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发电场购售电合同（示范文本）、光伏电站购售电合同（示范文本）
摘要1：国家能源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印发风力发电场、光伏电站购售电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 国能监管〔2014〕331号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7）民终字第13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7）民终字第131号
【提示】企业法人授权其分支机构办理业务，其自身也具有诉讼主体地位。
【裁判意见】企业法人授权其派出机构承揽业务、签订合同的，该企业法人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地位。
【裁判规则】企业法人授权其派出机构签订合同的，该企业法人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地位。企业法人授权其派出机构承揽业务、签订合同的，该企业法人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地位。
摘要2：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榕民初字第236号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闽民终字第256号
摘要1：（临时股东大会）
【裁判要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以托管为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因该行为将实质产生危害上市公司正常治理的后果，故应确认无效。
【裁判规则】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遭拒收不影响效力——具备法定条件的上市公司股东，有权依法提出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在该股东已履行了提出议题及提案义务的情况下，法院推定公司董事会在拒收提案快递邮件时即已知晓议题及提案内容。
【裁判意见】
①上市公司股东自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应履行书面通知董事会，并报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驻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的义务，通知提案内容与备案内容不一致又未重新向董事会提出召开股东大会请求的，应认定重新不合法。
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权属于董事会，主持权属于董事长。只有在董事会和董事长明示放弃或怠于行使或不能行使该项法定职责，且未能指定董事主持股东会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第26条才赋予提议股东相应的救济权利，即“提议股东在报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后会议由提议股东主持”。
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同意召开股东大会的，应当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发出后，董事会再提出新的提案，或未征得提议股东的同意再对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进行变更或推迟的，股东大会所产生的决议应为无效。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榕民初字第236号；二审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闽民终字第256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27号
摘要1：——保证人在债权人催收通知书上盖章的行为的法律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27号
【裁判要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派出机构根据法人授权向债务人催收行为，应视为履行职责的民事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及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
【裁判规则】在明确记载保证内容的催收单上签字构成新保证——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通知书中记载的保证债务、保证责任方式及保证期间等内容清楚、明确，符合我国《合同法》和《担保法》有关担保合同成立的规定，应认定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成立了新的保证合同，保证人应按照新的保证合同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意见】债权人或债务人内部核销债务不具有对外效力——债权人内部是否核销债权并不影响其对外向债务人和保证人主张权利，亦不属于保证人免除其保证责任的理由。债务人自行核销债务的内部行为，不具有对抗债权人的效力。
摘要2：
行政诉讼被告
摘要1：【法条链接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府办公厅（室）能否作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争议的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和行政诉讼被告问题的请示的答复》（［２０１５］行他字第３２号，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日）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津高法【2015】207号《关于姚淑芬诉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上诉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并征求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及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意见，答复如下：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政府办公厅（室）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应当视为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人民政府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请，可以政府办公厅（室）的名义进行答复，也可由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部门加盖“某某人民政府办公厅（室）信息公开专用章”的形式答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以政府办公厅（室）或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部门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本级人民政府作为被告。
2016年3月18日
【法条链接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政府法制办公室是否具备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问题的请示的答复》（［２０１７］最高法行他３１８号，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经征求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意见，本院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最高法行他字１０９号答复对此问题已经明确。即政府法制机构所承担的法规审查、行政复议、备案审查等工作均由同级人民政府作出最终决定，政府法制机构本身并不独立对外行使行政管理职权，不宜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标签】行政机关作为被告｜ 律师协会｜ 高等教育学校｜行政委托｜ 被告适格｜ 公路路政管理机构｜ 公路养护总段｜ 公路养护分段｜ 代征代缴人｜村民委员会｜村委会｜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委｜复议维持原行政行为｜复议改变原行政行为｜ 规章授权｜ 内部行政行为｜ 行政诉讼共同被告｜ 行政授权｜ 行政被告｜ 经批准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内设机构｜ 行政机关派出机构｜ 行政机关组建机构｜政府法制办｜政府法制办公室｜政府法制机构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10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100号
【基本案情】
1.一审原告请求法院依法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绥中拜克因违约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50802896.9元，并承担律师费和本案所有的诉讼费。
2.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诉讼双方系因政府收回土地而产生的纠纷，由此而引起的法律关系非民事案件调整范畴。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四）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北京中科拜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绥中中科拜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起诉。
3.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管委会虽然是政府的派出机构，但在对外签订民事合同，实施民事行为时，与合同相对人是民法上的平等主体。虽然政府部门最后收回涉案土地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但是并未否定双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上诉人依据项目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提起民事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裁判要旨】因土地出让合同引起的纠纷属于民事案件。
摘要2：
保险业监督管理体制
