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摘要】行政审批在性质上为行政许可，而非行政确认，由此决定行政审批为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须经行政审批的场合，未经审批的合同为未生效合同，而非无效合同。未生效合同不能产生履行的效力，但并非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合同依法成立后，负有报批义务的一方应依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履行报批的义务，否则，即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此，无论从解释论的角度进行分析，还是从立法论的角度进行分析，都可以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考虑到解释论的思路过于曲折，从立法论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的解决就显得尤为必要。
摘要2：
摘要1：[第1120号] 梁某1、梁某2信用卡诈骗案——透支信用卡用于经营活动导致无法归还的是否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裁判要旨】透支信用卡用于经营而无力偿还的，属于民事纠纷不构成犯罪。“两次催收超过3个月不还”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84号
【裁判要旨】劳务分包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实际施工人。
【裁判摘要】
首先，根据《施工合同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第二十五条及第二十六条有关“实际施工人”的表述，该解释规定的实际施工人，系针对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施工主体，借用他人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情形。根据本案《施工总价承包合同协议书》、《劳务协议》约定，案涉贵阳至广州铁路站前工程ggtj-10标段，由贵广铁路公司整体发包给水电路桥公司进行施工建设；水电路桥公司作为承包方，将该工程中路基部分的劳务作业分包给博宇公司。博宇公司承包水电路桥公司所承建一部分工程的劳务作业，符合《建筑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建筑工程发包、承包范围及方式的规定，不属该法规定的违法分包情形，亦不涉及承包人转包工程或博宇公司借用水电路桥公司名义与贵广铁路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问题。故《劳务协议》约定的分包关系，不符合《施工合同解释》关于实际施工人规定的情形。
其次，根据案涉《劳务费、机械租赁费结算单》，博宇公司与水电路桥公司自2009年1月21日至同年12月20日间的相关费用，已依据《劳务协议》、《机械租赁协议》约定实际结算。
最后，博宇公司所主张的其参与案涉工程施工的细节，不是《施工合同解释》所规定的构成实际施工人的充分条件。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719号
【裁判要旨】调解书违法的，可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撤销。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调解协议的达成，应以自愿、合法为基本条件。根据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在案涉调解协议达成前，昊雍公司和功德公司对存在熙园公司与功德公司的合作合同，以及熙园公司实际占有和控制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案涉项目等事实均明知。在此情况下，昊雍公司与功德公司就该事实，应如实向受诉法院陈述，并由法院通知或追加熙园公司参加到昊雍公司与功德公司的诉讼中，以查明案件事实，共同协调解决纠纷。而昊雍公司、功德公司均向法院隐瞒了上述事实，并于昊雍公司起诉当日，即达成案涉调解协议，由功德公司将案涉土地使用权抵偿给昊雍公司，该调解书的达成，应认为属于法律规定的存在错误的情形。虽然案涉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功德公司名下，但在功德公司与熙园公司之间，该不动产权利登记证书作为物权凭证，仅具有权利推定效力，不能当然作为功德公司是该土地唯一权利人的认定依据。熙园公司与功德公司的合同明确约定，双方共同兼并取得案涉项目土地使用权，熙园公司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并取得建设后的项目成果，而且合同履行过程中，熙园公司实际支付了兼并费用、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并实际投资、实际控制项目建设，熙园公司对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案涉项目，享有物权性质的权利，且其对案涉土地的合法占有，亦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功德公司在未取得熙园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与昊雍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处分案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应认为损害了熙园公司的民事权益。对昊雍公司而言，由于其在案涉调解协议达成前，对调解协议所涉土地使用权的真实权利状况系明知，故其不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善意第三人范畴，其以功德公司系不动产登记表彰的权利人为由，主张其有权接受案涉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而未损害熙园公司民事权益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虽然本案各方当事人对功德公司与昊雍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合同、功德公司实际收取了昊雍公司款项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该事实与案涉调解书存在上述错误，损害了熙园公司的民事权益，系不同层面的问题。换言之，案涉调解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基础，仅系该调解书合法有效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存在其他法定情形的情况下，该调解书仍应被依法撤销，昊雍公司就其与功德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可以另寻途径解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027号
