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违约
摘要1：预期违约是指合同期限到来之前，一方无正当理由但明确表示或行为表明在履行期限届至时不履行合同。
摘要2：【注解】丧失履约能力而不能提供担保属于预期违约行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委托律师事务所作出的尽职调查证明对方不具备履约能力，有权要求对方提供相应的履约担保，在对方未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有权以预期违约为由解除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77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97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2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29号
【提示】股权既非动产也非不动产，股权的善意取得并不能直接适用《物权法》第106条之规定，但可以类推适用。
【裁判摘要】
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7条第一款有关“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的规定，受让股东主张原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无效应当以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并享有实际股东权利为前提。
②我国《公司法》并未就股权的善意取得制度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了动产及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其立法意旨在于维护善意第三人对权利公示之信赖，以保障交易秩序的稳定及安全。股权既非动产也非不动产，故股权的善意取得并不能直接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股权的变动与动产的交付公示及不动产的登记公示均有不同。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有关“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规定，股权在登记机关的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
摘要2：【摘要１】因华仁公司与合众公司进行股权交易时，锦云公司、思珩公司均登记在合众公司名下，且华仁公司已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锦云公司、思珩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状况、负债情况、所有者权益情况、银行查询情况等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并提供尽职调查报告，京龙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华仁公司在交易时明知其与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之间的股权交易关系的存在，故可以认定华仁公司在受让锦云公司、思珩公司股权时系善意。
【解读】根据《公司法解释（三）》（２０１０）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受让股东主张原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无效应当以其享有实际的股权权利为前提。如受让人并未对目标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但仍以参照《物权法》第１０６条有关善意取得的规定而主张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股权转让双方签订的用于工商备案的”阳合同“是以逃税为目的，损害国家税收征管权，导致国家税款流失，应当认定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分别与京龙公司、鼎泰公司、合众公司以及合众公司与华仁公司签订的《星展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锦荣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锦云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锦云公司股权转让协议1》、《思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思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1》以及《天骋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共七份合同，系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逃避股权转让纳税而订立，不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此七份“阴合同”属无效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 民二终字第10号
摘要1：——预约合同及其强制缔约效力的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 民二终字第10号
【裁判要旨】预约合同是指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按照预约合同约定而订立的合同则称为本约合同。预约合同本身也是一种合同，其成立、生效、履行、违约责任等均应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由于预约合同的内容并无法律上的特别要求，实践中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对预约合同是否具有强制合同当事人订立本约合同的效力，要根据预约合同的具体内容进行判断。根据合同当事人的约定，预约合同也可能包含本约合同的全部或部分要素，但并不能因此必然地否定其预约合同的性质，其是否为预约合同或者本约合同仍须视当事人约定而定。
【裁判规则】根据当事人约定，预约合同也可能包含本约合同的全部或部分要素，但并不能因此必然否定其预约合同性质，其是否为预约合同或本约合同仍须视当事人约定而定。如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主要合同义务和目的是签订本约合同，则该合同应认定为预约合同。对预约合同是否具有强制当事人订立本约合同的效力，要根据预约合同的具体内容进行判断。如果当事人在预约合同中明确约定一方违约时，另一方得请求法院强制违约方履行与之签订本约合同义务的，则该预约合同就具有强制当事人实际履行订立本约合同的效力。
【裁判意见】包含本约的合同全部要素亦不当然否定其预约的性质。
