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银行诉乙公司、丙超市、施某等保理合同纠纷案
摘要1：【裁判要旨】保理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转让应当适用债权转让相关法律进行规制，虽然银行就保理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登记于央行登记系统，但登记并不能免除债权转让通知的法定义务。在债务人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的情况下，保理合同项下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18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187号
【裁判要旨】借款担保纠纷与应收账款转让纠纷不应合并审理——债务人将其对第三人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债权人，第三人在转让通知书上签字，只能证明第三人与债权人之间产生债权转让关系，而不意味着第三人加入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借款担保合同关系。因前述两种法律关系产生的纠纷，法院不应合并审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2020年度参考案例之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行诉河南奇春石油经销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55号
【裁判要点】
1.转让应收账款是保理合同区别于金融借款及其他金融服务合同的核心特征。
2.应收账款债务人在保理合同订立时向保理人确认应收账款真实存在，在保理人向其主张债权时又以不存在真实应收账款为由进行抗辩，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1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132号
【裁判摘要】因主体不符合法定保理商的规定，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不属于保理合同——关于案涉《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案涉合同系商业保理合同，根据2012年商务部《关于商业保理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2019年10月18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商业保理合同系从2012年开始试点，并着重完善从事保理业务的企业主体资格和经营行为的合规性，在法律上尚无特殊规定。同时，本案各方在签订案涉合同之时并未表明保理行为的意思表示，即使案涉《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内容有保理合同的特征和倾向，因双方主体以及意思表示的因素，也不应认定该合同性质为商业保理合同。
摘要2：
保理合同
摘要1：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
摘要2：【注解１】（１）保理（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ｇ）起源于１４世纪英国毛纺工业。（２）１９９１年中国联合考察组受邀赴欧洲考察国际保理业务，正式与国际保理商联合会（ＦＣＩ）确认将“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ｇ”一词翻译为“保理”。
【注解２】保理并非仅仅是债权人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人，还包括保理人提供的各项服务（主要是资金融通），即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将来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的目的是从保理人处获得融资。
有追索权保理
摘要1：有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可以主张：（１）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２）回购应收账款债权；（３）应收账款债权（向应收账款债务人）。
摘要2：【注解１】有追索权保理是指应收账款债权人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是为其从保理人处获得的融资提供担保（应收账款债权人从保理人处借款将其持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既可以要求应收账款债权让人还本付息，也可以要求应收账款债务人清偿债务，但必须将超过本息部分返还给应收账款债权人）——（１）有追索权保理在性质上应属于债权的让与担保（债务人将自己持有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债权人从而担保借款本息的偿还，但债权人在通过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权利来实现债权时负有清算义务即“多退少补”将超过本息部分返还给应收账款债权人；（２）有追索权保理才涉及保理的担保功能。
【注解２】（１）无追索权保理是真实的债权转让；（２）有追索权的保理实际上是通过债权转让提供担保。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民申2374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民申2374号
【裁判摘要】地方规范文件规定了商业保理是的设立标准和经营范围，对自贸区内商事主体及从事商业保理行为具有约束力，可以作为认定是否构成商业保理合同关系的法律依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2月21日发布的《管理办法》第二条对商业保理的界定，因与目前国际商业活动中通行的商业保理国际惯例及相应国际公约规定基本一致，且涉案业务发生于《管理办法》有效期内，卡得万利公司又系登记注册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企业，故二审法院将《管理办法》作为认定商业保理关系成立与否的综合判断因素之一，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结合民法基本原理及商业惯例等因素，综合认定系争《商业保理申请及协议书》约定之未来应收账款不具有合理可期待性及确定性，故其不具可转让性，佳兴农业公司与卡得万利保理公司之间不能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亦予确认。
