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津高民二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保理商在保理期间届满未足额受偿时行使追索权）
【裁判要旨】在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中，如果保理商在保理期间届满未足额受偿时可以直接对卖方行使追索权，卖方应对保理商未按时受偿的应收帐款承担回购责任。
【裁判文书字号】一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津高民二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2：
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摘要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4年第5号）：《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已经中国银监会2013年第21次主席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摘要2：
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
摘要1：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中国银行业协会 2010年4月7日）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二终字第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二终字第5号
【裁判要旨】基于买卖合同成立的保理合同应根据保理合同确定管辖法院——金融机构为买卖合同当事人提供融资借款所签订的保理服务合同，与买卖合同之间相互独立，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主从关系。因保理引发的纠纷，应根据争议的对象即保理业务合同而非买卖合同相关要素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2：
基于买卖合同成立的保理合同，两者并非主从关系——金融机构为买卖合同当事人提供融资借款所签保理服务合同，与买卖合同之间相互独立，两者之间并无主从关系
摘要1：【实务要点】金融机构为买卖合同当事人提供融资借款所签订的保理服务合同，与买卖合同之间相互独立，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主从关系。因保理引发的纠纷，应根据争议的对象即保理业务合同而非买卖合同相关要素确定管辖法院。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 5 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5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513号
【裁判摘要】商业保理业务是以应收账款的转让、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民法典施行之前商业保理合同虽然属于无名合同，但因其引发的纠纷应当根据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审理。
摘要2：【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民终477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1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132号
【裁判摘要】因主体不符合法定保理商的规定，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不属于保理合同——关于案涉《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案涉合同系商业保理合同，根据2012年商务部《关于商业保理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2019年10月18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商业保理合同系从2012年开始试点，并着重完善从事保理业务的企业主体资格和经营行为的合规性，在法律上尚无特殊规定。同时，本案各方在签订案涉合同之时并未表明保理行为的意思表示，即使案涉《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内容有保理合同的特征和倾向，因双方主体以及意思表示的因素，也不应认定该合同性质为商业保理合同。
摘要2：
保理合同
摘要1：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
摘要2：【注解１】（１）保理（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ｇ）起源于１４世纪英国毛纺工业。（２）１９９１年中国联合考察组受邀赴欧洲考察国际保理业务，正式与国际保理商联合会（ＦＣＩ）确认将“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ｇ”一词翻译为“保理”。
【注解２】保理并非仅仅是债权人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人，还包括保理人提供的各项服务（主要是资金融通），即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将来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的目的是从保理人处获得融资。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9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94号
【裁判摘要】保理合同是一种兼有债权转让性质和商业惯例特定的合同，既有债权转让的法律特征，又有商业运作惯例的行业特征。保理合同法律关系是基于多个合同关系形成一个新的法律关系，不能将一般合同相对性原则简单理解和套用在保理合同纠纷中——｜一般认为，保理合同是一种有着突出商业惯例特点的债权转让性质的合同，从保理业务的运作和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来看，供应商将债权转让给保理商，保理商支付融资款作为对价，并明确告知债务人将应收账款支付给保理商，保理商对债务承担信用风险责任，有债权转让的法律特征，又有商业运作惯例的特征，保理商在未受偿的情况下，以债务人和供应商为被告，行使追索权。保理合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基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合同形成一个新的符合商业运作惯例的法律关系，不能将一般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简单地理解和套用在保理合同的纠纷中。本案中，西北公司自认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余额确认书》上加盖印章并出具债权确认书，在与建机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基础上，确立了向工行迎宾路支行融资的权利义务关系。工行迎宾路支行以西北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西北公司在一、二审中均应诉，且并未因此提出异议。二审判决西北公司承担全部的偿还责任，建机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基于西北公司为案涉款项的实际受益人、资金使用人的考量，公平合理，既符合保理合同运作惯例，也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