【裁判摘要】由于当事人的法律知识、对案件事实的举证证明能力、对法律关系的分析判断能力各不相同，通常打不到司法裁判所要求的专业水平，因此当事人对诉争事实和权利义务的判断未必与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一致。对当事人申请保全所应尽到的注意义务的要求不应过于苛责。如果仅以保全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作为申请保全是否错误的依据，必然会对善意当事人依法通过诉讼保全程序维护自己权利造成妨碍，影响诉讼保全制度功能的发挥。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侵权行为以过错责任为原则，无过错责任必须要有法律依据，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无过错责任中并不包含申请保全错误损害赔偿责任。因此，申请保全错误，须以申请人主观存在过错为要件，不能仅以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未得到支持为充分条件。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47号
【裁判要旨】实际出资并非取得公司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实际出资人并不当然为公司股东。
【裁判摘要】公司股份应归属于股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华夏金谷公司系内蒙古银行xxx万股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但并非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确认的股东。实际出资并非成为公司股东的充分条件，实际出资人亦并非当然为公司股东。本案中的内蒙古银行系中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中资商业银行的发起人、股东资格的获取及应履行的报批程序有其限制性规定。在华夏金谷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具备相关条件并履行报批程序之前，直接要求确认案涉内蒙古银行的5000万股股份归其所有，并要求泽润嘉源公司过户返还，实质上即为确认其系内蒙古银行股东的效力，故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行政诉讼法》第４９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需符合４个法定条件应当理解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１）绝对的起诉条件：Ａ．被诉的行政行为必须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Ｂ．起诉人必须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Ｃ．没有超过法律的起诉期限；Ｄ．受其他诉讼案件的影响而不能提起行政诉讼；（２）相对的起诉条件：Ａ．起诉时未经过前置程序的；Ｂ．过复议前置程序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不予受理；Ｃ．未提交必要的起诉材料；Ｄ．提交的起诉材料书写不正确的。
摘要2：【注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４９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包括——（１）原告资格、（２）明确的被告、（３）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４）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再247号
【裁判摘要】公安机关就涉案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并不是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民事案件中原告起诉的充分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可见，公安机关就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并不是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民事案件原告起诉的充分条件。经本院审查，瑞熠公司就案涉合同向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陈塘庄派出所报案后，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虽然已经立案侦查，但是并没有就所立刑事案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受诉法院也没有在审查中发现本案涉嫌经济犯罪证据而得出本案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结论。本案并不具备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法定条件。