摘要2：【解读】不具有可转让性（不具有合理可期待性及确定性）的未来应收账款债权不能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二审法院认为，……前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商业保理为非银行机构的保理商与供应商通过签订保理协议，供应商将现在或将来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从而获取融资，或取得保理商提供的分户账管理、账款催收、坏账担保等服务。”据此规定，可认定该自由贸易区内的商业保理活动系非银行机构的当事人以转让现在或将来应收账款为对价，从而获取融资或服务的商业活动。该规定对商业保理所做界定与目前国际商业活动中通行的商业保理国际惯例及相应国际公约规定基本一致，可作为本案认定依据之一，据此可认定该自由贸易区内的商业保理系以债权转让及获取融资或服务为核心的商业活动。而纵观前述国际规则、现行商业惯例及商业保理之发展轨迹，亦均系以债权转让作为商业保理法律关系成立之前提，故相应债权是否具备可转让性系构成商业保理法律关系的首要基础。…….就本案而言，依照系争《商业保理申请及协议书》之约定，佳兴农业公司将其“pos机上形成的所有应收账款及其收款权利”转让予卡得万利保理公司，并据此从卡得万利保理公司处获取资金。……故在现有证据条件下，难以认定本案所涉将来债权已相对确定，据此亦无法认为，本案所涉将来债权具备合理期待利益，可对外转让。……综上，系争《商业保理申请及协议书》约定之未来应收账款不具有合理可期待性及确定性，故其不具可转让性，且佳兴农业公司、卡得万利保理公司合同权利义务亦与商业保理法律关系不符，故本院认为，佳兴农业公司与卡得万利保理公司间依据系争《商业保理申请及协议书》不能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佳兴农业公司与卡得万利保理公司间既非商业保理法律关系，则应依照双方间实际权利义务确定其法律关系性质。……故应认定佳兴农业公司与卡得万利保理公司间实际系构成借款法律关系。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02民终1066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02民终1066号
【裁判摘要】保理业务由应收账款转让和保理融资两部分组成，保理法律关系不同于借贷法律关系，也不同于债权转让关系——保理合同以基础合同的债权转让为前提，构成保理法律关系，应当同时具备4个基本条件：1、保理商必须是依照国家规定、经过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开展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和商业保理公司；2、保理法律关系应当以债权转让为前提；3、保理商与债权人应当签订书面的保理合同；4、保理商应当提供下列服务中至少一项：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应收账款催收、资信调查与评估、信用风险控制及坏账担保。保理法律关系不同于一般借款法律关系。保理融资的第一还款来源是债务人支付应收账款，而非债权人直接归还保理融资款。保理法律关系也不同于债权转让法律关系，保理商接受债务人依基础合同（债权转让）支付的应收账款，在扣除保理融资本息及相关费用后，应将余额返还债权人。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579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579号
【裁判摘要】在保理业务中，债权人与银行之间的实际是资金借贷关系，债权人转让的应收账款实际是担保借款的实现——在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中，卖方将对买方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银行，保理银行向卖方发放保理融资款。当保理银行向买方请求给付应收账款受阻时，卖方负有偿还保理融资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责任。故卖方对于保理融资款负有最终偿还责任，其与保理银行实际上形成资金借贷关系。卖方将对买方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银行，实际上是用以清偿保理融资款本息，当买方拒绝付款而卖方又未依约履行回购义务并足额清偿保理融资款本息时，保理银行依约仍保留对买方主张应收账款债权的权利，此时保理银行受让应收账款实际上起到担保作用。故有追索权保理中的应收账款转让实质上系债权让与担保。因此，在有追索权保理所涉法律关系中，保理银行与卖方的金融借贷系主法律关系，保理银行与卖方、买方之间形成的债权转让关系系从法律关系，并起到让与担保的作用。故卖方对保理融资款本息负有首要偿还责任，买方在应收账款金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796号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8民初49433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8民初49433号
【裁判摘要】判断保理合同是否成立应当从债权可转让行和基础合同（对应未来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两个方面进行判断，无法确定应收账款谁发生则不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商业保理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保理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应当以债权的转让为前提，且该债权应是合法有效、客观存在的债权，包括因提供商品、服务或者出租资产而形成的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保理法律关系涉及债权人、债务人及保理商三方主体，涵盖基础合同关系、保理合同关系两种法律关系，基础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关系到保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因此，本案应从债权的可转让性和基础合同是否真实存在两方面分析进而判断保理合同是否成立。首先，根据江山保理公司与深海八百米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深海八百米公司将2016年5月29日至2018年5月28日所享有的未来所有营业收入及相关权益（统称应收账款）无条件转让给江山保理公司，江山保理公司为深海八百米公司提供保理服务。转让债权为“未来所有营业收入"及“相关权益"。债权具体金额不明确，债务人未知，产生债权的基础事实并未实际发生，与传统意义上“应收账款"性质不符，且江山保理公司在庭审中也未进一步对该笔债权的可转让性予以证明，故该笔债权是否具有可转让性并不明确，因此不符合保理合同中“债权的转让"前提。其次，本案基础合同对应事实是未来饭店的经营，经营事实在签订保理合同时尚未发生，未来营业收入情况是否存在未知，该基础合同将来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无法明确认定保理合同对应的基础合同真实存在。故，虽然深海八百米公司与江山保理公司签订合同名为《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但并不符合商业保理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江山保理公司与深海八百米公司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应认定为有效。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初96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初96号