摘要1：保险业监督管理体制：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及派出机构。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4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49号
【裁判摘要１】不应将行政协议争议仅理解为《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款第１１项规定的四种情形——（一）从现行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看，对行政协议的起诉不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的四种情形，而应包括所有的行政协议争议。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规定，行政协议作为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其有上述规定情形，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请求解除行政协议或者确认行政协议无效；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及《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行政协议。综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变更、撤销及解除行政协议或者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等，而不应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四种情形。（二）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之外的行政协议争议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是如将相关行政协议争议纳入民事诉讼，既造成了同一性质的协议争议由行政民事分别受理并审理的混乱局面，又增加了行政裁判和民事裁判不一致的风险，
摘要2：（续）不利于彻底化解行政协议纠纷；二是如相关行政协议争议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又因其行政性民事诉讼不予受理，极易造成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均不受理的尴尬局面，亦有悖于现代行政诉讼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无漏洞、有效的司法保护的主要宗旨；三是将相关行政协议争议排除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意味着有关行政协议争议游离行政法制轨道，既不能及时有效地依法解决相关行政争议，也不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故而，不应将“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违法变更、解除协议”四种情形设定为提起行政协议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作狭义的文义理解，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２】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指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某一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或者组织。在我国确定行政诉讼被告时，应当考虑以下四个要素：一是在程序上，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起诉，且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机关或组织；二是在实体上，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职责并作出行政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且该行为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机关或者组织；三是在组织上，属于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机关或组织，亦即行政主体；四是在方便性上，即使不属于行政主体，为便利当事人诉权的行使，通过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亦可将非行政主体的组织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本案集体土地征收系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庆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并由征地服务中心具体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而征地服务中心受重庆高新区管委会领导，在原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的具体指导下，代表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承担征地工作的事业单位，本身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亦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其实施补偿安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规定，结合本案征地服务中心作为代表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承担征地工作的机构这一事实，本案可以认定由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委托征地服务中心实施了补偿安置，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
任某某等诉某某派出所不履行设置道路标牌法定职责案
摘要1：——行政机关负有法定职责的时间节点
【摘要】行政机关负有法定职责的时间节点应以其收到相对人申请之时为时间节点，此后行政机关发生的职责变更不能成为其不作为的正当理由——根据1998年12月10日发布实施的《上海市门弄号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门弄号牌的安装，由公安派出机构组织实施。因此，被告于2009年4月7日收到原告等居民要求安装弄号标牌的信访件时，具有为原告所在小区安装弄号标牌的法定职责，但被告未能及时履行。此后，根据2009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上海市门弄号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虽然安装门弄号标牌的法定职责改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但被告在已经发现原告所住小区无弄号标牌，且未能在2009年5月1日前履行相应法定职责的情况下，应当及时与当地镇政府联系，将相关职责移交给当地镇政府履行，并给予原告答复。但被告既未自行履行法定职责，也未在新的规章实施后将相关法定职责移交给当地镇政府，又未给予原告任何答复，故其行为违法。鉴于目前被告已经不再具有安装弄号标牌的法定职责，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确认被告大华新村派出所在收到2009年3月30日行知路356弄部分居民要求为其居住的小区安装弄号标牌的信访件后未履行相应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
摘要2：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甘01行初51号
摘要1：【案号】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甘01行初51号
【裁判摘要】《电力监管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依照本条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履行电力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的监管职能和行政执法职能。"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和国家有关电力监管规定的行为有权向电力监管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举报，电力监管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依照有关规定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第六条规定：“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派出机构。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的派出机构在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的授权范围内，履行电力监管职责。"《中央编办关于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设置的通知》（中央编办发〔2013〕130号）中规定：“二、区域监管局及省级监管办公室主要职责是：……承担电力等能源行政执法工作，依法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监督检查有关电价……"根据上述规定，被告甘肃能源监管办具有对任何单位和个人举报、投诉所辖区域内发生的违反电力监管规定的行为进行监管、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原告鲍某某以兰州永安贸易商行的名义向被告甘肃能源监管办邮寄的《行政履职督促申请书》，实质上是认为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兰州建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存在无电力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冒充供电企业，乱加价收费，并以供电名义对预付费电能表的电表总用电数据和电表剩余数据人为归零等违反电力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向被告甘肃能源监管办进行投诉，要求其履行电力监管职责。
摘要2：
【笔记】电力由哪个机构监管？
摘要1：解读：根据《电力监管条例》第４条、第６条以及《中央编办关于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设置的通知》之规定，电力监管机构为国家能源局及区域监管局和监管办公室。
摘要2：
问题０５｜无线电管理机构如何设置？