摘要2：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02民终1066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02民终1066号
【裁判摘要】保理业务由应收账款转让和保理融资两部分组成，保理法律关系不同于借贷法律关系，也不同于债权转让关系——保理合同以基础合同的债权转让为前提，构成保理法律关系，应当同时具备4个基本条件：1、保理商必须是依照国家规定、经过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开展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和商业保理公司；2、保理法律关系应当以债权转让为前提；3、保理商与债权人应当签订书面的保理合同；4、保理商应当提供下列服务中至少一项：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应收账款催收、资信调查与评估、信用风险控制及坏账担保。保理法律关系不同于一般借款法律关系。保理融资的第一还款来源是债务人支付应收账款，而非债权人直接归还保理融资款。保理法律关系也不同于债权转让法律关系，保理商接受债务人依基础合同（债权转让）支付的应收账款，在扣除保理融资本息及相关费用后，应将余额返还债权人。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64号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一——次债务人不得以债权瑕疵为由对抗善意保理商
摘要2：——次债务人不得以债权瑕疵为由对抗善意保理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64号
【裁判观点】本案再审判决明确界定保理合同纠纷中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细化了保理合同纠纷的裁判规则。
（一）在有追索权的保理纠纷案件中，保理商向债务人的追索权、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以及债权反转让的法律性质及相互关系如下：债权反转让的法律效果应为解除债权转让合同，解除后保理商不再具备次债务人的债权人地位，故该项权利与保理商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不得并存；而追索权的功能相当于债务人为次债务人的债务清偿能力提供担保，其功能与放弃先诉抗辩权的一般保证相当，其与保理商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能够同时并存，其中一方的清偿行为相应减少另一方的清偿义务。
（二）对实践中经常出现的转让债权存在瑕疵的情况，若该瑕疵系债务人和次债务人共同的虚伪意思表示，根据当事人的虚伪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绝对无效，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基本原理，应审查保理商在受让债权时是否尽到审查义务，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债权存在瑕疵。若保理商为善意，则次债务人不得以债权瑕疵为由对抗保理商。
【解读】在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中，其所包含的债权转让合同不是纯正的债权让与，而应认定是具有担保债务履行功能的见解给付契约——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所包含的债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性质并非纯正的债权让与，而应认定为是具有担保债务履行功能的间接给付契约。间接给付，学说上又称为新债清偿、新债抵旧，或为清偿之给付。根据民法基本原理，间接给付作为债务清偿的方法之一，是指为清偿债务而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清偿，并不具有消灭原有债务的效力，在新债务履行前，原债务并不消灭，只有当新债务履行且债权人的原债权因此得以实现后，原债务才同时消灭。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对保理商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中，在债权未获清偿的情况下，保理商不仅有权请求基础合同的债务人向其清偿债务，同时有权向基础合同债权的让与人追索这一问题，并无分歧认识，但在原有债务和受让债权的数额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如何确定清偿义务范围和顺序，还没有先例判决可以遵循。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579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579号
【裁判摘要】在保理业务中，债权人与银行之间的实际是资金借贷关系，债权人转让的应收账款实际是担保借款的实现——在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中，卖方将对买方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银行，保理银行向卖方发放保理融资款。当保理银行向买方请求给付应收账款受阻时，卖方负有偿还保理融资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责任。故卖方对于保理融资款负有最终偿还责任，其与保理银行实际上形成资金借贷关系。卖方将对买方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银行，实际上是用以清偿保理融资款本息，当买方拒绝付款而卖方又未依约履行回购义务并足额清偿保理融资款本息时，保理银行依约仍保留对买方主张应收账款债权的权利，此时保理银行受让应收账款实际上起到担保作用。故有追索权保理中的应收账款转让实质上系债权让与担保。因此，在有追索权保理所涉法律关系中，保理银行与卖方的金融借贷系主法律关系，保理银行与卖方、买方之间形成的债权转让关系系从法律关系，并起到让与担保的作用。故卖方对保理融资款本息负有首要偿还责任，买方在应收账款金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796号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津03民终888号
摘要1：【案号】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津03民终888号
【裁判要旨】商业保理业务以真实的基础交易为背景，若保理商提供的商业保理合同、保理融资凭证之间缺乏关联性且前后存在矛盾，不能据此认定发生了真实的基础交易，不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
摘要2：【解读】保理商无法证明交易真实性的，商业保理合同关系不成立——（１）保理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应当以债权转让为前提，即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基础交易合同关系并基于此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２）根据保理行业惯例，商业保理业务离不开真实交易背景以及应收账款的有效转让，缺少上述要素将难以认定商业保理法律关系。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8民初49433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8民初49433号