【裁判摘要】保理合同与借贷合同区别——保理合同与借贷合同虽然都具有融资功能，但二者构成要件不同。借贷是直接的融资方式，保理则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工具的融资方式。本案中，嘉茂通公司与武汉绿能公司之间存在应收账款转让的合意及事实，双方之间的合同符合保理合同的特点，体现在：其一，有真实有效的基础合同。庭审中，武汉绿能公司与长春中天公司均认可自愿签某《天然气采购合同》，故《保理合同》中涉及的应收账款有合理依据。其二，对应收账款转让进行了登记。武汉绿能公司与嘉茂通公司就涉案应收账款的转让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登记，嘉茂通公司有理由相信应收账款的真实存在。其三，将应收账款转让情况告知了债务人。武汉绿能公司通过《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将上述应收账款转让情况告知了债务人长春中天公司，长春中天公司对此并未提出过异议。其四，长春中天公司作为《天然气采购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还为《保理合同》即应收账款的转让提供了担保。青岛中天公司作为长春中天公司的关联公司，邓天洲作为青岛中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某作为长春中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宁某某作为黄某的配偶，也均为《保理合同》的履行提供了担保。上述这些事实均符合保理合同权利义务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保理合同》的真实有效性。
摘要2：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琼民终341号
摘要1：【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琼民终341号
【裁判摘要】保理融资业务是一种以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为核心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业务。2015年7月21日，中边公司与汇金公司签订《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约定汇金公司受让中边公司在涉案《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于汇金公司所受让的《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债权，该《产品购销合同》有签订双方中丝海南公司和中边公司的签章，中丝海南公司也在所购产品的《提货单（客户联）》上盖章确认。而且，《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签订后，中边公司、汇金公司共同向中丝海南公司出具《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中丝海南公司收到该通知书后，即回复《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书》，确认上述《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4994万元应收账款的转让对其发生效力，同意向汇金公司承担和履行该债务，即已以书面形式确认了其对中边公司存在4994万元的债务，并同意向该债权受让人汇金公司负偿还义务。（中丝海南公司上诉称本案不具有合法债权债务关系，受让人的债权不合法，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摘要2：
债务人能否向保理商主张基础交易合同中对债权人的抗辩事由
摘要1：债务人能否向保理商主张基础交易合同中对债权人的抗辩事由（最高法院民二庭第9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保理商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权利时，债务人能否向保理商行使其基于基础法律关系享有的抗辩权？
【法官会议意见】保理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保理交易涉及基础合同和保理合同两个法律管辖。基础合同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系应收账款债权债务关系，保理商与债权人之间系以应收账款转让为主要内容的保理合同关系。《合同法》第82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据此，基础关系中债务人对债权人享有的抗辩权，可以向保理商主张。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63号
【裁判摘要】在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情况下，部分股东同意放弃资本公积金转增权利，资本公积可以定向转增注册资本——关于三再审申请人是否已放弃案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问题。根据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华锐公司在2014年底面临股票暂停上市、公司债券无法兑付的双重风险。如无法妥善化解，华锐公司全体股东和债权人将遭受重大损失。在此情形下，华锐公司引入外部投资人富海中心、汇能中心，签订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由富海中心、汇能中心收购华锐公司部分应收账款，相关资金专项用于兑付要求回售的债券，同时华锐公司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将相关转增股份让渡给富海中心和汇能中心。华锐公司在上述背景下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并非是为了向公司现有股东送股，而是为引入投资人富海中心、汇能中心而支付相应对价。三再审申请人对华锐公司当时面临的困境及华锐公司进行该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际意义系明知。其在2014年12月15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对《关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投了同意票，并就该转增股本事项分别出具了承诺函，承诺不可撤销地放弃该次转增股份的全部权利，相应转增股份由华锐公司直接向投资企业派发，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计入投资企业的股东账户等。后富海中心、汇能中心按约付款，华锐公司因此走出了2014年底面临的经营困境，三再审申请人作为华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已实际受益。据此，二审判决认定富海中心、汇能中心投入资金与华锐公司发起人股东让渡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互为因果，发起人股东同意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与其同意放弃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具有一致性和整体性，三再审申请人已放弃其按持股比例获得的转增股份，并无不当。
摘要2：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628民初1157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628民初1157号
