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摘要1：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指各级政府在一定时间、区域内，对土地开发、利用、治理、保护所作的总体安排和布局，是《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国家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规范性文件。
摘要2：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摘要1：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是指国家对计划年度内新增建设用地量、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量、耕地保有量的具体安排。
摘要2：
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
摘要1：
摘要2：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探究
摘要1：【摘要】随着我国对农村土地开发利用及重视程度的不断深入，2003年3月1日起在我国正式实施了一部新的民事单行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该法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核心内容，集中反映了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又一新型物权——农村承包经营权。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中，极大的丰富了土地承包及经营权的内涵。本文将着重论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发生流转时经营权主体所应依据的法律规定，以及在审理因流转行为而引发的各类纠纷时应注意的几项问题。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民一终字第4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民一终字第46号
【裁判摘要】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时，转让人虽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但在诉讼前已经取得该证的，应认定转让合同有效。当事人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未足额缴纳土地出让金，或对转让土地的投资开发未达到投资总额25％以上的，属转让标的瑕疵，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
【提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不是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强制性规定，转让的土地未达到25%以上的投资属于合同标的物的瑕疵，并不直接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摘要】转让土地投资比例瑕疵不影响土地转让合同效力——关于投资开发的问题，《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关于土地转让时投资应达到开发投资总额的25%的规定，是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标的物设定的于物权变动时的限制性条件，转让的土地未达到25%以上的投资，属于合同标的物的瑕疵，并不直接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第38条中的该项规定，不是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强制性规定。
【裁判意见】当事人不得宣告合同无效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裁判观点】转让人在诉讼前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转让合同有效，转让标的瑕疵不影响合同效力。
【摘要1】主张赔偿一切损失的诉讼请求，由于没有提出具体的损失数量和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摘要2】由于桂馨源公司在本案中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已得到本院的支持，故其主张由全威公司与超凡公司双倍返还200万元定金的诉讼请求，既与三方当事人在本案合同中的约定不符，又不符合定金罚则的适用范围，该罚则中的双倍返还只适用于履行落空的情形中，故桂馨源公司的该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要旨】土地出让金的缴纳问题，属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缴纳与否不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土地出让金未全部缴清不导致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
摘要2：【备注】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原因，土地使用权过户到受让方名下是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结果，该合同即原因行为是否生效，不取决于土地使用权是否登记过户到受让方名下这一结果，也不取决于准备转让的土地是否达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规定的转让条件，而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这一原因行为本身是否有效。因此，如果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或者准备转让的土地没有达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规定的转让条件，并不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这一原因行为本身的效力。《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规定的转让条件，应当理解为房地产变动的结果条件，而不是原因条件，不符合该条规定的，房地产不得进行转让登记，但转让合同的效力不受影响，转让合同仍然有效。也就是说，如果属于房屋建设工程，没有完成开发投资额的25%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没有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的，如果当事人签订了转让合同，同时双方要求房地产登记部门进行转让等级低 ，房地产登记部门可以以不符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的转让条件为由不予登记，但转让房地产的合同仍然有效。没有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及没有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也不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规定的条件，只是房地产登记部门在办理房地产变更登记时审查的条件，不符合条件的，房地产登记部门可以不予过户，可以不让物权变动发生。——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研究小组编著：《条文的理解和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关于投资开发的问题，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关于土地转让时投资应达到开发投资总额25％的规定，是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标的物设定的于物权变动时的限制性条件，转让的土地未达到25％以上的投资，属合同标的物的瑕疵，并不直接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中的该项规定，不是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超凡公司关于《土地开发合同》未达到25％投资开发条件应认定无效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作出的“全威公司与超凡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依该合同第三条第２款的约定，办理完成土地过户的相关手续”的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三亚市城乡建设土地开发总公司将有关款项缴付给公安机关其是否对债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三亚市城乡建设土地开发总公司将有关款项缴付给公安机关其是否对债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７日 法函〔１９９５〕１５６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97号