原审仅以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为由，认定本案与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裁定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驳回曹某、李某某起诉，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解读：案外人受让登记在被执行人明显林地使用权（林地承包经营权）及附着林木所有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１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８条规定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摘要2：【注解】土地承包经营权执行异议裁判规则——在金钱债权执行中，法院查封了登记在被执行人（承包人）名下土地承包经营权，案外人（受让人）以其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而提出排除执行异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１）在法院查封期前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签订了书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必要条件）；（２）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合法有效（必要条件）；（３）案外人已经支付全部或者按照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应的转让（包）款（充分条件）；（４）案外人已占有使用承包经营的土地（充分条件）。
摘要1：【案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7)京0101行初260号
【裁判摘要】法院在审理工伤认定案件中，如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已无裁量空间可以直接判令行政机关作出是否属于工伤的工伤认定决定——结合两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调查情况以及本院对案件基本事实的上述分析，本院认为，被告甘肃人社厅现对本案事实的调查已无裁量空间，对邓××的死亡认定为视同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条件齐备，被告甘肃人社厅应当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对邓××的死亡认定为视同工伤。原告王××关于撤销08号决定并责令被告甘肃人社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依法认定邓××在2015年1月13日的死亡为视同工伤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判决如下：．．．．．．二、责令被告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原告王××之夫邓××的死亡认定为视同工伤，并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摘要2：
摘要1：解读：第二顺序债务人承担补充赔偿赔偿责任性质为对当事人信赖利益补偿，赔偿责任范围不包括主债务人迟延履行利息。
【注解】主债务人终本裁定能否认定执行补充责任条件已经具备？——执行法院对主债务人作出终本执行裁定可以认为执行补充清偿责任人条件已经具备（充分条件），但执行补充责任人不以对主债务人终本为前提条件。
摘要2：【注解】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方的第二顺序被执行人享有顺序利益，只有在第一顺序被执行人不能清偿主债务的情况下（执行程序中体现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法院才可以执行第二顺序被执行人。
（1）补充责任人在前顺序责任人未承担责任时不承担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408号
（2）主债务人已无财产可供执行，可以执行补充赔偿责任人财产。——参考案例：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津01执异63号
摘要1：解读：当事人以汇票出质时，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并在汇票上签章且已经将汇票交付给质权人才能认定质权从汇票交付质权人时成立。
摘要2：【注解１】汇票质权设立条件——（１）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并在汇票上签章；（２）已经将汇票交付给质权人。
【注解２】《票据法》作为《民法典》的特别法应优先得到适用，在《民法典》与《票据法》规定不一致时应适用《票据法》的规定——（１）《民法典》第４４１条规定汇票出质“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的规定，应理解为质权设立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２）根据特别法《票据法》第３５条规定，汇票质权设立的充分条件为同时满足背书＋签章＋交付权利凭证。
摘要1：——三维标志商标的显著性应结合市场情况而定
【裁判要旨】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的三维标志是否具有功能性，应当结合其指定使用的商品加以具体审查判断。自身不具有显著特征的标志，是否能够通过使用获得显著特征从而作为商标加以注册，完全是市场客观选择的结果，应当以该标志申请注册时的实际情况作为判断其是否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
【案号】一审：（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269号；二审：（2012）高行终字第1750号