【裁判摘要１】法律赋予了执行案件异议人在执行法院作出驳回异议人的异议请求后一定期限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和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是保障并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的制度。在本院作出（2018）黔0628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时，只告知了申请复议的权利而并没有告知提起异议之诉的救济途径，按照法院裁定书的指引中均保理公司申请了复议。在铜仁中院经复议后作出（2019）黔06执复12号执行裁定中才明确告知中均保理公司需另行提起异议之诉，中均保理公司提起异议之诉期限的起算时间应从收到铜仁中院（2019）黔06执复12号执行裁定书的次日开始计算。中均保理公司未怠于行使主张本院保全的中水十四局应收账款的权利，2019年4月11日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未超过法定期限。
【裁判摘要２】应收账款被冻结保理商是否可以实体权利人要求解除冻结？｜在保理业务中，应收账款转让实质是债权转让，保理商对受让的应收账款享有所有权；应收账款被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的，保理商享有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关于被告众友物流公司对国军商贸公司在中水四十局水泥货款享有权利的问题，2017年6月10日国军商贸公司与中均保理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当日，国军商贸公司又与中水十四局、原告中均保理公司签订保理业务合作三方协议，中均保理公司也向中水十四局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并且国军商贸公司转让的债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不能转让的债权。另外从众友物流公司起诉国军商贸公司的时间看，国军商贸公司在诉讼前8个月已将债权转让，且众友物流公司又没有提交国军商贸公司与中均保理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证据。所以国军商贸公司与中均保理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合法有效，国军商贸公司对中水十四局铜仁市“十三五"农村公路“建养一体化"服务第TR标段工程提供水泥（含运输服务）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债权于2016年6月10日已发生转让。中均保理公司是国军商贸公司在中水十四局水泥货款的合法债权人，国军商贸公司不再对该债权享有权利，从而被告众友物流公司也对中水十四局被本院保全的货款也不享有权利。
摘要2：【裁判摘要３】关于律师费的承担，目前我国律师费用普遍的转付制度尚未建立，律师费的承担没有具有普遍约事力的法律规定。只有在知识产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等物定类型案件法律才明确规定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司法实践中普遍是当事人自己承担。因此，被告众友物流公司不应承担原告中均保理公司本案的律师费。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01民终9199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01民终9199号
【裁判摘要】债权转让未有效通知债务人，应收账款被冻结不能排除法院执行——坤廷公司转让《商品经营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债权是将《合同法》明确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予以转让，但该情形下债权转让合同本身的效力如何，《合同法》未作进一步明确规定。……就本案而言，债权转让合同本无法对重庆新世纪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但其后，重庆新世纪公司在厚朴金控保理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中进行了盖章确认，该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是在重庆新世纪公司与坤廷公司之间达成了新的合意，对《商品经营合同》中坤廷公司不得转让合同项下债权的约定予以变更和废除；与此同时，债权转让合同对重庆新世纪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故无论厚朴金控保理公司与坤廷公司之间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该合同对重庆新世纪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应为其盖章确认的落款时间即2015年6月30日。……本案中当事人自愿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可以产生债权转让事实的公示效力，即在有关的权利冲突中，作为判断相关当事人是否善意、无过错的一个考察因素。……故司法查封作为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的特别措施，基于债权人的积极保全债权的合法行为及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和支持，使申请查封的积极债权人突破了债权保护的平等性而对查封财产享有了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的优先性。故就本案而言，渝中区法院司法查封坤廷公司应收账款的时间在先，坤廷公司转让应收账款债权对债务人重庆新世纪公司生效在后，厚朴金控保理公司不得以其受让应收账款债权为由对抗在先查封应收账款债权的权利人，但对满足查封金额100万元之外的剩余应收账款债权享有权利。
摘要2：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1民终7222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1民终7222号
【裁判摘要】债权转让已经通知债务人可以对抗法院执行——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本案中，根据《保理合同》的约定，中建金林公司将其对ABB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农投保理公司，由农投保理公司向其提供融资服务。《保理合同》中约定保理期间为2014年8月26日至2019年8月25日，中建金林公司应当将保理期间内与ABB公司所产生的全部应收账款无条件地全部转让给农投保理公司，故中建金林公司应当将其与ABB公司在上述保理期间内基于租赁合同关系产生的租金收益全部转让给农投保理公司。……综合上述，本院认为，中建金林公司和农投保理公司已经通知了ABB公司应收账款转让事宜，再结合案涉应收账款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农投保理公司合法受让了中建金林公司对ABB公司的合法债权，ABB公司在保理期间内支付的租金收益即应收账款应属农投保理公司所有并无不当。综上，针对应收账款700万元的强制执行妨害了农投保理公司的合法权益，应予停止。
摘要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01民辖终99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01民辖终99号