摘要1：——在合同已经不能履行的情况下达成的清理、补偿协议，具有独立性，其性质与违约金不同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97号
【裁判要旨】在合同已经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清理补偿性支付，与《合同法》第114条规定的违约金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
（１）后者是当事人通过约定而预先确定，在违约后生效的给付。在违约实际发生后，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与约定的违约金明显不符时，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予以调整。
（２）前者是在合同已经不能履行的情况下的清理整理补偿性支付，已经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裁判规则】合同不能履行后达成的清理、补偿协议具有独立性——各方当事人在合同不能履行后达成的清理、补偿协议，其效力具有独立性，不因合同的效力而受影响。
【摘要】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合作协议》中关于“冯村委员会负责土地招、拍、挂的前期筹备与协调，保证利嘉公司顺利通过国家规定的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方式，获得本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的约定虽有不当之处，但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裁判意见】认定名为合作开发实为房屋买卖或者借款合同的条件——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5条、第26条规定，认定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实为“只分配固定数量房屋”或“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房屋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均须具备“不承担经营风险”这一法律特征。
摘要2：【摘要】《协议书》第二条虽约定由冯村村委会向利嘉公司支付“违约金10500万元”，但结合双方在《协议书》中确认“冯村一期项目用地的一级土地开发是在甲方投入的大量人力、无力、财力支持下得以完成，并于2007年12月3日至17日挂牌出让。乙方在土地出让后完成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的事实，可以认定该约定是在双方均认可冯村村委会在土地出让完成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的前提下，经协商共同确定的给付利嘉公司的补偿金。该10500万元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违约金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违约金是当事人通过约定而预先确定，在违约后生效的给付。在违约行为实际发生后，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与约定的违约金明显不符时，当事人有权请求法院予以调整。但该支付是在前述合作协议已经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清理补偿性支付，是双方对自己权利义务的合法处分和真实意思表示，根据该协议双方已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对此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解读】《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务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2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29号
【裁判摘要】在物权确权纠纷案件中，根据物权变动的基本原则，对于当事人依据受让合同提出的确权请求应当视动产与不动产区别予以对待。人民法院对于已经交付的动产权属可以予以确认。对于权利人提出的登记于他人名下的不动产物权归其所有的确权请求，人民法院不宜直接判决确认其权属，而应当判决他人向权利人办理登记过户。
【裁判要旨】我国土地管理实行的是按用途管制而非按用地主体进行限制。原则上境内外法人均享有相同待遇，均可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土地开发利用。除另有特殊规定外，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对境外法人在我国购买、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无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故境外法人受让涉案土地使用权在违反现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应为合法有效。
【裁判规则】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受托人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其签订合同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一终字第68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一终字第68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认定名为“集资开发合同”，实为“合作建房性质的合同”的考量因素
【裁判摘要】当事人签订“集资开发合同”，从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集资法律关系的特征，其权利义务是围绕共同建设房屋这一行为而设定的。在建房筹备阶段，一方当事人负责提供土地并办理相关手续，实现土地三通一平，完成建设项目立项报批，而另一方则交纳约定的土地开发费及其他相应费用。在建房实施阶段，一方负责区内的公建设施建设、负责建房施工用电用水、商品房销售报批，而另一方则负责支付建设资金、组织施工建设、保证施工质量。在房屋建成阶段，一方负责办理产权证。售后物业管理，而另一方则负责有关税费。因此，本案合同属于一方出地一方出资共同建设房屋的合作建房性质的合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33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337号
【裁判要旨】出资人主张其出资为投资法律关系的，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其与合同相对方就合作项目投资的风险承担、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约定，仅凭出资转款凭证不能证明投资法律关系中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法律性质，故应按照借款关系处理更符合证据规则和证据规定。