摘要2：【摘要】《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二）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三）缺乏显著特征的。”商标是用来识别和区分商品和服务来源的标志，某一标志是否能够作为商标加以注册，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识别作用。如果一个标志不会被相关公众作为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加以识别，则即使该标志是经过设计而不同于现有造型的标志，该标志亦缺乏作为商标加以注册的正当性。而且，就商标的识别和区分作用而言，只有相关公众首先将相关标志作为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加以识别对待，该标志才会在相同或类似商品和服务的不同提供者之间发挥来源区分作用，商标显著特征中的识别性先于区分性而存在。就三维标志而言，无论其是否经过独特的设计，要作为商标加以注册，就应当具有区分商品和服务来源的识别作用。独特的设计虽然会加深相关公众对三维标志的印象，但其只是该三维标志具备区分商品和服务来源识别作用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本案中，争议商标是由方形瓶身和细长瓶颈结合的三维标志，指定颜色瓶身为褐色、瓶盖为黄色；争议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食用调味品”。虽然该三维标志经过了一定的设计，有区别于常见瓶型的特点，但相关公众容易将其作为商品容器加以识别，该三维标志本身无法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因此，原审判决关于争议商标标志本身缺乏显著性的相关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摘要】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需符合四个法定条件。但并不能简单将其与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条件完全等同,应当将其理解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摘要2：
摘要1：——服装设计构成作品的认定标准
关键词：知识产权；著作权法；服装设计；美术作品；图形作品；艺术美感
【裁判要旨】服装设计图、样板图为进行服装生产而绘制，当其具有独创性但艺术美感不足时，构成著作权法上的图形作品；服装成衣只有在其艺术美感与实用功能可分离，且分离出来的艺术部分具有审美意义时，才能构成美术作品。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33515号（2019年11月22日）；二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民终87号（2020年9月9日）
【摘要１】服装成品能否成为美术作品适用著作权法予以保护应当从如下两方面进行考量：（１）服装成衣的造型、结构和色彩组合而成的整体外型是否体现了作者具有个性的安排和选择，而具有审美意义，此种审美意义与艺术价值高低并无任何关联；（２）其具有的艺术美感能够在物理上或者观念上与其实用性进行分离——服装成品能否成为美术作品适用著作权法予以保护，应当从如下两方面进行考量：其一，服装成衣的造型、结构和色彩组合而成的整体外型是否体现了作者具有个性的安排和选择，而具有审美意义，此种审美意义与艺术价值高低并无任何关联；其二，其具有的艺术美感能够在物理上或者观念上与其实用性进行分离。具体到本案，无论是594723款中的帽子设计、口袋拉链设计、口袋倾斜且右口袋下配以图形和标识等，还是644402款中的燕尾设计、拉链设计、口袋设计，均为服装常用的惯常设计和组合，并非原告所独创。另一方面，从审美意义的角度而言，不可否认上述服装具有一定美感，但正如上文所述，当今服装行业的发展之中，服装具有美感是取得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此种美感的存在并非服装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充分条件。本案中，金羽杰公司主张权利的服装成衣上的设计多是为实现方便穿脱、轻便保暖、便于使用等服装的基本功能而存在，服装成衣之上的艺术美感无法与其功能性进行分离。结合其提交的批量生产信息、自述该款产品为当季款已经停止生产的事实可知，公众很难将上述服装成品视为艺术品加以购买或珍藏，故而金羽杰公司主张权利的两款服装仅系实用品，不能作为美术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因而金羽杰公司主张其对该两款服装享有著作权进而要求波司登公司和北京波司登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其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２】服装设计图、服装样板图具有独创性属于作品和图形作品——服装样板图是否属于图形作品，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应当判断设计图和样板图是否具有独创性，是否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具体到本案，服装设计图是设计师为制作成衣而绘制。服装样板图是制版者按照服装设计图，对服装结构从平面角度进行拆解而完成的图形。服装设计图、制版图其中的点、线、面的选择和排列组合，均体现出作者个性化的选择和安排，具有独创性，属于作品。图形作品，是指为施工、生产绘制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以及反映地理现象、说明事物原理或者结构的地图、示意图等作品。图形作品与美术作品相比而言，图形作品属于科学领域，用途在于生产、建造具有实用功能的工程或产品，主要服务于实用功能，而美术作品属于艺术领域，主要用途在于给人艺术上美的享受。具体到本案，金羽杰公司主张权利的两款服装设计图、样板图均是为了进行服装生产而绘制，主要功能不在于通过图形本身带给人美的享受，故均属于图形作品而不属于美术作品。结合在案证据，能够证明金羽杰公司为两款服装设计图、服装样板图的权利人，其有权就上述作品主张权利。．．．．．．