【裁判摘要】合并审理时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既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则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首先，本案为保理合同纠纷，虽债权转让是业务的核心内容，但保理合同的内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债权转让。作为金融创新的一种方式，其功能主要体现为贸易融资。故应认为债权转让之内容是在整个保理合同框架下运作的。同时本案中张某、陈某也是属于保理合同的担保人而非债权转让合同的担保人，故原审法院只以债权转让合同确定本案管辖不妥。其次，在案件存在并列的客观合并时，当基于案件审理的需要、纠纷一次解决之要求、程序利益保障等因素不宜分开审理的，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即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的，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故在本案保理合同存在约定管辖的情况下，应以上述约定确定本案管辖更为妥当。
摘要2：【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3327号
【摘要】原告起诉至本院的依据是《国内保理合同》第12.2条的管辖约定，但本院注意到，该合同仅有原告和被告朗特公司的盖章，故该管辖约定对被告红湖公司不能产生效力，因此，本案管辖应依据原告起诉的诉由和诉因予以确定管辖依据。本案案由为保理合同纠纷，但从原告起诉的诉因看，原告作为保理商同时向被告红湖公司、朗特公司主张权利，其权利基础并不相同。原告主张被告红湖公司支付应收账款本金，其权利基础系基于原告自被告朗特公司处受让了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下对被告红湖公司享有的债权，即通过债权转让而取得；原告主张被告朗特公司对被告红湖公司未清偿的本金承担清偿责任，其权利基础则系基于原告与被告朗特公司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合同》，即通过保理业务而取得。就两种权利基础的关系而言，债权转让是保理业务开展的基础，保理合同以基础合同的债权转让为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此，取得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中的债权人地位的原告，应当受基础合同《订单合同》的约束，故本案的管辖依据应当按照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予以确定。
【注解】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基础合同及保证合同起诉债权嗯、债务人和担保人，虽然债务人不是保理合同的签订主体，但是应收账款转让发生在保理业务框架内，依据保理合同协议管辖或者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法院。
上海金融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74民辖终8号
摘要1：【案号】上海金融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74民辖终8号
【裁判摘要】商业保理合同纠纷中保理商有权依据保理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以一个民事案件确定案件管辖——本案系保理合同纠纷，根据本案所涉《商业保理业务合同》形成了深圳阜鼎汇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四川浩普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保理融资法律关系，以及深圳阜鼎汇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荆州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之间因应收账款转让形成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该两种法律关系涉及各权利义务主体以及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虽为相对独立的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共同构成了一笔完整的保理融资交易业务，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融资法律关系，具有很强的整体性，故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宜作一案处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的，不再适用合同诉讼特殊地域管辖和一般地域管辖。本案所涉《商业保理业务合同》约定了由合同签署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上述管辖约定合法有效。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管辖权异议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02民辖终925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02民辖终925号
【裁判摘要】本案是因保理合同引起的纠纷，保理合同并非是简单的债权转让，其实质是一种融资，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均基于该《保理合同》及其附属协议，所以本案的基础合同是《保理合同》。该《保理合同》约定：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的争议、纠纷交由乙方(即被上诉人瑞力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此外，被上诉人畅富公司和瑞力公司共同向上诉人发出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中载明：“我方(即畅富公司)对基础交易合同(即《钢材采购合同》)项下所有责任和义务的履行承担完全的责任，保理商(即瑞力公司)在任何情况下均无须对任何该等责任和义务承担任何责任或对我方未履行该等责任和义务承担任何责任。”其后，上诉人回给被上诉人畅富公司及瑞力公司的回执中亦载明：“我方(即上诉人)已收到通知书且完全理解、接受和同意根据通知书项下所有条款行事。……我方承认对上述应收账款及债权的从属权利等相关所有权利及利益均已经出售并完全转让至保理商。若我方未根据上述《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向指定账户付款或履行或遵守本确认书项下的任何其他义务或承诺，保理商应有权直接向我方追索。”根据上述往来函件，被上诉人畅富公司只是将收款的权利让渡给了保理商即瑞力公司，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畅富公司之间签订的《钢材采购合同》中其他约定(包括管辖约定等)仍由被上诉人畅富公司履行、承担。上诉人则在回函中表示同意，并表示将按上述转让通知书向瑞力公司付款。所以，现被上诉人瑞力公司向上诉人主张的付款权利是基于畅富公司和瑞力公司共同发出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上诉人回复的《回执》所产生的欠款，并非基于《钢材采购合同》所产生的货款。因此，《钢材采购合同》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畅富公司之间约定的管辖条款不能约束保理商即被上诉人瑞力公司。综上，本案系保理合同纠纷，《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回执》均系《保理合同》的组成部分，各方当事人均应受保理合同约定的管辖约束，且基于案件审理及纠纷一次解决的需要，本案也不宜分案审理，故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沪0110民初15526号