【裁判摘要】判断保理合同是否成立应当从债权可转让行和基础合同（对应未来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两个方面进行判断，无法确定应收账款谁发生则不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商业保理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保理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应当以债权的转让为前提，且该债权应是合法有效、客观存在的债权，包括因提供商品、服务或者出租资产而形成的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保理法律关系涉及债权人、债务人及保理商三方主体，涵盖基础合同关系、保理合同关系两种法律关系，基础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关系到保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因此，本案应从债权的可转让性和基础合同是否真实存在两方面分析进而判断保理合同是否成立。首先，根据江山保理公司与深海八百米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深海八百米公司将2016年5月29日至2018年5月28日所享有的未来所有营业收入及相关权益（统称应收账款）无条件转让给江山保理公司，江山保理公司为深海八百米公司提供保理服务。转让债权为“未来所有营业收入"及“相关权益"。债权具体金额不明确，债务人未知，产生债权的基础事实并未实际发生，与传统意义上“应收账款"性质不符，且江山保理公司在庭审中也未进一步对该笔债权的可转让性予以证明，故该笔债权是否具有可转让性并不明确，因此不符合保理合同中“债权的转让"前提。其次，本案基础合同对应事实是未来饭店的经营，经营事实在签订保理合同时尚未发生，未来营业收入情况是否存在未知，该基础合同将来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无法明确认定保理合同对应的基础合同真实存在。故，虽然深海八百米公司与江山保理公司签订合同名为《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但并不符合商业保理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江山保理公司与深海八百米公司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应认定为有效。
摘要2：
福建省商务厅关于印发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商业保理业务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摘要1：福建省商务厅关于印发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商业保理业务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闽商务外资〔2015〕25号）
摘要2：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628民初1157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628民初1157号
【裁判摘要１】法律赋予了执行案件异议人在执行法院作出驳回异议人的异议请求后一定期限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和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是保障并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的制度。在本院作出（2018）黔0628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时，只告知了申请复议的权利而并没有告知提起异议之诉的救济途径，按照法院裁定书的指引中均保理公司申请了复议。在铜仁中院经复议后作出（2019）黔06执复12号执行裁定中才明确告知中均保理公司需另行提起异议之诉，中均保理公司提起异议之诉期限的起算时间应从收到铜仁中院（2019）黔06执复12号执行裁定书的次日开始计算。中均保理公司未怠于行使主张本院保全的中水十四局应收账款的权利，2019年4月11日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未超过法定期限。
【裁判摘要２】应收账款被冻结保理商是否可以实体权利人要求解除冻结？｜在保理业务中，应收账款转让实质是债权转让，保理商对受让的应收账款享有所有权；应收账款被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的，保理商享有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关于被告众友物流公司对国军商贸公司在中水四十局水泥货款享有权利的问题，2017年6月10日国军商贸公司与中均保理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当日，国军商贸公司又与中水十四局、原告中均保理公司签订保理业务合作三方协议，中均保理公司也向中水十四局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并且国军商贸公司转让的债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不能转让的债权。另外从众友物流公司起诉国军商贸公司的时间看，国军商贸公司在诉讼前8个月已将债权转让，且众友物流公司又没有提交国军商贸公司与中均保理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证据。所以国军商贸公司与中均保理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合法有效，国军商贸公司对中水十四局铜仁市“十三五"农村公路“建养一体化"服务第TR标段工程提供水泥（含运输服务）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债权于2016年6月10日已发生转让。中均保理公司是国军商贸公司在中水十四局水泥货款的合法债权人，国军商贸公司不再对该债权享有权利，从而被告众友物流公司也对中水十四局被本院保全的货款也不享有权利。
摘要2：【裁判摘要３】关于律师费的承担，目前我国律师费用普遍的转付制度尚未建立，律师费的承担没有具有普遍约事力的法律规定。只有在知识产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等物定类型案件法律才明确规定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司法实践中普遍是当事人自己承担。因此，被告众友物流公司不应承担原告中均保理公司本案的律师费。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1民终7222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1民终7222号
【裁判摘要】债权转让已经通知债务人可以对抗法院执行——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本案中，根据《保理合同》的约定，中建金林公司将其对ABB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农投保理公司，由农投保理公司向其提供融资服务。《保理合同》中约定保理期间为2014年8月26日至2019年8月25日，中建金林公司应当将保理期间内与ABB公司所产生的全部应收账款无条件地全部转让给农投保理公司，故中建金林公司应当将其与ABB公司在上述保理期间内基于租赁合同关系产生的租金收益全部转让给农投保理公司。……综合上述，本院认为，中建金林公司和农投保理公司已经通知了ABB公司应收账款转让事宜，再结合案涉应收账款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农投保理公司合法受让了中建金林公司对ABB公司的合法债权，ABB公司在保理期间内支付的租金收益即应收账款应属农投保理公司所有并无不当。综上，针对应收账款700万元的强制执行妨害了农投保理公司的合法权益，应予停止。