【裁判摘要】武某某提交了其支付款项的12笔备注有“投资”“购地款”“购房款”“往来”等内容的银行转账记录，其中有1900万元汇入了重汽齿轮公司。根据一审中重汽集团的陈述，中建公司经拍卖程序购得重汽齿轮公司被政府征收的土地，开发涉案项目，武某某认为1900万元投资款直接汇入了涉案项目土地的出让方即重汽齿轮公司，可更进一步证明涉案的款项为投资款。但是武某某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与中建公司就涉案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开发的风险承担、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约定，仅有上述转款凭证不符合投资法律关系中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法律性质。鉴于武某某实际向中建公司给付了9000万元款项，在本案起诉时仍有8000万元未归还，武某某一审起诉时亦是要求中建公司返还其8000万元资金，本案按照借款关系处理，更符合证据规则和法律规定。故一审认定武凤英与中建公司之间为投资法律关系属法律适用不当，应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即便汇款凭证中备注“投资款”，若双方无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约定的，仍应认定为借款——原告向被告账户汇入款项，转款记录中备注“投资”字样，原告主张该汇款系投资款的，应提供证据证实其与被告存在关于项目投资开发的风险承担、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约定；如不能提供，则仅有上述转款凭证不符合投资法律关系中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法律性质，应按借款关系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88号
摘要1：——民营企业投资参与政府融资平台土地一级开发，约定以土地挂牌出让溢价收入分成的方式获取投资回报的，应为合法有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88号
【裁判观点】政府融资平台引入社会资金参与土地一级开发，约定根据土地开发上市后的交易价格确定投资方的利润分配比例，由投资方承担土地出让价格不能弥补投资成本的风险，应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政府融资平台根据土地出让价格来确定投资方的收益，仅是确定收益的一种计算方法，政府全额收取了土地摘牌方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后，再根据财政预算依法向政府融资平台划转资金，由政府融资平台以自有资金向投资方支付收益，不应据此认为该约定构成变相挤占土地出让金而无效。政府融资平台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51号
【提示】国土局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条件交付土地的，受让人享有合同的法定解除权。
【裁判要旨１】土地挂牌出让前必须完成安置补偿，做大净地出让。国土自愿局作为负责土地开发建设与管理的政府职能部门，将尚不符合条件的土地进行出让，不仅违反相关政策和法律规定，还将会对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相对方构成违约。
【裁判要旨２】土地是否属于无权利瑕疵的净地，涉及受让人合同目的能否顺利实现，是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是出让人的一项主要合同义务，出让人违反该义务导致受让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该情形下受让人享有合同的法定解除权。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345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苏商终字第00532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苏商终字第0053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不符合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条件的，不得转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土地转让方未按规定完成土地的开发投资即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的答复》（法函（2003）34号）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两个条件：（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江苏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土地或投入资金未达到合同规定投资额25％的，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在本案中，大成公司在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或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25％以上情况下，将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违反了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使该土地使用权发生物权变动的条件尚不具备，而不能在相关主管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即本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在法律上已存在履行不能，而该履行不能是因为大成公司的投资开发未达到法定标准所致，故应属于大成公司违约，其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大成公司虽然辩称2010年9月18日大成公司与投资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及2011年12月26日大成公司与投资公司签订的土地开发合作协议约定由投资公司投资满25％再行转让过户，但该约定恰能证明大成公司在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时明知未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25％的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的规定。对于该规避法律的约定，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1号
摘要1：——不确定履行期限的合理期限的确定，可以通常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1号
【裁判要旨】双方关于“补偿款的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2个月内”的约定，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该期限非固定或确定的期限，解释该期限时，应以通常的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作为标准。
【摘要１】
（１）“5月5日补充协议”约定受让方一次性补偿转让方1.3亿元，并约定最迟给付期限为“乙方（即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首先，从该补充协议的序言描述看，“5月5日补充协议”的签订背景及原因在于，双方就《股权转让合同》股价对应的土地价格定价偏低这一事实达成合意，所以通过“5月5日补充协议”增加补偿款的形式予以增加，其性质是增加的股权转让款。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的一部分，受让方自然负有应当履行的义务，所以，双方前述关于该补偿款支付时间的约定，不是条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时无须履行的问题。其次，从性质上看，是否开发楼盘以及何时开发楼盘，系由案涉股权转让后金某公司及其股东所决定，这种取决于一方主体意思表示或者行为的约定，并不属于条件。再次，“5月5日补充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受让方须以2.5%的年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利息，直至一次性付清为止。该约定亦表明，受让方支付前述补偿金的义务自始确定，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不予支付的可能性。最后，既然受让方负有确定的给付义务，则当事人有关“最迟给付期限”的约定，性质上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而非合同的生效条件或付款义务的履行条件。一审关于该条款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
