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间合同的履行地应以合同指向的标的物所在地为准
摘要1：【提示】对于居间合同管辖权的认定，争议焦点集中在如何判断居间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分歧意见，致使司法实践中处理居间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的结果迥异。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6)民四终字第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6)民四终字第2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据此，在涉外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有仲裁条款的，可以同时对确定该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作出明确约定。因仲裁条款的独立性，故合同中约定的适用于解决合同争议的准据法，不能用以判定该仲裁条款的效力。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确定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对仲裁地约定不明，应当适用法院地法律审查仲裁协议的效力。
【裁判要旨】将付款行为地视为实际履行地确定借款合同管辖——合同是否得以履行是事实问题，而履行是否适当、合法，属于合同履行的后果及责任问题，是法律对于法律事实、行为的价值判断。如借款合同未约定履行地，以实际履行地来确定管辖时，可将付款行为视为实际履行，不论该履行是否适当、合法。
摘要2：
【笔记】约定合同履行地，合同履行地法院是否一定有管辖权？
摘要1：【要旨】（１）合同约定履行地点＋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２）合同约定履行地点＋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有一方在合同约定履行地（即约定的履行地为原告或者被告住所地之一）＝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３）合同约定履行地点＋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履行地（即约定的履行地为原告或者被告住所地之外）＝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摘要2：【注解１】不管合同是否实际履行，或者实际履行地与约定的合同履行地是否一致，均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而不以合同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注解２】（１）“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应理解为完全没有履行；（２）不完全履行、瑕疵履行等都视为已经实际履行。
【注解３】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一方当事人的住所地在约定的履行地的，约定履行地即合同履行地：（１）被告住所地在约定的履行地，由约定的履行地（即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２）原告住所地在约定的履行地，由约定的履行地（即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注解４】合同约定履行地点为原被告住所地之外的地点，合同没有实际履行：（１）约定履行地不能作为管辖法院；（２）只能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注解５】《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１）协议管辖五个常见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之一“合同履行地”应是指实际履行地而非约定的履行地点。（２）如协议管辖约定由“约定履行地”法院管辖，如果“约定履行地”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协议管辖有效；如果“约定履行地”是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则该协议管辖无效。
【注释】风险提示——约定合同当事人以外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存在一定风险：（１）合同约定履行地为合同当事人住所地之外的第三方地点，如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则该约定履行地无效，合同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２）约定履行地应尽量约定合同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而不应当将合同当事人住所地以外的第三方地点约定为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销（代销）收录机合同纠纷管辖异议问题的复函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销（代销）收录机合同纠纷管辖异议问题的复函（１９９０年８月４日法（经）函〔１９９０〕５５号）
【摘要】
一、合同履行地应为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地点。代销合同是以代销方按照委托方的委托，以自己的营业场所、服务设施来代销委托方的商品为履约内容的。展销合同则是以受托方为委托方提供展销场地、展销服务，由委托方自行销售或由受托方代销展品为履约内容的。因此，应以代销方所在地和受托方所在地为代销合同和展销合同的履行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第一份合同是代销合同，第三份合同是展销合同。依该两份合同规定，代销方和受托方均为武汉市７大国营百货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所在地武汉市应为该两份合同的履行地。
二、本案的双方当事人相继签订了３份合同。第一份代销合同在桂林市签订，履行地为武汉市；第二份购销合同在桂林市签订，合同履行地为桂林市；第三份展销合同的签订地和履行地均为武汉市。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桂林市中级法院对于因一、二两份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有权管辖；武汉市中级法院则对因一、三两份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有权管辖。
三、鉴于双方当事人间的主要争议发生在第三份合同，而桂林市中级法院对该份合同纠纷案件并没有管辖权；３份合同纠纷案件的被告均为武汉市７大国营百货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且纠纷相互之间还有一定联系，为便利诉讼，以由桂林市中级法院将案件移送武汉市中级法院合并审理为宜。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陕西省延安地区美水酒厂与湖北省永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购销合同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陕西省延安地区美水酒厂与湖北省永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购销合同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通知（2001年2月20日，[2001]民立他字第11号）
【摘要】延安美水酒厂与湖北永田公司于1999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及补充协议，均未对合同履行地、交货地作明确约定。依据我院法发(1996)28号《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确认合同履行地管辖本案缺乏根据，而应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甘泉县人民法院于1999年3月30日立案，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则于4月5日立案，先行立案的甘泉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被告是湖北永田公司，其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应拥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本院指定本案由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管辖。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监督甘泉县人民法院在接到本通知十日内，将案件及其有关材料移送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合并审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湖南省平江县烟草公司与云南省卷烟烤烟交易市场购销合同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湖南省平江县烟草公司与云南省卷烟烤烟交易市场购销合同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通知（2001年10月22日 [2001]民立他字第20号）
【摘要】
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云南卷烟烤烟市场诉湖南省平江县烟草公司、云南省烟草储运公司购销合同纠纷一案，云南省烟草储运公司不是购销合同的相对人，其被告主体不适格。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持风险载移地应为合同实际履行地的意见不符合我院法发[1996]28号《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本案在双方当事人无约定管辖和合同履行地不明确的情况下，应依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云南卷烟烤烟市场起诉湖南省平江县烟草公司，应由被告所在地的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二、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湖南省平江县烟草公司诉云南烟草储运公司、云南卷烟烤烟市场运输合同赔偿纠纷一案，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应当分别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指定本案由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接到本通知起15日内撤销生效裁定，通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要旨】购销合同风险转移地非合同履行地。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39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396号