摘要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01民辖终99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01民辖终99号
【裁判摘要】合并审理时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既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则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首先，本案为保理合同纠纷，虽债权转让是业务的核心内容，但保理合同的内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债权转让。作为金融创新的一种方式，其功能主要体现为贸易融资。故应认为债权转让之内容是在整个保理合同框架下运作的。同时本案中张某、陈某也是属于保理合同的担保人而非债权转让合同的担保人，故原审法院只以债权转让合同确定本案管辖不妥。其次，在案件存在并列的客观合并时，当基于案件审理的需要、纠纷一次解决之要求、程序利益保障等因素不宜分开审理的，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即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的，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故在本案保理合同存在约定管辖的情况下，应以上述约定确定本案管辖更为妥当。
摘要2：【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3327号
【摘要】原告起诉至本院的依据是《国内保理合同》第12.2条的管辖约定，但本院注意到，该合同仅有原告和被告朗特公司的盖章，故该管辖约定对被告红湖公司不能产生效力，因此，本案管辖应依据原告起诉的诉由和诉因予以确定管辖依据。本案案由为保理合同纠纷，但从原告起诉的诉因看，原告作为保理商同时向被告红湖公司、朗特公司主张权利，其权利基础并不相同。原告主张被告红湖公司支付应收账款本金，其权利基础系基于原告自被告朗特公司处受让了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下对被告红湖公司享有的债权，即通过债权转让而取得；原告主张被告朗特公司对被告红湖公司未清偿的本金承担清偿责任，其权利基础则系基于原告与被告朗特公司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合同》，即通过保理业务而取得。就两种权利基础的关系而言，债权转让是保理业务开展的基础，保理合同以基础合同的债权转让为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此，取得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中的债权人地位的原告，应当受基础合同《订单合同》的约束，故本案的管辖依据应当按照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予以确定。
【注解】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基础合同及保证合同起诉债权嗯、债务人和担保人，虽然债务人不是保理合同的签订主体，但是应收账款转让发生在保理业务框架内，依据保理合同协议管辖或者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71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3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71号
【裁判要旨】保理业务中追索权的设置具有担保功能，保理商基于保理融资款债权可以同时向应收账款债务人和应收账款债权人同时主张权利。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320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7)最高法民再164号
摘要1：次债务人不得以债权瑕疵为由对抗善意保理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7)最高法民再164号
【裁判观点】本案再审判决明确界定保理合同纠纷中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细化了保理合同纠纷的裁判规则。（一）在有追索权的保理纠纷案件中，保理商向债务人的追索权、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以及债权反转让的法律性质及相互关系如下：债权反转让的法律效果应为解除债权转让合同，解除后保理商不再具备次债务人的债权人地位，故该项权利与保理商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不得并存；而追索权的功能相当于债务人为次债务人的债务清偿能力提供担保，其功能与放弃先诉抗辩权的一般保证相当，其与保理商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能够同时并存，其中一方的清偿行为相应减少另一方的清偿义务。（二）对实践中经常出现的转让债权存在瑕疵的情况，若该瑕疵系债务人和次债务人共同的虚伪意思表示，根据当事人的虚伪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绝对无效，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基本原理，应审查保理商在受让债权时是否尽到审查义务，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债权存在瑕疵。若保理商为善意，则次债务人不得以债权瑕疵为由对抗保理商。
【解读】在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中，其所包含的债权转让合同不是纯正的债权让与，而应认定是具有担保债务履行功能的见解给付契约——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所包含的债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性质并非纯正的债权让与，而应认定为是具有担保债务履行功能的间接给付契约。间接给付，学说上又称为新债清偿、新债抵旧，或为清偿之给付。根据民法基本原理，间接给付作为债务清偿的方法之一，是指为清偿债务而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清偿，并不具有消灭原有债务的效力，在新债务履行前，原债务并不消灭，只有当新债务履行且债权人的原债权因此得以实现后，原债务才同时消灭。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对保理商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中，在债权未获清偿的情况下，保理商不仅有权请求基础合同的债务人向其清偿债务，同时有权向基础合同债权的让与人追索这一问题，并无分歧认识，但在原有债务和受让债权的数额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如何确定清偿义务范围和顺序，还没有先例判决可以遵循。
摘要2：【注解１】保理商向债权人反转让与向债务人求偿权不能同时并存——保理商行使了反转让，债权人向保理商足额归还保理融资款及相关费用后应收账款应回转给债权人，保理合同自动终止，保理商不能再以债权人向债务人行使求偿权。