（２）“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并无何时开始支付的约定。．．．．．．本院认为，综合考虑案涉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签订过程以及合同的有关条款，所谓转让方应在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该笔款项的含义是，由于该笔股权转让款的数额较大，受让方在将金某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完成房地产开发并销售前难以支付，所以受让方以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取得一定利润后再支付该笔款项。这种解释，与当事人的签约过程、交易背景及真实意思最为接近，所以，转让方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随时要求受让方支付该笔款
摘要2：【解读１】履行期限的约定不明的，可以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确定合理的期限，合理期限经过后债务人仍未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即可请求履行。
【摘要２】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等属于公司的财产，通常情况下，转让公司股权的原股东不得处分该财产，受让公司股权的股东在股权变更之后应以公司的名义请求控制该财产的原股东交付。但是，根据案涉协议的约定，受让方的目的是为了取得金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进行经营管理。在股权转让之前，金某公司的全部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吴某、李某，且吴某是法定代表人，金某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实际也由两人控制。案涉交易履行完毕的结果也是由受让方成为持有金某公司全部股权的股东。在此背景下，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交易目的，将交付金某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义务解释为转让方的义务，即具有合理性。因此，尽管双方签订的系列协议中并无转让方交付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约定，但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转让方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目的及金某公司股权转让前后的实际情况，转让方应将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交付受让方。虽然受让方在公司股权变更后已经重新办理了新的公司公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国税及地税正、副本）等证照，但是，这些证照及财务资料的交付仍具有避免转让方滥用权利，进而保护受让方以及金某公司权益的作用，属于《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所派生的附随义务。所以，一审判令转让方向受让方交付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２】受让方取得公司股权后已经实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控制，转让方是否移交公章及相应证照资料并不影响受让股权交易目的的实现。
【解读３】共同的股权受让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转让款比例的，共同受让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４】双方约定剩余的款项从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形式上属于履行条件，本质上仍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只不过约定的是不确定的履行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受让人主要合同义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可以有期限但一般不能附条件，除非双方在股权转让设立了对赌条款或估值调整条款）。不确定的履行期限并非履行期限不明确（不适用《合同法》第６２条第４项），而应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受合理期限的限制，以一个正常的开发商会在多久时间开发并开盘销售作为合理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再字第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再字第2号
【裁判要旨】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涉案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并控制公司将土地使用权申请挂牌出让等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工贸公司与盈科房地产公司先行签订《房地产转让协议》，约定工贸公司将诉争土地使用权等转让给盈科房地产公司，后因该协议履行受阻，遂由盈科集团公司出面，受让工贸公司全部股权，从而实现控制工贸公司以将工贸公司名下土地开发销售的目的，并在上述目的实现后将股权由工贸公司原股东无偿回购。上述交易安排在《股权转让协议》有明文约定，且《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多次强调上述行为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已经理解无误，各方也实际实施了变更工贸公司工商登记等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盈科集团公司也是基于工贸公司股东身份而控制工贸公司将部分土地使用权交付挂牌出让。因此本院二审判决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缺乏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工贸公司原股东石某某等人起诉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均与事实不符。
【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重点在于规制被掩盖的违法行为，而当事人通过民事行为实现另一后果本身，并不构成该项规定中的“非法目的”，对于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就各方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意思表示及相应客观行为作出认定。盈科集团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涉案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并控制工贸公司将土地使用权申请挂牌出让等行为，与工贸公司在原股东的控制下与盈科房地产公司签订、履行《房地产转让协议》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并无不同，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也没有证据显示在此过程中存在其他违法情形足以导致合同无效。二审判决仅以盈科集团公司与工贸公司原股东均知道股权转让的目标不是由盈科集团进行实际经营为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认定股权转让行为因缺乏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与本案事实不符，适用法律不当。
摘要2：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冀民申2587号
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冀民申2587号
