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济南仲裁委作出(2016)济仲裁字第 0280号裁决书，认为从润和公司与轨道公司各自独立的法人性质看，润和公司虽系轨道公司独资设立，但两公司各自依法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独立对自己的民事行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和责任，中铁物公司以两公司工作人员混同等为由，要求轨道公司共同承担欠款及利息、律师费、仲裁费等责任，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裁决对中铁物公司的上述请求不予支持。该仲裁裁决作出后，中铁物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中铁物公司申请追加中车山东公司为被执行人，对润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中铁物公司的申请后，其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虽然中铁物公司提出其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所依据的法律关系、救济程序、法律条文与其在仲裁案件中所依据的均不相同，本案不属于重复审理，但本院认为其主张不能成立。第一，从执行异议之诉的设立目的来看，该诉讼类型是在经过执行异议审查后，为了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实现、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及第三人充分参与诉讼程序的权利而设立，当第三人与当事人间的纠纷已在其他仲裁或者诉讼程序中被实质性解决时，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即缺乏正当性。本案中，中铁物公司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中车山东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和理由与其在仲裁程序中提出的请求和理由具有一致性，其在仲裁庭已就上述请求作出裁决的情况下，仍然以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方式再次主张同样的请求，并在被驳回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具有正当性。第二，从仲裁程序的救济途径来看，在仲裁庭裁决驳回中铁物公司关于中车山东公司对润和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后，依据一裁终局规则，
摘要2：（续）除非该裁决被依法撤销，否则裁决结果具有法律效力，中铁物公司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中车山东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行为，其实质是对仲裁裁决结果不服并提出异议，这不符合仲裁程序的救济规则。第三，从或裁或审原则来看，尽管中铁物公司未在仲裁裁决作出后直接就同一纠纷提起诉讼，但由于其在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与仲裁程序中的请求相同，如果人民法院再次予以审理，实质上属于重复审理，违反了或裁或审原则。因此，中铁物公司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在本质上属于重复诉讼，本案应当驳回中铁物公司的起诉。但考虑到原审法院驳回了中铁物公司的诉讼请求，尽管在处理结果上与驳回起诉不同，但也未对当事人的权益及仲裁裁决的效力产生实质性影响，故为减轻当事人讼累，节约司法资源，本案可驳回中铁物公司的再审申请。
摘要1：【裁判摘要】合肥未来公司、中国移动大悟公司不应对深圳安芯公司所欠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深圳安芯公司、合肥未来公司、中国移动大悟公司为完成大悟县天网工程的施工，设立项目部，但是《大悟县天网工程中心机房改造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人是深圳安芯公司，不包括合肥未来公司、中国移动大悟公司，且合肥未来公司、中国移动大悟公司亦未在该合同上签字盖章，应当认为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深圳安芯公司、合肥未来公司、中国移动大悟公司与大悟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是《大悟县天网工程系统项目建设、运维服务和租赁合同书》。2013年8月20日，深圳安芯公司、合肥未来公司、中国移动大悟公司按照大悟天网工程项目招标要求，自愿组成联合体参与项目投标，深圳安芯公司、合肥未来公司、中国移动大悟公司自愿订立《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由中国移动大悟公司作为牵头方，其在招标文件中的所有承诺均代表了联合体各成员。联合体成员共同与大悟县公安局签订合同书，并就中标项目向大悟县公安局负连带责任和各自的法律责任。深圳安芯公司将大悟县天网工程中心机房改造项目发包给振源公司施工，与深圳安芯公司、合肥未来公司、中国移动大悟公司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约定与大悟县政府签订的天网工程总包合同无关，故振源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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