【笔记】保理合同约定协议管辖条款对基础合同债务人是否具有约束力？
摘要1：解读：（１）保理合同并非是简单的债权转让，其实质是一种融资，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均基于保理合同及其附属协议，基础合同是保理合同；（２）保理商向基础合同债务人主张权利并非基于基础合同而是基于保理合同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以及回执等文件，基础合同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并不能约束保理商，各方当事人均应受保理合同约定的协议管辖约束。
摘要2：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鄂01民辖终58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鄂01民辖终5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中信武汉分公司与鼎业公司在保理合同中约定“履行合同中发生纠纷协商不成的，由本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双方的保理合同在武汉市江岸区签订，故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为约定的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鼎业公司和中信武汉分公司共同向海龙公司签发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作为《保理合同》的附件，与保理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构成完整的保理合同项下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债务人海龙公司签收《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后没有提出异议，保理合同中关于管辖的约定对该公司产生拘束力。
摘要2：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赣01民辖终72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赣01民辖终72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苇禾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泰兴市生华电池配件有限公司签订的《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特别条款第八项明确约定，凡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理商所在地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且双方在致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第３条也明确本案由保理商（上诉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被上诉人沃特玛公司收到该通知后，也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该通知项下的所有条款。故上诉人苇禾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泰兴市生华电池配件有限公司签订的《国内商业保理合同》关于管辖的约定对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同样具有约束力。苇禾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者地为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9号博能中心，属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鄂民辖终92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鄂民辖终92号
【裁判摘要】本案是华嵘公司基于其与中天信公司签订的《国内商业保理合同》中约定的应收账款转让，以债权受让人的身份向基础合同《ODM合作框架协议》的债务人烽火公司主张债权，涉及保理合同、债权转让、基础合同等多种法律关系。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烽火公司诉中天信公司一案，系烽火公司要求中天信公司依据双方所签《ODM合作框架协议》赔偿各项损失提起的诉讼。虽然两案均涉及《ODM合作框架协议》，确有关联，但诉讼当事人、法律关系、法律事实均不尽相同，不属于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同一事实引发的纠纷，两个法院分别审理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将本案移送审理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冀01民终8772号
摘要1：【案号】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冀01民终8772号
【裁判摘要】约定不得转让债权的基础合同不得用于保理融资，否则对基础合同债务人不发生债权转让的效力——中兴公司、运通设备公司与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签订的《2013年中国联通宽带接入网PONFTTH终端采购框架合同》明确约定，“卖方不得单方向第三方转让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者部分买方应付账款，否则该转让行为无效，对于卖方确需转让本合同项下买方应付账款的，双方应就该转让事项签署书面补充协议，书面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冠中商业保理公司对于上述合同约定系明知，其如欲合法受让运通设备公司对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享有的案涉债权应就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并取得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的同意。