【裁判摘要】2015年3月18日李某某与邢台市东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花千树订购协议》，约定购买邢台市东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开发建设的花千树小区12-1-501和15-1-501房屋，但该小区房屋所占用土地并未在相关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办理过用地手续，该房屋属于小产权房。对于未履行相关土地征收、征用手续即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开发建设所引发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应先由行政机关对土地性质问题进行处理，原审认定不宜由法院直接审理，裁定驳回李江平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436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436号
【裁判要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未对土地是否闲置进行认定前，法院不能直接认定土地是否闲置。
【裁判摘要】上诉人认为，涉案土地到2009年才开始建设，应该由被上诉人按照《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的相关规定依法收回。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2条、第3条、第4条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用地是否闲置进行认定。但本案中，鼎城区政府和鼎城区国土局均认为第三人未开发土地的原因是土地开发条件不成熟，并同意其延期开发。故在相关职能部门未对涉案土地是否闲置进行认定之前，法院不能直接认定土地是否闲置。且涉案土地现已经开发完毕，再要求政府收回土地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摘要2：湖南应用技术学院诉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政府登记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046号
【摘要】对于申请人认为涉案土地到2009年才开始建设，应该由鼎城区政府按照《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的相关规定依法收回的问题，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2条、第3条、第4条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用地是否闲置进行认定。但对于涉案土地是否属于闲置土地以及是否应当被收回，与被诉的颁证行为并无直接的关联性，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34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342号
【裁判摘要】关于《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给予适当补偿”如何理解的问题｜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或者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条规定，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第八条规定，财产征收征用应遵循及时合理补偿原则，给予被征收征用者公平合理补偿。因此，结合我国土地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国家依法保护产权政策，对于上述“给予适当补偿”，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不能静止、孤立、机械地解释为以受让土地价格为基础给予相应补偿，而宜作统一的法律解释。即行政主体因公共利益需要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的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供应的，应当根据土地面积、剩余土地使用年期、原批准用途、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城市规划限制等，参照市场地价水平经专业评估后予以补偿；收回的土地使用权以划拨方式供应的，参照评估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核定土地使用者应有权益后予以补偿；确定补偿标准的基准日，原则上应当以行政主体作出收回决定的日期或者以收回土地事宜向社会公告的日期为准。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按照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当时的市场价值给予补偿，也均同意通过评估方式确定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客观合理价格。因此，二审判决认为“对华庆公司给予适当补偿，即应以华庆公司受让取得涉案地块的价格为基础适当补偿”，不符合《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立法原意，也与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不符，本院予以指正。
摘要2：【解读】（１）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标准为市场价：应当根据土地面积、剩余土地使用年期、原批准用途、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城市规划限制等，参照市场地价水平经专业评估后予以补偿；收回的土地使用权以划拨方式供应的，参照评估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核定土地使用者应有权益后予以补偿。（２）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基准日：确定补偿标准的基准日，原则上应当以行政主体作出收回决定的日期或者以收回土地事宜向社会公告的日期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8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865号
【裁判摘要】请求返还土地出让金差价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当全部上缴财政，列入预算，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第十条亦规定：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都不得以“招商引资”、“旧城改造”、“国有企业改制”等各种名义减免土地出让收入，实行“零地价”，甚至“负地价”，或者以土地换项目、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本案中，《补充协议》中城乡控股公司与衡阳市政府约定对土地出让差价款予以事后返还，其合同标的直指国家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财政收入，《补充协议》中上述约定及协议双方后续安排，属于国家严格禁止的以先征后返方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收入的行为。并且，国土资源部武汉督察局已经要求将差价款返还衡阳市财政局。据此，鹏泽公司诉请华耀城公司交付土地出让差价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笔记】出让土地租赁合同是否无效？
摘要1：解读：出让土地未按照法律规定和出让合同约定进行土地开发和投入而用于出租，法律未明文规定租赁合同无效，如无其他无效情形应属有效。
摘要2：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０７３.出租方未按约定开发土地，又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将部分土地出租用于建造仓库，该《租赁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4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49号