摘要1：解答：根据《无线电管理条例》第４条规定、《国务院关于调整无线电管理办事机构设置的通知》规定，无线电管理实行中央和省（区；市）相对集中的管理体制，即国家设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为全国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省（区；市）设省（区、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为省（区、市）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省（区、市）以下各级人民政府（包括省会城市）不再设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立省（区）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派出机构（包括无线电监测站），并报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摘要2：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闽0902行初11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闽0902行初11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被诉《停电函》系被告内设机构古田县城建监察大队作出的，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该行为的法律责任应由被告承担。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本案被告为了促进原告自行拆除违法建筑，而作出《停电函》的行政行为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规定。被告认为原告未经任何部门审批擅自在房屋阳台等处违法建设，根据《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应对原告供电，特函告第三人停止对原告供电并不违法的理由，依据不足。综上，本院认为，本案被诉《停电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0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00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审查焦点为万××区政府、小井峪街道办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根据张××等6人提交的申请再审材料及一、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万柏林区政府成立的太原市万柏林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协调领导组于2017年9月14日对小井峪街道办作出《关于同意大井峪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同意该方案实施，并批复小井峪街道办接文后，认真组织实施城中村改造工作。《太原市万柏林区小井峪街办大井峪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中亦明确了“政府主导、规划引领、整村拆除、货币安置”的城中村改造原则。城中村改造拆迁领导组及其下设的宣传组、验收破拆组等均有小井峪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且领导组组长赵×系街道办主任。另，根据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107行初326号生效行政判决书，张××起诉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行政不作为，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答辩称，其已于2018年9月20日答复告知张××，房屋被拆一事属于拆迁问题，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以万柏林分局已经履行调查、告知职责为由，判决驳回张××的诉讼请求。张××等6人的案涉房屋所在土地现已建成市政道路。虽然大井峪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认可其实施了拆除张××等6人房屋的行为，但由于其不具有强制拆除他人房屋的职权，故其实施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应视为受行政机关的委托，相应的法律责任应由委托机关承担。二审法院未对万××区政府、小井峪街道办在案涉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全面审查和认定，而是基于大井峪社区居民委员会自认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就认为张××等6人提起行政诉讼没有事实根据，裁定驳回起诉，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注解】在村委会、居委会自认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房屋征收过程中适格被告？——居委会、村委会并非行政主体，不享有行政强制权，其直接实施的拆除行为应视为接受政府的委托，政府是属于适格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9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954号
【裁判摘要１】一般认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是因为其以行政主体名义实施了行政行为而成为被告，而行政主体概念与行政机关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一般认为，确定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可按以下思路依次进行：1.是否为行政主体，即行为人只有具备法律规定的行政主体身份和地位，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2.是否为行为主体，即行为人只有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了被诉行政行为或者有怠于履行职责的不作为行为，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3.是否为责任主体,即行为人只有能够以自己名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和诉讼后果，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由于行政权行使过程的多样性以及行政组织系统内部关系的复杂性，准确理解行政主体、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与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职能部门的关系，并依法确定行政诉讼的被告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并辅之以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名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因此，确定行政案件的适格被告，既要根据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名义和身份，也要依据其权力的来源，并结合所依据的实体法律规范，综合判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２】街道办事处以拆除危房的名义实施房屋拆除谁是适格被告？|（１）街道办事处实施的强制拆除系以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名义而实施，相应的法律后果也应由房屋征收部门承担；（２）街道办事处超出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范围，违法以拆除危房名义实施的房屋拆除行为，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各方对街道办事处以拆除危房的名义实施拆除的事实，并无异议，分歧仅在于谁是最终的责任主体并以此确定适格被告。具体而言：首先，街道办事处作为派出机关可以自己名义独立作出行政行为并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行署，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可以设立区公所，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街道办事处，分别作为同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与行政机关设立的行使该行政机关部分行政职权的派出机构不同，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派出机关是独立的行政主体，能够以自己名义独立作出行政行为并独立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街道办事处在有关人民政府未进行委托的情况下，其以自己的名义单独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对由此产生的诉讼，街道办事处是适格被告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宜以派出机关即相应的人民政府为被告。因此，否定街道办事处的被告主体资格，而主张一律以设立的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观点，不符合上述规定精神，也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范目的落空，也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其次，即使认定街道办事处实施的强制拆除，系以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名义而实施，对相应的法律后果也应由房屋征收部门承担，而不应由作为征收主体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承担。……据此，街道办事处既非征收主体，也非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房屋征收部门，而只可能是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接受房屋征收部门的委托，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的被委托单位。因此，街道办事处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所从事的行为，由委托人房屋征收部门承担其后果，由此引发的诉讼，亦由房屋征收部门作为适格被告并承担相应责任。……再次，街道办事处超出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范围，违法以拆除危房名义实施的房屋拆除行为，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萍行终字第26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萍行终字第26号