摘要2：【裁判观点】预约合同不得强制当事人订立本约。
【解读１】在预约合同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受让方不得要求转让方继续履行与之签订股东转让协议或者要求转让方向其转让股权。
【摘要】《股权转让意向书》就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步骤及违反意向书的违约责任等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应当认定为三方当事人为订立《股权转让协议》而签订的预约合同。该意向书亦就股权转让标的、价款及价款支付方式等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作了约定，但由于该意向书第三条第4款明确约定若张某某与南川公司在嘉博公司尽职调查结束后不愿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张某某与南川公司将双倍返还定金，亦即赋予了张某某与南川公司以双倍返还定金为代价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权利，且第四条还就三方当事人不能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情况下公证提存款的处理作出了约定，因此应当认定该意向书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条款的约定仅为意向性安排，在未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三方当事人均可以放弃股权转让交易，不能据此认定该意向书性质为股权转让协议。对嘉博公司关于该意向书已经完全具备了股权转让协议的要素，应为具有合法效力的股权转让协议本约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张某某、南川公司拒绝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充分的合同依据，因此对嘉博公司关于张某某、南川公司违反诚信原则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嘉博公司虽主张张某某与南川公司拒绝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给其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也未提出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且经原审法院释明后仍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只能在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内作出裁判，对是否应当返还定金及双方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本案不予审理，对原审法院的相关决定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２】预约合同赋予一方以双倍返还定金为代价不签订本约合同的权利，不得强制当事人订立本约。
【解读３】（１）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张某某、南川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意向书》并将其持有的南国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嘉博公司。2．判令南国公司继续履行《尽职调查声明》，提供尽职调查所需的全部资料、文件。3．本案诉讼费由张某某、南川公司和南国公司共同负担。（２）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67号
【裁判要旨】出让方委托产权交易中心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股权，在初步履行转让标的基本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后，在公开挂牌交易时，还应对目标公司自评估基准日以来的重大资产变化情况进行补充披露。同时，基于出让方的提示及相关资料反映的事实，竞买者亦应负有及时审查相关情况的义务，并应对其所作出的竞买决定承担经营和市场风险，及相应的民事法律后果。
【摘要】出让方委托产权交易中心提供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其股权，并由产权交易中心发布转让公告，对转让标的、转让标的企业的基本情况、转让底价及转让价款支付方式等内容进行说明，明确告知资产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的文号，且进行风险、不确定因素的提示，属初步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在公开挂牌交易时，出让方需对目标公司自评估基准日以来的重大资产变化情况进行补充披露。同时，基于出让方的提示及资料反映的事实，竞买者亦应负有及时审查相关情况的义务，并应对其所作出的竞买决定自行承担经营及市场风险，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后果。
摘要2：【载《商事审判指导》2013年第4辑(总第3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33-249页】
【解读】公司并购中股权转让方应充分披露，受让方应审慎尽职调查。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8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82号
【裁判要旨】因披露不实而承担违约责任。
【裁判规则】合同约定的资产交割问题仅是新老股东之间对目标公司资产的交接，资产所有权仍属于公司，其性质应为股权转让合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3号
【裁判要旨】意思表示不明确或有争议时，应当考察内容是否包含合同成立的要素，是否确定到无须另行订立本约即可强制履行等因素加以确定是否属于预约合同。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预约合同未作明文规定，但在一些复杂交易的商业实践中，当事人之间契约缔结过程客观上存在着从不具有拘束力的磋商行为、缔结具有拘束力的预约、最终订立本约这三个不同阶段。与缔约磋商阶段仅受诚实信用原则约束不同，预约和本约在当事人之间均成立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基本原理和司法实践中的一贯认识，预约和本约的区分标准，应当根据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加以确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明确或有争议时，应当通过考察合同内容是否包含合同成立的要素，以及合同内容是否确定到无需另行订立本约即可强制履行等因素加以确定。