【注解２】（１）案涉《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中关于广州大优公司归还了保理融资款及相关未结清费用后，与该应收账款有关的一切权利亦应同时转回，以及发生江西燃料公司不履行偿还义务等情形珠海华润银行有权通知广州大优公司反转让债权的约定，应当解释为案涉债权转让合同的约定解除条件。因此，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的情况下，如果珠海华润银行向广州大优公司反转让债权，因债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其已不再具有江西燃料公司的债权人身份，其要求江西燃料公司清偿债务的权利基础已不存在，故该项权利与其对江西燃料公司的求偿权在法律性质上不能同时并存。据此，珠海华润银行在本案中要求江西燃料公司清偿债务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其另案提起的诉讼是否应当认定为已经行使了解除债权转让合同的权利，将债权返还给广州大优公司。（２）故本院认定，珠海华润银行在另案诉讼中所主张的权利，在性质上属于要求广州大优公司归还借款的追索权，并非债权的反转让。
上海金融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74民辖终8号
摘要1：【案号】上海金融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74民辖终8号
【裁判摘要】商业保理合同纠纷中保理商有权依据保理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以一个民事案件确定案件管辖——本案系保理合同纠纷，根据本案所涉《商业保理业务合同》形成了深圳阜鼎汇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四川浩普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保理融资法律关系，以及深圳阜鼎汇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荆州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之间因应收账款转让形成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该两种法律关系涉及各权利义务主体以及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虽为相对独立的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共同构成了一笔完整的保理融资交易业务，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融资法律关系，具有很强的整体性，故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宜作一案处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的，不再适用合同诉讼特殊地域管辖和一般地域管辖。本案所涉《商业保理业务合同》约定了由合同签署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上述管辖约定合法有效。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管辖权异议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津02民辖终1144号
摘要1：【案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津02民辖终1144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基础合同起诉债权人、债务人以及担保人，因债务人并非保理合同签订主体，不能依据保理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而应当根据基础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斯创姆公司以其与中船重工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向诺信公司申请国内保理业务，诺信公司依约支付相应融资款。现诺信公司未能收回保理融资款，故以斯创姆公司、中船重工公司为共同被告主张权利，由于中船重工公司不是《国内保理合同（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有追索权)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故一审法院以上述合同（协议）中约定管辖条款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欠妥。本案中，应依据斯创姆公司与中船重工公司之间的基础合同即《采购合同》确定管辖。《采购合同》在明确载明签订地点为天津市开发区的同时，合同第14条约定如果双方经协商后30天内（日历天数）仍不能达成协议时，可向合同签署地法院起诉。因此，依据基础合同中上述约定管辖条款，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苏民再454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苏民再454号
【裁判摘要】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本案中，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基于与绿汀公司、于××、王××、同德公司、一信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张上述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并基于与绿汀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张对抵押物行使抵押权。《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合同项下争议应向债权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最高额抵押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合同项下争议应向抵押权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由此可见，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绿汀公司等在合同中并未约定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即没有仲裁协议。其次，《回购型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不适用于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绿汀公司之间的纠纷。《回购型保理业务合同》系由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东润公司签订，因此该双方之间的纠纷应当按约提交仲裁解决。绿汀公司等并非上述合同仲裁条款的当事人，担保合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以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1、一信公司归还贷款本金90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和复利；2、一信公司承担律师费用损失836709.89元；3、绿汀公司、于××、王××、同德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恒丰银行苏州分行有权对绿汀公司提供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5、本案诉讼费用由对方当事人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恒丰银行苏州分行的起诉。