冠中商业保理公司为证明债权转让的相关事实提交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否认收到运通设备公司和冠中商业保理公司送达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同时对《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加盖的其公司内设部门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2008年启用部门印章的通知、印模以及运通设备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出具的《确认与承诺书》，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加盖的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内设部门印章不具有真实性，且《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中没有签收人的签字，因此，冠中商业保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受让运通设备公司对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享有的案涉债权通知了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并取得了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的同意。因运通设备公司与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在合同中约定运通设备公司不得单方转让合同项下的买方应付账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冠中商业保理公司与运通设备公司之间案涉债权转让对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不发生效力。一审判决驳回冠中商业保理公司要求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清偿案涉应收账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民辖终55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民辖终55号
【裁判摘要】本案现有证据材料初步表明，本案系涉保理融资交易的合同纠纷。其基本的交易模式为：由弗瑞德公司向邦汇保理公司转让其对兵工华东公司享有的《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邦汇保理公司则据此向弗瑞德公司提供保理融资款。由此，邦汇保理公司与弗瑞德公司之间形成保理融资法律关系，邦汇保理公司与兵工华东公司之间则因应收账款转让形成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该两种法律关系涉及三方权利义务主体以及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为相对独立的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共同构成了一笔完整的保理融资交易业务，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融资法律关系，具有很强的整体性，故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宜作一案处理，定案由为合同纠纷。另外，本案现有证据材料还表明，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依法可由接收货币一方即邦汇保理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并无不妥。邦汇保理公司的住所地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原审法院据此对本案行使管辖权于法有据。
摘要2：【解读】保理商和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保理合同关系、基础交易关系以及债权转为关系构成完整的保理融资交易业务，形成一种新型融资法律关系，根据保理合同约定确定案件管辖。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琼民辖终3号
摘要1：【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琼民辖终3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不是保理合同签订主体，保理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对其无法律效力，应当依据基础合同确定案件管辖——中边公司依据其与汇金公司签订的《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编号：xxx-CBL001）将其基于《产品购销合同》对中丝海南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汇金公司，并将该应收账款转让事宜以书面方式通知中丝海南公司。汇金公司基于其受让中边公司对中丝海南公司享有的债权提起本案诉讼，向中丝海南公司主张权利，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中边公司与中丝海南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中边公司将涉案应收账款转让给汇金公司后，中边公司基于持有该应收账款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的一切权利均转让给汇金公司，当然也包括《产品购销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在内。中边公司与中丝海南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地点在海南省海口市，争议管辖法院为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该约定管辖条款是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条款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双方的约定管辖合法有效，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02民辖终608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02民辖终608号
【裁判摘要】中广投公司以其受让融资租赁合同债权为由，依据吉运公司与魏县妇幼保健院所签涉案《融资租赁合同》，远程视界科技集团向吉运公司提供的涉案《不可撤销担保书》，吉运公司与加油宝公司（原名“江泰金融公司”）所签《债权转让合作协议书》，吉运公司向加油宝公司提交的包含承诺提供担保的涉案《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刘××向加油宝公司提供的《个人无限连带担保责任书》，及加油宝公司与中广投公司所签《债权转让协议书》等证据材料，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向魏县妇幼保健院、远程视界科技集团、吉运公司、刘××等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魏县妇幼保健院向中广投公司支付租金，远程视界科技集团、吉运公司、刘××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等，属于债权受让人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书》等就涉案《融资租赁合同》、《不可撤销担保书》的履行提起的诉讼，应依据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确定案件管辖法院。本案中，吉运公司为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甲方（出租人），魏县妇幼保健院系约定的乙方（承租人），吉运公司及魏县妇幼保健院所在地均属于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故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第十九条第2项关于“有关本合同的一切争议，合同各方应首先根据本合同规定的内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的，各方同意由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摘要2：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民辖终100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民辖终100号