【裁判摘要】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萍开一地税通字（2014）第56号”税务事项通知，应审查的内容是该税务事项通知行为是否合法。本案中，“萍开地税字（2013）第29号”批复是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怡馨公司2013年度企业所得税采用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方式系该批复中的一个税务事项。如被上诉人认为该批复涉及的怡馨公司2013年度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存在错误，依法应自行纠正。但本案被上诉人对其作出的批复并非自行纠正，而是要求其派出机构即开发区地税局一分局越权作出税务事项通知，由开发区地税局一分局以“萍开一地税通字（2014）第56号”税务事项通知书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故被上诉人违反了法定程序。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程序违法理由成立，“萍开一地税通字（2014）第56号”税务事项通知书依法应予撤销。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6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信息公开主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公开政府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条例。”依照上述规定，能否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一、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二、信息的制作者或者保存者。对于条件一而言，行政机关与行政机构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行政机关是按照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立，代表国家依法行使行政权、组织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国家机关，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对外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行政活动、作出行政行为。行政机构是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一般对外表现为内设机构、派出机构、办事机构等形式。行政机构只有在获得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否则只能以其所代表的行政机关名义作出行政行为。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9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区公所、开发区管委会等县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２）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为行为，委托的行为机关是被告——关于二审判决是否遗漏责任主体问题。东戴河管委会的前身是绥中滨海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原为葫芦岛市政府的派出机构。2010年底，辽宁省政府决定绥中县实行省管县体制，并于2011年3月29日批准成立绥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绥中县政府管理。2012年更名为“东戴河新区管理委员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区公所、开发区管委会等县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东戴河管委会是经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隶属于绥中县政府的派出机关，依法应当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对其以自身名义作出的行政行为，应当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本案中，绥中县政府认可东戴河管委会及其综合执法局、公安局的强制搬移行为是受其委托所为。根据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绥中县政府委托东戴河管委会实施强制搬移，东戴河管委会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委托的绥中县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因此，二审判决绥中县政府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唐祯兴主张二审遗漏责任主体，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青行申19号
摘要1：【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公安派出所经调查认为嫌疑人存在违法行为且应当处以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的，可以由公安派出所作出处罚决定。该条款的立法本意是通过提高治安处罚实施机关的行政级别，来严格控制公安机关随意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作为公安机关派出机构的基层组织，公安派出所只能作出对相对人权益影响较轻的警告和较小数额罚款的处罚决定。本案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相对于警告和500元以下罚款的处罚，对相对人的权益影响更为微小。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派出所就其没有处罚权的治安案件在调查后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的能否直接以公安派出所的名义作出不予处罚决定问题的答复》明确规定，公安派出所对于在其法定授权范围内的治安案件，有权作出处罚决定或者不予处罚决定。因此，被申请人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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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011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供电企业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申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制定。《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的通知》（国能监管〔2014〕149号）第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供电企业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至投诉举报热线12398向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投诉。张××认为合肥市供电公司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应根据上述规定向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投诉，其向合肥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没有法律依据。合肥市政府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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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最高法行再23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不服直属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答复的复议被申请人为该直属事业单位所属政府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设立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或者其他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对外以自己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本案中，芙蓉区政务中心对周××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回复，周××对该回复不服向长沙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芙蓉区政务中心作为芙蓉区政府的直属事业单位，申请人对其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行为不服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的，以芙蓉区政府为被申请人并无不当。长沙市政府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作出的55号释明函告知周××，申请复议事项不存在，被申请人和复议机关不适格，并指出如对该回复不服，亦不由本复议机关管辖。根据55号释明函回复内容可知，该函实际上是对周××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对于周国兴的申请复议的权利进行了否定。虽然文件名称为释明函，但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具有可诉性。该释明函认为对芙蓉区政务中心的信息公开行为不服不应向长沙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实际上是否定了将芙蓉区政务中心的直属上级机关芙蓉区政府作为适格被申请人，该认定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周××就55号释明函提起诉讼，一审法院本应就长沙市政府在55号释明函中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行为进行审查，在审查中，即使将长沙市政府于2014年4月4日作出的55号补正通知书视为行政机关对行政复议申请进行了受理，上述补正行为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的自我纠错行为，在此情况下，周××如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对原行为进行审查后，判决确认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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