【解读３】再审裁定：一、撤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5民初490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对威海两岸绿汀置业有限公司、于××、王××、威海市同德渔具有限公司的起诉；三、驳回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对威海一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辖终541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辖终541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单独起诉保证人，按保证合同约定确定案件管辖，无约定管辖时按照法定管辖——国投公司依据与亿阳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亿阳公司向国投公司支付溢价回购款、违约金及逾期利息等共计约7005万元，故本案系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双方在《保证合同》中确认亿阳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因此，国投公司单独起诉保证人亿阳公司，符合法律规定。《保证合同》第一条约定该《保证合同》的主合同为《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凡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可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采用与主合同之约定相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第四十六条约定，若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若协商不成，均可向乙方（即国投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约定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确认有效。国投公司的住所地在深圳市，故原审法院作为合同约定的管辖法院依法对本案拥有管辖权。
摘要2：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01民辖终965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01民辖终965号
【裁判摘要】被上诉人起诉请求判令天津市双荣纸制品有限公司承担回购责任，支付回购价款及相关利息及判令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提供了与两上诉人签订的《保理业务合同（有追索权）》、《保证合同》，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被上诉人为持有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至于被上诉人是否具备开办保理业务的资质问题，涉及案件实体审查内容，不属于管辖权异议审查范围，故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保理业务合同（有追索权）》、《保证合同》中均约定如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应向被上诉人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上述约定未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合法有效。被上诉人的住所地为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金岭北路××号×××房，在原审法院的辖区内，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11民辖终184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11民辖终184号
【裁判摘要】 经查，2018年7月25日，天津随行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8年8月3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津0116民初3282号民事裁定，认为双方在《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中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协商不成的，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乙方”即天津随行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天津随行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注册地虽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1988号2-1507，但并未在此实际经营，据该院审查核实的情况以及天津随行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反映，天津随行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九如巷×××号”，故该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本案移送至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审理。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收到移送的案卷后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受理，未对该案的管辖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管辖作出的移送管辖裁定已生效，济宁兖州区顺风物流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不应再处理，故一审管辖权异议裁定不当，应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2019）苏1111民初164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本案由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摘要2：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01民辖终1058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01民辖终105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随行付公司与鸿兴物流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合同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京01民辖终字第530号民事裁定书认定，随行付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在一审阶段，随行付公司也提交了其与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鸿兴物流公司、李××、徐××１、徐××２对于上述事实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随行付公司与鸿兴物流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法院具有实际连接点，约定管辖法院为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符合法律规定。