【裁判摘要】票据权利纠纷属于法律规定可以约定管辖范围——根据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及《国内保理合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回执》《商业承兑汇票》等证据材料，本案系被上诉人基于《国内保理合同》权利的受让人，因上诉人为付款人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票款5241.1万元未能兑付，请求上诉人支付相应金额票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而提起的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系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作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属法律规定可约定管辖的范围。本案中，《国内保理合同》《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均载明，对转让应收账款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纠纷，由保理商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其中，《国内保理合同》第五条“全部权利转让”之5•1载明：受核准应收账款所从属的一切权利和权益均一并转让给保理商。包括取得受核准应收账款项下结算工具如票据等。本案所涉票据为《商业承兑汇票》，是基础交易合同的结算方式，也是应收账款转让的标的，在应收账款转让的相关文件中，均特指向合同号码为xxxXXXXXXX的《商业承兑汇票》，故本案当事人在转让应收账款中约定的管辖法院适用该票据引发的纠纷。根据上述约定，保理商江铜国际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属原审法院辖区，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商)初字第15703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商)初字第15703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伪造债权转让通知保理商可向其行使追索权——保理合同是指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签订的，约定将现在或者将来的、基于债权人与债务人订立的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出租资产等基础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向债权人提供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合同；是以债权转让为基础的一种综合性金融服务方式。……本案系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诉争《保理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在甲方受让的应收账款因任何原因不能收回时，甲方有权向乙方进行追索，乙方应当无条件向甲方支付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等全部应付款项。本案中，基于恒丰电力公司向中汇信通公司转让其对兖州煤业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中汇信通公司与恒丰电力公司之间签定诉争《保理合同》，现中汇信通公司已经按照约定支付了保理融资款项100000000元，履行了其应当发放保理融资款的合同义务。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截至目前，《保理合同》中约定的兖州煤业公司应支付的应收账款尚未支付，且依据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文书》，涉案《保理合同》项下约定的应收账款对应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加盖的“兖州煤业公司煤炭合同章（四）”和“王××”签字与样本均不一致，兖州煤业公司亦不认可其欠付恒丰电力公司货款。故中汇信通公司依据《保理合同》及《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受让的兖州煤业公司应收账款实际并不能收回。中汇信通公司有权依据诉争《保理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向恒丰电力公司主张追索权。依据上述约定，恒丰电力公司应支付的款项包括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等全部款项。
摘要2：【摘要】关于恒丰电力公司辩称，中汇信通公司并非金融机构，本案应当按照民间借贷进行认定，中汇信通公司主张的利息、手续费、罚息总额应当不超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当中年利率24%的法定标准一节，本院认为，首先，如前文所述，本案系中汇信通公司基于其与恒丰电力公司之间签订的《保理合同》提起的合同纠纷案件，而汇信通公司系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开展保理业务的商业保理公司，故其有权从事相关保理业务；保理业务是以债权转让为基础的一种综合性金融服务方式，其存在基础合同及保理合同两个合同关系,一般涉及债权人(供应商)、债务人(购买方)和保理商三方主体；故所涉法律关系与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具有显著区别。恒丰电力公司辩称本案应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本案中，依据中汇信通公司所主张的保理融资费、罚息和违约金相加之总额并未违反国家相关规定，且即便按照恒丰电力公司之辩解意见，上述相加之总额亦未超过法定利率标准，故恒丰电力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注解】（１）债权转让通知的回执单的印章是虚假；（２）北京三中院认为，保理合同的追索条款明确约定在保理商因任何原因无法获得清偿时，有权向债权人行使保理追索权。本案中，保理商因回执单上印章虚假无法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再向债权人主张保理融资款的追索权有合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