因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对于项目公司A、B的股权转让的交易完成是否需要另行订立合同并未明确约定，而是使用了“按照本协议约定事宜开展实际操作”“以书面形式确认继续履行本协议”等容易滋生歧义的语言，需要综合考虑交易的合同标的及合同内容所体现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加以判断。首先，从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以项目公司股权为转让标的，在合同签订之时，项目公司A、B均尚未设立，拟转让股权的项目公司是以案涉项目地块HD49-1、HD49-2为主要财产，而项目地块HD49-1、HD49-2尚属诺德公司与天朗公司相关转让协议书的标的，诺德公司为解除项目地块HD49-1、HD49-2转让协议与天朗公司形成诉讼，正处于一审阶段。此时，诉讼结果如何，将持续多长时间，诺德公司能否解除与天朗公司相关转让协议且收回讼争的项目地块，均非诺德公司或恒大公司所能掌控。由此可以认定，在当事人缔结合同之时，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交易是否能够实际完成，双方均无非常确定的把握，这也是双方当事人约定先决条件的原因所在。其次，从合同中关于交易操作程序的约定来看，即便诺德公司完成了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交易是否能够完成也存在不确定性，而是取决于恒大公司在尽职调查完成后是否以书面形式确认继续履行。由此可见，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并未为双方创设可强制履行的合同义务，若恒大公司决定不再继续履行，诺德公司并无要求恒大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约定权利。
摘要2：【裁判摘要（续）】第三，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虽然约定了恒大公司单方决定是否继续履行的权利，且不论这一单方决定的权利是否有违权利义务平等原则，这一单方决定的权利亦仅能归结为系债权请求权的约定，并不能设定有选择权契约中的形成权。根据民法基本原理，有选择权契约是指由当事人一方行使选择权，通过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契约。有选择权契约对合同内容的确定性要求更高，要求要约内容明确，相对人只需要作出单纯肯定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合同。按照这一规格衡量，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因价款等并未确定，即便恒大公司在尽职调查完成后同意继续交易，双方对价款仍然存在继续磋商的空间。最后，从商业交易的实践来看，即便双方的交易最终能够完成，就项目公司A、B的股权转让，双方仍然存在另行签订合同的实际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应当认定为预约合同。诺德公司关于系争合同系附本约主要条款的预约合同的诉讼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恒大公司关于系争合同系完整的本约合同的诉讼理由，并无相应的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48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481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未约定目标公司的矿井类型，受让人不能以矿井类型不符合合同约定为由减少股权转让价款。
【裁判摘要】华电公司上诉主张交易确定的目标公司矿井为高瓦斯矿井，其理由是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第8.1.7条约定“目标公司股权交割日，甲方移交的目标公司资产，应与资产评估机构为本次股权转让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附并且经双方确认的资产明细表的情况一致”，双方股权交易的资产依据《内蒙古阿拉善盟顺舸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二道岭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提到涉案煤矿系高瓦斯矿井，该约定所指的资产评估报告即《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顺舸矿业100%股权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对无形资产采矿权的估价引用了前述采矿权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但是，双方签订的系列协议既未明确约定将前述两报告作为股权交易及移交目标公司资产的依据，也未明确约定目标公司顺舸煤矿的矿井类型为高瓦斯矿井，华电公司以赵某、洪某违反协议约定交付标的物、隐瞒真相，致使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主张欠缺合同依据。此外，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安监局为监管需要委托河南理工大学煤矿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对顺舸煤矿矿井类型进行鉴定，该中心在2010年5月6日就已作出顺舸煤矿为煤与瓦斯突出类型矿井的鉴定结论，华电公司在2011年3月1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的尽职调查中应当知晓；且华电公司亦自认在2011年9月6日变更股权登记后移交公司资产时就获知顺舸煤矿系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但是，华电公司既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对目标公司煤矿矿井类型这一影响交易股权价值的重大事项进行明确约定，也未在2011年12月6日、2013年1月15日先后签订的《补充协议（三）》、《关于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赵某、洪某股权转让款支付事宜的回复函》中对顺舸煤矿矿井某艳隐瞒真相导致其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拒绝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款，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965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18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184号