【裁判摘要】政府通过溢价分成协议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九条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当全部上缴财政，列入预算，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上缴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和办法，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方可使用土地。自本法施行之日起，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百分之三十上缴中央财政，百分之七十留给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具体使用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批准”的规定，土地出让收入应全部收缴国库并按规定使用范围安排支出。同时，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出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包括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支农支出、城市建设支出以及其他支出。本案中，万载县政府和熊猫公司在《项目合同书》中关于“……根据利益共享原则，万载县政府将龙湖周边经营性土地约800亩，按40万元/亩挂牌出让，如超出挂牌价，超出部分万载县政府和熊猫公司按3:7的比例分成，即万载县政府得30%，熊猫公司得70%”的约定与土地出让收入的法定使用范围显为不符，该约定与上述法律规定精神相抵触。此外，《项目合同书》中约定的挂牌出让底价和分成比例亦非通过竞争性报价机制形成，而是由双方直接协商确定，此种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挤占挪用土地收益的行为，明显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应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因此，该溢价分成条款既有违现行法律，亦有损社会公共利益，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项目合同书》无效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摘要2：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鲁行终1591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鲁行终1591号
【裁判摘要】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行政协议纠纷中运用——上诉人在未与被上诉人县政府、县国土局签订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合作协议或未有被上诉人书面承诺的情况下，即投资实施涉案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上诉人应当为此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预判不足和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本案当事人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土地开发整理合作关系，且已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被上诉人县政府、县国土局应当向上诉人补偿的收益数额，本应由被上诉人在自由裁量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但由于被上诉人在工程施工费2884049.39元之外，拒绝向上诉人支付其他新增耕地指标收益，本院应当参考《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政策精神，在自由裁量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补偿的收益数额，以既符合社会资金参与土地整治活动“谁投资、谁受益"的基本原则，又符合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综合考量上述因素，本院认为上诉人应当在涉案新增耕地指标或转让收益中占有20%左右为宜，按照县政府、县国土局在涉案项目新增耕地指标中的收益7853.10175万元计算，被上诉人县政府、县国土局向上诉人广和规划公司补偿涉案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新增耕地指标收益价款7853.10175万元的20%（即1570.62035万元）比较合理，但应当扣除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施工费2884049.39元，即被上诉人县政府、县国土局应当向上诉人广和规划公司补偿人民币12822154.11元。
摘要2：无棣县人民政府、无棣县国土资源局土地开发整理行政补偿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8435号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青民申387号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青民申387号
【裁判摘要】委托书只加盖公章无经办人签字不能以此认定委托书系伪造——陕西宝陵公司认为西宁土地开发公司、青海海一公司出具的付款委托书，虽有陕西宝陵公司的公章，但无陕西宝陵公司经办人的签字，系西宁土地开发公司、青海海一公司伪造。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陕西宝陵公司应就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诉讼过程中，因陕西宝陵公司所提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陕西宝陵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西宁土地开发公司、青海海一公司提交上述付款委托书，系为证实相关付款受陕西宝陵公司青海分公司委托，综合陕西宝陵公司青海分公司负责案涉工程项目，以及在此之前已存在多次委托代付的事实，西宁土地开发公司有理由相信上述委托书的真实性。陕西宝陵公司的此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监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监51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0万元补偿费是否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搬迁的安置费用问题。2010年4月1日，牟××与鑫龙公司签订《协议书》，对鑫龙公司于2008年3月26日竞价拍得原棉纺织厂土地及房产一宗后，就75亩土地开发建设事宜作了约定。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1、该宗土地的开发建设手续必须以鑫龙公司名义办理，以确保政府给予鑫龙公司的职工安置费政策得以兑现；3、本协议签订的同时牟××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1200万元，鑫龙公司协助牟维飞将土地过户给“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牟××按政府政策将款项付给鑫龙公司后法定代表人变回；4、牟××按约定付给甲方补偿费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从上述《协议书》的表述看，牟××与鑫龙公司就案涉土地和房产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尤其是第三条关于“本协议签订的同时牟××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1200万元，鑫龙公司协助牟××将土地过户给‘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牟××按政府政策将款项付给鑫龙公司后法定代表人变回”的约定，该约定并未明确鑫龙公司负责拆迁该宿舍楼。牟××作为一审原告，有责任对其主张刘××等返还1200万元补偿款提供证据，在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1200万元的对价是鑫龙公司对案涉宿舍楼完成拆迁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基于错误的举证责任分配得出的事实认定是不正确的。