鸿兴物流公司、李××、徐××１、徐××２虽然主张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为无效合同，但《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是否为无效合同属于实体审理范围，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故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上海金融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沪74民辖终163号
摘要1：【案号】上海金融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沪74民辖终163号
【裁判摘要】被告以虚假合同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属于实体审理问题，不构成管辖权有效抗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的，不再适用合同诉讼特殊地域管辖和一般地域管辖。本案双方签订的《国内有追索权暗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由甲方即上海钧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同时合同披露甲方地址位于浦东新区，该约定合法有效，原审据此认定对本案有管辖权并不不当。上诉人称本案合同系虚假合同，并非上诉人签订，本院认为，合同真实性问题应在本案实体审理过程中处理。
摘要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03民特1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03民特1号
【裁判摘要】关于仲裁院认定事实的证据是否系伪造，经鉴定《保理业务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并非倪殿程本人所签，倪××与顺诚乐丰公司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仲裁院对倪××的相关裁决所依据的《保理业务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系伪造，故仲裁裁决中与倪××有关的裁决部分应予撤销。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商)初字第15703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商)初字第15703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伪造债权转让通知保理商可向其行使追索权——保理合同是指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签订的，约定将现在或者将来的、基于债权人与债务人订立的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出租资产等基础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向债权人提供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合同；是以债权转让为基础的一种综合性金融服务方式。……本案系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诉争《保理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在甲方受让的应收账款因任何原因不能收回时，甲方有权向乙方进行追索，乙方应当无条件向甲方支付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等全部应付款项。本案中，基于恒丰电力公司向中汇信通公司转让其对兖州煤业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中汇信通公司与恒丰电力公司之间签定诉争《保理合同》，现中汇信通公司已经按照约定支付了保理融资款项100000000元，履行了其应当发放保理融资款的合同义务。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截至目前，《保理合同》中约定的兖州煤业公司应支付的应收账款尚未支付，且依据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文书》，涉案《保理合同》项下约定的应收账款对应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加盖的“兖州煤业公司煤炭合同章（四）”和“王××”签字与样本均不一致，兖州煤业公司亦不认可其欠付恒丰电力公司货款。故中汇信通公司依据《保理合同》及《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受让的兖州煤业公司应收账款实际并不能收回。中汇信通公司有权依据诉争《保理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向恒丰电力公司主张追索权。依据上述约定，恒丰电力公司应支付的款项包括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等全部款项。
摘要2：【摘要】关于恒丰电力公司辩称，中汇信通公司并非金融机构，本案应当按照民间借贷进行认定，中汇信通公司主张的利息、手续费、罚息总额应当不超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当中年利率24%的法定标准一节，本院认为，首先，如前文所述，本案系中汇信通公司基于其与恒丰电力公司之间签订的《保理合同》提起的合同纠纷案件，而汇信通公司系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开展保理业务的商业保理公司，故其有权从事相关保理业务；保理业务是以债权转让为基础的一种综合性金融服务方式，其存在基础合同及保理合同两个合同关系,一般涉及债权人(供应商)、债务人(购买方)和保理商三方主体；故所涉法律关系与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具有显著区别。恒丰电力公司辩称本案应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本案中，依据中汇信通公司所主张的保理融资费、罚息和违约金相加之总额并未违反国家相关规定，且即便按照恒丰电力公司之辩解意见，上述相加之总额亦未超过法定利率标准，故恒丰电力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注解】（１）债权转让通知的回执单的印章是虚假；（２）北京三中院认为，保理合同的追索条款明确约定在保理商因任何原因无法获得清偿时，有权向债权人行使保理追索权。本案中，保理商因回执单上印章虚假无法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再向债权人主张保理融资款的追索权有合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