对于第二个层面平面图形到立体成衣的复制，如上所述，服装设计图和服装样板图均属图形作品，尽管有证据证明波司登公司生产了与图形类似的成衣，但按照工程设计图或者产品设计图施工或者生产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工程或者产品，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因此，波司登公司生产成衣的行为亦不属于侵犯该两款服装对应设计图、服装样板图复制权的行为。此外，关于波司登公司和北京波司登公司的行为是否侵犯金羽杰公司服装设计图、服装样板图的发表权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并无证据表明波司登公司和北京波司登公司将金羽杰公司的服装设计图、服装样板图公之于众，故金羽杰公司关于波司登公司和北京波司登公司侵犯其该两款服装设计图、服装样板图发表权的主张难以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人工智能自动生产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不构成作品，但应将分析报告的相关权益赋予软件使用者享有——关于××先行库自动生成的分析报告是否构成作品的问题。从分析报告生成过程看，选定相应关键词，使用“可视化”功能自动生成的分析报告，其内容涉及对电影娱乐行业的司法分析，符合文字作品的形式要求，涉及的内容体现出针对相关数据的选择、判断、分析，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是，一审法院认为，具备独创性并非构成文字作品的充分条件，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文字作品应由自然人创作完成。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的此类“作品”在内容、形态，甚至表达方式上日趋接近自然人，但根据现实的科技及产业发展水平，若在现行法律的权利保护体系内可以对此类软件的智力、经济投入予以充分保护，则不宜对民法主体的基本规范予以突破。故一审法院认定，自然人创作完成仍应是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必要条件。上述分析报告的生成过程有两个环节有自然人作为主体参与，一是软件开发环节，二是软件使用环节。软件开发者（所有者）没有根据其需求输入关键词进行检索，该分析报告并未传递软件研发者（所有者）的思想、感情的独创性表达，故不应认定该分析报告为软件研发者（所有者）创作完成。同理，软件用户仅提交了关键词进行搜索，应用“可视化”功能自动生成的分析报告亦非传递软件用户思想、感情的独创性表达，故该分析报告亦不宜认定为使用者创作完成。综上，软件研发者（所有者）和使用者均不应成为该分析报告的作者。分析报告系××先行库利用输入的关键词与算法、规则和模板结合形成的，某种意义上讲可认定××先行库“创作”了该分析报告。由于分析报告不是自然人创作的，因此，即使××先行库“创作”的分析报告具有独创性，该分析报告仍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依然不能认定××先行库是作者并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相关权利。有关分析报告的署名问题，无论是软件研发者（所有者）还是使用者，非创作者都不能以作者身份署名，应从保护公众知情权、维护社会诚实信用和有利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在分析报告中添加生成软件的标识，标明系软件自动生成。虽然分析报告不构成作品，但不意味着其进入公有领域，可以被公众自由使用。分析报告的产生既凝结了软件研发者（所有者）的投入，也凝结了软件使用者的投入，具备传播价值。如果不赋予投入者一定的权益保护，将不利于对投入成果（即分析报告）的传播，无法发挥其效用。
摘要2：（续）对于软件研发者（所有者）来说，其利益可通过收取软件使用费用等方式获得，其开发投入已经得到相应回报；且分析报告系软件使用者根据不同的使用需求、检索设置而产生的，软件研发者（所有者）对其缺乏传播动力。因此，如果将分析报告的相关权益赋予软件研发者（所有者）享有，软件研发者（所有者）并不会积极应用，不利于文化传播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对于软件使用者而言，其通过付费使用进行了投入，基于自身需求设置关键词并生成了分析报告，其具有进一步使用、传播分析报告的动力和预期。因此，应当激励软件使用者的使用和传播行为，将分析报告的相关权益赋予其享有，否则软件的使用者将逐渐减少，使用者也不愿进一步传播分析报告，最终不利于文化传播和价值发挥。如前所述，软件使用者不能以作者的身份在分析报告上署名，但是为了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软件使用者可以采用合理方式表明其享有相关权益。关于涉案文章是否为××先行库自动生成。
【裁判摘要２】图形形状的不同是基于数据差异产生，而非基于创作产生，不构成图形作品——涉案文章的图形先由××先行库生成基础的图形，再由××律师事务所人工进行线条、颜色等外观美化。对此，本院认为，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包括图形作品等。其中，图形作品是指为施工、生产绘制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以及反映地理现象、说明事物原理或者结构的地图、示意图等作品。本案中，涉案文章中的图形部分是××律师事务所基于收集的数据，利用相关软件制作完成，虽然会因数据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形状，但图形形状的不同是基于数据差异产生，而非基于创作产生。正如一审勘验过程中，一审法院将涉案文章中的图形与××先行库生成的大数据报告1、2的相关图形进行对比，虽然涉案文章中的一些图形和大数据报告1、2的图形在图形数据、图形类别上存在不同之处。但是，该差异是不同的数据选择、软件选择或图形类别选择所致，所用图形均为数据分析常见的柱状图、饼状图、曲线图，不能体现××律师事务所的独创性表达。××律师事务所虽然主张对上述图形的线条、颜色进行了人工美化，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涉案文章中的图形不构成图形作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1：【裁判观点】