【裁判摘要】《股权投资协议书》的第五条“乙方和丙、丁、戊方的声明和保证”中载明，“公司、公司原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未有任何未披露的可能形成在任何重大方面进行误导的信息或合理地影响甲方按照本协议提供投资款和本次投资意愿的事项”，但周某某、奥泰公司等却存在未披露奥泰公司虚假出资及未将火炬公司投入资金全部用于购买设备和公司生产经营等事实。尽管火炬公司作为专业投资公司，亦应对奥泰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尽职调查、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但并不能因此而免除周某某、奥泰公司等签约主体披露真实信息的合同义务，由此可认为周某某、奥泰公司等隐瞒了签订股权投资协议的重要事实前提，火炬公司基于错误认识签订协议进行投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之规定，认定周某某构成欺诈于法有据，火炬公司得以依法行使撤销权。
摘要2：【解读】受让方进行尽职调查后，转让方的披露真实信息的合同义务并因此免除，转让方未如实披露有关重要信息的，受让方可主张转让方构成违约或据此撤销合同。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5299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5299号
【裁判摘要】关于可得利益损失问题。首先，虽然三方签署涉案股权交易的合同名称采用了“意向协议"的表述，协议中有关股权估值及转让价格也采用了“暂定"的表述，但协议对标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及期限、人员安排、尽职调查、国有股权挂牌转让步骤、违约责任等内容均做了详细的约定，已经具备股权转让合同所需的主要条款。而且，康佳集团在签订协议后依约积极履行了一系列行为，包括经其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议案、委托中介机构评估审计资产并出具法律意见、经其控股企业华某城集团审批、在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登记备案、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等等，本院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履行《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完成股权转让，无须在本案协议以外另行达成新的合意，因此，《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具有本约合同的性质。顺威公司关于《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为预约合同，顺威公司违反预约合同的赔偿责任仅限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第九条“违约责任"第2款明确约定，如果顺威公司不举牌，顺威公司应当赔偿康佳集团挂牌预期收益，即可得利益损失。该约定表明“挂牌预期收益"在《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的损害赔偿范围之内，顺威公司在订立协议时对于其不举牌所造成的康佳集团可得利益损失是应当能够预见的。本案中，虽然协议约定在发现存在对交易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事实或康佳集团、壹视界公司提供虚假、误导信息，影响顺威公司对壹视界公司价值判断的情况下，受让方顺威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但是，同时也约定顺威公司应在约定的期限内对壹视界公司的资产、业务、财务状况及涉诉情况等进行尽职调查和审计。顺威公司在其已承诺按照不低于7200万元参与标的股权的举牌、康佳集团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一系列义务的情况下，无证据证明已进行相关的尽职调查和审计工作，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对涉案交易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事实或康佳集团、壹视界公司提供了虚假的信息影响其对标的股权的价值判断，其直至标的股权公开挂牌后才以“降低投资风险"为由放弃举牌，违反了协议的约定，且顺威公司对于自己不履行合同义务会导致康佳集团不能实现可得利益这种后果是能够预见的，故顺威公司应当就康佳集团的可得利益损失予以赔偿。最后，关于可得利益赔偿的具体数额，虽然协议明确约定顺威公司不举牌时应赔偿康佳集团挂牌预期收益，但
摘要2：（续）对可得利益赔偿计算方法并未做出约定。康佳集团主张以股权转让约定价扣减康佳集团持有的壹视界公司6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再扣减各项费用后的最终所得计算损失。本院认为，股权的交易只是股权价值的变现，公司股份的价值由多种因素组成，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知识产权、产品竞争能力以及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公司的净资产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但由于不能体现公司资金的流转等公司运作的重要指标，因而不能全面反映公司经营的实际状况及股权的价值。而且，康佳集团主张的此种损失计算方法是顺威公司签订合同时不能预见到的，因此，本院对康佳集团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计算方法不予采纳。本院综合考虑本案协议的履行情况、股权交易的价格、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顺威公司赔偿康佳集团可得利益损失720万元。
【案情】康佳集团（乙方）、壹视界公司（丙方）与顺威公司（甲方）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康佳集团将其持有的壹视界公司６０％股权提交国有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告挂牌转让，顺威公司同意以不低于７２００万元参与标的股权的举牌。之后顺威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在公告期内举牌。