【裁判摘要１】就合同履行地而言，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审判实务中，履行地的确定一般遵循“特征履行地"为主、结合“实际履行地"的判断原则，即应当以程序法规定为原则并结合实体法内容来加以确定，民事诉讼法中的“合同履行地"一般是指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所涉实体义务的履行地点，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所对应的履行地点。现实中的合同多为互负债务的双务合同，但无论是有名双务合同，还是无名双务合同，任何一种双务合同中均存在最能反映该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对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最能反映该类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应为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而非合同价款的金钱给付义务。在事实合同关系中，已实际履行特征合同义务的，该特征合同义务履行地即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康瑞德公司以其与中山眼科中心之间存在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主张已履行软件开发义务，要求中山眼科中心支付合同价款等，根据其起诉时提交的初步证据《软件销售合同》、验收函、《撤场通知函》以及在二审上诉状中的自认，目前无法证实存在书面的合同，一方面无法实施协议管辖，另一方面也仅能认定康瑞德公司与中山眼科中心可能存在事实合同关系，因康瑞德公司的计算机软件开发义务系在中山眼科中心处完成，即本案已实际履行特征合同义务的履行地在中山眼科中心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原审法院将广东省广州市确定为合同履行地，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以上条款适用范围是发生争议的双方对合同履行地存在合同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而在可能存在的事实合同关系中，康瑞德公司已自认合同实际履行，其已完成的合同义务是本案的特征合同义务，其依据以上条款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主张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观点】
1.就合同履行地而言，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审判实务中，履行地的确定一般遵循“特征履行地"为主、结合“实际履行地"的判断原则，即应当以程序法规定为原则并结合实体法内容来加以确定，民事诉讼法中的“合同履行地"一般是指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所涉实体义务的履行地点，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所对应的履行地点。现实中的合同多为互负债务的双务合同，但无论是有名双务合同，还是无名双务合同，任何一种双务合同中均存在最能反映该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对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最能反映该类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应为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而非合同价款的金钱给付义务。
2.在事实合同关系中，已实际履行特征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该特征合同义务履行地即为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34号（１）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34号
【裁判摘要】（买卖）合同没有约定履行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不宜再以送货地、收货地、验货地来确定合同履行地，也不能以实际履行地作为认定标准，要根据当事人争议或案件纠纷所针对的合同项下的某项特定义务来确定。本案中，原告是因被告违反了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诉请被告给付货款，故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应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即本案原告张×的所在地滨海县为合同履行地。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34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故合同履行地与被告所在地的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约定合同履行地。而对于合同没有约定履行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不宜再以送货地、收货地、验货地来确定合同履行地，也不能以实际履行地作为认定标准，要根据当事人争议或案件纠纷所针对的合同项下的某项特定义务来确定。本案中，原告是因被告违反了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诉请被告给付货款，故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应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即本案原告张晨的所在地滨海县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滨海县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其裁定移送管辖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2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27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系列合同中将非双方住所地及履行地记载为签约地并约定该签约地法院管辖的条款无效——本案系互联网借贷引发的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重庆度小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协议》系通过互联网方式签订，其中，借款协议载明签署地、实际履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发生争议，由协议签署地或人民法院管辖，出借人度小满公司、借款人郭××住所地均不在北京市海淀区，现有证据材料无法证明当事人系在北京市海淀区签订并履行案涉借款协议，北京市海淀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此类互联网借贷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北京市海淀区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如就此认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度小满公司住所地位于重庆市北碚区，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将有管辖权的案件移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笔记】约定签约地法院管辖的协议管辖条款是否有效？
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合同签订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２）当事人在系列合同中将非双方住所地及履行地记载为签约地并约定该签约地法院管辖的条款无效。
摘要2：【注解１】协议管辖约定由合同约定的履行地法院管辖，如该约定的履行地与争议具有实际联系，协议管辖应为有效，且合同纠纷排除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注解２】《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１）协议管辖五个常见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之一“合同履行地”应是指实际履行地而非约定的履行地点。（２）如协议管辖约定由“约定履行地”法院管辖，如果“约定履行地”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协议管辖有效；如果“约定履行地”是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则该协议管辖无效。
【注解３】（１）一般合同纠纷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一致的，以约定为准确定管辖法院；（２）互联网金融纠纷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一致，约定以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无效。
【注解４】一般合同约定实际合同签订地之外的地点作为合同签订地，该约定合同签订地可以作为协议管辖的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55号
【注解５】互联网合同不存在地理意义上签订地，约定以签署地法院作为争议管辖法院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3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