【解读】申诉人刘××、孙××、李××、姜××、蒋××、陈××、刘××、刘××、张××因与被申诉人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5）民申字第3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山东高院再审本案。山东高院作出（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刘××等人仍不服，向本院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综上，申诉人刘××、孙××、李××、姜××、蒋××、陈××、刘××、刘××、张××的申诉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提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0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00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和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都不享有权益，法院能否驳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本案的审查不仅包括案外人武汉亘星公司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亦包括申请执行人剑强人和公司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的理由是否成立。因为申请执行人提出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须以被执行人对该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为基础。因此，针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许可的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同时，申请执行人亦应对其诉讼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也即是说，申请执行人申请对登记在案外人名下或案外人已经具备权利外观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的，应当对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范围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所述，虽然武汉亘星公司对执行标的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但剑强人和公司诉请申请许可执行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武汉亘星公司关于二审判决准许执行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适用法律错误，应驳回剑强人和公司的诉讼请求的再审请求成立。
摘要2：【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鄂民终38号
【注解１】竞拍土地成交后未签订书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人不享有物权期待权无权排除强制执行——（１）采取招标、拍卖、协议等出让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合建设应当使用权出让合同；（２）竞拍预成交不同于书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人不享有物权期待权，无权排除强制执行。
【注解２】集体用地经政府决定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原土地使用人对土地开发前期投入并支付相关费用但未通过公开竞价或协议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原土地使用人”不能视为原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不能排除执行。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申1267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四）项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导致合同解除的，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由双方按照公平原则分担。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本案中，在杨×与王××的《商铺租赁合同》履行期间，案涉商铺被政府征收，宁德市蕉城区土地收储中心于2018年8月12日与王××、王××１、叶××２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开始履行。《商铺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乙方在经营期间如遇政府土地开发等造成停业，甲方无补偿乙方任何损失"、“合同期满后，乙方装修的不可移动的固定用品乙方不能拆除"，但未就合同解除时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的处理进行约定，一、二审法院参照征收补偿估值中的二次装修及附属物单项补偿款，按照剩余租赁期限占全部租期的比例，酌定王××应补偿杨×二次装修及附属物单项60126元（360756元×1/6），已属公平合理。
摘要2：【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9民终703号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湘行终1609号
摘要1：【裁判摘要】涉及第三方商业秘密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新宁县人民政府就梽木山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事项与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所签合同是否属于商业秘密，即能否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根据上述规定,行政机关对于政府信息是否涉及商业秘密负有审查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因此,行政机关在审查相关政府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时,应当审查其是否能够满足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考虑到权利人实际管理和使用相关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往往需要由第三方自行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但最终审查确认的职责仍在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政府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不属于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依法属于不予公开范围或者依法不属于被告公开的,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案涉新宁县人民政府就梽木山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事项与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所签合同，在新宁县政府征求新宁县××置业有限公司是否同意公开的程序中，该公司出具了《请求保护商业秘密不予公开合同、协议的报告》，新宁县政府对此予以审查，并认为唐××、许×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会涉及第三方的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在法定期限内向唐××、许×作出了(2020)新信答字第1号《信息公开答复书》，该答复书按照唐××、许×申请的内容分别进行了公开、答复或说明。经审查,该答复符合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义务,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