【解读】《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性质为本约合同而非预约合同：首先，虽然三方签署涉案股权交易的合同名称采用了“意向协议"的表述，协议中有关股权估值及转让价格也采用了“暂定"的表述，但协议对标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及期限、人员安排、尽职调查、国有股权挂牌转让步骤、违约责任等内容均做了详细的约定，已经具备股权转让合同所需的主要条款。而且，康佳集团在签订协议后依约积极履行了一系列行为，包括经其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议案、委托中介机构评估审计资产并出具法律意见、经其控股企业华某城集团审批、在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登记备案、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等等，本院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履行《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完成股权转让，无须在本案协议以外另行达成新的合意，因此，《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具有本约合同的性质。顺威公司关于《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为预约合同，顺威公司违反预约合同的赔偿责任仅限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4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40号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容积率是指一定地块内，总建筑面积与建筑用地面积的比值。容积率的调整需依赖于政府行为，并非当事人能够控制，即使案涉地块规划发生变化，容积率仍需要向规划部门申请变更才有可能产生变更的结果。．．．．．．从牟某某受让贵州财浪公司股权及项目价款看，牟某某受让案涉项目目的是进行房地产开发，容积率的大小与其需支付的合同价款有必然的联系。而贵州财浪公司股权和项目转让费是贵州财浪公司和项目现状转让的包干价，双方当事人签订《转让合同》时案涉地块的容积某某提交的《贵阳市城乡规划局征询土地出让主要规划指标及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筑规条字〔2016〕84号、85号）及附图载明案涉地块规划总用地面积，即规划红线范围内面积为54828㎡，牟某某以规划面积未达43000㎡为由拒绝支付转让款，依据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贵州财浪公司享有案涉项目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项目开发主体，在进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规划、开发手续当然应由贵州财浪公司负责办理，而非贵州万东公司。根据已查明事实，牟某某承担项目地块上现有的全部拆迁安置工作及相关费用。现案涉项目地块并未进行拆迁，尚不具备开工建设的条件，贵州万东公司对案涉项目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证件不存在明显过错。牟某某上诉主张案涉项目至今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证件，开发条件未成就，不应支付转让款，依据不足。本案中，贵州万东公司已配合牟映明完成贵州财浪公司60%股权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现已具备合同约定的第二批、第三批转让款支付条件。至今，牟某某仅向贵州万东公司支付2500万元，牟某某未在《转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完成支付相应转让款的义务，属迟延履行付款，一审判决据此认定牟映明构成违约，并无不当。
摘要2：
江苏高院关于进一步提高网络司法拍卖规范化水平的指导意见
摘要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网络司法拍卖规范化水平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苏高法[2019]27号）
【目录】一、尽职调查拍卖财产的现状；二、信息披露与现状拍卖；三、不动产的腾空拍卖；四、拍卖成交或流拍抵债的裁定送达；五、拍卖财产的交付；六、拍卖财产的过户登记；七、拍卖财产涉租赁关系的认定与涤除；八、司法拍卖的撤销；九、单独拍卖与合并拍卖；十、查封后占有、使用查封财产的处理；十一、司法拍卖的合议制度
摘要2：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吉民终645号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吉民终645号
【裁判摘要】在公司内部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高管、业务经办人未对交易对手所获第三人授权状况进行尽职调查的，构成对勤勉义务违反，应承担对公司损失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姚×违反了对公司的勤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前述，给辉隆贸易公司造成自身损失的主要责任人为姚×，但也存在公司其他人员履行职务时未尽审慎注意义务的情形。姚×应对辉隆贸易公司的自身损失（12370330元的70%）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具体情况，酌情判决其承担辉隆贸易公司应承担损失的10%，即865923元（12370330×70%×10%）。同时，因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佳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已经责令谭某退赔辉隆贸易公司经济损失，故该案实际退赔数额应当在本案执行中按比例予以扣减。
摘要2：
律师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解散业务操作指引
摘要1：2022年7月8日，广州律协发布《律师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解散业务操作指引》
【目录】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 公司解散的类别及注意事项；第三章 解散清算一般程序；第四章 尽职调查；第五章 破产清算程序；第六章 公司注销登记程序；第七章 附则
摘要2：
【笔记】什么是价款优先权？
摘要1：解读：价款优先权（价款超级优先权）包括动产浮动抵押的价款优先权和一般的动产抵押后价款优先权两种情形。
（１）动产浮动抵押的价款优先权——担保人在设立动产浮动抵押并办理抵押登记后又购入或者以融资租赁方式承租新的动产，价款超级优先权主体为担保价款债权或者租金的实现而订立担保合同，并在该动产交付后１０日内办理登记，有权主张其权利优先于在先设立的浮动抵押权
（２）一般的动产抵押设定后价款优先权——买受人取得动产但未付清价款或者承租人以融资租赁方式占有租赁物但是未付清全部租金，又以标的物为他人设立担保物权，价款超级优先权主体为担保价款债权或者租金的实现而订立担保合同，并在该动产交付后１０日内办理登记，有权主张其权利优先于买受人为他人设立的担保物权。
【解读１】价款超级优先权主体规定为三类当事人：（１）在该动产上设立抵押权或者保留所有权的出卖人；（２）为价款支付提供融资而在该动产上设立抵押权的债权人；（３）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该动产的出租人。
【解读２】多个价款优先权并存的清偿顺序：同一动产上存在多个价款优先权的，应当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