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能否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这一客观要件和销售者无主观过错这一主观要件。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是指销售者通过合法的进货渠道、通常的买卖合同等正常商业方式取得所售产品。对于客观要件，销售者应当提供符合交易习惯的相关证据。对于主观要件，销售者应证明其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上述两个要件相互联系。如果该销售者能够证明其遵从合法、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取得所售产品的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其销售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合乎交易惯例，则可推定该销售者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即推定该销售者无主观过错。此时，应由权利人提供相反证据。在权利人未进一步提供足以推翻上述推定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被诉侵权产品系“三无产品”可以作为认定销售商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考虑因素之一，但其既非合法来源抗辩不成立的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与否的判断，仍须回归到商业语境，落脚到产品的取得是否符合商业惯例、提供的证据是否符合交易习惯。
摘要2：【摘要】根据前述已查明的事实，张××合法来源成立，不应承担赔偿经济损失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合法来源抗辩仅免除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而维权合理开支系因侵权行为而发生，权利人为获得停止侵权救济的合理开支仍应得到支持。换言之，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情形下，不能免除支付维权合理开支的责任。因此，张××仍应支付董××为本案维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不符合著作权法关于美术作品的独创性要求的玩具积木块不属于作品；（２）著作权登记证书并不是认定具有独创性并获得保护的决定性依据；（３）在个案中对某项客体是否具有独创性作出审查判断是法院的职权。即使著作权登记能够成为权利人享有权利或者某项客体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初步证据，在当事人于个案中对此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仍然有权对权属或者独创性问题重新作出审查判断——涉案玩具积木块是否可以作为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美术作品而受到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02年施行）第四条第八项的规定，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具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独创性和可复制性是作品的两个基本属性，各方当事人对于本案请求保护客体的可复制性问题并无争议，故核心问题在于涉案玩具积木块能否满足著作权法对美术作品的独创性要求。作品的独创性是指作品由作者独立完成并表现了作者独特的个性和思想。独创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具体事实加以判断的问题，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作品的统一标准。实际上，不同种类作品对独创性的要求不尽相同。对于美术作品而言，其独创性要求体现作者在美学领域的独特创造力和观念。因此，对于那些既有欣赏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的客体而言，其是否可以作为美术作品保护取决于作者在美学方面付出的智力劳动所体现的独特个性和创造力，那些不属于美学领域的智力劳动则与独创性无关。具体到本案而言，涉案积木块为首部有圆形孔洞顶端有开叉并有三道弯曲的弧形积木。本院认为，根据乐高公司在原审程序中提交的产品设计图纸等证据，可以证明涉案玩具积木块由乐高公司独立完成，并为此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和资金。但如前所述，独立完成和付出劳动本身并不是某项客体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充分条件。但由于该弧形弯曲及顶端开叉形状均为日常生活中常见形状，其首部圆形空洞作用为和其他积木拼插，难以体现作者的独立构思和选择，缺乏著作权法对独创性的基本要求。据此，涉案玩具积木块不符合著作权法关于美术作品的独创性要求，二审判决的认定并无不当。乐高公司关于二审法院否定涉案乐高玩具积木块具有独创性缺乏依据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乐高公司还主张其已经对涉案玩具积木块进行了著作权登记因而涉案玩具积木块能够获得著作权法保护。对此分析如下：第一，著作权登记证书并不是认定某项客体具有独创性并获得保护的决定性
摘要2：（续）依据。根据《国家版权局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第一条的规定，作品著作权登记的目的是为解决著作权纠纷提供初步证据。因此，涉案玩具积木块获得著作权登记本身并不能成为其当然能够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依据。第二，在个案中对某项客体是否具有独创性作出审查判断是法院的职权。即使著作权登记能够成为权利人享有权利或者某项客体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初步证据，在当事人于个案中对此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仍然有权对权属或者独创性问题重新作出审查判断。因此，乐高公司的上述再审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