摘要2：【注解１】一般动产抵押权设定后动产价款优先权带来第三人交易安全可由第三人通过尽职调查等方式克服——第三人在接受他人以动产作为抵押物时须审查该标的物是否属于抵押人１０日内新购入的标的物，即对于抵押人１０日内新购入的标的物设定动产抵押权须持谨慎态度，该标的物上后续可能存在动产价款优先权。
【注解２】（１）价款超级优先权担保债权对象——抵押物价款债权＋融资租赁租金债权＋为价款支付提供融资债权；（２）价款超级优先权担保债权权利人——出卖人＋融资人＋（融资租赁）出租人。
【注释】（１）《民法典》第４１６条仅规定“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即仅限于“抵押物的价款”。（２）《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５７条第１款就浮动抵押新增加融资租赁方式承租动产的情形和担保“租金的实现”，并将浮动抵押主张超级优先权主体规定为３类当事人：一是出卖人——在该动产上设立抵押权或者保留所有权的出卖人；二是融资人——为价款支付提供融资而在该动产上设立抵押权的债权人；三是出租人——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该动产的出租人。（３）《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５７条第２款就一般抵押规定新增加融资租赁方式和租金，主张超级优先权的主体同样规定为出卖人、融资人、出租人３类当事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68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任何商事活动均存在经营风险，商事主体应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即进行相应的尽职调查。被申请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与杨××一方的尽职调查义务并不冲突，更不能相互取代。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卞××共同受让目标公司100%股权，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二审判决结合卞××持有多家海洋渔业公司的股权并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半年之前已作为案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沟通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以及本案股权转让款达4300万元等情况，认为被申请人关于杨××、卞××在讼争股权转让前已对海翔公司的资产情况包括渔船的建造情况进行了相应尽职调查的主张符合常理，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杨××主张被申请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故意告知虚假事实、故意隐瞒重大资产瑕疵和经营风险，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支持其主张；其以自己之前从未涉足海洋渔业方面的经营业务作为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因此，杨××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应当撤销的合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依据不足。
【裁判摘要２】杨××主张被申请人故意隐瞒目标公司重大资产瑕疵和经营风险构成欺诈，《股权转让协议》应当撤销即合同无效，同时又主张受让目标公司资产及农业补贴的真实目的不能实现，应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而合同解除以合同有效为前提，故其主张相互矛盾。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不同于目标公司的经营目标或者盈利目的能否实现。被申请人在本案中并未起诉解除合同，杨××、卞××亦未反诉解除合同，仅以存在应当合同解除的情形作为抗辩理由，故无论是否存在应当合同解除的情形，一、二审判决依法不能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解除合同。杨××关于二审判决不支持其合同解除不当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以4300万受让一家“空壳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与目标公司的经营目标或者盈利目的能否实现是否等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77号
摘要1：——预期违约情形“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认定
【裁判摘要１】白银公司委托北京市××（郑州）律师事务所对开封东京公司的经营生产状况、涉诉案件情况进行法律尽职调查，证明开封东京公司已不具备履约能力。同年8月8日，白银公司发出《关于合同中止履行的函》,通知开封东京公司中止履行合同，并提供相应担保。因开封东京公司未提供相应担保，白银公司于同年8月16日向开封东京公司发出《合同解除告知函》，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20000Nm3/h制氧站空分系统采购及安装》订货合同并退还前期支付的预付款2226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本案中，开封东京公司明确表示因无法融资贷款，要求白银公司再支付超出合同约定的预付款。白银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作出的尽职调查也证明开封东京公司不具备履约能力，故白银公司有权要求开封东京公司提供相应的履约担保，在开封东京公司未提供担保的情况下，白银公司有权以预期违约为由解除合同。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20000Nm3/h制氧站空分系统采购及安装》订货合同正确，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开封东京公司上诉主张应按照情势变更原则变更合同有关条款，继续履行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河南四建与开封东京公司组成投标联合体，开封东京公司为联合体牵头方，河南四建授权开封东京公司作为联合体的投标人进行投标，中标后河南四建、开封东京公司与白银公司签订了合同，河南四建也是本案的合同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第二项“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并将共同投标协议连同投标文件一并提交招标人。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河南四建应当承担偿还白银公司预付款2226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